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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月18日，邓小平10年来一直忙于工作，从未逛过商店，但是他当天上午去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零售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这与14年前改革刚开始时可怜的供应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他在女儿的帮助下，给孙子买了几支笔，作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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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2月18日，邓小平在朱镕基的陪同下参观上海南浦大桥工地，之前邓小平与朱镕基做过交谈，把他视为一个难得的人才。2月20日，专列开始从上海返回北京，途中在南京火车站停留，并听取了南京领导班子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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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2月20日，身穿雪花呢大衣的邓小平，缓步走下车厢。当听到蚌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时，邓小平很高兴，频频点头。南行两个月以后，新华社正式报道了邓小平的南行新闻，又一个月后《人民日报》报刊登了详细的报道。
纪念,是为更好前行！如果没有邓小平，我现在会是怎么生活
深改元年我们尤为怀念邓小平2014年08月21日 05:19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8月22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临近之时，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员令，开启改革新元年之际，重温和追思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和杰出贡献，对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6年前，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指导我们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靠着坚持不懈推进改革开放，我们的人民、国家和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大好局面。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规定的方向、立场和原则。在30多年的艰辛探索中，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改旗易帜，没有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就在于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的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同志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和卓越胆识，反复强调要排除一切干扰，大胆地闯，大胆地试。他说不这样就走不出一条好路、新路，就干不出全新的事业。靠着这种精神勇气，他领导我们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冲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成功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天地。 改革是要实现人民福祉。邓小平同志对人民怀有一颗忠诚的赤子之心，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从群众的发明创造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依靠人民推动改革。面对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现象，他特别告诫要警惕“两极分化”之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让全体人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今天，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下，改革依然是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党最鲜明的旗帜。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仍在进行时。而且我们的决心更坚定，目标更明确，措施更有力。在改革又到闯关、攻坚之时，敢闯、敢试的勇气和担当精神没有变，“啃硬骨头、涉险滩”，“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就是最鲜明的宣示；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改革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依旧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992年，邓小平提出，用30年的时间，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今天，在这个战略思想基础上，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沿着这个总目标前行，实现“中国梦”必将更有保障。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人民日报:对腐败要下得了手 力度比态度更重要
2014年08月21日 03:25人民日报 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让我们把目光投回“时钟再次跳动”的中国。当“真理标准讨论”激荡解放思想的春潮，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释放改革开放的活力，总设计师高瞻远瞩的擘画之中，也有着对历史深处忧患洞察入微的把握，而后者可能更需要廓清迷雾的眼界、果敢坚毅的决心。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反腐败正是这样一个例子。
大潮初起，与思想一起解放的有利益，与体制一起松动的是欲望。广东沿海地区一个县委书记，侵吞缉私物资把家搞得像“广播站的器材仓库”，最终被枪决，成为反腐“改革开放第一案”。对此，邓小平严厉指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告诫全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党和国家就可能要“改变面貌”。
将是否反腐，上升到改变党和国家面貌的高度，这样严峻的判断，源于对腐败问题的深切思考：如果手握权力的国家公仆，堕落为以权谋私的人民公敌；如果“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权力机关，异化为“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集团，不仅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更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水火不容。在反腐败问题上，必须拿得定主意、“下得了狠手”。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遗憾的是，反腐败也同样如此。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期的“轨道变化”制造大量“灰色地带”，伴随而来的腐败滋生，几成现代化进程中的通病。腐败作为“全球性灰色病毒”，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上世纪初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莫不如此。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转型，其变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可谓绝无仅有，因此也难以逾越腐败高发的阶段性特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早已做出判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改革势必泥沙俱下，但如果不及时清淤疏浚，听任污泥浊水泛滥，放纵老虎苍蝇横行，就会带来灭顶之灾。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就此断言，“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遏制中国，那就是中国自己”。而在中国经济社会迅疾发展的36年，反腐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彰显党的决心和反映社会民意的晴雨表，成为能否捍卫核心价值、展现自我革新能力的试金石。事实证明，对于腐败，要有“零容忍”的认识，更要有“下得了手”的行动。在反腐这个问题上，“力度”比“态度”更重要，“效果”比“信念”更重要。
当今中国，正行进在“历史的三峡”，反腐败也越发紧迫而重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让社会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振奋社会信心要反腐；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在党和群众间隔起无形之墙，重塑执政伦理要反腐；贪官祸国，污吏殃民，是对党的宗旨信念的极大败坏，正本清源要反腐。“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今天的：）人，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韬略，回应着一代伟人深邃的历史洞见。
在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邓小平提出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至少要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打虎无禁区、拍蝇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恰如这一告诫的隔空回响。反腐需要硬手，倡廉亟待实招，十八大以来的22个月时间，史无前例的反腐力度，信守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的承诺，践行了“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誓言，让人民充满信心，让社会充满期待。
邓小平曾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现在看来，我们党过了这一关。最重要的是，人民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反腐败全力支持，这是我们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实事求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特点
2014年08月21日 03:25人民日报 评论中大奖（4人参与） 收藏本文
8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本报北京8月20日电 中共中央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邓小平同志一生的丰功伟绩，总结了邓小平同志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强调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
习近平指出，像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
习近平强调，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习近平指出，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爱祖国、爱人民，是最深沉、最有力量的情感，是博大之爱。我们要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习近平强调，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我们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指出，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习近平强调，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习近平强调，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17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刘云山在主持会议时说，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从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等方面深刻阐述了邓小平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号召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讲话饱含着全党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饱含着继往开来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责任担当，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紧密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切实贯彻落实。
座谈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先后发言。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北京市、四川省委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邓小平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以及出席“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代表等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的经济预测保守了2014年08月20日 11:53作者:林毅夫(5) 评论中大奖（212人参与）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http://i2.sinaimg.cn/cj/2014/0820/U10971P31DT20140820115251.jpg中国改革的两个“意想不到”。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纪念、一战百年，历史的经纬线恰在这一刻交错。百年来中国历经沧桑、饱受屈辱，走过了艰辛又漫长的二十世纪后，在世纪之末终得以厚积薄发，震惊世界。 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 从不教条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取得了执政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于改革的两个“意想不到”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 经济预测还是保守了一点 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 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是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 切中要害，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结构不平衡、协调问题和低激励。这些问题在改革前后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式。 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 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不足的状态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 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本文摘编自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所著《中国经济专题》一书) (本文作者介绍：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我最近也在追这部片子。我感兴趣的地方是邓小平这一代是如何建议华国锋放弃领导职位，并如何选择培养接班人，为何弃选胡耀邦，又放弃赵紫阳，最后选择江泽民做为第三代领导集体。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阻力，问题，他是怎样解决的。他对经济建设怎么会有这么清晰的原则立场。打倒四人帮，收复香港，平定学潮，这些历史细节我很感兴趣
邓小平如何说服全党开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观点，反复提到执政党实事求是的品质，一针见血指出问题要害，这些问题的处理上，邓小平不愧是一代伟人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是非功过，还是让历史去评说吧！喜欢这些照片。:)
fendou 发表于 14-8-22 17:50
我最近也在追这部片子。我感兴趣的地方是邓小平这一代是如何建议华国锋放弃领导职位，并如何选择培养接班人 ...
这部电视剧据说只演到1984年，后面的事情可能争议太大，也非常敏感，没有演。我也很想了解这些内幕。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http://js.pp.sohu.com/ppp/blog/styles_ppp/images/stamp_jian.gif
2014-08-22 03:23阅读(85412)评论(341)
——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对小平做了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中国的现代化自小平才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小平开创的——这样的评价把小平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习总讲话全文肯定了小平，这与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时习总高度赞扬毛的功绩但同时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有所不同。 这并不是说邓小平就没有失误与错失，如果大家好好回顾一下小平的生平与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他最吸引人也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就包括他的“错误”与他对错误所持的态度。邓小平历史上三次大起大落，从在“文革”中被打倒期间不停地写信给毛泽东认错，到执政后彻底大胆地否定“文革”却坚定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地位，都展示了他坚定的信念、务实的作风与久经考验的自信。 我喜欢小平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破除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此之前的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个人崇拜猖獗，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小平实际执政的十几年里，也是中共执政史上相对宽容与自由的时期——我正好在这段时间生活在中国大陆，工作在体制内，对此深有体会。 记得那时喜欢小平的也好，不喜欢他的也罢，提起他都基本上可以畅所欲言，而且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地叫他“小平”——好像邓小平是“邓家”的，“小平”才是大家的一样。普通人对领袖的这种叫法，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多见。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是一名普通人，一位对中国百姓深深了解且实事求是的伟大的普通人，与普通的伟人。 这位“普通人”成为习总口中拥有“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最深厚的情感寄托、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最鲜明的领导风范、最恢宏的革命气度、最光辉的人格魅力”的最伟大的领袖，绝非偶然。毛泽东主宰共和国前三十年结束时，百废待兴，全国上下、体制内外都渴望变革，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各个不同的阶层。小平看到了中国的困境，更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他力排众议、从善如流，把中华民族带上了复兴之路。并在1992年88岁高龄，看到了有些人想走回头路时毅然“南巡”发声，喊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时代强音…… 这个国家从不乏保守、顽固甚至邪恶的力量，他们随时准备把中国往后拉，往邪路上拽，我当时在体制内能够感受到风雨如晦、黑云压城，如果不是88岁的老人最后一击，如今的中国会怎样？又会在哪条羊肠小道上踽踽独行呢？ 小平当时“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找对了方向，走对了路，但毕竟也有走弯路、遇坎坷之时。尤其是由于制度变革并不一定能够跟得上经济与社会变化，权力没有有效的制衡，更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改革开放初始，腐败、垄断、贪污受贿、以权压人、贫富差距等后来越来越严重的丑恶现象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同后来相比，小巫见大巫而已。 在纪念小平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假如小平还活着，1992年“南巡”之后他依然健康并一直关注、审视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直到今天，他会怎么想，又会做些什么呢？他会在2002年突然“西巡”，喊出“谁不关心弱势群体谁下台”吗？他会在2012年突然“东巡”，喊出“谁不坚决彻底地反腐谁下台”吗？他会不会在2024年突然“北巡”，喊出“谁不搞法治、自由、民主谁下台”呢？ 这也许才是我们今天纪念小平的最佳方式。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革命家”执政的三十年，又走过了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如今走向了第三个三十年，前景光明但道路却更复杂与艰难，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与关键时刻，正是需要象邓小平这样一位既是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又是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今天中国取得的巨大成绩感到高兴，但我们更想知道，他会对贪污腐败怎么办？他会对利益集团做什么？他会如何继续在香港执行“一国两制”？他又会怎样去落实法治、保护弱势群体，给人众参政、议政与民主、自由的权利……也许我们无法猜测小平到底会怎么做，但只要记住他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他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他有坚定的信念，他不墨守陈规，他能看清世界大潮，他会从善如流……就够了。 杨恒均 2014年8月 22 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纪念日
纪念邓小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http://js.pp.sohu.com/ppp/blog/styles_ppp/images/stamp_jian.gif标签： 邓小平习近平改革赵紫阳华国锋
2014-08-22 08:13阅读(1585)评论(30)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他政治生涯的后期，带领中国走出文革阴影，开启市场化和现代化变革。今天，对邓小平的纪念，既包含社会各界对于过去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和反思，也承载着对他未竟之业、对中国改革下一步的期待。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数出席了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中高度肯定了邓小平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并表明要继承邓小平信念坚定、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新华社随即发布的习近平讲话全文，习近平强调，邓小平“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透露出其施政理念是与邓小平的理论一脉相承。
从今年初开始的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近日渐入高潮。期间多名高层领导人，在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发表文章，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这样的高规格在离世领导人中是罕见的。
据《新京报》统计，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和十年前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两次活动中，已有至少12位现任或退休中共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撰文回忆邓小平，包括中共元老薄一波、前总理李鹏在2004年撰文追念邓小平生前风采。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原副总理曾培炎最近也发表文章，回忆与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
邓小平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求是》杂志今年初发表习近平阐明去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讲话，其中三次引述了邓小平的讲话，说明习近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继承了邓小平的遗产。
实际上，纪念邓小平最好的方式不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做，在于继续推进反腐在于深化改革特别是邓小平生前尚未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所面对的时代条件和邓小平当年已经不再一样。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开放时，阻力主要来自保守势力，没有像今天这样庞大的利益集团。
特别是明显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禁区，政治体制改革本是一项关乎子孙后代福祉涉及到全党全民自身利益的改革伟业，为什么25年来官方和民间都不再提及？对于执政党乃至领导人而言，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和困难已经远远大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强大的利益集团已经把持了中国的改革路径。
中国改革的道路尽管布满荆棘，改革的历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改革的声音也受到各种压制和屏蔽，然而，改革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改革的呐喊也没有被彻底禁绝。
三十年多前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在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时官员自发的，而是全民在长达数十年的文革劫乱之后，自下而上的一种改革呼求，从而导致中国出现痛苦的裂变，推动了一轮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如果那时候全民依然还陶醉在拯救全人类的狂热中，无论是民间抑或是执政者，都不会轻易去推动一场涉及全民的改革。
再往前看，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改革，包括那些失败的改革，对于中国社会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也同样出现在一个朝代最黑暗，最腐败的时刻，许多仁人志士勇敢的站出来，欲挽狂澜之既倒，欲救民族之大义！尽管变法的努力被清王朝顽固势力所阻挡所扼杀，但很快这个黑暗腐败的政权也就轰然崩溃了。
当叶剑英、华国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用武力手段抓捕政治精英“四人帮”时，同样也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叶剑英、华国锋更是力排众议，让邓小平等一大批受迫害的政治老人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特别是年富力强思想开明的胡耀邦，为数以千万蒙冤受屈的官民平反昭雪，从而凝聚了当年全民的改革共识。以万里、赵紫阳在安徽、四川主导的农业改革使中国人民解决了粮食匮乏的问题，从而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说邓小平是当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胡耀邦、赵紫阳毫无疑问是当年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忠实的执行者。
当中国从物资极度匮乏、思想极其禁锢愚昧的历史深渊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和认同感。也正是因为这种全民共赢的的改革开放，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也成为凝聚社会共识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那个时代的改革开放属于全民，积聚了全民的力量也汲取了全民的精华。
然而八十年代末期之后，这种改革戛然停止，抑或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表面上看，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但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垄断、被绑架，连改革依赖的路径也被利益集团所把持或控制。改革彻底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利益集团和垄断利益集团双赢的格局。这个社会也处处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被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改革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所谓改革，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或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这个社会一天天在腐烂在溃败，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侵蚀着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让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能为力。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曾有过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乃至每一位公民！
于是，我们看到自上而下，每一级官员都在高喊改革，但这种改革己经完全背叛了改革的初衷，与真正的改革完全背离。对于利益集团而言，他们口里的改革，实际上是维稳与和谐。维稳与和谐就是保持现状，保持利益集团继续掠夺敛财的格局。真正的改革需要彻底改变现状，需要全民特别是利益集团要付出代价！
在这个物欲横流腐败泛滥权贵疯狂的时代，中国不仅需要敢于担当的政治人物扛起改革的大旗，更需要重新凝聚全民的改革共识。面对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掠夺，面对官场普遍的腐败，面对日趋严峻的贫富差距，面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造成的人心向背道德滑坡，面对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富人与穷人，官员与平民的对立，造成的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巨大反差！面对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腐败得不到惩处、民间疾苦得不到关怀，面对从上到下的投机作恶、掺杂使假、坑蒙拐骗、权钱交易、勾心斗角、恃强凌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充斥的谎言、欺骗和盲目的歌功颂德，改革已经到了无可推诿的关键时刻。
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中，86次提到“改革”二字，在外媒眼里，这是一份“执政党为兑现承诺发出的改革攻坚令”。习近平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选择“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此举虽然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隔20年，却依然延续了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积极回应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期待”！
2012年岁末的最后一天，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去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说：“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今天，无论是欧洲、北美，还是阿拉伯国家乃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任何政党都要回应人民对改革的诉求。即使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甚至朝鲜都在寻求改革的出路，无论是西方民主国家，还是民主政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不同政体的国家，都在寻找改革的路径和方向。因而中国现在乃至未来的改革并不孤立，也不容拖延、停滞、回避或倒退。
拖延、停滞、回避或倒退甚至反对改革，显然已不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尖锐的社会矛盾只会导致激进的变革甚至是暴力革命。防止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的唯一途径就是反腐和改革。暴力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美好的明天，暴力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暴力革命是推倒重来，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牺牲最多的仍然是社会绝大多数，尤其是中下社会阶层。
主动改革和被动改革对执政者来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执政者往往都会顺应改革的诉求，可惜的是，改革的时机已过。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后来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远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然而，大势已去，当革命已经成为一股潮流，任何改革都难以挽回王朝崩溃的命运。
今天中国的现实和一百年前有许多相似之处，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是世界第二，却仍然未能阻止外敌的入侵和社会动荡。1906年9月1日，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立宪”，但在1911年5月组成的满清内阁中，皇亲国戚占据了绝对多数，导致一部分原本支持清政府改革的立宪派转而与清廷对立，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纷纷投向革命阵营。
当今中国，官场腐败泛滥，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社会阶层固化、司法不公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任何改革都会触动利益集团的权力，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对，特别是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敛财的庞大群体绝不会束手就擒甘愿向人民放权让利。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部分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鄂、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更为严重的是，在财富严重分化的同时，社会公平被严重侵蚀。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就会应运而生。
避免中国社会动荡的惟一途径是反腐和改革，特别是重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突破各个利益集团的羁绊，大胆启用一批良心未泯、理想尚存、有能力有抱负又相对干净的有识之士特别是依靠广大人民共同参与，没有一系列大胆的反腐和改革举措，没有整个党政队伍的清洗更替，即使执政者有满腔热血和远见卓识，其宏伟蓝图也将毁于那些贪婪的庸官之手，中国的改革依然会遥遥无期。
邓小平决策百万裁军台前幕后:得罪人的事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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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15:15: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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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邓小平发表讲话。 [保存到相册]
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百万雄兵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革”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 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邓小平上任伊始，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1年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五天的演习中，邓小平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进行到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邓小平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计划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了。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解放军总员额达到611万。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70年代，解放军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而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军队员额。但是，400万的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依然不能让邓小平这位三军统帅满意。 那段时间里，邓小平逢会就讲“为什么要消肿”，见到军队领导就谈消肿的意义。他说：“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 ”他坚定地说：“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 然而，军队的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消肿”始终不能尽如人意？其最大的障碍在于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作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经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经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邓小平还深刻洞察到，在科技日益发达的当今社会，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变化，军队走数量规模型的发展道路已不能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质量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而且对于取得战场主动权、赢得战争胜利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必须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摆在军队建设的中心位置。他不止一次地告诫各级干部，要承认自己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还很不够，要承认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 基于全新的判断，邓小平作出了全新的决策。 1984年11月1日，就在国庆35周年阅兵一个月之后，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上，邓小平表达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他说：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不把矛盾交给新的中央军委主席。 1985年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出席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意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邓小平还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领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经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裁军100万人，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当他们将军备竞赛由地面引向太空时，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要在一年完成裁军100万，不过是一种梦幻，一种姿态，一个空洞的口号。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统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在1975年那次未能完成的军队整顿的基础上，在1982年那次有很大成效的军队精简整编的基础上，1985年，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彻底消肿，实行百万大裁军：中央军委所属的总参、总政、总后三总部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经有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31个，师、团级单位撤销4054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为国防大学。各县、市人民武装部不再归军分区管辖，改为地方建制，干部和战士退出现役；军队内部管理的76种干部职务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1比3.3。同时，从1985年起，3年内有60万干部退出现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1987年4月4日，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徐信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中国军队创造了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整个世界的和平进程。一时间，世界舆论为邓小平大决心、大手笔所倾倒，中国军队也赢得了信誉和全世界的尊敬。《美洲华侨日报》和《波恩评论》报说，现在世界上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了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的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完全没有了。所以，今天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对中国是特别幸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