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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磊-记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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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9年访美险些遇刺揭秘
2014-08-30 07: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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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记录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电影《旋风九日》关机仪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该电影首度解密邓小平访美时险些遇刺的历史，被定义为大型历史悬疑电影。《旋风九日》制片人吕木子表示，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是中美双方极为重视的问题。邓小平的贴身警卫不仅随身携带的枪都上了膛，还随时做好用身体替邓小平挡子弹的准备。但在访问美国期间，邓小平还险些遇刺。过去多年来，中美双方都不愿意披露这一事实，《旋风九日》将首度解密这段历史。
1979年邓小平访美，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关于邓小平访美险些遇刺的历史，的确在英文报道中缺少资料，而人们所能看到的信息大多为当年陪同邓小平访美的中国安保人员的口述历史。下面老乔依据能够看到的资料，还原邓小平访美所经历的安保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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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夫妇在白宫欢迎来访的邓小平夫妇。
据香港大公报引述中国经济网的报道，1月29日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为邓小平举行欢迎仪式，卡特首先致欢迎词。就在卡特演讲接近尾声时，记者群中一个戴红色贝雷帽的女郎突然尖声喊叫，几名白宫特勤局的保镖忙冲过去将狂呼的女郎抱住。就在特工们忙着阻止闹事女郎的时候，从记者群中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一名白宫特勤局保镖马上向这名男子猛撞过去，高个男子被狠狠撞倒在地，随后冲过来3名保镖将他架走。正在演讲的卡特看到这一情形只稍微停顿一下，便继续发表欢迎词。站在一旁的邓小平则默默地望着面前的人群，脸上始终带着安详的微笑。
在休息室中，阻拦刺客的保镖在包扎伤口，刀刃在这名保镖左臂上端靠近肩头处划开一道约两寸长的口子，但不算很深，流血也不多。当问起刺客是什么人时，保镖回答男的是三K党，女的自称是革命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杀手，只不过想闹点事出出风头。他们是记者，有白宫签发的合法采访证。不过在严格的检查下，这名刺客又是如何把把刀子带进来的问题却是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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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牛仔帽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美国访问有一张经典照片，头戴牛仔帽，美国媒体对邓小平戴牛仔帽有很多解释。这幅经典照片是邓小平在德州休斯顿访问时拍摄的。在邓小平访问休斯顿期间，安保上也出现过两次险情，中国媒体对此有过报道，在英文资料中也有相关的内容。相关的报道称，1979年2月2日，在休斯顿邓小平下榻的宾馆，一名极端分子混进了大厅，当邓小平走出电梯步入大厅时，此人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向邓小平方向扔去。这让保安人员大吃一惊，以为是炸弹。保安人员很快制服了那个极端分子，经检查，极端分子抛出的是一包反华传单。
2月2日下午，邓小平应邀去西蒙顿竞技场晚餐并观看竞技表演。当他从旅馆楼上下到楼下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中方的保安人员走在邓小平的前面和两侧，后面相距数米跟进的是美方保安人员。正走着，有一个人突然插到美方保安人员的前面奔向邓小平。美方保安人员一见，急步上前，胳臂一挥，将那人击倒，附近的保安人员一拥而上将其捉住。事后，美方告知中方，袭击者是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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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访美时在白宫险遇刺 美国特工救险(图)
2006-10-20 22: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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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访问美国，世界各地媒体都争相报道邓小平与卡特在白宫的会见，强大的电波把这一历史事件推上了炽烈的顶峰。然而，谁也想不到，在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上，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戒备森严的机场
1979年1月28日北京时间晚20时35分。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格雷奇机场加油。当专机停稳后，即有一群记者围上前来。作为中方安全小组负责人，罗新华带着3名安全小组人员奔向舷梯。候机楼前美国驻中国首任大使伍德科克和妻子及一行白宫官员已站在舷梯下迎候。
罗新华指挥安全小组人员站成一排，挡在记者群前面。但他很快发现这样做并无多大意义，数十名身着便衣的美国特工已将专机严密地封锁起来。忽然，罗新华听到身后一片掌声，回头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偕夫人卓琳步出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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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卡特
伍德科克和白宫官员们将中国客人迎进机场大楼内作短暂休息。
尽管机场内外守卫的军警随处可见，罗新华还是有些放心不下。忽然他被一阵争吵声吸引，原来是随团中国记者杜立彬正在舷梯下同一个戴宽边皮帽的美国人连比带划地申辩。美国人穿一件棕色的皮猎装，个子很高，足有1.90米。罗新华一下飞机就见此人站在舷梯旁，料定必是一名正在值勤的特工，便走过去询问："老杜什么事？"
杜立彬又急又气地说，他把采访用的录音机忘在飞机上了，他没想到邓副总理会在这个机场停留这样久，也许还要向记者发表谈话，如不及时采录下来岂不误了大事？
美国人嚼着口香糖仍摇摇头，叉开双腿像铁塔般挡在舷梯前："不行，飞机加油时任何人不得登机。"
罗新华被对方呛得很不舒服，语气显得强硬起来："我是中方安全小组负责人。"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对方："我有权准许他登机。"
美国人冷冷地说："现在飞机已由美方安全小组接管。我必须执行命令。"
罗新华正欲同他争辩，忽见王枫副部长(他率先遣队前一天到达)带着一个年轻人大步走来。王枫说："老罗，这位是大使馆的刘秘书。"他把年轻人向罗新华做了介绍，又望了望美国人，"你还不认识吧？这是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哈里·泰伯森先生。"
刘秘书也用英语将罗新华介绍给泰伯森。
"噢，欢迎你。"泰伯森朝罗新华伸出手，很随意地握了握。
料想不到的意外
1月29日上午10时。华盛顿。白宫。罗新华没想到最担心的事情第一天就发生了。
上午10时，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并肩站到白宫前的讲台上，卡特首先致欢迎词。
就在卡特演讲接近尾声时，记者群中一个戴红色贝雷帽的女郎突然尖声喊叫。人群中引起一阵骚动。几名特工忙冲过去将狂呼的女郎抱住。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去。但泰伯森却站在人群与讲台中间纹丝没动，仍冷冷地巡视着前方。就在特工们忙着阻止闹事女郎的当儿，从记者群中又蹿出一个穿黑皮大衣的高个男子，他越过警戒线，一边朝讲台上的邓小平冲去，一边从衣袖中抽出一把短刀。泰伯森像头扑食的猎豹从斜刺里猛撞过去，高个男子被狠狠撞倒在地，正欲挣扎，脖颈已被一条有力的臂肘死死夹住，丝毫动弹不得。随后冲过来3名特工将他架走。正在演讲的卡特只稍微停顿一下，便继续用他热忱、轻松的语调念着欢迎词。站定一旁的邓小平则默默地望着面前的人群，脸上始终洋溢着安详的微笑。
卡特致完欢迎词，邓小平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欢迎仪式结束后，中、美两国领导人并肩步入白宫，开始了第一轮会谈。
趁这个空当儿，罗新华来到休息间。刚才，当泰伯森冲上前用身体撞倒高个男子时，站在不远处的罗新华清楚地看见刺客挥舞的短刀刺进了泰伯森的皮夹克。尽管后来泰伯森继续站在讲台前面执勤。
果然，当罗新华走进休息室时，泰伯森正让医生包扎左臂。没等罗新华询问，泰伯森便冲他自豪地扬了扬大拇指："罗先生，你看我现在成英雄了。"随后又颇不满意地晃了晃头，"可惜，只划破点皮肉，还算不得大英雄。"
罗新华察看了一下伤口，刀刃在左臂上端靠近肩头处划开一道约两寸长的口子，不算很深，流血也不多。虽然放下心来，但罗新华余悸犹存，便问杀手是什么人。
泰伯森随口应道："男的是三K党，女的自称是革命党，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杀手，只不过想闹点事出出风头。"
罗新华听出他是在搪塞自己。可既然人家不愿讲明，自己当然不便细问。但使他百思不解，也令他深感不安的是，尽管在白宫四周设置了严密的立体警卫网，两名凶手却能轻而易举地混入欢迎仪式现场。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警钟和信号。
泰伯森无可奈何地晃了晃秃顶脑袋："他们是记者，有白宫签发的合法采访证。"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不过他们在进入白宫之前都经过严格的检查，这小子怎么能把凶器带进来呢？"
罗新华当即提出今后要对采访的记者严加限制，以防止再发生此类事件。泰伯森表示将转告有关部门。
邢保国摘自《白宫突围》 赵峻防/文
尊前谈笑人依旧——邓小平影像记忆
http://vip.v.ifeng.com/societyvip/fenghuangjingxuanvip/201408/023eae49-6553-4dc0-9eaf-18bbaab4d52d.shtml
77年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政策
叶永烈
1234…10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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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华国锋谈笑风生，互相敬酒。
核心提示：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共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
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了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
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刚一重新工作，便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邓小平之女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以前吃到豆腐都不易
2014年09月01日 15:23
来源：四川日报 作者：张良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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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邓林回忆起1976年的一次“小事故”：“当时一个人才配发几两肉，非常非常少。我去买豆腐，用饭盒打了一盒豆腐，结果在王府井路口摔了一跤，把豆腐撒一地，我特别心疼。好不容易有点豆腐，还吃不成。”邓林说，那些日子，当时所有老百姓都是这么过来的。
本文摘自：《四川日报》2014年9月1日第2版，作者：张良娟，原题为：《邓林：再一次认识父亲》
8月28日，邓小平长女邓林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龙平平现身北京王府井书店，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主题出版物”《永远的小平》《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举行签售。
在签售现场，邓林动情地回忆起父亲。她说：“作为邓小平的女儿，我很骄傲。我很骄傲和他一起经历了幸福的时刻，我也很骄傲和他一起经历了非常痛苦艰难的时期。”
谈新书：
这些作品让我更深刻地认识父亲
对于四川人民出版社此次推出的这些新书，邓林评价：“这些书，从另外一个角度，给大家呈现了一个丰富的多彩的邓小平，更加有厚度的邓小平。”
邓林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一个很广阔的环境中，把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坚定、艰难都展示出来。而谈起电视文学剧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电视剧的区别，邓林说：“语言和文字的内涵是很丰富的，甚至比视觉效果更清晰更确定。”
邓林说，自己也是通过这些作品，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父亲后来复出以后做了什么？我们都在上班，知道一点，但也不是那么清楚。随着历史发展，随着一次一次大家写一些文章，我们也再一次去认识邓小平，认识我父亲。我们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一次，又出了这么多书。我觉得出这些书也是非常重要的，让大家去了解他为什么搞改革开放，他为啥会这样，怎么才能成功。这些书，我们肯定都要买一本，留下来。”
谈父亲：
很骄傲陪着父亲一起经历痛苦
在签售仪式现场，邓林回忆起父亲的人生。
邓林说自己的父亲首先是一个好的中国人，好的中国：）党员。而对于子女来说，则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爷爷，是妈妈的好丈夫。“作为邓小平的女儿，我很骄傲。我很骄傲和他一起经历了幸福的时刻，我也很骄傲和他一起经历了非常痛苦艰难的时期。”邓林认为，这些经历对邓家儿女的一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对于怎么认识人生、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邓林回忆起1976年的一次“小事故”：“当时一个人才配发几两肉，非常非常少。我去买豆腐，用饭盒打了一盒豆腐，结果在王府井路口摔了一跤，把豆腐撒一地，我特别心疼。好不容易有点豆腐，还吃不成。”邓林说，那些日子，当时所有老百姓都是这么过来的。
随后，邓林话题又转回当下，“但是我们能什么时候想吃豆腐都能吃到。这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邓林说：“父亲一直坚持要让人民富裕、让国家强盛，我们一定要按这条路走下去。全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一条国富民强的道路。这是我父亲的期望，我也是这么想的。”
邓小平罕见愤怒退场：被江青逼迫承认有“洋奴思想”
2014年09月01日 08:0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张家康
核心提示：于是，10月17日，江青又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逼迫邓小平表态，承认有“洋奴思想”“爬行哲学”，邓小平不得不愤而退场。
毛泽东与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家康，原题为：邓小平走出江西谪居地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的冲击，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973年2月，邓小平走出江西谪居地回到北京，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周恩来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这一年，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较量，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他的衰弱、疲惫的身体，已不可能再事必躬亲、周致缜密地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谁能更多地分担周恩来的工作，以统筹全局，将国家由大乱治理得走向大治呢？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8月14日，他在邓小平的长信上批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可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毛泽东的批示迟迟得不到落实。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催促政治局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毛泽东在听取政治局的汇报后，很快做出答复，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次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这时，他在江西已经居住了三年多。接到中央的通知后，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经受“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非但没有被整垮，反而对历史的进程充满信心。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是那般充满感情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派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通知县团级党委，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分管的工作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政策问题。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接见邓小平，看着邓小平健康敦实的身体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毛泽东有意将这一消息传播给媒体。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由柬埔寨解放区归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出席宴会作陪。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德国作家乌利·费兰茨是这样记述如此惊讶难忘的情景的：
“这是……不，决不可能！”惊呆了的客人没有搞错。穿着酱色“毛式制服”的矮小老人不是别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制服不大合身，步伐已不够敏捷。笨重的枝形灯发出冷色的光。这位回归者还留有些被流放的迹象。当领导们集体进入人民大会堂前厅时，他走在旁边。……尽管邓站在后面，但他的出现很快传开了。外国人不知所措，中国人大为吃惊。就在宴会开始时人们发现，不是亲王而是邓成了1973年4月12日的无冕之王。
如此公开传播的信息，无疑给遭受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毛泽东为此深感不安，犯愁着急。他经过深思熟虑，才果断地决定，请邓小平尽快出山，收拾时下全国乱哄哄的残局。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提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事，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第三天，毛泽东在和有关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笔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隔天，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又谈起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邓小平——笔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江青却在政治局会上逼迫外交部撤回报告，毛泽东知道后，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国庆节刚过，毛泽东便通过秘书告诉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无疑又给江青“组阁”图谋以当头棒喝。于是，10月17日，江青又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逼迫邓小平表态，承认有“洋奴思想”“爬行哲学”，邓小平不得不愤而退场。
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时，邓小平表示，对主席安排的工作，“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从此，邓小平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提出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新说法
1975年初，受“批林批孔”的影响，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运输不畅，以至阻塞津浦、京广、陇海、浙赣铁路干线，全国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深受影响。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铁路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这天，邓小平将到会讲话，与会者都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与邓小平见面。只见邓小平步伐稳健地走入会场，早已迎候的省、市领导人走上前去，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可是，邓小平却把右手在空中摆了摆，说：“今天不拉手，因为工业形势不好。”顿时，会场内寂静无声，邓小平坐了下来，点燃一支香烟，郑重地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邓小平指出，全国工业形势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铁路整顿要遵循三条方针：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会后，铁路系统发动群众，清除坏人，调整班子，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运输形势迅速好转。到4月底，严重阻塞的几个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铁路日均装车数平均达53700车，比2月份多10000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铁路整顿有了良好的开端后，邓小平又着手解决钢铁工业问题。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两次到会发表讲话，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些。
邓小平还在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新说法。他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三项指示为纲”的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而成，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三项指示为纲”的重点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与“四人帮”等干扰、破坏全面整顿的斗争中，这个口号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工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鞍山、武汉、包头、太原四大钢厂的欠产现状得到改观，产量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报告，充分肯定全国工交系统生产形势，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的中国，历史的选择只能是邓小平，正是他的无私无畏和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才使历经浩劫的党和国家，能够迈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轨道。他曾幽默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以此鼓励干部解除顾虑，大胆工作，置个人得失于不顾。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对军队的现状很不满意，并用“肿、散、骄、奢、惰”五字概括。他指出，军队整顿要实行精简整编，要加强纪律性，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要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几乎与此同时，科技工作的整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月，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提出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即回答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话。虽然这份文件因毛泽东不满意而没有下发，但是它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还抓了教育、文艺的整顿。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电影《创业》《海霞》等顺利通过发行，《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也被批准重新公演，10月底还举行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沉寂多年的文化领域已经出现春的气息。
这时，邓小平又把党的整顿提到议事日程，7月4日，他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浙江省委给中央送来整党的报告，汇报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思想教育、组织处理的做法，邓小平在批语中加了一句话，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整顿已经由经济秩序推进到上层建筑。显而易见，邓小平不仅要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且要在更高的层面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将党、国家和人民引入到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批评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全面整顿顺应党心、军心和民心，也给“四人帮”乱党乱军的图谋以猛烈一击。这帮狂妄的激进分子决不会服输缴械，总是想窥测时机，继续兴风作浪，与邓小平等进行殊死的较量。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上鼓吹：“经验主义仍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接着，姚文元发表文章宣扬同样的论调，并且指示新华社就此“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江青在与邓小平反复较量后，一直没有占上风。此时，她好像得到攻无不克的法宝似的，立即拾起“批经验主义”的稻草，组织新的较量。她亲自作电话指示：“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四人帮”纷纷鼓噪叫喊：那些“老家伙”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验办事，抓规章制度，抓生产，无非是搞修正主义。他们是走资派！他们的经验是复辟倒退的经验。一时间，耸人听闻的批判文章，充斥在全国各大小报刊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经验”“修正主义的货色”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从天而降，善良人们困惑不解，无所适从。那些在整顿中已经偃旗息鼓的乱世“英雄”，如今仿佛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平添了几分重整旧山河的勇气。他们抖擞上阵，集结在“反经验主义”的大旗下，摇旗呐喊，赤膊上阵，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邓小平没有退缩，他要就“反经验主义”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讨教。4月1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特别提到江青等的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错误提法。毛泽东当场表示赞同。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指的就是江青。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在会上批评说：所谓反对“经验主义”，无非是个幌子，实质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反总理。邓小平终于摸了老虎屁股。
江青一贯专横跋扈，岂容他人对她评点是非，她气势汹汹地说，这是“突然袭击”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王洪文也给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叶剑英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给毛泽东打来告状电话，谎称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围攻。毛泽东听后语气平和地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开会，在谈到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时说，这些都“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他还说，因为眼疾不能看东西，只是听了一遍，所以，“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毛泽东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再提30年前旧事，明确表示，那时“邓、毛、谢、古”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排挤打击，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他望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不允许以批“经验主义”而干扰全局性的工作。
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重点帮助和批评江青。邓小平驳斥了江青等人的无理指责，政治局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就“批判经验主义”和“四人帮”问题，以及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错误做法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进行揭露和批评。“四人帮”都做了自我批评。江青平日里不可一世，此时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做检查，并且还给毛泽东送去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表示“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满怀期望地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干好工作，只是“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着勉励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7月，毛泽东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年，毛远新36岁。他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他是毛泽民的儿子，父亲牺牲后，小时候曾在毛泽东家住过。可能是大弟毛泽民过早罹难的缘故，或许是毛远新的机灵可爱，在下一代亲属中，毛泽东和江青都比较喜欢毛远新。9月28日，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0日，毛远新路过北京时，便被通知留在北京，成为病重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信息，都由毛远新上传下达。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政治局就多有议论，但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说：“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尤为着重地指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的这番话正中毛泽东的意。毛泽东常说一生做了两件事，后一件事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就担心这份政治遗产被人否定。为此，他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校党委书记迟群等的问题。信中说：迟群因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便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等。毛泽东看过信后很不满意。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汪东兴等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自邓小平复出以后，特别是1975年主持工作以来，毛泽东一直对他有所倚重，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解决各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党和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所以，即便是“四人帮”轮番告状，毛泽东都不置一词，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违背那个大前提，而恰恰于此，他们的思想认识是那般的不同。
邓小平对于江青等的攻击早有精神准备，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那里，老人家确实不高兴，但是，他还不愿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让毛远新继续去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表示，我的工作有缺点、错误，可以做自我批评。但是，他又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并且特意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显然，毛泽东不愿把事态扩大，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可是，邓小平却拒绝了，毛泽东十分伤感和失望。两个倔犟的老人，就“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竟是如此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真实的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四人帮”乘机作乱，兴风作浪，整顿又前功尽弃。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但是，九个月的整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迅速发展，在全国形势的又一次反复中孕育着新的斗争。半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震天撼地的伟业，谱写了阳光明媚、生意盎然的春天的故事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个批示平反的人是谁 (2014-08-25 09:10:46)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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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系统梳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几件冤假错案的批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共同缅怀小平同志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复出前后即提平反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他就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提出，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7年7月，他批阅了有关许光达和林伯渠的平反和申诉材料。许光达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逝世。他的夫人邹靖华来信反映许光达平反后的有关情况，7月22日，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林伯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逝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写来申诉信，控诉父亲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7月25日，邓小平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7年8月10日，他在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万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邓小平批示后，当年11月，万毅就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为老舍平反就是代表性的一件事例。
老舍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6月24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他逝世之后，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1977年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
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在《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吴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点名建议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深。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8年6月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张际春、陶铸、贾拓夫平反
进入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就张际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对张际春的审查结论的来信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张际春平反。
为陶铸案件平反的政治影响则比较大，因为他曾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还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67年，陶铸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同年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当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处理完陶铸的问题，1978年11月22日，邓小平又就《情况汇编》反映的贾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诉一事，作出批示：“这是又一个标兵。建议由中组部或中央检委复议。”
贾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邓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贾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实际决策者的地位，所以，这些批示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之，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杨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错案也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共作过10多次重要谈话，确定了决议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这个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历史决议时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摘编自：《人民政协报》，作者：蒋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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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进言华国锋：千万别让邓小平解放
1977年7月14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陈永贵见到了好久没见的邓小平。此次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原有职务。陈永贵会前握了一下邓小平的手，说:“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小平同志，这回你可要吸取教训了。不然，还会犯错误的。你年纪已经不小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好好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把陈永贵拉到休息室，亲自给他递上一支大中华香烟，和他坐在一条沙发上谈了起来:“永贵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可能我们这些人不如你。我想请教你一下，你说毛主席倡导的作风里，有哪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抽了好几口烟，竟不知该如何回答。
邓小平说:“我认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陈永贵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邓小平继续说:“恰恰是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一些同志没有弄通毛泽东思想。比如‘四人帮’，他们口口声声喊高举，林彪都把话说绝了，你能说他们是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吗？只背诵一两句语录，只言片语地讲几句毛主席的话，那不叫听毛主席的话，你明白吗？”
陈永贵张了张口，好半天才说了句“明白了”，其实他根本没弄清邓小平究竟讲的是什么意思。
两年半过去，陈永贵没什么变化。据中央组织部同志反映，在邓小平复出前夕，他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1980年1月1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提前走出会议室，在休息室门口站着。很快，会议结束了，与会者陆续离去。当邓小平微笑着走过时，陈永贵上前招呼他进休息室，说有几件事情要问问。邓小平犹豫一下，便点点头跟陈永贵进了休息室。
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数不算数？”
邓小平听了，抽了口烟，朝陈永贵看看，笑了笑。后来陈永贵对人说，邓小平那天的笑，让他非常害怕。邓小平将半截烟掐灭在烟缸里，冷峻地说:“你以为现在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3岁的孩子那样的幼稚。在中国：）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最有发言权。你才加入：）有多久呢？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陈永贵让秘书代他写了辞职报告后，邓小平找他谈了话。邓小平说:“你作为一个党员，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就像我们当年也服从党的纪律一样。如果背着组织搞阴谋，那就不是一个：）员了，那就要按照党纪国法来处理一切问题了。譬如对待‘四人帮’的处理，就不是党内矛盾的处理方法，而是用刑法来处理。”
邓小平的话，对陈永贵有相当的震慑力。他隔了好久，才说:“我向中央保留我的意见，但我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上世纪80年代末，当陈永贵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终于恢复了自己一个农民的本来面目。他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我梦见毛主席了，毛主席让我继续到另外一个地方给他干事。邓小平是好人，他没有把我给关起来，还给我好吃好住的……”(项原摘自《：）员》第9期，作者顾育豹)
1977华国锋批邓小平：他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
正文我来说两句(3175人参与)扫描到手机关闭.2014-09-02 11:27:50来源：综合 作者：傅高义 手机看新闻保存到博客大|中|小打印.第1页 :对邓小平问题的突破第1页 :对邓小平问题的突破第2页 :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第3页 :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 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
逮捕“四人帮”后不久，李先念去看望当时在北京西山疗养的邓小平时，鼓励他为回来工作做好准备。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拥立领袖的人也一再向其他人表示，他们支持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做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即所谓的“右倾翻案风”)。
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还承认，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1976年12月12日出现了有利于邓小平的另一个突破。叶帅收到他的长期部下、时任中联部部长耿飚的一封信。耿飚在信中附了一份材料，证明“四人帮”篡改天安门事件报告中的证据，欺骗毛主席和：）。叶剑英立即对他的部下说，这个新的证据很重要，应当为“四五”事件平反。叶帅收到这些材料两天后，邓小平便重新获准看中央文件。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
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
《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纲”指阶级斗争)——在2月7日一发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两个凡是”的社论刺激了批评华国锋的人，而是否让邓小平复出则成为争论的中心。《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
在离中南海只有几个街区的京西宾馆召开的这次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会议议程：(1)研究处理“四人帮”的下一步措施；(2)讨论1977年的经济计划；(3)筹划1977年下半年党的工作，包括提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
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半年后，中共领导干部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座谈会。但与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1977年3月的会议气氛仍受到那些认为坦率讨论毛泽东的错误还为时尚早的人的限制。即便如此，在某些问题上还是取得了共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文革”转向四化；维护中国：）的领导；继续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增加对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利用。
但是，在“文革”期间经受过身心折磨的老干部与这一政治运动的受益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分歧。
1977年3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作的冗长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还要继续批邓，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常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华国锋想进一步维护毛泽东的遗产，他也意识到了处理“四五”事件引起的消极反应，因此对代表们说，对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然而他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长期为党工作，资格远在汪东兴之上，他们回答说，把不把我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上会下广为流传。
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
在发生着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华国锋力求掌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以便加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4月7日，中央传达了华国锋关于如何学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指示，其中提到毛泽东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段话。一周后的4月15日，经华国锋正式批准，《毛选》第五卷出版。但不论华的指示还是《毛选》第五卷的出版，都未能阻止人们对邓小平重新担任要职的不断增长的支持。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
邓小平随后感谢中央为他洗清了名声，承认他没有参与天安门事件。他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做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因此邓小平对自己的好友说，他坚信天安门事件不久就会被看作一场革命运动。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做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
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不管什么人，只要做事就会犯错误。一个人能做到七分正确就很不错了。邓小平说，如果我死后人们能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人们估计邓小平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会写信公开表示接受华国锋的领导。邓小平也遂了他们的心愿。他在1976年10月10日的信中就已说过：“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保证15年或20年之久。”4月14日邓小平对信做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5月3日这些信在党内印发，一直下发到县团级。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当邓小平写信表示接受他的领导后，华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做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
习近平15岁遭"四人帮"迫害：多次关押审查2014-09-06 09:08:50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有1591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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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儿子习近平合影。http://img6.cache.netease.com/cnews/2014/9/6/20140906090740da3bc.jpg
习仲勋同志与儿子习远平合影。父亲走了11年了。今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我只能在我的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他还不止一次写给孩子们：“雪中送炭惟吾愿。”“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纵观父亲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生都在“雪中送炭”。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都挺身而出了。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的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没整过人”应该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他这个小儿子的特别家训。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给我念这一课，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我感谢父亲，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就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无法探望他。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众说纷纭，杳无音信。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走了，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罗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遥远的、可思而不可见的梦。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我反复猜测……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我高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没人说话，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流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身体，父亲坚持了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直抽到手指掐捏不住烟卷的时候。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长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