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集 《成败之鉴》
—— 心系两岸统一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本书，书名为《成败之鉴》，这是陈立夫的回忆录，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老二，陈果夫的亲弟弟，国民党中统的头子，早年积极推行“反共”政策。
《成败之鉴》是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1994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该书在台湾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当月就脱销了，马上又印发了第二版。书的内容是陈立夫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也是对国民党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治成败的反思。陈立夫在邓小平90大寿之际把自己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他，既是对邓小平致以问候，又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此时送书的陈立夫已经96岁高龄，比邓小平还年长6岁。
“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
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海峡两岸对峙多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高层之间怎么会有来往呢？这是因为进入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央对台方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解决台湾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台湾高层持两岸统一立场的人并不多，但陈立夫就是其中之一。早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时期，陈立夫就积极寻求与大陆沟通。晚年的陈立夫更是致力于两岸统一，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两岸统一的陈立夫自然成为邓小平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两人从未谋面。
邓小平第一次给陈立夫带话是1980年9月9日。这天他会见了一个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学者。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能在我们这一代交账，历史上写我们一笔比较好，否则历史会责备我们的，至少要骂我们的。国际上的账都可以放下，国内的账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岁数大了，可能急一些。统一越早越好。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
给陈立夫带话不是目的，目的是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能产生影响。在这方面，陈立夫也是一个合适人选。从大革命时期起，陈立夫同蒋家就有深厚的关系。蒋经国执政后，他也很受倚重，能对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希望老同学之间合作一把，
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点贡献”
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邓小平并不陌生，两人是老同学。20世纪20年代，他们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那时邓小平22岁，蒋经国才十五六岁。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分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两人有比较密切的来往。1926年底，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一年就回国了，而蒋经国则一直在苏联待了12年，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两人从此没再见过面。
半个世纪后，他们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领导者。在主政风格上，两人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蒋经国在台湾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替代了“反攻大陆”的口号。邓小平在大陆倡导改革开放，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在两人的领导下，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向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
从80年代初期起，邓小平亲力亲为，抓住一切机会做台湾当局领导人尤其是蒋经国的工作，明确表示：希望老同学之间合作一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点贡献。中央对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乐美真回忆说：“新时期的方针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很明确，就是当时以蒋经国为对手，举行国共第三次和谈，来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
当时台湾与大陆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邓小平想到了各种方法。邓小平首先通过外国政要向蒋经国带话。1980年5月14日，他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的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首次向蒋经国带话：“我们现在还是以蒋经国先生为对手。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邓小平还通过海外华人华侨做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海峡两岸都有亲戚朋友，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长女邓林回忆说：
台湾的问题，父亲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在做朋友的工作这方面，他都是亲力亲为，他见过很多从台湾来的朋友，也见过很多为改善两岸关系而奔走的朋友，他都是亲自见，甚至于还请他们吃饭。
得知陈树柏同蒋纬国很熟，邓小平1980年9月9日会见他时说：“你去台湾可以跟蒋纬国说说，我们欢迎台湾的人多回来看看。你可以给蒋纬国谈一下，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解决，下一代解决这个问题更困难一些，那时出现什么情况很难讲了，例如‘台独’。有机会可以对他们解释，你在台湾认识的也不止蒋纬国一人，你父亲老部下、老同事多得很嘛。你可告诉蒋纬国，请他转告他哥哥，我讲的台湾问题都是真话。”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再次给蒋经国带话：“你下一次有机会去，给我带个口信给蒋经国：我们年纪都大了，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我们的民族着想，在我们这些人在世时至少谈起来，谈起来以后大家再把问题摆出来，例如，他们讲三民主义，究竟能不能统一中国。我们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李耀滋回去后通过关系转给蒋经国一封信，但没有下文。
除了托人带话，还通过做一些具体事情来增进感情。邓小平清楚，蒋经国是个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们修缮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据乐美真回忆，后来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让人带话给大陆，希望照点照片给他看一看。蒋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但又秘密地送进了台湾“总统府”。
“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
但不要一直板着面孔，可以让别人出面”
1982年7月，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大陆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接隔海传话，这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大动作。前些时候，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
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这篇文章。
乐美真回忆说：“邓大姐请示了小平同志，决定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同志给蒋经国写一封信，主要是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但是呢，要动以感情。”
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这封信是怎样写的呢？参与起草的乐美真回忆说：
我记得廖承志说，你们想一想，我也想一想，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写。过了一晚后，他起草了几句话，“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他这么一写以后呢，啊，我们一下子就找着写入点了。
对于这几句话的意思，参与起草的另一位当事人耿文卿解释说：“廖公讲的是，那时他在南京，坐了四年监狱，出狱以后，和蒋经国见了一面，已经过去36年了。接下来是‘幼时同袍，苏京把晤’，说‘苏京把晤’，说他们两个在莫斯科同学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天冷了，两人同穿一件大衣。他讲这一段，可以勾起蒋经国的回忆。”
整体上说，这封信主要分三个部分，也就是“三思”“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呼吁蒋经国，“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
当时两岸处于隔绝状态，没有通信往来，这封信怎么发出去呢，怎样让蒋经国和台湾社会各界看到呢？时任中央对台办专职副主任的汪锋回忆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小平同志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志同志商定的，并由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发表。他还关心此事的具体细节，让我与广播电影电视部、《人民日报》等单位协调，研究以何种方式发表效果最好。”耿文卿也回忆说：“发那信最有意思，我们叫三管齐下，三条路子一块走。一个就是到邮电部用电报给蒋经国发出去，先发到香港，通过欧洲，落地以后，再发到台湾去。第二条路子就是，新华社先发预告，再发通稿。再一条路子就是通过香港的报纸，进到台湾把它登出来。”
这封信发出后，各界反映很好，包括台湾。但廖承志并没有收到蒋经国的回信，而是几个星期以后，在报刊上见到了远在美国的宋美龄的一封信。宋美龄在以公开信的形式给廖承志回信中，她以长辈自居，劝廖“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仍幻想着他日“光复大陆”，说什么“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耿文卿说，宋美龄“以长辈姿态，训人的这个口气，发了这么一封信，坚持她的顽固立场，拒绝和谈”。
1982年8月10日，邓小平再次会见陈树柏，谈到蒋经国拒绝这封信的情况时豁达地说：“见到他，你代我向他问候，他有他的难处，可以理解。但不要一直板着面孔，他自己不能出面，可以让别人出面。”
“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
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可以让别人出面”，邓小平指出了一条两岸对话的新途径。在邓小平眼里，陈立夫无疑是一个合适人选。此时的陈立夫也在酝酿一个大动作，早就心向统一的他决定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杨亨显来大陆沟通。
邓小平敏锐地说：“这是一件大事，要抓紧，要准备和陈立夫深谈。”1983年5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杨亨显，衷心希望两岸早日开启和谈，对国家民族作出交代。
曙光已经显现。邓小平决心在以前对台政策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他对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设想。
1983年6月26日上午, 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邓小平会见了美国另外一位华人学者杨力宇。作为一个美籍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杨力宇多次访华，“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他也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向美国和西方国家介绍中国。
这次陪同会见的阵容很强大，有杨尚昆、邓力群、汪锋、马洪等。中央以这样的规格接待一位大学教授，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杨力宇后来在其书中回忆说：
当我步入大会堂，与邓小平及其他中共领导寒暄后，立即展开了冗长的谈话。我本以为邓小平要先说明中国的立场，所以等他先开始说话，然而，他却未开口，似乎等我先说。我们之间曾有短暂的沉默。我犹豫了一下，终于开始了我全面性的陈述。我本以为他会打断及反驳我的分析，但在将近40分钟的说明过程中，他始终在注意聆听，除了问了一些问题外，未曾一次打断我的分析。
在耐心地听取杨力宇大段的分析和不同意见后，邓小平开始说话了。在这次重要谈话中，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六条主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邓六条”：第一条，台湾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第二条，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条，不赞成“完全自治”的提法, “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第四条，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第五条，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第六条，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 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邓小平说：“我们是和盘托出，再没有什么底牌了，这就是底牌。”
通过邓小平的不懈努力，大陆和台湾之间逐步建立了沟通的渠道，台湾一些上层人士同大陆联系增多，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好动向。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现在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可以看到一种影子。”显然，这就是说台湾方面出现了一些新迹象，和谈有了希望。
除此之外，为了取得台湾当局的信任，邓小平下了更大的决心。1984年10月，他在对台工作会议上说：“要好好研究一下，做些准备。国号不能变，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可以考虑。军队国家化已经做了，宪法也肯定了军队国家化。你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如国旗、宪法、军队、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问题都要研究。”除了做上层工作，民间工作也在抓紧进行。同一时期，他在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
从1985年开始，蒋经国的糖尿病日趋严重，身体每况愈下。台湾政局的走向引起各界广泛议论。蒋经国逐渐下定了决心。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召开，蒋经国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中国之统一与世界和平”，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必须统一”。不久，他在另外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中国的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单独存在。”同一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访问时也曾说：“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两人的话无疑是相通的。
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1987年，两岸开启了“解冻”的第一步。7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令”。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决定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的亲属者可赴大陆探亲。乐美真回忆说：
蒋经国在种种的压力之下，在我们政策长期的感召之下，最后痛下决心，决定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来探亲。大家知道这个闸门一打开，这个两岸的来往像洪水一样。百闻不如一见，过去那些种种的传闻，对大陆的这个诬蔑呀，这个造谣啊，都化为乌有。两岸的隔绝状态终于打破，两岸民众的交往，也越来越深入。
同时蒋经国也在着手国共谈判，准备派代表团访问大陆。两岸和谈的隔阂似乎打开，美好前景就在不远。但还没等作出更为实质性的部署，蒋经国的人生就已走到了尽头。1988年1月13日下午，他因病逝世。同日，台湾当局宣布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蒋经国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被日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分子。
蒋经国的死，使极有希望实现并已着手进行的两岸和谈戛然而止。两岸交流的大门已经启开，却无力迈开脚步跨入和平统一的门槛。邓小平惋惜地说：“可惜蒋经国死得太早了。”
蒋经国1988年去世后，他的老同学邓小平也于1989年退休了。退下来以后，他还多次听取对台工作汇报，会见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一些与台湾有关的人士，始终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祖国的统一大业。他说：“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历经沧桑，从2005年开始，台海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政权8年后再度上台执政，国共两党再次携手，两岸实现“三通”，和平、合作成为主流，祖国的完全统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中央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书中讲述其文革经历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即日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被打倒的经历如何展现，尤为引人关注。该书用三个章节，讲述了邓小平从“文革”初期被打倒到1973年复出工作的历史。
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
新京报从中央文献研究室获悉，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展现出当时两人关系的微妙变化，其中部分书信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开始对“文革”认识不清
邓小平曾说过：“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文革”开始后，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针对当时一些报刊的反常举动和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会议，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大派遣工作组。
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等展开了争论。最后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和我两人。”
会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表示了一种特殊的不满。毛泽东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1959年起，6年来从来不找我。”
对于上述史实，《邓小平传》称：“毛泽东的话，反映了一段时间以来邓小平与毛泽东之间关系的某种疏远。这种疏远的背后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上有分歧。”
“特别是，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邓小平表现得‘很不积极’，还屡次坚持派工作组‘阻碍运动’。另外一个原因是：：）领导人在八大以后分为一线、二线，毛泽东退居二线，邓小平作为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在处理经常性工作中向毛泽东直接汇报少了。”《邓小平传》写道。
毛泽东转告邓小平：要忍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署名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他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震惊。他感到，《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已经公开并且大大升级了，他的问题很可能由此“定性”。
4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从1月12日起（在家中受到中南海造反派围攻批判—编者注），我一直再想见见你，向你求教。只是觉得在群众激烈批判我们的反动路线及其恶果的时候，求见主席是否适宜，所以一直忧虑着。近日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觉得我所犯错误的性质，似已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我求见主席，当面聆听教益的心情，是很迫切的。如果主席认为适当，请随时通知我去。静候你的指示。”
信转呈毛泽东后，没有立即得到回复。
五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告诉他，毛主席最近刚回北京，让他来看看。汪东兴还告诉邓小平，毛泽东还让他转告三点意思：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传》称，毛泽东让邓小平有事给他写信，这一方面是他想看到邓小平思想的“转变”，另一方面是他对邓小平的一种保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使邓小平避免了遭受刘少奇一样的厄运，而且还为他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保留了余地。
通过频繁写信维系和毛泽东关系
1968年5月，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再次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说，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读一下，议一下，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否与邓小平谈话。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极力反对毛泽东见邓小平。
当年六七月间，邓小平又先后两次致信汪东兴，希望见汪东兴或是能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在信中说：“我的最大的希望就是留在党内，做一个普通党员。我请求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给我补过自新的机会。”
对于频繁“致信”，《邓小平传》写道：“邓小平深知，只要能保留党籍，继续留在党内，他的问题就不会无法解决。此外，他也想通过这种频繁写信的方式，维系同毛泽东的关系。”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是批准“刘少奇专案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由于刘少奇、邓小平一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这就意味着这次会议同时决定邓小平的前途命运。
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就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句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什么叛变哪、自首呀，这些问题。”
毛泽东说：“他（邓小平）的意思要求保留党籍，不要开除党籍，最好嘛还能够做点工作。一讲到做工作，许多同志都摇头。我说，现在很大的工作也难做，叫他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这样的工作，总是可以嘛。”
毛泽东对邓小平始终留有余地
1969年10月，在京老干部全部战备疏散。临行赴江西前一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说：“我保证在自己的余年中，努力在工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中，好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向工农兵学习，好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头做起，重新做人。”他想继续用这种方式保持与毛泽东的联系。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1年林彪叛逃，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产生很大影响。毛泽东重新考虑用人问题。
1972年建军节前夕，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革”中受打击的老干部，出席国防部招待会。这对邓小平是很大的触动。
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对他的一些不满再次做了检查，并说：“我过去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觉得自己身体很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看过信后，作出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邓小平传》称，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邓小平传》分析，毛泽东对邓小平之所以始终留有余地，一是邓在中央苏区时坚决拥护和实行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作战和根据地建设主张；二是，没有历史问题；三是，民主革命时期作战有战功；四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做过好事。
“促使毛泽东这个时候来解决邓小平问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他的联系。在这些书信中，邓小平数度含蓄、婉转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表达了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传》写道。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3年多的北京。3月29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链接
邓小平1975年至1997年传记正在撰写
据《邓小平传（1904-1974）》后记介绍，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从2006年正式开始编写到完成，经过8年时间。
该书主编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写作所依据的主要是，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的邓小平的报告、讲话、谈话记录和电报、书信等文稿；中央有关文件和有关会议记录；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采访记录；有关图书和报纸、杂志等，力求根据翔实可靠的资料写出信史。
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当代研究所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
《邓小平传》副主编刘金田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邓小平1975年到1997年的传记撰写工作正在进行中。
平的舔犊之情：经典生活照背后的故事(1/14)查看原图全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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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视察南方牵小手
1992年，邓小平开始了南方视察，手中牵着的是他的孙子。（注：图注文字均选自《永远的小平》，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特此致谢。）孙辈们：我们所有的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随卓琳奶奶的姓，都姓卓。萌萌、眠眠、羊羊都姓卓。因为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低调一点，最好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爷爷是邓小平，所以我们都没有姓邓。到了爷爷晚年，他说，哎呀，我们家总得有一个姓邓的吧，一个姓邓的孩子都没有……这样我们家才终于有了一个姓邓的第三辈。 在网上有人说小弟是美国国籍，这是错误的，小弟是中国人。小弟的确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那时候舅舅和舅妈在美国攻读博士后，但小弟一出生，舅舅就帮他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中国的护照，拿到中国护照不到一个月，舅舅和舅妈就把他放在小篮子里送回国内了。
小平的舔犊之情：经典生活照背后的故事(2/14)查看原图全部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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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和孩子们海边留影
1990年8月，邓小平等在海边留影。卓泝：小时候，我们会陪爷爷到北戴河游泳。男孩小时候的特点是喜欢玩，但耐力都不强，所以一开始游泳我跟着爷爷，不太跟得上，他游得很远的，转一圈怎么也得有个三四百米吧。后来我过了耐力关，能够跟上的时候，肯定都是跟爷爷在深水区会合，然后再陪着他游一段。我们还给爷爷做了一件游泳衣，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心然后加一些口袋，把硬的泡沫塑料塞进去，比一般用的救生衣更贴身一点。实际上他用这个游泳衣的时间和次数并不多。
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
舔犊之情——带着孩子走向大海
1989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孙辈们：爷爷非常喜欢游泳，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那一年为了见卓棣，我们全家包括爷爷一直等他，等小弟回国以后，全家才去北戴河。那个时候弟弟很小，他就躺在篮子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爷爷在海边，旁边放着一个篮子，卓棣就在那个小篮子里面。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08月20日 17:50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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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4年8月20日）
习近平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110年前，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封建统治的压迫，社会动荡不已，人民饥寒交迫，民族危在旦夕。面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为改变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着艰辛探索和顽强抗争。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孕育了邓小平同志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追求。他16岁远渡重洋勤工俭学，并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从此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70多年。
邓小平同志的一生，同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同中华民族抗争、独立、振兴的历史进程紧紧相连，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为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以充沛的革命热情，先后担任党和军队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发展新型人民军队、赢得革命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伐战争期间，他从苏联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先后在上海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从事地下工作，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参加艰苦卓绝的长征，亲历标志着党的历史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坚决执行：）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军政兼任、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出奇制胜，一直处在战略全局的关键位置，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特别是先后同刘伯承、陈毅等同志一起，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组织实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进军解放大西南，建立了赫赫战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同志主政西南，不久就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10年间，他负责：）大量日常工作，为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克服经济困难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直到1973年复出。1975年他开始主持党、国家、军队日常工作，为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开展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同“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久，他再次被错误撤职、批判。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我们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步一步推向前进。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我们党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同志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我们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我们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正是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
邓小平同志的贡献，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爱戴，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广泛尊敬。
像我们党的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建立彪炳史册的功勋，就在于他看清了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深刻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深沉愿望，把握住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伟业。正如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独立、繁荣、振兴和中国人民解放、自由、幸福奋斗的辉煌人生和伟大贡献，将永远书写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之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在人民中间，也始终在人民心间。在这里，我们要说：小平您好！祖国和人民永远怀念您！
同志们、朋友们！
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是我们大家衷心热爱的伟人。我们很多同志都曾经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工作过，他的崇高风范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邓小平同志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革命风范，将激励我们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早在苏联求学期间，邓小平同志就立志“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在此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个人处境如何艰难，无论革命道路如何坎坷，邓小平同志都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景。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面对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他浴血奋战、视死如归；面对新中国建设的艰难局面，他励精图治、百折不挠；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他信念执着、从不消沉；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他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
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同志对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具有深刻认识，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一大批具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华儿女，就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今天我国的发展进步。要把我国发展得更好，离不开理想信念的力量。我们：）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矢志不渝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执着精神，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忍不拔、风雨无阻朝着我们的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
邓小平同志曾经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同志从对人民的挚爱，延伸到对党、对祖国的挚爱。他说过：“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这质朴的语言，集中表达了邓小平同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在他的一生中，无论身居要职还是身陷困苦，都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努力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邓小平同志孜孜以求的是增进人民福祉。他多次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心中想着的就是最广大人民。
邓小平同志坚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吸取思想营养和前进力量。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他反复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同志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来开展领导工作。
爱祖国、爱人民，是最深沉、最有力量的情感，是博大之爱。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始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党的宗旨，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和人民，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
邓小平同志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面对国家困难，邓小平同志提醒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当时为了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邓小平同志果断从容处理了党和国家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党和人民劈波斩浪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
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谛。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措施，采取符合实际的工作方法，党和人民事业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才能取得人民满意的成效。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掌握真实情况，把握客观规律，发扬务实高效、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贯彻落实好。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开拓创新，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综观邓小平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一种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
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国大刀阔斧的整顿工作期间，斩钉截铁地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1977年复出后，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状况，邓小平同志鲜明提出，不能“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谆谆告诫我们：“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敢于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细心观察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尊重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果断作出决策，把开拓创新作为一种常态，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又从实践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敢破敢立、敢闯敢试，义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同志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多谋善断、举要驭繁，总是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
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时，邓小平同志高度珍惜并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告诫人们：“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同志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强调我们搞的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他强调，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他善于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历史长河和全球视野中来谋划，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坦荡无私，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中国：）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
邓小平同志始终以劳动人民的一员看待自己，始终以：）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屈不挠面对困难，有情有义对待同志，一以贯之严格自律，自始至终谦虚谨慎，为我们树立了：）人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说：“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他一生“三落三起”都是因为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每次被错误批判打倒都豁达乐观、沉着坚韧，对未来充满希望；每次复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都无私无畏、以顽强的意志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推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实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度出来工作，依然表示：“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真正做到了心底无私天地宽。
邓小平同志客观公正对待党的历史、对待同志、对待自己，谦逊随和，平易近人，善于同人合作共事。革命战争年代，他同刘伯承同志共事13年，形成亲密无间的革命友谊。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从不以个人恩怨待人处事。他说：“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邓小平同志一贯反对特权、反对腐败，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总是严格要求。
邓小平同志功高至伟却从不居功自傲。他多次讲：“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人的愿望”。他以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看待生死问题，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能赢得人民赞誉。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公而忘私、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权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以身作则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邓小平同志最鲜明的思想和实践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从世界大势出发、从国情出发，始终坚持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才能取得成功，并将继续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我们的国权，我们的国格，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的民族独立，关键是道路、理论、制度的独立。
中华民族创造了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辉煌文明，中国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创造。我们自己不足、不好的东西，要努力改革。外国有益、好的东西，我们要虚心学习。但是，不能全盘照搬外国，更不能接受外国不好的东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数典忘祖。
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
同志们、朋友们！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17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领导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加强作风建设，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正在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说过的这段话：“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邓小平同志曾经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与时俱进、时不我待的精神不断夺取新胜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相信，在20世纪赢得了伟大历史性胜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必将在21世纪赢得更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完）
胡耀邦下台后哪位省委书记提华国锋接班遭严厉批评？
2014年08月20日 08:10
来源：济南日报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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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87年1月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华国锋的多年挚友、亲家，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李立功向中共中央提出，让66岁的华国锋复出，接替下台的胡耀邦。李立功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接替胡耀邦。
本文摘自《济南日报》2009年12月16日第11版，作者：叶永烈，原题为：探访交城华国锋将魂归故里
位于山西省中部吕梁山东麓、汾河西岸的交城县，是华国锋的故乡。交城县只有20多万人口。街上跑的是当年北京“面的”那样的出租车。我下榻的芦川大饭店，这家宾馆在交城算是不错的了，一进门那“宾至如归”四个大字，一望而知是华国锋的手笔。
故居和母校
永宁南路是旧县城一条主要街道。华国锋的两处故居，都坐落在永宁南路上。
华国锋的出生地在永宁南路46号，一座典型的晋中农家小院。小院在清末民初由贾氏所建，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大体上还是原样，主体结构80%完好。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就出生在这里。院子里的一棵桃树，据说华国锋出生时就已经有了，如今长得粗壮茂盛。
华国锋与中国：）同龄。1921年华国锋呱呱坠地之时，28岁的毛泽东已经是中共一大代表了。所以，华国锋与毛泽东是两代人。华国锋其实姓苏，原名苏铸。祖籍河南范县苏家堡。
1991年，华国锋回故乡时，特地到这座他出生并度过童年时光的小院细看，无限深情的感慨：“到家了！到家了！”
这座小院就是华国锋心中永远的“家”。
虽说华国锋曾经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诞生了华国锋的这座小院，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晋中百姓小院。院子里晾着衣服，放着塑料脸盆、水桶和自行车，没有任何纪念性标志，也没有任何修缮。
沿着老城的永宁南路，相隔几百米，是华国锋的另一处故居。永宁南路29号，大门之侧倒是竖立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石碑，上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华国锋旧居”。落款是“交城县政府2007年10月公布，天宁镇人民政府立”。“2007年10月公布”之时，华国锋尚健在。
这座小院同样有着七八米高的围墙。大门上方，有一个圆环式的砖雕，看得出这围墙是当年建造小院时的原物。大门之后同样是一堵影壁墙，上面的砖雕虽然有些残缺，但是相当精美。这座华国锋旧居除了门口有一块石碑之外，一切如旧，里面仍然住着普通的居民。
华国锋家在天宁镇并无自己的房屋，曾迁徙多次，租过多处房子。其中住的时间较长的，除了华国锋出生的那个小院之外，就是永宁南路29号这处小院了。华国锋家租住此院北房两间。
1928年，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去世。靠着娘家的接济，35岁的苏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艰难度日。她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坚持送两个孩子上学。1929年，华国锋入城内下庙小学读一年级。1933年，12岁的华国锋考入当时交城最好的小学念高小。这所小学当时叫“交城县立第一两级小学”，现在叫交城“城内完全小学校”。
离永宁南路路口一箭之遥，有一座颇具气派的百年老校。波浪形的红色围墙，拥立着一座绿瓦红柱、牌坊式的校门，上方是华国锋题写的“城内完全小学校”七个金色大字。步入学校，翘起四角、古色古香的吕祖阁、奎星楼翼然而立。操场之侧的主席台上，矗立着红底金字的八个大字：“勤奋求知，团结向上。”下署“华国锋”三字。
1935年，14岁的华国锋毕业于城内完全小学校，考入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学习到1937年。所以，华国锋后来在填写履历表时，“文化程度”一栏总是写“中学文化程度”。
1938年6月，华国锋离开当时所住的永宁南路29号，上了交城山，参加：）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日游击队，化名“华国锋”，取义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苏铸。如今，华国锋的子女仍用苏姓，并不姓华。1938年10月，17岁的华国锋加入了中国：）。
地处吕梁山脉的交城，90%以上是山地。华国锋当年打游击的据点之一是卦山。卦山在交城县城北三公里，进山之处高悬华国锋题写的“山形卦象”四个字。所谓“山形卦象”，是指山的地形如同八卦太极图形，因而得名卦山。
1940年初，19岁的华国锋在山西交城县担任了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当年就住在卦山天宁寺里。
在天宁寺大雄宝殿的佛像前，我见到白色毛泽东半身雕像和华国锋彩色照片，这大约是交城人对于华国锋的特殊的怀念方式。
在天宁寺，我还见到有两间屋子门前挂着“华国锋同志手书毛泽东诗词碑刻展”的牌子。酷爱书法的华国锋，晚年把毛泽东所有诗词恭恭敬敬地手书一遍，交城朋友见到后，索取墨宝，刻在一块块石碑上，陈列于此。
华国锋打游击的另一处所是交城玄中寺，那是一座在交城与卦山天宁寺齐名的古寺。玄中寺又名石壁寺，位于交城县西北十公里石壁山中。那山崖如斧劈刀削一般笔直陡立，是名副其实的石壁。山门之上高悬华国锋手迹“石壁圣境”。
起伏的命运
1945年，24岁的华国锋担任了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从此人称华“华政委”。
笔者曾经在北京采访华国锋的老上级、时任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的武光。武光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好同志。那时华国锋给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实。”
决定华国锋命运的是1952年，他调任湘潭县县委书记。1954年，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湘潭是毛泽东的家乡，华国锋成为毛泽东家乡的“父母官”。
1955年秋，毛泽东来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
1959年7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由于毛泽东的看重，1970年11月，华国锋当选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华国锋调国务院，任业务组副组长。1975年1月，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在重病之中，选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在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决战中，华国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华国锋对于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华国锋逐渐失去了“英明领袖”的光环。在1980年8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逐渐淡出中国政坛。
1987年1月初，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华国锋的多年挚友、亲家，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的李立功向中共中央提出，让66岁的华国锋复出，接替下台的胡耀邦。李立功受到邓小平的严厉批评。邓小平选择了赵紫阳接替胡耀邦。
此后，华国锋仍是中共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2002年2月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经81岁的华国锋由于年事过高，没有成为十六大中央委员候选人，但仍是十六大特邀代表。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召开时，86岁的华国锋依然是特邀代表。
叶落归根思故乡
1949年，28岁的华国锋离开山西后，只回过故乡交城3次：
第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华国锋在湖南工作，出差路过交城，回家看望老母亲。
1991年8月底，华国锋偕夫人回到交城住了近一个星期，重游交城的旧居以及曾经打过游击的地方，感触良多。乡亲们都亲切地喊他“华老”。
1995年，华国锋偕夫人再度回到交城，看望许多当年的老朋友，深感故乡的温暖。不过，乡亲的盛情，又使华国锋心中不安。从此，他没有再回交城。
乡情，乡亲时时萦绕在华国锋心头。华国锋生前曾吩咐后事：“让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他的骨灰暂时安放在北京八宝山。
2008年9月22日，华国锋之子苏彬、苏华以及华国锋的老秘书曹万贵来到交城卦山，为华国锋选择墓址。亲属提出选择墓地的“四不原则”，即“不占用耕地、不与民争地、不破坏环境、不损坏古迹”。他们选中卦山南麓的荒山石坡，作为墓地。墓的两侧是两大块山崖。如果说墓是鸡头的话，那两大片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华老是属鸡的呀！”
山西省建筑设计院承担了华国锋墓的总体设计。据说，墓前将有365级石阶，每36级为一组，每组石阶中间有一平台供歇脚。
墓的外形为5.5米见方的石鼎，看上去像个巨大的H，取意为“华”的汉语拼音开头大写字母，而5.5米的寓意是华国锋在55岁那年成为中共中央主席。
华国锋的墓南距县城一公里，紧连规划中的卦山公园，东邻60米宽的卦山大道、迎宾大道，交通方便。
2009年4月8日上午，华国锋墓奠基仪式在交城县卦山南麓举行，山西省委原书记李立功主持了奠基仪式。
预计一年之后，华国锋墓落成，华国锋可以魂归故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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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和孙子一起吹蒲公英
1987年4月，邓小平在北京玉泉山和孙子一起吹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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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装有“特殊权力”的饼干盒
1987年4月，邓小平和孙子在一起。卓玥：对于爷爷来说，他在家里没有任何的特权。他只有一个饼干盒，里面有饼干或者是巧克力，当我们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会把糖发给我们吃，他觉得这个是他最特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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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八十二加一”
在北戴河海水浴场，孙子亲吻邓小平。留下经典的温馨镜头——“八十二加一”（当时邓小平和孙子的年龄）。拍照的杨绍明给邓小平看这张照片，邓小平说：“两个丑八怪！”别人打圆场，说这是生动，邓小平马上笑着说，“两个噘嘴巴，一家留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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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八十二加一”观看“八十二加一”
邓小平、卓琳和小孙子看相框里的苏绣——“八十二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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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喂孙子吃蛋糕
1986年8月22日，邓小平在北京家中喂小孙子吃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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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网 责编：黄勇 日期：2014-8-19舔犊之情——“抓住小辫子”
1985年夏的一天和外孙女眠眠在一起。卓苒：爷爷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不怕抓辫子。当时给我们照相的杨绍明叔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让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是长头发，于是梳了很多小辫子，同真的维吾尔族姑娘一样。爷爷看了以后很开心地抓住我的辫子，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