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5 07:28 编辑
【谈资NO.2】如何向邓小平致敬？
作者： 兔小跳
导语：任何抽离时代、历史环境的社会评判，都容易跑偏，纪念邓小平，也一样。邓小平对于普通人和中国政治的重要遗惠也许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变”，两个字“改革”，四个字“实事求是”。
纪念邓小平，不仅仅因其诞辰110周年，更因今日中国面临的历史节点需要重温和高扬改革精神。如何向小平致敬才能准确呈现其改革精神之于当时中国的意义？如何向小平致敬才能梳理出其精神内核对今日中国的镜鉴？从四方面追溯，或能让年轻人最容易楔入那个他们“无法理解”、“没必要理解”的年代，让更多人理解邓小平的勇气。
忆高考：给年轻人出路、希望，感激不为过
任何抽离时代、历史环境的社会评判，都容易跑偏，纪念邓小平，也一样。当下，大伙恨不得把“高考”二字从教育的字典里挖掉，但三十多年前，“高考”还是整个社会的禁区，“恢复高考”唤起一代人的激情呼应。高考让当时广大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人生多了一种更加光明的可能，很多人至今感念。有些人认为“恢复高考是例行公事，没邓小平别人也会做”，也许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邓小平，很多人的岁月可能还需蹉跎更长时间。
话改革：阶级斗争改经济建设，政治勇气得服
“经济建设”现在不是稀罕词，但当年却是敏感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为路线方针的时代背景下，想完成这样的“逆袭”不仅需要智慧，更重要的是勇气、政治勇气。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的最初几年，个别人、个别地方的思想还没转变跟上，可见当年现实阻力，否则他也不必1992年“南巡”。对于一个耄耋老人而言，随波逐流不会有人怪他，“冒大不韪”反易得不偿失，邓小平当年的变革思维和勇气让人感佩。
叹思想解放程度：还原时代看问题，才能将心比心
从“第三次复出”到“南巡讲话”，邓小平一直以思想解放的姿态努力引导中国社会回到正轨。现今，个别人对当时条件下实行的一些政策腹诽，认为是今日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源头。客观地说，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一些深层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初衷有误，没有随时代发展调校也许才是没出现好的结尾的真正原因。“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邓小平最践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念放到什么时代都不为过。
赞卸任勇气：结束终身制，形式意义更值得铭记
“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现在看似无奇的程序，当时却是“创举”，邓小平的主动退休，改变了中国政治传统之一，这个“程序正义”令中国的政治生态更加趋于正常。
邓小平对于普通人和中国政治的重要遗惠也许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变”，两个字“改革”，四个字“实事求是”。做得多，被人指摘的“口实”也容易多，面面俱到太难，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已经做了的事，如果有教训，让后人绕吧。（新华网社交网络中心原创文字，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5 19:17 编辑
我眼中的邓小平：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
http://tpic.home.news.cn/userIcon/l/zhangweiwei01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3篇文章
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国人还是自信不起来，该自信了，否则是要被历史大潮淘汰的。我们对西方一定要平视，平视才能看清对方。
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四点。一是眼光，他是一个超长思维的战略家。我给他做翻译时，他已经80多岁了，但他谈的都是今后10年、20年、30年那些自己可能看不到的事情，这是一个全身心致力于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领导人。像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把一些长期的战略性问题确定下来，比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大的战略性思维，其他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二是思路，他是一个一直在思考问题的人，他每次听完外交部领导的汇报之后都会思考片刻，一句话不说，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点上一支烟，眼睛看着远方，这个思考者的形象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南巡讲话时，他说，究竟是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这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这些都是手段。他的思路一下子就把很多问题点清楚了。三是清醒，他头脑非常清醒，强调任何新东西都要先试一试、看一看。《邓小平》这个连续剧中有一点是准确的，在谈到很多问题的时候，邓小平都反复说这句话“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这是邓小平的风格。最后一点是大气，邓小平非常大气，毕竟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讲话非常大气。有一次我给他做翻译，讲到打仗，当时外宾问他，你们和越南打自卫反击战，你们没有担心苏联介入吗？当时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军事比中国强大很多。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苏联是个超级大国，但是一个小小的阿富汗都打不下来，怎么敢打中国呢？这也是一种底线思维，做决定的时候，把事情推倒最坏的结局，然后看能不能应对，能应对他就出牌了。 这里还可以提及一下他的南巡讲话。苏联解体是1991年12月25号，他开始南巡是1992年1月28号，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20来天，邓小平当时就苏联和东欧的情况讲了很多话。他认为苏联和东欧将会大乱，他说西方不要高兴太早，他说世界正在出现大转折，这是我们的机会。国内很多人在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但邓小平看到的是机会来了。真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认为现在是可以证明我们能比资本主义干得更好的时候了。南巡讲话表明他看到了机遇，但他认为许多人还没看出来，所以他有话要说。回头看，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开放真是一步险棋，大概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能这样做，一般国家做不了。一个小国家的GDP往往还不如一个西方跨国公司的资产多，怎么跟跨国公司谈条件？但他觉得可以，我们可以全面开放，但不能失去自我。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曾记载，他对邓小平派遣留学生的做法很惊讶，把中国最聪明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难道他不知道当时中美两国生活条件的差距吗？他问邓小平，你们准备派多少留学生？邓小平反问，你们能接收多少？中国没有限制。据说邓小平在内部也说过，十分之一的人回来就是胜利，现在的留学生约有三分之二回来了，而且留学生选择回国已开始成为主流，背后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及其提供的大量机遇。 1994年12月9日，也就是20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邓小平的文章，标题是《邓小平的思想极有可能继续主导未来的中国》。我今天早上把这篇文章又看了一遍，一个字不用改，站得住脚。 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中国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中国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国家的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上，在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 近年来，网络大V们虚构了一个无比美好的西方世界，特别是无比美好的美国，但我在西方生活了20多年，对美国和西方的真实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其实，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美国的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净资产？没有多少。上海多数的出租车司机比50%的美国人都要富。美国家庭的中位净资产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在下降，根据美联储统计，2010年是77300美金，折成人民币就是47万左右。美国是个债务经济，政府欠债，百姓欠债，你把债务全部去掉之后，家庭净资产并不多，美联储的报告每年都发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查。 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也做了一个报告，完全采用与美联储一样的方式，调查了29个省的居民。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中位净资产40.5万，农村要低不少，平均家庭净资产为32万，我在中美比较中没有引用农村家庭净资产数据，因为中国农村的土地现在还没有定价，如果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的价值恐怕是不得了的。我们农村现在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就是说五年之后再来比较也许更靠谱，但中国城镇的家庭是可以和美国进行比较的，毕竟中国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双方的中位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大，就是一万美金的差别，而且是整个中国的情况，把上海和西藏都拉平了。如果用版块来看的话，我们发达版块人口和美国差不多，3亿人左右，中国发达板块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我估计已经超过了47万元，47万元在上海应该属于弱势群体甚至贫困户了。不管今天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但从国际标准看，多数家庭已经富裕起来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对此先要肯定，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 我还可以讲一个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现在谈腐败问题，：）反腐力度很大，大部分百姓感到高兴，但也有一些人，说原来我们的官员都这么腐败啊，所以我要讲一下柏林机场的故事。我们建设长江三峡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西电东送这么大的工程，违规资金是多少，我看了中央审计署的报道，分别是34亿和64亿元，两个加在一起是100亿元，折成欧元是12亿。我觉得这些违规资金的问题应该严肃追究，该惩罚的一定要惩罚，该坐牢的一定要坐牢。德国是西方相对来说最成功的经济体，一般认为腐败是比较低的，但德国人现在都在议论柏林新机场建设的丑闻。这个机场从2006年开始建，当时的预算是12亿欧元，现在我看到最保守的估计已经是42亿欧元。按中国标准来看的话，大部分大概都属于违规资金。一个柏林新机场，规模还没有浦东机场大，拖到今天还没有建完，违规资金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实际上，德国基础设施大项目还有很多丑闻。我老说国际比较最有说服力，我不是说我们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中国模式相对胜出。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也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顺便说一句，德国的中位家庭净资产比美国家庭还要低一点，也低于中国的发达板块、低于上海。 邓小平1994年最后一次到上海视察，他到了新锦江饭店43层的旋转餐厅看上海城市的夜景。1990年浦东开发，邓小平要求“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邓小平此时看到的上海夜景，已经相当美丽，他颇有感触地说“上海变了”。我三月份去柏林开会，晚上看BBC的节目“自由2014”，里面有一个退役的加拿大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从太空拍的柏林夜景的照片。他说，你们看，明亮的部分是西柏林，黯淡的部分东柏林。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是富裕的民主国家，一个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可是我们一到柏林，就发现柏林的机场太简陋了，不如中国任何一个中国省会机场。柏林的街道，空空荡荡，没有活力；柏林的夜景只能说是路灯还亮着，与上海璀璨的夜景差别太大了，如果拿上海今天的夜景和柏林的夜景来比较，如果还是按照那个加拿大退役宇航员的逻辑，那么中国就是富裕的民主国家，德国就是落后的专制国家。总而言之，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话语已经远远落后于我们这个时代了，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大类，那只有良政和劣政两类。 好莱坞最近拍了一个电影《Her》，故事发生在洛杉矶，但背景是上海浦东陆家嘴，别人问导演Spike Jonze说为什么美国的故事放到上海去拍，他说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遗憾的是我们一些国人还是自信不起来，该自信了，否则是要被历史大潮淘汰的。我们对西方一定要平视，平视才能看清对方，才不会被忽悠。上海超越、中国超越，我想这就是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新华网立场。）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5 19:21 编辑
揭华国锋晚年最大的遗憾
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微风拂过院内的葡萄架，茂盛的绿藤沙沙作响。和她们朝夕相处的主人华国锋，生前就住在这里。
2008 年8月20日12时50分，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7岁。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远远大于实质意义。而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
一刮风，华国锋就急忙出门捆葡萄
葡萄，是有关华国锋退居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
华国锋的妻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好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华老的外孙女王苏佳说，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其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
1988年4月，笔者曾陪父亲一起拜访华家，院中支着两个很大的葡萄架，当时华老介绍，这里最多曾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不错”，王苏佳回忆起往事就眼圈发红。
华老虽与种葡萄结缘，自己却几乎不能吃，因为检查出患了糖尿病，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钱，晚上1两。但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老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夫人韩芝俊的批准，才又给了两个。这位与华国锋一起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人，自称是华老的“老保姆”、“老护士”，料理丈夫的生活一直极为细心。
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便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最忙的时候是遇上刮风的日子，“一刮风，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樱桃、苹果、李子、桃、核桃等，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果树下韩芝俊开辟出很多小菜园，品种繁多：苦瓜、丝瓜、南瓜、辣椒……有一年的丝瓜足结了600多斤。日常的供给绰绰有余，还晒制了菜干，供淡季使用，并赠送一部分给友人。
没看上北京奥运是最后的遗憾
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庭院中的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老醒来后，一般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
据王苏佳介绍，华老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华老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吃完早饭，华老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他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动他”，王苏佳说。午饭则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老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说话也是满嘴的山西口音。
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据儿子苏斌说，几位原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联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说，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整整40年。对于这个自己服务一生的老上级，曹万贵接受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
华国锋的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接着他会看看《新闻联播》，王苏佳说这一习惯雷打不动。晚饭后华国锋必定在院子里散步，每次散步也总是一家三代一齐出动。同住一个院子的领导人和他们打招呼时总说，这是幸福的一家子。
“他还一直想看奥运”。8月1日出院时，家人以为能一了他这个心愿，但在家只休了一个礼拜天，就因病情再度恶化又住进医院。跟随华老八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号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北京医院421病房。
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1974年，毛泽东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评价邓小平
美惠子 花仙子
我赞一个
坚持邓老的“科学持续发展观”，众观世界，好多羡慕的眼啊，呀！ 得预防移民难民潮。
"批灯，反击右倾反案风“？
2个司令部？
忘记历史怎么行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发言为何令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
2014年08月22日11:16中国青年报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他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作者：王伟群
邓小平和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邓小平：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刚到立春节气，从北到南的一路暖阳已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感受到某种异样的气息：
——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通讯。说的是安徽在省委书记万里的带领下，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
奇的是这一天该报的第四版几乎整版是邓小平出访缅甸的照片。
或许这只是一种偶然。但邓小平无疑读过这篇报道。此时，他正在四川与当时的省委负责人谈话，小平向这位负责人推荐了这篇文章，接着便去了尼泊尔。临走时他说：“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四川领导人心领神会，马上派人去安徽学习，仅仅两天后，四川省委仿效安徽颁布了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十二条”。
——极为特殊的七七届大学生在1978年春节后陆续入学，那枚白底红字的校徽给佩戴者带来了莫大的荣誉。就连仍陷囹圄的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也在邓小平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在30岁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这让更多命运多舛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
——3月的春天里，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郭沫若吟出了他此生的绝诵——《科学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一月号刊登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相继转载。昔日的“臭老九”首次作为正面形象堂堂正正出现在党报的报面。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年，安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干旱，全省大部分地区10个月未下雨，一场大饥荒迫在眉睫。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与其抛荒，不如把地“借给”农民个人耕种，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借地度荒”的临时措施，掀动了土地公有制的铁幕，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继而才有了小岗村的壮举。那时，在农民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
——这一年，新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顶住了来自党内外的重压，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1700万蒙冤者平反昭雪。
——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发表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1977年3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部署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指示写作班子要把“两个凡是”的意见加进去。
在那次会上，当提到“天安门事件”时，华国锋依然认定存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对邓小平的复出，华国锋提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为无论怎样，邓小平的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强调：“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
对此，陈云向所在的上海代表团递交了会前写好的书面发言稿。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稿没被允许刊登在会议的简报上。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但“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依然杳无音讯。
1978年9月，当真理标准讨论的交锋愈演愈烈的时候，叶剑英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2/U11647P1488DT20140822111255.jpg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左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资料图）
胡乔木：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 1978年11月10日，北京，晴。 下午4时，在京西宾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 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可容纳400余人。正面的墙上挂着描绘万里长城的巨幅国画，画的两边各有一条字幅，一边是“自力更生”，一边是“艰苦奋斗”，天花板上是8座大型花瓣式乳白色吊灯，后方是4根高大的圆柱。 与会者报到后，分别领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分组名单。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不编入各组。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每组指定4个召集人。 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党的全会讨论，最后做出决定。依照惯例，此前需要召开工作会议。 今天，翻开很多书籍文献都有下面这样一段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翻遍《邓小平年谱》，没有找到当时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内容，但却看到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历史细节： 到1978年夏秋之交，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工作已经开展了近两个年头，许多地方、许多单位、包括军队内部一直还在持续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揭批查，正常的工作很难展开。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进入东北后，他马不停蹄地视察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然后又来到天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到处点火”，到处谈论的是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的话题。 10月3日下午，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邓小平说：“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总不能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有些事情还要自己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全党工作的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政治路线，这不仅意味着运动的结束，更意味着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意味着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对于华国锋来说，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思想认识上，都很难接受。 胡乔木在198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提到了这一时刻： 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底，就很不容易。小平同志这时坚持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 在1978年11月10日下午的开幕式上，华国锋在谈到了此次会议的三项议程之后，说：“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 陈云：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1月10日下午4时，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在宣布会议开始后，讲了这次会议的议题：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会上要发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讨论稿；2、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 第二天，11月11日，分组讨论。 华楠，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他回忆说：“会议前两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准备好发言稿，讲话的内容也比较分散，有讲经济工作的，也有讲‘两个凡是’的，没有什么互相插话、互相启发。” 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 11月11日晚，陈云回到他在朝内小街的家里，斟酌再三，又一次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然后他叫来夫人于若木，为他誊清这个提纲，字比较大，能让他看起来更方便一些。从上世纪30年代他们结婚始，为陈云誊抄文件就是于若木的工作之一。 华楠回忆说：“11月12日，会议开到第三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我也在东北组，那天开会前十几分钟，陈云从会议室的北门进来，披着大衣，拿着个皮包，走路很轻快，精神焕发，很高兴。他走到西边，坐在西边前排最南边的第一个位置。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我坐在他后面，我对杨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杨勇说，你提醒得好。不一会儿，会议一开始他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的发言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他的开场白首先提到了十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工作会议：“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 陈云说：“我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所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讲了六大问题，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王鹤寿等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从监狱中要出来的同志，(“文革”中)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在结论中留有“尾巴”。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有人也提出来了，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中央文革的顾问，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其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心情随着陈云抛出的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的炸弹而跌宕起伏。 陈云最后说：“华主席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陈云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反响。他所提出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是此时党内外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会当即就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简报，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来。
在陈云发言之后，接着赵健民在东北组揭发了康生的问题，姚依林、陈国栋、陈漫远、程子华、马文瑞在华北组讲了61人案、天安门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13日上午，肖克在华东组明确表示，陈云讲的问题有关安定团结，有必要加快解决。
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用6天时间。”
为配合华国锋确定的会议议程安排，纪登奎紧接着就《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施行草案)》两个文件作了说明。
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
万里：“陈云提出的五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民心里不舒服。”
聂荣臻：“关于案件问题，陈云在这次会上首先提出来，我很同意。这类问题相当大，各省都有一些，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等。”
陈丕显：“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应该弄清楚。”
康克清：“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康生、曹轶欧血债累累，这样轻轻过去，太宽了。”
胡耀邦：“冤案、假案、错案的平反昭雪，工作量很大，现在全国脱产干部(包括文教)1700万人，立案审查的约占百分之十七，加上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老百姓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将近1亿人。这么多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很难同心同德，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危害团结的因素就消除不了。”
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曾涛：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在《叶剑英年谱》中，记载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细节：11月12日陈云发言当天，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要从速表态，以免中央被动。
叶剑英是华国锋至为信赖的前辈政治家。相信这一席话对华国锋的触动极为深刻。
此时，在京西宾馆的会场外，还有一个会议，这就是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个特殊的常委会。9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幕，此时吴德依然是市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后，吴德被免职，林乎加从天津调北京取而代之。常委会扩大会继续召开。11月11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关于“天安门事件”依然没有结论。代表们对此反应极为强烈。会议的公报几经修改，仍未能最终敲定。11月13日，市委进行会议总结。晚上，最后拟定会议公报。
14日上午，林乎加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几位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份报告，紧急请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处理问题，信上说：“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已于前天结束，我们准备了一篇7000字的新闻报道稿，到会同志强烈要求在报道中加上一段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话。”
林乎加的报告并没有提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要求。
据称，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在信上画了圈。这就是后来各种史书文献上所记载的：“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的由来。其实，作为常委之一的邓小平此时尚未结束在新加坡的访问。他肯定没能亲自在上面画圈。
中央常委们的审阅和批复应该是在当天中午之前完成的。
因为当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周鸿书也应邀到会。新闻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发布。他讲着讲着，离开了讲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
“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这就是政治局常委画圈同意另外加上的那段话。这段话里没有一处提到“天安门事件”，但是，老记者周鸿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段话实际上是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一散会，他驱车匆匆赶往新华社，找到国内部主任杜导正，汇报了会议情况，问他是不是能将这一段内容单发。杜导正说：争取吧。
周鸿书又匆忙返回北京分社，琢磨了很久，决定先写一篇2000多字的大稿子，把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那部分内容放在文内，然后另外再单写一条消息，争取单发。
当天晚上10时许，周鸿书送北京市委书记审核的稿子有回音了。市委书记毛联珏给周鸿书打来电话说：“老周，你送的会议消息我看过了。如果就照这样来发，我这里通过了。关于‘天安门事件’那一段拿出来单发，我定不了。这得请示乎加同志。”紧接着他又补充一句：“恐怕他也定不了。”
周鸿书通告新华社国内部：大稿子已经通过，你们处理吧。
晚上，国内部的编辑们谁也不踏实，他们找到副总编辑穆青，说出了他们的编辑意图。穆青很赞成，立刻就让他们摘出几百字，其余的统统不要。
为慎重起见，穆青打电话找到社长曾涛商量，当时曾涛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穆青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他，并说：你现在正好在会上，可以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听听可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当天晚上新华社并没有发出这条消息。第二天一早，周鸿书被召回总社。在国内部杜导正的办公室，大家开会研究怎么突出报道“天安门事件”的消息。
讨论了半天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杜导正说：咱们做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天安门事件”平反放在导语里，把稿子整个调整一下。第二个方案是拿出来单发，最后由穆青来定。
稿子写完后，舒人加了一个标题：“中共北京市委宣布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然后送到穆青处。穆青又将稿子发给曾涛。
在京西宾馆，为这篇稿子，曾涛又扯进来另外几个人，他们是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以及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
胡绩伟回忆说：
这天的午饭后，新华社社长曾涛把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和我找到他住的房间里，与我俩商谈。……看了这个消息，我们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条能够引起轰动的头条新闻。杨西光说，应该标一个鲜明醒目的题目。可是要标明“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完全是革命行动”，文字太长，不能成为标题。我想了一想说，不如索性标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俩都赞成，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标题。因为中央一直有人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事件”，这个新闻和标题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翻案。
为了更慎重，我们还特地把于光远同志请到曾涛的房间来，征求他的意见。
于光远后来回忆道：
……我先看了他们拟的新闻稿，然后把桌上放的那张《北京日报》看了一下，特别仔细地看了其中他们划了道道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那几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新闻稿的标题和北京市委会议上的那几句话不完全对得上号……但我转念一想：市委会议关于天安门事件那段话，与我记得很清楚的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话相比，有很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翻了过来。市委的那几句话虽然没有写明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如何如何，实质上是为事件平了反。只是因为中央没有表态，不敢明白地写出来。现在新华社发出一条新闻，加上他们拟的那个标题，把市委几句话的实质点破，也许可以促使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最终，于光远也表示赞成。
15日晚上7时左右，临发稿了，曾涛又打电话给穆青，说：“怎么样？穆青，下决心就这么发好不好？”
穆青说：“好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么发。”
曾涛又说：“如果这篇稿子出了问题要坐牢，你可得陪着我一块去。”
穆青回答：“行，我跟你一块去。”
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通过电波向全中国发布了这条重要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第二天，中国的许多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个只有239个字的消息。
当天的《人民日报》送到京西宾馆会场的时候，举座皆惊。代表们兴奋地争着去跟曾涛握手。
于光远还记得，那天上午8点多他去西北组住地的会议室，纪登奎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后来忍不住了，说了一句“像这样大的事，总应该在政治局谈一下才对”。他是政治局委员，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事先他一无所闻。当时在场的人几乎同时说：“这么做有什么不好？”“新华社发出这条新闻实在太好了！”纪登奎就不再出声。
胡耀邦看到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嗔怪胡绩伟：你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晚上吃饭的时候，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和新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汪锋，都对曾涛表示，如果你因此在新华社呆不下去，欢迎你到我们那儿去。
林乎加给曾涛打电话问他那个标题是怎么加上去的，曾涛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这条新闻报道北京市委会议的话与事实有无出入？”林乎加说：“没有。”曾涛就说：“加标题发稿是我们新华社的惯例，这事由我们负责，你不必管了。”
宗福先：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
1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刊登了这条新闻——《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一版报纸的下方，还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评论《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此前，陈云在12日的发言中，也特别提到了这出戏。
1978年5月，上海热处理厂青年工人宗福先利用病休的时间，花了20多天写下了那部推动历史的话剧剧本《于无声处》。30年后，当记者们蜂拥而至采访宗福先时，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却是：“这部戏不属于我，甚至不属于我们。”
作为上海的一名普通工人，在1976年那个特殊清明节里，他也同样感受到了千里之外天安门广场的悲壮气氛。4月6日，他在上海火车站旅馆遇见一位刚从北京过来的朋友，宗福先回忆说：
他为我展示出一幅悲壮、雄伟的画面：花圈成山人似海，黑纱遍地泪如雨。这个消息对于我是陌生的，可这种情感、这种气氛，对于我却是熟悉的！听着听着，我热泪盈眶……我们站在旅馆的大厅里，他全然不顾周围川流不息的人群，直呼其名地诅咒那几个“狗男女”……
这位年轻的工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和愤懑，直至两年后他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诗句作为自己话剧的名字，这是1934年鲁迅在中国最黑暗的暗夜里写下的诗句。
1978年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主办方甚至不敢把戏对公众开放，只是邀请了自己的家属和亲朋好友们来观戏。嘈杂的剧场随着戏剧情节的发展，越来越安静，当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喊出时，剧场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接下来，一场接一场，一连演了40多场。话剧从小剧场搬到大剧院，那时候的上海真的是一票难求。《文汇报》很快发表了长篇通讯，题目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此时，身在北京的新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看到《文汇报》的文章后，立刻飞赴上海，专门观看演出。
又过了三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复之也来到上海，宣布调《于无声处》进京公演。同时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在头版用通栏大标题宣传这个戏，《文汇报》还破天荒地用三天时间连载了剧本。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实况转播《于无声处》，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冲还亲自到演播厅里来看戏。
此时，在舞台上，“天安门事件”已经得到平反，但在京西宾馆，双方势力还处于拉锯、胶着状态。
1978年11月13日，《于无声处》剧组接到即刻进京演出的调演令。
宗福先后来转述马达的回忆：最后决定调我们去北京演出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同志。马达，时任《文汇报》总编辑。
11月16日，《于无声处》在首都举行了极为隆重的首演仪式，台上台下一片沸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倪志福等领导，以及文化界要人周扬、曹禺、林默涵、周巍峙、贺敬之、张光年、冯牧、刘白羽、李伯钊等出席。新闻报道这样描述北京首演现场：
剧终，灯光骤亮。曾经参加过天安门事件的首都群众代表走到舞台上。他们当中，有的曾在广场上张贴过第一张声讨“四人帮”的战斗檄文，有的曾冒着危险传抄、珍藏过广场上的革命诗文。一些在被“四人帮”投入监狱、在被审查期间从未屈服的人，这时眼里闪动着泪花。
其实，这篇报道已相当内敛。事实是，那天许多人哭着、抽泣着，拥上舞台，拥住了台上的演员们，他们中大多数是“天安门事件”的亲历者，甚至还有一些是刚刚从大狱中出来的。
11月19日，剧组专门在京西宾馆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演出了专场。
胡耀邦：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这一天开始，会议的进程已不可能再像华国锋会前安排的那样转入讨论经济问题，几乎所有的小组都在陈云发言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拓展。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
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
他还讲了“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怀骨灰要放入八宝山。
但紧接着，华国锋说：“这条消息就不登报了。”
他也谈到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应该揭发；然后他又谈了对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问题的处理意见。
很显然，这与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
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1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中央认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
三、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中央认为，所渭“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颠倒是非，蓄意陷害。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委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
四、关于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有重大贡献。历史上有过错误，但过去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是老同志、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大贡献的。经过复查证明，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杨尚昆同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八、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和批判是合理的。
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对于曾经分裂为两大派的群众组织，要妥善处理，不能引起派性斗争；要引导群众向前看，消除资产阶级派性。
在宣布上述几条决定前，华国锋说：“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一致赞成，认为中央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适时的。”
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这天晚上，胡耀邦离开会场，难得回了趟家。在家里，他兴奋异常，第一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家人谈起了会场的情形。这一天，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激动难耐，他在日记本上记下了父亲的感言：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叶剑英：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直接写“：）”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会议已经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荡漾的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条结论中，丝毫没有提及从5月份以来在媒体上掀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随后，代表们的发言继续向纵深拓展。
胡绩伟：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我们不同意，但至今没有公开批评。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对“两个凡是”的提法。
金明：“两个凡是”是“按既定方针办”的变种。
秦基伟：思想不统一，行动很难统一，例如“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中宣部、《红旗》杂志至今仍然不表态，群众有猜测、有议论、有忧虑。
陈鹤桥：真理标准问题，不仅《光明日报》发了文章，邓副主席也有讲话，《红旗》不表态不正常，中宣部长持什么态度，令人难以理解。
于光远回忆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时任卫生部部长——引者注)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说：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曾任卫生部部长)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于光远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他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
从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顾虑，与他们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
胡绩伟还特别就《人民日报》在当年5月12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吴冷西来电指责《实》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于光远说。
但是，形势的推进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当看到华国锋讲话中并未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下结论，“凡是派”的声音也渐渐响起。
在那个会场上，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李鑫，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熊复，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张平化，时任中宣部部长。
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们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实际上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
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
12月3日，熊复发言：“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文章的内容，直接间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种诱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倾向，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红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确是太迟了，不过从国外猜测的主要内容来看，主要的猜测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在重新评价毛主席。这却不是《红旗》能够负责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很多人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代表们说，我们不能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维护毛主席的旗帜对立起来，更不能以此为推行和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辩护。用国外渲染的“非毛化”来责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万里发言：“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徐向前在发言中说：“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
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听取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讨论中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外国好多人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时，邓小平又强调了四个问题：
一、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算我一个请求，要以大局为重，道理在你们，在群众。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识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确的。……
二、对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实际上不止他们几个。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全过关嘛。
三、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资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个3个人，一个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但后来扩大化了。对“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华几个青年贴大字报说：反周民必反，反毛国必乱。这个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邓小平还讲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跃，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这个谈话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传达，但是还是流传了出来，这被看作中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一个明确表态。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汪东兴在会上作了检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书面检查。
这一天，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大会，华国锋也作了检查。
就此，叶剑英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直接写‘：）’就行了，这是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
邓小平：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
早在这次会议之前，胡乔木就作为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人为他准备了一份讲稿，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准备。讲稿内容有二：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
从中也可看出，会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说服中央委员会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达到了会议的目标。
但是到了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发生了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了。
邓小平找到胡耀邦说：“这个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给我找人重写。”
邓小平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大约过了28年，于光远有一天在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贵的手稿，竟是当年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稿，老先生激动万分。
他回忆说：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还说，安定团结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要纠缠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
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大约两三天就起草好了。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那个著名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标题也是小平亲自拟定的。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会结束的前一天，叶剑英夜里12点亲自给邓力群打电话，要求再修改发言稿，以呼应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邓力群为此写到凌晨3点，以至来不及送印，叶剑英只好以那个稿子在大会上宣读。
13日，大会举行了闭幕会，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了，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过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飞舞。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
后来发表的三中全会公报说：
会议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从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这个会议，根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它的深远意义已经显现并将继续昭示于世。
华国锋：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整整30年过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在寻访这30年的历史轨迹，都在追忆这30年的情形与音画，回溯至源头，我们看到的竟是一个如此绚丽多姿的中央工作会议，它依然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让每一个寻访者为之怦然心动。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以87岁高龄谢世。中共中央给予这位中共前高级领导人以极高的评价。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也高调撰文说：
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
……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发的历史的涟漪，越过30年的岁月，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激荡。
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密商交班：揭胡耀邦辞职内幕2014年08月22日17:07新浪历史 评论中大奖（446人参与） 收藏本文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2/U11647P1488DT20140822170511.jpg1986年10月30日，陈云同邓小平、李先念同志在一起。陈云（左）、邓小平（中）、李先念（右）。
来源：人民网，作者：杨明伟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决定：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 岁月不饶人。在主持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三位都已进入耄耋之年。党的领导集体必须尽快实现新老交替，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三位老人的脑海里…… 陈云约邓小平李先念到家里秘密长谈 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完不久，几位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相继离开人世，让他们感慨万千。 1986年10月30日上午，邓小平和李先念按约来到陈云家中，三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 三位老人单独相会，这是很难得的事，身边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还没等身边的人忙完，陈云便将工作人员支出了办公室。这次谈话，意义非同寻常，谈话内容的重要性，从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后来回忆的片断中可以反映出来： 我刚走到值班室，电铃响了，我又赶紧转回，打开办公室门，看到李主席已起身往门口走，见我进来，三位老人都高声说：“烟，拿烟。”我赶忙向邓小平的秘书张宝忠要烟……谈话结束，邓小平和李主席走后，我看见烟灰缸里有六个过滤嘴烟头，邓小平在80分钟内抽完了6支香烟。 在这三位老人中，只有邓小平一人抽烟。医生早要求邓小平尽量不要抽烟。可陈云、李先念都如此急迫地为邓小平找烟，由此可见谈话内容必定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谈话是秘密的，除了他们三人外，外人无法知晓，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内情。 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发生重大人事变化，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 自10月份公开出席韩先楚、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的追悼会后，陈云一直未公开露面。这就引起了外界的种种猜测，尤其是境外舆论，纷纷预测中共领导层将在十三大时作何种变化。 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很有影响力的经济类杂志《国际金融研究》，在1987年第1期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全文发表了1973年6月7日《陈云同志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另一篇是该杂志特约评论员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取的是陈云当时的原话：《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 这两篇文章在2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人看出了点门道：这个时候发表陈云的这些东西，表明这样一个信息——中国：）并不会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改变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政策。 陈云“植树辟谣”邓小平直接答疑 1987年3月中旬，久不出门的陈云从北京悄然来到杭州。他也知道了外界对自己有关“重病在身”的种种猜测。看来，露不露面还真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 4月4日，杭州迎来了入春以来少有的晴天。上午10时左右，陈云从住地乘车出发，前往位于杭州西郊被列为西湖新十景之一的云栖，准备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 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云栖竹径”碑亭旁。这里还是有些凉意，但兴致勃勃的陈云却脱下大衣和帽子。警卫员关切地说：“天凉，可以戴上帽子。” 陈云这次来，除了参加植树外，还有一层“辟谣”的意思。所以他说：“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两人一见面就谈起了前几天植树的事。薄一波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牎” 陈云自豪地笑着说：“台湾报纸说我‘半身不遂’，香港报纸说我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老汉走路还可以嘛，还可以种树嘛。” 薄一波明白了陈云的用意，称赞说：“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尽管有关陈云的谣言不攻自破了，但外界还是猜测不断，也有外宾亲自向邓小平打探过这方面的消息。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时，作了这样一番解释：“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最近发生的中央人事变动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的步伐。” 4月20日，印共(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来访，他直接问邓小平：“有报道说，您在十三大的时候要退职？” 邓小平回答道：“我讲了几年了，但反对的人太多。不过我还要坚持，恐怕还是半退。我提出，政治局常委恐怕我不参加了，保留一个职务。” 对方又问：“您还将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吗？” 邓小平回答：“没最后定。我现在还有两个职务：一个是中央军委主席，一个是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保留一个就够了。好处就是让别人做，特别是让年轻人做。另外，保留一个半退的形式，还可以起原有的作用。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多活几年。” 陈云的“两年计划” 离十三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5月17日，陈云由杭州返回北京。回京后，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是参与十三大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订；一是抓紧找一些中央一线领导谈话。到了1987年七八月间，由于连续找人谈话和思考十三大前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问题，陈云感觉很疲倦。 得知陈云身体欠佳，一些老朋友纷纷问候。8月7日上午，李先念专程来陈云住处看望。谈话中，李先念开玩笑地问陈云：“你估计自己还能活几年？”陈云根据自己前些年为身体制订的“两年计划”回答：“我想两年应该没问题，但要保证不摔跤，不在外面吃东西，回自己家吃。” 9月6日，陈云到邓小平家参加中央决策层会议。散会后，杨尚昆关切地问陈云：“陈云同志，身体还好吧？”陈云轻松地说：“死不了，还可以再活两年，要保证不摔跤。”杨尚昆鼓励说：“还可以活10年。”陈云没有10年的打算，回答：“两年就行了。” 一旁的李先念也为他鼓劲：“要作个‘五年计划’嘛。”陈云还是坚持自己的估计：“不，只作‘两年计划’，我这是滚动式的计划。这样更实际点。”他边说边用双手做了个交替向前滚动的动作。 9月29日，薄一波来陈云办公室商谈工作。临别时，薄一波也叮嘱：“要多保重身体。”陈云笑道：“还是按我的计划来，只作‘两年计划’。50年代我的身体就是‘木炭汽车’，我的身体是脆弱的平衡，能活到现在就不容易。”薄一波佩服地说：“柳宗元有句话，叫‘精壮暴死，久病延年’。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你的身体就属于‘久病延年’呀。” 党内不同意三位老人只好“半退” 10月9日，陈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薄一波对十三大人事安排情况所作说明。人事安排，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尤其是最高领导层的安排，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早就商议过，他们在十三大时彻底退下来，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为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作出表率。但中央政治局和党内其他人一致反对，大家的意见，只同意他们“半退”，仍然担任一定的职务。 10月19日，由陈云担任第一书记的中纪委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前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后，陈云将不再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为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陈云在会上作了说明，他还公布了1986年10月与邓小平、李先念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1987年10月25日，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陈云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走上主席台…… 大会的主题报告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了这个报告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花费了大量心血。后来，当代表中共中央作这个报告的中央负责人犯了政治错误时，有人对这个报告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对此，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都主张：这个报告，不是哪一个人的，它代表了中央的集体智慧。 十三大结束后，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一起，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由于还不能“全退”，陈云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 11月2日，已退出中央委员会的陈云，列席了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顺利实现了新老交替。
邓小平复出后加大平反步伐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2014年08月21日17:37人民政协网 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1977年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对老舍冤案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作者：蒋永清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21/U11647P1488DT20140821172905.jpg 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图为邓小平在追悼会上为彭德怀致悼词。
“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系统梳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几件冤假错案的批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共同缅怀小平同志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复出前后即提平反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他就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提出，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7年7月，他批阅了有关许光达和林伯渠的平反和申诉材料。许光达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逝世。他的夫人邹靖华来信反映许光达平反后的有关情况，7月22日，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林伯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逝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写来申诉信，控诉父亲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7月25日，邓小平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7年8月10日，他在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万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邓小平批示后，当年11月，万毅就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为老舍平反就是代表性的一件事例。 老舍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6月24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他逝世之后，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1977年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 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在《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吴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点名建议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深。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8年6月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张际春、陶铸、贾拓夫平反 进入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就张际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对张际春的审查结论的来信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张际春平反。 为陶铸案件平反的政治影响则比较大，因为他曾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还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67年，陶铸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同年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当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处理完陶铸的问题，1978年11月22日，邓小平又就《情况汇编》反映的贾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诉一事，作出批示：“这是又一个标兵。建议由中组部或中央检委复议。” 贾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邓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贾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实际决策者的地位，所以，这些批示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之，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杨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错案也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共作过10多次重要谈话，确定了决议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这个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历史决议时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