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民--他从广安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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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佳、于爽《三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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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民《新编凤阳花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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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谈邓小平功过：没有华国锋他只是个老百姓
2012-04-22 02:01:30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出奇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叶群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舒云点评：不止如此，因为毛泽东对汪东兴亲口说了要设国家主席，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舒云点评：汪东兴与毛家湾亲近，甚至把毛泽东的文件拿给叶群看。为什么毛泽东容忍了？因为这是毛泽东的意思，否则早把汪东兴下监狱了）。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升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得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20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后）和华国锋见面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地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常客。
附：汪东兴的儿子汪振凯简介
汪振凯，男，汉族，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
附2：汪东兴的女婿康永年简介
康永年，男，汉族，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1978年华国锋背着邓小平偷偷阅兵内幕
2014-05-16 11:49:00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邓小平刚刚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员苏振华。五月，华国锋却背着中央军委，调动一百二十艘舰艇，八十架飞机在大连搞大规模阅兵笼络这位开国上将。中央高层发生这样公开对峙的事件，实属罕见。然而，究其内幕，鲜为人知。
风起东海，云落西山，北京的五月。
红墙金瓦，老树新绿，迎着落日余晖放射出瑰丽的色彩，稍不留意便悄悄黯淡下去，渐渐浸入一片幽蓝的朦胧中。
华国锋烟瘾不小，一枝接一枝吸，心中潮起潮落：红墙有幸亲风雨，岁月无情疏旧侣……
粉碎“四人帮”惊心动魄，亢奋之感尚在情绪的极峰上明光闪烁，却已回黄转绿又一春。
一九七八年的春天，日子一天难过一天。门外与“老毛子”对峙，门内有“西单民主墙”和党内路线之争，真是“边寨惊烽，萧墙掣电”，案头卷宗无日不盈尺。他鲜明地感到一年前所享有的“极高威望”，正在急剧坠落，每前行一步都不得不环顾周围；心事重重，疑虑丛生……
有一条是明确的：站在“你办事，我放心”对面的，是“思圆行方”，“人才难得”，“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须得拨冗静思，便想起邓小平当面的一句凌厉表态：这是一种较量……
怎样的一种较量？
老人家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单命的行动。老人家逝世不足一月，粉碎了“四人帮”，仿佛失去了天条，各种思潮和“理论”顿时泛起。
华国锋和汪东兴忙祭起“两个凡是”的法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邓小平尚未正式出山，便针锋相对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毛泽东生前在一封信中所写：他料定死后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一些话，另一些人将拿起他讲过的另一些话，互相斗法。
令人尴尬的是，这封“为要打鬼，借助钟馗”的信是写给被华国锋囚押起来的江青女士的。
这一回合，邓小平上来就占了主动。因为他提出了“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老人家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说“四人帮”拉不走军队，与邓小平较量则大不相同。
邓小平出山后，立刻抓军队整顿。把杨成武、梁必业、黄玉昆叫去谈军队建设，谈整顿的方针和形势。杨成武将此事报告叶剑英，叶剑英指示：“你把小平同志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送我，我看以后还要送给华主席。”
杨成武向黄玉昆、梁必业传达叶帅指示，将记录整理出来，签名后送达叶剑英。叶剑英阅后批四个字：“送华主席。”他吩咐杨成武：“记录先送小平过目，如果准确，即送华主席。”
杨成武将叶帅指示再次转达黄玉昆及梁必业，然后送邓小平过目。
这份记录再没退回来，华国锋也始终未见到。
华国锋不甘撒手军队。
一九七八年四月，南海舰队一艘导弹驱逐舰在湛江爆炸沉没，这是中国海军建军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海军司令部和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上将。
苏振华不满，向华国锋告状。华国锋正不甘撒手军队，借此机会抚慰苏振华，并决定五月上旬访问朝鲜归来时，在大连检阅海军，以示对苏振华的支持。这次检阅拟动用一百二十艘军舰，八十架飞机……
这时，杨成武已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由罗瑞卿大将出任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获悉海军调动的消息，当即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现已调集了七十艘军舰，二十多架飞机。这么大行动，未经军委，是华国锋擅自决定，并且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
人民解放军首要的政治原则是“党指挥枪”。只有军委能代表党，任何个人都不能替代。
邓小平下令停止这次检阅，并严肃处理直接责任者。
“这是一种较量。”邓小平当面对华国锋讲，这事就发生在几天前。华国锋当时的尴尬可想而知。他明白，军委是站在邓小平一边的。
老人家还说过：“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上任后，夜以继日，批一万多封来信，先后为六千多名高级干部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这六千多名高级干部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
五月多事。检阅军队一波未平，《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这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走的一步棋。
汪东兴下令：“《红旗》不表态。”
华国锋首肯：“就是不表态！”
招呼打到各省各部门，听招呼的却只有一个湖南省。
湖南是华国锋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湖南也是出干部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湖南省的负责人是捧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回省作传达，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也是坚决站在华主席一边……（本文摘自权延赤《中国纪事文丛――龙困与微行》中国文联出版社)（杨国选）
胡耀帮拒绝当邓小平接班人内幕
2014-09-06 10:36:5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对于这两个问题，邓心中已有腹案：胡耀邦接替他，总书记从胡启立、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据《胡耀邦传》透露，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
彻底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中国：）发展历程中具重大意义的事。邓小平以身作则，毅然做出“全退”决定，堪称伟大之举。但“全退”虽只二字，背后的过程却是曲折和艰难的。实际上，邓小平1984年夏季在北戴河自己的80岁寿宴上，就宣布自己将在中共十三大彻底退休，但结果直到1990年才真正退下来。
让老同志退休要得罪很多人
“文革”结束，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筹划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多次在军队系统强调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性。比如，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讲道：“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成为全国工作的重心，选拔年轻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变得更为急迫。鉴于这种形势，邓小平重申：“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想不通了。”
但“想不通”是自然的，有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刚刚复出工作，又要退位让贤，很难转过弯来；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压不住阵脚；还有些老干部对“文革”中那些造反派整老干部还心有余悸，担心他们乘此机会重新起来翻腾。况且，领导干部职务还等同于名誉、地位、待遇等切实利益。在没有形成制度的前提下，让所有老同志自觉退位，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而这些老干部遍布中央和地方各省市，推行起来势必要得罪很多人。
实际是个接班人问题
面对重重困难，邓小平本人多次表达带头退休的愿望。1981年7月，在省、直辖市、自治区书记座谈会上，他说：“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干部要开明，要带头。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之所以“现在还不行”，关键在于“退了之后谁上”还未确定，不把权力交接到恰当的人手中，谁也不会放心。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以此为目的建立的。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也是从这一年开始，邓小平放风自己将在十三大全退，给全党做出表率。但邓小平退休，势必牵出两个问题：谁接总书记的班？谁填补邓小平、陈云留下的权力空白？
对于这两个问题，邓心中已有腹案：胡耀邦接替他，总书记从胡启立、乔石等年轻干部中挑选一位。据《胡耀邦传》透露，邓小平曾约胡耀邦到家中谈论中共十三大人事安排。胡耀邦说：“我已年过七十了，十三大一定要下来。”邓小平说：“我、陈云、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当总书记，而再当一届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全退”变“半退”的背后
1986年10月，邓小平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1987年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不只是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要一退到底，退出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但变数丛生，1987年1月，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临时受命，主持中央工作。此时十三大召开在即，邓若全退，包括军委主席在内的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势必落到赵紫阳肩上。
由于核心领导层的新老交替意义重大，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对此很是慎重，王震在此前就曾为此专门咨询过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在沉思半晌后，回答王震说：“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十三大召开前夕，劝留邓小平的元老们集结起来，纷纷劝说邓小平。终于，邓小平收回“全退”的决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则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小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仍担任军委主席，直到1990年初正式辞去这一职务。（摘编自《新闻午报》《回忆父亲聂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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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邓小平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
2014-05-05 11:14:59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话？而邓小平则在一旁不语。
毛泽东对基辛格(江青在香山饭店发表长篇讲话的那一年毛泽东会见了他两次)讲，北京主要战略向美国人倾斜，缘起于中苏之间的敌视。
毛泽东批评基辛格时不像江青那样，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冒险家。毛泽东主要批评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没能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贪婪的、多少也算是资产阶级的北极熊。
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与江青一样担心同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有可能受到污染。但是，他并不像极左派林彪那样渴望回到对美苏实行“等距离”外交政策中去。
江青有可能看到“杜勒斯的幽灵”正从太平洋彼岸飘来，而毛泽东却坚信这个幽灵正在克里姆林宫中。
毛泽东对北京10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犹豫不决。江青激怒了他，虽然这位自负者比极左派还要糟，但因为某种感情的牵连，某种面子上的需要及某些踌躇的猜疑拖住了毛泽东的手脚，使她没有被清除。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依赖所在，这位副总理在1974年底坐上周恩来的交椅，但毛泽东在与他相处的时候又特别留神。邓小平无疑仍然“很聋”，如毛泽东在60年代指责过的那样。现在，当这位主席发言时，他已能随机应变，给人的印象是全神贯注，而不再敲着手指头似乎在说会议议程应该进入下一个了。
毛泽东让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外出视察。在这次到各省的巡视中，我们无法知晓这位“小个子”和“坐直升机上来的人”是如何相处的。他俩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召见他们让他们汇报所见所闻。
“我死后中国将会怎样？”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令人不可思议，就如他派出的小组令人费解一样(除非精明到极点，否则不会作出这种选择)。
年轻的王洪文回答说：“全国人民一定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难道愿意听他的娃娃话？
邓小平再度参政是在“批孔”刚开始后的几个月，他能相对灵活地时待这场运动了。他私下对人说：“孔子已经死了，他的思想也不合乎时代，我们应该反对。我们也要死的，几千年后我们的思想也要遭到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与人们的思想是不一致的”《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几年前，当毛泽东对蒙哥马利勋爵说刘少奇将继承他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时，布莱顿顺势抓住这个问题。
“我问(毛)，刘少奇之后谁将接替他”。他不知道或是不关心这一点。他说他自己要见马克思去了，在中国，他们自己会安排好的。
但是，也许他确实关心这一点。参见《七十年代》，1977(3)。（就）说这些吗？几天以后，在中央委员会的小组会议上听王洪文讲话的人，也不会听到什么别的东西。
“一场内战将会爆发，全国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根据香港的：）情报来源提供的消息，毛泽东欣赏邓小平的答案。
尽管其报道大多数时候脱离实际，但毛泽东仍然坚持读《人民日报》这份差强人意的报纸。这份6个版面的报纸像是一个大的宣传委员会编写的。新闻可是这壶里的茶。((人民日报》不是报道而是告诫。它是(或者至少毛泽东在世时是)每日教义的阐释，其新闻性质是把具体的道德说教牢牢植根于永恒不变的真理中。不管怎么说，年迈的毛泽东还是从1974年的那闹哄哄的版面中发现了一些真相。
凡是反映他过去熟悉的事情就是真理。如果他读到杭州一家丝绸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就是事实。他认为他是与两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从20年代开始攀登权力之峰时起就是这样。他觉得他清楚路线的分歧所在。他甚至这样劝慰自己，假若“工人阶级路线”战胜了“资产阶级路线”，那么，丝绸的产量就会提高。
不过，毛泽东生活在往事中，否则他难以相信1974年的《人民日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感觉。同时，毛泽东的健康进一步恶化，1974年9月最后一次游泳时差点使他窒息。终于，他只能左侧躺着，其他任何姿势都使他呼吸困难。卧床的剧痛和全身发痒的皮疹折磨着他。
邓小平谈反腐败 要从领导干部家中查起
2014-08-24 12:25:34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邓小平交待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我们是真正反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央领导人和中央领导集体怎样才能干好。
“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
党的领导人的眼界和胸怀决定党的事业成败。邓小平总结历史说：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邓小平指出：“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他强调：“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 ”
邓小平讲的眼界和胸怀，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必备的政治素质，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根本要求。
“反腐败这个关必须过，对党内高层腐败下不了手，就会丧失人心，就会失败，这是大局，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要公布于众。”
对于反腐败的决心和措施，邓小平交待了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我们是真正反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二是“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 ”三是“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四是“惩治腐败，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
邓小平讲的反腐败，既是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也是干好党的事业的有力武器。
“决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小圈子害死人。”
邓小平在谈话中说，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这一派或那一派。 30年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邓小平讲了两个亲身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他说，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第二个例子，他说，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他指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
“领导这么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进入中央最高层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人都有缺点需要继续改进，对班子满意就行，关键在领导核心。”对于领导核心是关键，邓小平明确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 ”倪德刚
文革毛泽东让汪东兴转告邓小平：要忍
2014-08-24 12:06:49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今天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 《邓小平传 （1904-1974）》，日前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邓小平最初对“文革”认识不清
“文革”开始后，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京大学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 ”《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
对于频繁 “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
毛泽东说：“他 （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 ”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 “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 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毛泽东面试邓小平和王洪文 小平一语惊人胜出
2014-08-22 09:44:00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邓小平和王洪文，曾经当面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便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当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就记述了毛泽东对王洪文和邓小平面试后，调整八大军区司令员的来龙去脉。
1971年9月13日，林彪坠机身亡后，毛泽东需要确保军队领导班子的团结和忠诚。他在林彪坠机之前已经预先采取措施加强了军队对他的支持以防范林彪。1971年8月，他亲自视察了华中和华南地区的部队，公开谈到自己和林彪的分歧。他还撤换了一些军队领导人，削弱了林彪的势力。坠机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中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4名军队干部，被要求在10日内表态与林彪划清界限。其实这些人在几天之内便被抓了起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得到释放。
在1959年撤掉彭德怀的国防部长职务后，毛泽东主要重用和依靠林彪团结部队。林彪死后，中央也需要有人来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先是依靠在军队中德高望重、从不树敌的叶剑英元帅。到了1973年底，毛泽东开始依靠更有能力的邓小平去处理美中关系时，他也转而倚重邓小平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
在中共“十大”后不久，毛泽东为了考验邓小平和王洪文，曾经问过他们，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王洪文说，主席的革命路线将会继续。邓小平深知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权力，他说，可能“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回答更好，便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当年底，各大军区司令员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原来，毛泽东在中共“十大”后获悉，刚当上：）副主席的军队领导人李德生在“9.13”事件发生前还给林彪写过效忠信。这件事让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担心其他大军区司令员也可能与林彪的关系过于密切，于是决定对他们进行调整。为了减少他们调整职位后网罗亲信的风险，他们在调动时不能带走自己的人马。
当毛泽东又发现其他的一些军队领导人也写过给林彪的效忠信后，便对林彪曾领导的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也产生了怀疑。于是，决定把跟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军区领导人调到北京来。林彪大权在握时邓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泽东知道邓小平不可能和林彪关系密切。他还了解，军队的两个关键领导人，即已被调往沈阳军区的李德生和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最敏感职务的陈锡联二人都曾在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任过职，所以他相信邓小平能够领导好他们。于是，在邓小平的建议下，毛泽东便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对调。
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后不久，毛泽东就宣布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他说：“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你不要这个头衔，那就当总参谋长吧。”邓小平一向重实权不重虚名，他客气地谢绝了那些头衔。毛泽东心里清楚，任命邓小平可以让军队上层松一口气，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在军队中的资历，还因为他们确信邓小平不会进行打击报复。任命邓小平的职务后，并没有明确叶剑英和邓小平二人排名的先后。但是，叶、邓二人相互尊重，相互扶持，在与军区司令员开展工作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和工作。
陈永贵怒骂胡耀邦狗日的：我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不是
2014-08-21 11:34:55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怒气，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不管是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哪种社会制度，总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总要解决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问题。陈永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无非是试图按毛泽东的教导，用革命精神和行政的手段去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凭这种独特的尝试，记性好的中国人就不会忘记他。
陈永贵与胡耀邦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还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陈永贵的官大。不过胡耀邦敢说敢干，他在中央党校讲起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时，就直截了当地说那是劳民伤财。胡耀邦文革期间挨整下放，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多年，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花架子等毛病看得很真切，所以他对陈永贵极端重视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以为然。陈永贵听说胡耀邦把他那套宝贝说成是劳民伤财，不由得火冒三丈，满脸怒容地骂道：“胡耀邦？他？！什么他妈的胡耀邦？胡乱邦！农民不修地咋呀？吃啥？”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永贵与胡耀邦主张的路线多次发生冲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按华国锋的路子起草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被推翻了，胡耀邦另起炉灶搞了一份。按胡耀邦的路数搞出来的“决定”草案指责了穷过渡和平调风，强调了按劳分配原则，批评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还宣布今后不准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当成资本主义来批。对此，陈永贵怒气冲冲。三中全会进行期间，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领着儿子去交道口看望陈永贵，只见陈永贵正在院子里来回走，一脸怒气，见了人连招呼也不打。李韩锁问：“老陈，你这是咋啦？”陈永贵将手一挥，道：“哼！我跟狗日的吵翻了！”
那一段时期，陈永贵火气很大，几乎逢人便骂。华国锋显然看出了陈永贵的不满，而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便在三中全会期间专门找他谈了话，劝他注意一下“两个凡是”的立场。陈永贵在三中全会上虽然举了手，但心里并不舒服。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的地位迅速上升，入了政治局，当了中共中央秘书长。1979年1月18日，三中全会闭幕不过20天，胡耀邦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号召打破枷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这次会上陈永贵又与胡耀邦的见解发生了冲突。
这次开了80多天的会议讨论到毛主席的历史地位问题，讨论到以“西单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问题，也初步涉及到对大寨的评价问题。对陈永贵来说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大问题。陈永贵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这次会，也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不能容忍说毛泽东一个“不”字。1979年5月7日，陈永贵回到昔阳，向36位县委委员和公社书记透露了一些务虚会上关于大寨的争论。他谈起了大队核算和自留地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三中全会通过的那份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定草案中已经明确提到，即坚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支持社员种自留地和发展家庭副业。陈永贵在那次会议上也举了手。但是昔阳已经把自留地收了多年，大队核算也搞了多年，又该怎么办？陈永贵不服输。他说，我们没有下放土地也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为后人造下大福。
在胡耀邦主持日常工作期间，报纸上对于大寨的宣传急剧减少，一些地方对此颇有微辞，压力渐渐集中到了胡耀邦身上。
宁夏自治区党委书记薛宠福给中央写信说：“这个时期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宣传报道及文件里，对学大寨的问题也不提了，现在农村有不少传说。有的说大寨方向不对，有的说大寨大队干部参加集体劳动是假的，有的说学大寨太艰苦了，生产水平不高，给国家贡献也不大。下边学大寨的劲头也小了。……我建议我们的宣传机关和报纸等，还要把学大寨的宣传报道放在适当地位。”
陈永贵失去副总理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到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1982年9月 1日，中国：）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代表团里没有陈永贵的踪影。陈永贵在山西落选，连十二大代表也没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头衔自然也就失去了。
闲居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心情苦闷，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便拉着他打扑克。陈永贵打牌认真，不许别人侮牌，但是自己老悔牌，输了还挺生气。如此争争吵吵地闹上一阵，心绪渐渐转开了。
一天，他把贴身内卫张gen昌叫来，让他代笔写几封信。第一封信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叫他们与中央一致，按三中全会的路线进一步把大寨的工作做好。另外，陈永贵让大多党支部把他家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缸也归公给队里。他此时有了举家迁入北京的打算。第二封信是写给老伴宋玉玲的。陈永贵让宋玉玲把他的那块毡送给贾进财，让她准备一下到北京过春节，把小儿子陈明亮带到北京来读书。陈永贵每年过春节必回昔阳，饱享衣锦还乡的荣耀，可是如今家乡有许多人在揭发批判他，他初次尝到了有家归不得的滋味。第三封信写给大儿子陈明珠，叫他暂时不要到北京来。这时陈明珠正遭大难，被称为“虎头山下一只虎”，党籍丢了，脑子受惊吓，落下个头疼的病根。信发出后，陈永贵轻松了许多，可没过几天，忽然又显得不安起来，急着要搬家。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走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22号楼上，拨给他一套12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1981年农历正月初十，两辆130卡车拉着陈永贵的全部家当搬出了交道口小院。
搬到22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管理局也不坚持，只好每月多发给陈永贵50元保姆费。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玉米。他闲不住，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笤帚扫楼梯，从12层一直扫下去。一天，他提着篮子，来到附近一家蔬菜商店，指着柜台上的菜说：“称2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经理见陈永贵，便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呵呵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送来一篮子最好的菜，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是扔下钱便走，从此他再也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在北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挺受人尊敬的永贵大叔。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呵呵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
陈永贵的家成了昔阳老乡进京落脚站。老乡进了家门，陈永贵便陪着喝几盅，问问家乡的事。小辈的不知深浅，劝他少操心，他便骂道：“你懂个屁！”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的老乡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要下了。老乡欢天喜地跑去办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只要200块钱。陈永贵问，“什么200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答道。“ 这钱怎么开发票？”老乡笑道：“悄悄给人家装兜里， 开什么发票！”
陈永贵一听便说：“我不能干这肥了私人的事。”随即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转着圈央求，陈永贵理也不理，到底把车皮退了。1983年春，陈永贵不甘心在看报纸和养花中度过余生，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他每周上一天班，帮着农场办一些他们办不成的事，买些他们买不到的东西。陈永贵最得随和朴实，很受大家的欢迎和尊敬。
大包干
中国实行农材改革之后，人们很想知道陈永贵的态度，记者们采访他时总忘不了问他对大包干有什么看法。陈永贵笑道：“别看我老了，这会儿包给我10亩地，产量也不会落在后边。”于是有的报道荆海┞永贵拥护大包干。其实陈永贵是在有意把话岔开。他根本就不想谈这类事。有一回陈明珠跟他父亲谈话，说宪法中规定的“四大”取消了。陈永贵曾赞颂过“四大”，可是他只浅浅一笑说：“取消了好哩，抄起家来，闹咱一通还不是白闹？”
尽管陈永贵尽力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有的海外记者却穷追不舍，非让他谈谈双包责任制不可。陈永贵躲不过，便说：“现在农村搞的责任制，是完全对的。干什么工作没有责任制不行。”虽然陈永贵表面上承认大包干能增产，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他认为大包干是行小惠，言不及义。1982年大寨被迫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曾表示过反对。他说：“咱大寨不适合搞包产到户。”但是，大寨的名气太大，不搞大包干太引人注目，省里县里坚持叫大寨实行大包干。陈永贵提了建议人家不听，他也就不再坚持，叹道：“人家不让，咱别管那事了。”
陈永贵在公开场合既不说大包干好，也不说大包干不好，但是他直到临终也没有认输。农业部部长何康有一次去看陈永贵，说起大包干使粮食增产，陈永贵道：“用我那办法也照样增产。”
病逝
1985年1月，陈永贵头痛咳嗽，浑身乏力，便吃了些感冒药。可是这次感冒越来越重，右耳根部还长出一个疙瘩，陈永贵明显消瘦。
7月，北京医院为他做腮腺瘤切除手术，同时发现他的肺有问题。经过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8月，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安慰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60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5元是不行的。”听说陈永贵住院后，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也前去探望。
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也知道没救了，便时常谈起后事。一次，有人谈起报刊上批判蒯大富的文章，陈永贵对陈明珠说：“唉，我死了，还不像蒯大富那样给我说个乱七八糟哩？”这时，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一次，李喜慎来看他，陈永贵说：“喜慎，肺癌能活几天？我去世后，你们把昔阳的事澄清澄清，特别是西水东调工程，花了5000万元，社员受了四五年苦，要说欠债，就这个债哩。”说着说着陈永贵流下眼泪。
临终前，陈永贵知道自己不行了，想落叶归根，回大寨去死。陈明珠把他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嘱咐陈明珠：把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
临终前5天，中央办公厅专门把郭凤莲、宋立英、梁便良、贾来恒、赵存棠等大寨的新老干部接到北京，最后见陈永贵一面。1986年3月26日上午11时，陈永贵永远地睡着了。陈永贵同志病重期间，习仲勋、胡启立、郝建秀、王兆国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忠，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阮泊生等，以及陈永贵同志在大寨和北京东郊农场的生前好友，都来过医院看望。
陈永贵逝世后，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第三天下午，一辆高级轿车在八宝山火化场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人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一道人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贯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
5天后，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灵车开到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时，只见昔阳县的领导人已在此迎候。灵车行至平定与昔阳的交界处，迎面又有一排人跪在路上。梁便良、宋立英、郭凤莲等人也在此迎灵。
下午4点，灵车开到大寨。这里早已人山人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把大寨围个水池不通。陈明珠捧着骨灰盒从车上下来，许多人一见放声大哭。震耳欲聋的鞭炮炸响了，昔阳艺术学校的乐队奏起了山西民间乐曲。许多人向陈明珠拥过去，都想摸一下骨灰盒。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 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寨的土地上。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 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文毛主席提邓小平任副总理遭谁反对
2014-08-22 09:59:43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江青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1974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1974年10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总、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1974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现在风庆轮远航返回，他们又想寻机惹事。?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一个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第二天（10月18日）上午9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借汇报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18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17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20日）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18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18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红潮网摘编自《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作者：程中原、夏杏珍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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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75复出内幕 因反林彪受毛泽东赏识
2014-08-21 10:52:33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的时候，毛找邓谈话，要邓同林彪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他同林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1967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967年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在林彪事件爆发前夜，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表露了毛泽东当此危急时刻的考虑。?
林彪自我爆炸，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
1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ZK）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摘自《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作者：程中原、夏杏珍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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