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提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这是他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最根本的要求”。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说：“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取信于民”。邓小平一直坚持把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干部优劣的标准。在组建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他把这一点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他说：“第三代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领导集体周围。”要取得人民的信任、拥护，一方面“我们起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拔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另一方面，要支持反对腐败。他说，这次（指1989年政治风波）出这样的乱子，其中1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口号，比较集中的口号是反对腐败。对某些人来说，这个口号是1个陪衬，但对我们来说，要惩治腐败。不惩治腐败，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人要认真抓这个问题。要清理我们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而不是假的。他说：惩治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要拿事实给人民看。“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邓小平提出的建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设想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条件，是形成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才顺利产生并承担起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标志着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确立。
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过程中，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这个新的领导集体要有1个核心。早在1989年5月组建这个班子时，他就对李鹏、姚依林明确表示：“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他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
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联系我们党的历史，论述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他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现在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他希望，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这个问题。
到这年的9月，邓小平在目睹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成绩之后，感到无比的欣慰。他决定从中央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9月4日，他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等人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映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1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请求批准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要求。他在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11月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同志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与新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一道，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是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我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我们军队在扞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扞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扞卫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0年3月4日，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着我们党的建设事业，关注着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并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50年，60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要维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道理很简单，因为1个团结领导核心事关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明确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有1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10多年的经验充分证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实不负重望。1994年，邓小平在他生前最后一次外出视察途中曾经高兴地说：我对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邓小平选江泽民接班内幕 揭邓小平江泽民特殊师生情
2012年03月29日14:52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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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座谈时，真诚地提出，“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党和国家不利。”在谈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时，邓小平说：“江泽民同志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今年63岁，有这个领导班子我很放心。”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邓小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始末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钦点江泽民为“接班”人选也足见邓小平对其的特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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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江泽民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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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人民日报出版社独家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1997年2月，也即旧历丁丑年正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变故，而是一个既定的进程日益迫近终点：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领袖们知道这个消息。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帕金森综合征”，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他患帕金森征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呢，”吴蔚然说，“到后来，越来越差。”疾病蔓延到呼吸器官，一发不可收拾。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上喝一杯茶，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这里有一个办公桌，但他不喜欢坐在那里，通常是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批阅文件或者翻看报纸。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他喜欢散步，对他来说，那是锻炼，是休息，也是思考。有人说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被贬、离群索居在南昌郊区那个小院子时养成的习惯，那条著名的“小平小道”就是他在那三年里踩出来的。现在，在京城中心他家的院落中，也有这么一条小路。每天上午10点钟，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王士斌精心丈量过这个院子，说它长50米，宽40米，绕院子一圈是188米。还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他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的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也叫三○一医院），不过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这是世界上最漫长的十公里了。“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他的车子经过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的新华门，经过熙熙攘攘的西单路口、复兴门和军事博物馆，一路向西驶去。这是一个非常时刻，可当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中南海里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在1月份还到外地去巡视了——李鹏去了辽宁，李瑞环去了海南，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朱镕基去了重庆，胡锦涛也按照计划出访南美三国。多少年来，中国人判断政治气候冷暖的一个依据，就是党的领导人是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看到这些人的行踪，他们就觉得天下太平，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始终坐镇京城，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们，也不像往年那样和四方百姓共度春节，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那时候老百姓谈论的事情大体就是这些，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真正在医院里的不是什么“遭车祸身受重伤的处长”，而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三○一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栋小楼的顶层，一条汽车匝道从地面一直延伸上来。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这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直到五年以后，黄还能记得那个瞬间：“不知道我形容得准确不准确，就是被表扬以后不好意思的那种感觉。”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黄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或者跟医生护士述说怎么难受，有时候还会发脾气。可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他的亲人坐在沙发上，意识到大势已去，全都呆若木鸡。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唯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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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万里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经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喘息。医生赶紧向政治局报告，按照规则，还应向新闻界公布消息，可政治局觉得不能惊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稳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上午，乔石按原计划主持了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三个条约和两个协定。前一天，李鹏还会见了美国前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
卓琳带着全家人来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江泽民，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里。现在，她心里明白这是最后的告别了，只是非到别人说出来，她是不愿意让这种可怕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成形的。当时她只想说：“老爷子，我在喊你!你听见了没有!”可是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劳累的一生已经终止，战斗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时是21：08。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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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十四大闭幕式上
24日，星期一，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一过，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中国人还会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吗?老百姓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没有眼泪，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打开收音机，里面流淌出一首新的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
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
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
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浪漫情怀。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做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好友、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卓琳跟在骨灰盒后面，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又一把骨灰，又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飞机载着生者缓缓着陆，卓琳走下来，步履迟缓，身上一袭黑色丧服是特别制作的，这证明她对这天的仪式万分珍重，但是她只用简单的几个字就把围着她的记者打发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普通百姓的智慧也许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在江泽民为他的恩师致悼词的时候，他们未在当场，只不过坐在遥远的地方，紧盯电视机屏幕，竖耳聆听，一下子就听到弦外之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同志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同时毫不犹豫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采取安抚政策，缓和某些剑拔弩张的社会情绪，是符合当时现实的。对中南海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但是这段话还是成为当时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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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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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左派”是今日我们国家中最团结、最顽强的一个政治团体，这是有一点道理的。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正在为邓小平的去世额手称庆，但是却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只要邓小平还在人世，他们就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他们是被邓小平指斥为“理论家”、“政治家”的一群人。过去这些都是尊称，很荣耀，自从邓小平1992年说了那些话，这称谓中就加了贬义，黯然失色。这些人本来都是异军突起的，青云直上，忽然间形势大变，仕途无望，只好改换门庭，纷纷投身到那些可以理解和容纳他们的地方。
老实说，出现这种局面，实在不能怪“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争气。那一段时间，不少曾经最活跃也最出名的人，陆陆续续地，差不多都收到“不再担任”的通知。某人离开中央宣传部，某人离开了人民日报社，某人离开了国务院研究室，就连那个大人物也好长时间不出来号召大家“寻找毛泽东”了。
然而这些人并没有绝望。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之后，他们实际上生活得都挺不错，没有散伙，也没有像“右派”们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屡屡遭遇的那样，被下放到遥远的乡下或者边塞。想当初他们批判政治对手的时候，从来不会有丝毫怜悯之心，不“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不算完事，现在看到自己虽然落在下风，却还能够安居乐业，就不禁在心里窃笑。他们在京城的某个地方待下来，养精蓄锐，搜集着“1992年以来”（这是他们后来公开的一系列文章里特别爱使用的时间短语）危害国家安全的种种异端邪说和危险倾向。中国有个寓言，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的是失意者不要沮丧，得志者也不要张狂。这古老的智慧在今天正好给他们以鼓励。不错，他们失去了位置，失去了权力，但这正好可以让他们什么也不干，专门盯着那些干事的人。他们眼光天生敏锐，又有在政治角逐中化险为夷的丰富经验。过去五年里，他们就这样卧薪尝胆，苦苦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就如同一个优秀企业家总是能够在市场天地里找到制胜的先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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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资料图）
然而有“政治错误”的人还不止一个。在这同一期杂志上，就把张贤亮和刘吉并列了。张在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是个挺有名气的作家，其作品前所未有地刻画了专政下“右派分子”所遭遇的生理和心理的磨难，可是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总是有争议，现在，他又罪上加罪了。刘贻清在《中流》上撰文说，张贤亮在诅咒：）。这在中国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倘若证据确凿，张就有可能被逮捕收监，甚至和他笔下那些悲惨人物有着同样下场。
刘贻清的证据是张的小说《无法苏醒》。它发表在1995年第5期《中国作家》上。主人公名叫赵鹫，像张过去描写过的人物一样，是个“右派”，并且为此坐了十年监狱，后来却又奇迹般地成了数项专利的拥有者和一个卓有成效的企业家。就在人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时候，他却自觉自愿地回到监狱，因为他要补足过去自己还未服满的徒刑。看来这个人的精神有些问题。有一天他终于要出狱了，却发现外面一片混乱，标语如海，上面写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把赵鹫揪出来”等等革命口号。20多年以前的情景顿时浮现在眼前，赵鹫想，“完了，‘文革’又来了”，然后昏倒在地，从此无法苏醒。张贤亮讲了一个荒诞故事，也许他在影射90年代的中国还有一种被扭曲的社会心理、有一种复旧思潮。这一点为刘贻清格外关注。后者写道：“张贤亮妄言改革开放已然倒转，极‘左’的东西也已回潮。说穿了，这矛头主要就是对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的，或者诅咒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没有能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或者诬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要搞极‘左’，要否定改革开放路线。除此二者，难道还有别的解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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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资料图）
这样的批评要是放在20年前，大家都不会觉得意外，可现在是1997年，就让人不免惊慌，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变，于是翻回来仔细研究这本杂志。《中流》一向以捍卫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挺庄严的理想（有人后来挖苦地指出，这刊名的含义不能符合创办者的初衷，因为“中流”二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意思其实是“水流的中央”，他们的本意大约是想做那屹立在滚滚逆流中岿然不动的砥柱山，所以应该把他们批判的那些人叫“中流”，把他们自己的刊物叫《砥柱》才对），只是出版多年，影响不大，这一次因为有了这些文章，像“理论纲领”、“诅咒”、“诬蔑”之类的用词格外尖锐，又是指向成名人物，所以让人不免顿生疑窦：莫非邓小平尸骨未寒，意识形态的争斗就卷土重来?
令人不安的迹象越来越多。涉嫌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名单，也越来越长，根据一篇文章点出来的名字，至少有39人。这篇文章在这个春天里出现在京城，以传单方式公布，到处流传，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作者静心研读报刊，但凡发现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便摘录下来，终于有了结论：从1992年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又开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若干条，还把“自由化言论”的所有者记录在案。按照先后顺序，这些人有：李泽厚、王德胜、陶东风、王若水、王岳川、王蒙、刘军宁、董辅礽、刘伟、樊纲、于光远、刘吉、厉有为、周昭、胡德巧、彭致圭、张厚义、许宏业、刘迎秋、刘新宜、钟朋荣、张维迎、王珏、王山、刘平清、张宇、晏智杰、梁小民、胡绩伟、袁红冰、许明、张文显、浦兴祖、远江、茅海建、李慎之、吴祖光、曹思源、邓正来。
一下子有这么多人被拉出来示众，应该说，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举动。有些东西，看来并不重要，也没有过分纠缠。可有些话显然经过充分准备，完全是一副你死我活的样子。比如针对王蒙的那些攻击若能成立，这位前文化部部长和前中央委员就算被投进秦城监狱，也不过分。根据那篇《王蒙其人其事》发表在《中流》杂志1997年第1期。提出的指控，此人是个“党内的不同政见者”，从来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国外和国内发表了无数的“反动言论”，证明他同国外的反动势力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在1989年的“北京风波”平息后，他居然“‘称病’拒绝慰问戒严部队，拒绝出席：）紧急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全会”。作者愤怒地指出，这个人“身处：）内，却不说党的话，不办党的事，不信党的理论、理想、目标和宗旨”，和流亡美国的不同政见分子刘宾雁“心心相印”。不过，“比起王蒙，刘宾雁只能哀叹‘望尘莫及’了!刘宾雁办不到的，王蒙却‘得心应手’、轻而易举地办到了!”
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所有制模式不仅不符合国情，而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对不上号”。所有制问题还在束缚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比如人为地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类似于揠苗助长；比如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但有排斥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共存、相互依存和融合的一面；比如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形式……这些想法虽然新鲜犀利，但却并不成熟，而且，作为一个整日忙于实际工作的官员，从事这样艰深的理论探讨实在是勉为其难。他的一同在党校里学习的朋友就曾劝他，“不要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毕业论文也不必认真，随便抄抄报纸就过去了嘛”。事实上大多数在党校学习的官员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厉有为不能同意，他脑子里的疑问太多，打算在这所高级干部的理论殿堂中弄弄清楚，于是费时月余，昼夜苦读，弄得血压都高起来。文章本来还在修改当中，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学习小组上陈述，大家都说讲得好，让他在班里讲，他就讲了，大约100人听了他的发言。“那些人拿去批判的，就是这个发言，”他说，“他们既然如此大义凛然，为什么要行此偷鸡摸狗的勾当，不肯事先说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又为什么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肯让我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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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左派”和“右派”的人们相互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说话太多，白眼相向太多，怨毒太深。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看出，许多事情突然发生，同此前邓小平的去世和此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展开如此严厉的批评，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特别坏，而是期望杀一儆百，或者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心中明白，这些事情在1997年春天接踵而至，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两年前的那个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开始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是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中国人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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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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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18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几近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亿万公社社员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向人民公社制度发起挑战，历五年“拉锯战”后，包产到户席卷全国，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国内保守主义者的顽强阻击。前一次他们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做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尽管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使用党的报纸，但却仍然战斗不息，这让人们再次感叹他们的顽强。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现在，他们正是要证明他们的说法有根据。党的宣传部门一向对舆论方面的异常动态反应敏捷，还命令所有属下媒体“守土有责”，绝不允许不符合党的方针的言论出现在报端，但那都是对付“右派”言论的经验，至于眼前这些理论，尽管危言耸听，却对其听之任之。这让这些人得到鼓励，在后来的两年中，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把他们的意见拿出来，一个接着一个。第一个前面已经提到；第二个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然后《当代思潮》杂志总编辑又发奋写了第三个，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还有第四个，就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连贯起来一看，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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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资料图）
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的确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在野党”的样子，或者至少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了。党的宣传部门不去阻止他们，并不意味着接受了他们的理论。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主张与党的既定方针不一样的证据太多了——至少不比他们尖锐批评的“右派”少。：）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组成部分”），他们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党的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党的领袖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说：“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主张对工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他们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朱镕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朱镕基说：“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卡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江泽民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