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历史转折邓小平》：“言事两权分立”与四人帮的覆灭
2014年09月08日 12:2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罗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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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审判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编者按：近期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1976-1984年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粉碎‘四人帮’”一节，有这样的台词：“抓捕‘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置下的”，引起一些讨论。总编剧龙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华国锋在当时场合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剧本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红头文件”依据的。应该说，这样的解释，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但还不够透彻（大概是记者访谈这种文体的限制）。我们编发了这篇文章，供读者在了解这段历史时参考。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四人帮”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坐上了“言官”的地位，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毛周二人的生命都已进入最后阶段，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也正是在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一方面加快落实自己身后的人事布局。而这两者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所谓“三项指示”，即毛泽东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同年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的：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二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在坚持“文革”一系列理论的前提下，搞好国民经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这就是所谓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的全部内容。

一、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十多年反复变动后形成的。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p674）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这一次整风，对国务院领导人来一次大“洗澡”。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试探，其他副总理也至为紧张，李先念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见上引薄著）“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

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自从与苏联产生意识形态争论之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更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这一态势是从“九评”以后逐渐形成的。从1962年到1966年，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文件，包括“九评”中的多数文章，都是由康生任组长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起草，由邓小平、彭真等主持审核的（见吴冷西《十年论战》，p540）。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是，尽管江青要周恩来像对中央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但其实“中央文革”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并没有继承书记处的事权。只是“中央文革”把“言权”清晰地独立出来了。

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各军区司令员更以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形式主导地方政权，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军官离开政府，军人回到军营。这时国务院的事权比“八大”时期与“九大”时期都更完整了。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二、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随后姚文元写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写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两篇文章分别在1975年三月和四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并发行了单行本。以如此显要的方式以个人名义发表理论文章，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

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提出观点，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比如抓住“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纷纷发起批判，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从攻防双方来看。言官系统把握着“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作为根本依据，祭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武器，打击事官系统。反之，事官系统也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基本依据，以批判“教条主义”为武器予以反击。

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事官多处于守势，言官多处于攻势。

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据王力回忆：“总理常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就给你们办。他对刘少奇、小平也是如此，至于中央文革，陈伯达无所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她定了总理就办。连对张春桥，总理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王力反思录》，p679） “事务主义者”的帽子几乎是他的护身符，因此也减少了许多根本冲突。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他以举重若轻著称，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10月5日，邓小平就创办《理论战线》一事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当天在这份报告上划了一个圈。对于这个圈，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胡乔木，都理解为同意了。连后来的史书如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的前奏》也这样认为。其实，毛泽东这个圈是不能被认为是同意的。早在1967年六七月间，王力与周恩来讨论过毛泽东划圈的涵义：凡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见王力前引书，p572、p1029）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并说这“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

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

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三、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这是他无法解决的缺陷。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据吴德的记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有这样一段话：“历来我对经验主义没办法，我是没办法，（只能）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或三十年可能好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我说安定团结，（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本主义法权。谁过急就要摔下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63）。“安定团结”的真实含义还包含了更深一层含义：“熬”，最后经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熬过那些“老事官”。王洪文对此是理解的，他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这话很快传到邓小平耳里，当时就与李先念谈这事，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看，我们斗不过他们呀。王洪文这句话对邓小平很刺激，直到打倒“四人帮”后多年，还多次提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192、p225、p280）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这一段话是话分两头，对言官说，“老同志还有点用”。更重点还是对老事官说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四、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有深深自信。经过“文革”，包括“批林批孔”等一系列从理论到组织的措施，在中央委员会内，意识形态的左倾强势已经基本形成，而将来统率这一思想体系的，就是“言官系统”。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灵前所献的花圈特意以“文官果”花束做成，似乎也是向全国宣示毛泽东内心的这重心愿。真正得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真传的是这些掌握理论的“文官”，这些无武的“随何、陆贾”。

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他们是寄望甚殷的。开过“十大”以后，毛泽东专门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吴德等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指着房子外边菜地的一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一样”（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1、p224）。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新事官。吴德没有明说与他一起受毛泽东嘱托的还有什么人，按理不会是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这些老事官，最有可能的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首先，他们没把华国锋看在眼内，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是“你办事，我放心”，也只是“办事”而已，理论水平欠奉。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吴德《十年风雨纪事》，p110）可见，新老事官之间，倒更有合流的可能。

有一次，江青请张玉凤吃饭，席间忘乎所以地说：纪登奎是苏联特务，汪东兴也是个大特务，吴德是国民党（“文革”期间确受过审查）。张玉凤随后向汪东兴汇报了。而王洪文、张春桥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也不少，其中许世友最为耿直，不假辞色，在1973年8月推选十大副主席时，许世友明确反对推举王洪文，张春桥起而指责许世友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斥责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祝庭勋《李德生：动乱岁月》，p313）”文革”中起用的这批新事官，与四人帮的矛盾一点也不亚于老事官。

到了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王洪文他们要等老事官们死，想不到的是新事官在等待时机。

“文革”至此已经十年，它的理论已经显出了论高难行的尴尬，“文革”实践更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再加上江青乖戾专横、张春桥刻薄寡恩，王洪文根浅无知，姚文元书生不实，都为新老事官们所厌恶，当这伙人在毛泽东羽翼之下，事官们都隐忍不发，但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叶剑英、李先念，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随何、陆贾又怎敌周勃、灌婴呢？

五、余论


历代都有言官，也都有言事矛盾。言官往往因自恃掌握真理，高屋建瓴，放言高论，势如破竹，让事官们动辄得咎；而操办实事的官僚对言官的不切实际、空言误事也深恶痛绝。李鸿章说过：“言官制度，最足坏事。前明之亡，实亡于言官”（《庚子西狩丛谈》，p751）李鸿章一生受了不少言官的攻击，所以攻击言官也最力。周恩来抱怨战略家太多（王力前引书，p679），邓小平也不喜欢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375），华国锋索性就把理论家抓起来了。

古代的言官一般不居主流地位，他们只能上上弹章而已。而“四人帮”产生于所谓反修防修的大背景下，意识形态有着空前高的霸权，坐上了“政委”的地位，等于言官气势压住宰相，他们口衔天宪，言语杀人，积仇聚怨。他们的威权大于古代的言官，其实又与古代的言官一样浅根弱植，权力根基并不牢靠，所以他们的下场一定惨于历代的言官。

“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句原话是“常鄙”，被毛泽东改为“常恨”，换一个“恨”字，就更觉得像一句谶语了。

美惠子

傅高义：邓小平的路在继续走 只是情况不一样了
2014年08月22日 09:4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王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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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试图在他的书里展示“邓小平考虑了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

“邓小平走的路，他们继续走，只是情况不一样了。”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并没有清楚地给出自己的界定：现在是“邓小平时代”，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21年前的这一天，邓小平开始南巡。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的书房里放着邓小平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用作了《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封面。在他的书房里有不少与邓小平有关的中英文书籍。直接有关的书有三十多本，间接有关的就更多了，诸如《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等。

傅高义和同辈的汉学家不同的是，不仅有很强的汉语阅读能力，还有一口极其流利的汉语。在采访中，他轻松地说出：落井下石、举重若轻、韬光养晦、独一无二等成语。

早在1961年，傅高义就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写作和研究，他在写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时，在香港研读所能找到的中文报纸，其中很重要的资料是《南方日报》，他在助手的帮助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整理筛选，最终完成了著作。后来，他采用同样的方法，用十年时间完成了《邓小平时代》的写作。

2012年《邓小平时代》在内地正式出版。这是一部64万字的大砖头，注释多达80页，采访了300多人。傅高义和众多各个时期的中共领导人及其亲属也成为了朋友。

傅高义说，《邓小平时代》还将继续修订，采访也还将继续，他希望那些没有接受他访问的人能够接受他的访问，其中最让他牵挂的是邓朴方。傅高义说，邓朴方已经拿到了这本新书。如果他接受采访，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再飞来北京。

“《南方日报》对我的帮助很大”

南方周末：你早期很多著作都跟广东有关，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傅高义：是因为关于广州的材料多。我从1961年开始写中国的事，前两年在哈佛看书，第三年我来到香港。当时研究中国社会，去香港的比较多，同时也有一批人去了台湾，但是依我看，台湾有偏见。我想深入地了解一个地方，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广东。当时有一批人是从香港到广东，又从广东回到香港的。还有一批难民，本来在广东，后来到了香港。香港了解广东的人比较多，所以我想研究广东。

南方周末：你第一本书的很多研究资料来自《南方日报》，这些资料对你的帮助大吗？

傅高义：非常大。从1949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南方日报》每天都有。政策每天都有改变，很容易理解政府发表的是什么意见，那时的考虑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找了一个原来在广东的小干部当我的助手，那人本来在香港高中参加：）领导下的爱国主义运动，解放初期去了广东。所以他解放后十年都在广东那边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后，他从广东回了香港。在我见过的人里，他算是比较客观的，也有好奇心。我们坐在一起读《南方日报》，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看着报纸说：哎呀，这个我记得，那个某某事件，现在我才了解了。看到某某的文章，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解释为什么一个干部会写那个文章。

南方周末：你觉得《南方日报》跟中国其他地区的报纸有多大区别？

傅高义：当时我没有详细看别的地方的报纸，我觉得相同之处很多。但《南方日报》也有特殊的问题，像华侨问题。对我来说非常有兴趣的是土改。本来是搞土改，几个月以后，报纸批评原来的土改是和平的土改，是地方主义。北方南下的干部实行的比较严格的土改，跟本来的土改有什么区别，那个过程在这本书里面可能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广东有本地的干部，也有部队南下的干部，陶铸来了广东，他年轻的助手来帮助他，二十八岁的赵紫阳。



《南方日报》是傅高义解说广东和中国的重要信息来源。图为1992年3月31日《南方日报》头版，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入选高中语文课本。 （南方报业供图）

南方周末：你当年对广东地区做的这些研究和写作，对于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是不是有帮助？

傅高义：我想理解：）基本的体制，那个小干部帮我了解了：）的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工作的基本系统，我还可以了解基层的人是怎么回事。

但1980年代我有更好的机会。那是我的第二本书。哈佛在马萨诸塞州，我和州长很熟悉，马萨诸塞州跟广东是姐妹关系，广东的领导人过来考察，我陪他们参观，我和他们的关系不错，所以他们邀请我来广东做一些研究，写一本关于广东改革开放情况的书。我当时在经济委员会，可以有机会去看全省的情况，也可以到县经委主任那里了解县的情况，看了很多东西。

后来写邓小平这本书，邓的很多活动发生在广东，而我在1980年代已经很详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写邓小平要考虑到中央的活动，但地方上面临着什么问题，地方跟中央是什么关系，我都有很大的基础。

南方周末：你和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委员会主任接触的时候有什么印象？

傅高义：我当时认识了张高丽。我认为他的运气很好。他在茂名做一个石油工程，后来因为要干部年轻化，正好他合适，就给了他一个机会做经委主任。他当时在省政府没什么经验，就用心地学了。当时的省委书记是林若，我觉得林若比较严肃，人也好，是潮州人。后来我跟他的儿子也变成朋友。

我最好的朋友叫杨迈，他是广东经委副主任，杨迈本来在燕京大学念书，他在那边也上过一个外国人讲的社会学的课。他觉得广东做对外宣传，需要有社会学者来访问它，要比较全面的访问，而不仅仅是经济。所以他邀请我来，那个人非常聪明，他在燕大学经济学，但是1950年、1951年以后经济学没什么前途，所以他学了工科，变成了一个工程师。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他本来是广东人，会讲广东话，又是老干部，很有经验，所以中央派他去广东任经委副主任。党需要的领导人是可靠的，纯粹的，政治完全没问题的。很多事情杨迈非常了解，他对广东省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我陪他去了很多县，跟县级经委的人谈话，可以了解县级的人怎么做。也可以了解广东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邓小平是举重若轻， 周恩来是举轻若重”

南方周末：你很善于抓住邓小平的一些细节，比如，你发现中国领导人和外国客人在一起的时候，一般是看前面的，但他会转过头。

傅高义：他很直率。很多外国人见到他，他们都说他特别直率。即使他说了比较尖锐的话，对方也会觉得可以跟他谈得来，可以跟他交换看法，而不是恨他。虽然看法完全不一致，但他是可以相信的。

南方周末：你写到邓小平跟基辛格谈判时非常强势，却并没有超出外交礼仪的范畴。

傅高义：当然，但基辛格1974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他说这个人还是个学徒的样子。基辛格最喜欢的是周恩来。我想邓小平不会说、不会用外交辞令，但周恩来能用，基辛格能用。基辛格跟周恩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后来基辛格也佩服邓小平，但跟周恩来比较，周恩来能说很客气的、软的问题，邓小平不会，他会直截了当地说。他很清楚他在跟你讲什么。

南方周末：写到邓小平就不能不说毛泽东，不能不说周恩来，你在书里对他们三个人都有评价。

傅高义：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法国一起，在上海地下党工作也在一起，1952年从西南局回到北京，他们一起工作，一直到1967年都是一起的。后来，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1974年、1975年邓小平领导外交的工作，是周恩来教的，他们的关系这么长期是很密切的。

不得不说高文谦，高文谦太太的爸爸是周恩来的秘书。高文谦在文学研究室工作过十年，对周恩来非常了解。后来他跑到美国来，我跟他是朋友，跟他谈了很多。一些北京的朋友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用的材料当然是好的材料，但是不够客观。他告诉我周恩来跟邓小平在1974年、1975年的确有一些摩擦。他也告诉我，1950年代他们两个人在北京也有一些摩擦。但我跟邓榕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说她没有感觉有冲突、有摩擦。我认为在周恩来最后一两年，1974年到1975年，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我估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周恩来身体的确很不好，邓小平想拜访他，这么多年的朋友应该拜访。第二，他们处理一些外交问题，因为周恩来有长期的经验。

南方周末：你能够概括一下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三个人的性格特点吗？

傅高义：邓小平很直率，很有自信，也长期打过仗，在前线做具体工作，是大方的，所以能大方地看很多问题。

周恩来能妥协、能跟人接触。周恩来年轻时，如果遇到的情况不一样的话，后来很可能会做第一把手。但延安时期受了批评以后，他一直很紧张。他了解外国的情况，事无巨细都能记住。邓小平是举重若轻，周恩来是举轻若重。所以大胆地走路，做一把手，我认为邓小平更合适。

毛泽东哲学历史看得多，也考虑怎么打仗，是非常能干的一个人。他喜欢搞革命，也考虑了很多事情。但1956年以后问题越来越多。

“邓小平的影响还很大”

南方周末：你对邓小平的评价非常高。

傅高义：我并不是说他做得很好，但读者应该理解他考虑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作家的责任。

南方周末：邓小平在：）里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傅高义：比较接近他的，我想可能有一批，余秋里也打过仗，也很直率，很自信，很聪明的。要是有更大的机会，纪登奎这一类的人物可能比较接近他。要看人在什么位置。比方说，基辛格1974年觉得邓小平不了解外国，当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怀疑他，所以说话非常小心。余秋里比较忍耐，因为他没在那个位子，但他会不会像邓小平这样做？可能会，如果他们有这个机会。

南方周末：邓小平是不可替代的？

傅高义：对，他跟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现在还是邓小平时代吗？还是后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我认为邓小平的影响现在还是很大，中国现在强了，很多人已经富起来，应该多帮助还没富起来的人。邓小平走的路，他们继续走，只是情况不一样了。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这样说，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只能在中国出现？

傅高义：现在日本的社会比较稳定，毕竟有基础。所以我想现在不会有邓小平那种人了，但是明治维新初期，有几个人性格与邓比较相同，我认为他们的作用也比较相同的。

南方周末：你曾经说过，采不采访邓小平本人不重要，采访他的子女、他周围的人反而更重要，为什么？

傅高义：我认识一个已经去世的日本作家，他的书写了一个领导人，但是他故意没有跟那个人讲话。围绕着很多方面，就写了一本书。他后来见到那个领导人，那个领导人说，你非常了解我了，想不到你会这样做。

这是一个方法，要是你围绕一个人，非常了解他做的事，基本也可以达到目的。

南方周末：你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使用之前别人写政治家的书，作为榜样或者蓝本？

傅高义：没有。我本来是学社会学，我的一个教授告诉我们，全社会的各个情况你应该都了解，对每个人要了解他的性格，也要了解全社会的情况，包括政策。

写人的书，我看了一些，比方说写赫鲁晓夫和斯大林的。


我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看了很多人写某某人的书，比较好的也有。但他们本来是学政治学的，我本来是学社会学的，希望了解全社会的情况。所以那些书的作者，没有跟我的背景是完全一致的。

南方周末：你对日本也有很多研究，你觉得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什么吗？

傅高义：第一，质量管理。你看温州的高铁事故，日本从1964年有新干线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死亡，不值得学习吗？不仅仅是高铁，还有很多方面的，尤其企业管理。日本的犯罪比较少，全世界最长寿的人也是日本的。所以日本社会还是比较强的社会。暴发户在中国多，在日本基本没有。我认为作为更平等的社会，自然有钱的和没钱的有分别，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厉害，日本做得也很不错。

[责任编辑：徐鹏远]标签：傅高义 邓小平

美惠子

邓小平最后一次见毛泽东时为何表现得咄咄逼人
2014年09月09日 08:0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傅高义

本文摘自：《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出版：三联书店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中脱身，因为他要跟亨利·基辛格，后来又跟吉拉德·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3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在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周恩来曾被指责为对美国太过软弱，而当这次会谈被汇报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基辛格则试图解释美国在对付苏联的威胁上已经做了不少事。邓小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国不对苏联的挑战做出适当回应的问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国面对苏联攻势时的退缩态度有关。基辛格认为，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打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苏联。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11月4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8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什，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推迟到12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期进行。中国在11月13日同意了原定的访华日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主要东道主，在有130多名高官参与的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福特的到来。邓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3次漫长的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克松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松曾承诺在1976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在访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尼克松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的会谈中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经验更多一些。”就像6周之前他跟基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中国已经做好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邓小平虽然不满于美国向苏联示弱，但他并没有表示中国要增加自己的军费。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的态度要比6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小平还以其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邓小平还发现，福特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对乔治·布什说，他与福特会谈的成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平为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什举行告别午宴时，布什把这次午宴描述为“气氛轻松愉快”。

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邓小平被允许在1月1日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丽·尼克松及其丈夫大卫·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接见了由玛格丽特·赫克勒（Margaret Heckler）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这也是邓小平在1977年复出之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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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条缝[2014-09-09]（二）
2014-09-09 16:12:0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美国人觉得邓小平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共产主义者

大家了解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有三起三落，第二次他被批判就是在1975年末、1976年初的时候，他第三次起来的时候是到1977年了。因此，他希望扩大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他已经在思考现代化了，他也意识到最重要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国防、科技等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科技现代化。所以，他立刻在当权之后就开始去推动科学技术来为现代化打下基础。

1977年，他找到一个机会开始和两个他认为将会对中国开放、中国改革现代化最重要的国家合作，那就是日本和美国。虽然中国1972年就和美国关系正常化了，但是他们自那以后并没有太大的进展，邓意识到日本对于他们在二战中的罪行非常内疚。所以，很多的日本商人很愿意借钱给中国，很愿意在中国进行投资，同时把这个科技交给中国，因此，在1978年10月，定下了一个和平友好条约之后，邓小平访问了日本，那次访问非常成功。在他访问日本之后几个月，根据民意调查，发现日本人中有超过78%的人都对日中关系持积极态度，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10%以下了。在日本，邓小平访问了一些现代工厂，一些钢铁厂，另外还有当时的新干线，现代电子，现代电视厂等等。

他同时也意识到因为他还要完成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卡特总统愿意和他合作。所以，1978年5月，卡特得到了政府的批准，可以进一步与中国发展关系，但是仍然要求他秘密进行。于是，他派布热津斯基见邓小平，当时他们谈中美外交如何正常化，到了夏天的时候他们开始谈判，卡特和邓小平进行了私人的会面，讨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因此，邓小平来到美国是1979年1月份，他在美国进行了访问，去了国会、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和西雅图，他在德克萨斯访问的时候成为了一个象征，当时有一个牛仔上来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牛仔帽，大家知道邓小平微笑着戴上这个牛仔帽在美国成为了一个象征。

很多美国人都不太喜欢共产主义，但是他们觉得，邓小平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这张图片就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上，成为新中国的一个象征。这张图片不仅在美国有影响，在中国也有影响，在中国内部因为播放了邓小平访美的影像，人们看到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在美国感觉很好，所以，这个时候人们开始研究美国，也开始享受美国的文化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一两个月之前，他主要在东南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访问，因为他当时非常忧虑的是苏联在越南建军事基地，他怕这会对中国产生威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的结果就是要使一个曾在国内进行过“文化大革命”、并支持国外革命的国家，进行转型，它要将它转型为与各国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而不是推动各国革命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一直持续到1978年以后。

当时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开始增加，那些去中国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也增加了，但是这个增加的速度没有像中国去美国学习的人那么快，所以，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年轻的中国人感觉到今天的问题可能比1978年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更多。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当时是多么艰难，当时有那么多西方人都认为共产主义很坏，而且在中国很多人认为革命是个好事情。所以，当时要想做出这种决策真是极其的艰难，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卡特总统在中国访问时，他就说了一句，说邓小平真是有巨大的勇气，对他来说，也给了他巨大的勇气来做出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开放两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的时候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不理解当时是多么艰难。而且不仅仅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情，那时还有很多其他人和他一起，他们都在前线，他们都是决策者，还有陈云的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话，那么邓小平可能也很难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所以，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代邓打下了一个基础，这个开放和改革的基础到今天还在继续，大家知道进步是不会停止的，像杜维明教授刚才所说的，儒学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一种新的跨国主义。

邓小平的时代仍然对现在有很大的影响，而中国也不会停止发展，中国需要能够继续的改革，中国人需要继续在国外学习，而外国人也需要继续增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我非常感谢那些做这方面努力的人，同时希望你们一切顺利。

“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做实验”

邓小平对理论并不是特别关注，无论是共产主义理论还是西方经济理论。我认为，将这样一些西方理念引入中国，世界银行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邓小平并不对这些理论的框架十分感兴趣，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和陈云联合，因为陈云对经济学更了解，因此在早期的时候一直到1981、1982年的时候，陈云在改革前五年计划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陈云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领导，所以，邓小平让陈云来决定经济政策。但是在1981、1982年之后邓小平就有点儿不耐烦了，等不及了，所以，他当时对经济比较关注的是要发展更快，他希望能够更快的学习，更多的投资，更快速的改变中国的现状。他想加快中国的发展，因为他觉得如果中国发展速度增加的话，中国能做更多的事情。但是，陈云还是让他缓一点儿。

所以，邓小平的观点就是做实验，摸着石头过河，中国非常大，他可以把有些观点在某一些地区进行实验。但是我担心如果检查邓小平对于西方理论的了解的话，恐怕他对西方理论没有什么了解。他领导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有广泛观点的国家，他只是做一些实验，他更关注于实验。

“苏联对邓的影响比西方的影响更大”

邓小平在法国学习的时候是有很多人一起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民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同时，在那几年之前，苏联的成立也对他影响很大，1917年的俄国革命出现了，他们是一个后期现代化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邓小平在法国的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挺大的，苏联对他的影响可能比西方的影响更大。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关于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论述，特别符合他们在法国的经历。


所以，总体上来说，邓小平受到民主的影响不如说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大，因为苏联革命说起来是更多的帮助穷人，将一个国家在：）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所以，它有巨大的影响力。

邓小平一直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相信要做实验的，要实验。所以，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说应该怎么做，他觉得只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那么大家都得听毛的。但是他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他在苏联学到的一些东西已经不合适了，所以，他就必须做一些实验，一些新的想法，新的办法。



(原标题：傅高义：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条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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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的精准预言：将来谁也压不住邓小平
发表于 2014年9月9日16:09

摘要：“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也加重，必须住院治疗。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共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再度复出，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毛泽东晚年也对身后情况做过预测，他认为在他死后，没有人能压得住邓小平；江青以后怎么样“只有天知道”。

邓小平
毛泽东的“四步走”战略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共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
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五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他曾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决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至此，毛泽东采取“四步走”战略，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共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美惠子

一个真实、可亲的邓小平
2014-09-09 00:00:00　来源: 嘉兴日报　有1人参与
■沫沫

厚厚的一本《邓小平时代》，是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十年心血之作。该书完整地讲述了邓小平的生平，具体细致地描述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坛的风云变幻，从而凸显了跌宕起伏中的邓小平作为一代国家领导人的独特魅力。作为出生于80年代的青年，这是一本不能不读的巨著。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必须知道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才能更好地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从人物传记的角度而言，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的研究精神，以及本书中丰富详细的考据考证，让我深为叹服，也充分体现了本书的可信度。要还原真实的人物，应该也必须基于真实的基础，然而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尤其是在那样一个特殊而艰难的时期复出，而后开始整个中国的体制转型的邓小平，很难不被人套上层层光环。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中文和外文文献，进行大量的中外籍人士的独家访谈，以及实地考察，对历史事实进行了尽量客观真实的描述，整体工作量非常之大，凝聚了很多人的付出。我边读边翻看注释部分，心里总是涌起一种感动：作者如此认真不也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吗？

从描写历史事件的角度来看，本书具有国际化的视野，从不站在单一的角度就事论事，能做到纵观全局、结构清晰，通过抽丝剥茧的剖析得出严谨的结论，很好地表现了作者思考的深度。比如在描写中苏关系和中美建交时，都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表现了不同国家出于各自利益所作出的思考与选择，使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殚精竭虑、如履薄冰。纵横交错的国家、历史事件与人物，在作者的笔下变得富有条理而特色鲜明，加之生动的叙述与独特的观点，使人读来既觉颇有趣味，又引人深思，掩卷之后仍回味良久。

从体现人物魅力来看，作者笔下的邓小平固然是一名具有杰出才能、性格坚毅沉稳的政治家，却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真实的人。本书中的邓小平，因为做地下工作的经历所以练就了将人名和地址牢记于心的本领，也因很少书写还避免落人口实从而减少了文革时的灾祸，读来真实可信。而对于文革，邓小平既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保证“永不翻案”，但多年后在外国记者对文革产生误解时也会激动地表示“那是一场灾难”；他特别严厉地坚持严惩在北大发动政治批斗的聂元梓，因为其导致了邓朴方的瘫痪和60名教职工的死亡；同样，他也对妻子说，后悔自己没有做更大的努力去减小文革对国家的破坏。这样的邓小平褪去了完美的光环，有后悔有遗憾甚至有那么一些些地让感情影响决定，却回归了做人的平凡与真实，更完整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与内心。书中并没有煽情的描写，却让我不由得感觉到，小时候从电视里看到的那个戴着红领巾的、亲切和蔼的邓爷爷跃然纸上，因为真实的人才是最可爱的人。

美惠子

毛泽东坚持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背后         
标签： 文化        
在“文革”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六十年代初就被他看中的人并没有否定。实际上，一直到毛泽东最后的时刻，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所信任的人。特别是在1975年5月3日深夜由毛主席召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依然投给邓小平信任票，从而为邓小平将来执掌局面埋下了极其重要的伏笔。

    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小平和林彪搞不到一起去，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在1966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林彪曾逼迫邓小平当场交权。
    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打倒”只是一种批评和帮助的形式。他心中有数，多次坦言：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泽东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了点，决心下的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同年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 “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泽东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要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毛泽东制止了会议准备将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留有余地，不光是看中了邓小平的才华，其中的重要原因还在于：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没有投降过敌人；邓小平在苏区曾被作为“毛派”头子被打倒；协助刘伯承打仗得力，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这四个方面的结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句句重如泰山，句句背后惊涛骇浪。

    1973年之后，毛泽东在党、政、军三个方面委以邓小平重要职务，明显地表示出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和信任。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说了“你是毛派的代表”的话，信任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曾让王洪文拜邓小平为师，但王洪文后来的表现让毛泽东彻底失望了。

    1975年7月1日，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道：“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邓小平通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在叶剑英的信上批示“同意”。
    后来，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职务。但依然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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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会肯定习近平反腐成就
2014-09-09 06:59:34　来源: 新华网　有0人参与

《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参加察哈尔学会圆桌讨论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9月7日，因《邓小平时代》一书而被中国民众熟知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京参加察哈尔学会圆桌讨论(右图，组织方提供)，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姚遥进行对谈。傅高义大胆假设：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会肯定习近平主席对反腐的贡献，会重视经济问题，继续改革开放。

了解今天的中国，重点是了解改革开放

傅高义：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3年，正好是41年前的事，80年代我又去广东做了几个月研究。我70岁退休了，觉得应该找个重要的题目来著述，觉得有责任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美国民众，提高他们对东亚的理解。了解今天的中国，重点是了解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的主流。了解改革开放的过程、政策，对美国人了解中国是有帮助的。基辛格说得很好，从他1971年访华以来，每届美国总统的看法都是要和中国接触，希望中国参与进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主流也正是和平与发展。中美关系在美国议会里讨论得很多，因为美国企业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赚到了钱，美国企业家也支持并要求议会和中国处理好关系，他们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希望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也尽可能让美国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客观情况。我个人认为比较客观地写邓小平对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有好处。

姚遥：钱其琛《外交十记》里谈到，邓小平说中国的形象就是六个字“不怕鬼，不信邪”。“鬼”是什么？“邪”又是什么？这就要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际环境，1945年二战结束，中美打败了法西斯这个魔鬼，可是二战刚刚结束，美苏就签订了雅尔塔条约，没有跳脱划分势力范围、称王称霸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用了60多年走到今天，突破雅尔塔体系一圈又一圈的限制。“鬼”就是一直称王称霸的国家，“邪”就是不公平、不那么正义的国际体系。今天中国国民素质和国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超过邓小平时代。政府要正确引导，让有误解的人准确了解中国。

邓小平带领中国与世界接轨，是个了不起的人

傅高义：邓小平是个坚定、有原则的人，对中国的利害关系也很了解。对于美国把武器卖给台湾，邓小平非常不满意，1948年后中国也一直给美国压力，但邓小平的判断是先恢复中美两国的关系，后来八一七公报出来，这个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虽然现在全球的形势很复杂，但1978年时中国的情况也非常复杂。邓小平具备个人魅力，带领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与全世界接轨，做出那么多贡献，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20世纪的领导人中，在历史成绩和影响力方面，还是邓小平最大。

姚遥：邓小平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国内改革开放，国内的环境永远跟国际联在一起，国际上是中美联合起来反对苏联霸权，换句话说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80年代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迎来了非常好的时期。目前，第一还是要对中国已经走上今天的道路有自信。上个月习主席在小平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非常好，中国今天有很多问题，有不好的我们就去改，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但是归根到底要看到，中国今天一路走来就是很好结合了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

纪念邓小平，可让40岁以下的人了解他的功劳

傅高义：邓小平改革开放，做了很多事情。特别是他做的关于高考、为干部平反的工作。1979年进大学的那批人了解那个时代，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邓小平时代，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情。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可以让40岁以下的人了解他的功劳和贡献，继续弘扬改革开放的精神。邓小平如果还活着，我认为他会重视习近平对反腐败的贡献，会觉得非常好并表示肯定。他也会重视经济问题，继续重视改革开放。

姚遥：邓小平在1958年一次开会时提出：“不能总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这句话现在来看依然不过时。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杨春

声音

寄语中美、中日关系日本要向国人坦白二战历史

傅高义：1958年以后我每年都会去日本，因为我会日语，对日本比较了解。我认为安倍晋三不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这类事情应该避免。日本要向本国的年轻人多解释一点二战的历史，对自己的老百姓坦白一点。邓小平在80年代做得很不错，让中日两国互相了解。日本人应该积极承认自己在二战中做的坏事，应该说得更多点。现在钓鱼岛问题还在，中日关系的难题太多了，路比较难走，但我希望中日两国能搞好关系。

中美问题和冲突不会太大

傅高义：对于中美关系，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20万以上，跟美国接触得多，也了解美国。现在北京跟华盛顿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每个礼拜都有交流。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都是想积极交流的，都重视共同利益。习近平访美后，两国关系向好，谈判交流更多了。虽然中美两国各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利害关系也存在，但我个人认为如果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想法继续做，问题和冲突不会太大，我希望两国能顺利地解决问题。

（原标题：“邓小平如果还活着，会肯定反腐成就”）

美惠子

华国锋四个子女近况曝光：让人出乎意料！ (2014-09-06 14:26:5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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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76--1981年那段风云变幻、决定此后中国命运的岁月里，集党、政、军要职于一身的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居功甚伟，以克制、宽容的民主态度默许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主持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在评价他的历史功绩时，最获赞同的便是称他“实现了毛时代向邓时代的平稳过渡”。
　　“没有文革的结束，就没有改革的开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一个曾被多年淡忘的名字——华国锋让人无法忘记。
　　然而，就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不禁引起人们的诸多遐思：在过去的近三十年间，当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位于北京西皇城根一所院落内的华府，又经历了如何的沧桑变迁？
　　二十七载远离政治舞台
　　从一九八一年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起，华国锋度过了二十七年远离政治舞台的生活。虽然其间也曾四次高票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却从未发表过任何讲话或接受媒体的专访。除了华府周围的邻居能够在他出门散步时偶遇外，他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机会仅为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和忌日于毛主席纪念堂祭拜之时。
　　在华国锋的日常生活中，更为关注的似乎是书法和他亲手种满小院的葡萄。不过，这位老人并未与时代脱节。每天上午，他都会花大量时间阅读报纸，除了党报，也有都市类报纸，而且每晚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华府则以慰问居多，有时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这时，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还能说出一些具体事例。
　　虽已离开权力中心，但华府的客人却不少，有华国锋的山西同乡，有来自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也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据华国锋的子女介绍，毛泽东、胡耀邦、刘少奇等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三0五医院为华国锋举行吊唁时，前来祭奠的就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等，毛泽东之孙毛新宇也在华国锋于八宝山火化当日赴灵堂悼别。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华国锋的话题却从不涉及国内政治，即便有人在他面前提起，他也摆手示意不听。
    子女平凡谨遵其训
　　华国锋原名苏铸，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因此，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四个子女，既无出国的，也无经商的，都是本分的普通人。
　　华国锋的长子苏华，原于空军某部任职，现已退休，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很朴素，没有架子，与同事关系很好。”
　　小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
　　小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在华国锋生前担任他的生活秘书。
　　据子女们说，华国锋一般都不会严厉批评他们，只会要求他们好好努力。在时时鞭策之余，“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这是外孙女王苏佳牢记的一句话。四子女中稍为显赫的或许是大女儿苏玲，现任中国民航总局交通管理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的她，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美惠子

毛主席留给华国锋的一样东西：竟轰动全世界！ (2014-09-07 10:49:59)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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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自己正式成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到他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庆祝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以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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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追悼会上：毛主席为何同意让邓小平致悼词？

时间:2014-09-05 17:50来源:未知 作者:时时网 点击:4230次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倾十年心力，完成著作 《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众多独家访谈为基础，对邓小平个人性格及执政风格进行了深层分析，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史进行了完整而独到的阐释。文字严谨专精，又具高度可读性，被誉为邓小平研究“纪念碑式”的著作。

　　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周恩来去世

　　周恩来走在了毛泽东之前，这使毛泽东得以影响周恩来追悼会的安排。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当时仍名义上担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泽东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讣告，对以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和朱德为首的107人治丧委员会的人选也没有提出意见。毛甚至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将周恩来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但是毛泽东没有出席追悼会。他让机要秘书张玉凤解释说，他行动不便，无法出席。他给周恩来送了一个花圈，除此之外没有参加其他追悼活动。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的体重已从过去稳定的130多斤减少到仅80斤。邓小平、叶剑英等亲密同事常去医院病房看望他，即便当他已无法说话时也是如此。1月5日他最后一次做手术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周恩来去世的当天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大使时宣布，根据毛的指示，外国驻京大使可以参加吊唁活动，各国领导人可以前往中国驻该国使馆凭吊，但不必派代表团来京。

　　当电台和广播喇叭里传出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后，举国上下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众的眼中，周恩来自1973年以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民众自发流露的哀痛，堪与1945年罗斯福去世或1963年肯尼迪遇刺在美国引起的反应相比。中国人民还记得一年前周恩来出席全国人大会议时虚弱憔悴的样子，故而对他的去世并不感到意外，但让他们担心的是，再也没有谁能够保护国家免于疯狂了。很多人担心，周恩来现在已经不能保护他们，接下来不知会发生什么。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译按：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一过，立即宣布正式的悼念活动结束。尽管报纸上刊登了追悼会的简讯和邓小平致的悼词，但与革命领袖去世时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也没有关于天安门广场上和运送灵柩时参与悼念的群众人数的官方估计。对于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美惠子

耀邦追悼会惊人一幕：李鹏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年第6期，作者：章立凡，原题：胡耀邦治丧手记

　　1989年4月20日上午，我在家稍事休息，下午仍去胡家。原定自19日起让群众瞻仰遗容三日，由于这几天形势紧张，临时取消了。几天来络绎不绝的群众吊 唁，使悲痛中的家属十分疲惫，故自今日起停止接待吊唁。胡家在胡同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原委，请大家谅解。但亲近朋友的吊唁则不在此列。

　　此时丧事的操办仍有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是耀邦的评价问题，19日的座谈会上，于光远等已提出悼词应加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始终未获高层同意；二是 追悼大会的规格问题，高层提出按最高规格，即中央总书记的规格，在人民大会堂正厅举行追悼大会，用水晶棺陈放遗体等等，家属则坚持降低到现任职务的规格， 即政治局委员的规格办。



　　赵紫阳在胡耀邦住院时曾去看望，胡逝世后，赵派其子来家吊唁。邓小平家除邓本人外，差不多都来吊慰过。李鹏在访日归来的当晚，即偕夫人朱琳到胡家吊唁，在胡夫人李昭面前落泪。

      21日的任务特别重（明天将举行追悼大会），我一早便赶到胡家。9时10分，中央派人来与家属商量悼词的最后修订稿，子女们在饭厅内与中办写作班子里的郑 必坚等人再三磋商，很长时间相持不下。我则回避到其他房间，安排分送追悼会的请柬、车证，以及当晚移灵及次日追悼大会的摄影事宜。家属与写作班子的磋商一 直拖到近午，其间习仲勋还到胡家来了一次。最后家属仍未让步，只是表明态度，听任中央决定。据我所知，征求意见的修订稿，与赵紫阳在追悼大会上念的悼词，仍有一些差别。

　　耀邦的遗体将于今晚整容，然后由家属护送到人民大会堂，殓入水晶棺，在那里安放一夜，待明日追悼大会结束，再送至八宝山火化。我将跟随全部过程，拍摄历史资料。在我的日记中，这段过程是按小时和分钟记载的。

　　下午5时40分，我刚刚领到第二天会场使用的记者证，就有人喊我马上出发去北京医院。赶到胡家通中南海的侧门，乘上一辆面包车，与耀邦次子刘湖、三子德华同往。小女李恒已在本日下午到医院探视过遗体，此刻遗体正在太平间解冻，等候儿子前往为他穿衣。

　　车队下午5时50分由中南海出发，在苍茫暮色中驶过长安街，转入台基厂，很快到了北京医院后门。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些身穿白衣的医护人员已在院内守候，不少人眼眶内充满泪水。趋入太平间，院长及著名的遗体整容师马燕龙教授已在室内静候。

　　走近灵床，心头顿时一震，昏黄的灯光下，耀邦遗体安卧在米兰、君子兰围成的鲜花丛中。他面色憔悴，嘴角有一层未剃去的胡须，神态安详，像是在享受辛勤工作后的小憩。如果不是遗体上未融的冰星在闪烁，真不敢相信这位生命力如此旺盛的人已经停止了思想。

美惠子

默哀之后，白色的被单轻轻打开，刘湖、德华和马教授开始为老人家清洗遗体。接下来是更衣，这次耀邦穿上了崭新的白色圆领衫和两件白衬衣，加套西装背心和他 喜爱的铁灰色西服。一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含泪将一条有棕蓝两色条纹的领带为他系上，领带下端有一个小小的圆圈，上面印着一个“N”字。下身是白色衬裤， 用两条蓝色缎带裹住裤脚，再加西装裤。套在脚上的，是一双中式黑布鞋。

　　穿衣完毕，马燕龙教授细心地为耀邦修面整容，然后用白色丝绸被单装裹。一具有机玻璃罩的白色灵柩抬了进来，遗体被小心地移入柩内，盖上了中共党旗。刘湖、德华率家人向遗体三鞠躬后，众人退出太平间。车队从东交民巷经天安门广场驶回胡家，已是晚间7时，但更重要的礼仪还在后面。



　　晚8时05分，长子德平率全家子孙出发迎灵，先到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稍事休息，然后到中央大厅与乔石、宋平、温家宝等治丧办公室成员会合，于8时30分离开人民大会堂，在夜幕中驶过天安门广场，沿途街道两旁，人群默默肃立，悲痛地注视着匆匆驶过的车队。

　　13分钟后，车队驶入北京医院，许多记者已在院内等候，家属们趋入太平间，一见到玻璃罩下的遗体，顿时泣不成声……行礼如仪后，开始起灵，灵柩被慢慢移入灵车。

      8时50分，车队驶离北京医院。为防止群众拥堵灵车，车队改由天安门广场南侧绕行，于9时整抵达人民大会堂西南门。由大门台阶到中央大厅，用大红地毯铺成了行进通道。解放军仪仗队肃立在通道两侧，随着灵柩的缓缓行进，军人们依次向耀邦行军礼。

　　这座以往在人们眼中灯火辉煌的巨大建筑物，此刻灯光昏暗，灵柩在一片沉寂中行进，没有哀乐，不时可听到低低的抽泣，气氛显得凝重压抑。这位伟大改革家的官方丧礼，正在黑夜中悄悄筹备着；一墙之隔的广场上，哀痛的民众情绪激越……

　　中央大厅正面，悬挂着胡耀邦的巨幅彩色遗照。这是官方在这种规格的丧礼中首先使用彩色照片。这张照片是今年4月6日，即耀邦发病前两天，由记者杜修贤拍摄 的。当时杜要求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说：“我怎么笑得出来？！”照片上的耀邦，左边的领角不经意地微微翘起，显示出逝者在衣饰上的随便作风，我注意到照片上 的领带，与遗体上的一模一样。仍是那副忧国忧民的神态，昭示着一种“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的思想境界。背景上的冬青树一片苍绿，暗示着逝者不 朽的生命力。

　　大厅中央，配有特殊充气调温装置的水晶棺底座，已经安装就绪，上方是一座小型龙门吊床。9时10分正式入殓，人们将遗体小心地安放在底座上，马教授为遗体 做最后的修饰，完毕之后请德平审视，他对遗容表示满意。沉重的水晶棺盖在吊床上缓缓移动，平稳地降落，将逝者与活着的人们隔开。

      入殓完毕，众人再度默哀行礼。胡启立等与家属握手告别，昏暗中，我注意到他眼镜后面闪动着泪花。步出大会堂，手表指着9时45分。行至大会堂西侧路口，车队被一股巨大的人流阻断，大批学生不顾北京市政府第二天将在天安门广场禁止通行的命令，源源不断地向广场涌去，为了明天的悼念，他们将在广场上度过一个乍暖还寒的春夜。
(责任编辑：时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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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真的不看战争电影吗2014年09月12日11:14   新浪历史   作者：张雄文   我有话说
　　（文/张雄文）

　　随着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到来，与他有关的影片、回忆文字也再度频繁现身。因逝去的年代并不久远，其中某些出于美化而虚构的内容引来不小的争议。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如此，其女儿的一个回忆也不例外。

　　邓小平女儿邓楠近日回忆说，父亲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对描写战争残酷的电影一概不看，“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打仗死人太多，所以他特别珍惜和平年代，特别热爱生活。”

邓楠　　作为亲人，这个说法似乎可信，而且与原全国政协常委王大明近日的回忆相吻合。王大明说，邓小平“生活非常有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

邓小平　　他还回忆，1964年杨尚昆在给邓小平找来吴晗等三位牌友时，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牌瘾”的确够大，对另一种娱乐方式看电影自然也就淡漠了。

　　但邓小平并非“一概不看”战争电影，自然也并非“以前打仗死人太多，所以他特别珍惜和平年代，特别热爱生活”。他喜欢看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便是一例。

　　《大决战·淮海战役》于1989年拍摄，花费了一个亿，相当于《大决战·辽沈战役》与《大决战·平津战役》投入之和，原因是《淮海战役》重拍了一次。第一次是按照历史本来面目从济南战役开始拍摄，以粟裕和华东野战军为主角，因与《邓小平文选》精神违背，不久又重拍一次，从当时尚未投入淮海战场的中原野战军开始拍摄，以邓小平主角。

　　据2008年第10期《百年潮》记载，“邓小平对《大决战》(淮海战役)的拍摄也很关心”。影片杀青后，他在上海特意观看了影片，满意地说：“片子拍得很好，我每年都要看一遍。”(袁成亮：《杨尚昆为何说写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淮海战役不仅是国共对阵22年中的巅峰对决，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役。国共双方共投入140万人，中共参战的两个野战军共伤亡10余万人，相当于5个南昌起义时的部队或者100个毛泽东初上井冈山的部队。

　　其中，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围歼精锐的国民党军黄维兵团，死伤更是触目惊心。邓小平更是说：“中野拼光了也值得”。而国民党参战部队伤亡及被俘也高达55万人。

黄海战役战争场面　　因而，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描写的战争残酷场面，超过了任何一部其他战争影片(诸如《地道战》、《小兵张嘎》一类)。但邓小平很高兴地观看完毕，还说：“我每年都要看一遍。”

　　《淮海战役》虽然残酷，毕竟还是常规战争场面。邓小平甚至看过苏联原子弹、氢弹等机密军事影片。

　　1956年10月的一天下午3点，当选中共书记处总书记不久的邓小平在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陪同下，专程赶到国防部大楼观看3部苏联机密军事影片：原子弹的构造、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原理；苏联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实况；在原子弹实弹爆炸条件下的苏军实兵对抗演习。

　　当影片展现苏联原子弹、氢弹爆炸时景象时，霎那间产生的强烈无比的闪光划破长空，转瞬间发出的地动山摇的巨响震撼苍穹，还有瞬时即至的排山倒海的冲击波横扫寰宇，邓小平说：“原子弹和氢弹的威力真是无比强大呀！它们放出的能量真的比常规炸药爆炸时放出的能量可大几万至几千万倍啊！”

　　当银幕上出现黄褐色蘑菇云腾空而起、穿云破雾、直刺苍天的景观时，邓小平又高兴地对萧向荣说：“好，好，你看，这个蘑菇云升得多高啊！真壮观！”(孙立忠：《忆邓小平观看苏联机密军事影片》，《湘潮》2009年第10期。)

　　显然，邓小平“一概不看”战争电影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其实，回忆者的说法是受到刘伯承晚年不看战争影片的报道启发，顺手将刘伯承子女的回忆照搬过来给邓小平，以体现其“铁骨柔肠”和人文关怀。

　　早在2010年，《羊城晚报》便报道：“建国后的刘帅却不愿看炮火连天、血肉横飞的战争影片。晚年赋闲在家的刘帅一见电视屏幕上出现战争场景，就会关掉电视或更换频道。”

　　文章说：“他多次感慨道：‘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文章说，刘伯承的子女曾问父亲：“淮海战役打得那么漂亮，怎么从未听您在我们面前提起过呢？”刘伯承不堪回首地说，那场战役结束后，他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他要丈夫，无数白发老人找他要孩子，他心里不安，所以根本不愿去想、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刘帅为什么拒看“战争片”？》，《羊城晚报》2010年6月9日。)

　　刘伯承晚年拒看战争电影的回忆不仅详实，而且他建国后幸存的一只眼睛视力逐渐下降，不久便完全失明，因而可信度也就高得多。

　　邓小平无疑是一代伟人，历史自有其显赫的位置，锦上添花甚至画蛇添足大可不必。一位朋友的说法可谓切中肯棨：“我们崇敬邓小平，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顾历史事实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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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子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因缘2014年04月29日17:57   新浪历史   作者：朱永嘉   我有话说(4,660人参与)
毛泽东与邓小平　　邓小平同志生于1904年8月22日，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他逝世于1997年，享年九十三岁，他离开我们也已有十七年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记得1975年4月他给中央写信时，便提出“要准确的完整的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观念，我们也应该如他所言，要完整地准确地以邓小平同志一生在理论上的贡献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对形势的认识。我的老师陈守实先生当年便告诫过我，要准确了解和评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最好的办法是仔细读他的年谱，那样才能准确地理解它一生之所思和所为。为了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从过了春节起，我一直在读《邓小平年谱》，不时地作一些札记记下自己的心得。

　　二十世纪一个世纪的中国革命历史，都说明了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是二个不可分割的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同志始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派的人。邓小平同志是1931年6月在上海要求去中央根据地工作的，获得中央批准。他7月14日离开上海，8月初到达瑞金，被推为瑞金县委书记。他在那里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错误，使瑞金成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的腹地。那时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得到毛泽东、朱德的充分肯定。邓小平同志在瑞金办了《瑞金红旗》作为县委机关报。他署名小平在《瑞金红旗》第七期上发表了《惊人好消息——红军三军团攻下会昌城》，他的本名为邓希贤，从此开始便以邓小平的名字出现在历史舞台上，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七岁。邓小平同志始终不忘记他在瑞金工作的经历，他在1986年的9月10日，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并建议拨了二笔款项给一中修建学生和教工的宿舍。1932年6月，在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交界的筠门岭倒水湾召开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中心县委书记。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抵制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在“清田运动”中，强调不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打击富农，抵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这一年的10月上旬，中央苏区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主张向敌人统治较弱的赣东北方向发展，指责其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并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兼任。11月间，广东军阀陈济棠向中央苏区南部进攻，占领寻乌县城，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有计划的退却，会后领导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迫使对方撤出寻乌，恢复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

　　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自上海抵达瑞金，在苏区推行全面进攻路线。2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批评邓小平领导的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在敌人进攻时，“仓皇失措”，犯了单纯防御路线，批评他们是逃跑的“罗明路线”，指责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领导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期间，提出对邓毛谢古“反党的派别观念”，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5月间，邓小平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在受审查期间，妻子金维映与邓小平离婚。这就是十年内战时期“邓毛谢古”事件，也就是毛泽东一再说邓小平是毛派的人的原由。邓小平因此被下放到苏区的前沿安乐县的南村区委任巡视员，不到十天，又被调回宁都，任红军政治部的秘书长，主编《红星》报。邓小平在上海曾任中央的秘书长，以后编过《瑞金红旗》的报刊，现在开始编《红星》。邓小平还是笔杆子出身，他在《红星》上发表毛泽东的文章，一直到红军长征开始，他主编了《红星》报六十一期。在长征过程中他还编过油印的《红星》报。到1934年12月，他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时，邓小平是会议的记录员，因为他是中央的秘书长。正由于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同志与邓小平同志有这一段因缘关系，所以后来毛始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派的人。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邓小平参加了在延安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1月5日毛泽东在全会的结论中提到“1933年在中央苏区对邓小平等同志的打击也应取消”，这就是毛泽东为“邓毛谢古”事件彻底平反。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看了之后写了四条批语：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所以那样倚重邓小平同志不是偶然的，自有其历史的因缘关系，是共同的也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让他们走到一块来的。

　　来源：作者授权新浪历史刊发，原标题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历史因缘关系——读<邓小平年谱>札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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