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重若轻：周恩来最羡慕邓小平什么?
文章摘自《走近周恩来》
作者：权延赤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本书简介：本书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深入采访了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机要秘书、军事秘书、外事秘书、警卫人员、医护人员、服务人员等，获得了最详细具体、鲜为人知而又生动鲜活的第一手材料，通过三次预见预言……
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作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恩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朗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恩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未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邓小平没上过军事院校 为何能指挥千军万马？
读书作为邓小平的一个爱好并不广为人知，他在南方谈话时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让人们误以为，邓小平是个不怎么读书的人。其实，邓小平一生酷爱读书，并且博览群书。
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邓小平读书的爱好不为人们所知，一个原因恐怕和他的读书习惯有关。邓小平从不做读书笔记，很少评点所读的作品。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邓小平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不是那种记啊画啊的人，一切都是在脑子里，一种精神的领悟。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邓小平的读书习惯，非他身边人不能知道。
邓小平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呢？人们会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邓小平是个金庸迷，但他读武侠只是偶尔作为消遣，放松紧张工作的头脑。他说：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
实际上，邓小平看的书很多，远不止武侠小说，真正是博览群书。他生前用过的书房有40多平方米，大半屋子堆着的都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囊括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方面的，外国文学方面的，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当然，还有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
各种工具书是邓小平常翻的。他很喜欢看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出门必带两本地图册，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一本是《世界地图》，到每个地方都要打开地图知道自己的方位。据邓榕回忆，邓小平还爱看字典辞典，常看的有《中国古今地名》《中国人名大辞典》。家里的《辞海》是中华书局1947年的版本，已被他翻得很旧了，折损的硬纸壳书皮是用订书钉固定住的。
中国古典史书是邓小平情有独钟的。卓琳回忆邓小平有“三爱”，其中之一就是爱看中国历史经典书籍。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是《资治通鉴》，“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他还通读了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邓小平还喜欢外国人物传记，看得非常多。主要是跟“二战”、跟他自己的军事生涯有关的，比如前苏联的朱可夫回忆录等。邓小平的老部下张震回忆说：“小平同志特别聪明，他从来没上过军事院校，但是却能指挥千军万马。”其实，这也与邓小平读的书有关。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上过军事课程，在苏联名将的指导下学习了军事理论，必然也读过军事类著作。
“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
邓小平不爱看什么样的书呢？他曾坦言，自己对那些“八股调太重，没有新鲜的思想”的东西很反感。1977年英国作家兼电影制作者费里克斯·格林反映，中国对外宣传要改掉八股调很重的毛病，邓小平很赞同，多次对人说，“我就不愿意看那些八股调。”邓小平看的书和他的思想一样，是新鲜活泼的，言之有物的。
据说，“文革”期间有人揭发邓小平讲过这样的“黑话”：上班八个小时受政治教育，下班回到家里还要继续受政治教育，有谁受得了？这话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是邓小平确实批评过一些“革命样板”类的读物。1978年8月19日，他和黄镇、刘复之等谈话，说：“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不行，思想艺术水平谈不上，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
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著作，邓小平一直坚持学习和研究。但他很注意方法，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他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早年留学法国，邓小平“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加入了：）。他在法国所读的主要是《：）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籍。这些书籍，为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至死不渝。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回忆说，这些书籍，是他的“入门老师”。1926年他到莫斯科留学，深感“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下定决心“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后来他一直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在紧张的革命和建设年代里，仍然抓紧点滴时间读书。
“文革”期间，邓小平被下放江西。1970年11月，邓小平给中央写了到江西后的第一封信，特地附函，请有关同志如果方便就把他的书托运过来，可见他对书籍的爱护和珍惜。后来，这些书籍陪伴了他蛰居江西的日子，每日都读至深夜。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里饱含深情地回忆：“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疏解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这段安静的读书岁月，邓小平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看书，边看书边思考，在院子里散步，不断地反刍着书本，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最终在第三次复出后引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
从不掉书袋
邓小平说话平实、易懂，却往往或四两拨千斤、或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他说话从来不掉书袋，很少引经据典，但是读过的书也会在他平时的言行中偶尔引用。
《史记》记载了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就把访问日本、学习日本发展科技的经验比作寻求“长生不老药”，既幽默而又贴切巧妙。当时，他与6位在野党的负责人恳谈。在座的很多都是邓小平的老熟人，如公明党的竹入义胜、民社党的佐佐木等，之前都访问过中国，因此大家谈得很轻松、高兴。邓小平大概是想起徐福的故事，寒暄过后就把话题一转，幽默地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话音一落，在座的就爆发出哄堂大笑。之后，他又愉快地补充说：“也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邓小平的话诱发了日本各党领导人的幽默感，一时间，屋里谈的尽是“关于药的话题”。竹入义胜笑着说：“（长生不老的）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佐佐木接过话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对此，邓小平接话：“由于山区都在进行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对一些外国名著邓小平也信手拈来。1986年10月28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冰岛总理斯坦格里米尔·赫尔曼松。会谈中，邓小平说起自己早年看过的一本书，他说：“欧洲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写了一部小说叫《冰岛渔夫》，我在20年代时就看过，了解到冰岛人民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随后他感叹：“现在你们干得很好，发达起来了。”《冰岛渔夫》只是一部篇幅不长的小说，描写了世代打鱼的渔民，每年要在冰岛海面度过漫长的时间，经常葬身海底的悲惨命运，而邓小平广博的知识让客人很是吃惊和佩服，这完全来自他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涯。
还有一次，邓小平会见前苏联客人的时候，谈到农业问题，邓小平随口就提起肖洛霍夫的书《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二十世纪30年代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邓小平也看过。
邓小平为何选胡锦涛做接班人？【导读】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选举产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顺利实现与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邓小平、陈云：要拔提40岁以下的人 事情还得从20年前中共召开十二大前夕说起。1982年6月27日至29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印发了陈云撰写的《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和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会后，部分与会人员留下来参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7月2日，陈云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客观存在，不无担忧地说：提五十岁左右的人可能争论少些，提40岁左右的人，争论、怀疑会很多。提40岁以下的人，怀疑、争论会更多。既然如此，为什么“纪要”还是“特别写提四十岁以下的人这一句？”他自问自答：一是年富力强。二是有意识地培养。经过3年、5年、10年，有意识地培养，选出好的人。三是40岁以下的人中间有人才。四是只有40岁以下的人，才了解“文革”初期青年人当时的想法和表现。https://mmbiz.qlogo.cn/mmbiz/RMPfPswz5eWCzQ4IckI1jiaQc0n6JQLcnKW4OLII3O7s47CwXuicnb8ozJfH0mY59cbmBtPQLer5GMbhjkxlqnQw/0 陈云讲话后，邓小平即席讲话。他严肃地说：“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他面向大家问：“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去年12 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因为“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会后不久，8月7日，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对调整领导班子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指示的几项工作的通知》。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210人中，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当时只有39岁。大会闭幕第二天，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接见了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委和候补中委。当他们依次步入大厅时，中央组织部同志一一唱名介绍情况，邓、陈等老同志同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干部一一握手，仔细端详着，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关于这次会见，新华社在题为《新老交替，继往开来》的报道中兴奋地叙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也不是一般的接见。大家都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多少年来指引着中国这艘巨大航船破浪前进的中国革命舵手们，今天一个个满面春风，拉着走到自己面前的每一位同志的手。这是我们党新老合作和交替的握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传革命火炬的握手，是党对中青年干部寄予无限希望的握手。” 不久，胡锦涛这位39岁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就从西部的甘肃被调到首都北京从事团中央领导工作，于1982至1985年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他从1985至1992年到地方特别是国家欠发达、各方面条件艰苦的西部地区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连同走出清华大学校门后在甘肃工作，他在西部地区工作近20年，从各方面展示了他的领导才干。1985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一批年轻领导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https://mmbiz.qlogo.cn/mmbiz/RMPfPswz5eWCzQ4IckI1jiaQc0n6JQLcnJMIjfrR6OjVaTkKJoY2N5zOxA3cRKibez2NozeEdDV8MqDDibZOpqYhg/0 高度重视抓紧培养和造就大批跨世纪能够担当重任、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人才，是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反复思考、“想得很多”的重大战略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我们就难以向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和革命先辈们交代，难以向党和人民交代”。也只有把“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完成好，做出了党和人民满意的工作业绩，培养了党和人民放心的接班人，我们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89年，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不久就指出：我们“现在这一代干部，特别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干部，是跨世纪的一代，正生活和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肩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经受着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能否经受住这些考验，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能否准确判断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正确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所以，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在继续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同时，还选举出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了中央领导机构。作为后来新世纪之初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担任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就是在这一大批年轻有为领导干部中经过选拔，进入江泽民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 10月19日，江泽民等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江泽民笑着对记者们介绍原第十三届中央常委，又介绍新当选的3位常委。他指着胡锦涛说：“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此后，胡锦涛从1992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开始，到中共十五大政治局常委中他位次的移前，直至2002年担任中央总书记(同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家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长达10年。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称赞胡锦涛同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论断的由来。https://mmbiz.qlogo.cn/mmbiz/RMPfPswz5eWCzQ4IckI1jiaQc0n6JQLcnDwUm1jo3Av4wy02gxR9E2YiaQiaBgRl1UBOZl9tFNwvdicvOmFOTm9RGA/0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又选举吴邦国等一大批年轻领导干部进入了：）和国务院领导机构。人们发现，在江泽民亲自主持解决工业方面重大问题，或者在视察各地农村时，在参加国内重要活动和到国外出访活动时，经常能看到年轻领导干部随行其中。胡锦涛相继担任国家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直接参加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工作。 坚持领导干部交流，是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江泽民认为，领导干部长期在一个地方、部门工作，不但不利于他们的进步和提高，而且弊端甚多，一些不正之风也往往由此产生。因此，必须有计划地实行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制度。越是有发展潜力的干部越要交流，使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得到锻炼提高。随后，有的领导干部从中央部门派往沿海或者内地省份；有的是长期在地方省市区工作，后来调到中央部门工作；有的是由工业省份调到农业省份，再调到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省份；有的是北方领导干部调到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南方的领导干部调到北方省份工作；有的是东部发达地区省份的领导干部调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份工作，后来又上调到中央等等。经过这种定期组织交流，年轻领导干部在不同环境中分别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 随着21世纪的临近，江泽民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强调、越来越下大气力来领导这项工作。2000年6月9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重要讲话，强调“不断培养中青年领导干部，始终是我们党的一项战略任务”。重申要“进一步认识到培养造就一大批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继往开来，就“必须不断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后继有人。” 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经历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风云变幻的历史全过程，对其变化的主要原因也记忆犹新。具体而言，苏联解体外因，主要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但是，苏联解体首先是内部原因造成。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各种错误路线和政策，从而诱发历史上积重难返的很多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最终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迅速解体。与此同时，美国等还提出中共“这个执政党，同一个更现代化、更复杂的社会中公民真正自发地参加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活动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是“被整个社会视为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的主要障碍”。所以，他们要对我们“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所有这些，都引起江泽民极大的警觉。 我们党和国家能否在这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中坚持不败，关键在于我们党是否实行正确领导，而能否实行正确领导，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是否有一个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能否高瞻远瞩，把握全局，主要在于是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埋头实干。这是江泽民着眼于国际局势，从宏观角度，对建立新世纪初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所作的深刻思考。 江泽民多次提出：培养选拔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抓紧做好。他经常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各级”、“一批批”、“一大批”领导干部，寓意是很深刻的。他根据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国内外形势的新情况，从我们党执政建设实际情况出发，指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要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2001年3月，江泽民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确定有关十六大人事准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决定成立专门班子，在政治局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谁是贡献最大的中共领导人？http://js.pp.sohu.com/ppp/blog/styles_ppp/images/stamp_jian.gif分类：每日一评 | 标签： 邓小平 毛泽东 小平 农妇 tong
2014-10-18 10:06阅读(54349)评论(560)
飞机上看了十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连续剧，竟触发了不少感慨。电视剧虽是文艺创作，但我还是被剧中情节与熟悉的场景好几次拉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不经过那段历史时期的人，是很难理解我的这种心情的。有些人看我推崇邓小平，认为我在搞个人崇拜，说感激一位只不过把人民应该得到的经济发展权与部分思想、表达自由权利还回来的领导人，是“奴性”的表现。可实际情况是，在高举“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人民基本上都被玩残了，当时如果没有出现邓小平这样起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中国“人民”包括我和我的家人也许还要经过漫长而痛苦的等待才能迎来拨乱反正。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对他在1977到1984年的所作所为有一些形象的提炼。首先，他努力让政治“正常起来”。邓小平三起三落，九死一生，让他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最后连自己几任接班人都尸骨无存，自己的老婆江青也死在狱中——政治高层的内斗也许与我们有点远，但电视剧中小平全家在谈论政事时不得不躲进洗手间，打开水龙头以防“隔墙有耳”，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彻骨的痛。 其次，小平努力让国家“正常起来”。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抓起来，小平复出的博弈经过也是他努力把国家往正常道路上拉扯的过程。那是个什么时代？那是一些人高举“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专政的时代，表面上看，毛时代受到迫害的是党政官僚与知识分子，其实真正受穷受苦的还是广大农民。这一点没有比来往农村和“机关”的我体会更深的。 我因为住在“人民公社”，父母分别是拿工资的“公办”教师与医生，虽然父亲受到一些批判与折磨，但工资几乎没有停过，也因此抚养了四个子女成长，可是我们家乡的那些农民呢？吃不饱穿不暖成为常态，变态的宣传与个人崇拜让每个人都像打了鸡血似的，斗志昂扬，且越底层的人民被糊弄得越深，也其实生活得最穷，最不像人样。那时我们家是当地最富有的，而现在，当我回到农村，我由衷地为生活逐步改善以及不少富裕起来（比我们家富）的农民感到高兴。 《邓小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到广东一个村子视察时走进一位老农妇家，发现诺大的院子只养了三只鸭，他问为啥不多养一些，那农妇诚恳地说，不能多养，有规定，养三只是社会主义，养四只就成了资本主义。哭笑不得的邓小平推开农妇的家门，发现农妇偷偷多养的鸭子都被捆绑在一起，嘴巴被绳子封上。那老农妇吓得要给小平下跪……小平激动地说，该下跪的是我们啊。他转向广东陪同他的领导厉声问：你们说养四只鸭子是不是社会主义？那跟随他的领导唯唯诺诺地说：小平说是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从此以后，养多少只鸭子，就都是社会主义了！ 很多年轻人可能以为这是艺术加工，甚至觉得很好玩、很好笑，可这种事也许并没有发生在小平视察的村子里，却在当时的中国比比皆是，我自己的家乡就曾经有类似的事件发生过。所以当年轻人看起来好笑的故事，却几乎让我泪流满面。故事背后是当时多少中国农民（包括我在农村的亲戚）过着不但贫困还非常荒唐、可笑的生活啊。 让党内政治“正常起来”，让中国“正常起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国人的思想“正常起来”，让政治制度正常起来——小平说过，好的制度让坏人无法做坏事，坏的制度让好人无法做好事。小平主政的整个八十年代，和耀邦、紫阳两位改革先锋一起给中国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解放与制度革新。从文艺创作到思想领域的研究与启蒙，至今还让人怀念；那时，官方媒体上常常有打破思想禁区与理论框框的好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那些新的理论与提法也最终往好的方面影响了民众的生活，而此后二十多个年头里，再鲜有这样的惊喜——反而不时出现一些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把中国往回拉的奇谈怪论。 小平从复出主管科技教育，力主恢复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技兴国，到支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驳“两个凡是”，召开奠定了此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方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如我曾在《十张照片解读邓小平》里这样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没有毛泽东，中国大陆人很可能早就同台湾人一起进入小康了；可如果没有邓小平，我们很可能仍在毛泽东的世界里饥寒交迫却斗得你死我活。但在习惯了被当奴隶对待并驯化成对领袖狂热崇拜的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底层人眼里，不让他们饿肚子搞斗争并废除了个人崇拜的邓小平的地位却远远低于毛泽东。这使得一些搞政治的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小毛泽东，而无法真正继承更不用说超越邓小平了。 当然，小平有局限性，时代也有局限性，中国和中国人同样有局限性，这使得小平的努力有了成果但远远还不尽人意。可是，我并不认同一些人把这些年中国出现的问题都归咎到邓小平头上，认为社会缺乏公正公平、利益集团的出现与贫富差距等等问题，是改革开放造成的。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没有真正领会与继承小平务实作风与改革精神的结果。 不客气地说，此后这些年无论是经济大发展，还是国家崛起，没有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根本不可能；更不客气地说，小平开创的思想解放，此后二十多年的领导人只是继承，并没有更多的超越与发展！1989年事件后，经济开放、政治改革与思想解放全面停止，小平1992年的南巡促使经济开放恢复并上了一个台阶，可政治改革与思想解放却一直没能恢复八十年代的势头。 小平的历史定位将由这部电视剧写的那段时间以及1989年事件与1992年南巡决定，但单从他复出这段时间的“拨乱反正”来看，他对中国的贡献是中共历史上无人可及的。中国要想在公正公平、富强和谐尤其是自由民主与法治上都“正常起来”，需要一波新的“拨乱反正”，但这个拨乱反正不是对小平思想与改革开放的拨乱反正，反而是针对小平后思想解放基本停止，政治改革基本不动，跟不上经济发展，跟不上社会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拨乱反正”。中国需要能够继承和超越邓小平的领导人。 老杨头 2014年10月17日 晚 飞机上
习仲勋为啥甘为邓小平顶雷 (2014-10-18 22:16:47)http://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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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写了《刘志丹》，康生对习仲勋猛下毒手。从1962年开始，这位前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被打入牢房，一进去就是16年。2013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纪念其父亲诞辰100周年（逝世11年）的时候，透露了一些外人不甚知晓的父子之情，催人泪下。不到9岁的习近平，就被迫与其父亲长期分离。老父亲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直到了1972年，在周恩来的帮助之下，他们一家才得以见一面。习近平引用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句来描写10年以后重新见到父亲的感情，“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0年未见，习仲勋认不出习近平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而习近平见到的父亲，虽然可以认出来，可是原来的黑发，已经变成花白。他说，他对贺知章的诗句，是完全颠倒过来理解的。习仲勋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整过人，连坏人，他都是容忍到了极致。出生在贫穷的陕西省富平县淡村镇中合村，时代造就了英雄。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到了陕北，是习仲勋、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给提供了落脚的基础。新中国的诞生，习仲勋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富平县的习陵，习仲勋的坐像非常慈祥，坐像的旁边，刻了习仲勋生前写的16个字，“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非常简单、朴素，却透露出一个硬汉子的宽阔胸怀。革命时期，浴血奋战，和平时期，蒙受16年牢狱的冤屈，而且，是那些一起闹革命的“同志”给整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老百姓遭殃，更悲惨的，莫过于刘、邓、彭、陶和习仲勋等一大批开国元勋。邓小平复出，1978年习仲勋得到了彻底平反。习近平在回忆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和叶剑英的名字，因为，是邓和叶委派了习仲勋到广东省当省长和省委书记的，为广东的改革，起到了破冰的作用。如果你看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就不难知道深圳的改革，在前几年的阻力有多大。邓小平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顶住各种反对改革的势力。习仲勋第一个在广东的报纸上要求大量宣传这个思想。然而，深圳能否成功，谁也不知道。坐牢16年，年纪已经65岁的习仲勋，刚逃出牢狱，就必须在广东用改革的成果，来证明《实践》的重要性，可谓是在老虎的嘴里拔牙。好在广东人，就是那种敢于闯红灯的人，下面的人没有改革阻力，是习仲勋成功的一半。但是，如果错了，作为省委书记的他，一定是难逃其责。换成别人，冲在改革的地雷区，不一定肯干，也不一定能干好。习仲勋和邓小平的共同之处，就是不怕“坐牢”。邓小平三起三落，习仲勋16年铁窗生活，却没有放弃党，因为，他们心里无私、无谓。他们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想的是党的利益、人民的疾苦。有了这样的精神，个人的得失，就非常微小了。习仲勋用“快乐”二字，在他的16字座右铭的经典中，占据了四分之一的位置。可见，快乐，乐观，可以使任何困难化为乌有，可以使牢狱之灾，变成励志的经历。习仲勋的铁窗生活那么多年，却坚持每天在狭小的牢房里正着走1万步，退着走1万步，还要正面做俯卧撑。他的身板没有被牢房整垮，而是体力和毅力更加坚强了。像邓小平和习仲勋这样经过无数磨难的人，都能活到90岁，90多岁，靠的就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文革期间，许多人熬不住，自杀了。许多人想不开，得病死了。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使邓小平、叶剑英、习仲勋这样的人，不再相信通过斗争来解决问题。就连“四人帮”被判了死刑，却没有执行。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以理解、宽容为本，最多把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三七”开，他们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否定毛泽东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仁慈、以民为本、雪中送炭，是习仲勋的情怀。在习近平童年的时候，习仲勋就给他讲对人要“雪中送炭”的道理。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的区别，就是前者，能救苦民于水火，后者，有用但远不如前者。文化大革命之后，广大群众生活在贫困之中，如何摆脱贫困，就是政治家“雪中送炭”的作用。习仲勋在广东，大搞经济特区，把深圳的建设作为出狱以后的奋斗目标，把广东省，从吃不饱，改变成为全国改革的排头兵。在广东两年多以后，习仲勋被调回北京，当了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3年离休，而后长期住在深圳，非要目睹深圳的变化。在习近平的回忆中，习仲勋有两个故乡，一个是陕西的富平县，一个就是广东的深圳市。这两个地方，铭刻了习仲勋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广东，其实，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先锋。他紧跟邓小平搞改革，愿为邓小平顶雷冒险的精神，完全出于两位革命者对中国人民的忠诚，对中国：）伟业的坚定信念。有了这种忠诚和信念，什么样的阻力，什么样的牢狱之灾，都无法阻挠他们前进的革命冲动。
毛主席留给华国锋的一样东西：轰动全世界！ (2014-10-19 13:46:07)
标签： 杂谈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自己正式成为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1976年4月30日晚上，毛泽东由华国锋等陪同，在中南海自己那放满了中国线装古籍书的书房里，亲切会见了来自友好国家新西兰的政府首脑——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会见以后，送走了客人。按照毛泽东晚年的惯例，这时要由陪同接见的中央领导人向毛泽东汇报一下近期的主要工作。担当这一任务的，最初是周恩来。中共十大以后，是周恩来和十大新选出来的副主席王洪文。周恩来病重住院以后，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周恩来逝世，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错误的批判以后，担当这一任务的便换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华国锋抓紧时间，简明扼要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近段时间中央的主要工作和全国的形势，最后说：“全国总的形势很好，也有几个省的形势不大好……”
毛泽东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认真地思考着，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自己亲自选定的外表憨厚的接班人。
这时，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没有工作人员的搀扶，甚至不能自己站起来。在华国锋汇报完工作以后，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华国锋的信任和支持，拿起放在沙发旁小茶几上的铅笔，十分费力地用劲在白纸上写下了：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写罢，毛泽东把白纸交给了华国锋。
这三句话，虽然字写得不太清楚、十分潦草，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是，熟悉毛泽东笔法的人，只要稍加辨认，仍不难看出，这是千真万确、独具一格的“毛体”。一个年近83岁的久病老人，能够克服身体不便的困难，写下这三行字，已经很不容易了。
毛泽东手书给华国锋的这三句话，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无限信任和有力支持。
华国锋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写给自己这三句话的分量和含义，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在京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都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亲笔记录。
在华国锋看来，毛泽东写给自己的这三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你办事，我放心”，是将来毛泽东去世以后，自己正式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依据。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华国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1976年6月15日，早已重病在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在病情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将自己最后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召到了病床前。
毛泽东——这位早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气魄宏大的诗句，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人，直到暮年，仍然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要向自己的接班人华国锋亲自交代一下后事。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如果说毛泽东有遗嘱的话，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83岁的毛泽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他既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无力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了。他在1966年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所提到的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到他临终之际也没有能够实现。
1976年7月6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地区，京畿为之震动。北京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许多每当大人物离世，“地动”或“天降巨星”的记载。唐山地震波及北京以后，人们联想起了1976年4月发生在吉林的那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据当时新华社报道：“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100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都是世界罕见的……”
毛泽东听到吉林陨石雨的消息后，以他那惯常的旁征博引、论古道今的幽默语言和风格，对工作人员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三国演义》里说诸葛亮、赵云死时，(天上)都掉过石头(陨石)，真是有声有色，不同凡响。不过，要是谁死了都掉石头，地球恐怕就沉重得转不动了。”
1976年的中国，地动山摇，天降陨石，真是天崩地裂。难道真的有大人物离世吗?
1976年9月8日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即将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正在举行访华答谢宴会，宴请中国的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庆祝此次访华取得圆满成功并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正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毛泽东病危的消息。
华国锋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这场宴会的主宾，接了电话以后，华国锋匆匆讲完话，没有等宴会结束，便向主人告别，驱车迅速赶到中南海。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惊蛰：1976年10月纪事(1)http://v.ifeng.com/documentary/history/201007/1ec0f264-5839-4c42-8341-30aa1848b4db.shtml#_v_ww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