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邓小平为何要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开禁”？         (2013-04-24 09:10:11)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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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

    1977年8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次年又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卷3》）。到1981年6月底，邓小平已身兼中央军委主席及中共中央副主席两大要职。但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对于这一问题，他在后来会见香港《明报》的创始人查良镛（金庸）时作了一番有趣的回答。

金庸看邓小平:他是郭靖

　　众所周知，金庸是蜚声海内外的武侠小说家，他曾用一枝笔创造了许多英雄般的大侠，其中《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其中之一，在金庸眼里，邓小平就是郭靖式的人物。

　　《党史纵横》（2004年第7期）中的《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文/吴跃农）文章记载:文革期间，邓小平被流放到江西农村。金庸在《明报》上为邓小平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不合理，并且不断地支持彭德怀等人，赞扬周恩来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由此，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尽管邓小平在1949年后的政途大起大落，但作为社评家，金庸曾准确预测邓小平将会“东山再起”。1976年春，邓小平再次被逐出政坛。金庸在社评中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重返权力舞台中心。这一预测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金庸曾说:“我的想象实际代表了中国多数人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选金庸做“传话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些海外的知名人士纷纷接到邀请，访问大陆。1981年，金庸也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他向邀请方提出:能否在访问期间拜访邓小平先生？

　　邓小平对金庸早有听闻，他曾托人从境外买过一套金庸的小说，而且爱不释手。当时，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至29日）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将党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邓小平会见金庸可以向海内外传递中共新的对台工作信息。

　　在邓小平看来，金庸是两岸极好的传话人。因为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此外，金庸与台湾方面也颇有来往:1973年春，金庸曾应邀去过台湾，尽管病重的蒋介石没见他，但蒋经国就时政国事与其进行了深谈。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中共就曾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而此次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的报告很快被送到邓小平那里，后者随即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做国家主席太花精力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金庸（见图），这也是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会见的第一位香港人士。两人一开始，便互道仰慕之情。邓小平说:“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你的小说我读过，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金庸则说:“我一直对邓先生您很仰慕，今天能见到您，很感荣幸！”邓小平回道:“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

　　很快，两人便进入一些尖锐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说:“我觉得在国家统一这件事上，大陆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因素。”邓小平表示赞同:“三件大事中，国家的经济建设最重要，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其它两件事就有基础，经济建设是根本，目前的经济需要调整。”

　　随后，两人进一步谈起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在这次全会中，华国锋辞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会议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等。

   《新时期邓小平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为何是金庸？》记载了两人对话的过程: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不做。这样不重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十分罕有，令人敬佩。”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我身体还不错，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邓小平还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时没有国家主席的职位，该职位到了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中才恢复，而邓小平后来也没有担任此职位）。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社会主义有一百多种”

　 　随后，邓小平又和金庸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

　  邓小平说:“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然后接着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金庸顺着话题说:“六中全会开得比大家想象中的好，国内外的反应都很好。全会通过的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很好。”

　　那天，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他们谈到了中美关系，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谈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谈到了人才的培养。会谈中，邓小平给金庸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金庸。金庸后来回忆这一细节时说:“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邓小平会见金庸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多家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当年9月，《明报月刊》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在一周内连续加印了三次。

                     

                         讲起和邓小平之间的故事，金庸先生就滔滔不绝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专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见到金庸时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其实，也就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至今依然。（摘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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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有生之年为何没能收复台湾

王贵成/文

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积极提倡并切实推进了改革开放，使人民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尽管取得了如此的丰功伟绩，但在老人家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有着一处无法言说的心痛——在他有生之年没能收复台湾。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期间，有个年轻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他说：“您在我们年轻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邓小平微微一笑说：“这不好说吧！有一点贡献，做了一点事。很多事情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不少人把这单纯理解成了老邓的谦虚，其实，这是老人家的大实话。在这“没有做，来不及做，也做不完”的“很多事情”当中，其中一件就是涉及到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

一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共几代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地探索着。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的未竟之业。早在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曾指着一旁的邓小平等人向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这是他们的事了。

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解决台湾问题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将台湾回归、祖国真正统一，当作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决心在自己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圆统一之梦！

历史的先例为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增加了自信。想当年，清王朝在立国后仅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就收复了台湾，历史总是充满了惊人的相似，最后的结局邓小平自然非常乐观。何况当时台湾的总统蒋经国还是他在莫斯科的同窗呢！邓小平相信蒋经国一定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1979年元旦的全国人大《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如果台湾回归大陆，中国将尊重台湾的现状。邓小平也对来访的一个外国代表团说，如果台湾回归大陆，它可以保留自己的社会制度一百年不变。台湾必须降下自己的国旗，但可以保留军队。但蒋经国得悉邓小平的建议后，却做出了挑衅性的回应：重申增加军事预算、加强军力并最终光复大陆的意图；此外继续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立法院委员则是中国所有省份的代表。

对于蒋经国的这番挑衅性的回应，邓小平不以为然，他似乎有足够的自信，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有了足够的实力，蒋经国最终是会“识时务”的。所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依然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台湾回归祖国这一重大任务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

  在与美国进行关系正常化谈判时，邓小平预期台湾将在几年内回归大陆，当时甚至连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持这种看法。1983年6月，当他即将进入80岁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时，在一次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讲话中，他深情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

二

  老邓雄心勃勃，一心想在有生之年收复台湾，但统一台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艰难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老邓的想象。表面上看，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由于美国的干涉，已然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就变得困难重重。本来在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时，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美国很快就出尔反尔了。1月26日，美国总统卡特却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过。4月10日，经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生效。《与台湾关系法》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让邓小平怒火中烧。因为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消解了邓小平说服台湾自愿回归大陆的影响力，这使他试图恢复对台湾的控制权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在他有生之年都不可能实现了。邓小平对此迅速作出反应。4月19日，他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说：中美两国关系能够正常化的政治基础，就是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基础受到了一些干扰。对你们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国是不满意的。

更让邓小平恼火的是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以后，里根蓄意让美台关系升温，卖给台湾更多的先进武器。虽然后来由于邓小平的强烈反对，美国对售台武器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使邓小平在和谈不成利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打算变得更不可能实现了。

但邓小平还是要用外交渠道表达他“顽强好斗”的一面，他一再表示：“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台湾回归祖国，但我们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如果美国政府无限期地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实际上是给台湾提供保护伞。”他还多次专门对美国人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当然，老邓心知肚明，使用军事手段跟有美国撑腰的台湾对抗毫无胜算，这也只能是说说而已，过过嘴瘾得了。

不过，让邓小平欣慰的是，美国虽然不会停止对台湾出售武器，但毕竟对售武做了限制，这足以让他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最终必将回归大陆。

三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也逐渐成型。这一科学构想的核心，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由邓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来的。这一提法，也是逐渐完善的。

邓小平表达了台湾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说：“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区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1984年5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法，从此，中共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构想，经过邓小平高度概括以后，又经过全国人大会议的通过，“一国两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进入晚年的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正是他对祖国、对历史的一种交待。

就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自己能在有生之年解决台湾统一问题仍然抱有一线希望。他在内心里还是寄希望于与蒋经国的私交关系。1985年9月20日邓小平会见了李光耀，随后请李光耀转达他对蒋经国的问候以及两人见一面的建议。没过一个月，李光耀就飞到台湾捎去了这个口信。然而，蒋经国多年与：）打交道，留下了太多的痛苦记忆，他说他无法相信他们，拒绝了见面的邀请。此事过后，即便是“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有了成功的实践，已届80多岁高龄的邓小平还是彻底失望了，不再指望在自己活着时解决台湾问题了。这时，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阻止台湾做出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为他后来的继承者能够有朝一日重新统一台湾铺路。

1987年，蒋经国在病榻上废除了实行已久的戡乱法，使反对党合法化，从而为台湾的民主化打下了基础。随后又允许台湾人民去大陆探亲，。邓小平高兴了，他非常欢迎台湾人来大陆探亲和做生意，因为他把这视为走向最终统一的一个必经之路。尽管他生前不可能看到统一台湾的这一天了，但他依然坚持：“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

2、《邓小平纪事》，刘建华、刘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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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因何说培养两个失败的接班人
李奉先 文
邓小平1992年春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那一段时期深圳的媒体突破框框，大胆地对邓小平重要谈话公开宣传报道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
由于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是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许多问题无法按常规的理解来解答，许多情节无法按正常的情况来理解。加上那段“内情”过去一直未有详细对外公开，导致海内外不少人一开始就对邓小平为什么不在北京发表“谈话”，而要到南方的上海、武昌、深圳、珠海“谈话”，为什么当时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不是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而是由深圳地方媒体“抢了头功”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种种疑问与猜测。
种种疑问与猜测
由此流传着一些小道消息，加上主观臆断的传说，例如：深圳市委宣传部预先请示中央某个主管部门，受到“左王”严厉批评；深圳市委通过不同渠道多次请示要求报道，包括向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请示，均未获同意；《深圳特区报》抢先发表邓小平谈话后，受到上面严厉批评等等。
还有，20年来围绕着邓小平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如何宣传报道其谈话内容的事情，已经有不少报道，出了好几本书。可惜一些媒体的记者、或某一本书的作者，仅仅采访或访问某一两位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陪同的当事人。而这些当事人在讲述时也只是凭个人的记忆，记者或作者也未曾认真详细查证，结果就难免在时间、地点、人物或情节上有偏差，甚至是严重错误。
这些偏差和差错虽然大多是一般的细节，但历史就是历史。新闻报道、纪实书籍所叙说的事实必须准确无误。对错误的东西，如果不澄清、纠正，报道或书籍公开出版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历史背景
邓小平南方讲话，仍须追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成立始末上来。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要找第三代
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一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二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他又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南方谈话的一些细节问题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时陪同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的广东省、深圳市负责人，多数已经退休，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作为工作人员的这一批人，也大多陆续退休，逐步老去。为了保存那一段真实历史，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深圳的几位老领导就动员和要求工作人员抓紧把当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重要谈话，以及认真做好宣传报道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
笔者觉得有些细节问题还要给予补充、讲明。
第一、并没有具体说要谁下台，也没有点哪个人是“左王”。回过头看，1991年春，邓就到上海讲话。但是，很多人没有听到、听懂，或者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上海《解放日报》披露邓小平谈话内容的“皇甫平”文章，也没有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所以，“全退休”的邓小平1992年春才又到由他自己“画了一个圈”建立起来的深圳经济特区来“休息”，并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大局有更多、更深入的谈话。
但是，邓小平在批评的时候，只对事，却不点具体的人名。在深圳视察期间，许多人都没有听他具体说过要谁下台，谁谁是“左王”等等。如前文所述，1月20日上午在深圳国贸大厦谈话中，讲到培养接班人时他说：“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在经济工作出问题。
他只讲“那两个人”，点到则止。更何况对在台上工作的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班子，邓小平是真心支持爱护的。他于1989年5月31日专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因此，邓小平在谈到中央新班子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问题时，当然是更有分寸了。
第二，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领导对于宣传报道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态度，一直是积极支持的。并不存在回避、甚至给宣传人员施加压力的问题。在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的过程中，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几次主动向邓办、甚至是邓小平本人汇报，希望广东的新闻单位能够公开报道他老人家的重要谈话精神。但是，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破这个例”，“不开这个口子”。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为了深圳媒体能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也向邓办及至邓小平本人请示，得到的同样是“不破这个例”。
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又是特殊的事件，邓小平本人都说“不破这个例”，请示谁又怎么可能“破这个例”呢。而且当时没有向省市主要领导或中央某些部门请示，实际上也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
不管是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干部也好，深圳的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出版社、新闻出版中心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也好，当时只不过知道自己有一种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一股劲地想把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尽快宣传报道出去而已。
第三，1992年深圳的宣传报道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上得天时、下得地利。首先是得天时。那一年的春节，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团聚，谈论的话题很多都离不开邓小平南方讲话。元宵节之前，也就是大年还没有过完，中央的领导核心就开始传达、贯彻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不能不感叹中国：）之幸。
新华社于1992年2月20日就播发了这样一条重要消息：即将出版的第4期《半月谈》，刊登了杂志编辑部辑录的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公开发表的谈话摘录，题目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由此也可以说明：过了大年之后，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已经在传达、学习、领会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3月11日，新华社又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全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消息，多处引用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的内容，特别提到“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这就是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大形势、大潮流。没有这个大形势、大潮流，不是天赐良机，深圳的宣传部门或新闻单位就是再有敢闯的胆量，其抢先发言论、报道消息，就会闯大祸，可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不会有后来屡受称赞和表扬的结果。
由此，这给新闻界还有一个体会：真正的好新闻，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能不能遇到特别的好新闻，机会主要靠天赐。只不过机会来了，你能不能抓住。
其二是得地利。因为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所以邓小平才会倡导在深圳举办经济特区，他才会一而再地来深圳视察，媒体也才有机会近在身边地聆听到那么真切的重要谈话，也才有机会记录整理、率先宣传报道；因为深圳毗邻香港，思想文化和新闻舆论容易互相交流、影响，所以1992年春的《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很快就在海外传播。
但是，毕竟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是新中国的执政党，一直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在意识形态的掌握控制方面，更加强调循规矩，守纪律。
深圳媒体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公开报道，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色，虽不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却也可能是“后不见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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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培养两个接班人为何终定江泽民 ？ 2014-06-23 07:40:31


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1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1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产生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以后没能很好地解决领导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形成了领导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等弊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虽然毛泽东几次挑选接班人，力图为顺利交接做好准备，但由于没有体制的保障，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权力交接制度，导致党内连续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考虑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惜，邓小平还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可喜的是，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不久也恢复了工作并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又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要让更多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因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因此，他从1980年起，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明确提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选择接班人。这是1个庄严的职责。”为此，他身体力行，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是73岁。按他非凡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党内外也都希望他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但是，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邓小平都拒绝了，他没有出任这些职务，他在1979年11月2日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
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由于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尽快建立第三代党领导集体也就变得更加迫切。这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三代领导集体。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持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组建。他深知，建立1个什么样的领导集体，既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更是1个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1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条件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邓小平首先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1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长期不变，就必须建立1个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他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人民亮相，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开放，证明他们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邓小平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这是他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根本的要求”。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1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邓小平一直坚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在组建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他把这一点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
他说：“第三代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1个他们所相信的：）领导集体周围。”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一方面“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拔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另一方面，要支持反对腐败。他说，这次（指1989年政治风波）出这样的乱子，其中1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口号，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对某些人来说，这个口号是1个陪衬，但对我们来说，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人要认真抓这个问题。要清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
他说：惩治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设想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条件，是形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顺利产生并承担起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1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1个领导集体都要有1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发生了2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1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他希望，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到这年的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1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11月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军队在扞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扞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扞卫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着我们党的建设事业，关注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并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1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50年，60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道理很简单，因为1个团结领导核心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1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1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实不负重望。1994年，邓小平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途中曾经高兴地说：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美惠子

邓小平成功实施百万大裁军的内幕
王贵成/文
   1985年，邓小平有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大动作大手笔，要实施了百万大裁军。现在回首那段历史，才愈发觉察到了邓小平当年那种举重若轻的伟大智慧所在。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换做了其他人，百万大裁军这个大动作能否进行下去，那就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了。但是邓小平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家、战略家。
                                    一
   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百万雄兵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革”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
  其实，早在十年前老邓就有了大裁军的想法。可是，要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解放军总员额一度达到611万。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还是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解放军总员额又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对此，邓小平坦率地讲：“解放军有300万足够应付意外事件，多了，实际是增加了吃闲饭的人！”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战争虽然不可避免，但可能推迟。”这同毛泽东强调“全军、全党、全国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战略唱反调；而且把几十万超编军官转到地方，上上下下都得罪了，邓小平被迫二次下台。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再次出掌军权，重提大裁军。中外舆论不太理解；中越边境还处于战争状态，怎么连昆明军区都裁掉呢？老邓高瞻远瞩，恰恰从中越边境反击战看出了我军的劣势所在：以十倍的炮火优势，三倍的兵力优势，中国掌握战略主动权和战役主动权，去打一个亲手教出来的小兄弟，战果却差强人意。东线总指挥是名将许世友，从1979年2月17日到3月4日，打掉全国储蓄炮弹的一半，也没捞到一个歼灭战，许世友上将很不痛快，严令禁止欢迎他回广州。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原是建国初年的副总理，30年代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许世友对习仲勋率部列队欢迎大怒，用少林寺内功猛握习仲勋的手，骂道：妈拉个屁的！叫你们欢迎！痛得习仲勋瘫倒在地。可见文革后第一仗打得实在窝囊。
   可见，对越自卫反击战给了邓小平实施裁军一个绝佳的理由。有外电就报道说，邓小平深感文化革命软化了解放军，因为“三支两军”立了新功，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是军人做第一把手，打倒四人帮，老帅和将军们又进了关键作用，军中滋生了骄气，所以老邓要借打越南锤炼部队，充分暴露弱点，让军队痛定思痛，加深对大裁军的认识。中越边境反击战后，邓小平召集全军高级将领训话说，即使是战争爆发，军队也要消肿！按照300万兵力，打小仗足够用的，中打呢，只要稍加充实，就算大打，也能迅速动员扩编。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是，400万的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依然不能让邓小平这位三军统帅满意，还想着要进一步大裁军。
                                二
   老邓先是大造舆论。那段日子里，邓小平逢会就讲“为什么要消肿”，见到军队领导就谈消肿的意义。他说:“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他坚定地说:“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然而，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始终不能尽如人意？老邓仔细分析了其中原因，发现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于是，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于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摆在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各级干部，要承认自己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还很不够，要承认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基于全新的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全新的决策。 1984年11月1日，就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三
  1985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邓小平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经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裁军100万人，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当他们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在一年完成裁军100万，不过是一种梦幻，一种姿态，一个空洞的口号。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统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在1975年那次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的基础上，在1982年那次有很大成效的军队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彻底消肿，实行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不少战功卓著的主力部队也一笔勾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比3.3。同时，从1985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能留在部队的军官，例如电台台长、连队司务长、电影队长和各类修理技师，统统降为兵头将尾的军士长。在文化革命中，副职成班、委员成排的臃肿机构被大裁军一扫而光。裁掉冗兵冗官，选拔精兵强将；空军、海军和二炮的作战兵力在全军的比例空前高涨，裁军裁出战斗力，是中外军事现代化的不二法门。
   1987年4月4日，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在百万大裁军的背后，是邓小平的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都是继续从事着他在1975年已经开始的工作。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老邓先让干部搞出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雷厉风行地落实政策，以便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一切漏洞。为了使退休更具有吸引力，老邓让老干部们保留了很多在军队中享有的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邓小平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使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从1980年到1989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154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
   就这样，中国军队成功地实施了百万大裁军，创造了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一时间，世界舆论为邓小平的大决心、大手笔所倾倒，中国军队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参考资料——
1、《邓小平时代》，【美】傅高义著。
2、《邓小平纪事》，刘建华、刘丽主编。

美惠子

揭邓小平三进三出中南海:遭毛远新诬陷打击最大

　　【提要】1997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逝世。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并成为中国：）党员开始革命生涯。归国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他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邓小平一生为革命奋斗七十多年，可谓波澜壮阔，多姿多彩。他经历了三起三落的人生曲折，留下了三进三出中南海的惊世传奇经历……
　　本文选自《党史文苑》
　　毛泽东点将邓小平一进中南海 林彪一号令邓小平一出中南海
　　邓小平一进中南海，历时最长，达十七年之久。
　　共和国建立伊始，急需经济建设的尖端领导人。挑选什么样的人才进京领导经济建设，成为毛泽东思考中首当其冲的问题。他慧眼识英雄，选中了邓小平这位盖世奇才。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就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号代表，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曲折。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战争中，他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立了赫赫战功。他与刘伯承率“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掀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他同刘伯承、贺龙等率领大军胜利完成了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此后，便在西南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新的功勋。
　　在西南那片百废待兴的土地上，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广泛发动群众，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各项社会改革，谨慎稳妥地消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促进了民族团结，加强了各级政权的民主建设，创造出稳定的局面。他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果敢地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并于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全线通车。短短几年里，大西南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他的突出政绩，显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能，为一进中南海奠定了基础。
　　善于慧眼识英雄、大胆任干部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深感兴趣，决定把这位难得的人才调进中央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
　　已入初秋的重庆，还是艳阳高照，热浪灼人。１９５２年８月初的一天，重庆市显得特别的喧闹。上午十时，十几辆各式各样的小汽车，从西南局机关所在地曾家岩出发，向机场疾驰而去。邓小平在送行人员的陪同下，健步走向舷梯。他看着美丽的重庆，告别了西南局党政军领导和父老乡亲们，登上一架伊尔飞机。伴随一阵轰鸣的马达声，飞机腾空，跃上蓝天。邓小平俯瞰着祖国西南的大好河山，一种留恋之情油然而生。
　　两小时后，飞机停在北京西郊机场。中央办公厅前来迎接的工作人员，把邓小平带到等候多时的黑色小轿车内，直奔西直门大街，驶向故宫博物院的景山旁边为邓小平安排好的新家。这是一座楼舍的四合院，与聂荣臻的住宅前后毗连。聂荣臻也是四川人，他们一家对老乡邓小平一家的到来，自然十分高兴，两家和睦相处，关系友好。
　　不久，邓小平一家人搬进中南海，住在怀仁堂西边的一所陈旧的宫廷宅院３号院里。怀仁堂共有四个大院落，是典型的皇家四合院，一围朱墙，青砖房飞檐灰瓦。
　　在这个大院落里，分别住着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和邓小平四位开国元勋。
　　在怀仁堂的东边，也有两个大院，住着董必武、王稼祥两家。在怀仁堂的后面，还有一个院子，住着刘少奇一家。
　　怀仁堂里，住的都是一个个革命的大家庭。
　　８月７日，邓小平刚进京几天，便在中央政务院召开的会议上，被选举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生涯。他的上级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周恩来、邓小平这对当年曾经在上海和法国巴黎共同战斗过的伙伴，又开始了新的合作。
　　周恩来是著名的外交家。邓小平来到他的身边工作并成为政务院的发言人，因而很快登上了国际舞台，从此名扬海内外。
　　邓小平一进中南海，便因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而初露锋芒，地位在短时间内不断提高。由于在维护党的团结，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中立了功，邓小平１９５４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接任了饶漱石的中央组织部长职务，还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１９５５年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和林彪一起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八届一次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是同一职务，那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作者注）。这年，他才５２岁，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共同成为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５年的十年时间里，邓小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积累了经济建设的重要经验。这一时期，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毛泽东、刘少奇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参与中央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显示了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和睿智。
　　邓小平的上升，引起野心家林彪的极度不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一家经历了无数的凌辱和折磨，遭受了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邓小平被污蔑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家中无数次被“红卫兵”查抄。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邓小平的五个子女被迫离开中南海，先是在各自的学校挨批斗，后来都被赶出学校，邓朴方就是在此时致残的。
　　１９６９年春，党的“九大”召开，在“文革”中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当上了：）惟一的副主席。这意味着毛泽东为统帅、林彪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邓小平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随着“胜利”的到来，林彪利令智昏，背着：）和毛泽东，以苏联要突然袭击北京为借口，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林彪一号令”。这个“林彪一号令”，实质上是林彪图谋政变的一次预演，他要检验自己“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通过“一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
　　于是，朱德、李富春被迫流放到广东从化县，陈毅被“疏散”到了石家庄，叶剑英被赶到长沙，聂荣臻无奈去了邯郸，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陶铸被押送去了合肥，邓小平被流放到了江西新建县。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一辆载着邓小平、卓琳和继母夏伯根的汽车开出了中南海。邓小平怀着沉重的心情，凝视着怀仁堂的寂静，离开了居住十七年的中南海。
　　周恩来启贤邓小平二进中南海 毛远新进馋邓小平二出中南海
　　邓小平二进中南海，历时最短，仅仅三年。
　　他的复出和重返中南海，既缘于他自身的努力，也与周恩来、王震的极力推荐分不开。林彪灭亡后，他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为自己复出创造了条件；王震和周恩来的先后力荐，为邓小平复出立下了功劳。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罕。此时的邓小平，还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接受监督劳动。当他听完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等文件的传达后，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里，愤怒地说：“林彪不灭，天理难容！”
　　这几天，邓小平想得很多，想得很远。他非常清楚地觉察到了，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使党和国家元气大伤，现在到了该结束这场运动，把精力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了……于是，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４０００多字的信，在听完传达的第三天寄往了北京。邓小平在信中揭露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并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达了自己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在信中对毛泽东说：“自己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５年了，但觉得身体还好，虽然已经６８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一些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他没有别的要求，静候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
　　林彪集团的垮台，给中国的政局带来一些微妙的变化，被林彪打倒的一批名将，有些人开始被启用，恢复了军权，如叶剑英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周恩来重新被毛泽东重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些，成为邓小平二进中南海的历史契机。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后，显示了非凡的领导才华。他不仅巧妙地把被林彪集团攫取的权力收了回来，还想启用具有非凡才华的邓小平。他很清楚，邓小平的复出有两个难题：一是，邓小平是毛泽东同意打倒的，如果启用，毛泽东是否同意？二是，即使毛泽东同意，江青等人也会极力阻挠。因此，周恩来没有贸然向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复出的事，而是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后，有些激动。从此，他心里经常想起苏区一同受制于王明“左”倾路线的老战友邓小平。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毛泽东破例参加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开追悼会之前，毛泽东对休息室里在座的领导同志，讲了许多意味深长的话，同时谈到邓小平的问题。
　　这年８月，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沉思良久，拿起毛笔，在邓小平的信上签了这么一段话：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实际上是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信号，为邓小平的复出打开了通道。周恩来很清楚，毛泽东打倒谁，重用谁，都是从舆论开始的，让人们有个思想准备。
　　恰巧，也是被林彪“一号令”赶到江西东乡县红星垦殖场劳动的王震，１９７２年秋回到了北京。他利用汇报工作的机会，详细地向中央介绍了邓小平在江西劳动的情况，极力建议毛泽东尽早启用邓小平。
　　周恩来抓住这极好的时机，顶住江青、康生和张春桥的巨大压力，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主持了政治局会议，讨论启用邓小平的问题。会上，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派与以江青为代表的一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周恩来有毛泽东的批示这把“尚方宝剑”在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老同志也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四人帮”迫于无奈，只好同意启用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９日清晨，邓小平告别长达三年之久的贬地江西省新建县，第二次进入中南海这个神圣的地方。
　　经毛泽东、周恩来提议，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正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４月１２日，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突然出现在领导人的行列里。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邓小平泰然自若，迎接着一切新的挑战。
　　仅仅过了几个月，毛泽东就赋予了邓小平更为重要的责任。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对大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这个决定一宣布，有人高兴有人愁。于是，毛泽东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９７４年４月，根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从此，邓小平走向世界。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出安排。此外，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问题上，毛泽东挫败了王洪文、江青等“四人帮”的阴谋，亲自点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这一切，无不表明此时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四届人大结束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代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实际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从此以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胆地开展各项工作，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７５年１月起，邓小平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全国混乱，坚定地、有步骤地进行了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也为１９７６年群众觉醒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后来我们党进行的拨乱反正伟大斗争的先导，从思想和组织上为改革开放做了重要的准备。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势必要触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因为，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一件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另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惊天动地的“反修防修”的“史无前例”的成功之举，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虽然他自己也已经觉察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些问题，但他认为，毕竟是功大于过，即便有错，也不允许别人来说，更不容忍别人来系统纠正。
　　“四人帮”正是抓住这个问题，利用毛泽东心爱的侄子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进馋，对邓小平进行诬陷，从而再一次把邓小平打倒。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日上午，毛远新进见毛泽东。年迈多病的毛泽东，躺在床上问毛远新：“外面很冷吗？又是狂风大作？”秉承江青“妈妈”旨意的毛远新，抓住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今天外面的风不大，但令人感到有另外一股风。”“这股风，我在省里工作时就感觉到了，主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一听，竟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立即警觉起来，叫毛远新说下去。
　　毛远新便将邓小平的几条“罪状”和盘托出：“第一，对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第二，……”毛远新一口气说了若干条，让毛泽东顿感问题的严重性。见此，毛远新又继续进馋：“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席讲的三项指示，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讲的主席的“三项指示”，就是“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现在，排在前面的两项都不要了，这怎么能不让毛泽东担心呢？
　　毛远新见毛泽东双眉紧揍，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时，毛泽东仍对邓小平抱一线希望，他要通过毛远新去找邓小平谈话，让他回心转意。毛远新这位特殊的联络员奉“最新指示”组织会议，不料，邓小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会后，毛远新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添油加醋的汇报。
　　于是，毛泽东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统一认识，但毛泽东并没有要把邓小平打倒的意思，只是要邓小平主持会议作出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来个“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然而，就在这个骨节眼上，毛远新秉承江青的旨意，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将开会的目的透露给江青。江青一伙以自己的势力左右着中央政治局，根据“联络员”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的批判。
　　在“四人帮”的攻击下，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停止了邓小平的一切工作。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宣读了由毛远新整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开始了反击“右倾反案风”。“打招呼”实为“批邓”的代名词，从此，全国吹响了“批邓”的进军号角。
　　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６点３０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哀乐，播音员用低沉的音调念着周恩来去世的讣告。“四人帮”按照他们的预谋，在粗暴干预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
　　４月５日，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恩来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当作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仅仅过了两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壮志未酬，斯人离去。带着无奈，承受着内心深处的隐痛，邓小平第二次被“赶出”中南海。
　　老元帅力荐邓小平三进中南海 废除终身制邓小平三出中南海
　　邓小平三进中南海，直到退休，历时十二年，这是他三进中南海中最为辉煌的一次，成为一代伟人，永载史册。
　　１９７６年的金秋，党和人民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历经十年动乱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提供了可能。
　　青山遮不住，必竟东流去。在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力荐下，经过党内激烈斗争，以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强烈要求，在１９７７年７月召开的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的决议。
　　于是，邓小平肩负着十亿人民的重托，第三次迈进中南海。
　　一个民族复兴的梦，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展现。中国大地再一次显露出新的勃勃生机。
　　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前，就针对华国锋仍然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开始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在他的大力支持下，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在全国兴起了一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创造了理论前提和社会环境。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此会议，标志着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徘徊，而且从根本上清除了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事业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确定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原则，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开了关键的一步。邓小平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中国人民一下子就迈开了双脚，大踏步奔向前方，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在中国，山还是那片山，海还是那片海，人还是那些人，可是，没有过多少年，邓小平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就不会让你感到奇怪，为什么在１９８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５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北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会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功高盖世，誉满全球。
　　美国《时代》周刊继１９７８年第一次评选邓小平为封面人物后，１９８５年第二次评选邓小平为新闻人物。１９８５年，世界３０多个国家的３０００多名青年，共同选举邓小平为“十位最富鼓舞性人士”的第一位。据北京１９８６年对８０００份问卷的社会调查统计，邓小平为中国青年“最喜欢的在世领导人”。他的得票数在国内外政治家中占７１．８％，在中国政治家中占８７．５２％。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将一枚该交易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据说，世界上得到该交易所徽章的人，只有邓小平和里根总统两人。有了这个徽章，就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畅通无阻。由于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科学发展的杰出贡献，１９８７年，８３岁的邓小平被授予第三世界科学院特别荣誉奖。１９８９年２月，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了该联合会最高荣誉奖———金奖。
　　邓小平不仅以巨大的勇气实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着手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最为令人钦佩的是，他自己带头实践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此前，中央领导人无一不是在工作岗位上去世的。外国人讲中国实行的是老人政治。的确，我们也可以看到，座在主席台上的，大多是白发皤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深深懂得，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需要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因此，他在领导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初期，就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１９８０年，他就在中央政局会议上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系统的思想，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解决从长远着想、交接班的问题，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带头这样做。
　　１９８９年冬，中南海正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把一份辞职信摆在几位常委的面前。大家立即对邓小平的做法显露出崇敬之情。邓小平的辞职信这样写道：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１９８０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１９８７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是一封多么恳切而又感人的辞职信啊！１１月９日晚，中国：）第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消息一经传出，便震惊中外，赢得了广泛的赞扬和人民群众的由衷敬意。
　　邓小平退休了，但他的名字，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幸福而建立的卓著功勋，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永远铭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
　　就这样，邓小平第三次退出中南海。在党的十五大上，邓小平理论被当做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指引着中国人民继续前进。

http://history.sohu.com/20140926/n404664222.shtml history.sohu.com true 综合 http://history.sohu.com/20140926/n404664222.shtml report 10138 【提要】1997年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逝世。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早年

美惠子

我认为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最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慈祥、睿智、胸怀博大，目光高远。也许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但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很少有人能及。

美惠子

江青等人为何在毛晚年上不了大位？
——毛的晚年遗产与接班人的培养
一、毛的晚年忧虑与雄心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在毛的晚年，接班人的培养是一个令他大伤脑筋的一块心病。刘少奇的打倒，林彪的叛逃，都给毛的心灵和精神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特别是曾经的亲密战友，党章钦定的接班人，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副统帅，一夜之间翻云覆雨成了十恶不赫的阴谋家、叛国贼，这种巨大的变故无论如何都不好向自己党内的同志交代。在周恩来告知林彪叛逃的消息后，毛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在一生信奉斗争哲学的毛那里，与人斗，并非总是其乐无穷。相反，它也给毛带来了诸多的忧虑和烦恼。加速的衰老与病痛，或许就是毛的不断人斗所不得不吞咽下去的一粒苦果。
在20世纪的国际政治大舞台上，毛的确都想承继着马恩列斯这些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衣钵，以红色更多的亚非拉国家。毛的雄心使他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一方面把自己的中国革命经验更多地输送到亚非拉的兄弟国家，另一方面又在第一世界扛起了反美帝反苏修的国际共运圣战大旗。毛的这种政治雄心就是想让中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中心。
在中国的内部，为了更好地反帝防修，毛又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大理论，并意欲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思想斗争，而彻底拔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修正主义蜕变的根苗。
从思想上建党，从思想上改造，这本是毛主义中的一个极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当把它运用于毛的其乐无穷的与人斗中，其斗的绝不仅仅是人的粗鄙的肉体，也还有其内心深处的肮脏、蜕变的灵魂。
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上看，他当时最担心党的思想变质、精神沉沦。斯大林去世后的厄运及其东欧国家的市场化冲动，使毛不得不警觉自己的中国党会不会跟风这股国际逆流而从思想灵魂上蜕变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邪路上。毛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与信仰，使其不得不对可能异变的中国进行未雨绸缪式的自我防范。依据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揪斗党内的走资派与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文革路线斗争中的一个最实质、最核心的内容。
二、中央文革揪斗党内老干部的实质
但在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大跃进的挫折、共产风的肆虐，也使中共党内出现了不少对毛的抱怨、批评之声。这本是党内斗争的正常声音，但毛却把它置于国际复杂背景下两大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斗争的纲常之中。对中国党可能变修的风声鹤唳，对右派讥刺的风言风语，让毛迷茫了自己的阶级敌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政治狂热中，毛祭起了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工具，以揪出党内的走资派和中国的修正主义者。中央文革小组在党内路线斗争中的异军突起，使其很快成为了毛的最新最高指示的传道士和阐释者。
但也应看到，随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把一大批的党内老干部打下台去，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也是越积越多，以致水火式的格格不入起来。从中央文革小组对党内走资派的揪斗上看，老干部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斗争对象。同时，这种揪斗也是赤裸裸的。1975年4月1日张春桥在《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就是他们这种揪斗实践和极左思想的理论化的表达。这篇文章的所谓“全面专政”，其实质就是党内的老干部当作走资派，把一切反对“左倾”错误的人都当作专政对象。
由此可见，江青等人为什么要近乎疯狂地大抓阶级斗争呢？其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也还是一个“权”字。
据“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披露，江青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并不是一味地要把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无休止地搞下去，他们的最终目的也还是意欲借助毛的文革而夺老干部的权，组自己的班，然后再抓生产建设。1976年3月下旬，迟群曾跑到太原铁路局搞过一次赤裸裸的煽动——“要通过批邓夺权，现在老干部大部分是代表旧事物的，能打倒打倒，不能打倒打跑，打不跑打病打伤。第一步，要夺权；第二步，反右倾，镇反；第三步，在建立新政权后，再抓生产建设。”（《人民的审判》第30、31页）迟群的这种煽动，实则就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自供状。也就是毛的晚年末期，江青、张春桥等人通过阶级斗争的黑材料，通过批林批孔批邓，通过毛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老干部当作党内的走资派来揪斗，其实质不过是中共党内的一种权斗，一种打着两种路线、两条道路幌子的权斗，目的是打倒党内异己的老干部而在毛之后接班他的政治遗产。
所以，在毛以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动旨在揪斗党内的走资派和苏修主义者的文革运动时，江青、张春桥、陈柏达、康生等人先后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实则就是毛晚年最新路线、最高指示的中坚力量，其承继的是毛的思想衣钵，是毛的路线正统。
实际上，在对毛的晚年思想、理论、路线、决策的认同、执行上，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老干部，都显然比不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构成的党内新生力量，他们更容易成为毛晚年文革路线的依靠力量。
三、毛晚年发动文革的目的

在毛的晚年，他考虑最多的问题就是怎么反帝防修，以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更高更新的境界。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衣钵的承继者，毛的世界历史使命或定位于在东方的中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撑起一面起典范作用的红色旗帜，以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更有国际意义，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而具有着一种普适范围更为广阔的国际历史意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及其法国的五月风暴，就是毛主义国际化出来的杰作。毛不辞辛苦地对外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不辞辛苦地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运动，就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主义、经验国际化地生根、发芽、结果，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那样轰轰烈烈，硕果累累。
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中，他死死认定的阶级敌人，既有国际范围内的美帝苏修，也有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式的赫鲁晓夫者。在对其一生斗争哲学的笃信中，毛是想通过与人斗的方式，在这股不信马列主义的国际逆流中，使自己的国不变色，党不变修。从这一点上看，毛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不过是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复杂形势共同作用出来的东西，是毛的高度警觉的一种未雨绸缪式的自我防范。
在修正主义肆虐苏联，国际共运濒临崩溃的历史关口，毛想只手撑起马列主义的旗帜，并通过中国模式的榜样作用而把这面旗帜插到第三世界的更多国家。
四、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依靠力量
     然而，在毛对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笃信中，他的斗争哲学、糟糕的经济挫折，以及他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实践，也还是引起了党内的不少争议。
不容置疑的是，毛的确是想通过意识形态上的“文化大革命”来纯洁党内的马列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色。然而，当他挥旗前进的时候，党内出现了不少异己的力量，他们争吵、抱怨、抵制。真正可依靠的已不是先前与其一起革命的那些老资格的党内同志了，反倒是党内那些更年轻化、对新的事物更加热情的新生力量。毛一辈子都非常喜欢青年人的朝气和对新生事物的热情。因为这些因素使其更易于成为毛的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与周恩来、邓小平这些老资格的革命家相比，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更多被毛视作党内的新生性力量。
所以，“四人帮”的历史遗留问题，本质上不过是毛的“文化大革命”内生出来的一个特殊产物而已。
事实上，在文革的发动上，没有毛的赏识、支持和器重，在中共政治局里是不可能制造出“四人帮”这个政治怪胎的。
很显然，党内的老资格的革命同志发动不起来了，寻求新生的力量替代，这是毛的一种必然选择。不为所用，必为所弃，这也是必然的政治规律。所以，不论是先期的中央文革小组还是后来的“四人帮”怪胎，其本质不过是毛发动文革、反帝防修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
五、毛对邓小平、江青等人的使用和爱恨
在对江青、王洪文等人的使用上，毛在运动中也是曾多次地给予公开的表扬、赞赏，甚至是越级的提拔和重用。比如，造反有理、夺权有功的王洪文，就曾在短短的几年内，从一个棉纺厂的保卫干事，平步青云，而一跃成为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在这种超乎寻常的赏识和器重中，毛实际上也在把他们当作自己身后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在毛发现周恩来、邓小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所谓“错误”，甚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时，他则让江青、张春桥等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反击右倾翻案风，或警告周恩来，或再次让邓小平下台。
在毛的晚年，周恩来、邓小平对文革的修正、否定，与江青、张春桥等人对文革的持续热情，势若水火，争斗不息。这种争斗，也让毛的用人很纠结。邓小平无疑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一点毛本人也是极力认同的，但使用起来却是很难放心。他想通过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力量来对其进行微妙的政治平衡。其中的一个做法是：在1976年周恩来病重住院后，毛一方面重新启用邓小平接替周的国务院工作，另一方面又安排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文革时期的政治风云中，邓小平虽然被搞得几上几下，但他对文革的抵制、修正、否定冲动，这是让毛最不能安枕的。
要知道，毛在自己晚年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他的办法就是不停地通过各种政治风浪的考验来遴选自己中意的事业接班人。在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拔上，毛绝对不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在身后否定自己的政治遗产。但令毛纠结难定的是人才难得的邓小平与江青等人之间无休止的党争权斗。这种无休止的党争权斗，会使他的身后安排很难盖棺定论、平稳交班。
毋容置疑的是，在毛晚年思想、事业遗产的承继上，王洪文虽然也是他极力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但对他的最后使用也不是没有保留的。特别是他与江青等人后期的做法格外引起了毛的反感和警觉，并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诫勉挽救。诚然，毛对江青等人赤裸裸地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的做法，比如，江青指使王洪文跑到长沙的毛那里，以小报告的形式阻止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也不留情面地对其进行了严厉、尖锐的批评。但总的来说，毛也还是基于对他们的教育、关心和爱护，是“恨铁不成钢”。
不管怎么说，毛虽然在自己的晚年末期也十分厌恶江青等人的做派，比如，1974年11月12日毛就曾直言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大多数。”但从他的教育、关心、爱护、“恨铁不成钢”等五味杂陈的情绪中，毛还是想通过党内自我批评的方式来比较温和地解决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在1975年5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提出了自己解决“四人帮”宗派问题的初步意见。他的意思是：“主要是自我批评，不处分任何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从毛的这段意味深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江青等人的小宗派做法，虽有不满、反感，但也认为他们毕竟是帮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因此要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解决他们身上的问题，可以慢慢来，不必着急。（同上第12、13页）
六、毛晚年的人事安排与江青等人的最后结局
邓小平虽然也被毛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但却不可能把他遗嘱为自己身后的接班人。在毛的晚年末期，他实际上已警觉到了邓小平隐隐约约的对右倾翻案风的难以自抑及其对“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否定冲动。邓小平的人才难得，使毛对他不得不谨慎使用。但毛也看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些新生性的力量，与自己党内老干部之间的关系已被恶化到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种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之中。毛也知道自己的文革骨干——江青、张春桥等人根本掌控不住那些有军有权的党内元老对其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否定和翻案。因而，毛急需超脱他们之间的党争权斗，而在他们之外找到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手来继续自己晚年的政治遗产。这个人便是被毛称之为“你办事、我放心”的老实人华国锋。
同样有着年龄优势的王洪文，也和华国锋一样，事实上都是毛身后事业接班人的备胎。但毛为什么没有最终选择王洪文呢？他的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是为了减少党内的政治争吵以及他与党内老干部的矛盾冲突。把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力量选作自己政治遗产的接班人，这是党内众多老干部所很难接受的，势必遭到他们激烈的抵制、反对。毛是深知枪杆子的厉害的，他很可能虑及到只掌握笔杆子的江青等人很难是掌握枪杆子的老干部的对手。因而，不放心把自己身后的政治遗产交接给他们。而与其党内这种势不两立的对手均无多少矛盾积怨的华国锋，作为双方政治妥协的一个产物，则因为他的中立和置身事外而很容易被接受为毛的政治遗产接班人。这就是微妙的政治平衡术。毛通过这种政治安排，至少可以暂时性地维稳住自己的晚年末期。
从刘少奇到林彪，接班人的血雨腥风并没有阻挡住江青等人对中共最高权力的非分之想。周恩来病重期间出现的权力断档及其毛对中共权力格局的绝对掌控，使江青等人对最高权力的奢望越发蠢蠢欲动，有时更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但出于对自己人亡政息的担忧，毛依据自己的政治嗅觉和党内的斗争经验，是不大可能把自己的政治遗产交班给江青等人的。他最终选择了老实、中立的华国锋，并对江青等人的组阁、篡权作了未雨绸缪式的政治安排。毛的主要措施是在党和国家重大的人事安排上，始终不把最主要的领导权力交给江青等人。毛对江青的组阁企图，曾警告她说，中共不是夫妻党。
透过毛晚年末期的两次超乎寻常的人事安排，江青等人的组阁美梦也被其一一化为了泡影。
在1975年周恩来病重以后，江青等人以为，按照原有的顺序，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应当交由王洪文主持，而国务院则应交由张春桥主政。然而，毛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邓小平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工作。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也再次因为右倾翻案风而又被推到了台下。正当江青等人弹冠相庆王、张应当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时候，毛却又选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并兼任国务院代总理。
当张春桥望着中共中央1976年油墨未干的一号文件的人事安排时，不由得咬牙切齿地写下了自己的“二月三日有感”，以发泄自己心中的嫉愤、懊恼、沮丧、失落等五味杂陈的交织情绪。面对自己苦苦等待、奢望一久的权位又再一次地化为泡影，张春桥愤恨地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所以，在经历这两次人事安排上的重大挫折之后，江青等人本应该通过权位奢望的自抑和诚挚的自我批评来收敛自己的斗争思维和接班欲望，以求得党内的安定团结。然而，他们却听不进毛的批评教育、暗示警告，并阳奉阴违地继续着自己的党争权斗，继续着自己与党内老干部的积怨冲突，继续着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张狂表演。
在党内的老干部与江青等人的尖锐冲突上，华国锋显然更青睐于把前者作为自己的政治联盟和依靠力量。华国锋的接班有着毛临终遗命的金字招牌，这是与之竞争毛晚年政治遗产继承衣钵的江青等人所无法比拟的。通过多次的试探，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也许更倾向于认为，华国锋作为毛临终遗命的接班人，虽然肩负着保守毛晚年政治遗产的遗命，但与江青等人也绝不是一路人，在政治上是可以倚重的。同为毛晚年政治遗产的接班人，华国锋不可能结盟到江青等人的阵营中，而是相反，他也更倾向于联手党内的元老力量一揽子解决江青等人在政治局里的无理取闹，骄横跋扈。
要知道，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华国锋都不能小觑江青等人的影响力。若想通过中央全会的方式解决江青等人的宗派问题，这对华国锋而言，几乎就没有多大的把握和胜算。毕竟，江青是毛的夫人，经历文革的洗礼，她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有着自己的帮派体系和人马。若是她无理取闹起来，很难在中央全会的范围内站稳脚跟、稳住局势。用秘密抓捕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宗派问题，这是华国锋、叶剑英等人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也是江青等人在毛晚年政治遗产继承争斗中的一个逃不脱的运命。
要知道，江青等人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力量，固然在毛晚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中，现身一线，冲锋陷阵，并多次受到毛的赏识、鼓励和赞扬，但与党内老干部的积怨纠葛，事实上也命中注定了他们在毛身后的可悲下场。党内老干部的抵制、反对，是毛无法逾越的一堵墙。在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力量受到党内老干部不停抵制、抗争的政治背景中，毛只能另外选人地把他们当作自己接班人的弃儿。毛在周恩来病重期间两次重大人事安排上，一再让江青等人的临门一脚总是踢不进自己目标的球门，这很可能就是毛的一种意味深长、难以言表的暗示。透过这种微妙的暗示，江青等人本应该识时务地自我警觉到自己一帮人接班毛晚年政治遗产的无助与无望。然而，他们不知进退的权势欲及其花岗岩般的死脑袋，硬生生地把其带到了一个政治死亡谷中而难以自拔。正是他们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害得他们成为了北京秦城监狱的死囚犯。
总之，江青等人在毛的晚年，上不了大位，承继不上他的衣钵，这在他们以中央文革的新生性力量走向政治前台，而与党内老干部的针锋相对、积怨冲突中，就已被预置了这种悲剧性的因果了。他们大红于毛的文革，也同样毁灭于毛的文革。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天有定数，厄运临头。这就是江青等人的政治运命。
2014年9月27日二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美惠子

粉碎四人帮疑点：从方案部署到具体抓捕

2014年09月30日11:02  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color=#b6cc !important]124人参与) 收藏本文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资料图）

　　来源：人民网  作者：韩钢(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解决方式：“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要冒风险。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具体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凌晨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凌晨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吴德又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嫌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未完待续)

美惠子

         毛泽东终选邓小平为接班人秘闻 (2014-09-26 10:23:04)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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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先后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长沙停留的114 天，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大决策——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取代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将详细讲述毛泽东最后一次离开北京、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考虑把邓小平作为接班人培养
　　新中国建立初期，主持西南党、政、军工作的邓小平被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德才兼备，军政皆优，是一位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非凡帅才。对于邓小平的文韬武略，毛泽东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作了高度评价：“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6 年，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就邓小平的情况向中央委员们作了介绍：“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吗？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在中共高级干部中，能够获得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的，确实为数不多。
　　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开始考虑把邓小平作为又一个接班人来培养。
　　中共八大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地透露出自己把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谈到自己准备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时，赫鲁晓夫问道，有人接替吗？毛泽东指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 年以后，中共中央的工作分为第一线和第二线。毛泽东退居第二线，刘少奇、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两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的工作。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大病了一场，从此身体日渐衰弱，进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
　　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担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对王洪文逐渐由希望变成失望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 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做法，一位英国记者作了如下评述：“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来的中国，是王洪文的中国。毛显然已经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写入中共党章。但是，毛仍明确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为毛毕竟已是80老翁，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时，可以使人口众多、派系纷争激烈的中国，有一个众所公认的领袖，避免中国的内战和混乱……”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
　　1973 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中央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中说：现在请来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
　　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团尽管闹腾得很厉害，但毛泽东认为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始终不肯把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实际权力交给他们。
　　治国安邦，毛泽东还是相信久经考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为了顺利实现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虑，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批评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泽东在会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批评江青：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连忙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问：当众说的！
　　江青答道：说了算！
　　……
　　最后，毛泽东指着江青说道：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上海帮”的问题，同时严肃告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从毛泽东把王洪文视为“四人小宗派”成员看，在他的心目中，对这个在中共十大上选择的接班人已经感到失望了。
　　会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武汉，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问题。

江青集团对邓小平复出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武汉，住在中共湖北省委东湖宾馆。
通过对邓小平恢复工作以来的观察，经过离开北京到武汉以来的精心思考，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把邓小平推到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第一线。
10月4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让机要秘书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诉他：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后，大为吃惊，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首先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听了，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原来，江青想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个人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成员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子上去。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团的预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来已久的图谋。对于江青集团来说，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不传达也不行。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江青有预谋地在会上发难，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在会上据理力争，顶撞了江青。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私下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派人于第二天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江青说，邓小平所以这样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负“四人帮”的使命，乘专机赶到长沙。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向毛泽东请示后，毛泽东派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时，王洪文来到湖南省委九所六号楼毛泽东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问候了一下毛泽东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转入此行的主题。
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秘书张玉凤回忆说：
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王洪文别有用心地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还诬陷邓小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后，他蓄意借题发挥，诬蔑邓小平：“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听了王洪文攻击邓小平的话后，毛泽东很不高兴，对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联系到王洪文飞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于是，毛泽东作出了离开北京以后深思熟虑的两项重大决策，并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立即将他的意见转告周恩来、王洪文。这两项重大决策是：
一、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此外，毛泽东还要求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让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率领的代表团飞抵长沙。毛泽东会见外国客人后，与邓小平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毛泽东一开口，就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表现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赞许，也表明毛泽东已经洞悉邓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顶住了江青的挑衅和无理纠缠。
“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笑着说。
“好！”毛泽东称赞了邓小平的做法。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邓小平的话中不无解释的成分。
“我赞成你。”毛泽东说。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邓小平接着说。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说着，毛泽东把头转向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向邓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满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又说。
“这个好！”毛泽东称赞道。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邓小平说。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千钧重担挑在肩上，确实是责任重大！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口罗。”毛泽东鼓励邓小平道。
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12月22日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12月23日晚上7时，周恩来、王洪文准时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
　　在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称赞了邓小平。
　　“他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说着用手指了指脑袋。
　　“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毛泽东说这句话时，“政治”两个字是用英语讲的，这样，周恩来完全清楚毛泽东的意思，而王洪文则不知所云了。
　　毛泽东在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同时，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一边说一边用笔费力地在纸上写下了“人才难……”
　　周恩来接过话题说：“人才难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点了点头。以后，随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段评语迅速传遍了全党、全国，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长谈。
　　在这次彻夜长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等重大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北京后，把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放手办事。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美惠子

邓小平的弟弟为何在70年代自杀？ (2014-09-28 1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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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邓蜀平共有兄弟4人，即大哥邓小平，二哥邓垦，四弟邓先清。邓蜀平年纪稍长，是邓家房屋财产的继承人和家族势力的支撑者。在家乡，邓蜀平曾冒着生命危险，暗中给当地的热血青年写介绍信，推荐到延安找其兄长邓小平，使不少人得以投身革命。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但因他不逼租债，不放高利贷和不杀人越货，因此在肃反、反右、四清运动中，他都没有受到任何牵连。政府给他的结论是：地主出身，但是属于开明地主。
新中国成立后，坐镇重庆指挥千军万马、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忙中偷闲捎信叫来了阔别多年的三弟邓蜀平，邓小平对邓蜀平夫妇说：要把家产全部分给贫苦百姓，一样不留；鸦片烟不能再吸了，必须马上戒掉；然后抓紧时间学习新的革命知识。不久邓蜀平夫妇进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1950年10月他们毕业时，邓蜀平夫妇被分配到荒凉偏僻的贵州省兴仁专署。刘伯承对邓小平说：“把老三（邓蜀平）留在身边吧，反正还需要人。”但是邓小平坚决地说：“不！他们没有经过革命和战争的考验，让他们到贵州去，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简短的一席话，就决定了邓蜀平一生的命运。
兴仁并不是邓蜀平夫妇的最终目的地。他们由宣传部长甘东带队，前往普安县青山镇执行任务。进驻青山以后，工作队着手要办的就是新的人民政府镇长人事安排，经过县、区领导和工作队集体研究，决定让邓蜀平出任共和国第一任青山镇长。邓蜀平上任伊始，白天带人到处检查指导工作进展，处理新的情况和问题；晚上便向群众宣讲政策，做思想工作，引导群众诉苦并检举揭发恶霸和地方官吏的罪行。
邓蜀平在青山收到的信件全是邓小平从重庆寄来的，有一次还寄来一件大衣。而曾经当过普安县商业局长的张文华则说：有一次，他与邓蜀平正在研究工作，通讯员送来邓小平的一封信，他匆匆看完以后，立马就撕了。张文华劝他不能这样做，但是邓蜀平却很生气地说：“大哥左一遍右一遍要我好好锻炼，我难道还是孩子？”从他的表情中，人们读出了他心里的某种不愉快。
邓蜀平在青山担任镇长约15个月，后调到县财政科（局）担任科（局）长，直到1959年12月离开普安。在财政局，邓蜀平为县里当好家理好财发挥了重要作用。出色的表现，优秀的成绩，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群众的认可。在1956年和1958年的县第二届和第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邓蜀平连续两届被选举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有一种说法认为，邓蜀平的情绪一直比较低沉，原因是他一直在生邓小平的气，因为邓小平把他安排到贵州以后，除了不断地叮嘱他加强自我锻炼之外，几乎是不管不问，就像没有他这个兄弟一样。然而，许多事实又证明，邓小平是时刻牵挂和惦念着邓蜀平的。他经常让妻子卓琳给邓蜀平写信，还把他们的孩子的照片寄给邓蜀平。
1955年底，邓蜀平在昆明的宾馆里见到自己的大哥。互报平安以后，邓小平只是简单地问邓蜀平，工作怎么样。不到一个小时，邓小平便丢下他们去接见别的领导去了。此后，他们便再也没有单独和邓小平在一起，只是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共同进餐。但是每次吃饭，他们都感到很拘束，因为邓小平与在座的领导之间总要互相敬酒，自己的身份地位与那种场合的气氛总是无法融洽。
后来当人们问起见到邓小平的感觉和印象时，邓蜀平说：“我们见到了邓副总理，但是没有见到我的老大（大哥）。”他说和邓小平在一起一点儿都不自在，还是做平民百姓洒脱。
1959年12月，组织上把他调到安顺市财政局担任局长。1961年5月，成立县级六枝市，邓蜀平奉命到六枝担任副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蜀平被调往贵阳市南明区当副区长。然而，他还没有到新的岗位上任，邓小平已被当做党内第二大走资派揪出来了。得到消息，邓蜀平长叹一声，“完了”。接着他被革了职，天天被揪到大庭广众之中交待问题。无情的折磨使他身心憔悴，无端的屈辱使他大失所望。1971年3月15日，年仅58岁的邓蜀平迫害致死。

美惠子

邓小平对林彪极度厌恶有何隐情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邓小平同意去见林彪，但交谈不仅没成行，而且俩人更是“桥归桥，路归路”，弄到最后，俩人彼此厌恶，拒绝互动。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林彪在抗战时脊椎神经受伤，从此变得性格内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

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上海的前造反派头头、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并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

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

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因为自己本身与林彪是对手，而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结果，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

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了……

美惠子

周恩来为什么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2014-09-30 11:55:03)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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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皆知：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伙伴关系。

  两人均能力非凡且才华出众，两人均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却又风格各异。他们长期合作，然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毛泽东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恩来外圆内方，严谨求实。毛早年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难免隐忍负重。

于是二人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争执归争执，二人却谁也离不开谁。毛泽东离开周恩来，在圈内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周恩来离开毛泽东，整个革命将迷失方向、所以，有人总结二人是海与岸的关系，毛泽东是海，周恩来是岸。分析起来，理亦固然。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如今毛、周早已作古，但人们总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二人谁也离不开谁，文革期间，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敢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已故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但问题是：

一、周恩来怎么去翻脸？以什么去条件翻脸，翻了脸又怎么样？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想必指的就是“文革”路线之争。但其时，即便周手握真理，但却无群众基础，何况当家的只是毛泽东，更何况周恩来本人或许也弄不清楚文革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如此，周恩来该怎么翻脸，条件呢？

  翻脸？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很有悬殊，翻了脸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再者，毛泽东自被他老上司周恩来推到遵义会议首席后，周恩来若再与之分庭抗礼，倒有点自己否定自己当年的让贤之举了。再再者，毛泽东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

二、“逢毛必胜，有毛就灵”这是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的习惯思维。

28年，即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有了这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而历史也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遵义会议前都错了，而毛对了；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眼见毛威信日增，山呼万岁，周恩来对毛的心思，心知肚明，了解一个人，到这个程度，以周的高风亮节的品格，他不愿意挑起内斗而做人口实。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三、历史教训：周恩来的一次小建议，曾引来毛的大翻脸。两人若矛盾升级，或酿成内斗之祸。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但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面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

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动作。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知道如若翻脸，一切都难想象了。

四、若翻脸，将是特可怕的事儿了。代价极为惨重，毫无疑问，毛小胜，周惨败。

毕竟，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与毛泽东威信不差上下的一国总理，且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可怕的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

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焉。

五、“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周恩来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

所以他要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伟大的总理两种情景：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救下大批受冤干群。

事无巨细，周总理拿起就不肯放，他放不下。所以，周恩来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正因如此，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连尼克松也忍不住大发感慨：“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恩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即便斯大林，也是不吝赞颂这个杰出的大管家。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读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这样的好总理，还如何与毛泽东翻脸。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毛泽东的基础在基层人民，周恩来的基础不仅有基层群众，还有国内外友人之间。由文革看来，当时的毛泽东的地位是无法捍卫的，或许这就是个历史选择问题。

如此分析，答案已一目了然了。理性地对待历史问题，我们不溢美，不隐恶，方是史学者的学养良知及品格。是为记。

美惠子

毛泽东非要娶江青为妻的真正原因 (2014-09-30 11:56:25)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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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中国历史上注定要占一席之地，因为她成功地协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在她的推波助澜下，这场浩劫持续了十年之久。江青年轻时就说自己成不了伟人，也要成为伟人的伴侣，在她二十四岁那年成功地抓住了她的“真命天子”。那么，她有什么魔力使毛泽东下决心放弃“糟糠之妻”，不惜与整个政治局对抗来娶这个已经经历过数次婚变的女人为妻呢？说实话，江青可不是国色天姿！

　　她从一个“三流明星”、“第三者”一跃成为“第一夫人”、“红都女皇”，实现了她的“云鹤”梦想，最后又以自杀结束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说，江青确实像她自己写的“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有着神秘的魅力。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江青，于是有了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一页。

　　正如“like mates like”，江青的性格与毛泽东非常相似，也许正是从她与唐纳婚变的“自白书”中，毛泽东发现了她不同寻常的一面。在三十年代，敢于将自己的婚变公诸于众，为自己鸣冤叫屈，的确需要极大勇气；并宣布自己“决不学阮玲玉，为着人言可畏自杀”，“难道蓝苹是个可怜的小虫子，任由践踏？”虽然江青后来做了许多坏事，但这里能看出她有自尊的一面，泼辣强悍的个性，勇于维护自己的尊严，是很受毛泽东这样的人的欣赏的，扣动了毛泽东不服输、倔强的心弦。毛泽东的历任妻子都有这个特点：杨开慧“倔强地”为他去死，贺子珍“倔强地”嫁给他，又“倔强地”离开他，蓝苹则要“倔强地活下去”，一个女子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反抗各种社会舆论压力，坚持自己的选择（恋爱自由），正与毛泽东那睥睨一切的心态吻合，毛泽东从来不把陈轨陋习放在眼里，江青的桀螯不驯在毛泽东心里激起了共鸣。

　　1938年的延安，毛泽东刚刚确立了在：）的地位，但还只是处于“一隅”，极需打破封锁，得到外界，特别是文艺界的支援，需要“让世界了解延安”，这时的贺子珍表现得颇“不识大体”，为了一个女翻译与毛泽东大闹，（忘记了史沫特莱当时对延安是多么重要），并于1937年负气出走，使毛泽东非常下不了台。这时王明又回来了，对毛泽东不能说没有威胁。来自大上海的江青，虽然在圈内只是个“三流角色”，但在延安是有一定份量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大家都把她当明星看”，娶了江青，会起到“马骨变出千里马”的效应，吸引更多的文艺青年投奔延安，打破国统区对：）的污蔑，展示延安开放、包容的形象，使国统区的文艺界能更友善地看待延安。政治家的任何行为都有政治意图，婚姻历来是提升形象、拓展外交的一种手段，蒋宋也是这样，毛泽东一向重视文艺的政治作用，那娶个“艺术家”也不足为怪。

    江青有政治才能，这是毛泽东娶她的最主要原因，否则政治局不会有“约法三章”，她自己曾说“主席说我在政治上对他有帮助，贺子珍没有。”刚建国后，江青在莫斯科一次宴会上见到斯大林，三十五岁的江青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为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据说斯大林非常高兴，可见，江青善于恰到好处地“献媚”，有政治人物长袖善舞的天赋。早在五十年代，江青的触角就伸到了文艺界，她对政治的敏感性是从文艺入手，屡次给毛泽东汇报说“文艺界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无限风光在险峰”的鼓励下，文革中扶摇直上，充当斗倒刘少奇的“旗手”，林彪出逃以前，江青确实是毛泽东忠实的政治伙伴，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意图；又将全中国的文艺统一为八个“样板戏”，在今日看来，是一场闹剧、悲剧，但在当日来看，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能量。好斗的性格发展为勃勃野心与疯狂的报复心，跳梁小丑也罢、误国祸水也罢，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江青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青的名字是毛泽东为她起的，有人说是蓝苹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我认为是取自“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一古诗，正是蓝苹的一曲“打渔杀家” 触动了毛泽东那浪漫的诗人情怀，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毛泽东需要蓝苹的热烈奔放、善解人意、清新可人，这段姻缘是对是错，大概只有毛泽东自己知道了。

美惠子

泽东一生中内心最恨的人是谁 (2014-09-29 10:08:5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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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20大曾经震撼了世界。苏共20大重要的内容是打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门。斯大林1924年从列宁手中接过领导权，到1953年去世，近30年的时间里是苏联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物。斯大林加速苏联工业化和抗击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光彩；斯大林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消灭肉体、搞个人崇拜并镇压民主化进程，也是他犯下的罪行。他在世时党内积怨甚多，但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抗争，都不得不昧着良心用肉麻的字眼歌颂他。但斯大林一旦离开人世，就由不得他了。
        斯大林去世3年后的苏共20大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把斯大林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翻了过来。到了1961年苏共22大，党内外已经对斯大林时代的残酷斗争深恶痛绝。赫鲁晓夫做为苏共领导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过一个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瞠目结舌的决议：“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很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火葬场焚烧。

       其实，斯大林被火化，是苏共做出的决议，而非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旨，斯大林也在生前为自己掘开坟墓。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早在20大后中苏关系就急剧下降，甚至造成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使因为极左路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雪上加霜。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毛泽东对准赫鲁晓夫炮轰，并不是多么感念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早就厌恶之极，中共尚在艰苦斗争中，斯大林并未全力支持，甚至建议解放军打到长江就不要南下，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也是斯大林害怕有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他在诗词中表明“钟山风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解放全中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到苏联，没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没有到车站迎接，也没有认真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满。
       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却让毛泽东换个视角看待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焚尸扬灰。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在领袖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他高度警惕的。
从此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防后患。毛泽东亲自制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其中条条都把赫鲁晓夫当作反面教员，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同时“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再如提倡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毛泽东做梦都没有想到，他选择的接班人林彪后来竟然背叛了他。
从此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也成了在中国挨骂最多的外国人。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隐藏在党内，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直到后来曾与姚文元齐名的反动文痞戚本禹借批电影《清宫秘史》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几年内成为频率最高的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