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2014年08月21日11:13新浪历史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作者：熊蕾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1977年熊向晖和聂帅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1977年熊向晖和叶帅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被毛主席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反“文革”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这次“批邓”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帅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阎长贵按：汪不止一次讲，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单线联系——一个逢年过节去看汪的人)，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到，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阎长贵按：汪未去，是张耀祠去的——一个问过汪和张的人)。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百万裁军战略背后的邓小平2014年08月28日15:02人民政协网 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作者：吴志菲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8/U10574P1488DT20140828150245.jpg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邓小平
1984年11月1日，正当人们仍在为一个月前国庆阅兵盛大的壮观场面心潮澎湃的时候，中央军委座谈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会议厅召开。会上，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发表了近90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笑容满面，十分亲切地望着眼前的高级将领们。之后，他说：“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说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说到这他话锋一转，表情严肃地说，“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当邓小平缓慢而坚定地提出裁军百万的决策时，在座的将军们心中感到强烈的震撼，他们被邓小平战略家的胆量和气魄所深深折服：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 “即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在这次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他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他说：“即便战争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他表达的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 邓小平在谈到裁军百万的必要性时说：“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军队本身提高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真打起仗来，也不在乎我们是300万，或400万、500万。因为那个时候更多地节省开支，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大会讲，小会讲，集体谈，个别谈，多达数十次。他指出，军队臃肿不堪，不仅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对裁军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风趣的比喻，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军队建设中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虚胖子能打仗？大力士、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同时保留下来的人员足以应付意外事件。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军委座谈会后，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了裁员百万的整编方案。确定改革体制编制，加强合成，调整编成比例，减少干部和保障人员，淘汰落后装备。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时间，陆、海、空三军，第二炮兵和北京、沈阳等11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等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北京。这是一次“定盘子”的会议，11个大军区要撤销4个，究竟撤销哪个将在这次会议上定夺。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由杨尚昆主持。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有两个：一是调整、选配大军区领导班子，使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是在军以上和总部领导班子年轻化之后，我军干部年轻化的又一次重大进展。二是讨论《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确定裁军百万，研究贯彻落实政策、措施和步骤，会议还部署了整编工作。 6月4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伸出一个指头，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冷战等因素造成的世界战争一触即发的国际局势和严峻的周边环境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直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准备状态。历史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由于第三世界崛起，和平力量日益增长。对此，应如何认识？邓小平经过多年观察和思考，做出了全新的判断。 他认为：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应有所调整。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而两国又都因具有毁灭对方的力量和全球战略部署的受挫而不敢轻举妄动；和平力量在不断壮大，和平力量的增长要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主要表现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上：第三世界包括100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80%的席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他们深受战争的痛苦，不希望打仗，再打不起世界大战；许多发达国家，即使是美苏两个政治集团中的一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也希望和平。 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相对和平时期，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国家的安全利益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寻求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这对矛盾的最佳结合点，一直是战略家们的关注点。对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百业待举的当前，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必须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援和参加国家建设。军队装备要实现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为落实裁军百万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会前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科学论证而制定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会后，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部署，裁军百万的浩大工程在全军开始具体实施。 6月10日，新华社将“裁军百万”这一惊人决策公之于众，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裁军争吵多年却不见成效，两个超级大国明里裁军，暗里扩充军备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主动裁军百万的决策犹如平地惊雷，震惊了世界，全球瞩目。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不期而遇：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部队今年简编，明年增编；干部转业一批又再提一批，提了又转业，精简整编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或等于减员数的反常现象。如何摆脱这个怪圈？邓小平一语道破：“减人要同体制改革结合起来。除了改制，还要建制，使编制成为法律，并切实遵守。” 短短的一句话，“山穷水尽”化作了“柳暗花明”。历史教训有力地支持着邓小平的建议：减人“消肿”必须改革体制，二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改革体制既可达到减人“消肿”的目的，又可革除旧体制的弊端，促成人民解放军体制编制的科学合理，巩固减人成果。找到了症结，问题迎刃而解。《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以此为指导，大胆运用地方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采用撤、并、降、交、改、理等办法，大刀阔 斧，多管齐下，收到了良好效果。 “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 面对400万大军，先从哪里下手？ 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这样才能选好突破口。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却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在各级领导机关。 在“消肿”问题上，机构主要是三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人头，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帅机构、指挥机构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 他还坦率地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总部机关的“消肿”一直是精简整编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虽经过1980年、1982年两次精简整编，压缩了定额，合并了一些业务相近的部门，但组织编制仍不够科学合理，机关大、干部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邓小平曾在关于1982年三总部精简18.2%的草案上批示：“这个方案，不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案，但可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要三总部带头，其一是因为总部机关自身建设的需要。只有总部机关精干了，才可以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才可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意图，便于军委更好地统帅和指挥全军；其二是有利于发挥榜样的作用。总部机关带头“消肿”，就可以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全军的精简整编。 据此，1985年的整编方案强调三总部要带头，把精简三总部机关作为首要原则列入。在三总部机关的共同努力下，处以上干部在整编中减少了1/6，人员在原有基础上平均精简一半，基本上改变了机构重叠、班子庞大、工作职责不清的状况。这既提高了三总部机关的工作效率，又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军，保障了裁军百万顺利完成。 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对军队这个庞大机体进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这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在精简整编中，面对体制编制和人员的重大变动，全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无论对单位的撤、并、降、交、改，还是个人的进、退、去、留，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悲壮是一种美，它给予人们的不是倒退而是前进的激励。当“国际和平年”———1986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的诚意和决心。到1987年，这一世界上少有的百万大裁军顺利完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悲壮的气氛中义无反顾地跨过了一道分界线，从旧的质与量走向新的质与量，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战时体制走上和平时期的建军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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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和符号遗产2014年08月27日19:49南方都市报 评论中大奖（44人参与） 收藏本文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始终是个普通人。尽管他曾经掌握巨大的权力，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权力本身，都没有被神化。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7/U10574P1488DT20140827194931.jpg邓小平
作者：夏佑至 邓小平留下的一大政治遗产，就是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制定的目标、路径和时间表，以及为解决权力过于集中所做的努力。邓小平还屡次对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泼冷水，防止争论影响经济增长。这些政治遗产至今体现在中国：）执行的路线、制度和政策上。 邓小平还留下了另一些遗产，体现为大众文化的符号。有一首歌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划了一个圈……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大概是因为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这首歌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歌词用比喻的方式指出了邓小平的两个主要历史功绩：推动确立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重回市场经济的轨道。 这两件事非常困难，涉及人物很多，在历史学家的笔下，通常十分复杂。但流行音乐却做了轻快简单的处理，直接把邓小平当作改革的化身。与此类似，1990年代，深圳在繁华的街头竖起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放着邓小平面露微笑的照片和一句题词。这些大众文化的手法强化了邓小平的改革者形象。 政治遗产和符号遗产很容易区分。华盛顿的政治遗产包括领导了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为后来的美国总统确立了任期限制，民间传说“华盛顿的樱桃树”则为他的政治经历赋予了道德价值。这类故事就属于符号遗产。西奥多·罗斯福为美国确立了国家公园制度，而泰迪熊的故事作为符号遗产，强化了他推行这一制度的人性动机。丘吉尔领导英国抗击德国的入侵，巩固了英国和美国的同盟关系，发动了冷战，但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的V字形手势———这个手势的价值毋庸置疑；在最艰难的战争年代，它代表了丘吉尔乐观和必胜的信念。 邓小平没有留下经典的手势，却留下一些流传广泛的格言，特别是“猫论”和“摸论”。它们不但是中国当代政治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格言把政治决定的逻辑、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甚至哲学上的方法论，以比喻的形式做了浅显通俗的说明。它们暗示邓小平绝不固守某种僵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看重实效，相信经验甚于理论。 邓小平并不是克里斯玛型的领袖人物。他从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汲取了教训，强调权力应该由法律和程序限制，并始终警惕其扭曲。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重要部分，而邓小平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尤其反对权力终身制。1989年11月，他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地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大”闭幕后，邓小平出现在会场，绕场一周，接受与会者的掌声。电视反复播放这个镜头。 高层人事更替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电视镜头中那个矮小而面带笑容的老人，则是他的符号遗产。邓小平晚年的照片总是这类温和、笑容满面的形象。联系他爱打桥牌、为武侠小说着迷的故事，这些照片塑造了一个注重生活乐趣和家庭亲情的邓小平。20世纪之后，大众文化成了争取和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政治人物的符号遗产，不同于政治决议、法律条文、红头文件，也不同于经过系统整理和官方阐释的理论体系。符号是阐释的结果，人们还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做新的阐释，它们是官方宣传与社会心理相互作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民间的期待和评价。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在大众文化中的形象始终是个普通人。尽管他曾经掌握巨大的权力，但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权力本身，都没有被神化。相反，邓小平深知权力过度集中和个人崇拜的危险，有意识地拒绝终极权力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塑造了中国的现实政治，邓小平的符号遗产则代表了民众心目中的政治。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强调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重申国家现代化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后者愈发深入人心。
毛泽东晚年的精准预言:将来谁也压不住邓小平
【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7年06月07日 16:21
毛泽东：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毛泽东很看重邓小平，他曾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毛泽东于1974年10月4日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毛泽东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决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至此，毛泽东采取“四步走”战略，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共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1979年邓小平访美国 笑称"顿顿都是小牛肉"
2008年05月23日 14:44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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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访问美国。彭迪以新闻助理身份随同，见证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此后不久，他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亲历了中美建交之初的风风雨雨。
口述：彭迪
来自外交部的电话
1979年1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接到外交部的一个电话：“彭迪同志，现在通知你，这次随邓副总理访美的正式代表团成员里有你的名字，你担任新闻助理”。
放下电话，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1971第一次去美国的情景。
那是1971年10月，我随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临走前，周恩来总理到飞机场，与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我和钱行(编者注：彭迪先生夫人)单独谈话，面授机宜：“你们是7亿中国人民的代表，要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世界的支持。对美国也不要用粗暴的语言，百事要讲道理。”
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笑逐颜开。我们的一些小国家的“穷朋友”，也异常高兴，甚至站起来跳舞。但在场的一些美国代表很不高兴地叫到：“这是严肃的会议，请不要大声喧哗！”那个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乔冠华和基辛格在上海进行了几天相当艰难的谈判，当时被称作“基乔会谈”。27日凌晨2点，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周恩来把《上海公报》的定稿文本交给我，郑重地说：“这是最后定稿，你负责拿到新华社去。一定要严守时间，与美国同时发表。”我点了点头。
下午5点，新闻界准时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随后，基辛格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80多个记者都在场。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美国记者会如何抓住台湾问题来刁难。然而，基辛格比我想象中要厉害得多，他一上台便说道：“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关于台湾问题，请各位看公报，不要提问题了。”果然，这个尖锐的问题，没有人纠缠。
尼克松回国了。《上海公报》留下的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端。
1978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十时将有重要新闻播出。
上午十时，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共报，中美终于建交了！
此次邓副总理访问美国，又将是中美外交上的一个创举！而我也将成为祖国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已经不是用一个“激动”能形容得了。
爆竹声中启程赴美
邓小平正式访美的日子定在1月28日。
外交部长黄华负责组建由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外交部官员中有副外长章文晋、浦寿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兼翻译)。我当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此次出访担任新闻助理，同为新闻记者出身的谭文瑞、李慎之担任代表团顾问。
最后确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22人，随行工作人员24人，另外还有33个随行记者。
从我接到命令到出发的日子，也不过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会议中渡过的。出发的前两天，黄华、章文晋和我来到邓副总理的家里。
他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目前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
“美国记者提出要采访您。”我提出。
“这个没有问题。你去安排。”
“好，您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什么指示，你自己决定。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不用请示我。”
邓小平的信任让我感到喜悦同时又责任重大。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说话不多，但很认真，在这个简单的会客厅里，我们谈到半夜。
1979年1月28日，正是中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千家万户正欢度春节。爆竹声里，天光渐亮，首都机场就忙碌开了。
虽然寒气逼人，仍然挡不住人们的热情。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余秋里、王震、康世恩、陈慕华、耿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外贸部部长李强等一行几十人裹着厚厚的衣服，来到机场送行。
正当邓小平冲着舷窗，微笑着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时，机长徐柏龄带来一个消息：最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的地面能见度只有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飞机只好关机。
邓小平看了看手表，神色有些着急，但是此时不能起飞，没有其他的办法。大家只好下飞机到休息室等候。
飞行专家们在讨论。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与空军指挥员的意见不一：前者认为上海大雾有可能减弱，可以起飞，以免耽误行程；但是后者比较谨慎，认为飞行应该取消。双方意见争执难下。
这时，只好直接去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听了，简短地说：“要起飞，日程都安排好了，不能耽误！”于是，他很快站了起来。大步地走向飞机。我们紧跟其后。
9时45分，我们乘坐的波音707专机从北京首都机场腾空而起。
“顿顿都是小牛肉”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4时30分，专机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南部的安德鲁空军基地，此时华盛顿的天空正飘着小雪。
邓小平穿着厚厚的深灰色大衣，走了出来。严寒中，有400余人前来机场迎接，包括美国各界人士、旅美华侨等等。一条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欢迎的人们手举中美两国国旗不停地挥动。
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迎上去握手欢迎。
后来才知道，这次美国政府的迎宾规格超出了常规。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外国元首对美国作正式访问，美方也只由高级礼宾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后等待前来的贵宾。
邓小平没有在机场发表讲话，即刻乘车离开机场，前往华盛顿市中心的美国国宾馆。我和其他大部分成员一样，前往麦迪逊饭店下榻。
1月29日将近十点，邓小平夫妇与中国代表团总共22人进入白宫南草坪。这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在白宫的旗杆上与美国国旗并排飘扬。上千名欢迎者挥舞着手中的中美两国国旗，向邓小平副总理欢呼。
十点，卡特总统走出白宫。欢迎仪式开始。礼炮鸣放19响，接着仪仗队先后奏响两国国歌。
卡特发表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你，副总理先生。今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
邓紧接着致答词：“尽管近30年来我们之间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是由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现在两国关系终于恢复正常……”
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卡特一同走进白宫会议室。我作为新闻助理，紧跟其后。在椭圆形的办公室里，双方代表坐下，我的旁边坐的是安全助理凌云。邓小平和卡特开始会谈起来。
会谈刚开始的时候，卡特拿出一个稿子，正准备正儿八经地念，此时邓小平已经随口说开了。卡特见状，赶紧悄悄地将稿子收起来。
当晚，白宫宴会厅举行了国宴。他们做过调查，知道邓小平爱吃小牛肉，几乎每顿饭都为他准备了。以至于后来有人问邓小平：“您这次来美国最大的印象是什么？”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开玩笑地说：“小牛肉啊，小牛肉！顿顿都是小牛肉！”。
在历时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
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丝毫没有放松。我对双方领导的合作诚意和政策意图心领神会。报道中，对两国间开始的外交、经济、科技、政治甚至军事上的合作，反映得比较充分。
访问是成功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对广大的美国人民来说，邓小平的访问带来了愉快和欢乐。每一个人都要见一见他，同他握握手，向他欢呼、问好。邓小平的政治家风度和招人喜爱的性格为这次访问增加了光彩，很多美国人为之感动。纽约州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副总理肯定给美国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
离开的前夜，我彻夜未眠。连夜写了一篇稿子：历史性的访问，深远的影响。
卡特对中国记者的支持
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中，提出了互换记者，要在美国设立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就这样，我被赋予了新使命——赴美担任驻华盛顿分社首任社长。两个月后，我再一次踏上赴美的旅途。
白宫的两任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成为了我的好友。国务院重要官员沃尔福威茨，还有威信很高的议员亨利·杰克逊，都成为我们经常互邀到家里做客的对象。每次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在一起谈得很深入、很透彻。
有一次，布热津斯基在我们分社的客厅里，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在中美建交这个问题上，我是费尽了心思。当时在美国是不少人反对的。我用了点诀窍：在某一种情况下投票是不需要议会的。不经过投票总统就决定了。”说完他哈哈大笑。
1980年，美国有一次会议，讨论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我作为记者旁听，杰克逊一力争取，决议最后终于通过。杰克逊竟然高兴地站起来向我挥手，他脸上的兴奋劲，让我深受感动。
著名的《华盛顿邮报》女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与我的夫人钱行更是深交，有如家人。在她家里，除了邀请我们参加大型酒会，也经常介绍参议员、政界要员与我们认识、交谈，这些社交活动把我们带进美国的政治世界，这对我们的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
中美刚刚建交，卡特总统对中国记者的工作十分重视和支持，给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我的体会很是直接。
我在白宫采访受到的待遇，几乎同美国政府亲信的美国记者相同：参加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举行的吹风会，跟随卡特总统的专机出访等等。我随时可以和白宫的新闻官接触、交谈以及共同进餐。
1981年，美国新闻处组织了一次访问美国海、陆、空军基地的记者团，我也被邀请参加。我们不仅看到美国的多种军事装备和演习，登上军舰和飞机察看，而且可以同许多军官、士兵交谈。这是一次打开眼界的旅行，惊奇之余，也深感荣幸。
这些经历，让我感到了中美关系继续往前发展的势头，令人鼓舞，但是好景不长，里根上台，立刻出现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