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书籍连载）

第九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抑郁症患者变化的机遇(3)

电影《牧马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宾馆里，许灵钧在阅读《人民日报》，其父看到后说，我发现大陆人很爱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许灵钧接着说，在我们这里，国与家是分不开的。当我听到这段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看后几天，清晨醒时，每每回忆影片中的情节，泪水多次浸湿了枕巾。是啊，这些年国运和家运是紧紧相连啊。国家动乱，我家遭殃；国家兴旺，我家平安。

　　我从记事起，就有这种感觉：我好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着，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后，曾和我一起插队的一位知青朋友在看该剧时，边看边同他妻子说："这个柯毕舟和我们青年点小侯一模一样"。

　　现在我所居住这座小城，在我22岁前，我的家是"三进山城"。在我三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从阜新的乡下搬入小城，全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还要不时寄钱给乡下的祖父。俗话说伤心莫过于无房。在第一次搬进小城的四年间，就搬了三次家。这些困难对于"草民"不算什么，平安即福，老百姓期望值并不高，然而，就这样低层次的要求也很难达到。

　　 "文革"及"文革"前那段时期，中年以上年龄的人都比较清楚，在那年年代，家庭出身即决定本人命运，由于出身关系，父亲总是少言寡语，勤谨工作。如今的年轻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每当我看到这些父母对孩子进行望子成龙的教育时，都不胜感慨。我在念书时，父亲很少对我们几个孩子进行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的教育，反而告诉我们，不要总想有出息，七亿人口（当时我们国家是七亿人口）有几个有出息的。1957年"反右"后，有个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运动。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小城，回到原籍乡下。当时我才6岁，我问父亲："为什么别人家不走，偏偏我们走？""不要问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父亲不愿意和我多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另册"中的人。

　　在偏僻的农村，我接受了启蒙教育，上学时不满七周岁，刚上学半年，我就患了一场病，半年后才上学，所以我的汉语拼音没有学好，直到1978年准备高考时，我才把拼音彻底地自学一遍。

　　乡间两年的童年生活，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到北京天安门，讲到天安门前的柏油马路，在那个穷乡僻壤，别说是柏油马路，就是电灯、电影同学们也没见过。老师让我进一讲柏油马路是什么样的。下雨天，乡间的土路十分泥泞，给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说："柏油马路就是下雨天光脚走在上面不沾泥"。同学们十分羡慕我走过这样的马路。

　　在乡间，我上学的年龄是较小的，个子又矮，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人民公社去劳动。那是刚上二年级不久，一次学生们去捡地，班主任吴老师为了照顾我，把我留下扫地，由于那天劳动的地方距我们家所在的村较近，同学们捡完地就直接回家了。这时老师对我说："别着急，老师送你回家"。老师送我四里多路，还差一里多路时，从后面赶上来一位老乡，老师委托他把我送回家。秋天天黑得早，我估计吴老师到家时会天黑的。那时，我们的吴老师她才20多岁，路上她会害怕吗？分手时，我不时回头望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二年轻转学回沈阳后，再也没见到我的启蒙老师--吴老师。

　　那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当时公社动员投资。投资本是当事人在自愿条件下的一种民事行为，然而一执行起来基本就是强制的了。那时我家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伯父家哥哥花27元给买的一台闹表，而在那贫穷的小村就是希罕物，当然也列入投资之内。村干部到我家拿表那天，我哭闹着不让拿。妈妈告诉村干部一会她想办法给送去，干部们才走。后来，可能在投资上纠"左"，公社把闹表给退了回来，但村里也没有退给我家，而是留在大食堂公用。1959年末我家又搬回小城前夕，母亲才向村干部把表要回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的财产的所有权"。有时，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行政命令又不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千百年来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产生的"均贫富"小生产意识根深蒂固，别人家没有表，惟角你家有表，上级给退回来，也不能还给你们，所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解放的口号，真正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

　　升入初中后，我的思想逐渐成熟，但思想包袱也渐渐地重了。担任班干部、入团这些事几乎与我无缘。我们这些人经常受到的教育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起来冠冕堂皇，实质是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歧视。那时我总有一种"天生的罪人"、"无罪的罪人"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血统论"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我们这些人冠之为"黑五类"子女。"文革"初期，学校的走廊中贴着一幅这样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每当我看到这幅对联时，所受到的压抑和刺激是难以言表的，更使我们难堪的是在对联的空白处贴着三个大字"鬼见愁"。我们这些人不准参加红卫兵组织，去外地串联受到限制。1966年10月"三秋"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全校大规模的"革命大串联"开始，"红五类"出身（即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外地串联不受任何限制，而"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否可以串联要由各班的"文革小组"决定。一部分天生的"红苗"就可以决定一部分天生"黑苗"的命运。我"幸运"地被班级"文革小组"批准可以串联，但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到了组织串联时，没人愿意和我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一组，想出去串联的希望成了泡影。

　　 两天后，一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他性格孤僻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这样，我和另外一个"成分未划"的同学找到了他。我们三人一起到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介绍信上分别写上了我们三人在成分：a. 工人 b：未划 c：富农。当我去那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做串联的准备时，他的姐姐拿着介绍信端详了好长时间，对她弟弟说："你们三个人一组不行，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小"。我是含着眼泪离开他家的。一路上觉得天空充满了阴郁和昏暗，我患抑郁症时的感觉和那时极为相似，躲在家里不出屋，很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

　　几天后，有两个较早出去串联的同学回校了，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成分不好不敢去"。他俩说："没关系，出去谁也不认识"。我们到来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当时，我试探地对开介绍信的那名高中学生说："把我们的成分写到存根上行吗？"那名同学十分理解地点点头。这样我们的家庭成分没有写到介绍信的正文上。这位同学的名字至今还铭记在我的心中。大串联结束后，我索性不去学校了，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

　　1968年，66届、67届、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一同被赶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自那时下乡到1975年返城，在农村我度过了8年的蹉跎岁月，在那段近似于"劳改"的岁月，招工、参军、入党、上大学这些事都与我无缘，好多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于连参加会议的权利都没有。记得刚下乡不久的一天，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会后，请贫下中农留下开会。当时，我没有出去。我认为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识青年，应该留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出去呢？这时，一位负责治保的干部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你不能参加这样的会"。在那个年代，他能这样做，也算是给我面子了。当我扛着铁锹和"另册"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们一起下地时，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述我当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