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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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5年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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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周荣鑫、张爱萍也遭到冲击。其中，周荣鑫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鑫、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干将”。图为周荣鑫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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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周荣鑫就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到任后，他着手全面整顿被破坏了的全国教育事业。他的做法，刺激到“四人帮”，将其加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图为1959年春，陈云视察浙江大学。右为时任该校校长周荣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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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张胜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图为1984年4月30日晚，国防科工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胡耀邦（左）向张爱萍祝贺通信卫星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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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佚名，原题为《胡耀邦对邓小平很畏惧：听到名字就噤若寒蝉？》，本文系节选 　　因李汉平要回北京，耀邦同志身边缺人，刘少奇学术研讨会也闭幕了，他们就要我暂时在长沙陪伴一下耀邦同志。于是，我就搬到9所，在那里呆了一个礼拜。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我觉得耀邦同志的心情、身体都比较好。当时，不断有一些人来看望他，有亲友，有当地的干部，也有来湘工作或度假的领导人。他都热情、谦逊地接待大家。记得有一次正在长沙休假的倪志福同志要来看他，他坚持不让倪来，而要自己去看倪，对方当然不同意，最后他们还是在9所相见。文献研究室来长沙开会的同志也希望看看他，耀邦同志欣然同意，并同大家亲切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对于我的到来，耀邦同志流露出一种高兴的情绪。这一点不仅在我和他的接触中，通过他的言谈、举动、态度、表情可以感觉到，就是在他接见文献研究室同志的时候，有些人也感觉到了他对我的一种亲切、和蔼、关心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由于他希望找个合适的人帮他做点事情的心愿，现在总算落实了下来，他有一种轻松的感觉。早在1987年他在天津休养时，叫我去陪他打桥牌，就曾对我说：有些事情我要跟你说说，不然以后就搞不清了，那是我在中央工作时的一些经历和决策，大约有那么十几、二十个问题，需要排排队，然后一个一个把它如实地说清楚。当时他说：这件事现在还不着急，先有这么个思想准备，作些酝酿和考虑，等以后再慢慢来。由此可见，他想要我去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是早有考虑、酝酿已久，只是由于主客观原因，一时还没拿定主意，直到这次才决定下来。在长沙，他又进一步对我说：我要跟你说一些事，你记下来，不然将来我见马克思后就说不清楚了。如实记录，既不吹嘘自己，也不诿过于人。我从来反对美化自己，只是希望将是非曲直搞清楚。足见耀邦同志对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我所寄予的期望。 　　这段时间，他告诉我，1987年初下台后，他先是清理了这些年的讲话稿，然后就读马恩全集，前后8个月，闭门谢客。后来到天津休养，李瑞环说他政治作用已经消失，要他找点精神寄托，他就作诗、写字。他问我：你说我还可以干点什么？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同他说：作诗写字作为一种修心养性的事，茶余饭后做做是可以的，但想在这方面做出成就，留下什么东西就很难了。正经还是把你的这段历史留下来，特别是三中全会后处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大党的领导地位的这段经历留下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他说，我在中央工作的这段时间，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情况错综复杂，意见不尽相同，我经历了不少事情，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希望如实地把这些事情说清楚，记录下来以备查证。 　　在长沙那几天，我将我写的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论文请他看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已发表，但删去了前面分析形势的一部分。他看后说，前面这部分没什么问题嘛！我说可能他们觉得篇幅长了吧？于是我们就谈到少奇同志，我说少奇同志在50年代就有许多非常可贵的改革思想，人们还不大了解。又说到“文革”少奇同志无比悲惨的遭遇和所蒙受的巨大冤屈，现在把这些都归罪于“四人帮”，似乎不能令人信服。他沉吟片刻，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是呵！这个问题总应该有个说法。当时我理解他的意思是，中央虽然已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但“文革”为什么要那样坚决、彻底地打倒刘少奇，“四人帮”又为什么能那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地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似乎还没有个明白的交待和说法。联系到他曾经自责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也违心地举手赞成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当时除陈少敏同志一人表示了无声的反对外，谁都没有也不敢表达自己真正的意见。因此他觉得我们党在打倒刘少奇这件特大冤案上，还有深刻的经验教训需要总结。 　　耀邦同志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仅就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么坚定不移、大刀阔斧、不顾一切地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平反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就足以证明他的大智大勇、有胆有识、无私无畏，也就理所当然地得到广大干部、中共党员、人民群众的感激、爱戴和敬佩。就在前两年我们去看望李昭同志时，还碰到有从海外归来的游子，带着父母的嘱托，来到耀邦同志遗像面前，鞠躬跪拜，默哀致敬，深深表达他们全家被洗雪冤屈之后的感激心情。但耀邦同志的思想并不只停留于此，从他对“文革”中为什么发生刘少奇这桩最大冤案总应有个说法的思考，说明他认为还要由此进一步深刻总结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上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联系到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和政治生涯，从他亲身的经历和遭遇中，他深切感受到，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而这正是当时，也是他在去世前所萦系于心，不能释怀的最大心结。 　　耀邦同志对1987年初中央“生活会”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因此被迫辞职下台的事谈的很少，他更关心和忧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他只是觉得中央“生活会”是一个对他进行“揭发批判”的会议，人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其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不能把这当作中央的正式结论。而对他在中央10年来的这段工作，是非功过，希望中央能有一个正式、公道的说法。他曾坦诚由衷地对我说：关于我的问题，我只希望中央能有个正式的说法，还历史一个公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合情合理、合纪合法的心愿。 　　1988年，我因写纪念刘少奇诞辰90周年的文章，向耀邦同志请教一段马克思语录。不久，他就将这段语录亲自写好，让机要秘书张耀光同志给我寄来。这段语录是：“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努力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克斯基在法兰克福议会中大声说道：历史权利没有任何日期。他说得多么正确。它确实是从来就没有日期的！”这就是耀邦同志对在刘少奇和他自己身上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抱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观点。

帖子附图:

描述：邓小平与胡耀邦、李先念交谈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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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说不尽的军中“三杨”》。文中记述，为确定好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邓小平曾冒着北京的严冬亲自出门拜访有关领导，实不多见。摘编如下：

　　1979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由于邓小平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着总参谋长，事情太多，总参的工作实在顾不过来。因此中央决定，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并在此次军队领导干部调整中统筹考虑总参谋长接替人选。

　　对于此次调整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中央明确由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负责牵头。在酝酿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聂荣臻对前代总长杨成武的情况很了解和熟悉。当时的杨成武65岁，离京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已逾两年。在那时军队高级干部年龄都比较老化的情况下，聂荣臻认为杨成武年龄不算大，身体还比较好，并有长期在总参谋部做领导工作的经验，比较熟悉军队的情况。因此他认为杨成武重回总参谋部工作比较合适。为此，聂荣臻专门给军委写信，谈他对杨成武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看法，并安排秘书周均伦去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当面汇报他的意见。但是，由于杨成武长期在军队中枢总参谋部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和文革时期的军内问题不可避免有这样和那样或多或少的牵连。因此，当时军内对杨成武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异议不少。

　　在物色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过程中，邓小平广泛征求党内、军内一些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主持总参谋部时工作认真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并准备将总后勤部部长张震调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主持总参谋部工作。当时，军委一位领导还找张震谈话，向他说明军委“考虑到杨勇一直当指挥员，对参谋业务不太熟悉，决定调你任第一副总长，协助他工作”的意图。

　　就在此时，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杨勇在主持总参谋部日常工作期间，比较坚持原则，得罪了一部分人，有些人不愿意看到杨勇接任总参谋长，于是关于杨勇的流言蜚语又多起来，不少匿名的告状信也寄到了军委等有关部门。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军委对总参谋长人选又有了新考虑。

　　11月底，邓小平召见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耿飚，谈了他对总参谋长接替人选的意见，并安排耿飚向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作了汇报。之后，邓小平又指示耿飚向在广东休息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征求意见。11月30日到12月5日，耿飚和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专程到广州向叶剑英汇报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问题。叶剑英在听了耿飚与韦国清的汇报后，十分重视总参谋长接替人选问题，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让耿飚和韦国清回京带给邓小平。

　　12月6日，耿飚和韦国清回到北京后向邓小平汇报了广州之行的情况。为确定好总参谋长人选，12月14日、19日，邓小平又冒着北京的严冬亲自赶到徐向前、聂荣臻家中，和他们交换总参谋长人选及其他相关事宜。亲自出门拜访有关领导，对那时及之后的邓小平来说，是不多见的。最终，经过邓小平和几位老帅的反复协商，终于确定下来新的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杨得志。在酝酿杨得志作为总参谋长接替人选时，很多同志都谈到，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从一名普通战士逐级成长为大军区司令员，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人正直，能团结同志，善于联系群众，领导作风民主，是比较合适的总参谋长人选。

　　1980年1月，总参谋部领导班子开始调整，杨成武、张才千、李达不再担任副总参谋长，张震、刘华清任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继续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张才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李达任军委顾问。2月中旬的一天，邓小平专门会见杨得志，向他传达了中央让他接任总参谋长的决定。

　　2月20日下午，总参谋部召开所属部局正职以上领导干部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主持会议，并宣布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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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观剧有感（原载2014-09-17《新闻晨报》，祝玲整理）



　　我的命运，甚至我整个小家庭的命运都跟邓小平紧紧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我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我们一个小小家庭带来的变化。
　　 作家叶永烈

　　《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开播后，作为一名历史的亲历者，我随手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对该剧的个人观点和疑问。1.邓小平知道“四人帮”被抓捕后说的第一句是“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剧里是“我还可以再干20年”，能否解释下？2.史料记载关于抓捕“四人帮”时并没有下雨。3.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吗？
　　没想到隔空提问，大量网友转载，此后该剧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导演吴子牛一一作出了回复，这是剧情的需要。
　　其实，我平时只看电视新闻，几乎不看电视剧。对那些帝王改朝换代、后宫争风吃醋以及三角恋爱、婆媳争斗之类电视剧更是没有兴趣。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是个例外，因为我写过长篇《邓小平改变中国》，同时影片里所写的内容，恰恰也是我所经历的。
　　电视剧名字就叫《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关键在转折两个字上做文章，在转折重大关头，显示出邓小平的智慧。影片第一集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写起，“四人帮”被抓了，组织上解决了问题，但当时中国面临巨大的问题是怎么从思想上扭转文革以来严重极左思潮和路线。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个年代就是惊涛骇浪，而邓小平是及时出现的舵手，在和风浪的搏击中，拨正了航船前进的方向。
　　电视剧以时间的顺序，比如刚复出时，召开科学大会、平反冤假错案、知识青年回城。对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推移展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中心工作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从当年的文革岁月，转到改革开放。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邓小平确立了中国的方针政策。此后，邓小平成为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这一幕又一幕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一种回顾。
　　整个电视剧写了邓小平形象的四个方面，一是亲民，二是爱家，三是智慧，四是决断。应该说成功的演绎了一代伟人邓小平。
　　邓小平的性格是绵里藏针、柔中有刚。电视剧里有两场戏表现得很好，一个是撒切尔夫人那场戏，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携马岛胜利威风而来，以为香港也会这么顺利。但这场戏很鲜明地突出了邓小平的性格。表面上很客气，一直面带微笑，夫人长夫人短，但是讲到中国主权问题时，一点都不退让，非常有力。但遗憾的是，整个戏删掉了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前摔跤的情节，其实这个情节可以表现出她当时心里非常慌。
　　还有一段是面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这是一个很泼辣的女记者，问题很尖锐，特别是提出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非常准确回答了她的问题。另外还提出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像是不是要拿下来？毛主席纪念堂会不会拆掉？邓小平回答：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也许还在黑暗中徘徊，毛泽东像会永远保留下去。两个问题都非常肯定。
　　整个剧采取了实线和虚线相结合，这个手法也比较新颖。《历史转折下的邓小平》是电视剧，它不是纪录片，但是又不能像写光绪皇帝等历史剧那样，邓小平是当代重要的领袖人物，写到邓小平的事情都必须要符合历史的事实。
　　为了观众能够了解当时时代气氛，电视剧中又虚构了很多人物，把虚构的人物跟实在的邓小平两条线交叉起来写，也是这个电视剧的亮点。但我觉得虚线部分，还有遗憾，比如巧合太多了。比如有一个人物刘金锁，是凤阳人，到北京一敲门，就遇到了当时准备一起逃港的田源。逃港的上海女知青后来又遇到田源，巧合太多，就感觉有些虚假，冲淡了一些真实的成分。
　　这部戏之所以这么吸引我，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我都有幸见到过。戏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1979年，戏刚开始时，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抓科技的时候，方毅副总理对我做过两次批示。光明日报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看到我家很小很破，就写了一篇内参。方毅副总理看到以后，立即作出批示，要改善叶永烈的居住条件。后来，我也受到华国锋、邓小平国家领导人的团体接见，但方毅是单独接见我的。也就是说，我的命运，甚至我整个小家庭的命运都跟邓小平紧紧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我深深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对我们一个小小家庭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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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邓小平什么时候获知粉碎“四人帮”?









图片说明：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

最近，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我的《“四人帮”兴亡》增订版，200万字，分四卷出版，披露了许多独家采访的内幕。

比如，《“四人帮”兴亡》增订版第四卷独家披露了处于软禁之中的邓小平，究竟是怎样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至关重要的消息的呢？

2012年10月9日，作者在北京采访了叶剑英元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

叶选基说，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那是叶剑英的警卫长马西金奉叶剑英之命打电话把振奋人心消息告诉了他。

吕彤岩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那是当时担任铁道兵政委的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吕正操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

当天下午3时，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由于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他们担心邓家电话受到监听，于是吕彤岩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值得提到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叶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叶选基与吕彤岩两人当面对质，各持己见。考虑到叶选基通常对自己经历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叶选基的回忆。）

叶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跟邓榕所住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还为邓榕介绍对象，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她成了邓榕的“媒人”。正因为这样，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所以，邓小平获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7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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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华国锋为何不姓华？

文章来自《邓小平改变中国》 作者：叶永烈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华国锋本姓苏，单名铸。1938年参加游击队时，苏铸取了个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后来他以"华国锋"这一化名闻名于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 华国锋与中国：）在同一年诞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说是"中共的同龄人"。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比华国锋小一岁。在1921年，28岁的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时，华国锋不过是个刚呱呱坠地的婴儿。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 华国锋于1921年2月出生在山西交城县南关街。交城县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吕梁山区，是个山多林密的地方。乡音难改，华国锋后来一直讲一口浓重的山西话。 1928年，7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南关小学。 1934年，13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南关小学。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交城地处晋绥边区，很早就有中共党组织活动。在华国锋上中学的时候，离学校不远处住着两个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国锋在那里看了一些进步书刊，思想倾向革命。 1938年初，17岁的华国锋离开家庭，上山参加了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从此改名华国锋。 自从改名华国锋起，华国锋就走上了红色之路。1938年10月，华国锋加入中国：）。 1939年，18岁的华国锋担任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第八专区汾阳县牺盟会特派员，在汾阳的峪道河、开垣庄、鳌坡一带，开展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随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们称华国锋为"华政委"。 笔者采访了华国锋的老上级--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的北京，笔者穿着长袖衬衫步入武光的住处，84岁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当时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居然每天还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于1912年，河北深泽县人氏，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团委书记，而当时胡乔木是北平团委宣传部长。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光担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武光说，他认识华国锋时，华国锋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候，武光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所谓"晋中区"，是指山西太原周围的几十个县，而华国锋自1945年起担任中共山西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属于中共晋中区党委领导。这样，华国锋便成了武光的下属。周小舟担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国锋在这时结识了周小舟。后来，1953年10月，周小舟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华国锋的"顶头上司"。 笔者问起武光对华国锋的当时印象，武光如实地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在1948年冬，中共中央决定从华北抽调5万名干部准备随军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乡。 武光回忆说，当时华北的干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华国锋都是属于"走"南下的。 当时的中共晋中区委一分为二，武光奉命把走的干部组建成六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党、政、武、工、青、妇六方面的干部。这样，便于南下时可以接收、成立6个地委。 南下时，干部们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级。1949年1月，28岁的华国锋担任中共晋中第一地区委员会宣传部长。这样，他就由县委级干部升为地委级干部。期间，华国锋与韩芝俊结婚。 从华国锋最初的经历来看，他确实属于"根正苗红"的干部。他在吕梁山打游击，先是打日本军队，后是打国民党军队，经历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那时，年轻的华国锋在战争的烽火中成长，踏实，诚朴，吃苦耐劳，应该说是不错的中共基层干部。不过，在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在"宣传华国锋"的高潮中，却刻意把华国锋"塑造"成在那时就已经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模范"。种种报道、回忆文章充满对华国锋的这样的宣传： 1940年初，他担任了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为了发动群众大打抗日的人民战争，华国锋同志身披破羊皮袄，怀揣一本毛边纸印刷的《论持久战》，冒着生命危险，走村串户地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简明通俗地讲解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这样宣传华国锋在战火中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 交城地处吕梁山区，是晋绥边区八分区的前哨，斗争尖锐复杂，环境艰苦。当时，为了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总是抓紧一切机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挎包里经常装着用麻纸印的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组织起来》、《祝十月革命25周年》……还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施政纲领等小册子，走到哪里学到哪里。一次，华国锋同志等从科头村出发到王文村检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顶，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华国锋同志不顾疲劳，见缝插针，打开了毛主席著作学了起来。晚上，没油点灯，他就用交城山区特产的松油柴照亮，经常学习到深夜。有时，脸被松油烟熏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时间，他病了，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说，在战争年代更应当多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著作学好了，才有本领，才能战胜敌人，打开局面。 当时的报道如此刻意宣传华国锋在二十来岁时就已经成了"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其实是为了塑造华国锋"一贯忠于毛主席"的形象，证明华国锋是毛泽东的忠实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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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电视剧不必拍得那么“高大上”
       好久没有这么认真看过电视剧，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却是在视频上从头仔细看到尾。说实话，前面看着还挺过瘾，挺有感觉。毕竟自己是伴着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对国家、社会和经过的那些历史总有许多关注和思考。看完整部电视剧后，又觉得有些遗憾。
       客观地讲，《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那段特殊年代的重温和回忆。上小学时，我们赶上“文革”，宣传读书无用论，我们的课本上第一页就写着：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就是没说学知识。毛主席逝世时，我们这帮小孩子使劲儿痛哭。天安门“四五运动”时，我看见厂里的工人带着袖标拿着棒子坐着大卡车进城（后来知道他们是到天安门广场）。华主席接班，一举粉碎“四人帮”，我挤在大人们的人群里挥动着小旗子喊过口号。亲眼见到我的大姨、老姨、表姐结束“上山下乡”归来。后来恢复高考，我们幸运地上了大学……那时小孩子哪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明白那一系列的会议改变了中国和每一个中国人命运。“都说人的命天注定，我们的命是改革开放定的。”我在《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书中这样说。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世人皆知、举世公认。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老一辈英明的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还要等多久！美国《时代》周刊多次把邓小平的头像放在封面上，84年国庆游行队伍中打出“小平您好！”，国内外各界对邓小平和他倡导的改革开放给予充分肯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被国内外赞赏，更成为每个中国人最切身的体会。“没有改革开放，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人们不敢想。
      这部电视剧要宣传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宣传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果断决策和伟大，我们举双手欢迎。剧中第一次出现了几位过去较少提及的领导人，如华国锋、胡耀邦等，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关键是，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唯物史观和方式方法去宣传这些大人物？电视剧是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的写实和素描，剧中有些艺术化的想象、编造、夸大完全可以理解。但既然用邓小平的真实姓名编写的电视剧，就该尊重历史的真实和基本事实。
      那么历史的真实和基本事实是什么？中国在毛泽东主席逝世、结束“文革”后，逐步开启了改革开放，这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征程。倡导、领导这一宏大的事业，邓小平是主要的，是总设计师，但是还有许多老一辈领导人，比如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陈云、谷牧等等。事实是，中国在结束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央民主集中制式的集体领导逐步得到落实。
      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和人才，结束上山下乡、结束文革，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重新评价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建立经济特区、结束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浩大工程，不是一个人能够领导和指挥的，是中央领导集体经过长期思考、争论和实践才逐步实现的。
       看过电视剧，不少人感觉有些遗憾，原因是电视剧把邓小平塑造的太“高大上”了。好像整个改革开放都是一个人运筹帷幄、指挥领导，其他领导人都是陪衬。看完电视剧，很多人在问，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其他的领导者（包括更主要的领导人）都在干什么，难道他们不是参与决策的领导者而是旁观者？其实对于这段历史已经有了基本结论。
       改革开放过程的历史是用真实的细节构成的，接触过邓小平的人都知道，邓公平时说话很少，可电视剧里却把让他不停地说话，似乎不说话，就不能塑造他的思想和伟大。剧中的演员长得不像没关系，可剧中讲述的那段历史要真实、要基本相像。看完电视剧，有人问这样的电视剧效果好吗，能让多少人从心里接受、继而让这段刚刚发生的故事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呢？有时候，我们的目的是正能量的，但运用的方式方法不恰当，反而会达不到你的目的。
       改革开放是中国回归“实事求是”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邓小平曾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是很危险的。如果邓公活着，不知道他对把自己塑造的如此“高大上”的艺术作品如何看待？
      就笔者愚见，这部电视剧完全可以把邓公拍摄得更真实、更有血有肉，更像历史本来的邓小平，就像电视剧开始时，卓琳称邓小平为“老哥”那样真实可信。该剧如果拍摄于改革开放前，人们还会被动地接受你的宣传。可如今时代变了，进入多元化的网络时代，人们还会简单地接受这种灌输吗？弄不好，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果。
      尊重事实，尊重历史，中国才能继往开来，不断发展进步。进入21世纪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我们的理论、历史研究和创作者该慢慢具有一种大视野、大胸怀和大气量。希望以后这类的作品能拍得更好、更真实，更接地气和人气。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儿粗浅观后感，不当之处敬请各方指正。

美惠子

毛泽东、邓小平逝世：人们的反应大不一样（配照片）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恸哭，过去都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没了，很多人觉得天都要塌了。听到消息，我晚上吃不下饭，和同学走进学校，摸着一处残破的砖墙哭着说：“毛主席没了，一切都没了。”

       过几天，学校举行全校师生追悼大会，操场上哭声震天，前面同学看我哇哇大哭，回头说“小兵别哭了，眼睛又肿了！”主席逝世前两天，我没事闲着拿石头打马蜂，眼睛被蜂蜇肿了，这一哭肿得更厉害。

      毛泽东主席逝世，人们感觉天要塌了，山河摇动、举国痛哭……

       时间推迟到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我注意到，与当年毛泽东逝世相比，人们对邓小平逝世的反应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街头卖报纸的妇女，到买报纸的市民，从邮局的职工和购买邓小平画像的人们，到自己身边的人，再没有当年撕心裂肺的痛哭，没有天要塌下来的那种紧张和恍惚，人们有遗憾和悲伤，但表情和眼神中多了几分平静。有一位新华社老记者在回忆文章里说：“ 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相重复的痕迹。”

       邓小平逝世后，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其形式、规格和毛泽东主席逝世时类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陆海空三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等文件。

       邓小平逝世后，很多人都在细心观察和探寻这一事件可能给中国带来的变动。但这一次比人们想象的要平静许多。

       有人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逝世时，我们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学生，只是怀着一种朴素的感情悲伤哭泣。邓小平逝世时，我们长大了，日子变好了，都知道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总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等英明的领导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知还要等多久？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不久，邓小平的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并写着：“ 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1997年3月，邓小平再次登上《时代》封面，并写着：《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尽管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多年，世界仍然对邓小平逝世后的中国的前途充满了猜测。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邓小平逝世后，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从中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悄然进步中。

                                                                                                    2014年9月9日整理

      （选自刘卫兵著《我们这30年——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外文出版社，2014年5月二版二次印刷）

美惠子

粉碎“四人帮”22年后，华国锋详细回忆当年的整个过程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残酷地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３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

　　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10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20％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50％；征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美惠子

争议华国锋：“一正四负”的评价过于武断？

2014年09月16日09:52  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color=#b6cc !important]7,678人参与) 收藏本文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但笔者在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叶剑英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作者：韩钢

　　来源：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如今，华国锋已逝，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1980年以来，官方对华国锋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

　　“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本文希望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梳理，把以往对华国锋的一些“负面”看法做一些说明，以澄清华国锋同志在“文革”之后的一些历史问题。

　　华国锋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权力。既然是“中央”意思，也就是华国锋的意思。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国锋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小平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小平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倪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

邓小平和华国锋在纪念南昌起义50周年大会上。

　　暂缓叫邓小平出来，主要是策略考虑

　　华国锋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

　　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两个凡是”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美惠子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同志在密云水库参加劳动。

　　华国锋不曾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耀邦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中央专委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1979年8月30日，华国锋在开滦煤矿与工人聊天。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很开明

　　按照官方叙史，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1978年，理论界提出许多问题，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说讲早了人们会认为：）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主题好；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华国锋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改革开放的倡导者之一

　　关于改革开放起源的历史叙述，很少提到华国锋，似乎华与改革开放无缘甚至是对立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最早提到“改革”，是1977年5月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当然，这是秀才班子起草的稿子，属于官样文章；而且这里所说的“改革”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同后来的改革含义殊异。

美惠子

　在借鉴和学习外国经验问题上，华国锋不是一个保守的领导人。1975年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技工作时，就曾感叹“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1977年初，项南(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农机局局长)向他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项南一边汇报，一边放映拍摄的纪录片，华对美国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机械化的先进程度感到惊诧。一个人种1600多亩地、一年生产150万斤粮食的事实尤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项南感慨地说：“华主席，我们总在说要缩小三大差别。实际上，我在美国看到的真实情况是，美国的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比我国小。”他向华国锋建议：“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应该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华“内心有所触动”，对项南说：“我相信你说的情况是真的……”。他说：“‘四人帮’闭着眼睛，不学外国技术，那才是真正的爬行。”

　　华国锋认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要学习外国，就得出去考察了解……出去考察一下，看来很需要，可以解放思想，看看国外有什么好东西，看看资本主义的弱点，联系自己作为借鉴。”对干部的思想保守现状，华国锋十分感慨：“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

1979年植树节，邓小平和华国锋一起去植树。

　　最早酝酿“经济特区”

　　考察外国反馈回来的信息，给华国锋很大刺激，更坚定了华国锋改革的决心。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华国锋当时比较关注的是行政效率、企业管理、分配制度等问题。他主张精简行政和管理人员，对企业干部实行考核，在企业里实行政治挂帅和奖励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华国锋还指出了过分集中的问题，“要警惕我们的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各部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他要求“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华国锋当时就主张“要利用价值法则，加快资金周转”。他举例，现在钢材库存1380万吨，正常库存有600多万吨就够了，多了700吨。这反映企业管理有问题，积压了物资、资金。他说：“资本家多积压一个月就不得了，半年就不顾一切往外抛，赔了本是要跳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学，他们的技术、管理方面好的经验可以学，洋为中用嘛！”由此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计划为主，也要利用价值法则。”

　　说到前瞻性，还有件事情值得一提。1978年6月，赴港澳经济考察组提出一个十分新颖的建议：利用宝安(即今深圳)和珠海毗邻香港和澳门的地域特点，把宝安和珠海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成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华国锋非常关注这个动议，他说：“有些意见我很赞成，有些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宝安、珠海两个县搞出口基地，那里的工资问题、工厂摆法问题要研究……加工订货，进料加工，来料加工，原则定下来，具体问题还要研究，最好搞个文件，经过讨论，发下去执行，首先在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把来料加工搞起来。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准了，就要抓落实。比如来料加工，不要议论议论、热闹热闹就完了，要切实落实，把它办起来。”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两头在外”战略的最初萌芽。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史实几乎无人知晓，几近湮灭。

晚年华国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离开政治舞台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错误的根源在长期的“专政”制度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民间自发举行了声势不小的纪念活动，一些地方出现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追究吴德、陈锡联、吴桂贤等人责任的大字报，令高层十分紧张。华国锋当即指示“对此反革命大字报，应该追查”，并亲自签发通知，要求各地了解“有没有出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大字报、大标语以及政治谣言的情况”，报告中央。按照这个指示，1月份，北京市和一些地方逮捕了一批所谓“谣言制造者”和“反革命分子”。

　　1977年2月8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即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批转《全国铁路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77年六号文件)。两个文件认定，“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攻击和污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标语、大字报。现在社会上还流传不少政治谣言”，“政治上十分反动，恶毒攻击一些已经去世的和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妄图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挑拨离间，分裂以华主席为首的：）”；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

　　华国锋本人就亲自批发了北京市关于“李冬民事件”的报告。李冬民系北京重型机器厂工人，时年32岁。1976年，李曾参与“四五运动”，写大字报对“批邓”表示不满。1977年1月8日前后，李和十多位年轻人在北京长安街贴出大标语，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李的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跟踪，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武断地认定李是借纪念周恩来，以“天安门事件”做文章，“阴谋策划先提‘保邓’口号，让邓出来工作，然后宣布打倒‘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打出保王洪文口号，号召推翻以华主席为首的搞‘右派政变’的：）”。2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李冬民逮捕。28日，北京市委给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情况报告》。此后，一些地方和部门又逮捕了一批人。有关逮捕的准确数据，迄今未见官方公布的材料。更厉害的是，3月28日，国务院发出三十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破坏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逮捕法办；“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据一些材料称，抓捕“四人帮”之后，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达44人(还有两种模糊的说法，一说四十余人，一说五十余人)。

　　华和高层的处置，自然是出于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忧虑。深究起来，这个错误的根源并不在华国锋，而在于长期的“专政”制度和传统。“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将以言定罪推到极致。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这项没有经过立法程序规定的“罪名”，成为政治斗争、派系斗争的工具，导致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1977年的“打击政治谣言”，当然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但手段却沿袭了“文革”，只是把“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名换成了“攻击毛主席和华主席”。从性质上说，它是“专政”制度悲剧的重演，而这一点才是最应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