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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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李先念防跟踪 叶剑英防窃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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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4 11:10:08  中国渭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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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

    本文摘自：《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作者：程中原刘仓夏杏珍，出版：人民出版社

    9月9日、10日接连发生的江青大闹政治局和王洪文私设值班室两起事件，引起华国锋的高度警觉。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篡党夺权已经付诸行动了，必须及时主动采取措施，才能避免出现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即委托李先念前去看望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据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程振声：《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当时，正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四人帮”对华国锋的行动又盯得很紧，华国锋推说身体不适，要到北京医院看病，离开了治丧的地方。他先给李先念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这一段和下一段情节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华国锋放下电话，坐车到东单北京医院转了一圈，随即驶向西城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的临时住家。进门坐定，没有寒暄，华国锋就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说完，华即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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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华国锋和叶剑英

    李先念受华国锋之托，深感责任重大。9月13日，李先念前往西山去看望叶剑英。为摆脱“四人帮”跟踪，李先念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观察没有“尾巴”，这才驱车上了西山。

    为防窃听，叶剑英开大了收音机的声音。李先念转达华国锋口信，说：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代，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他请你拿主意啊!(以上情节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78页。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427页。)

    9月11日，华国锋又找汪东兴商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汪东兴态度明朗，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的意见。(据吴德：《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页。)

    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还同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碰头，提出考虑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因有人态度不明朗，没有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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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忆剿四人帮:他们没把我放眼中又拉又打(1)
小大打印 2014-08-26 10:07:43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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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毛泽东逝世，华国锋与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遗体前。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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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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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赵紫阳、谷牧、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的。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张根生遗稿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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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按华国锋套路搞下去是没四人帮的文革
小大打印 2014-02-25 13:09:55    人民网

华国锋祭拜毛泽东旧照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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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成立之初曾查华国锋:被指搞个人崇拜
小大打印 2013-12-16 10:48:48  老人报  

罕见图集：一些重要时刻中的华国锋
    1978年12月中纪委成立，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请示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
    严查搞新的个人崇拜现象
    1980年的某一天，群众来信向中纪委反映：）主席华国锋的3件事：一是华国锋去江苏视察，外出沿途搞戒严，影响交通，造成上班族迟到，引起群众不满；二是中央党校的教授写信告发，有人把华国锋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坐的椅子送到博物馆；三是山西群众写信反映，山西地方政府给华国锋交城的老家修故居，建纪念馆。
    这3件事反映到黄克诚那里，他认为这是搞新的个人崇拜，应该“查”！他指示工作人员，先给华国锋写一封信，说明群众反映的这3件事，准备分赴三地调查。黄克诚对调查人员讲：你们要大胆调查，一切后果由我黄克诚负责。黄克诚之所以要对调查组人员这样讲，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此事涉及：）主席，要消除他们的顾虑；二是黄克诚对华国锋有一定的了解，他为人忠厚，谦逊平和，作风务实，从不张扬，是一位可以沟通、听得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再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有“少宣传个人”的决定。查这3件事，华国锋会理解的。
    黄克诚的想法很快得到印证。调查组尚未出发，华国锋就给中纪委回了信，说这3件事都有，并作了处理。第一件事，他给江苏省委打电话，批评他们这样做不对，今后不准这么做；第二件事，他给中央党校打招呼，让他们把椅子撤掉了；第三件事，他给山西省委书记王谦说了，交城现在没有他的房子了，修的是他哥哥的房子，请马上停工。华国锋态度明确，处理得当。
    黄克诚见到华国锋的回信，非常赞赏和欣慰。他指示：调查组可以不去了，但要在这件事上做文章。第一，把华国锋的信登在《党风党纪》刊物上。第二，建议中央发一封信，告诫全党要防止新的个人迷信。黄克诚的意见得到中央高度重视。
    10月2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今后二三十年，一律不挂现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同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发《转发华国锋同志的信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公共场所不得再悬挂华国锋同志的像和题词。
     功是功，过是过，赏罚要分明
    1980年初，“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造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未向上级报告，事发8个月后，死者家属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说：这事要管，这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党委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拖着不报？一定要查。
    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这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要不要给处分，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黄克诚始终坚持要给处分，否则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康世恩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开发大庆油田，乃至对中国的石油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但功是功，过是过，赏罚要分明，政治局最后表决通过，给予康世恩记大过处分。此决定公布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十项规定针对高级干部待遇

    中纪委成立后，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于1980年2月施行。同时，黄克诚还参与了组织起草《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当时，干部特殊化，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严重问题，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必须严肃处理，认真解决。
    《规定》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作出了10项规定。比如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除外事活动外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为高级干部设特座”；“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等等。
    10项规定，每项都很具体，易于操作，也便于监督。《规定》公布后，深得公众欢迎。对反特殊化，净化社会风气，起到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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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为何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旗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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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9 10:47:10    人民网

华国锋祭拜毛泽东旧照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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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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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十一大作报告:文革今后还要进行多次(1)
小大打印 2013-08-12 08:59:03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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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十一大时的华国锋
    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揭批“四人帮”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1977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万众瞩目的中共十一大在北京隆重开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名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名：）员。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并主持了这次大会。会议分为4个阶段：12日、13日，华国锋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4日至17日，分组讨论两个报告；18日，通过有关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会；19日，召开第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领导机构成员。
    大会开幕后，华国锋首先提议，全体同志起立，为悼念我们党、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为悼念去年逝世的我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以及近几年间逝世的为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董必武、李富春、陈毅、贺龙等，为悼念在这期间逝世的所有对党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央委员和其他同志们，静默志哀。

    随后，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与“四人帮”的斗争过程，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20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他在报告中还宣布，中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同时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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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3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从8月14日到17日，代表们就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叶剑英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进行分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显示了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团结兴旺的景象。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许多代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以大量事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代表们对：）打倒“四人帮”的果断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代表们在发言中认为，“四人帮”长期作恶的原因，一是他们采取了欺骗手段，搞反革命的两面手法，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二是大开帽子工厂，动不动就扣大帽子，对人民进行镇压，大搞恐怖政策。“四人帮”从各方面破坏了党，篡改了党的理论基础，摧残党的干部队伍，毁坏了党的作风，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党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在讨论十一大政治报告时，一些同志对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还是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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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当选常委

    8月18日下午3时，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这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邓小平。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新的中国：）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共有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

    最后，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致闭幕词，他为拨乱反正作了又一次有力推动。他在闭幕词中号召全党：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实现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对拨乱反正作了一次有力推动。在他的倡导下，一个有利于解放思想、纠正“左”倾错误的氛围开始在党内外逐步形成。

    8月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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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闭幕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伟大的里程碑》的社论。从十一大后的历史发展来看，社论对中共十一大成就的期望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了。但是，中共十一大是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的特殊时刻，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的历史成就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些抹不掉的时代烙印。
    中共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有能够承担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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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傅高义为何称习近平很大胆[/url]

2014-09-08 0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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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适逢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社会各界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9月7日下午，察哈尔学会和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联合，邀请了《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哈佛教授傅高义教授和中国外交学院姚遥副教授，一起做了一个关于邓小平和中国外交的圆桌会议。

作为一名美籍学者，傅高义是有名的中日双通，这几年更因《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在中国爆得大名，赢得朝野和民间的一致推崇，实属难得。

虽然主要研究邓小平，但是傅先生对新中国历代政局和领导人都有高度关注。在会上，傅先生应要求对中国五代领导人进行了犀利而独到的点评。以下是傅先生的点评原话

毛泽东（伟大不软弱）：毛泽东关于内战时期、解放时期统一中国，我当然认为是贡献非常大，算是伟大的领导人。如果是软弱的一个人，在那个时期不会这么做。52年他把地方的领导人，解放初期派一些地方的人到自己的地方去，邓小平到西南去，陈毅在上海等等，但是52年他怕地方主义会成为问题，所以地方的领导人集中在北京，我觉得他很聪明，这个贡献当然很大。但是后期的错误太大了，没有找中国应该走的路。

邓小平（功过八二开）：他88年、89年的判断是不正确的，88年关于价格问题，他想闯关，朱镕基后来搞得非常漂亮，中国肯定要走那条路，但是邓小平的判断错的，他想做得太快，经济条件不存在。

江泽民（不简单）：他在北京本来是电子部的工作，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中央政治领导人，在那个情况之下要继续改革开放，控制军队，没有北京政治的经验，从外地来的，不简单，在这个情况之下不要低估他的贡献。

胡锦涛（廉洁、聪明）：廉洁，没有腐败。他想支持还没有发达的地方，一些地方先富起来了，但是胡锦涛觉得应该把西部大开发做起来，应该使内地发展。我认为那是对的，不能太低估那个贡献。我认为他是聪明的，也是能干的，也有贡献，也有廉洁。

习近平（大胆）：现在的领导是很大胆的，红二代，红二代有好处。特别对腐败问题的工作做了不少。关于别的事情，会不会把民主扩大了、会不会让知识分子扩大了什么的，现在说还是太早。我个人看，很多外国的学者还是很紧张，因为有很多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周永康、薄熙来，那不是一个人的事，那是很不容易搞的，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完全做好。

在提到习近平时，傅先生也顺便提到了奥巴马和马英九，他认为他们俩都是学法律的，不一定会解决政治问题。解决政治问题其实需要更多的智慧。

中美关系是傅先生关注的另一个领域，他说在美国故意曲解中国的其实主要是两种人。第一种就是军人，军队怕议会不给他们很多的钱搞新技术，如果他们说恐怖分子不行，要反对，需要很多钱是可以的；对付苏联也要钱，但91年以后苏联都没有了，所以美国国防部的人每年做预算的时候，就会 去议会说怕中国威胁。

第二种是写报道的人，美国是市场经济，为了新闻报纸卖得多一点，有的记者会写得比较尖锐。

当然，中西差异，也并不仅仅是故意曲解，还有许多隔阂。在这方面，傅先生和遥教授各举了几个例子，让人觉得好笑又喟叹。

傅先生的第一个例子是孔子学院，因为中国代表不允许当地工作人员感谢蒋经国基金会的支持，让美国人很生气，觉得自己的思想被控制了，导致孔子学院这个项目往往吃力不讨好；第二个则是中国人不能顺利阅览《纽约时报》，也让美国难以接受；第三个则是目前在美籍商人，对以后的生存环境非常担忧。

和傅先生的例子比起来，姚遥教授的例子更让人吃惊。2008年，一位美国老太太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领导人因为汶川地震而眼中含泪的时候，吓得尖声叫喊自己的儿子来看，对这些美国人来说，一个中国的领导居然会哭，这简直太稀奇了；而姚教授自己在外国留学的时候，也被要求表演飞翔，在他们眼里，中国的代表除了会飞的章子怡（电影《卧虎藏龙》中，就是会飞的少林和尚和功夫熊猫了。天知道，这已经21世纪的中国！

无论如何，正是基于这些误解，才使得傅先生关于中美交流工作的意义才格外被凸显出来。并且，如他所说，他比中国的教授有钱有闲，以及更加重要的，拥有更多的言说空间，因此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看待历史和当下的视角，谢谢他。

美惠子

习近平何止大胆，他和他的的团队挽救了党和国家，是最有能力的一届领导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