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华国锋背着邓小平偷偷阅兵内幕 (2014-09-19 10:30:53)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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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邓小平刚刚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员苏振华。五月，华国锋却背着中央军委，调动一百二十艘舰艇，八十架飞机在大连搞大规模阅兵笼络这位开国上将。中央高层发生这样公开对峙的事件，实属罕见。然而，究其内幕，鲜为人知。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

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

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

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

美惠子

邓小平：一个灵魂安逸净谧的人 (2014-09-29 20:27:13)转载▼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

    看了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激荡心胸的都是感动、澎湃、敬佩、勉励。该剧说的是邓小平从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复出到1984年改革开放大计已定并取得初步成果这样一段中国社会的大转折时间内的努力与贡献。

    一个人，难免有低谷的时候，伟人也一样。邓小平三起三落，这成就了他坚忍、沉静的性格。但是，他毕竟是个战略家和实干家，面对“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抓“四人帮”，他平静以待，继续做个好丈夫和好父亲，终于在叶剑英等老帅的干预下重新出来工作。这里有一个细节，他们一家在听说“四人帮”已被抓起来，激动欢呼之后，邓小平说了一句说：“我还可以再工作二十年。”72岁的老人了，饱经风霜，还能这样雄心，真令人佩服。但是，邓小平的雄心，却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我能体会到他内心深处那种对“文革”浪费了光阴的焦虑，那种国家发展停滞的痛心。

    出来工作，邓小平首先要求做点实事——分管科技和教育。于是，全国科技工作大会和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相继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突破马列主义理论的崭新论点也就提了出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了时人的热切盼望。相应地，停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很快得到恢复，几千万知青和学生因此而改变了命运。真的，我和剧中的田源、夏建国等青年一样，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他在重重阻力中拨开迷雾，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开辟了道路。

    知青返城，就业难，生活无着落，问题成堆。我真佩服，邓小平居然能迅速地了解到最一线，最基层的情况。摒弃“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制，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都是多么繁难艰重的问题啊，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完成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真的没有今天的新时代。这是这个片子给人的最强的感受。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改革开放，搞经济特区，提出“一国两制”地收回香港，这些伟大的构想，是那些深受条条框框影响的人所无法想象的。邓小平还要同这些保守、落后的思想做斗争，毅然把党和国家领上了一条康庄大道。说真的，我们感谢他，我们敬重他！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和力量？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一个胸怀全国人民的胸膛，一颗永远为祖国跳动的赤子之心，使得他目标明确，措施正确，任何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座谈会上指明四项基本原则，和老帅们散步时随口提出干部“四化”“四有”，接见外宾时即兴阐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令人惊讶他对如此重大的理论的成竹于胸和熟稔于心。这好像一个了不起的校长，随时都可以说出学校各部门要怎么做，一二三四，教学要怎样，教研要怎样，德育要怎样，后勤要怎样，制度要怎样，校园文化要怎样，教师教风要怎样，学生学风要怎样，再细一点，保卫工作要怎样，食堂工作要怎样，老教师要怎样，年轻教师要怎样，随时、随地、随口都能说出来，而且概述全面，表达简明，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和指示。当然，我们所了解的只是学校，邓小平所面对的是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全中国。了不起的邓小平！哪怕电视有所艺术虚构，但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面貌，也实证了他的了不起！

    可笑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伟人，居然也有“三落”，居然还有躲在卫生间里偷偷看报纸的时候。人生，真的大可不必计较来计较去，得与失，常常是倒过来的。当你“落”了，你就在为“起”准备着常人没有的心智，到你“起”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常人所有的趾高气扬，而是神凝气定，香远益清，活出真的自我，播撒真的芬芳。这里所说的“真”，是真人。真人实际上是无所谓“起”，也无所谓“落”的，其实人生本没有起落，有的只是你内心的安逸与方向的净谧。

美惠子

邓小平最恨的一个林彪死党是谁？ (2014-09-18 10:39:07)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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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后，一段时间内，林彪集团中有一个人在公开的报刊文章中被称为“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否定文革以后，就直呼其名了，林彪在江西的那个死党——程世清。程世清到底是不是林彪的死党？现在看来，至少是极具争议的。

1972年初，程世清即失去自由，但直到 1978年10月才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1982年1月获释。在程世清获释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向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82）军检免字第7号《免予起诉决定书》。

全文如下：

被告人程世清，男，现年六十四岁，河南省新县人，汉族，小学文化，一九二九年七月入伍，一九三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原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因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程世清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移送本院，提请免予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程世清犯有以下罪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被告人程世清在济南军区任二十六军政委期间，串连他人联名写材料，诬陷许光达同志“与苏修有勾搭，有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时机一成熟他就会出来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缔造的人民江山变成修正主义江山”。一九六七年八月，在中央文革一次碰头会上，康生提出对许光达有怀疑，叶群当即说：程世清给林彪写了一份检举许光达的材料，林彪很赏识。于是便决定对许光达进行专案审查，使许光达同志惨遭迫害。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人程世清，诬陷许光达同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诬告陷害罪。鉴于被告人程世清犯罪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予起诉，予以释放。如果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五日

我们从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这份《免予起诉决定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程世清参予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篡党夺权阴谋”，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因此程世清不能够算作是林彪的死党。至于诬陷许光达一事，用“事实清楚”四个字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

那么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到底如何？可以这么说，在一段时间内，程世清紧跟林彪是肯定的。

1969年9月2日，林彪重回井冈山，来到了黄洋界。程世清躬请林彪为“黄洋界”题字。林彪提笔写下了“黄洋界”三个字。然后，程世清又请叶群题词。叶群抄了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半阙词：“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 在林彪夫妇走后，程世清命令在黄洋界重立“界石”，一面刻上林彪题的“黄洋界”三个字，另一面竟把叶群抄的毛泽东的半阙词也刻上了，阿谀奉承之态尽显。在此之前，程世清下令炸掉了“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因为碑上这几个字是朱德手书。老的黄洋界“界石”上，“黄洋界”三个字也是朱德笔迹，程世清也令人搬走。

1970年“庐山会议”上，会议初期，林彪集团策动了对张春桥的批判，程世清积极地参加了。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张春桥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再开讨论会的时候，原来积极发言批判张春桥的空四军政委陈励耘只好检讨。那次华东大组会议江青也来参加了。陈励耘还没讲完，张春桥指着陈励耘的鼻子说： “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此时参加会议的人都禁若寒蝉，不敢吭气。这时候，程世清却站了出来为陈励耘打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世清这一番话算是把江青、张春桥得罪到家了。当然，江青、张春桥以后也是不会放过程世清的。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南巡”。次此南巡目的就是发动地方“诸侯”，为彻底打倒林彪作“战前动员”。9月1日、2日，毛泽东在南昌单独两次同程世清谈话。据以后程世清回忆：“向毛主席报告主要内容是：1、庐山会议期间，8月24日晚12时，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向毛主席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要从林豆豆那里了解情况。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周宇驰两次来南昌活动，这次来很神秘、鬼崇，把过去江西改装的一辆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有一次豆豆同我的家属说：程政委心直口快，以后少同我们家谈，搞不好要杀头呀！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里的人是有矛盾的；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的病是不是叶群搞的。林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主席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你同我说的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应该讲，程世清最终是要紧跟毛泽东的，他对林彪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态度。以后把他算成林彪死党的确冤枉，也许这和他在“庐山会议”（1970年）上直接得罪了江青、张春桥不无关系。

自程世清被认定是林彪死党后，他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时代，有关部门曾对受“9.13事件”牵连的人和事进行过一次“清理”，但程世清依然没有得到解脱，不在“落实政策”之列，比起也曾被算做是林彪死党的龙书金、王秉章等人，程世清以后的境遇要差很多。程世清的“霉运”大概和两个人对他的反感大有关系。这两个人非同小可，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决定程世清的命运,他们就是邓小平和陈云。

1969年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中央领导”一级人物（包括被打倒的和靠边站的）进行紧急“战备疏散”, 无独有偶，邓小平和陈云双双被疏散到了江西，接受程世清的“管辖”。从以后记述邓小平和陈云在江西这段岁月的文章中看，几乎没有任何对程世清有利的说词。然而，仔细读这些文章，也可发现，程世清没有“迫害”过邓小平和陈云。程世清对两人的态度基本属于不冷不热，或冷略大于热。但这不能够怪程世清，当时的大气候下，程世清做为江西的一把手不可能对邓小平和陈云笑脸相迎，那样做，他立刻就会被摘掉“乌纱帽”。平心而论，程世清还是为邓小平和陈云做过一些事情的。邓小平的次子就是由程世清拍板被当作“工农兵学员”保送进了大学。程世清对陈云也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陈云初到江西，根据程世清的指示，被安排到了省委招待所——滨江宾馆三号楼。这是一座园林式宾馆，毛泽东来到南昌时，总是住在这里。以后是陈云自己要求迁出，住到了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程世清坏就坏在了嘴上。以后，程世清先见了陈云。他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接着，程世清竟拿陈云领导中央经济工作时的63、64年做比较，认为那时候发展速度太慢。陈云的不高兴可想而知，他牢牢记住了程世清这次“吹牛”。直到1979年，陈云讲起这件事，还揶抡地说：“程世清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其实，仔细想一下，程世清那时不把江西文革的“大好形势”拿出来当“官话”说一番，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对程世清的反感和陈云大同小异。邓小平和陈云掌权后，说到程世清，没有一句好话，正应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几个字。上面对程世清厌恶有加，下面的人办起事来自然就更“手狠”一些。因此程世清始终遭到“从严”处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待遇上，一直处于非常差的境地，和龙书金、王秉章这些也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无法相比。例如，1988年中央军委特授“红旗勋章”时，龙书金、王秉章都在其列，但程世清没有。

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倒是程世清的家乡人民记住了他。河南新县，这个“将军的摇篮”，把程世清的生平事迹放进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不过，给了程世清过多的溢美之词,真的是亲不亲故乡人.

美惠子

华国锋秘密修改毛泽东遗嘱内幕 (2014-09-15 10:49:1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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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 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

        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我、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师长王甫三个人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了。我们从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我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他看完华国锋手令，好久不说话。我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我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我接着说： “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就说有事要商量。”

       邓岗召集来的广播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我把华国锋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接着，我给华国锋同志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据邱巍高同志后来告诉我，他当时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位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这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

       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衷心拥护和非常高兴的。个别人思想上比较紧张，但表面上也很正常。我们奉命夺回在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十四日，：）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完成了：）交给的任务，随后撤离了中央广播大楼。

美惠子

周恩来为何在林彪死后嚎啕痛哭 (2014-09-23 10:39:1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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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当时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由于这一 “叛党叛国”的事件，林彪这个毛泽东昔日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已经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在随后进行的大批判中，人们对林彪无限上纲大批特批，恨不得撇清与林彪曾经有过的一切关系，对林彪之死因此喜形于色欢欣鼓舞。但惟独周恩来不是这样，在林彪飞机失事后，堂堂一国总理竟然空前失态嚎啕痛哭了一场。
据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透露：当年，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当其他人都如释重负地离开后，屋里只剩下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撕肝裂肺、痛楚无比。发出这哭声的，正是周恩来！就是那个越是风波险恶，就越是从容镇定，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周恩来。在这一刻，这个超人居然失控了！足足过了20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平素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纪登奎，被震得说话都结巴了：“总、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幸中的万幸……”周总理说：“你不懂，你不懂！”
   纪登奎说的没错，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取得了一场歼灭战的胜利。周恩来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要大哭，而且要嚎啕大哭呢？
对此，周秉德是这样解释的：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却叛国投敌自我爆炸，总理深感无法向世人交代，无疑，这种说法最符合官方的观点。但我们只要多想一下就觉得这种观点站不住脚。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林彪的二号地位是其一手提拔的，周恩来即使有责任，也只是一个次要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怪罪到周总理头上。最应该感到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人首先是毛主席，根本不应该是周总理。周总理是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人，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喜怒不行于色的境界。为什么这次唯独对林彪的死亡这么失态呢？居然失态到嚎啕大哭，而且一哭就是20多分钟，这里面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这就得从周恩来和林彪二人的交往关系以及二人的政治见解说起了。由于林彪已经被批成了臭狗屎，周恩来与他的真实交往资料，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得知，倒是说林彪要对周恩来下毒手的资料还能够看到。英国人迪克·威尔逊著的《周恩来传》里写道，1971年3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周总理把林彪的那份电报拿了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一看就是编的，当时林彪已经是二号人物了，周总理是文革中一拨即倒的人物，对林彪根本构不成威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下命令击落周恩来的座机呢？这只不过是妖魔化林彪的一种手法，污蔑林彪不是东西，连忠厚谋国的总理也要消灭，这林彪可就坏到家了。
其实，林彪对总理是非常尊重的，这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下的一个死命令就可看出，“我睡觉时，有人来电话，我一律不接，但毛主席、周总理除外”。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本可以不把周恩来放到眼里，在睡觉时还要接总理的电话，可见二人的关系应该不错，最起码能看出林彪对总理的那份尊重之情。
   历史的可笑之处在于，数年后竟然把林彪和江青集团一块批判，称之为“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事实上这是两个水火不容的集团，“四人帮”执行的是文革路线，而林彪集团的政治理念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文革新贵张春桥批判林彪集团得力干将陈伯达的罪状就是唯生产力论，“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分歧可见一斑。这点可以从晚年陈伯达写成的《陈伯达回忆录》一书的有关回忆得到证实。陈伯达这样回忆到：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1969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从陈伯达的这段回忆可以看出，林彪和周恩来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在自己准备的九大政治报告里，也是要抓建设、搞国强民富的一套。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误以为，打倒了刘邓及其一大批追随者，毛泽东的文革目的也算达到了，应该回过头来发展经济安邦治国了。可惜他们都无法理解红太阳的内心苦衷，因为如果再发展经济，就等于回到刘少奇曾经走过的老路上去，这就等于说刘少奇是无辜的，因为刘少奇被毛泽东所指责的罪责，无非就是发展经济，不搞阶级斗争。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会自己走到文革的反面去呢？
   林彪发展经济的主张并不是孤立的，与他对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持反对态度是一脉相承的。林彪死后作为其罪证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真实地记录了林彪的这一态度：“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与林彪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几年后邓小平回忆这一段不正常的历史时说的话：“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和邓小平两个人的说法真实地揭露了那个时代中红太阳的专断独裁，只不过邓小平的说法比较含蓄。
对待文革的态度，周恩来虽然不敢明确反对，但一直是在被动地消极应付，在这点上，他与林彪是不谋而合的。以前的搭档刘少奇死了，如今林彪飞机失事也死了，以后还有谁能共商大计反对文革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总理一定感到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独寂寞，以致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既是为林彪的命运惋惜悲伤，也是一种兔死狐悲，为自己今后独木难支的命运痛哭悲叹，更是为国家的不幸命运而担忧悲哭。然而，周总理的这一内心悲苦谁又能理解呢？
事实也是如此，从此以后，周恩来在党内工作更加艰难，处境也更加凶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美惠子

              邓小平工作中一大特点：敢说“不行”，爱说“不行”

     敢说“不行”，爱说“不行”，是邓小平工作中的一大特点。它体现的不仅是一种语言风格，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敢于创新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许多谈话都能体现出他的这种态度和作风。1980年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意见，开门见山：“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上来就说“不行”，似乎让人难以接受，但单刀直入、直接否定，让人们明确知道为什么不行，后面的工作反而好做了。
　　邓小平不仅对下面不对的东西敢于说“不行”，对上面不对的东西也敢于说“不行”。1977年5月，邓小平尚未复出，就针对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说法，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
　　在外交场合，对外国人，邓小平也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经常用“不行”表达自己坚定的原则立场。1977年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他带来的所谓处理台湾问题的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后来，万斯却向日本政府和台湾当局通报，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毫不客气地说：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
　　李也松（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美惠子

1978年邓小平与华国锋激烈交锋20天
人民论坛网河南资讯频道8月13日讯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的激烈反应。

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

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美惠子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美惠子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美惠子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美惠子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美惠子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叶永烈著)

美惠子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为何继续批判邓小平？

       华国锋一切都“照过去方针办”，既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论定“四人帮”是“极右派”，有两个紧迫的、群众呼声甚高的问题又使他不能不明确表态：
　　一、如何看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二、如何看待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
　　其实，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因为邓小平最后是被指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下台。如果为邓小平平反，也就势必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华国锋仍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不仅对邓小平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他的信置之不理，而且提出还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
　　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1976年10月26日，亦即在粉碎“四人帮”的第20天，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
　　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可以说是华国锋上台后的“施政纲领”。
　　不久，1976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
　　本来，中共中央设有宣传部。毛泽东在1966年3月批评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还指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于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革”中被“砸烂”。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被关进秦城监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顾忌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未敢恢复中共中央宣传部，而是成立了“中共中央宣传口”。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口”由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由耿飚牵头。内中，耿飚被称之为“口长”，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则为“副口长”。这种“口长”、“副口长”之称，是“史无前例”的。
　　耿飚是叶剑英点将前来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当然担任“口长”。
　　朱穆之自1972年9月起便担任新华社社长，是“老宣传”，担任“副口长”驾轻就熟。
　　华楠是解放军报社社长，同样是“老宣传”，而且代表军界，所以也是“副口长”合适人选。
　　王殊如前所述，由于耿飚是外交界领导，把王殊这位驻德大使调来担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出任“副口长”也理所当然。
　　李鑫则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他担任过康生的秘书，康生去世之后，他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于李鑫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关头，曾向华国锋做过建议，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
　　由“中共中央宣传口”下达的文件上，常署“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并王揖”。
　　王揖不是“口长”，也不是“副口长”。王揖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这“并王揖”，表明他也是“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王揖在当时实际上起着秘书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任命。
　　既然“中共中央宣传口”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很自然地，人们关切地问起对于邓小平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宣传口径。11月18日，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汪东兴在拘捕“四人帮”时起了重要作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汪东兴权重一时。汪东兴成了华国锋的副手，海外报刊称之为“华汪体制”。汪东兴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还由于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多年，了解中共高层机密。汪东兴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一次会议这么说过：“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汪东兴这次讲话的主旨是“双箭齐发”，既举起左手高呼打倒“四人帮”，又举起右手打倒邓小平。
　　汪东兴说：
　　“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
　　“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
　　“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
　　这里所谓“三个正确对待”，是华国锋提出的。华国锋要求干部们“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追根溯源，这“三个正确对待”，也不是华国锋“发明”的。在“文革”中，毛泽东曾要求干部们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因为干部中很多人对于“文革”表示不理解，对于群众性的批判也不理解，所以毛泽东要求他们正确对待“文革”，正确对待群众，同时也就需要正确对待自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仍照搬“文革”一套，要求干部们不要抱怨“文革”，不要抱怨群众，要正确对待自己，所以又重提“三个正确对待”。华国锋重提“三个正确对待”，是因为有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如今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他们要否定“文革”，这是华国锋所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华国锋要求这些干部做到“三个正确对待”。
　　汪东兴还说：
　　“邓小平这个人也是有错误的，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东西。”
　　“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事件到底怎么看法？反革命掺进去，这是肯定的，是反革命暴乱。”
　　汪东兴还非常坚决地表态，“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绝对不能平反。
　　照汪东兴所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然要继续开展下去。
　　汪东兴认为电影《决裂》还可以继续放映——《决裂》是“四人帮”炮制的“批邓”电影。他认为，“朝阳农学院”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朝阳农学院”是“四人帮”树立的“教育样板”。
　　汪东兴说，这些都是“主席讲过”的，“是毛主席指示过的”，所以“照过去方针办”是不会错的。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
　　会议作出《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确定三个宣传要点：一、突出宣传华主席；二、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意义；三、彻底揭批“四人帮”。
　　1976年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在北京举行。华国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三个坚持”，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三个坚持”，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文革”理论的核心。
　　6天之后，1976年11月30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会议免去乔冠华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黄华为外交部部长。吴德在会上发表了关于“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讲话。
　　吴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吴德用这么奇特的逻辑谈及“天安门事件”：“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拘捕“四人帮”也是“错的”，因为“那时他们还是中央领导”！
　　照吴德的荒谬的逻辑推下去，那么只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能反“四人帮”！
　　吴德还强调：“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这样，吴德硬是要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搅在一起──尽管邓小平和“四人帮”是完全对立的。“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无非想既批倒“四人帮”，也批倒邓小平。
　　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华国锋说：“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多月，不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吴德，他们在各种场合所发表的讲话，无非是华国锋1976年10月26日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所说的四点“施政纲领”。
　　大起大伏的1976年终于过去。
　　1977年的元旦钟声刚刚响过，一个新的难题又横亘在华国锋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国上下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恩来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华国锋颇为踌躇。这是因为，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股热流，显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休戚相关。因为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人们怀念周恩来，却遭到“四人帮”的强制迫害。这种受压抑的感情，由于周恩来逝世周年忌日的临近，又要喷发出来。
　　不言而喻，人们这一回悼念周恩来，隐含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强烈要求。因为“天安门事件”是被“四人帮”镇压下去的，如今“四人帮”倒台，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借助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当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包含着要求为邓小平平反。
　　这么一来，纪念周恩来成了当时敏感的话题——与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紧紧相连。华国锋可以用“两个凡是”来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及为邓小平平反，却没有任何理由去阻挡人们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报》抓住这个机会，打算隆重地、大规模地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
　　不过，《人民日报》毕竟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必须向中央请示关于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
　　当时，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作了这样的答复：只发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说，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一部悼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中，解说词称周恩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删去。汪东兴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所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泽东三次审看过的。
　　听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纪念周恩来的社论，汪东兴质问道：“你们是不是要给总理另外作一篇悼词？”
　　《人民日报》反映，周恩来逝世时，由于受“四人帮”压制，许多纪念文章写了登不出来。如今已经粉碎“四人帮”，报社收到许多纪念周恩来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答复说，不能多登，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人民日报》就查了一下，毛泽东逝世时，《人民日报》总共发了66个版的纪念文章。既然汪东兴要求“不能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那就登50多个版。
　　就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
　　这大字标语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领着十几位青年写在北京的长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标语：
　　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这大字标语道出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声，也就在北京迅速传了开来。
　　李冬民虽说年轻，在北京还是颇有名气的。“文革”之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学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冲冲杀杀，成了北京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后来，当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常委。他在196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0年加入中国：）。1973年，李冬民复员，在北京重型机器厂当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经“造反”，但是后来渐渐醒悟，不满“文革”。正因为这样，他在1976年清明时节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悼念周恩来活动。也正因为这样，他在1977年1月，冒着刺骨寒风，刷出了震惊北京的大字标语。
　　令人吃惊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吴德等把李冬民定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华国锋为此案定性为“抬邓、反华、保王洪文”。
　　“抬邓”，也就是要“抬”邓小平出来工作；“反华”，即反对华国锋；“保王洪文”，则是强加之词。
　　在北京发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辽宁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员会”门口出现了一批大字报，批评吴德，批评陈锡联，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还提出：
　　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
　　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他们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显然是由于邓颖超是周恩来夫人。他们怀念周恩来，所以表示坚决拥护邓颖超。
　　中共辽宁省委马上把这一紧急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华国锋看了电话记录后，作了如下批示：
　　拟告辽宁省委，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
　　就这样，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热”中度过：
　　所谓“不冷”，是跟周恩来去世时比。因为周恩来去世时，姚文元严格控制舆论，冷冷清清。所谓“不热”，是因为华国锋、汪东兴对此严加控制，生怕一“热”起来，会助长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绪。
　　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忌日，总算“平安”地度过。然而，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摆在华国锋和汪东兴面前。
　　那是因为随着批判“四人帮”的深入，人们不满足于揭发“四人帮”的罪行，而是进一步开展对“四人帮”理论体系的批判。
　　汪东兴否认“四人帮”有什么理论。汪东兴曾说，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书呆子，他们没有什么理论。
　　然而，批判的锋芒开始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革”中发表的两篇重要的署名理论文章：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于1975年3月1日发表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则于1975年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帮”时，当然应该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理论文章。有人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向汪东兴写了请示报告。
　　1977年2月4日，汪东兴竟作了这样的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汪东兴这一批示，实际上也就是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其实，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篇文章，不仅因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这两篇文章反映了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是批“左”。
　　张春桥和姚文元虽说都是笔杆子，但是在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几乎动口不动手，只是发表各种讲话，不写文章了。他俩突然在1975年春接连发表理论性长文，是因为毛泽东说了话。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81岁寿辰之时，就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泽东说要“搞清楚”列宁所说的问题，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论家”的姿态，写了理论长文，加以论述。
　　批判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实际上也就触动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汪东兴的批示，为批判“四人帮”设下了禁区，即只许批右，不许批“左”。
　　更为严重的是，由汪东兴领导的文件起草小组，在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起草报告时，竟把张春桥、姚文元在两篇理论长文中所宣扬的四个极左观点，都写了进去。
　　这四个极左观点是：
　　一、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二、按劳分配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三、要批判唯生产力论；四、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面对接踵而来的新难题，在华国锋看来，已经到了必须强调自己的政治原则的时候了。华国锋的政治原则的核心，便是“两个凡是”。
　　如前所述，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第三次常委会上讲话中，曾这样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虽然吴德只说了一个“凡是”，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的意思。
　　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在写作班子为他起草的一份讲话提纲和草稿中，明明白白地写上了这么一段口气极硬的话：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这段话就是“两个凡是”的最初表述。
　　细细追究，“两个凡是”可以说是“文革”的产物。在“文革”中，把毛泽东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林彪鼓吹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的话被称之为“最高指示”，其实也就是“两个凡是”。
　　也正因为这样，“文革”中最流行的口号便是“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这句口号所体现的含义，同样也就是“两个凡是”。
　　在“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问题时，汪东兴便曾说：“凡是经过毛主席指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至粉碎“四人帮”之前，华国锋强调“照过去方针办”，就已经包含了“两个凡是”的意思。因为“照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毛泽东的方针办——其中当然主要就是照毛泽东晚年“左”的方针办。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强调“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正是在这一个“凡是”的基础上，后来发展成“两个凡是”。
　　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凡是”。
　　所谓“学好文件”，是指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着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原本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整理定稿，并于1975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以为，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稿对于整顿“文革”中被搞乱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有指导意义，本准备在当时予以公开发表。毛泽东阅后批示：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1976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83岁诞辰之际，此文由华国锋批示公开发表。

美惠子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在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在大会上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讲话，提出要坚决完成中央关于在1980年把全国1/3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的战斗任务。12月25日，华国锋在大会上讲话，强调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华国锋号召，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
　　社论提出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指出：
　　毛主席说过：“有句古话，‘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我们党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紧紧抓住这个纲，斗争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项工作就有统率了。“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一点，各级党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确。不光领导者要明确，还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明确。
　　社论高度赞扬了毛泽东：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战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举起和坚决扞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8亿人民、3000多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社论高度赞扬毛泽东，其实是为下面这两句话作铺垫：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两句话，也就是着名的“两个凡是”。这两句话，是华国锋执政方针的最高度的概括。这两句话也表明，虽然毛泽东逝世了，华国锋成为不是毛泽东的“毛泽东”，他坚决维护毛泽东的一切决策，内中主要是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
　　全国各报都转载中央两报一刊这篇社论。一时间，这篇社论成为中国亿万人民的学习文件。
　　这篇社论是以中央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令人奇怪的是，中央两报一刊却没有一个人参加这篇社论的起草，甚至事先不知道！
　　据《人民日报》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告诉笔者，他在1977年2月6日接到通知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开会。“中共中央宣传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这次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是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李庄记得，到了那里，耿飚宣布：“中央决定发表一篇社论，以两报一刊署名。今晚广播，明天见报。”接着，耿飚说：“我现在读一遍。”
　　这就是说，社论是由“中央”事先写好的，只是借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发表罢了，所以要当着两报一刊的负责人的面念一遍，打个招呼。
　　李庄是作为《人民日报》负责人出席会议的。
　　代表《解放军报》的是“副口长”华楠，此时他兼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另外，还有一位《解放军报》副社长出席会议。
　　代表《红旗》杂志的是王殊。他是“副口长”，同时又是《红旗》杂志总编辑。
　　耿飚所念的，就是这篇《学好文件抓住纲》。
　　念完之后，由于这篇社论来自“中央”，作为在场的两报一刊的负责人李庄、华楠、王殊还能说什么呢？
　　其实，就连耿飚也只能照本宣科而已。据云，耿飚曾对人说：“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尽管耿飚不同意这篇社论的观点，但是他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只能照本宣科，奉命执行。
　　据王殊告诉笔者，当时他刚从国外回来不久，对于国内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太了解，所以他当时并没有看出社论有多大问题。
　　据李庄回忆，会议只开了十来分钟就散会了。这十来分钟，也就是耿飚把社论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大家无言而散。
　　出了会议室，《解放军报》副社长问李庄：“这篇两报一刊社论，你们是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答道：“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那位副社长只好苦笑道：“如此说来，是上边交发的，这次又‘贪天之功’了。”
　　“上边”，又是谁写这篇社论的呢？
　　2月4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宣传口”会议之前两天，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下一段这样的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是由“中共中央宣传口”的“副口长”李鑫所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在北京玉泉山事先起草的。
　　这篇文章经华国锋亲自审定，终于在1977年2月8日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从此，“两个凡是”成了华国锋施政的核心理论。

美惠子

　其实，“两个凡是”的真正始作俑者，当推林彪。笔者查阅了“文革”前夕——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政治报告。报告引用了林彪的一系列“名言”：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报告指出：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所以，“两个凡是”的“首创权”，不是属于华国锋，而是属于林彪。
　　所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林彪的“两个凡是”的翻版。
　　《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奉命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不是盲目服从，而是睁着眼睛、违心地服从”。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是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作准备；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则是为中共十一大作准备。
　　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实际是要把“两个凡是”作为中共十一大的政治路线。
　　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之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提出尖锐的批评。
　　《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说：“这篇社论使：）在人民中失而复得的威信，又一落千丈了！”
　　自从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之后，中国围绕“两个凡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