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华国锋因“两个凡是”作检讨2011年12月15日 08:5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字号:T|T7557人参与21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华国锋说，他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http://res.news.ifeng.com/abaae711ba7f5202/2011/1215/rdn_4ee94620a7c74.jpg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华国锋作检讨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某代表发言不赞成把真理标准的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他在发言中肯定讨论是有益的同时，又说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他说：现在报刊上提出了一些新口号，比如“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等。他说：“我不认为这些说法完全不包含真理的内容。但如果把它们当做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中的纲领性口号，那就要十分慎重。”“我不赞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用旁敲侧击的方法，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主席的错误。”代表们从会议简报上看到这位代表的发言之后，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胡乔木、万里、邓颖超、徐向前、习仲勋等同志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真理标准讨论已经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旗帜鲜明。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代表的要求，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当事人说明了情况。汪东兴、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12月8日，汪东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自己的错误作了检查。13日，汪东兴又在中央工作会议大会上作了书面检查。
检查说：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写成的，其中的‘两个凡是’的提法，我是赞同的，这不仅完全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实际，而且，在以后处理某些问题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还束缚在这个框框里，解放不出来”。“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我对于它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顾虑，主要是怕因此对捍卫和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产生不利影响。”
汪东兴表示要在今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闭幕会上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检讨。
华国锋说，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是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的。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虽然是应当注意的，但应当如何制止也没讲清楚。
华国锋还说，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讲的“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
华国锋、汪东兴作检查是很勉强的，但他们作检讨这一举动本身就表明，实践标准获得了胜利，“两个凡是”失败了。
让大家放开说话
根据会议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从中央工作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解放思想。
在这一精神推动下，会议气氛更加热烈。围绕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这一战略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现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因此，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这是一个英明的、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抓住了推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发挥极大的促进作用。
有人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的提法值得研究，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说：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放在中心，不能有其他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
有人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之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强盛不起来。
还有的同志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与会的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
他们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提法不确切，今后不要再这样提。
与会同志认为，在我们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后不能再这样提。至于说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不能说服人。还有就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问题，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也不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因此，一些与会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当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胡耀邦就解放思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
叶剑英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这场运动的领导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由一批反革命两面派和篡党夺权分子所把持。这从反面告诉我们，在组织上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选好领导班子。
胡乔木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陈云就当时的经济问题提出了五点意见：
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2000万吨。我们不能到处紧张，要先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
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五、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与会同志还讨论了人事问题。会议六个大组向中央建议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陈云德高望重，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应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要求增选黄克诚等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
1978年邓小平与华国锋激烈交锋20天
历史 来源：华声在线2014-08-13 10:03:21 责任编辑：王宸 有 1人参与评论
人民论坛网河南资讯频道8月13日讯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的激烈反应。
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
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
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叶永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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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2013-10-03 22:37:56 责任编辑：管铸 有 0人参与评论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几个月前还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的十亿多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闲人，居然会有闲工夫一集不落地欣赏国外儿童动画片……
第一印象
1965年秋到1966年春，外交部曾组织一支近200人的工作队，赴湖南省浏阳县大瑶镇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是工作队北方出身的张越、雷阳、温宁三位队长的共用秘书兼翻译(我会说点湖南话)，所以常有机会随他们去省委开会或商量事情，而当时湖南省委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正是华国锋，因此曾与他见过几次面。
这位省委书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很好。纯朴、实在、虚心，没有一点官架子，言谈、穿戴都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我记得，当时他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自己的:山西省吕梁专区交城县人，小时候家里很苦，念了几年书，17岁那年瞒着家里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先打日本鬼子，后打阎锡山。1949年跟随四野解放大军南下。湖南和平解放后，留在地方，复员转业，参加自己比较熟悉的农村工作，在毛主席家乡湘潭县呆了十年多。几年前被调到省里，依然干老本行。
还记得湖南省委一位老同志曾告诉我们:华书记原本姓苏，名铸。他投身革命后，担心连累家人亲属，便自己做主改姓换名。“华国锋”三个字取自当时中国一个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队”。革命胜利后，他没有恢复原名，但其四个子女都沿用苏姓。
三权合一的“英明领袖”
后来又从报上看到，“文革”中他被调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后，我和当时在驻日使馆工作的许多同事，纷纷猜测将由谁来接任总理这个职务。有人认为肯定是叶剑英或李先念，有人则说很可能是张春桥，唯独没有人提到过华国锋这个名字。不久，使馆接到外交部密电，告知毛主席选定的新总理是华国锋。同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又很快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生前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就这样，他成了中国解放后第一位集党(：）主席)、政(政府总理)、军(军委主席)大权于一身的“英明领袖”。因为毛主席在世时也从未兼任过政府总理一职。
我当时嘴里没敢多说，心里却经常想着一件事:即使有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这个“最高指示”为他保驾护航，他的为人、品格也不错，但他的学历、能力、资历、经验、影响和威望，能够担当得起领导中国：）和十亿中国人民这个历史重任吗?能够把“文革”大浩劫后这个混乱不堪、人心浮动、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困难局面扭转过来吗?
不到一个月，就传来在他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我的担心开始缓解，心想也许行，并逐步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和期待感。
平易近人，不拘小节
1977年底，我从驻日使馆回国，调到外交部新闻司工作后，就有许多机会为华国锋同志当翻译了。第一次见面时，他似乎还记得12年前的那段往事，主动问我是不是那个外交部“四清”工作队的小周秘书，我点点头，向他问好，他也很高兴。他还主动问起那三位工作队队长近况如何。
为他当翻译，我心里感到特别踏实，没有一点儿思想负担。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他每次会见客人时讲的，全是平平常常、人人都懂的大实话、大白话，从不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旁征博引、即兴发挥，甚至连普通的成语也很少使用。记得多次给他当翻译，几乎从未发生过自己听不明白、不会翻译的情况。
1980年5月，他应大平正芳首相邀请访问日本。通过近一个星期的近距离接触，我又发现他是一位不拘生活小节的人，常常不扣衬衣袖子的纽扣，坐着时还经常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而露出来的脚上穿的袜子，竟是北京街上不到一元钱一双的大路货。虽说他十分平易近人，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大敢提醒他注意这些小事，只在背后瞎议论一通。我凭以往对他的了解，心想即使当面提醒他，大概他也不会生气的，便壮着胆子说:“华主席，您身上穿的毛衣可能太厚了一点，是因为太闷热才不扣衬衣扣子的吧?要不要请叶秘书给您换件薄毛衣?”
他一听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你有意见就直接提嘛，为什么要拐弯抹角拿毛衣说事呢?说白了吧，不扣纽扣就是为了透透风、舒服一点儿。我自己之所以一直不爱穿西装，原因之一就是不想打领带。”
一天晚上9点多，住在日本政府赤坂迎宾馆的他，身着洗澡后换上的日式浴衣，说要去后花园散散步，便出了门，把我吓了一跳。我立即上前拦住并告诉他，这座迎宾馆里，到处布满了警卫人员和新闻记者。如果哪位摄影记者拍到您身穿这件浴衣的特写镜头，并发表于明天的报刊上，再配上诙谐的说明，很可能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中心，引起不小的轰动。
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退回房内，并十分不解地问我:难道日本人对我穿什么衣服也有那么大的兴趣吗?我说，当然啦，这一切都是因为您的身份十分特殊呀。
不善于应对外媒
按照中国领导人多年出访的惯例，离开到访国的前一天，都要举行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出访前，外交部新闻司都会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双边关系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为领导人起草好详尽的书面材料，包括预计外国记者可能提及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一些有经验的领导人，一般只会事先浏览一下，在回答问题时作个参考，不会完全照本宣读。而缺乏经验的领导人，虽也很少照本宣读，但基本上不会脱离原先准备的基本框架。
这次出访前，领导特别提醒我，出访中华国锋最担心的就是如何应付记者招待会。所以一定要为他起草一份更全面、更周详的书面材料，供他参考。
不出所料，东京记者招待会的前一天晚上，他一直坐在房间里看材料，做准备。10点多派秘书把我叫去，问我明天日本记者究竟会提些什么问题。我答称，估计不大可能超出新闻司先前设想的范围，但不敢完全肯定。他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今天晚上就了解清楚这件事。我心里虽觉得办成这件事的难度不小，但嘴里依然承诺尽可能试试看。
我立即通过电话从举办单位日本记者俱乐部负责人处了解情况并获悉，为节省时间，明天记者招待会上将由《每日新闻》主笔西先生一人做代表提问。说来也巧，我正好与西先生相识，便赶紧给他家里去电话，问他明天会提哪些问题，并表示自己这样做，只是为了事前做好准备，以保证翻译质量。他十分友善地一一作了回答，并说这几个问题是他与其他几家媒体同仁共同商定的。一般情况下，估计明天不会再有别人提问了。
华知道这个结果后，十分高兴，说这几个问题你们新闻司准备的材料上都有。
记者招待会相当顺利。西先生提问时，只在开始时加了一个新问题:北京许多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说，您除继续担任：）主席和军委主席外，即将辞去政府总理一职，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先生接任，而且听说赵先生已经到达北京准备上任了。如无不便，请予证实。
公正地说，我觉得日本记者当时提这个问题既没有恶意，也不难回答。但可能因为华国锋先前就对外国媒体抱有成见，头一句话就有点生气地说，你们一些外国媒体有一个通病，就是对我们中国的人事问题总是很感兴趣，并妄加猜测、胡乱评论，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回答这一类问题。至于赵紫阳同志当不当总理，中国政府会正式宣布的，到时你们自然就会知道了。事后，西先生曾不解地问我，是不是你们华主席不满意我提的这个问题，态度才如此生硬的?
回国后，与部里一些同志私下谈论，比起周总理、陈老总、小平同志等，华国锋好像不大习惯、不太善于应对外国媒体的提问。不久前随华出访英、西德、意等西欧国家的部里一位同志告诉我，华国锋在西德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一个西德记者提的尖刻问题，不知如何作答才好，处境十分被动。在身边黄华部长的协助、提示下，才勉强应付过去。
几件小事
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我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为他当翻译了。但下面几件与他相关的事情，不时浮现在脑海里，这里也一并记录下来。
一、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少儿部约我为他们翻译多集动画片《铁臂阿童木》。对方强调这是为全国亿万青少年服务，我勉强接了下来，开了多次夜车才完成任务。不久，科普出版社又约我为他们翻译同名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我也照办了。
我没有想到，一部多集动画片、几十本小人书，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不少亲朋好友来信、来电索要。更让我意外的是，华国锋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打来电话问及此事。我回答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们看的，没有多大意思。如果华对此有兴趣，我可以设法另找一些值得一看的读物送去。对方却说，华国锋本人和孩子们每集都看，并觉得很有意思，才让他给我打电话的。
我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几个月前还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的十亿多人口的大国最高领导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大闲人，居然会有闲工夫一集不落地欣赏国外儿童动画片。实在变化太大，也太不可思议了。
二、乔冠华部长是我非常钦佩的外交家、笔杆子、演说家。他对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有一个时期，外交部许多同志对他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表现提过不少意见，其中一条就是认为他在华国锋主政的那几年，对华国锋缺乏应有的礼貌和尊重。
如，华国锋刚主政时，当着许多人的面，谦虚地对他说:老乔呀，我对外交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而你是老外交，希望你以后多提醒、多帮助。他竟不以为然地笑着答，其实外交并不难，只要用心，不用多久就可以学会的。
又如，一天他来部里上班，同志们问他为何一大早就满面倦容，无精打采，他居然答是因为自己昨晚“舍命陪君子”，半夜就被那位新君子召去中南海问事了。
再如，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访问成都(不到北京)，华国锋安排他先去接待两天，初步交换一下意见。当华国锋第三天专程赶往成都会见贵宾时，他居然没到机场迎接，也没汇报这两天的相关情况，而是陪着夫人去参观杜甫草堂了。
据我了解，部里同志们议论起乔的这些言行时，一直是赞同者少，批评者多。即使在华国锋离开领导岗位后，也是如此。后来听说，乔夫人章含之对此同样不以为然，甚至当众表示，部里许多人还在百般吹捧华为“英明领袖”，大肆为他唱赞歌、抬轿子时，我们老乔就有先见之明，敢于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蔑视他了。我认识乔夫人，但完全不同意她的这个看法。
三、华国锋应大平首相邀请访日后，不到三个星期，大平就得急病逝世了。这个消息使华深感意外，非常悲痛，并决定再次飞赴东京，参加大平葬礼。对一个大国最高领导人一个月内两次访日这件事，日本政界、民间都为之震惊，认为中国确实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国家，真正体现了周总理说的“饮水不忘掘井人”的精神，没有忘记大平这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出突出贡献的政治家。大平一家更是激动万分。
熟悉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十分看重一个礼节(据说也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即对特地来到某家出席婚丧纪念活动的朋友、贵宾，某家的主要成员日后一定要择机亲自回访，登门道谢。
不言而喻，大平家最想回访、登门道谢的，不是别人，就是华国锋。当大平夫人向中方提出回访要求时，华国锋已经离职。中方对大平夫人的答复，只有三个字:不方便。大平的好友和接班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大平逝世后曾一度出任代理首相)也几次出面提出请求。为了消除中方不必要的顾虑，伊东还特地表示，大平夫人来北京，纯粹是礼节性回访，只要能当面向华先生鞠个躬、道声谢就满足了，不向媒体公开，时间不超过一刻钟，会面地点也请中方决定。但最终这事还是不了了之。
(周斌 原外交部日语翻译，曾任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本文摘自《新民周刊》2013年第18期)
辞职后的华国锋在王府井被人认出：是华主席吗历史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3-05-28 23:21:45 责任编辑：孔维卓 有 0人参与评论
核心提示： 还有一次，华国锋夜里去王府井，被一些工厂的工人发现，问：“是华主席吗?”华国锋说：“我不是。”又说：“天已经晚了，快回去休息，明天还要上班。”http://hn.rmlt.com.cn/img/2013-05-28/136ab9f1e965fb8c37070ac04dc6d0b9.jpg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32期，作者：韩凯 韩永，原题：《华国锋：远离政治的日子》北京市西皇城根经委9号院，葡萄架依然繁茂，却再等不来热爱它的主人。8月20日12时50分，前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7岁。一位在华国锋身边工作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老人今年住了3次院，先是肾衰，而后主要是心脏的病症，去世的时候，胸部全是积液。从1981年6月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算起，华国锋度过了27年远离公众视野的生活。其间虽4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其象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质意义。位于西皇城根的这个9号大院，更多的时候充盈着平静而规律的生活气息。与葡萄的约会《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1988年4月份拜访过华家，华国锋的妻舅向记者透露：早在1983年，华国锋就到北京郊区找了几个葡萄园，学习如何种植和管理葡萄。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那些种果树比较好的地方，比如香山、植物园，他们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跟华国锋切磋一些果树种植方面的经验，包括葡萄。记者在1988年拜访华家时，就看到院子里有两个很大的葡萄架。老人告诉记者，在最多的时候，这里种着五六十个葡萄品种。到了收获的季节，不仅全家人共享，还要送给部队的战士。“味道真的很好。”华国锋的外孙女王苏佳说。这样的葡萄华国锋却只能吃1到2粒。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华国锋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考察全国18个省、市，到上海时因肚子疼住院，才发现患了糖尿病。此后，他的饮食被严格控制——1988年，每天的主食被控制在2两8钱：早上5钱，中午1两3，晚上1两。有时候也会破例。有一次吃饺子，华国锋吃了十多个，还想吃，经过夫人韩芝俊的批准，又给了两个——韩芝俊比华国锋小10岁，山西五台县人，其父韩七海在抗战时期曾任五台县游击队队长，“很勇敢，能杀敌”。外孙女王苏佳认为姥爷对葡萄的判断力非常神奇。“这葡萄还没长出来，他就会告诉你，它在什么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华国锋亲自管理这些葡萄架。到了力不从心时，他就在一旁指挥，由司机、厨师、医务人员或者警卫战士完成修剪的工作。“遇上刮风的日子，他就急忙出门捆葡萄。”除了葡萄，院内还种了其他的果树，有樱桃，还有苹果、李子、桃、核桃等。王苏佳自豪地向记者描述：一进这个院，满眼都是绿。简单的晚年生活在这个绿意盎然的院子里，韩芝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先是在菜园里劳作，半个多小时后把华国锋叫醒。华国锋醒来后，会在院子里走一圈，或者在屋子里坐一坐，就到了早饭时间。据王苏佳介绍，华国锋的早餐以牛奶为主，有时会加个鸡蛋羹，但他一直习惯在牛奶里放一勺或半勺咖啡。主食有时吃点烤馒头片，或者油分较少的麻花，花卷、馒头也会吃一点。菜则以圆白菜为主，或者炒洋葱。华国锋的牙口很好，馒头片喜欢吃烤得很硬的那种。吃完早饭，华国锋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报上。报纸的种类很多，不仅有党报，还有都市类报纸。华国锋看报纸很痴迷，“有时候叫他吃饭，都叫不走他。”王苏佳说。
午饭以面条为主。据跟随华国锋20多年的厨师谢师傅介绍，山西的那些面食像莜面、猫耳朵、刀削面，华国锋都爱吃，还喜欢吃羊肉臊子——出生在山西省交城县的华国锋，一辈子都在吃家乡的面食。午饭过后，华国锋一般要午休到下午4点。如果身体允许，他有时会见一到两拨客人，客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山西的老乡，有湖南的老部下，有同时代朋友的后代，还有党和国家的现任领导人。晚饭则很简单，喝点粥，吃点饭，有时吃个烧饼。粥以二米粥和南瓜粥居多。王苏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华国锋原名苏铸，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他的子女都不姓华，而姓苏。大儿子苏华，原在空军某部，现已退休;二儿子苏斌，是北京卫戍区干部，也已退休;大女儿苏玲，在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党委常委、工会主席，今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二女儿苏莉，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干部，被安排担任华国锋的生活秘书。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毛泽东、胡耀邦的后人，还有刘少奇的后人，都与华家保持着经常的联系——8月22日，在北京305医院华国锋的悼念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灵堂内，摆放着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等前中共高层领导的家人送的花圈。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则以慰问居多，有时候也会通报一些人事安排。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华国锋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干得好!”并且能说出一些具体的事情。这些到访的客人，事先要跟华国锋的秘书曹万贵约好。曹万贵是华家名副其实的大总管，今年66岁，从1968年华国锋还在湖南任职时就开始跟随华国锋，到今年已经整整40年。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于这个一生服务的老上级，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胸怀很宽广。”“他还一直想看奥运。”王苏佳说到这儿有些伤感。今年8月1日曾出院回家时，家人以为能了了他这个心愿，但只在家待了两天，就因为病情再度恶化又进了医院。跟随华国锋8年的司机朱春华清楚地记得，8月2日奥运彩排给他票时，他说：“我老了，不去了，你们去吧。”这一次住院，华国锋就再也没能离开医院的421病房。“他还要求我们做个节俭的人”除了散步和练气功，练字是华国锋后来发展的一个锻炼项目。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父亲近些年潜心练字，技艺大有长进，跟一些书画名家也多有切磋。启功对华国锋的字曾给过很高的评价。华国锋有时会参加一些小型笔会，家中的老照片曾经留下他与李铁梁、姚俊卿等书画名家切磋技艺的场景。在华国锋政治上如日中天的1970年代中后期，华国锋的题字曾经获得广泛赞誉。引退后，他的墨迹也渐渐消弭，只留下“毛主席纪念堂”几个字，像是在折射历史。近些年，华国锋的题字又常能见到。在一些风景名胜，如湖南张家界、陕西华山和山西壶口，都能看到华国锋的墨迹。行内人评价华国锋的字为“浑然大气、骨力尽现”，他在85岁时写的“清静”二字，见过的人评价为大气、从容、很见功夫，如今高悬在华家会客室中央。有人练字意在静心，但华国锋似乎一直很平静。接近他的人说他比较能想得开，还用一个故事加以诠释：华国锋刚退下来时，有一段时间因心脏病住在北京医院，当时《少林寺》刚开始热映，医护人员也心神不定，有人将此事告诉了华国锋。华国锋把这个片子调到医院来放。医生劝他别看，说里面打斗很凶，对心脏病无益。“勿忧，我知其戏均假。”华国锋说。他的话题从不涉及国内政治。苏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有人在他面前说起这些，他就摆手不听——直到去世，华国锋脑子都非常清楚，王苏佳说，姥爷从来没有叫错过人名字。厨师谢师傅则对华国锋的记忆力印象深刻，他说有些以前来的人，家人和他们都记不得了，华国锋还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