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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墙摄影师：华国锋的笑容一生未变2014年08月27日10:37环球人物杂志
从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起，我就开始拍他了。之前没有特别研究过怎么拍他，但有时候拿出照片，我也奇怪，每张都觉得挺满意，因为他特别爱笑，镜头捕捉到的都是笑容。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7/U11647P1488DT20140827103148.jpg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口述：钱嗣杰，撰文：刘畅 从18岁拿起相机，到如今已是84岁的耄耋老者，60多年中，钱嗣杰拍过多少照片，连他自己也“根本数不清了”。
钱老是我国著名的新闻摄影家，被称为“红墙摄影师”，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摄影记者、新华社驻联合国摄影记者、新华社新闻摄影部中央新闻组组长等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钱嗣杰进入中南海，先后担任过毛泽东和华国锋的专职摄影师。
2011年2月16日，是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春节期间，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来到钱嗣杰老人的家。老人拿出厚厚的几个大信封，里面都是他精心挑选的华国锋的照片。“从华国锋同志担任总理起，我就开始拍他了。之前没有特别研究过怎么拍他，但有时候拿出照片，我也奇怪，每张都觉得挺满意，因为他特别爱笑，镜头捕捉到的都是笑容。”
无论是华国锋参加重大的政治会议、会见外宾，还是1978年出访南斯拉夫、伊朗、朝鲜，1979年去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钱嗣杰都跟随其左右。钱老说：“只要翻开那些照片，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都历历在目。”
http://i2.sinaimg.cn/history/2014/0827/U11647P1488DT20140827103303.jpg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
一辈子牢记“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与华国锋同志见面的情景。那是在湖南长沙，1965年4月，我作为新华社记者、毛主席专职摄影师，跟随毛主席到长沙，准备从这里上井冈山。当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和湖南省其他领导一同来迎接。那时候，我对华国锋同志没有过多的关注，印象中他比较老实敦厚。
4月30日早晨，华国锋、汪东兴与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等，按照湖南省委的安排一起前往井冈山，沿途为毛泽东上山做相关准备工作。安排华国锋陪同汪东兴打前站，这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长期关注分不开。晚年，我曾听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说起，华国锋第一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53年。当时湖南湘潭尚未通车，毛主席专列停在株洲。时任湘潭县委书记的华国锋接到通知后，从湘潭赶去向毛主席汇报湘潭农业互助组等情况。华国锋对湘潭工业、商业的现状都比较了解，毛主席问什么，他红着脸答什么。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还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说起这一点，我非常感慨，毛主席的这句话，华国锋同志记了一辈子。2007年底，华老去世前不久，我曾去他家里看望他，临出门时，老人对我说的还是“要深入群众，实事求是”。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在北京召开，34岁的华国锋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向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介绍华国锋时说：“这个年轻人是我的父母官，一个老实人。”说得华国锋满脸通红。由于毛泽东的推荐，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的经验，特别分析了韶山刘秀华互助组发展为合作社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受到大会的关注。
1976年10月后，我正式来到华国锋身边，担任专职摄影师，直到1979年年底。
在华老身边工作，我们都比较放松，他爱讲话，爱和身边的人沟通，很平易近人。华国锋比我大六七岁，却一直叫我“老钱”。让我最感动的是和他出访，华老有那么多事务缠身，还会抽空来问问我，“这几天工作累不累，能不能吃得消？”让人心里暖暖的。
华老为人随和、谦虚，没有什么官架子。对中央老一辈领导人，他都抱着学习的态度。记得在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时间，他一有事情拿不准，就会去找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http://i3.sinaimg.cn/history/2014/0827/U11647P1488DT20140827103407.jpg1979年8月30日，华国锋在开滦煤矿与工人聊天。
镜头下的悲喜
回想在华老身边工作的3年，虽然我没有具体统计过拍了多少照片，但一两千张还是有的。拍得最多的，是华老在基层和百姓、劳动人民在一起。这时候也最能体现他的本色。有几张照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78年新年期间，华国锋同志冒着大风，来到唐山矿区视察。地方领导担心危险，第一怕塌方，第二怕随时有碎石落下来，他们建议华国锋在外面看看就行了，但华国锋坚持要下去。当时的气氛有些紧张，大家都捏着一把汗。华国锋进入采矿面，工人们看到华国锋下来了，十分兴奋。随行人员催促他看看就走，没想到他坐了下来，详细询问起矿工的实际工作情况，工作时间长短、劳动强度等等。
还有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为“科学的春天”。那是1978年，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很多人在做报告，时间很长，我观察到华国锋常向一侧看，然后突然起身走了过去。我赶紧拿起相机，只见他走到郭沫若老人面前，贴近他的耳朵问：感觉身体怎么样，能否坚持得住，要不要回家休息？在那种场合下，华国锋做出这样的举动，郭沫若显得既惊讶又感动。那个瞬间被我抓拍到了。后来新华社发稿时题名为“科学的春天”，能看出来华老对科学家的关怀，这张照片后来还获了奖。
随华国锋参加外事活动时，我也拍了大量照片。1978年5月5日，华国锋乘专列抵达平壤。他受到几十万手持鲜花的朝鲜人民的热烈欢迎。时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金日成笑容满面地来到站台，欢迎华国锋一行。华国锋和金日成关系很好，金日成很尊重华国锋。他们见面，并不像两国领导人会见时那么拘束、注意礼节，而更像是兄弟。金日成的汉语讲得很不错，开会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开始双方的翻译还按照要求逐字逐句翻译，后来两个人聊得起劲了，完全把翻译撂在一边。
华国锋平时的爱好是写字、看书，最多外出散散步，不喜欢跳舞聚会，为人十分低调。在1978年，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期间，当地的文艺工作者突然拉起他跳舞，我第一次看他跳舞，顺势抓拍了下来。
在我的照片中，只有一张华国锋没有笑容。那是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他受：）和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去看望地震灾区的群众。一路上，他表情凝重，而我也多次放下了手中的相机。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7/U11647P1488DT20140827103450.jpg晚年华国锋
自得其乐的晚年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在华老生前，我没有拍到他和家人的生活合影，细心的人一定能发现，华国锋即使在任期间，也从没有带夫人出席过活动。他对子女和家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夫人韩芝俊比他小10岁，是山西五台县人。华家的子女都非常低调，他们并不姓“华”，而是随华国锋的本姓，姓“苏”。
华国锋晚年住在北京西皇城根9号的一个四合院内，院内种了不少的树和花，还有瓜果蔬菜等等。他与夫人经常亲自侍弄这些花草、瓜果和蔬菜，自享其果，自得其乐。
每逢过年过节，我也总会去看望华国锋。华老常对我感慨，当年给他拍照片的小伙子，现在也白发苍苍了。在我印象中，华老更多的时候是在练书法，他写着一手过硬的颜体。他说自己选择颜体是因为它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字形舒展，说得通俗点，就是带劲、耐看。华老家的会客厅，无论家具还是装修，1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8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宽敞俭朴，东西两侧全是书架，摆满了书。北边的墙上正中央挂着毛主席1961年的工作照。左边是华老自己写的大字“清静”。
2007年12月，我像往常一样，去看望华老。那次，我还带了位年轻的记者一起去。华老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他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现在已经从新华社离退休老干部局党委副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了，彻底闲了，平时看看书，四处走走。当我问起华老的身体时，他说最近身体不太好，还是因为糖尿病。当时华老还对我说，退下来看看书，很好，他也每天看看书，在院子里走走。临别还嘱咐和我同行的年轻人，我们都是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做什么事情要首先学做人，要做到问心无愧。
那天，华老精神很好，我情不自禁地拿出相机，拍下他坐在沙发上，慈祥的笑容。由于照片是随意抓拍，华老的左手还未取全。我哪里知道，这竟是自己最后一次为华老拍照……
“小牌友”眼中的邓小平2014年08月26日10:59中国新闻周刊 我有话说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国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
http://i3.sinaimg.cn/history/2014/0826/U11647P1488DT20140826105722.jpg1939年8月，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新人，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举办了婚礼。
记者：王全宝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4年8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3期）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用浓重的四川腔向卓琳感叹道。
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一个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留意到了这个细节。
这几天，孔丹不断接到老同学、老朋友的电话，询问电视剧中这个片段的相关故事。
邓小平提到的孔原和许明，就是孔丹的父母亲。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孔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67岁的孔丹在退休前是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他出身自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之后历任中共高职。孔丹的母亲许明原名朱玉筠，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孔原和许明是在延安认识并结合的。也是在那里，他们和邓小平夫妇结下了缘份。
同一张结婚合影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来到延安，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当时，孔原是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在办公室里，许明就坐在孔原对面。就这样，他们相识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也在延安结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从相识到决定结婚，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1939年8月的某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新人举办了婚礼。
这个结婚的时间，是后来应邓榕之请考证的。邓榕曾感慨道：“连具体日子都搞不清，我们真是愧为子女呀！”
幸运的是，他们的结婚照得以保留了下来。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孔原曾经向儿子孔丹回忆起婚礼当天的情形：那一天，大家很高兴，喝了不少酒。邓小平是来者不拒，凡是有人前来敬酒，他就一定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了，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
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原来，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往事，打趣说，“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你看，还是人家小平同志官大啊！”孔原回答说：“我也是个副部长啊，我没想到他们会搞这一套啊！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之后，邓小平与孔原工作少有交集。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
和邓小平一生经历了三落三起一般，孔原和他的家人的命运也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而起承转折。新中国成立后，孔原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之后又先后出任外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许明则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后来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文革中，政治风暴也席卷了孔原一家。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会后，孔原被隔离审查。21日，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23日，孔丹被送进了监狱。
1973年10月1日，孔原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67岁了。当时，他的个人问题中央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孔丹比父亲早几年出狱，但因为父亲问题的影响，一直就找不到工作。1975年夏天，国务院办事组副组长(在当时相当于副总理级)王震找来孔丹，让他做自己的秘书。可是，由于孔原的审查还没有正式结论，国务院办公厅没有批准这一工作安排，孔丹在王震家辗转了三个月后又不得不离开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考虑再三后，孔原决定找邓小平反映自己的情况，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愿望，同时希望中央对自己的审查做个结论。当年11月，邓小平安排孔原到解放军总参二部担任政委。
“父亲原来是一位正部长，这个安排对他来说虽然有点委屈，可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在那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能够给父亲安排工作，已经是难得之举了。对此，父亲非常感激。”孔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反击右倾翻案风达到高潮的时候，孔原一度以为自己没准要“二进宫”了，在思想上也做了准备。在孔丹记忆中，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甚至不敢在屋子里随意说话，如果要说些敏感的话题，就要出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以防那些人会用很多手段，包括监听等等来搞我们。”
接着，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被批。“大家对党内高层已经没有期望了，感到没有真正的主心骨了。”孔丹回忆说，他当时看到王震向叶剑英做了个手势，大拇指朝上，再朝下，说，“现在，只有这样！”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6/U11647P1488DT20140826105801.jpg1988年2月，打桥牌的邓小平。邓小平酷爱打桥牌，思路敏捷，堪称高手。
与老爷子打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孔原准备在会上发言，为此，他让儿子孔丹准备个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呼应邓小平号召，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了一个8000多字的发言稿。一边写一边思考，孔丹更是意识到，在经历文革之后，父亲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在进步。“我们坚定地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这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或许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左右。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这两位邓小平的小牌友。
邓家人一般将邓小平称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也算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打牌的时候，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得老爷子一句四川话，“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是如雷贯耳，不怒自威。兄弟俩顿时住了嘴。
又有一次，小平同志拿了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孔丹和孔栋一听，互相使了个眼色。这局牌正因为邓楠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让父亲拿着好牌反而输给了两个小兄弟，只见老爷子的脸色有点变了。后来邓楠又要过来支招，老爷子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邓小平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熊猫牌香烟，有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都喜欢吸烟。有一天，兄弟俩都没带烟，孔丹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
小平同志听到了，对警卫说，“去拿烟么。”
“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警卫说。
“那去买么，来的都是客。”老爷子说。
有时，孔丹兄弟下午去邓家打桥牌，晚上就在邓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大人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孔丹还记得，邓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晚饭后又接着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桥牌。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后，常常勾起孔丹的回忆。“邓大人沉默寡言，说话简练。他在那么高的位置，却没有一点官架子，这让我印象最深刻”。
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年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组建了中央宣传部门，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
当时，耿彪通过他的儿子耿志远给孔丹打招呼，希望孔丹能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做秘书。于是，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的一年多时间，孔丹就在中央宣传口工作。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让他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孔丹说，“邓小平曾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我觉得，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会还在黑暗中摸索；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的思想上还会在一个封闭僵化的老路上踟蹰不前，也就打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大多是当年恢复高考的受益者。”孔丹说，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吴敬琏的研究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79年成立。二十多年后，孔丹成为了这家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机构的董事长。
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有三个目的：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国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 孔丹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国复兴的思路与此完全一致。”
在他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实践，是建立在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基础上的。如今，改革已经迈入深水区，与此前不同的是，现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很多在法律法规上已经定型，需要改革的东西已经固化，“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那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责编：胡难)
1980年邓小平接受外媒专访:坦率回应敏感话题2014年08月26日10:36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130人参与)评论中大奖（130人参与） 收藏本文
以下是1980年8月31日和9月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载的奥里恩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专访报道。
http://i3.sinaimg.cn/history/2014/0826/U11647P1488DT20140826103320.jpg邓小平会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奥里恩娜·法拉奇
记者︱奥里恩娜•法拉奇
翻译︱唐钦周
时间︱1980年8月21日-23日
地点︱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
问(法拉奇，以下同)：邓先生，您最近说过，中国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称得上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到北京的访客，都切实的感觉到情况要变了，人们的衣着不那么单调了，标语再没有贴出来了，毛泽东的像悬挂得很少，连紫禁城门上的那一幅，我总共才看到三幅，这几幅毛像还会继续挂下去吗？
答(邓小平，以下同)：会的，肯定会永远挂在那里，你知道啦，过去在公众地方，毛主席的像挂的太多了；挂得这么多，一看来反不够庄重，所以我们把它们除下来。不过……请你听着，毛主席犯了错误，这是真的；但是，他也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始创人之一。要评价他的功过，我们认为他的过失是次要的；这是说，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能够抹杀，而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问：对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是这符合历史真相吗？我们一提到四人帮，就有人告诉我，许多中国人都竖起五个手指同时愤怒地回答说：“对！对！不过四个人！”
答：(他笑着)那我更有必要讲清楚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所犯下的罪行，在性质上的分别。我得提醒你，毛主席几乎把一生献给中国，并且在最危急的时候挽救了党和革命。
换句话说，他作出很大的贡献，没有他，中国要花更长的时间在黑暗中摸索道路；我们下要忘记，是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毛义的原则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越来的，毛主席不仅把这些原则开创性地应用到政治方面，而且还应用到哲学、艺术、文学、军事方面；是的，直到六十年代，说得准确一点，在五十年代后期之前，毛主席的某些原则十分正确，通过他这许多原则，我们得到胜利。
然而，不幸得很，他在晚年犯了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所犯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问：邓先生，让我弄清楚一点，您提到毛主席的原则，您是指为世所知的“毛泽东思想”吗？
答：是的，你知道啦，远在革命战争年代，党还设在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把毛泽东的想法和原则综合起来，叫它做“毛泽东思想”，我们，便把它当为党的指导思想；不过，毛泽东思想当然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独创出来的，尽管大部份的观念是他的，但是其他的革命元老亦为这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尽过力，只提几个名字吧：例如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问：您不算自己吗？
答：我不提自己，但是，我自然也出过一份力量，否则，我怎能算是老干部、老革命家呢！(他笑了)不过，回到我刚才所说的，毛主席晚年违背了他自己所定下的好原则，不健康的思想开始反映在他的行动和工作态度上，最不健康的思想便是他的极左倾向。
嗯，或许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吧，或者是他跟现实脱了节；你知道啦，由于他对革命有重大贡献，他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获得许多的赞美——太多了，使他没有把自己多年前定下来的好原则加以制度化——例如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这便是他的弱点之一，虽然其他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有责任。家长式的行为开始滋长，而党的生活和国家的生活都不正常了。
问：对了，邓先生，您既然说有过这些错误，但你认为，这些错误难道是一下子发生的吗？例如大跃进不就是个错误吗？
答：当然，我说过五十年代后期是一切错误的开端，指的便是大跃进；可是，单独埋怨毛主席，也不能算公允，我们这班老干部在其中也犯了不少错误，例如做事违背现实规律，以为加速了经济发展，实际上所用的方法完全漠视经济规律，不错，毛主席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又确是第一个明白错误、提议修改的人，而到了由于某些不利因素而不能彻底改正时，他作了自我批评，这是一九六二年的事。可是，我们又不能从中汲取教训，他着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问：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要求是什么呢？
答：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是的，这是当时的用意，毛主席的用意。我的意思是说，不同于日后四人帮的那些用意。
不过纵然有个好目的，关键在于这个用意，是从对中国实际情况判断错误而推论出来的，因此毛主席又错了；在选择攻击对象时他错了，他说对象应该是党内的走资派，因此，一大批革命元老受到攻击，波及所有阶层的干部。不只是在革命工作上有过彪炳战绩的人受到攻击，连那些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人也不能幸免，其中包括刘少奇，很快就受到拘禁和开除党籍。结果最少有十分之一的干部给杀害了。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承认这个事实，他承认文革有两件事是错了：一是文革最少使十分之一的干部遭到杀害，一是文革导致了一次全面内战。
问：那么，当时真的发生内战了。
答：还能说不是吗？人民分裂成两派，互相杀戮，又因为老干部给打倒了，那些自称“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帮那一伙。啊，许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了。
问：有多少呢？
答：很难估计，因为有种种不同的死因，况且中国又那样大。不过，请听着，这么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计当时发生的其他悲剧，单是死亡人数就足以说明文革的错误。
现在回到你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以及我的区分，我可总结地说，毛主席的过错是政治性的过错，这样讲并不减低他所犯过失的严重性，更不能说是为这些错误有所辩护；可是，讲到政治过错是一回事，讲到林彪或者四人帮的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确纵容了林彪和四人帮，他们利用他的政治过错来篡夺权力，不过……
问：这里有个要点，邓先生！事实上我明白您们新中国领导人现在的窘境，重塑或者消除毛泽东的神话，但又不能完全消灭它，要抛弃它却又要尽可能的抛得少些。换句话说：您们的窘境在于要定出可接受的过去和要否定的过去。不过，除非您们重写历史，烧毁所有图书馆，不然，您们怎么办呢？毛的妻子不是四人帮之首吗？毛本人不是选定林彪做继承人吗？他不是培植他作为他王位的继承人吗？那我又要请问一句，你说这是不是又是一个“错误”？
答：我说是错误，而且，和其他错误算在一起，嗯，那更是错误。
领袖选定继承人是封建的做法。不过，你也应当考虑到民主集中制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完全失去了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的制度。
问：总的来说，中国：）下次大会，就不会像苏联：）二十届大会那样收场；不会像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那样，对不对？
答：你说得没有错，我们一定会把毛主席一生的功过评得恰如其份，我们一定会肯定他的功劳，并指出他的功劳是主，虽承认他有过失，但那是次。
公开对他评价时，我们会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过，我们一定会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一生的正确部份。坚持毛泽东思想不光是把他的肖像挂在天安门广场，而是为了纪念领导我们取得胜利和创造国家的人，这绝不是渺小的事情；为此，中国人民永远拥戴他，以毛泽东思想为无价之宝。你一定这样记下来：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大会对待斯大林那样来对待毛泽东。
问：在党代表大会之外，还要审判林彪和四人帮……审判即将进行，对不对？
答：是的，我们准备之中，会在年底进行。
问：我这样问，是因为你宣布审判四人帮已经有三年了，为什么还没有进行呢？
吉林省前省长谈华国锋：他曾提议叶帅当主席2014年08月26日09:44新浪历史
华国锋先提议请叶帅担任：）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
来源：人民网，张根生遗稿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26/U11647P1488DT20140826094114.jpg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作者系吉林省前省长，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
1999年3月9日上午10时20分—11时50分
地点：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华国锋家中
问：从上次(1997年11月)见面至今已有二年多没有见面了，再来看你，身体怎么样？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书，专门写粉碎四人帮的经过，有的是有事实根据；有的是互相传抄；有的则是胡编乱造、歪曲事实、添油加醋，弄的真假难辨、混淆听闻。特来看看你，并澄清一些重要事实，以正听闻。我并从书店买了两三本书送给你看看，就可看出这方面情况。去冬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以来，有些书讲的比较符合实际了，例如于光远写的这本专讲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经过，是从实际出发的，特送你一本看看。当然，他对你也有批评，但基本上是肯定的。
华国锋(以下简称华)：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天天打针吧，高血压好了，但心脏有些问题，有时心绞痛，所以不能多外出了。毛主席1976年因病逝世，我们全党都很悲痛，但是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国人民的意愿，在这一时期他们更疯狂地进行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一年周总理去世了，朱总司令去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拉又打。我心中很明确，绝对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
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在七六年(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他(指叶帅——编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上述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1970年林彪搞的第一号命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广东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专门叫我去参加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考虑很久，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9月10日，先找先念同志交谈当前形势、四人帮动向，认为与他们的斗争要早日解决，这是没法避免的，早比晚好。请他去看看叶帅交换交换看法。9月13日，先念去参观植物园，顺便去西山看叶帅，开始叶帅对李来的意图搞不清楚，也不敢多说。二人互相问候后，便说到院中走走，看看园林。边走边说，回到屋中交谈，主要谈了四人帮的情况、看法，没深谈(有的出版物上竟说叶帅在10日曾到华国锋处商谈粉碎四人帮问题，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而已)。
华：四人帮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的。乔冠华要在联合国大会上(9月2日)发言，稿子上也有这句话。我在审查稿子时，改为“照过去方针办”的原话了。张春桥不让向下传达，怕引起震动。实际是怕暴露他们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阴谋。
这以后我亲自和叶帅取得联系，交换看法，做准备工作。我们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我与汪东兴几次研究，叫他做准备，挑选可靠人员。我也和吴德、吴忠(卫戍区司令员)谈过，叫他们防备迟群、谢静宜利用学生闹事。叶帅和聂帅、王震、杨成武等部队同志，也有酝酿准备。
后来发现张春桥的弟弟张××是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到坦克六师进行活动，促使我们早下决心，在10月6日，通知晚8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五卷定稿问题，通知姚文元也参加。坐在怀仁堂内会议室中的只有我和叶帅，汪东兴具体指挥行动。抓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时，是我亲自分别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隔离审查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
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处抓起来的。同时抓了毛远新，北京卫戍区抓了迟群、谢静宜。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叫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且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宣传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的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绝不可采取的办法。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他说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青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后来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
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怎么确定的？
华：1977年11月10日，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根据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发展状况提出的。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更明确地宣布“把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时，是认为揭批四人帮斗争已取得伟大胜利，应该结束了。还有工农生产和整个经济建设急需加强，人民生活必须改善，吃饭问题要早日解决。所以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
问：建立特区是怎么决定的？
华：当时，先是中央几位同志商定，派一个由谷牧为团长，七八个部长参加的去西欧几个国家考察的“国务院经济考察团”。大概是1978年6月底。考察回来向中央汇报时提出，有的国家建立加工区，把周围封闭起来，吸引外商投资办工厂，不收税，产品直接出口，可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家听完汇报后，就议论办加工区的事。谷牧、纪登奎等都赞成。就确定由谷牧进一步研究考虑此事。此后征求广东、福建省委意见。习仲勋、项南都很积极。由谷牧牵头酝酿提出建立特区，经政治局讨论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四个特区。
这事以后，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主动提出要求把大连建成特区。日本专家大赖也提出要对外开放、大连搞特区的建议。我叫谷牧去沈阳与仲夷商量，并到大连看看。都同意了，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决定。这时胡乔木从深圳回来说，深圳什么都变白色了，只有国旗还是红色的，因而只好暂时缓办。
问：洋跃进是怎么回事？
华：1978年9月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报告，决定再追加48亿元基建投资，到年底共完成投资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在出国考察团汇报后，整个精神是搞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引进技术设备，石油部提出再建十来个大庆，电力部、煤炭部提高了指标，加快了引进国外设备。当时是新建上海宝钢参照日本鹿儿岛建钢铁厂的做法，可以进口澳大利亚的富铁矿，因为鞍钢等铁矿多是贫矿。
再是新建江苏仪征大化纤厂。只8000万亩棉花不能解决全国穿衣问题。
现在这两个企业都建起来了，还是成功的，还有一些进口较大的项目，自动化采煤机组、电力设备、大化肥厂设备，就是余秋里负责引进的那一批设备项目，现在看大部分是好的。12套大化肥还是周总理生前定的。当然也有不成功项目，主要原因是考察、论证不够，有盲目性。
1976年7月计划座谈会上四人帮猖狂进攻，目标是想攻击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和我。是王洪文、张春桥幕后指挥，黄涛为主要活动者，觉得光批“条条专政”不能解决问题，直接提出国务院务虚会、计划会有问题。
问：许多问题你是比较清楚的，为什么不写写以澄清原来的情况？
华：我这里还有原来的报告、简报、文件，是要弄清楚的。看时机吧。
北京对出版控制很严，李先念文集的序言中，写了我和他谈话找叶帅的事，人民日报还不让写，要改为小注才发表。
(责编：胡难)
亲历者追忆邓小平为香港回归所作贡献2014年08月25日09:13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64人参与)评论中大奖（64人参与） 收藏本文
“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25/U11647P1488DT20140825090942.jpg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香港问题谈判。
来源：新华网，记者李寒芳、查文晔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回荡在1982年9月24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首次就香港前途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会谈。亲历整个中英谈判过程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位铁娘子碰到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被毛泽东主席封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
“主权问题一分一毫都不能让”
周南表示，邓小平在这次谈判中，不仅强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还说了重话：“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虽然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给了对方“当头一棒”，但英方并没有死心，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继续就“主权换治权”等一系列涉及主权问题与中方纠缠。
周南回忆，在耗时两年、多达22个回合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多次企图修改协议文件中的内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为“完全自治”和“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国人员可以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文职中最高职位”等。这些招数都被邓小平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邓小平指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
而后英方又对中央在港驻军问题百般阻挠。在一次有中外记者在场的谈话中，邓小平拍案而起：“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英国的态度不得不软化下来。周南感叹，这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这位亲历了中英谈判曲折进程的老人感慨万千地说：“回顾那一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回忆说，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中央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不能再晚；二是收回香港以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周南回忆，在基本法起草阶段，邓小平很关心要为特区政府制定一个能确保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讲到，搞普选也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最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小平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规定了特区应采用‘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确定了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逐步发展民主。”周南说。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主任鲁平说，在基本法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还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并给予了鼓励和支持，“使我们和香港委员一起，完成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1990年2月17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一书中回忆道，邓小平指出：“你们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一国两制理论没有过时”
“一国两制”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因此曾被国际社会和许多香港人视为天方夜谭。鲁平回忆说，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就指出，我们将以特殊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已经勾画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
鲁平说，在这以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邓小平亲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来谈，并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
陈佐洱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之一，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理论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香港回归十七周年之际，周南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没有过时》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必须是“以一国为前提”；“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且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和必要时进行干预等精辟论述。回归后，有人说小平的这些指示“已经过时了”，可以丢在一边了。果真如此吗？
周南说，回顾十七年来的进程，人们可以看出，只要小平同志对于回归后局势发展的预见和布置得到全面和认真贯彻的时候，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会有积极和正面的发展。反之，就会有负面的表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和一系列相关指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长期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值得人们对照现实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的。
人民日报客户端：邓小平关于反腐的五条忠告2014年08月20日17:51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111人参与)评论中大奖（111人参与） 收藏本文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20/U11647P1488DT20140820174918.jpg邓小平
(来源：人民网，文：党报评论君)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发掘过去，也就是理解当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作为一部历史剧，之所以开播至今，如火如荼，正是这个道理。
实际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除了耳熟能详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等重大贡献以外，对于如何开展反腐败斗争、锁紧党风“保险柜”、勤刹贪腐不正风，多有论述。重温并总结，有五条忠告。
◆忠告一：“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敏锐地意识到，腐败问题来势汹汹，“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
在1982年4月10日《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邓小平说：“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
历史总是重复它过去的齿轮，衡阳贿选案涉及466人，广东茂名159人行贿买官，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后，铁道系统15名副局级以上官员应声而落……近年，各方窝案频发，于此，不得不反思。反腐败无关乎时代，也并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就可以歇菜熄火。
◆忠告二：“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风成于上，习化于下”“令之不行，由上犯之”，这是历来的一个基本规律。
论及党风与社会风气，邓小平认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执政党党风问题时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如果党内干部都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艰苦朴素的社会风气如何勃兴？扬清激浊的目标如何实现？邓小平说：“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忠告三：“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不少腐败分子都有几分政治的“浪漫主义”，对执政党反腐败的决心存有疑问，抱有“能躲一劫是一劫”的幻想。殊不知，反腐可能有“深水区”，但不会有“禁区”。
1989年5月，邓小平与中央两位领导谈话，提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样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忠告四：“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
反腐败不仅需要重典治疴，也需要精神教化。1980年12月，邓小平正式提出“精神文明”概念。他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如果一个：）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员。”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阐述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之间的辨证关系，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后来，他又再三强调：“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
◆忠告五：“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腐败的出现，固然与个人思想动摇相关，但出现的频度取决于制度健全程度。对此，邓小平有充分的认识，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他始终强调加强法制，强化监督。
对于法制问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对于监督问题，邓小平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邓小平的殷殷嘱托，犹言在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这些忠告和政治遗产，既让我们感叹总设计师的对“党的问题”的卓越判断力，也让我们看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十八大以来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接过历史接力棒，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久久为功的毅力，健全巡视制度，改革纪检制度，坚持反腐高压，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既强化制度建设，又坚持打虎拍蝇，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在净化党的肌体的同时，增进民众信心。
资料来源：《邓小平文选》、《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网、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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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胡难)
文章关键词： 邓小平 人民日报 腐败 忠告 评论拿大奖！已有4条评论，共111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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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为什么是邓小平决定了对外开放？2014年08月15日14:53观察者网 我有话说(2,510人参与)评论中大奖（2,510人参与） 收藏本文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15/U11647P1488DT20140815144108.jpg邓小平
编者按：
2012年末，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习近平南下广东，来到深圳、珠海、佛山、广州。在莲花山公园，他向伫立在山顶的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感慨道：“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当中国崛起成为全世界无法回避的事实，当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创新进入深水区，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急切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从前人的思想遗产里寻找启迪。实践者的思想尤其珍贵。邓小平理论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不是教条，是面向新的现实敞开的一种方法。
不容回避的是，在快速变化的复杂中国，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遗产也在遭遇现实问题的碰撞。学界及坊间也都产生了各种争论，甚至左、右各持一端，以至于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议掣肘了改革的进程。
原标题：《胡鞍钢：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之一）》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15/U11647P1488DT20140815144243.jpg邓小平登上1979年1月1日《时代周刊》封面，成为该刊的年度人物。
1979年，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将邓小平列为年度封面人物，并评价到：“中国历来固步自封。邓小平让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一个180度大转弯，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5的10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一大步，开始了新的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实际只用了约两年的时间；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新的“万里长征”，已经走过了三十六年，并且至今尚未完结。
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升至世界第2位，货物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外汇储备从世界第38位上升至世界第1位，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影响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那么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强大的中国。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改革开放也已进入到全面深化重要阶段。我们一道回顾改革开放从哪里起步？又经历了怎样的道路选择？实施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哪些重要的制度构建？从而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邓小平时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掘和利用邓小平留给当代的宝贵财富，坚定不移地沿着邓小平所指引的“中国之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继续前进，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15/U11647P1488DT20140815144531.jpg毛泽东为邓小平对外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图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
一、毛泽东为邓小平对外开放开启战略机遇窗口
邓小平所领导的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事实上借助了毛泽东所打开的对外开放战略机遇窗口。
自1949年成立开始，中国受美国主导的西方长期封锁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基本隔绝。到1973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历史最低点，只有0.65%，低于1950年的1.69%。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但是，这些数据并未为中国领导人所知晓，江青更是“孤陋寡闻”，更加盲目排外，大批“洋奴哲学”。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全球化时代，不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封闭型经济和自给自足型社会。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前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在此变化下，美国的战略倾向开始变得有利于中国。1969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表态，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说，当前苏联对美国来说更为危险，如果在中苏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那将有损美国的利益。根据这一政策，基辛格发出一道指示：若苏中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中立态度，但在此范围内应尽可能向中国倾斜。毛泽东根据陈毅元帅等的建议，从国家利益出发审时度势，超越意识形态，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打美国牌”，采取了对美新战略。
在双方积极态度的基础上，在试探性接触之后，毛泽东抓住时机，走出了“乒乓外交”的妙棋。1971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结束已存在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放宽对中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向中国方面进一步释放积极信号。最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同年7月秘密访华，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结束了中美之间长达22年的严重对峙僵局，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国际战略力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恢复一切合法权利、重新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中国与西欧多国、日本建立或升级外交关系营造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大环境，为中国引入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实现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接轨提供了重要机遇。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美日贸易迅速发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仅为490万美元，到1974年增至9.3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972年中日贸易额达到11亿美元，到1975年已达到37.8亿美元，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外交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1969年底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44个，而到1972年底已有88个，3年内翻了一番。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战略举措，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打开了战略机遇窗口。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国向西方对外开放。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15/U11647P1488DT20140815144703.jpg197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卡特与邓小平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
二、为什么是邓小平决定了对外开放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在西方生活和学习过，他更加了解西方，也比毛泽东更晓得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发展差距，因而更加认同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开放。邓小平曾在年仅十六岁时就前往法国勤工俭学5年，并在此期间开始从事革命事业，后又于1926年前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年，既了解了西方，也了解了东方。邓小平在回忆1974年10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等关于“风庆轮事件”的争论时说：“闭关自守不行。我跟‘四人帮’(主要指江青)吵过架，才1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到法国留学时，坐的就是5万吨的外国邮船。”邓小平正是因为有这一切身经历，才成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之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邓小平是唯一出访过美国和西欧的中国领导人。1974年4月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回国时途经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理，他比其他领导人对西方的现代化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1978年5月30日，邓小平问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交通部部长叶飞等人：“为什么台湾、香港、南朝鲜、新加坡这些地区和国家可以做到的(指对外贸易增长那么快，贸易量那么大)，(为什么)我们(指中国大陆)做不到？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只有这么一点点贸易量，不行，必须赶上。”同日，他还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等提出同样的问题，谈话中首次提及亚洲“四小龙”。对此，我把它称之为“邓小平问题”。邓小平力图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
1977年政治漩涡中邓小平如何第三次艰难复出2014年08月13日14:17新浪历史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13/U11647P1488DT20140813141513.jpg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向叶剑英、华国锋敬酒。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作者：余玮 吴志菲，出版：新华出版社
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事关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知道给首长看病，但是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有人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这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这些文章和讲话，都着力批评了“两个凡是”，驳斥了“两个凡是”。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报道，夹叙夹议，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又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与吴德交谈。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再次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八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关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前露面的邓先生的一举一动。
新华通讯社同时播发了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习仲勋只身广东上任：万里急得拍大腿
2014年08月13日11:10新浪历史
本文摘自《大往事》，叶匡政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我第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方面称赞了仲勋同志，而叶帅则是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仲勋于1978年2月22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4月初便被恢复了工作。在小平同志和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同志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耀邦同志原话)。
仲勋去广东工作，是肩负着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及同志们的深切期望的，对此，他深知责任重大。所以，在广东工作期间，他夜以继日，每天都要到凌晨2点左右才肯休息。值得一提的是，仲勋在广东近三年的工作，还得到了叶帅的亲切关怀和许世友的大力支持。
仲勋恢复工作后，我由在清华读书的儿子近平陪同先去河南洛阳办理手续，后又在万里邀请下随广东省黄静波副省长去安徽取经，学习农村经济政策。当万里谈到仲勋在广东面临的形势时，十分关切。尤其是当他得知仲勋随行没有带一名干部的时候，急得拍了大腿。这一次，万里让我看了发挥农民积极性的农村经济政策情况。
仲勋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让我们的女儿桥桥陪同他前往广东。当时广东所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以粮为纲，一网打尽”的极左路线使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广东，缺少水果，副食品极缺；因为割资本主义尾巴，老百姓连“三鸟”(鸡鸭鹅)都不敢多养；菜篮子里多是单一的“无缝钢管”(空心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尚且如此，工业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由于长期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原本是广东省一大优势的“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等，已变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这样一来，受损的就不仅仅是经济了，因此，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
同年4月6日，仲勋去广东，他一下飞机便赶赴中共广东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会场，出席会议。
在去广东之前，耀邦和李昭请我们去他家吃了一顿饭，并嘱托我转告仲勋同志，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抓好副食，特别是青菜。廖承志也约我去过家里，专门和我谈关于广东省的华侨政策问题，要肃清“海外黑关系”等“极左”遗毒造成的不良影响。他曾提到海关把得过紧，有的华侨进关连衬衫多几件也不行，这样怎么行？总之，领导们都很关心仲勋到广东的工作。
这一年的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顶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实事。为了不负中央的重托，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优势，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在大刀阔斧地抓紧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积极推行改革开放。在农业上，从化试办了责任田，工业上肯定了清远县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经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让广东能够大干快上，他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1979年7月19日，中发［50］号文件批准了出口特区在珠海、深圳试办，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常说，仲勋英雄一世，坎坷一生。他胸怀宽广坦荡，为党的事业历尽艰辛，但他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文革”结束恢复工作后，他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经济特区是付出了心血的。
1980年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后出任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特别是在协助耀邦同志工作期间，白天，勤政殿的工作结束后，回家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由于长年养成的“当天事当天做完”的习惯，所以，仲勋仍然是工作到深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要关心时在中纪委工作的我，怕我熬夜。直到现在，仲勋仍保持着每天读书看报的习惯。
我与仲勋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战方面所做的工作。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张治中与习仲勋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其实，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这就是仲勋在西北局任书记时，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西北局执行统战方针的成果。解放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间的个人情谊都十分深厚。文艺界的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苟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友，当他们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如果不能出面，就让我去帮忙。比如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就是让我代表他去探望的。在众多的友人当中，仲勋与班禅大师的情谊也非同一般。仲勋到广东不久，班禅去广东休息，一见仲勋便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对于祖国统一，仲勋也是做过努力的，他借曾深受蒋家两代人信任的同学、同乡陈建中返乡探亲访友之际，希望他能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尽一份力量。
时间飞逝，转眼间我和仲勋相伴整整55个春秋了。去年4月28日那天，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感到他的祝词分量很重，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着急了，说：“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员！”我按照仲勋同志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了儿女们留作纪念。
还原华国锋：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2014年08月13日10:28新浪历史
http://i1.sinaimg.cn/history/2014/0813/U11647P1488DT20140813102628.jpg华国锋 资料图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作者：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原题为《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继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任职四年零八个月：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作为权力核心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
1980年代以来，官方对华主政两年的评价尽管有贬有褒，却贬多于褒。最权威的结论，可用“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此后，只要论及华国锋，相关著述几乎无一不以此为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等。
很长时间里，笔者相信“一正四负”的评价。近些年来阅读更多史料和口述回忆后，笔者发现：“一正”的结论过轻，“四负”和衍生的负面评价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
华国锋去世后，官方评价有了变化。新华社发表经官方审定的华的生平，有几点同从前大不一样的说法：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人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抛开意识形态色彩不说，至少在事实方面，这次评价还算客观。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这可能是格于对已故者悼念、避讳的人伦和惯例，未必是官方改变了结论。
华国锋已成逝者，官方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但盖棺却并未论定，关于华国锋，还有许多事实需要还原。
粉碎“四人帮”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坊间说法甚多，但不少属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在缺乏更多公开文献的情况下，就决策层而言，三位直接当事人——即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的口述最值得重视。
1980年11月29日，李先念在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李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9月14日，李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
吴德在自述里说：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这个情节，吴德不是当事人，大概他是从华国锋那里得知的，因为吴在自述里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1999年3月9日，张根生向华国锋询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华告诉张：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
另一位重要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的口述和回忆。只有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叶剑英前女婿)向王震和熊向晖讲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当事人，想必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他再告诉熊向晖和王震，熊向晖又告诉了熊蕾。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叙述，也许算是一个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2007年出版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三位当事人的口述，熊蕾披露的叶选基的叙述，以及《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对事情的时间、情节的说法不尽相同，但主要情节是一致的：华先找李，通过李找了叶。这表明，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
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泽东逝世前后，叶剑英在党内元老和军方将帅之间有过私下议论，可以说早有酝酿和考虑。当华委托李转告此意后，叶剑英与华国锋一拍即合。叶剑英以其军方元老的资历和丰富的政治智慧，凭借合法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政军各界具有极高威望。他同华联手解决“四人帮”问题，堪称中流砥柱。
毛去世后，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一共16位，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外，刘伯承因病重、吴桂贤因被疑为江青的追随者不曾与闻此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都是华国锋先后分别商谈或打招呼的(据吴德说，倪志福是他个别打的招呼)。这些政治局成员都赞成或基本赞成华的提议，汪、吴、陈(锡联)、苏的态度尤其坚决和积极。
解决“四人帮”的方案，也是华国锋分别同叶剑英、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等人商谈的。据华国锋回忆，他“亲自和叶帅直接商谈了多次”，并找了汪东兴谈话，“还与汪东兴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华“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谢静宜、迟群的煽动上街闹事”。
2000年5月20日，《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华说得更具体：(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参加，我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还说：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李先念等人的意见。9月26日，华在国务院小礼堂，向李先念、吴德转告了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考虑。李、吴均表支持。三人还分析了形势以及解决“四人帮”的时间。
《叶剑英年谱》记载，华、叶两人有三次密谈，时间是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
吴德的回忆最为详细，不仅印证了9月16日和26日华同李先念和他两次商谈的情况，而且叙述了10月2日、3日、4日，华国锋同汪东兴和他分别多次商议行动细节的经过。吴德还提到华约见耿飙，指令他进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的情况。耿飙的回忆，也详述了华国锋指示他控制电台、电视台的经过。
10月6日晚8点，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飙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11月，华国锋在一次谈话中概述过事情的经过：“毛主席逝世后，当时中央政治局根本开不成会，一开就闹。每次去人大会堂开会，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就同叶帅、先念同志商量，这样拖下去不行，要采取措施，把‘四人帮’及其主要骨干抓起来。抓‘四人帮’时，问东兴同志八三四一部队有没有把握。抓王洪文、张春桥是我和叶副主席找他们来开会，由八三四一部队执行的。姚文元当时住在外面，由北京卫戍区警卫；如果八三四一部队去抓，可能会同卫戍区部队发生冲突。当时同吴德同志商量，由他去做陈锡联同志的工作，通知吴忠去执行。陈锡联下了命令，要吴忠一切行动听吴德同志指挥。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也是吴德抓的。”
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是“起了决定性作用”。
阻挠邓小平复出？
一个流传至今的说法，称华国锋坚持“批邓”、阻挠和拖延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近些年披露的一些材料说明，事实恰好相反。
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去北京西山看望了邓小平，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华宣布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叶剑英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不能反证华国锋“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复出，而正好说明华接受了叶的提议。
事实上，粉碎“四人帮”之后，邓的境遇很快得到改善。据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回忆，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向他传达中央的指示，为邓小平今后工作的方便，由王给邓小平送阅中央文件。王守江说的是“传达中央的指示”。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回忆录里也说，是“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看文件的。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中央作出决定”，不可能不经过作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意。
毛毛的回忆与王守江的叙述有一点不同。王守江说给邓送阅文件，是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住到北京西山以后的事情。据毛毛的回忆和《邓小平年谱》，邓是1977年2月3日出院住到西山的。而毛毛说第一批文件是送到医院的，这比王守江说的时间，早了近两个月。邓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于1976年12月10日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毛毛称，12月14日，中央就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2月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为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据《邓小平年谱》，邓住院期间曾被接到北京西郊玉泉山，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
恢复阅读文件，批准实施手术，高规格的集体面晤，对尚是“待罪”之身的邓小平来说，不只是生活和医疗待遇的改善，更是政治上的松动。很可能华和高层这时已经知会邓，请他重新出来工作。
邓闲居西山时，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曾前往探望。前引吴德口述就提到，他和李先念、陈锡联去西山看望邓，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苏振华、倪志福也曾去西山向邓汇报上海的工作情况。苏对邓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倪连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
政治局成员看望邓小平，不会是个人行为，没有高层决定恢复邓的工作的背景，断不会作出这种表示的。1977年1月14日，李鑫向中央理论学习组传达华国锋在1月6日政治局会议的讲话：“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些正在澄清；出来工作的问题，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头脑要清楚。”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也告诉与会者：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反党集团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这些材料表明，华没有“阻挠”邓小平复出，而是早已决定恢复邓的工作。至迟到1977年初，邓小平的重新复出只是时间问题。
华和高层的打算，是过一段时间再恢复邓的工作，而不是马上让邓出来。但这不是“拖延”，而是华和高层的一种策略考虑。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执政以后，中共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作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1975年，在江青等人同邓小平的矛盾日趋激烈时，毛曾指责江青等人搞“四人帮”，说过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但是毛认为江青等人“问题不大”，而且话里有话地告诫“不要小题大做”。毛逝世后，尸骨未寒，华国锋等人就抓捕毛的遗孀和毛倚重的几个人物，严格说来，的确是一次非程序的强力行动，不能不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抓捕“四人帮”之后，海外即有华搞“非毛化”的舆论，国内也有华搞“右派政变”、“宫廷政变”、为邓小平“翻案”的流言。“批邓”毕竟是毛泽东的意旨，撤销邓的职务也是毛作的决策。华和高层不能不担心，刚刚抓捕了毛的遗孀，又马上停止“批邓”、恢复邓的工作，极有可能授人以柄，坐实“非毛化”和“政变”、“翻案”之类的说法，引发华和高层背离毛泽东遗志的更多非议，威胁新的权力核心的巩固和国内政局的稳定。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出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极力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
出于策略的考虑，华和高层一方面暗中准备邓的复出，另一方面则公开维持了“批邓”的口号。事后看来，华和高层或许有些过虑，对人心向背估计不足，但绝非“拖延”，更不是要“坚持‘批邓’”、蓄意“阻挠”邓复出。抓捕“四人帮”之后，华国锋的公开讲话只提过一次“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说“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批邓另搞一套”。这大概是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及“批邓”。至于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再也不见“批邓”的字眼。原因不难解释：1977年1月中央已经决定解决邓的问题。既然要恢复邓的工作，当然不会再提“批邓”。所以，说是继续“批邓”，其实不长，三个月而已，而且没有什么实际动作。后来对华的指责，是把事实放大了、说重了。
由于中共内外有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和高层打算1977年1月召开一次中央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向高级干部交底。李鑫后来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当时中央准备召开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的会议，交一个底，要我们为华国锋同志起草一个讲话提纲。我记得我向参加起草讲话提纲的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传达了中央已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阴差阳错的是，这次会议后来因故推迟了。不然的话，还在1977年1月份，华就会向党内高级干部“交底”，那样，也许就不会导致后来中共内外的纷纷议论了。
1977年春天，呼吁邓复出的声音更加强烈，已经形成一种舆论氛围。3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向与会者解释：“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
就在这次会议上，华宣布：“‘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事实上，邓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参与最高层决策。华国锋后来说过：“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实际上是就邓的复出向全党“打招呼”。7月，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两个凡是”的由来
华国锋最受垢病的，就是“两个凡是”的问题。“两个凡是”，华当然脱不了干系。但事情也不像长期流行的一些说法那么简单。
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已经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华国锋肯定“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关于天安门事件，华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显然不满，但态度却比较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华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华和高层不是不解决两件大事，但希望事情按照高层设想的步骤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其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李鑫组织写一篇社论，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把对天安门事件、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文件指的是《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大概是汪落实华国锋“要引导”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任务。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就是前述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下来，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讲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第一次在稿子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说：“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不是邓小平复出，而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
讲话提纲稿修改到第四稿，情况又有变化。高层原拟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不开了，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月3日，李鑫再次召集起草者开会，传达汪东兴的指示：讲话推迟，先发表社论。李鑫还说，汪东兴同志要求把讲话稿中关于“高举”的那些话加到社论里去。“高举”的那些话，就包括“两个凡是”。汪东兴显然此前看过了已经起草的稿子。
理论组再次回过头来修改社论稿。按照汪的指示，李鑫要求起草者将讲话提纲里“高举”、“维护”的意思加到社论稿里面。“两个凡是”的提法就这样移植到了社论稿里。当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而是作了些修改，后半句话改成“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社论的第五稿。
第二天，李鑫将稿子报送汪东兴。汪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5日，汪东兴再批示：“可以发两报一刊社论，请耿飙、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同志阅办。”但只有李鑫在这个批件上画圈，没有听取其他几位的意见。据李鑫后来的检讨，是他没有同宣传口和两报一刊的负责人商量，就直接报汪东兴审批了。2月6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篇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社论最后说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成为“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
上述经过说明，这个经典表述不出自华国锋。华国锋说没说过“凡是”呢？说过，但与这个经典表述的背景或词句并不一样或不完全一致。一次是1976年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谈到揭批“四人帮”问题，华国锋说：批判中要注意，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比如八个样板戏还是要肯定的，某演员不好，可以换人。在这里华针对的是揭批运动的具体问题，提醒揭批“四人帮”不要触及毛泽东。一次是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注42这个讲话，就是前述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那个稿子。讲话里“两个凡是”的表述，与两报一刊社论不完全一样，主要是第二句不同。据华国锋说，讲话稿和社论稿分别经政治局讨论或传阅同意。
不久，华就感觉他的讲话有毛病：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讲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华并非“两个凡是”受到批评后才感觉有毛病的。几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过“两个凡是”，官方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可以说，作为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到这时实际已经终结。说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不是事实。至于“文革”之后维护毛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很难也不应该以有特定指向的“两个凡是”来概括。
有一点需要澄清，“两个凡是”不管有什么真实指向，至少没有反对邓小平复出的意思。最早质疑“两个凡是”意在阻止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是邓力群。据邓力群回忆：“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77年2月，王震去看望邓小平。邓表示了对“两个凡是”提法的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列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王震看望邓小平，很可能就是去反映“两个凡是”问题的。
邓力群显然有误解。如前所述，华和高层已经在考虑和安排邓出来工作，不可能发表一篇社论去阻挠邓的复出。真是如此，如何解释社论发表之后华还要宣布准备恢复邓的工作呢？还有一种说法：提出“两个凡是”是为了继续“批邓”。这更无从谈起。前面已述，年初高层就停止了“批邓”，怎么会用“两个凡是”去维持一个已经废止的口号？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
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说到具体情形，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讲的汪东兴；至于对华国锋，只有简单的政治结论，事实则含糊不清。
1980年11月，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评华国锋。胡耀邦在发言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华国锋主政时期，胡耀邦是中组部部长，又曾经与华共事，对华比较了解，他的评论应该有分量。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一些史料和口述，还反映出华的另一种状况。以胡耀邦本人为例。1976年“批邓”运动中，胡耀邦受到严厉批判，已经被边缘化，在家中赋闲。胡耀邦透露，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没有说。据胡耀邦女儿满妹的著述，华找胡耀邦谈的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华登门无果。1977年2月26日，华再次邀胡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仍不从。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胡才答应。
胡绩伟的出山，也是华国锋亲自出面。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作为“走资派”打倒。1975年，胡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没有安排任何职务。1976年10月底，经人举荐，华专门找胡绩伟谈调回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事。胡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指《人民日报》前主要负责人——引者注)高明？’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说：‘他干得了，你干不了？’我无言以对。华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张爱萍的复出，同样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张爱萍“文革”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文革”发动之后不久，1967年即被逮捕入狱，1972年4月方出狱。1975年初期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1976年“批邓”运动中再次被打倒。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召见张爱萍，告诉他：专委注”，现在由他来接。华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张爱萍来了。张胜还记述了华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甚至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
粉碎“四人帮”之后，调整了一批省部级领导班子，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资深官员即“老干部”或被启用，或被重用，同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会没有关系。在解放老干部的问题上，华国锋未见得都“不积极，不热情”，他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也不是毫无作为。据图们、祝东力的著述，内蒙古最大的冤案“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上送四天，中共中央就批复正式平反，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拟的。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文革”的重大冤案之一，由于“钦点”而极难复查平反。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曾试图解决，因阻力太大无果而终。胡耀邦上任中组部后，即提出复查此案的请求。主管专案的副主席汪东兴再下“禁令”：“六十一人”的问题是毛主席和：）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胡耀邦坚持复查，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也得到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指示：“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胡耀邦当年说过：华主席对我说，看来六十一个人的问题是可以复查的。让我们先搞出材料，一步一步酝酿。“六十一人案”终获平反，首功当推胡耀邦，一些元老和中组部的干部也功不可没，同样也不能不肯定华国锋的作用。
华国锋对上述两桩重大冤案的处理，固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简单地以“拖延和阻挠”来判定华国锋对解决冤假错案的态度，恐怕也不公道。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也被认为是华国锋的一大错误。应当承认，华维持了这些口号，这表明他至少相当程度上没有脱出毛晚年意识形态的窠臼。但是通观华的政治实践，事情不像人们批评的那么简单。
华的方略是“抓纲治国”。“纲”是毛泽东的语言，指的是“阶级斗争”。但是细察华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人民日报》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人揭批‘四人帮’。”华“抓纲”的目的在于“治国”，他沿用毛泽东的话，特别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批‘四人帮’中要贯彻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过去‘四人帮’谁说‘抓生产’，他们就说‘唯生产力论’……我们现在要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虽然依旧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套路，但重心在“促生产”，毕竟与“只革命、不生产”或“重革命、轻生产”不同。对国民生活，华国锋也相当关注。甫一粉碎“四人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华要求“把暂时的困难渡过去，而且要把群众生活搞得更好”，“注意群众生活要搞好，市场一定要搞得更好”，嘱咐“明年市场要安排好，元旦、春节要安排好一点”，“轻工业这两个月不要放松”；还提议明年要解决工资问题。
“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主题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华否定了“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粗暴批判，正面肯定了发展生产力：“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粉碎‘四人帮’这场大革命，清除了破坏生产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大祸害，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生产积极性迸发出来，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希望了。”
语言虽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但透露出来“抓生产、抓生活”的意向。华主政两年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主题都是计划、生产、科技、教育、财贸、引进等业务，比如：1976年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3月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之一是商定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4月到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11月到12月全国计划会议；1978年2月到3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之一是讨论《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3月全国科学大会，4月到5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6月到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7月到9月国务院务虚会。
按照官方叙述，“重点转移”是“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而这个战略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已有著述还把它说成是与“两个凡是”较量的结果，若隐若现地划出一条华国锋与邓小平对立的线索。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是从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时间提出的，追溯起来，最早还要说是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报告。华和高层的设想，是揭批“四人帮”的清查运动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基本查清”，至于深人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注60即揭批“四人帮”分为清查和理论批判两个方面，清查运动大抵在1977年内告一段落，或者再稍微延长一段时间；理论批判则作为长期任务进行。
十一大后，协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从军队工作的角度考虑早些结束揭批运动，尽快将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8月23日，复出才一个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透露了这个意思：“华主席提出当前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而且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这总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嘛，这就是说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邓没有直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肯定的”，但强调的重心是“某个时期总有某个时期的纲，某个部门总有某个部门的纲”。或许应该更多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理解邓的想法，其意图可能是以局部替代整体的方式，淡化和置换“阶级斗争”的“纲”。
其实华国锋也在考虑结束揭批运动。1977年12月，他要求在年内或稍长一点时间，分期分批结束清查运动。有人要求把清查运动的时间延长一点，华没有同意，要求还是按照十一大的提法。不知何故，高层并未宣布结束运动，倒是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底”在哪里？时过九个月，邓小平旧话重提。1978年9月，邓在东北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透出对运动过久的不满：对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总这么搞下去吧？运动搞得时间过长就厌倦了。有的不疼不痒，没个目的，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回京后，很可能与华国锋作过沟通。10月9日，华同“毛著编办”几位负责人注65谈话，提到邓小平经过沈阳时，李德生反映基层群众对运动有些厌烦。华还说，邓在东北提出了军队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华这时提出的问题与邓大致相同：现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从全党全国全军来看，怎样估计分析，什么时候可以告一段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这个底怎么算？在他看来，从理论上批林彪、“四人帮”还可以搞若干年，但这不好把全党全军全民全体卷人到里边来，多数人怎么办？应该转向新的任务、奋斗目标。华很清楚，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四个现代化，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华国锋考虑，就在这年H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结束运动。迄今为止，这是所见最早提出结束揭批运动、把“转向新的任务”作为会议议题的材料。高层就此征求了各地负责人的意见，中央常委商议了此事，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出了决定。会议前夕，1978年11月5日，华国锋同起草文件的“秀才”班子谈话，告诉他们：“明确明年一月一日就转。坚决转。征求地方同志意见，常委议了，政治局开会也谈了，大家都一致赞成，再不转，工作就耽误了……基于这个分析，提出重点转移。”到1978年冬，在“重点转移”的问题上，华与邓没有根本性分歧。
华国锋唯一有些顾虑的，是如何提政治口号。他的想法，“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或者“提揭批‘四人帮’为纲”，在这个“总口号”之下实现“重点转移”。这种“两张皮”的策略，透出华国锋内心的某种障碍。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又长期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灌输，华时刻担心触碰毛泽东，反复申明：“搞思想解放不是为了贬低主席思想……解放思想，不是要从主席的思想里解放出来，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华未必真的想继续进行过去那种“阶级斗争”，很可能想以此为盾牌，他不愿也不敢在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有违毛泽东。这一点，华的确不如久经沙场因而谋虑深远的邓小平。就这次会议而言，大概也只是在这一点上，华的意见与邓稍有差异。1978年11月10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华的讲话既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也没有宣布停止“阶级斗争为纲”，绕开了这个敏感问题。
本文参考了《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耿飙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大量文献资料。
“文革”后邓小平仍爱打牌：时间固定2014年08月13日10:09新浪历史 我有话说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http://i0.sinaimg.cn/history/2014/0813/U11647P1488DT20140813100517.jpg邓小平与聂卫平打桥牌 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百年潮》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再往后到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从1984年开始，中国桥牌协会曾经专门为小平同志设立了一个名叫“健康与运筹杯”的老同志桥牌赛，小平同志挺愿意参加的。比赛是“复式赛”，每队上场的是四个人，规定这四个人的年龄加在一块必须够二百岁，四个人当中还必须得有领导干部。因为国际上桥牌比赛是六个人一队，有两个人是后备的，所以有时候邓楠、邓朴方也参加。我们拿了第一届冠军。当时还有一个队，四名主力分别是胡耀邦、万里、聂卫平和荣高棠的儿子荣乐弟，他们水平也不错，第一届的时候好像拿的是亚军。后来，比赛组委会就固定我们这两个队算种子队，选拔赛就不用参加了。选拔赛的前两名再加上我们这两个队，四个队争夺冠亚军。小平同志对比赛挺认真，“健康与运筹杯”一共举办了十届，我们拿了九次冠军。有一次是胡耀邦他们拿了冠军，我们是亚军，小平同志挺不服气的，不过那一次确实是我们没有打好。冠军奖杯是流动的，哪个队拿了冠军就放在哪个队。我们拿了冠军，就把奖杯搁在小平同志屋里头，他是很高兴的。小平同志逝世以后，这项比赛就停办了。
小平同志1989年退休之后，生活非常规律，晚上时间的安排，一般是星期一看电影，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打桥牌，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打麻将。打麻将他找的是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桥牌就约我们这些牌友。据小平同志家里人说，他比较喜欢的还是打桥牌。
我们最后一次打牌大约是1994年国庆节，那天比平常散得要早一点儿，他要去看烟花。从那以后就没有再通知我们去打牌了。那次打牌，他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尽管他手有点儿抖，拿牌拿得比较慢。邓楠在后头帮着他捋牌，打什么牌主要还是他做主，他说一声叫一个草花，要好了邓楠就给他重复一声。他对每一副牌打得还是很认真，很有兴趣的样子。听他的家人说，到后来身体很不行的时候，他还老想着打桥牌。
打牌就是打牌，不谈工作，也不谈国事、家事
在我接触的领导同志里面，小平同志的桥牌水平是最高的，而且牌风好，非常守时。
现在世界上桥牌的叫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叫精确叫牌法，一种叫自然叫牌法。具体怎么打，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和小平同志开始打牌的时候，叫法还不是那么系统、规范，我们的一套打法是自己设计的，基本上精确，但是比较简单，其中好多复杂的问叫，有时候就根据经验判断。也有一批人打得特别的细，叫牌很精确，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太精确了也有缺点，因为你不管怎么精确计算也不可能完全准确，有时候反倒还不如我们凭经验打牌。总的来说，我们是凭经验打娱乐桥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