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共为刘少奇平反决议曝光
2014-08-21 11:09:03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通过
刘少奇同志，一八九八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副主席、国家主席。
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同志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同志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撤销了刘少奇同志：）副主席的职务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不但对关于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认识和错误处理的形成，起了极为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了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十一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刘少奇同志本人，早在一九六六年冬即被隔离和批斗。在整个隔离、批斗过程中，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一九六九年十月，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十一月十二日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一九二五年在长沙
“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十二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飏（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飏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唯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一九五二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飏，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竟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十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六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一九五三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一九五二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一月二十四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一九二四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一月二十六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十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一月二十九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所谓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和庐山
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原审查报告认定，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紧要关头，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位，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列举的“罪名”是：1．在“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2．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工人运动小组长”，向敌人献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3．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还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4．在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据复查，这些罪名都与事实不符，或是诬陷，或是虚构，不能成立。
第一，“四•三”惨案问题。据查，在驻汉口日本水兵杀人惨案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代表工会出席各人民团体紧急会议和参与主持工会联席会议，在组织群众反日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对此，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的《汉口民国日报》曾有报道。各工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和全省总工会的布告中，号召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不要打日本人”等，经查阅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和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等历史档案，这是根据当时：）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制定，不是刘少奇同志个人决定的。原审查报告不问来由，颠倒是非，把这些当时见报的文告词句，拼凑成刘少奇同志“为日寇保镖”的罪名，显然是蓄意歪曲历史。
第二，所谓“担任国民：）‘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以及“向陈公博献策”的问题。这一条，出自丁觉群（当时是：）员，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一九二八年被捕以后脱党，参加过复兴社，已于一九七八年初病死）一人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的“书面交代”，并无其他证据。经查对原专案组审讯丁觉群的档案，发现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丁在“监护”中交出一份笔供，附信公开说明：“为了批倒批臭刘少奇，我这个文件是打破事实框框写的。”同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丁四次翻供和申述，在十一月十三日的申述中特别提到：“首长已经向我揭开了盖子，反戈一击有功，且可免追既往罪过，否则交群众斗争，交公安机关治罪，停止退休金，以至促短自己有限生命，而落个遗臭万年。聆训后，我思想斗争剧烈，思想起伏，终夜无眠。”丁一九六八年十月六识的“书面交代”，就是在这之后，按照原专案组的提示编造的。又查到一九七二年丁被释放回家后的日记，其中写道：“我只说在党内我受刘的领导，而不提陈独秀当权的：）对我的指示，和湖北省委书记张国焘对我面示，就是使刘贼无所躲闪，而我自己情愿把一切担负起来。”丁的儿子丁运隆交出这本日记时说明，其父生前对他说过：“我深深地知道，刘少奇早已被打倒了，现在只是要找到一些能够说明所以必须打倒的罪证材料公布于世，以求名正言顺。我不能使他们如愿以偿，我是下不了台的。”由此可以完全证明，丁觉群的口供是被迫编造的。又据调查，这个一名组长、一名组员（丁觉群）的所谓“工人运动小组”，根本就不存在。既然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机构，当然刘少奇同志被指定为小组长是虚构的。这也证明，丁觉群的“书面交代”是捏造的。
第三，调动武汉工会干部问题。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
第四，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经查阅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独秀等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会议记录，这些有关材料都说明：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刘少奇同志当时并非中央主要成员，凡是了解这一段党的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重要的问题，绝不是他所能决定的。至于他作为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代表工会去作缴枪经过和意义的报告，完全是执行上级的错误决定的问题。原审查报告把这件事的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把它又演绎成“特务内奸活动”，则显然是栽赃诬陷。
第五，是否有所谓“苦肉计”，即一九二七年在武汉曾否被捕的问题。1．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两处是隔壁）工作的林棣之、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多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晚，有一些国民党军队冲进全总和省总闹事，但没有见到和听说发生过向忠发、许白昊、项英、刘少奇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的事。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武汉国民：）会议记录，一方面提到纠察队解散以后，发生了军队占工会房子，抓了工会的人；另一方面又提到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兵保护他们，等等。这里所说的“抓工会的人”一事，显然不是指刘少奇同志等全总和省总的主要领导人。如果当时刘少奇同志已经被捕，当然就不会有李立三、刘少奇同志向武汉国民党当局报告，要求保护的事。3．当时的《庸报》、《申报》、《时报》、《顺天时报》等，有关这次军队一度“占领总工会会址”，与工会发生纠纷的报道，不仅没有提到有工会主要领导人被捕，而且有的说：“经苏兆征与第八军李品仙交涉结果，此事乃双方意见有欠疏通之故，现经谈妥，军队已于午后撤退”（申报）；有的说，“……今晨军队占领工会会所事，经双方解释，误会全祛。今晚军队已撤去，工会仍归纠察队防守”（庸报）。
揭秘邓小平的生母到底是谁?
2014-08-21 09:22:5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我们在一些照片中见到的与邓小平晚年生活在一起的母亲，那是他的继母，她叫夏伯根，是邓小平父亲的最后一位妻子。而邓小平的亲生母亲却鲜为人知，邓小平生前也从没谈过生母的点滴故事。据邓家老人们回忆，邓小平生母出生在当地一个姓淡的大家族，但查找许多材料，没有她的影像，也从没有记载过她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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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亲人，包括他的母亲。
邓小平生前是一个精言慎语之人。精言，他话不多，却恰到好处，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语，不说私语、不说闲话、不讲不负责任的话。笔者认识他当年的两位作战处长，讲起邓小平，都是一个感受：有啥说啥，不讲废话；不想不说，不说但想。知道这一点，再读《邓小平文选》，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层的含义。
邓小平生前说话不论是多是少，却很少说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泽东还讲述过母亲信佛，而邓小平对外似乎从没谈过母亲的点滴。据邓家老人们回忆，邓小平母亲姓淡，但查找许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广安县望溪乡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儿成为邓小平母亲之前，淡家比邓家家业大得多。家大业大是显贵的标志，同时也是受教育的条件，估计淡氏家教不会差。
邓文明老爷与淡氏早年成婚，时邓老爷才15岁。
说起邓老爷，他在广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过翰林，但到邓老爷时，已房无几间，地无几亩，而且是三代单传。好在邓老爷省吃俭用，几个姐妹也勤奋，使邓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地主家庭。这样，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给邓家，勉强算是门当户对。
淡氏年长邓老爷两岁，十分能干，知情懂理；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体健康，这能给邓家带来繁荣。
邓老爷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张氏。张氏嫁到邓家时，邓老爷才13岁，但不到两年，张氏去世，没有儿女。淡氏婚后一年，就生了一个女儿。两年后，为邓家生得一子，就是邓小平了。在邓小平之后，母亲又给他带来弟弟邓垦和邓蜀平。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就在邓家的期盼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可以想象，作为邓家单传几代后的第一个儿子，邓小平是在百般呵护中度过他的幼年的。
5岁那年，父母将他送去读私塾，学名邓希贤。但邓小平只读了一年私塾，就到乡上初小念书。11岁的时候，邓小平考入广安县高小，14岁时就到重庆读“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了。
在邓家，邓小平的母亲的确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特别是她为邓家养育了几个男孩，因而受到乡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从不埋怨什么人，也不打骂孩子，遇到什么事总是讲道理，街坊邻居发生什么纠纷，都请她断家务。过去讲“清官难断家务事”，但这位淡氏断定的家务事却经常受到大家的称道……
淡氏以贤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邓小平的记忆中。那些年，邓小平的父亲邓老爷热心社会活动，曾在“袍哥”中当“三爷”，也就是在组织中处理日常事务，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到了民国时期，邓老爷曾担任过广安县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成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邓小平生活、负责邓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亲。母亲是他的第一个老师，他在母亲身上学到了勤奋、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态度。
据邓家后代们讲，淡氏最疼爱的是邓小平。后来邓小平到法国勤工俭学，一去不复返，有时音讯全无，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节团圆之时，饭菜端上桌时，她已泪流满面。
1926年，淡氏病故，终年42岁。有人说，她是想大儿子想死的。
邓小平只在母亲身边生活到15岁左右，但这15年却影响了他的一生。这位母亲给儿子的影响，也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福祉……
周恩来追悼会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激烈争锋
2014-08-20 10:29:05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悼词赞颂周恩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他建立的不朽功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作出的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悼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周恩来为榜样，化悲痛为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邓小平致悼词时表情凝重，声音低沉悲痛。当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这句时，他声音颤抖，眼含泪水，稍事停顿，极力抑制着自己的巨大悲伤。这时会场上一片哭泣、呜咽。参加追悼会的一位干部回忆说：“这样悲戚的场面，在此前党和国家领导人丧事历史上是空前的。时至今日，那撕心裂肺、悲痛欲绝的场面仍不时闪现在我的眼前。”
1月11日，北京居民只是从小道消息得知为周恩来送葬的车队将在当天出现，就已纷纷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的哀思。这天下午，运送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在100辆黑色轿车的跟随下，经天安门广场驶往西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周的遗体将在那里被火化。尽管是数九寒天，但估计有一两百万人伫立于街道两侧。悼念的群众听到让他们担忧的谣言说，政治局不顾周恩来的遗愿，下令将他的遗体火化，他们愤怒地堵住了车队，直到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向他们保证说，遗体火化是周恩来本人的要求。
1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覆盖着党旗的周恩来遗体的照片，这意味着悼念活动已得到允许。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庙（译按：时称劳动人民文化宫）瞻仰周恩来的骨灰盒。虽然禁止佩戴黑纱白花，但制作黑纱的黑布和扎小白花的白纸还是在北京脱销。到1月12日，大约已有200万人曾前往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过花圈和祭文。
在1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议由叶剑英元帅在1月15日宣读政治局为追悼会准备的悼词。叶帅在一个月前刚宣读过康生的悼词，尽管邓小平当时正受到猛烈批判，他还是想给邓小平一个宣读悼词的机会。其他政治局成员接受了叶剑英的建议。毛泽东虽然有权阻止，但是否定政治局的决定也会令自己难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邓小平宣读根据政治局指示正式拟定的悼词。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向精心挑选的5000名与会者宣读了悼词。据经常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当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半个世纪以来，邓小平的生活与周恩来难分难解，两人都在毛手下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过罪。这是邓小平在1977年春天复出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邓小平宣读的悼词颂扬了周恩来。悼词中说，周恩来为党，为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为工人、农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做出了贡献。他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外交事务上他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周恩来同志一生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总是顾全大局，遵守党纪，善于团结绝大多数干部。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为其他领导人树立了生活艰苦朴素的榜样。邓小平又总结道，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做了顽强的斗争。
追悼会一过，立即宣布正式的悼念活动结束。尽管报纸上刊登了追悼会的简讯和邓小平致的悼词，但与革命领袖去世时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几乎没有刊登任何介绍周恩来生平的文章，也没有关于天安门广场上和运送灵柩时参与悼念的群众人数的官方估计。对于这种淡化周恩来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愤愤不平，不仅是因为没有为受到他们崇敬的人举行适当的悼念会，还因为这暗示着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对手在政治上占了上风，他们将实行与周恩来背道而驰的政策。
追悼会过后，按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请求，由她陪伴周恩来的骨灰前往机场。在那里，工人将骨灰送上一架飞机，从空中撒向他奉献了一生的中国大地。
让周恩来含怨离世的伍豪事件未公开真相
2014-08-20 11:09:1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我一向认为周总理在文革中是累死的，气死的，使他最生气的事件之一，就是所谓“伍豪事件”。“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先从文革中的后续事件说起，探讨一下它的由来原委。
文革中伍豪事件的缘起
1967年的5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在20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有人告诉他们，“伍豪”就是周恩来。他们把关于这则启事的材料送到中央文革。
于是，江青等人就把它当作投向周恩来一发重磅炮弹，开始借端发难。这就是文革中的“伍豪事件”。
周恩来为什么又叫“伍豪”？据邓颖超秘书赵炜的文章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阉的形式取代号互相称呼，邓颖超当时抓到的是一号，就叫逸豪，周恩来抓到的是五号，就叫伍豪。年轻时，周恩来很喜欢这个名字，曾用它作为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江青拿到这则启事，5月17日，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ｘｘ），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夫人邓颖超，他们二人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秘书赵茂峰去北京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而且是竖排，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大家耐着性子，坚持一张一张地翻。查到《时报》在1932年2月16日、17日两天刊登了这则启事，18、19日，《新闻报》刊登，《申报》——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纸在20日、21日也登了。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反驳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又查，查了很多报纸都没有找到这条消息，后来还是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启事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高兴地说：“这就清楚了。”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所有登载那则启事的旧报纸一一拍照。
周总理收到江青的信两天后，即5月19日，在江青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
同日，周总理又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据说还在“存”字旁边划了重重的两道杠）
文革小组的各同志阅后，又交到江青这里。毛主席的批示和周总理编制的《大事记》和有关材料，用一个包袱包着，在我（时任江青机要秘书）办公室里放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天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
1968年1月9日，我因受江青的诬陷为“坐探”，被隔离审查，以后又被投入秦城监狱。关于这件事情的后续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后，确切地说，1997年退休后，我在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的过程中，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上看到，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1932年上海的报纸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在这封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
敌人是怎样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
周总理说：“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系敌人伪造。”敌人，即国民党，是怎样伪造这则启事的？这是许多人都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探讨和研究“伍豪事件”应该和必须做的工作。有幸得很，最近收到马雨农先生惠赠的由团结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大著《张冲传》，在这本著作的第三章“中统干将”中有一节《伍豪事件的始作俑者》，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张冲炮制这则启事的情况。“借花献佛”，我据此向希望了解“伍豪事件”始发情况的人们做一介绍。
张冲何许人也？现今中国知道的人不多了——我这个七八十岁的人都不知道。张冲，字淮南，1904年2月生，浙江乐清人。除了已经说到的“中统干将”，他还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称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在《张冲传》的封面上，有这样醒目地介绍：“蒋介石的亲密信使”、“周恩来的挚友良朋”。然而，就是他制造了几将置周恩来于死地的所谓“伍豪事件”。这就是历史真实过程的吊诡之处、复杂之处。研究历史用“直线思维”和“平面思维”的方法是绝对不行的。
张冲究竟为什么制造和怎样制造所谓“伍豪事件”？预先申明一点，请读者原谅，谈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比较多地引用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所提供的材料。
学习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顾顺章（1904年－1935年）这个人。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1931年4月被捕后叛变，他向抓住他的国民党特务蔡孟坚表示：“我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个大计划。可以在三天内，把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的负责人全部消灭掉。不过，我不能对你讲，请你尽快安排，我要面见蒋委员长本人。”顾顺章叛变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顾顺章向国民党邀功的最主要目标是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而张冲也就是利用这一点制造了所谓“伍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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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时任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二号人物。顾顺章叛变后，张冲曾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都扑了空。张冲受挫后不甘心，到1932年2月间，见中共处于困境，就与他的部下调查科派驻上海的特派员黄凯密谋设计，他提出：“可以试用周恩来的化名伍豪，冒充刊登脱党启事”，以此来吸引更多人自首。黄凯很赞同他的想法。张冲连夜起草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第二天由黄凯派人送上海几家主要大报刊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口口声声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张冲炮制这个启事，颇费了一番心思。他这个启事对：）不用恶言恶语，也不刻意丑化，完全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的幡然醒悟，词意分寸，似乎比较符合周恩来这样地位、身份的人所言。正因为如此，这个伪造的启事，极具迷惑性。
中国：）在当时对这则“启事”所采取的措施
张冲挖空心思在炮制这则启事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周恩来此时不在上海。周恩来早在两个月前已撤到江西苏区。这则启事见诸报端后，留守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局负责人，立即识破了这个阴谋，采取严正有力措施，予以反击辟谣。
前面已经说过2月22日在《申报》上登了一条45个字的“伍豪先生鉴”的启事，这是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不过应该指出，周恩来说登这条启事“……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实际上人们并不能一下子看得那样明白。1972年6月13日，亲身经历此事的陈云回忆40年前的这段往事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黑体为笔者加）——这样说比较合理些。
中共上海地下党所采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散发传单辟谣。2月20日。即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个行动，是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辟谣。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由党组织代写的《伍豪启事》。郑重声明：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和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于灭亡的！”这一期《实报》还发表了题为《国民党造谣诬蔑的又一标本》的评论文章。指出：“疯狂的白色恐怖……假借伍豪同志的名义诬蔑伍豪同志（：）的领袖之一），污蔑中国：）。”
第四个更有力的措施，是聘请外籍名律师代言辟谣。党组织通过关系，请当时著名的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出面，在3月4日《申报》广告栏的显要位置，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文曰：
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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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九号
周少山，是周恩来的另一别名。这个启事，以巴和律师的名义，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等于公开辟了谣。巴和是上海享有盛誉的大律师，由他代言声明，不仅权威性强，而且他是法国人，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他不得。
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中共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以四项举措，澄清事实真相，消解了伪造启事的影响。张冲的合谋者黄凯事后失望地说：启事登出后，“哪知毫无反响，好久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相反的《申报》却由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中统的）季源溥（曾）警告史量才不应刊登，史居然拒绝，他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的观点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马雨农先生在《张冲传》中关于周恩来和张冲的关系还有一段话，他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张冲与周恩来的故事，成了注释这一诗句最为经典的范本。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到风雨同舟的朋友，为民族存亡，同赴国难，演绎了一段成为传世佳话的恩仇记。”关于周恩来和张冲两人化敌为友的关系也是很有意义的篇章，但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只能另文论述。只说一点，“张冲是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可惜他英年早逝，1941年弃世时只有38岁。周恩来所作《悼张淮南先生》（当时以《新华日报》社论名义发表），沉痛、生动地叙述了他们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谈判以及此后国共二次合作中的公谊和友谊。周恩来这篇悼文就是《张冲传》的序言。
不仅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局连续出手驳斥伪造启事，澄清谣言，江西苏区也严正驳斥伪造启事。《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2013年修订版记载，1932年2月下旬，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伍豪事件：周恩来文革中经常纠结、终生难忘的一块心病
从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看，所谓伍豪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十分清楚的。从历史史实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所谓伍豪事件有三次表态：一是1932年2月，明确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二是1967年5月，批示：伍豪事件及其相关材料交文革小组阅，存；三是1968年1月，在一封关于伍豪事件的来信摘要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三次批示从1932—1968年历经三十五六年，走的是一个“之”字形。
1967年10月和12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1967年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68年1月10日条目注释；以下所记周的情况均见该《年谱》）——我前面说到这些材料在我办公室存了一段时间后，又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人取走，大概就是周恩来索要引起的。
1968年1月10日，周写信给江青：已将“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此前，13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顺便说一下，就在这件事情即伍豪事件刚刚发生的1967年5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总理把这件事说了一下，“对这件事康生积极为总理证明”，“康生说这件事是敌人搞的，发生以后是由他处理的”。（参见 《王力反思录》，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995页）
1975年9月20日，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二十。’”“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凡此种种，周恩来为了他一生的清白，足见他用心良苦。事实也证明，他这种良苦用心不是多余的。作者：阎长贵原载《经济观察报》2014年5月28日
邓小平五个子女的现状揭秘
2014-08-20 09:12:31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邓小平与卓琳生育有五个孩子，若算上他与先妻张锡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个子女。
在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质方是男孩。三个女孩，邓林是画家，邓楠是国家公务员，邓榕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中，露面最少，也最不为外人所知的是画家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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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画画的邓林
留一头短发，戴一副眼镜，却又有几分怜弱和雅气，说话时细声细语的邓林，显露出女孩子的几分内秀。在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中，她和邓质方都属于语言较少的孩子。
“在医院看护邓小平时，她织毛衣，邓小平看书，都不善交谈。”医生们有这样的印象。
不善言词，并不等于没有思想和见地。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用画笔说话。据画界人士介绍，她熟谙中西美学，视角独特，自成一体。前些年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均获得了社会和业内很高的评价。
在邓小平的孩子中，邓林幼时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战争年代，又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华北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年。9月，邓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时，正在转战途中，没办法带在身边，便在女儿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将这第一个孩子放在一个老乡家中去哺养。
放下孩子，卓琳头也没回就随部队转移了。1943年，邓小平回延安时，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饿得皮包骨，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更让卓琳难过的是，女儿不认她这个亲妈，只是一步一回头地望着乡下的那个干妈哭。
邓林进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没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认独臂将军蔡树藩和陈书莲为干爸、干妈。在邓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干爸、干妈。她在马背上长大，是“公家”的孩子。
据邓家子女回忆，在内战前夕，邓小平从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到武安后，邓林才和一个胖弟弟以及一个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边。在这期间，他们偶尔可以受到父亲的直接影响和母亲的亲自教育。
邓林的记事大概是从邯郸开始的。那时，部队首长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邓林同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的母亲一起，第一次到了：）人打下的大城市，见了什么都新鲜。当别的孩子守着抽水马桶嬉戏时，她却在一户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前站了半小时。母亲说：这孩子喜欢画，将来当画家就好了。
开始，她并没有去学绘画。战争成了她的幼儿园。除此之外，她还是妈妈的助手，帮助照顾弟妹。遇到随军行动时，她早上醒来要给弟妹穿衣喂饭，然后同妈妈一起照顾弟妹上路。这样，从邯郸、郑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动的岁月里长大成人。
和平岁月，邓小平到北京成为中央领导集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孩子们也跟着相聚在北京。邓林先是在安静的环境中接受了基础教育。接着，在上大学时，她儿时的心愿实现了。邓林自己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就是从这里起步，开始了她的画家生涯。
寻梦的季节美丽多姿，当祖国的山川大海映入邓林眼帘的时候，她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在学习期间，她把自己融入美丽的海洋，并用画笔调出快乐的时光……
“文革”开始后不久，她便随着父亲的下台被赶出北京到宣化去劳动。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庄，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她比别人要承载更多，因她是“大走资派”的子女，属于“黑五类”。
好在邓林具有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忍耐力，这些为她艰苦的岁月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教育者看她老实、有文化，而且来自于中央美院，就时常发挥其特长，让她在院落的围墙上写标语。于是，她的笔下留下一道道“：）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印记。
回忆起画家的手和笔在那屈辱岁月被扭曲的往事，邓林似乎没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亲的政治待遇。特别是她在农村见识了善良农民的生活艰辛之后，更不明白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政治理想的父亲，为何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岁月，整个邓家也是随着邓小平的起落，时而暗淡时而光明。好在自父亲从江西回京之后，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亲依偎的温暖日子，她又捡起了画笔。在经历风雨之后，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并结为连理，为人妻为人母。
爱女、艺术家、母亲，成为邓林的整个人生。在父亲邓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后，终于庇护她有了一个宁静的天地和光彩的画室，她的画笔从此再没有停息。
邓林年近70了，她一直在构思一幅画。她要画一个人，一个影响了她一辈子的男人，一个放大成属于民族又属于邓家的光荣人物――那就是她的父亲邓小平！
总设计师家庭里的“大总管”邓楠
有一年，周恩来到邓家，邓小平的孩子围上来与总理见面。卓琳介绍到二女儿邓楠时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家的大管家！
于是，就有了总理说的一段话：我是国家的大管家，你是你们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将来也能管理国家！这话不知真假，但老一辈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许多年后，邓楠没有辜负周伯伯的期望，担任了科技部副部长，参与管理国家的科技工作。
据许多熟悉邓家情况的老人讲，邓楠作为邓家大管家的话曾被邓小平认可。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卓琳向医生介绍邓楠是邓家大管家时，邓小平笑而不语。那是一种默认和赞许。
邓楠比大姐邓林小4岁，比妹妹邓榕大5岁，从小聪慧灵巧，甜甜的笑脸非常惹人喜爱。她出生之时，尽管条件依然艰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时，父亲在外征战，母亲已在地方中央局机关工作，她就随着一群大孩子上学、玩耍。在她女孩子娇柔的性格中，还有几分男孩子的坚毅，年龄虽小，主意却很多，从小有当“娃娃头”的经历。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聪明。别人玩时她玩，别人学习时她学，结果考试时，她总比别人成绩好。见这个女儿天资聪颖，卓琳从小就培养她对物理学的兴趣，给她确定的目标就是北大和清华，结果她后来果不负期望。
在邓家的三个女儿中，邓楠从小受到父母的厚爱和重视，到“文革”运动发起时，她已是家中的一个“小政治家”。
“文革”刚开始时，北京各院校各派系争论不休。一天，邓楠所在学校与妹妹邓榕所在学校的学生碰到一起，结果在会上姐妹俩形成了对立。很快，邓榕就接到妈妈的电话，让她不要同姐姐争论。
无疑，邓楠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来自于她经常与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响作出的正确判断。这种正确判断，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权威性。
那时，邓林沉湎于她的七彩世界，邓榕年龄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闯荡，邓楠便自然成为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较早的成员就有邓楠。那几天，中央开会批判邓小平，邓楠每天从学校回来，同妈妈钻到一个被窝里，用被子盖着头，一谈就是半夜。卓琳告诉她许多不祥的征兆，并向她传授在危急时刻的处置“机密”。在后来邓小平两次受难、与家中断绝联系时，邓楠成为家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邓小平遭到软禁，母亲也不能同子女们联系时，邓楠便显露出“总管家”的能力和权威。
她同奶奶一起负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将家中剩余的资金作出安排，先是计算出每天的生活费，然后留下一点积蓄，以备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后，邓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办人员争吵，最后在宣武门方壶斋胡同争取到两间房子，终于使年迈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护。
从那时起，她带领一家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里打水，上公共厕所，拿着粮票到粮店买米、买面，到工厂买煤；逢年过节时，还去排队买黄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郁闷。邓楠有办法，她就去中办要钱，拿到钱，就说父母的工资不准确，大吵大闹，说要见到爸妈的纸条。工作人员奈何不过，只好叫卓琳写个字条。她拿着字条回到家中，全家又会像过节一般快乐……
后来，邓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乡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邓楠写信是最勤的。她总是履行总管的职责，收集兄弟姐妹的情况，向父母报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给父母写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总有一句话：给爸妈写信了吗？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责任了。邓小平再度被软禁，全家又将被扫地出门时，她就组织全家同来抄家的人进行斗争，保住了住处。同时，她还给临别的父亲以女儿的细心，亲手往父亲口袋里装进一副扑克牌，以伴随父亲战胜寂寞岁月。邓小平于20世纪70年代末第三度复出之时，邓楠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干部、党内同志，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女儿、妻子及母亲。看着邓楠的成长，父母特别高兴：“大管家”确实长大成才了……
邓楠工作后同样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雷厉风行，几乎没人看出她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她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定：尽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坚持在工作岗位上。遇到困难时，她总能出主意、想办法。她办法多，当一般办事员时，她是领导最省心的干部；当领导后，她分管的领域又是上级领导最省心的部门。
随着女儿职务的升迁，邓小平当然高兴，但同时又要防止女儿出现骄傲自满情绪，并担心是否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引来群众意见。女儿每一次出国、调离或职务变更，邓小平总要仔细过问：“这次出国有几个人啊？什么事啊？你为什么去啊？”“工作得很好，为什么要变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么长处啊？”“听说又进步了？征求群众意见没有？你能胜任吗？不能翘尾巴哟！”
邓小平没有思考因为家庭、政治和历史磨难带给孩子们的耽误，但必须要孩子自立自强。当看到邓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断成长时，他高兴；当邓楠给他盛上一大碗饭时，他总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邓楠在父亲晚年时担任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她非常喜欢这个岗位和这份职责，她很自豪。父亲有一个科学的论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亲的愿望去努力实现！
“最漂亮的女儿”邓榕
在邓小平的女儿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邓榕，笔名萧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话讲，她是邓小平的幺女儿！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爷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亲的“史官”，曾写了《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和《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两部书。大家读了她的书，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细腻的文笔所打动，所以知道邓小平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笔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这个大姐生性快人快语，利利索索，感情丰富，待人真诚。许多人说她办事像父亲，笔者倒觉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干脆、深情、善良。
邓小平刚去世那年，她给笔者一位同仁打电话说要写点东西。这位同仁不知她是邓小平三个女儿中的哪一个，她在电话上很干脆地说：最漂亮的那一个。同仁与笔者去和她见面时，她从口音听出笔者籍贯，说：你与我老公是同乡。分别时，她知道笔者回去的方向时，又说：你与我公公住得很近。机敏，诚实，不摆架子，很自然，也很亲近。
她与两个姐姐不一样，她们出生在建国之前，而她则是建国之后第一年出生的。无拘无束，少年没经过多少苦难，加上天性活泼，她的思想在家中总是显得很前卫，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笔者到香港为其《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筹备发行时，还有男士打听：邓小平小女儿婚否？而此时，笔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龄。
据医生讲，毛毛到医院看望邓小平时，病房最不安静。由此，医生隔老远就能作出判断今天邓家是谁值班：大女儿来了之后静悄无声，二女儿来了之后有动有静，小女儿来了之后不大安静；若三个女儿一齐来了，就难安静。由此，可见邓小平的确很幸福：三个女儿，给了他三个世界！
可以想象，毛毛是父亲是喜欢的一个女儿。邓小平晚年外出，她总是身边最近的一个。她会应酬、懂医、能听懂老爷子带方言的普通话，更关键的是，她总是能让老爷子高兴！
外界传说毛毛是学文出身，读的是北师大。其实，她上的是北京医科大学，学医。外界传说她从小在国外留学，这有点离谱。要是邓小平有个女儿在国外，那么“文革”中他会罪加一等。她小时候并不在国外，而是到了陕北插队，在广阔天地里“留学”了3年，补了哥哥、姐姐曾经艰苦经历的一课。
毛毛上大学时喜欢外语，在农村插队时也坚持自学。工作之后，到了外交部，并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当过三等秘书。回国后，她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用她的话说：她的官好当，都是副的。这位大姐的话总有些调皮，但她在工作中从不开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职都非常满意，群众也很支持。
尽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错，但她并没选择从政。她曾说：我们家出了“两个主席、两个部长”，我就不凑热闹了，我喜欢做实在事。她所说的“两位主席”，是指父亲曾任过军委主席，哥哥邓朴方任残联主席；“两位部长”，是指姐姐邓楠任科技部副部长，姑姑邓先群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都是做革命实际工作的。”毛毛大姐说话很诙谐。
笔者与毛毛大姐有过简单的交谈，从而知道她对人生感到满意。尽管她在“文革”中同许多干部子女一样受了许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仅在艰苦岁月里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而且结识了贺平，一个英俊、宽厚、勤奋的男人。
说起丈夫贺平，大姐的话滔滔不绝。那是在她下乡时，一天，一位好友给她介绍了一个老红军家的男孩，两人靠通信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她将他带到江西，经过父亲亲自“考婿”，二人结为连理。再后来，贺平成为邓家的半个儿子，一直照顾到老人家乘鹤西去。
毛毛大姐始终对父亲敬佩不已。于是，在进入不惑之年后，她将少女的写作情愫翻了出来，决定写书，写关于父亲的书。于是，她用最深情的笔调写下了几个字：我的父亲邓小平！
父亲知道这个女儿总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总是支持她去做。
这样，她花了很长时间和许多经历去访问知情者，然后就某些重大问题向父亲核证。再后，她几乎不停笔地写了父亲的早年、父亲的革命和父亲参与建政。除此之外，还有父亲的语言与个性、父亲的领袖与战友，以及父亲的家事与前妻。她冒着寒暑很快写了出来，此书很快成为一本风靡世界的畅销书。
笔者结识毛毛大姐是在邓小平辞世之后。那时，影响她大半个天空的父亲走了，她有些孤独。与此同时，她的专著上半部上市后的余温尚存，知道她想继续写父亲，于是我们便开始了合作。
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纵使女儿的感情让她不能自已，可是父亲的思想过程、险象环生的战争经历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都需要她去采访验证、思考分析和赋予优美的文字。此时她是女儿，但还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为妻子及母亲的责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绑在战车上一般，几乎通宵达旦地工作，她为此感到快乐……
快到文稿杀青时，她约同仁和笔者小聚。说起辛劳，她高兴地说：瘦了。假若谁要减肥，那就叫他写作！
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这位快乐的女儿更忙碌了。她要怀念如同还活着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亲，守望和照顾自己的丈夫，还要陪伴自己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更多的事业。她永远在快乐中生活！
最低调成员幼子邓质方
邓质方是邓小平最小的儿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在荣毅仁力邀下，进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任副总工程师。
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
邓朴方，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四川广安人，1965年9月加入中国：），196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大学学历，文化大革命时在北大跳楼自杀而落下残疾。现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历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书记、理事长，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第一、二、三、四届主席团主席，第一届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中共第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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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最坚决反对邓小平复出的人是谁?
2014-08-19 11:39:31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摘自南方周末网，作者：叶选基（叶剑英元帅侄子），原题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读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有感，本文为节选
叶选基：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叶剑英元帅侄子。香港国叶集团主席。曾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正天科技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曲折
“于书”中提到，华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提法比以前有所变化，肯定了绝大多数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变事件的定性。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几次向华、汪提出“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但未说通。他们坚持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来，华提出“解放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虽未平反，但定调已有所松动。这就是“于书”所提情况的由来。
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叶文珊和我陪叶散步。叶文珊问叶帅：“爸爸，‘天安门事件’问题能解决吗？”
叶答道：“谈了几次未谈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数，说性质不能改，是主席定的。”
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不能解决，不宜鼓动老同志点吴德的名了。为此，我又立即向他们通报了消息，他们得悉后都很气馁，有的干脆不发言了。
但是，王震同志却仍坚持要点吴德的名。他的向秘书无法说服他，很着急，连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经我斗胆坚持，王震同志发言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未点吴德。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邓出来的问题，所谓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叶，因为他已知内情。
这就是这次会议中的插曲。
邓虽未出来，但实际上已关注和间接参与政事了。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批邓”与“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继续“批邓”，国务院大会上有人甚至宣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这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停止“批邓”已是强大的政治呼声，“批邓”实际上是停止了。
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
“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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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谈阻挠邓小平复出内幕 怕被人说宫廷政变
2014-08-19 10:49:26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华国锋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从当时全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他并非不愿意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只是他心存疑虑，要等待时机。
在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想法和盘托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１０月７日）下午，叶选基（叶剑英之侄）见到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吕问：要不要将此事告诉邓？叶答：尽快转告。吕即打电话约见贺平（邓小平的小女婿），告诉他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情况。贺平立即飞车赶到宽街邓宅，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邓小平听了非常振奋。还向子女们解释毛泽东用来评价华国锋的周勃“厚重少文”的典故,说华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就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与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提出“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众：）的指挥”。在这一天，邓小平致信汪东兴转华国锋并：），表示坚决拥护：）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拥护：）由华国锋担任：）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信中写道：“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在10月7日即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以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当场表示赞成。与会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国锋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往后拖”即拖延的方针。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派医生到邓家为邓做了治疗处理。家属对这样治疗颇有意见。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301医院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医院向中央提出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
叶剑英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当晚24时，蒲即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的情况，包括转达叶嘱咐邓安心治疗的关切。为确保安全和疗效，301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腾出专用。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在邓小平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其余党不甘心灭亡，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的严峻形势，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迅速瓦解了“四人帮”在上海企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派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稳定了上海的局势。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举国集会游行，进一步稳定了全国的局势，巩固了以华国锋为首的：）的领导地位。在局势稳定之后，华国锋又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接连发布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三批罪证材料（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国批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他们结成“四人帮”、企图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揭露“四人帮”的反动目的和罪恶历史。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揭露“四人帮”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领导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清查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这些举措，符合党心民意，得到党内外的拥护。只是同时坚持“连带批邓”，不符合历史潮流。
华国锋不是没有主见的人。他从当时全局出发，对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是有考虑的。他并非不愿意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只是他心存疑虑，要等待时机。
在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问题上的想法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
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边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
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4号、5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国锋又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
华国锋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对于华国锋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解决办法，叶剑英也是赞成的。他曾对一位老同志说：
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摘自《新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十二大》 作者：程中原、李正华、张金才人民出版社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9-7 11:23 编辑
邓小平与撒切尔谈判 英国称"中国未必遵守协议"
2014-08-19 10:17:23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以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说到到香港回归，不少人都会问，为什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势如破竹之时不一举解放香港，而把这个问题留到几十年后解决？
从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必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内经济和美国的封锁，审时度势，区别轻重缓急，集中力量处理一系列更紧迫的大事。维持香港现状，避免公开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关系，开辟一条与西方国家联系的国际通道。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那时香港作为中国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对外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 包括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作用非同一般。
1959年，毛泽东针对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曾说过“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
时间进入70年代，1972年6月15日，联合国非殖民地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与澳门。11月18日，第27届联大通过决议，批准了这一建议。 1978年的中国，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这个时候的国际形势，较之从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已开始被打破，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中美关系的改善，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重返联合国等国际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实现统一大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随着1997年日趋接近，"新界"租期渐近届满，香港的前途也渐成为各方注意力汇集的焦点。英国希望了解中国方面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意向。在香港的中外投资者也开始筹划、猜测香港的未来。种种迹象表明，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趋成熟。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其中，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任务的重要方面，就是收回香港与澳门的主权。
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很明确的：我们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而是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
而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新界是必须还给中国的，但由于新界占香港地区土地总面积的92%，在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岛和九龙区离开新界根本不可能独立存在，这就迫使英国政府不能不从整体上认真对待中国提出收回全部香港地区的要求。
一、中英双方的立场
从1979年起，英国不断派员前来中国，想摸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底牌。港督麦里浩在这一年访华时，采取"侧面进攻"的方式，从商业事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国领导人同意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并把新界地契原来的年限规定(1997年6月27日)改为本地契在英国王管制此地区期间内有效，借以达到模糊“九七大限”的目的。
但邓小平面告麦里浩，无论用什么措辞，延长地契年期，都必须避免涉及“英国管制问题”。同年 9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答复当时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中国政府不同意英方的建议。
随后，英方继续派遣高层人士如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毕力嘉、副外交大臣艾坚斯访华，了解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并谋求扩大双边关系，其积极性之高前所未有。
1982年，英国前首相希思带着撒切尔夫人交付的重任来到中国。见到邓小平后，希思明确提出希望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态度。
邓小平回答：“无论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邓小平的话很含蓄，但是已经把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表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的主权必须收回。至于在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希思进一步问道：“现在谈判是否有失仓促呢？” 邓小平回答：“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我们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二、中英第一阶段谈判
1982年9月23日，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围绕香港前途的谈判正式开始了。这时候，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刚刚打胜了马岛战争，从阿根廷军队手中夺过两国争议多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仗不仅打出了英国的威风，使世界对英国刮目相看，也大大提高了撒切尔夫人在国内的威望和国际上的影响。英国首相与中国总理就香港问题举行会谈时，英国首相首先阐述英国立场，强调“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法上仍然有效”，只可通过协商加以修订，不可单方面予以废除。她说，假如现在实行或宣布对香港治权做出重大改变，则港人信心大失，香港繁荣不保。中国总理随后发言，拒绝了英国首相的主张，声明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新界"租约届满之际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将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以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晤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提议如果中国同意，1997年后由英国继续管制香港，她愿意“考虑向议会提议以令中国满意的方式处理整个主权问题。”
撒切尔夫人的这两张牌，前者为虚，后者为实。她早就知道，要想保住英国对香港的主权是不可能的，她之所以要坚持三个条约依然有效，不过是想以此压中国让步，同意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玩所谓的“以主权换治权”的把戏。
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中国要解决的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双方要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二是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对香港采取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管理香港；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15年中的安排，也就是双方如何合作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这三者构成香港主权回归的完整意义。
接着，邓小平坦率地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1997年中国要收回香港，这是谈判的前提。从1842年英国占领香港至今，已经整整 14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33年，到1997年就是48年。我们不是满清政府，不是李鸿章，如果到时还不收回，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
他说，中国的目标是既要恢复行使主权，又要保持繁荣稳定，两者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在保持繁荣方面，中国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制下才能实现。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9-7 11:20 编辑
邓小平眼中毛泽东人生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2014-08-17 11:45:13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给予毛泽东崇高而精辟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毫无疑问，这一评价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外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政治动荡和文化浩劫。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启新长征的大讨论开始了。中国将向何处去？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举国深思、举世关注。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因此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世界上自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期待。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在国内，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绝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淡化或认识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甚至主张按所谓毛泽东“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人的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他们心怀怨恨，忘记、忽略或无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夸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甚至把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所谓毛泽东个人的“品质”。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邓小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以宽广的大局观和深邃的战略视野，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集中体现在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一系列重要谈话所阐述的观点。
一、立足于党内外国内外的大局进行评价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应当说，这三条对于全党统一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都非常重要，但邓小平非常清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反复强调：“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因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评价毛泽东要有大局观。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还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哲学贡献：“ 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为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要否定中国：）执政的“合法性”，都不遗余力地把污蔑、丑化毛泽东作为突破口，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中国：）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就从反面印证了邓小平立足大局维护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何等的重要。
二、着眼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局进行评价
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是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初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写得不充分、不恰当。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邓小平所说“恰如其分”就是明确重点、顾全大局。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丢不得的旗帜。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还从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领导不可分割的角度，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的扭曲，都同当年“许多青年缺乏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存在某种关联。
三、超越问责个人而运用多维思考的大局进行评价
一是总体定性。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无误地从总体上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这一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既源于邓小平的宽广胸怀，也源于他是伟大的“实事求是派”。他在评价毛泽东功过时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
二是细分是非。虽然认为毛泽东1957年反右斗争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但邓小平还是明确具体地肯定《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都是好的、对的。
三是秉持公正。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一人身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四是明确责任。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五是维护领袖。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是问责制度。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表层原因上，而是看到了背后制度的根源，也为日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找准了改革的方向。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七是重在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毛泽东，目的是走好未来的路，“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继续发展”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包括进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重温3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联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命运转折时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不能不赞佩邓小平的胸怀、眼界，特别是他深刻的大局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论述。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全面、更科学地看待伟人毛泽东。（作者：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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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巡时评“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
2014-08-17 11:41:27 来源: 作者: 评论:0条
红潮导语：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不解决‘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陈开枝：我是1964年8月5日奉调到广东省委工作，1992年陪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以后，离开省委机关，到广州市工作。在这29年的工作中，除了做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以外，又当了8年秘书处长、8年副秘书长。1985年接任副秘书长后，分管中央领导到广东视察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我是全程操办。
回忆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情景，看看今天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大意义。我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有今天这样的变化，同小平同志这次视察有着直接联系。大家都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后那篇文章。他也说了，这是作为终篇之作，也是对全党作出的一个交代。我认为，小平同志这次视察南方，是一个战略性的举动。
当时的情景，我现在仍记忆犹新。1992年1月1日，我到南海市的一个镇去检查工作。上午10点，谢非同志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将要来了！”他要我回机要室看电报，作出一个计划安排。我听后，非常兴奋。我对南海市委书记、市长说：“我有急事马上要走。”他们要我吃了午饭再走，我说不行。我离开南海回到机要室，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发来的密码电报，内容很简单，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广东省委做好安全、接待工作。我看完这个电报，对身边的同志说：小平同志这次来广东可能不光是休息，可能会有大的举动。我们立刻明确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小平同志已经88岁高龄了，很难说再有第三、第四次这样的举动了（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南方是1984年，这是第二次）。他这次来，我们不仅要把安全保卫工作和他的生活安排好，让他休息好，而且要利用这次机会，让小平同志把他的思想谈出来。另外，还要让他多看一看他自己耕耘的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变化情况。所以，1月1日当天，我们就研究了他要去的地方、要做的准备工作。
1月3日，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由北京来到广州。我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们：这次来，不仅仅休息，一定要把他的思想留下来，要多看一些地方。他们的计划是：专列直达深圳，在深圳住几天，坐船去珠海，在珠海看几天，再坐船回深圳，然后从深圳离开广东去上海。我对他们说：这个方案，一个是在海上奔波两次不大安全，再一个是不能看到珠江三角洲的变化。我说，最好在看了珠海以后，从中山、顺德回广州，沿途再看看容声冰箱厂，看看三角洲这些地方的变化。另外，想让部队和省里几套班子的领导见一见小平同志。北京来的先遣组基本上同意我提出的这个路线。随后，我们就派车去深圳、珠海、三角洲选点。我跟先遣组的负责同志说，为了留下一些历史资料，最好让南方日报社、广东电视台和新华社三家的记者跟着。他们也同意了。
我们从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几个情节中，能够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首先第一个情节：专列到武昌后，停车加水20分钟。他下来到月台上散步。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在休息室等着。小平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跟他说：湖北的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小平同志说：“那好啊，见一下吧。”他们就从休息室走出来，到月台上陪老人家散步。一见面，老人家开口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的生产搞得怎么样啊？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啊？”关广富向老人家汇报了情况。接着，老人家就说了一通话，如作风要扎实，去抓工作、抓经济，等等。小平同志到深圳以后，我们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小平同志在湖北谈了什么？他说：谈话不多，整理后一共不到500个字。小平同志在武昌的谈话，主要是谈作风问题的。传回北京后，中央办公厅很快就发了个文件，作出了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六条规定，即六个不准。
第二个情节是，按照原来的计划，1月19日上午9点小平同志抵达深圳以后，上午休息，下午参观。但小平同志到宾馆后很快就走出来了，说要出去。我说：都商量好了，下午再出去。先休息吧。他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他说他也听到了关于深圳的一些怪话。他一定要出去看看深圳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最后，我们只好陪着他去散步，给他汇报了一些情况。
第三个情节是，小平同志下午出去看市容，把深圳看了一个遍。沿途他一直很兴奋，看到了这里的变化、那里的变化。回到宾馆下车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我更加震惊的话。他说：“那些人尽讲屁话！”他认为，那些攻击改革开放的人都在胡说八道。
总之，这三个小情节，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本来，他对中国应当怎么走，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应该怎么走，已经说清楚了。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已经讲得很清楚：改革开放没有错，一定要高举改革开放这个旗帜。但是，在怎么走的问题上，当时确实有干扰。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很典型的舆论观点。
小平同志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这样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的。本来，他可以在北京找人谈他的想法，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后，也没有开干部会来谈。我想，他主要是考虑自己已经退休了，是一个普通的：）员。他视察南方期间，见到工人就跟工人谈，到哪个场合，坐下来就谈。他曾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视察南方期间，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更加深了对这两句话的理解，从中看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风格：非常忧国忧民，担心改革开放的方向会被扭转。于是，他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把自己的思想留下来。最后，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奠定了党的十四大的思想理论基础，并为全党所接受。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的内容很丰富。就我自己的理解，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明确了下面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他反复讲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强调说：这条基本路线一定不能动摇。这条路线是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
第二，他反复讲要抓发展，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珠海仿真厂的一个车间里，他举着手大声地对工人们讲：我们落后几千年了，决不能这样维持下去了；落后就要挨打；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生产力，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三，他特别强调要坚持“两手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搞得像资本主义那样乌烟瘴气，那样就失败了。他很重视新加坡的经验，提倡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即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他也十分重视反“左”的问题。这个问题，他在许多场合都谈了。但他谈得最透彻的一次，是在从深圳去珠海的船上。那次，我们六七个人围着他，谢非同志向他简要汇报了广东的发展情况。接着，小平同志就谈起来，谈了1个多小时。他说：经济能够发展多快就要发展多快，要有跳跃式的发展。广东一定要追赶“四小龙”，要用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他还说：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思想要解放。他说：“我告诉你们，我邓小平就没有读过多少书，没读过多少大部头。但是，读过《联共（布）简史》，读过《：）宣言》。我只是用马列的这些基本观点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他还说：“‘左’的东西长期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们党。纵观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左’，好像革命，实际是害死人。不解决‘左’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期间，走到哪里谈到哪里。但是，他谈话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当时要解决什么问题、明确什么问题，当时党内有些什么思想障碍，以及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回答……他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正确的回答。我觉得，只有把这些谈话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到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意义的伟大，作用的巨大。
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蓬勃发展，与小平同志这些思想的指导分不开。同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又有发展。由此，我感觉到，我们国家是非常有希望的。
汪东兴谈邓小平搞翻案：儿子自杀能不仇恨？小大打印
2012-07-16 10:13:21 人民网
本文摘自《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就在这个时候，不记得谁向我提供了一份1976年汪东兴对中央专案组“一办”即第一办公室工作人员所做的两次指示的一个摘要材料，这个办公室是审查党政老干部的专案组。他对这个“一办”所做的两次指示的材料到了我的手里，不过我来不及在这件事上发言。而这个材料摘抄后一直保存在我家中。汪东兴作指示的时间第一次是1976年1月8日，第二次是4月21日。从那两个指示可以看出，在“文革”后期专案组工作人员对整老干部有些动摇，也可以看出汪东兴如何为他们打气。 在第一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陶铸、陆定一的问题中央讨论了，也定了。彭真、杨尚昆、薄一波闹翻案，不理他们。目前专案组要好好学习一下，总结一下专案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75年发的23、24、25、26号文件。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的人站出来工作，错误还是有的。不能一说从宽处理，什么问题都没有。过去审查他们，那是：）决定的。你们怕什么？你们不要怕打击报复。在中央领导下怕什么？有些人闹翻案，不是反你们专案组，而是翻党的九大、十大的案，反九大、十大的路线。你们一办对翻案风是顶住了，顶住了当然是中央指示的。对案子该肯定的就肯定。处理从宽，但写结论不能含糊，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们要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不能搞折中主义。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老同志受冲击有好处，很有必要。但冲宽了些。从冲击的角度来看，70%是有成绩的，30%不那么准确。” 在第二个指示中汪东兴说： “现在要集中力量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敌人不能宽大。陆定一现在放不放，还要看看时候。现在有的案子要重新考虑，搞造谣的要追查。邓小平为什么搞翻案？因为他儿子在北大跳楼自杀，他能不仇恨？有的受审查的人员老婆死了，像薄一波这些人能不仇恨？” 关于中央专案组问题，12月15日，我们西北组的新疆军区的刘震和二炮的陈鹤桥联合发言，讨论的情况我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说海军查出一份《中央专案小组第二办公室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刘、陈两同志把这个材料交给小组，在简报中登出。这个材料列举了十个专案组： （一）罗瑞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看来这个材料是林彪集团灭亡前的文件。专案审查对象有罗瑞卿和他的夫人郝治平等。 （二）彭德怀专案组。专案组的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等人。审查对象中除彭德怀夫妇外，有黄克诚、谭政，还有我的朋友李锐。 （三）饶漱石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江青、谢富治、叶群。专案审查对象有饶漱石、潘汉年等。 （四）解方专案组。解方这个人我没有听说，直到现在也不了解。审查对象中有吕正操。 （五）贺龙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有康生、叶群。专案审查对象除贺龙外，还有我们西北组的黄新廷、郭林祥、陈鹤桥。 （六）无线电专案组。 （七）“四三”专案组。 （八）汪全祥专案组。这三个专案组我不懂。从“四三”专案组审查对象中有马明芳、张子意、杨之华来看，这个专案组似乎同新疆有关。 （九）叶向真（叶剑英的女儿）专案组。专案组成员中仍有吴法宪、邱会作、叶群、汪东兴等人。审查对象除叶向真外，我知道的还有一个刘诗昆。 （十）刘志坚专案组。名单是很完整的，可我只记下我知道的和较关心的人。我听了长了不少“知识”。 除了专案组问题，还有一个中央警卫局、八三四一部队的问题。大家认为这也是必须整顿的机构。汪东兴是：）的副主席，不但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还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的首长。中央警卫工作在他手里，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作用，但不能让人一直放心，而且警卫部队的机构也太大了。大家认为这个问题也需要解决。
还有一个机构便是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那是当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汪东兴的助手李鑫主管的机构。这个机构当然也要改组，更换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