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泸州广场舞大妈为看《邓小平》罕见"停跳"2014-08-17 08:24:00 来源: 光明网 有0人参与
华西都市报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持续热播，特别是在四川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在泸州，跳坝坝舞的大妈们罕见地“停跳”；在广安，面铺老板8点“暂停营业”，都是因为要观看该剧。除了历史大事件之外，四川影迷还对剧中邓小平的一口乡音有着特殊的感情。泸州合江县福宝古镇入口处的桥头上有一片小空地，每晚8点准时，一群大妈就会跳起坝坝舞。但从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起，这群在古镇门口跳坝坝舞的大妈们就不见了踪影。据组织者王阿姨称，这段时间看不到她们是因为大家都在家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所以暂时不来跳了。广安前锋区的叶航在观塘镇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还不错。这周开始每当晚上8点，都有客人来店里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此时他也会放下手里的活，和家人一起感受剧中邓小平浓浓的乡音。该剧制片人高成生、导演吴子牛以及副线故事中的女演员高珑珂，都是四川人。高成生表示，主演马少骅是贵州人，虽然贵州话和四川话非常相近，但在有些单字的发音上还是有细微差别。为将邓小平演绎得更真实，马少骅经常向剧组里两位地道四川人——高成生和吴子牛“讨教”四川话。高成生还表示，为力求细节真实，有一次为了一句台词，他们不惜专门邀请四川演员来救场，“有一场戏，需要一位四川老太太和邓小平对话，为了呈现最原汁原味的状态，我们专门邀请了在外地工作的四川人艺老演员，在《金婚》中出演过的王彩平救场。”（唐可心 常雄飞）
四川广安牌坊村民思念好老乡 家家户户挂邓小平像2014-08-20 17:28:00 来源: 手机人民网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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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四川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村民、83岁老人荣祖贵与儿子在张贴小平肖像。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邓小平家乡牌坊村每家每户都不约而同挂起了小平肖像表示纪念。 廖小兵 摄
8月20日，在客厅挂着小平肖像的四川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舅父淡以兴家，邓小平表弟淡文全在向村民和学生介绍邓小平孝老爱亲的故事。 廖小兵 摄
8月20日，在四川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邓小平舅父淡以兴家，邓小平表弟淡文全在向游客介绍：1986年1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成都接见自己舅父淡以兴和舅母时的合影照片。 廖小兵 摄中新网广安8月20日电(王爵 廖小兵)20日，四川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村民、83岁老人荣祖贵与儿子在张贴小平肖像。在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邓小平家乡牌坊村每家每户都不约而同挂起了邓小平肖像表示纪念。110年前，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并在这个川东小村庄长大成人，15岁那年，邓小平离开牌坊村踏上求学之路和走上革命征程一直到93岁逝世，邓小平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如今，牌坊村民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大力发展旅游业，大多数村民做起了农家乐生意，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同时，并未忘这位世纪伟人和好老乡，决定通过在家里张贴、悬挂小平肖像的方式怀念他。(完)(来源:中国新闻网)
家乡人眼中的邓小平：清正廉洁的好老乡2014-08-20 20:25:46 来源: 解放网 有0人参与
原标题：家乡人眼中的邓小平：清正廉洁的好老乡中新社广安8月20日电 题：家乡人眼中的邓小平：清正廉洁的好老乡中新社记者 殷樱“一代伟人举世钦，严于律己重修身。家乡赠送酒和柚，必以酬金表谢忱。先正己，后正人，殷勤答谢暖人心。百官同奏清廉曲，万里山河日日新。”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前夕，81岁的四川广安老人邓欲治作诗缅怀与他曾有过一面之缘的老乡邓小平。生于四川广安的邓小平少小离家后，再也没有踏过这片土地。他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人民吃上了饱饭。家乡人除了“吃水不忘挖井人”，对老乡邓小平更有一种特殊的质朴感情。“邓小平清正廉洁方面有4件事让我记忆犹新。”1978年曾受到邓小平接见的原广安县委办主任邓欲治老人表示，第一件，不准收受别人礼物。第二件，家乡赠送的水果不给钱就不要。第三件，要把钱用在人民事业上。第四件，不回家乡麻烦地方。回想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邓欲治当时难免有些紧张拘谨，“他见面就说‘随便坐’，待人平易近人。”邓欲治随后与邓小平谈起广安的建设情况，“说起家乡的分粮量，小平边说边算账，一看就知道对基层情况十分熟悉。”在邓欲治眼中，邓小平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老乡。他表示，在那次见面中得知小平最喜欢吃家乡白市柚，从那年后，广安县委每年都给小平送点过去。但邓小平非给钱不可，不收钱就不要。“故乡送点水果本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小平同志就那么认真，那么清正廉洁。”邓欲治回忆，1986年，邓小平在成都接见家乡父母官时，广安县委领导请示邓小平夫人卓琳：故居太破旧，是否需要维修一下？卓琳表示：“你们要把钱用在人民的事业上，故居保留下来就行了。”邓小平生前没有给家乡任何特殊政策，他建立几个著名的特区，但是他的家乡一点也不“特”。川音不改、川土难离，邓小平的心里始终还是牵挂着家乡。在1986年与家乡父母官见面时，嘱托“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小平同志十分尊老爱幼，但对家人也严格要求。”邓欲治回忆，最为突出的是敬后母如同亲生母亲、终身供养舅父，但从不要求当地政府对亲戚搞特殊。一直生活在广安牌坊村的舅父淡以兴是地道的农民，曾资助邓小平出国留学。对于舅父一家过去的帮助，邓小平也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以后，邓小平委托卓琳给舅父家里寄钱，但也提出了要求。“卓琳说舅父你不能找当地政府麻烦，我们给你寄点钱，养活你。”淡以兴的儿子淡文全告诉记者，邓小平和卓琳按时给父亲寄生活补贴和写信，直到1990年父亲去世。几十年来，淡文全一家没有忘记邓小平和卓琳的嘱托，不给政府添麻烦，一直潜心务农，自己的女儿也曾外出打工。从2003年开始，淡文全办起农家乐，走上了致富路。“我当农民，不给小平表哥丢面子。”淡文全说，邓小平一生清正廉洁，家乡人为他感到光荣。作为他的亲戚，更不能搞特殊。少小离家后，邓小平至死不回故乡也曾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后来在邓小平女儿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待，邓小平一直害怕“兴师动众，骚扰地方”。追忆老乡邓小平，邓欲治认为，他在清正廉洁方面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值得大家继承的。(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19:15 编辑
四川广安万人抢吃寿桃 庆祝好老乡邓小平诞辰2014-08-22 16:18:04 来源: 中新网移动版 有0人参与
游客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前吃寿桃 廖小兵 摄中新网广安8月22日电(殷樱王爵廖小兵)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民众自发来到邓小平故里，通过向邓小平铜像敬献鲜花、参观故居陈列馆、缅怀馆、邓小平同志故居、吃寿桃等方式表达对世纪伟人的缅怀之情。当日，尽管下着蒙蒙细雨，仍挡不住各地民众缅怀世纪伟人的热情。早上9时许，记者在邓小平陈列馆前的休息区看到，一张桌子边摆着寿桃，工作人员正在给有门票的民众发放寿桃。“我有一张门票，请给我一个寿桃。”“好。”市民唐文华手握门票对工作人员说道，“我是重庆人，今天是专程来给小平爷爷祝寿的，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刚才已经献了鲜花，现在又吃上了寿桃。安逸。”“邓小平是我最崇拜的人之一，能够在他110周岁纪念日时吃到寿桃是自己最大的荣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吃到。寿桃不值几个钱，但意义不一样。”一位吃寿桃的游客说。据了解，当日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门口、故里景区后门、牌坊村和广安星际酒店均在向游客和民众免费提供1万余个经过工商部门的严格检查的寿桃，寿桃成为抢手货。“我在吃寿桃的同时，其实也在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这段时间，我天天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对邓小平的印象更深了，觉得他真的很伟大。所以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吃到寿桃。”广安广安区广福街道社区个体户刘全说。(完
邓小平缅怀馆今日温情开馆 大量珍贵文物首度露面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建设和布展，邓小平缅怀馆18日将在小平同志家乡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正式开馆，大量珍贵文物和史料将首度“解密”，与公众见面。当天，因改陈布展而闭馆半年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也将对外再次开放。邓小平缅怀馆总建筑面积4327.9平方米，全馆以“回家”为设计理念，以亲切自然、温馨情感作为指导思想，全景式呈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幅画面，是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延续和补充。为真实再现邓小平同志的伟人风范，给公众展示一个更加亲近的伟人形象，缅怀馆按照1:1的比例，大量复原了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其中包括小平同志及家人生活了20年的北京米粮库胡同5号故居的部分场景，布展实物多为小平同志曾经使用过的原物，历史价值极为珍贵。与此同时，馆内还通过大量实物、图片和文字资料，展示了小平同志的兴趣爱好，如桥牌、足球、游泳等，还有众多小平同志与家人日常生活的相关实物和资料，为公众真实、直观、亲切地呈现出一代伟人的平民情怀和生活情趣。（记者 陈君）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20:05 编辑
邓小平力挺朱镕基掌经济大局：他是“懂经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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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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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朱镕基是目前：）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现在朱镕基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
朱镕基是目前：）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 本文摘自《沉浮》，凌志军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据报纸上面的消息，他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2000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目前是中国经济大局的实际主持者。此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从何来？ 也是在1996年岁末，朱镕基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6000人。关于这件事，报纸只用了一条300多字的消息予以报道。读者如果仅凭这个消息，定会以为朱镕基对他的6000多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清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戏来。朱镕基的这个讲话，当天已被复制录音带若干，于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我在20日有幸聆听全部，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国务院的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施政演说，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在其视野和思考的范畴之内。 朱镕基在1991年春季由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里，据说是由于邓小平的提议。这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扶摇直上的起点。据说邓小平曾经多次提到，朱镕基是一个“懂经济”的人，任何人都明白他的本意，是要朱来主掌中国经济的大局。 然而朱镕基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地展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事实上是由他来设计与操作。从这时候开始，至今两年半，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最好的证明，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他吸取了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治理整顿的经验教训，其办法显然更聪明一些。
实则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19:21 编辑
陈云“爆炸性发言”引“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吴志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19:26 编辑
邓林忆父亲邓小平南巡：抓不住机会对不起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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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1 16:01:26
来源：南方都市报
核心提示：邓林告诉记者，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但他爱看报，桌子上的文件也一摞摞的，他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他原来一直有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子孙、我们的国家。”邓林说，“文革”以后，这代领导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面貌。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23日SA01版，作者：陈以怀 高贵彬，原题：《“邓小平南巡一反沉默寡言，目光很热切”：邓小平长女邓林揭秘父亲南巡花絮，称参观国贸大厦时即兴发表讲话，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及纸张，临时用纸巾记录》 人物简介 邓林，邓小平长女，出生于1941年，四川广安人，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同年入中央美院国画系，1967年毕业。1973年分配到北京画院任专职画家兼任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1986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历任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中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为一名优秀的一级画师，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副会长，澳门中华文化艺术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协会会长。 此前邓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她从来没有觉得父亲走上过神坛，因此就没有走下来的必要。“他在他的位置上干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在你的位置上干了该干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就和邓小平一样。” 两次南巡传递改革开放的声音，两次将深圳的改革推向一个新的台阶，邓小平南巡对于深圳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改革开放30周年庆祝活动前夕，邓小平长女邓林也来到深圳出席相关庆祝活动。昨日，她在五洲宾馆接受媒体采访。在介绍展览时，邓林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邓林说，父亲邓小平原本是个寡言少语的老人，但来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邓朴方在海外有存款，邓小平曾专门召开家庭会议郑重询问，“我们都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对朴方的事情更是造谣。”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邓林说，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正在为中国找出一条全新的道路。11月他到广东视察，在听到关于“逃港”事件的汇报时，邓小平沉默了一会说，逃港说明我们的生活不好，（两地）差异太大，此时，他已在考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辟一个窗口。 1979年4月，小平提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做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国经济特区由此诞生。在特区的建设开始阶段，遇到不少困难阻力。1984年1月，他第一次来到深圳，因为“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看”。在深圳两天的时间里，他马不停蹄地进工厂、下农村，与群众直接接触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回到北京，他立即提出要进一步办好特区，扩大对外开放，特区建设和全国的对外开放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原本我们家属以为他是来深圳会休息的，没想到他的眼神特别热切，特别急切地那种”，邓林说，1992年1月19日，小平再次来到深圳，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的状态，不停地问，不停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他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林和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这些记录后来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为后来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展览上还展出了一件米色的夹克衫，在当年的电视画面及照片中，邓小平多次穿着这件夹克衫，向深圳的人们挥手、微笑。邓林介绍，这件夹克衫是她为邓小平南巡专门去买的。此前他多年总穿着清一色的中山装，但是在南巡前，他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19:32 编辑
抓不住机会对不起子孙 邓林告诉记者，退休后邓小平的生活一直都很规律，但他爱看报，桌子上的文件也一摞摞的，他非常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他原来一直有一句话，世界给中国的机会非常少，这次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我们对不起我们子孙、我们的国家。”邓林说，“文革”以后，这代领导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是因此才有了改革开放，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面貌。 邓林爱拍照，曾经举办过《女儿心中的父亲》影展。在邓小平为数不多的生活照中，有一张邓林拍的邓小平和孩子们的照片非常有趣。邓林说，邓小平自己不愿意照相，大部分照片都是抓拍的。邓林说，有一次父亲在院子里散步，小孩也在院子里玩，邓林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让他们排排坐，让父亲坐在石头上和孩子一起照。“我一说他就同意了，我自己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领导人还有自己的生活化的一面，可以帮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邓小平。” 召开家庭会议质询海外账户 邓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不能介入大人的事情，所以邓家子女都在自己的单位做自己的事情。“他不是那种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的人，以前都是我妈给我们写信，所以很遗憾没有我父亲书信的手记。后来我们工作后，我父亲跟我的儿子也说过，你们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出息，没有小出息也应该有中出息，最好有大出息，应该为国家做些事情。” 邓林说，以前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朴方海外有多少存款，我爸很认真地问我们，有没有海外账户和存款，必须表态。我们都没有，对朴芳的传闻更是绝对的造谣。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国家法律不能侵犯，作为个人应该对国家有贡献，有所作为。 1992年，邓小平来深圳南巡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话。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可是他平时说的话，当时你不觉得怎么样，后来想想觉得很重要”。小时候，邓家的孩子们之间也会打架争论不愉快，邓小平就经常操着四川方言说，“总会过去咧”。邓林说，联想到他的经历，在“文革”中遭受到的事情，她认为，邓小平对希望和真理的追求从没有停止，“从家庭中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到他的思维方式，从未被困难压倒过。” 父亲邓小平从未走上过神坛 对于国家领导人，大部分人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邓林则表示，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邓小平也喜欢孩子们，他从未把自己看得很高，只是觉得自己要为老百姓做些事。此前邓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她从来没有觉得父亲走上过神坛，因此就没有走下来的必要。“他在他的位置上干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且做得非常好，如果你在你的位置上干了该干的事情，而且做得很好，就和邓小平一样。” 接受大大小小无数媒体采访时，邓林说自己也在不断总结父亲的经验，她认为，邓小平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是他做人的准则，“没有邪门歪道，有意见表达，也绝不随波逐流”，还有邓小平拥有坚强的信念，让中国强盛起来，这是邓小平从年轻的时候建立起来的理想，工作作风严谨迅速决断，“所以我觉得父亲是个全才，会打仗、懂经济，算账算得很好，脑子转得很快。” 邓小平与深圳有着不解之缘。邓林说，她每次到深圳都能体会到深圳人对于邓小平的深厚感情。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受到国家的支持，在支持当中受到的磨难，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的冲击还是很大的。而深圳老百姓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奋斗，把青春贡献给深圳，当然他们对改革开放非常有感情，没有改革开放哪能到深圳杀一条血路，深圳老百姓对邓小平的感情，我是每次来都能体会到，去莲花山的时候，不论什么日子，都有鲜花，家长们都要带着孩子去莲花山看邓爷爷。” 邓林说，邓小平有很多想法，却从来不跟子女们说。1984年，她跟随邓小平来深圳考察，间歇就去沙头角买东西，“当时很新鲜，我就去买肥皂、味之素，现在哪不能买肥皂，超市的肥皂都很好啊。”当时我住在迎宾馆，出来就有很多摊儿，有卖尼龙手巾的，我就买了送给上海的朋友。1992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我们老劝他歇会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4 19:33 编辑
邓小平家事：父亲曾是“帮会老大”2014-08-14 16:38:35
来源：综合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协兴场姚坪里（今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据《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也是当地著名的织布匠。他靠织布渐渐地积攒了一些钱，随后，慢慢地置办了一些家业，买了一些田地。到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受到一些新式教育。早年参加了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做“哥老会”。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即首领。他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1936年去世。 邓小平是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进入本村私塾后，教书先生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
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共生育九个子女，最后养活下来七人（四男三女）。第一个妻子张氏，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生三个女儿，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 我母亲非常爱小平，她是个旧社会的妇女嘛，他（指邓小平）是长子。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有这样一些故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的。我们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那个时候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那个地主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于是，就买了一些红纸，请他写个春联。可那个家伙很坏，他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我姐姐都不认字，不知道啊。他（指邓小平）看到后很生气，立即把它撕掉了，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自己来写。他那时还很小啊！ 1918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当时吴玉章几个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我大哥，一个叫邓绍圣，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16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家里看了看，我当时还小，只有八九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在兄长去法国几年后，家中收到他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他参加了革命，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因为他很小时，家里依四川风俗，给他定了唐姓的娃娃亲。后来，那个唐姓的女孩子作为邓家的女儿嫁了出去。（来源：《人物》杂志）
叶剑英胡耀邦当年“不赞成动华国锋”
[*]正文
2014年05月17日02:23
来源：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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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剑英说他自己的确把华当作“后主”看待，想尽力扶助他。 也谈《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炎黄春秋》去年第5期刊登施滨海先生的文章，批评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有“硬伤”。他指的是，傅著中有的叙事是“作者发挥想象力”的结果，有的引文则是“曲解”，甚至是“无中生有”。作者的这些指责不仅涉及对傅先生和他的这部著作的评价问题，还涉及对史料的辨别和取舍问题，同时也涉及叶帅的为人和对待华国锋的态度等史实问题。笔者仅就这些问题发表个人看法，以便与施先生和有兴趣的读者共同探讨。 施先生可能没有注意到，《邓小平时代》的两种不同中文版本，即基于英文原著的香港繁体版和经过删节处理的大陆简体版，两者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他所谈的显然是后者。别的暂且不谈，就是他指责傅先生“发挥想象力”所写的那段有关叶帅的“爆料”，恰恰是英文原著和香港版繁体版所没有的。施先生论证了这段“爆料”缺乏根据，这很有必要也很正确。但他可能手头没有原著和香港繁体版，因而错怪了作者。实际上据笔者了解，问题的产生与作者无关。这一点待我在后面说明。 叶帅究竟是支持华国锋还是促他下台 施先生这里说的“爆料”，是指大陆简体版所谓在1978年11月11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叶帅和数位高官曾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小型会议。大陆简体版在写到“叶剑英很快意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之后，紧接着叙述了叶帅等人召开的这次小型会议，并用以下这段文字描绘了这次私下密谈： “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老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见大陆简体版第231-232页） 这段文字给人们的印象是，似乎叶帅一看到华国锋支持度在下降，就赶紧参与发起让华国锋下台的密谋。它与傅先生笔下描写的叶帅为人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恰好相反，也与大陆已经公开的史料不符。这些再加上施先生文中的论证，应该基本上可以判定它是一段伪史。胡德平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就写道：“xxx说，叶剑英不赞成动华国锋，他和胡耀邦也不赞成动华”。后来的事态并未按他们最初所愿的方向发展，：）终于决定让华离开最高领导人的职位。薛庆超在《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一书中，专门写了一段叶帅在1980年底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说他自己的确把华当作“后主”看待，想尽力扶助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旧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表示应作自我批评。 傅著两个中文版本的表述基本与上述已公开的材料是吻合的，只是整个过程说得更详尽一些。特别是香港繁体版，保留了原著中对叶帅立场的鲜明表述，也多了一些分析和细节的描写。在以下引文中，凡两个版本相同的只注明大陆版的出处，有出入的地方另有说明。 傅著第7章中在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说：“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让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他们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就是由拥有全部正式头衔的毛泽东专断行使其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大陆简体版第247页） 在第12章中，有好几段专门谈叶帅在对待华国锋问题上的立场。文中说，“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大陆简体版第367页） “1980年底，最强烈反对让华下台的人是叶剑英……叶帅为何要维护华国锋呢？有人揣测，叶帅本人想继续在党和政府中扮演关键角色，所以他支持能够让他如愿的人。但是叶剑英已经年迈，他不但从未表现出任何个人野心，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愿意插手日常事务。更有可能的是，像另一些党的干部认为的那样，叶帅担心邓小平可能变得过于专断，举止越来越像毛泽东，所以他想以保留华国锋作为限制邓小平的权力、促进党内民主的手段。” “最终，叶帅等人的反对被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观点所压倒，他们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其共事的人手里……” “叶剑英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坚决斗争的人，他更愿意避免对抗。他接受了政治局对华国锋作出的决定，事实上还为自己支持华国锋作了温和的检讨。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老家……后来当叶帅在1984年和1986年病重时，邓小平也没像过去对待周恩来那样，礼节性地前去看望他。”（以上三段文字见香港繁体版第324-325页；参见大陆简体版第367-368页，其中删节了整个第一段以及第三段的某些情节，文字上也有所改动—笔者） 不难看出，原著中傅先生笔下的叶帅究竟是一心一意扶助华国锋，还是见风转舵促他下台。大陆简体版出现的那段“爆料”，尽管并非有意所为，客观上却形成对历史真相的歪曲。由于它与书中其他相关部分的表述明显相左，又免不了使读者产生疑惑和误解。要说这是大陆简体版的硬伤，笔者认为并不过分。 笔者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写信询问，回答说原来这段被施先生称为“爆料”的文字，在中文版定稿时傅先生已确定删除。它之所以在大陆简体版中出现，是出版过程中京港两家出版社编辑稿多次往来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所致。 傅著是否有意贬低华国锋 施先生把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同傅著中引用胡的讲话作了对比，认为胡的讲话经过傅先生编织的“解读”，“几乎面目全非”，其中存在“曲解”，甚至“无中生有”。他并由此推想，傅著在有意贬低华国锋在推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 我认为，施先生对傅著的这些批评，可能是由于对西方写作习惯和翻译工作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了解不够而产生的误解。的确，傅先生引用胡耀邦的那篇讲话与胡的原话文字上迥然不同，但实质内容并没有多大差异。例如，胡耀邦用较大的篇幅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因此“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傅著则说，“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作者没有用引号，说明他只是概括性地转述胡讲话的中心意思，而并非直接引用胡的原话，这种表述方法在西方很常见并广泛被接受。西方的作者都很重视文章的可读性。如果“照搬照抄”胡的讲话—用施先生的话说，这样做“更安全可靠一些”—如果书中凡是引中国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也都“照搬照抄”，这样写成的书，政治术语较多，引语也较冗长，在国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要看。其次，中英文来回翻译也会产生问题。例如，施先生的文章说，胡耀邦批评华国锋“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傅著却把“急急忙忙”改成“迫不及待”。其实傅先生的原著是用的“rushed”这个英文字，正是“急急忙忙”的意思，但译者译回成中文时，没有查对胡耀邦的原话，把它译成“迫不及待”，这样就偏离了原义。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的人，特别是从事外文编译工作的人，对上述两种情况都深有体会，并不时为这类笔墨官司所困扰。 施先生在谈到华国锋对待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时引胡耀邦的话说，华国锋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这和傅著中讲他“对老干部非常粗暴”不是一回事。施先生的意思是作者夸大了华国锋的错误。其实傅著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从毛泽东逝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老干部非常粗暴。”（见大陆简体版第366页）这里有时间限制词，而且并非作者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在转述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引用陈云的话。胡耀邦是否转述过这句话有待考证，但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在毛逝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老干部受到的粗暴对待令人愤慨。 据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记载，“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该书还说，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在上访期间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被那里的人轰出门外，连手提包也被扔了出去。所以当时中组部被人称为“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阎王殿。（见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该书第 43-45页）直到1977年12月，胡耀邦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举荐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正是由于华国锋对解放老干部“不积极，不热心”（胡的原话还有“不公正”几个字—笔者），又继续任用郭玉峰那样的人任中组部部长，才发生了上述老干部被粗暴对待的事。如果有人把这笔账记在华国锋的名下，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再说，傅著也不像施先生所推想的那样，有意贬低华国锋在推动历史中的个人作用。恰恰相反，傅先生在书的第6章的第2-3段中，明显地为华国锋打抱不平。他写道：“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启动者，华国锋则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抛弃了毛的激进思想，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为正常。华国锋还派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团出国学习现代技术。是他—而不是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经济特区，并进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试验。”（见香港繁体版第162页；大陆简体版少了最后两句话，见188-189页） 在香港繁体版“转型的中国”这最后一章中，傅先生更是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这是与国内通常说法不同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整章在大陆版中被删掉了。 避而不谈邓的不足是傅的最大败笔 我对施先生的文章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并不意味着我对傅著没有意见。我认为，傅著最大的败笔是避而不谈邓小平的不足，并为他的不足辩护。事实上，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他能力有多强，贡献有多大，都会犯错误，都有他的局限性。 傅先生凭他数十年对中国和东亚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特别是为了写他这部专著倾注了十年心血，采访和接触人之多、收集材料之广，对邓小平的不足应当是心中有数的，但他在书中对此却闭口不谈。虽然读者从傅著中可以看到一些改革派官员和其他人对邓的批评，但傅先生本人却一直避免议论邓的不足，并不时为他辩解。这与整本书中他对邓的热情赞扬形成鲜明对比。以傅著第8章第1节中描写的粉碎“四人帮”后西单出现的“民主墙”为例，它曾受到党内高层的支持。叶帅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然而邓小平从开始支持它到三个月后又将其关闭，并决定逮捕和重判一些人。这种做法在多年后，在部分高层干部中仍遭到非议。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批评邓是“叶公好龙”，于光远则含蓄地说，邓的这一举动成为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参见大陆简体版第254-256页，与香港繁体版对比，“叶公好龙”的评语被删节） 异常明显的是，这个事件是涉及民主和法治的根本问题，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走向。这个饱受苦难的国家，刚刚熬过十年文革，碰上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又被从民主和法治的门槛边拉了回来。但傅先生却把邓的这一行为说成是“为自由设限”，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毋庸置疑，言论自由要看到两方面：它既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容任何人侵犯，又要有明确的界限，超越了界限就要受到追究甚至惩罚。划定言论自由的界限当然是必要的，但应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来立法，不能由地方政府发布一纸规定来决定，更不是由哪个人说了就算的。也就是说，应该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严格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否则任何掌权人都有可能沿袭过去“反右”等政治运动的做法，用专政手段来对待发表批评意见甚至只是持不同看法的人。关于这方面的立法，至今仍迟迟不见进展，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无法兑现，因言获罪的案例更是时有所闻。而且，正因为民主不到位，缺乏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贪腐和滥权的现象才日益泛滥。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邓小平主政时留下的负面遗产。但傅先生对此又说了些什么呢？ 看了傅先生这部书，第一个感想就是，中国在世界上固然需要更多了解自己的朋友，但更需要直言不讳的诤友。遗憾的是，我们往往不喜欢直言不讳的人，和他们疏远，甚至把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归入“反华势力”，相反却喜欢亲近讲自己好话的人。像傅先生这样堪称“中国通”的资深学者，写邓小平只限于引用别人的批评而不愿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恐怕也与我们不真正欢迎和鼓励批评有关。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春天的故事——全国版画艺术精品展”举办 邓小平女儿邓林出席(组图)发表于2014-08-17 15: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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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卓松盛致辞。
中国：）新闻网北京8月16日电（记者赵晶）8月16日下午，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中共广安市委联合主办的“春天的故事—全国版画艺术精品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卓松盛、邓小平女儿邓林等出席活动并观看展览。
邓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简短致辞。她首先感谢社会各界在父亲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举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邓林指出，纪念邓小平并不只是为了他一个人。我们应该歌颂全中国人民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为我们伟大时代作出的贡献，同时歌颂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演马少骅、萨日娜等演员也出席了本次活动。萨日娜告诉记者，自己2001年曾在另一部作品中出演过邓小平二女儿邓榕一角，此次又出演卓琳，实在太有缘分。希望这部剧能在大家心中引起波澜，我们参与其中的人也倍感骄傲。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春天的故事—全国版画艺术精品展”用版画艺术的形式讲述春天的故事，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表达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据主办方介绍，展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2011年起，邀请全国版画家为本展览精心创作的优秀作品；一部分是从30多年来全国美展、版画展中遴选出的优秀作品，其中获金奖、银奖、优秀奖的50余件。展览结束后，参展作品将由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永久收藏。此次展览从8月16日开始，8月26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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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女儿邓林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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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林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演马少骅、萨日娜等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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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内不少观众观众在观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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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下午，“春天的故事—全国版画艺术精品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回首十一大：结束“文革” 否定错误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迈出了拨乱反正的一步。
本策划内容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人民出版社出版。
01粉碎“四人帮”非一时之功 集集体之力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党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拨乱反正的任务。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第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这就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全国亿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第三，毛泽东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帮”的野心，这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第四，从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十年内乱”后期，实际上很多同志都在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而进行着酝酿和准备。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种酝酿、准备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当时有的老将军曾多次到叶剑英那里提议：“四人帮”祸国殃民，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病重，我们这样做了对他的病情不利。这就是叶剑英讲的“投鼠忌器”的情况。第五，毛泽东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反对“四人帮”，“四人帮”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这时，许多老革命家、老将军找到叶剑英商量，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最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02五中全会解决大问题 邓小平战略部署眼光高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议题。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顺利解决了事关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刚刚当选为中国：）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自己家里与一位朋友进行了倾心交谈。这是一则颇能反映当时历史情况的“珍贵史料”。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胡耀邦谈到，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7时42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映非常强烈。总的反映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03小平强调废除领导终身制 华国锋提出辞职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事业的发展和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他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华国锋同志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40多年来，华国锋同志也是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水平。这个，我看也应该是肯定的。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第一条，对个人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上，表现得很不正确。第二条，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一开始，或者叫一起步，国锋同志就离开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第三条，在干部方针上，脱离了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志。第四条，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确实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第五条，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叶剑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感情十分真挚地说：据《三国志》第三十五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了，快完了。政治局全体同志到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到休息室。过了一会儿，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去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在最后一天的会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华国锋犯了“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但不要说成是路线错误。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提法没有明确的科学含义，使用这些提法过去在党内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以后要尽量少用。04六中全会：通过纲领《决议》 完成人事更动根据形势发展和历史前进的要求，1981年6月下旬，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会议之前，先举行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6月22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预备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评价。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在正确总结建国32年来经验教训的时机已经充分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选和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历史地位，充分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决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全会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为，经过这次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改选和增选，对于加强中央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和团结一致，保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充分实现，将起重要的作用。对于选择胡耀邦担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著名历史学家胡绳主持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的七十年》一书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说。该书提出：“由于需要年轻一点的同志担任：）的领导工作，而胡耀邦有长期在红军中工作和从事党、团工作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所以被选为党的主席(总书记)。”这是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评价。邓小平后来曾经强调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胡耀邦自己对此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以后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我是在我们党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推上现在这个岗位的。本来，按全党绝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中央主席是要由小平同志来担当的。除小平同志之外，无论从水平、从能力、从资历威望上来说，还有好些老同志都比我更适合。就是年纪比我小一些，而且确实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也不乏其人。……现在就这样定下来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想，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并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
图说：中共领导人讲话中如何描述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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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15日14:16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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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25年后，胡耀邦的这句话，正是对每年其忌日里，那些无限缅怀与无尽追念的回答。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突发心肌梗塞逝世。在其女满妹的回忆里，他走得太出人意料。当日清晨，静静斜倚在床上的胡耀邦，在等待妻子来看他时，被秘书握住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那一晚，时任央视文艺部主任的邹有开在返京的列车上，听到广播里胡耀邦离世的消息后，悲痛难抑，遂而写下：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没有太多人知道，后广被传唱的《好大一棵树》是如此而来，正如没有更多人清楚这样一组数字：
300多万人因胡耀邦得以从冤假错案中平反，55万“右派分子”因其而被正名；1703个县曾留下其考察调研的足迹，3000封普通百姓的来信，在其6年的高位任期内均被亲自批阅。 [详细]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