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自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于1923年6月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参加了革命。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造反派说：邓小平没有办理过正式的入党手续，是假党员。这样的说法曾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期间，填写的一份材料，无疑最有说服力。
1926年1月19日，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给“党孙大支部委员会”，即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的信中说：“我本是一个中国：）的正式党员，到苏联后即成为联邦：）的候补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中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求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
可见，早在赴苏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员。
那么，邓小平为何没有履行正常的入党手续，进行入党宣誓呢？
据史料记载，1924年7月16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开会确定邓小平、周唯真、余增生三人组成执委会的书记局。此时的邓小平就作为团组织的领导人，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规定，凡担任旅欧共青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党员。
和邓小平同为旅法共产主义组织成员而在1921年10月回国的陈公培讲过：“我由法国回来也未履行什么手续即成为党员。”据张申府回忆，当时党还没有公开，“入党手续很简单，有一个人介绍就成了”。
自此，邓小平成为一名真正的：）员，确定了自己的终生理想和奋斗目标，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斗争中去。这一年，邓小平还不满20岁。他后来感慨地说：“在那个时代，加入：）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作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观念”
决意将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邓小平，遇到了一件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在邓小平刚刚一岁的时候，父母根据当地的习俗，为他与一位唐姓地主的女儿定了娃娃亲。
邓小平和这位姓唐的姑娘完全没有见过面，更别提所谓“爱情”了。1923年，抱定“投身革命即为家”信念的邓小平做出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举动，他给远在广安的父母写信要求退婚，决定同封建婚姻关系作彻底的决裂。
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述无疑能更准确地反映他此时的心境：
我的环境使我发生了退婚的观念，尤其是我加入了共产主义的团体后，此念愈决。
邓小平退婚的决定，在中国西南这个传统的封建家庭里引起轩然大波。父亲邓绍昌立即给邓小平回信：“倘故意违拗，家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 言辞恳切，不乏严厉。虽远隔万里，但父母的责备与痛心还是在信中显露无遗。
一方面，是父母之命不可违的教导；另一方面，又是自由恋爱的愿望和献身革命的信念，邓小平此时有些犹豫。父母双亲、先生的教诲，童年的玩伴，对于家国的眷恋常常穿越波涛万里入梦来。
东望夜色茫茫的欧陆大地，邓小平想起离家时嘹亮的汽笛声中满腹的救国信念，想起故乡的穷困和挥之不去的黑暗。接到回信的邓小平思虑再三，想到自己此生要为革命奔走，即将面对的是重重困难与危险。为了不拖累家人，不耽误唐姓女子的前途命运，邓小平打定主意，再次写信回家，坚持退婚。
父母无奈之下也只好同意，但对于唐姓女子不免心怀愧疚。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说：“我父亲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样，把她出嫁。那个时候很困难，给6个大洋做陪嫁。等于自己嫁女儿一样。”
没有了封建婚姻的牵绊，从共青团员到：）员，邓小平的人生志向也愈发明确。
“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一方面，市场萧条，社会动荡；另一方面，科技水平在世界名列前茅，“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目光。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为流行。自身的困顿境地使许多旅法勤工俭学生开始体认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陈毅、王若飞等就是在法国先后走上革命的道路，一批中国：）高级领导人聚集在了法兰西。
1923年对于邓小平而言，是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成为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成员之一。在这里年长邓小平6岁的周恩来任总支部书记，成为他的直接领导。
1922年8月，旅欧支部的组织刊物《少年》创刊，之后改名为《赤光》。《赤光》杂志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邓小平在编辑部里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工作。
《赤光》编辑部就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的住所内。
蔡畅后来回忆说：
《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畅英刻蜡版，李富春发行。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直接参加革命工作，是他一生革命生涯的开始。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几位革命战友分工协作。邓小平负责《赤光》的刻写、印刷和装订工作，他在蜡纸上刻写的字既工整又美观，版面印刷得清晰洁净。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誉为“油印博士”。他还积极撰写文章，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和华工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段时间，邓小平和周恩来十分接近，经常是深夜工作完成后，邓小平就在编辑部的小房间里打上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邓小平很敬重这位兄长式的同志和领导，为他坚定的信仰、对现实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把握和英姿勃勃、思路敏捷、谈吐文雅、彬彬有礼的风度所深深吸引，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60年后，邓小平谈到周恩来时还深情地说：“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内，接触到新思想的邓小平，不时将《赤光》从遥远的法国，寄往四川广安的偏僻山村。或许，他希望用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收获。
邓垦就是在邓小平的直接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在念高小，我们县里面只有一个高小，他从法国寄了一个《赤光》，寄到学校，学校交给了我。那时我们看不懂，后来念高中时候把它翻出来这才有印象，在马路上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1930年在成都开始，都是受他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开始了伟大的革命友谊。他们常常聚集在《赤光》编辑部，交流思想，开展工作，身居斗室，胸怀天下。恐怕他们自己也未曾预料，在周恩来这个不到10平方米的住所内，当年指点江山、畅谈革命与理想的5位热血青年会在多年之后担负起改造国家、民族的重任，成为日后共和国的总理、副总理。法兰西也未曾预料到，5位年轻人看似遥远的革命理想，会在短短的20多年后在古老的东方大地成为现实。也是在这里，周恩来曾会见过一位叫作阮爱国的越南朋友。1942年，阮爱国改名胡志明，彼时，其已是越共领导人。1978年11月，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幽默地说：“在巴黎那批人中间，我算是一个小弟弟，他们都比我大些。那时我可是腰杆子硬不起来。”
1979年10月，在中法建交15周年之际，法国政府在这家旅馆的外墙树立了一方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上面是周恩来的铜质正面浮雕头像，头像下面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中文金字，并配有法文说明：“周恩来，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曾经在此居住。”
周恩来、赵世炎、李富春、陈毅、邓小平这一代人留法勤工俭学，对中法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可以说谱写了一段佳话。
在《赤光》编辑部的这一时期，邓小平的革命思想与理念日渐清晰起来。他笃定地认为，这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但可以改变自己，甚至可以影响世界。
离开巴黎奔赴莫斯科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
革命的热潮中，留法的中国：）人，开始陆续返回国内，投身革命一线。
1924年7月，周恩来奉调回国。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
1925年6月，为声援五卅运动 ，邓小平参与组织了法国华人示威。
这次华人示威活动声势浩大，震动了整个欧洲，邓小平也因此上了法国警察局的黑名单。
1926年1月8日清晨，法国警方闯入邓小平的住处搜查，但里面已空无一人。一天之前，邓小平已接到党组织的指令，起程前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0天之后，巴黎警方签署了驱逐邓小平等人出境的命令，命令邓小平等人永远不能再次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并注有“有待通知”的字样。只是，这份通知永远不会通知到被驱逐者本人了。
邓小平踏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列车，背负着理想离开了巴黎，结束了为期5年之久的留法生活。一如多年之前，邓小平站在离家的客船上，嘹亮的汽笛声中，遥望陌生的国度和未知的生活。此刻，东望银装素裹的欧陆平原，宁静而卧。在那宁静之中，在远方红旗招展的苍茫大地上，是有一个杰出的群体存在的。此时，他们或许正坐在某间教室里刻苦攻读，等待着邓小平的到来。在徐徐而行的火车上，还未满22岁的邓小平无法预知自己未来的命运，但为中国的改变而奋斗，将成为他一生的理想。
从16岁到21岁，当他漂洋过海，踏上法兰西的土地时，他仅仅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翩翩少年，而他告别巴黎，奔赴苏联之际，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实的生活底蕴和丰富斗争经历的优秀革命家。这5年多的时光，决定了邓小平一生的命运，也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小女儿毛毛（邓榕）对父亲这段勤工俭学经历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这五年半的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不单是一个勤工俭学的经历，更是父亲从一个很单纯的青年爱国者，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这样一个革命者的道路，完成了这样的洗礼。所以我父亲他终生对他留法勤工俭学这五年半，都是充满着很深的感情。在晚年的生活中间他也经常跟我们提起这段经历。
时光荏苒，1975年，应法国总统德斯坦邀请邓小平正式出访法国。这位当年被法国警方驱逐出境的青年重回故地。此时，他早已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
71岁的邓小平受到了法国政府的隆重接待，而到机场迎接邓小平的，是时任法国总理的希拉克。
法国是邓小平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在他辉煌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直到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对留法的这段岁月念念不忘，常常提起万吨轮船，巴黎的地铁、大型船闸。
因此，当1997年希拉克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正式访华时，邓小平当年在法国的第一张工卡，也就成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
这张小小的工卡，开启了邓小平在法国工厂的一段经历，更开启了这位伟人从懵懂少年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蜕变之旅。
第4集 工作服
—— 江西岁月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携带了一些简单的个人物品，离开了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中南海，登上了去往江西南昌的专机。
在南昌，邓小平夫妇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监管劳动。这套工装陪伴着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也见证了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乐观与坚守。
孤独的南行座机
含秀轩，也称三号院，是邓小平在中南海的住所。他一家在这里居住了17个年头。院子的名称和主人的性格一样，外严内秀，柔中有刚。
1966年8月起，含秀轩失去了往日的忙碌与欢笑。当了10年：）总书记的邓小平一下子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含秀轩的北屋，他和妻子被关押了三年。据邓榕介绍，那时的邓小平和卓琳实际上已经处于软禁的状态。既不许他们夫妇出屋子，也不许他们跟家里其他人见面。因此，孩子们既见不到父母，也不能同他们说话。
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写检查和学习之外，不能做任何事情。造反派经常来抄家，还曾在院子里开了一次批斗会。到了1967年，连儿女们都被赶出了中南海，音信杳无。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开始加强战备，并决定10月20日之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战备疏散，邓小平也在疏散之列。
邓小平被安排疏散到江西，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疏散要多久才能返回北京，他提出希望可以和妻子卓琳一起并带上年迈的继母一同去江西。
临行前，邓小平要求再见见儿女们。经过批准，在河北宣化下乡劳动的长女邓林赶回了家中。
在邓林的回忆中，这次回家的机会来得非常突然：
突然连队里通知说，让我回北京，但要干什么不知道。等我到北京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南海。跑到西门后，我就问警卫。结果警卫说你进去吧。我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结果到了家里看见爸爸妈妈，才知道要我去送他们。那时候见面以后感到特别特别高兴，但也挺伤心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老多了，就是比我们离开的时候老了很多。后来，我就帮助他们收拾东西，送他们去机场。
回想起这段往事，邓林依旧红了眼眶：“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离开了爸爸妈妈。我们那时候的离开跟现在说爸爸妈妈再见了，不是一个感觉。那时候，就是生离死别。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也不知道每个人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临行前，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能不能把“刘邓路线”去掉；二是还想再做点工作。毛泽东听后表示：“刘邓路线可以分”，去江西先锻炼一下。汪东兴向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之后，又特意加了一句话：“如果拿不了的东西可以放在含秀轩，这个院子会一直空着。”
毛泽东的态度让65岁的邓小平看到了重返中南海的希望。邓小平带着这样的信念和希望登上了飞往江西的专机，这是一架“孤独的南行座机”。
初到江西
江西，绵延不绝的红土地，是磨砺人意志的地方。1933年，邓小平在这里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磨难，那时的他只有29岁。没想到30多年之后，这里又见证了他革命与政治生涯的第二次失意。
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邓小平一家三口住进了南昌陆军步兵学校的“将军楼”。
“将军楼”是一个环形的院落，中间一栋两层小楼，邓小平一家住在二楼，保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住在一楼。二楼向南一个长长的阳台，站在上面，一眼望去，满目苍绿。邓小平在江西的谪居生活都是在这栋小楼里度过的。在这里，虽然有别于中南海的囚禁，但是邓小平和卓琳的生活还是处于半软禁和监管状态，除了每天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以外，他们被规定不能随意外出，连所住的小院子也不能随便出去。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离邓小平居住的步兵学校只有一公里的距离，是一个修理农机配件的小厂。同当时不少工厂一样，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是按部队的连、排编制的，一个车间就是一个排。车间负责的排长叫陶瑞缙，是个厚道直爽的老工人。在朴实的陶排长看来，不管什么“走资派”，来厂里干活，就和大家一样。但是怎么称呼邓小平呢？是叫他同志，还是直呼其名？工人们很有智慧，他们想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叫法“老邓”。
在这里，邓小平被安排做起了钳工的工作。早在40多年前，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在雷诺汽车厂里干过钳工。邓小平自己也没有想到，早年在法国一边干革命，一边学到的这门手艺，40多年后竟然在江西的这个小工厂中派上了用场。真可谓世事难料。
虽然每天只有上午上工，但对于一个快70岁的老人来说，每天工作的劳动量还是很大的。邓小平的性格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认真负责，不论做什么，他都会尽力完成。同在一个车间劳动的夫人卓琳曾劝邓小平在椅子上坐一坐，休息一下。邓小平则回答说，坐下就站不起来了。此时的邓小平，并未将工厂的劳动看作是一项可以简单应付的事，而是全力以赴认真对待，每天做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劳动成了最大的需要，虽然在盛暑，也坚持到工厂。”
艰难岁月
在江西，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这三个加起来已经超过180岁的老人必须自己张罗自己的生活，做饭、劈柴、砸煤块，洗衣服、打扫卫生，所有的家务活都要自己干。“将军楼”的水压很低，有时候二楼没有水，三个老人就要用桶，把水提到楼上去。
除了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全要自己承担外，由于邓小平和卓琳的工资被停发，改为发生活费，家里的经济状况成了很大问题。
对于当时的生活情况，邓小平在1970年2月9日写的一封请汪东兴转毛泽东的信里是这么说的：
当然，坦率地说，这个数目对于我们这个九口人之家（我们夫妻，我的继母，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卓琳姐姐的孩子也是我们供给的），是不无困难的。因为除邓林已有工资外（她本人病多，最多只能自给），我的大儿子邓朴方在医院每月需三十五元左右，两个大学生每月三十元左右，三人即需九十至一百元，我们在南昌的三个人，只有一百元开支……但是，党既作了这样统一的规定，我们没有理由提出额外的请求……
为了尽可能地节省下钱来给孩子们留作探亲的路费，邓小平和卓琳在平时就已经相当俭朴的生活开销上，进一步节省，还在院子里开荒种菜，补贴家用。只要孩子们没有回来，三位老人在家就不怎么吃肉，只吃青菜。每顿要是有剩饭剩菜，都要留着下顿再吃。据邓榕回忆，有一年夏天她去江西探亲，一天吃晚饭时发现中午熬的粥已经馊了，她就准备把粥倒掉，结果被邓小平发现了。邓小平坚持说这粥还能吃，热一下就杀菌了，可以吃。
乐观坚守
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一直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和中央的联系，有时谈政治，有时谈他在江西的情况以及家人的事情。虽然他并不能确定这些信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但他仍旧坚持不辍。
在邓小平看来，保持沟通，就是希望。
在邓榕的记忆里，这时候在江西看不到父亲有任何悲伤、困惑，或是皱着眉头。在平常生活里，处理任何事情，邓小平仍然是那么地镇静。
“没有节日的鞭炮，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这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对于在江西度过的第一个春节的描述。在邓榕的记忆中，那一年的冬天就是一个感受 ——“冷”。
南方的冬天，是一种阴湿、透骨寒心的冷，与北方那种痛痛快快的冷大不相同。邓小平对付寒冷的办法就是“以冷制冷”。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一直保持着洗冷水澡的习惯，到了江西也没有改变。已经将近70岁的他，不敢再用冷水直接浇身了，便改用毛巾浸入冷水后擦身。对于擦冷水澡，他也有自己的理论：“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还可以提高身体抵抗力，可以预防感冒不生病。”
邓小平保持着一颗平静、豁达而又乐观的心。他很快就适应了江西的生活。在北京消瘦的身体，开始逐渐恢复，服用了多年的安眠药，也在到了江西两个月后停用了。
劳动锻炼体质，清闲修养思想。逆境中的邓小平一天也没有放弃他的政治理想和对未来的信心。至今，邓小平老朋友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仍清晰地记着自己偷偷去看邓小平的情景：
那天下的倾盆大雨。我和华川一走进他们家里，奶奶、卓琳阿姨看见我们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因为邓叔叔已经吃完饭，准备上楼了，所以他正站在楼梯上。我和华川两个人一看见他也很激动，可是邓老爷子什么也没说，就问我们：“吃饭没有？搞饭吃！”就是完全不是一种落难人的感受。他也没多说什么话，但你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总书记，还是在那个位置上，他的气势就把你压住了。当时的感觉就是他还是一个领袖人物。
在江西，通过与工人们的接触，目睹工厂的生产状况，邓小平真正地接到了“地气”，了解到了真实的国情民情。社会混乱，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真实的一面使得邓小平的心情愈发沉重，他话说得更少了。
在将军楼通往拖拉机厂的路上，有一条小道，如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平小道”。在江西的岁月里，邓小平的身影每天都会出现在这条约两公里的小道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思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这条蜿蜒曲折、长满杂草的田间小道上，邓小平走了三年，思考了三年。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在这条小道上想了些什么，但还是有人说，中国现在发生的许多事情，就是从这条小道上延伸出来的。
亲情相依
在江西，工作服成了邓小平和卓琳最常穿着的衣服。为了方便做工，细心的卓琳还在工作服的袖口上缝了一圈松紧带，以便劳动时能把袖口缩紧。
细心、耐心，卓琳用这样的心情，忠诚地陪伴着丈夫度过那些风刀霜剑的日子。在那段岁月中，这对老夫老妻却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亲密。两人住在二楼，身体不好的卓琳上楼的时候有点费劲，就对邓小平说：“老兄拉我一把。”于是邓小平回过头拉着妻子的手，一步一步踏上楼梯。
今天的新建县拖拉机厂，依旧保存着邓小平和卓琳的工作台，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邓小平的工作台与卓琳的工作台相对而望。在政治大潮的颠簸起伏中，妻子卓琳的支持与坚守，使邓小平更能从容地应对政治的逆境。
从在中南海被软禁开始，孩子们成为邓小平和卓琳感情上的唯一牵挂。在“文革”风潮的冲击下，邓家的孩子们四散各地，由于只能和孩子们保持书信联系，因此，多年未曾见面的孩子们的探望就成了他们最期盼的事情。
这可能是邓小平一生中写信最多的时期，在江西的日子里，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和：）写信，希望受到牵连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妥善安排，希望能够允许孩子们来江西见上一面。
在邓小平不懈的请求下，中央终于同意了。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邓榕是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到江西探望父母的情景：
我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在黄土高原的塬上沟里，一口气走了30里路。从插队的村子到江西南昌，花了整整的7天7夜。要回家，心里急，脚步急，7天7夜，过得是慢是快，也顾不得想了。
邓质方也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到江西探亲时的情景：“我回去以后，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我姐姐给我拿苹果吃，我一次吃了12个苹果。我看我爸爸妈妈那时候特高兴，就是感觉我们可算回来了。”
孩子们的陆续到来，给几位老人增添了许多欢乐，邓质方和比他早到1个月的姐姐邓榕一起帮着老人们种地、干家务，一时间，将军楼里充满了温暖与欢乐。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到了3月，春耕在即，插队的学生开始陆续返回所在的公社大队，邓质方也要走了。
与儿子的离别使得邓小平和卓琳很是不舍。在那个年代，匆匆一别往往不知何日再见。卓琳早已是泪水涟涟，邓小平依旧沉默不语，还是照常去工厂劳动。
结果就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邓小平突然感觉不舒服，脸色苍白，冷汗直流。卓琳听说后，就知道邓小平犯了低血糖的老毛病，一面和工人们一起扶他坐下，一面询问工人有没有白糖可以冲水。女工程红杏赶紧跑回家里冲了一杯糖水拿来。待邓小平喝下糖水后，工人们就用拖拉机把邓小平送回了“将军楼”。
据当时在场的邓榕回忆，邓小平的突然晕倒并非没有原因的。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邓榕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把窗帘拉上，让父亲静静地休息。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这次犯病，完全是因为儿子走的原因。在父亲的心中，家庭、亲人、孩子是他最珍贵的，也是他现在所唯一拥有的。儿子远行，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他虽然口中不说，却不能不思，不能不想，不能不忧。
好在除去离别的伤感，也总有快乐和幸福的时刻。
邓小平在江西生活中有一张难得的露出笑容的照片，照片中的邓小平抱着二女儿邓楠出生不久的女儿眠眠。第一个孙辈的降生，为邓小平的江西岁月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眠眠出生的时候邓小平所处的政治环境已经比较宽松，组织批准他和卓琳去井冈山进行调研。得知眠眠出生的消息，邓小平一回南昌便往医院赶，急着去看女儿和小外孙女。风尘仆仆，赶了一路，到医院一问，邓楠已经带着孩子出院了。邓小平和卓琳又急忙赶回家，这才见着小外孙女。
有了眠眠，邓小平的江西生活似乎也一下子增色不少。每天早上起床以后，邓楠就会把孩子抱到邓小平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眠眠就睡在那里。等到孩子尿了，全家人就都围了上来，卓琳喊着：“谁去拿点热水来！”邓小平就会赶忙去提热水瓶，同时用四川话说：“我来，我来！”江西的冬天寒冷又潮湿，孩子换下的尿布不容易干。邓朴方在炭火盆上做了个铁丝网，邓小平每天就在那儿为小外孙女烤尿布。
邓小平曾说，家庭是个好东西。这是他切身的体会，尤其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里，更是这样。家庭的温暖给邓小平带来了许多欣慰和希望，这种温暖和希望不断地转化为对未来的信心。
告别江西
1971年11月6日，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工作的邓小平和卓琳突然得到通知，要去食堂听取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将近68岁了，他的听力在逐渐下降，他被允许坐在了前排收听，并且带了一份文件回家阅读。
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党支部书记罗朋还记得当天的情景：
我进去的时候，传达文件以前，看他坐得比较远一点，这件事对他来 说很重要，我就说坐前面点，坐前面点，你耳朵不好坐前面点，他就坐到前面来。他聚精会神地听，他听完以后还记不清楚，就要求把文件拿回去看一看。
8月14日，当毛泽东看到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后，作出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过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从批示的内容来看，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是留有余地的。而在周恩来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他就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并指示江西方面给邓小平安排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工作。
对于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开始复苏。
11月12日，在江西省革委会的安排下，邓小平夫妇踏上了去井冈山等地的考察行程。这是他们到达江西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文化大革命”爆发6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这次外出，标志着邓小平长达6年的监禁生活的结束，邓小平的复出工作也开始提上日程。1973年1月，江西省委书记黄知真告诉邓小平中央通知会安排他于近期返回北京，这一消息让邓家人喜出望外。虽然邓小平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但从女儿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的描述中看来，他的心里也是激动欣悦的。
父亲从来遇难不惊，遇喜不亢，但此时，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的一举一动之中，体味出他心中的欣悦。“文革”被打倒以来，六年多了，他时刻期盼的，难道不正是这一天的到来吗？
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不管事态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他都从容以对。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消沉，而悲观，而失望。他一直坚信，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他坚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已经做好准备。
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住处约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曾问起邓小平江西的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简练地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1979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时，他探究似的问邓小平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是两个字 ——“忍耐” 。
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邓小平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曾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
第6集 一组批示
—— 恢复高考的点滴细节
1977年8月18日，历经三落三起，刚刚复出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在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在此后的4个月中，围绕招生考试工作，邓小平又先后作出了多份批示。
正是这一组批示，使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得到了恢复。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次共有118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57万人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恢复高考成为邓小平领导全面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口。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197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的衣服大多还是白色、灰色、军绿色，但在他们的内心，世界的色彩已经开始丰富起来。
打倒“四人帮”后，整个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复出伊始的邓小平把突破口瞄准了科学教育领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停滞了10年的教育困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即被废止。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采用的是层层推荐的办法。
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在1972年的5月，北京市曾对11所高校进行调查，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
让文化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们同时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加上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长河中，10年不过是一眨眼的瞬间，但对身处其中的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段煎熬、痛苦的漫长时光。
时至1977年，“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社会百废待兴，人才极度匮乏。教育怎么搞，大学怎样办，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长期工作在科学教育战线的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原所长许孔时描述当时的情况：“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的同学北大清华最多，那时候我们怎么教课啊？我们是教什么？什么是重点？就是搞乱了嘛，你思想搞乱了。”
1977年5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地感到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向中央提出分管科学、教育工作。
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邓楠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并不意外：“他（邓小平）一开始就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抓科教，他就看到了中国要发展，就要靠科技和教育。所以他首先提出来要抓这个。”
大学，作为一个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基地，它的招生制度是撬动整个社会的杠杆。
关于高校招生制度改革，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作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
然而，形势发展很快，来自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促使他1977年就作出了一个关键的决策。
1977年8月18日，在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邓小平批示道：“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在这份报告上画圈表示同意。
批示中，邓小平使用了一个词“商定”。这样重大的一个决策，他是与谁商定的呢？
就在邓小平作出这份批示的两周前，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召开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
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年龄范围从31岁一直到82岁，其中很多人当时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是1978年初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他说：“在我们科研工作里面来讲，大家都记得科学大会，科学大会被大家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如果这是科学的春天的话，那么1977年的8月4号到8月8号这次座谈会啊，可以说是预示着春天将要到来的一次春雷。”
8月4日的清晨，与会专家陆续进入会场。距离9点钟开会还有10分钟的时间，邓小平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许孔时回忆：“邓小平是8点50分到的。穿着草绿的军服，因为是夏天嘛，穿着便鞋，布鞋。走路这地板啊，走得噔噔响。”
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
时年36岁的郭曰方是与会者中较为年轻的一员，他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小平同志对科学技术教育这一块的情况，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座谈会进行深入的了解，科学家都有些什么想法？学校的老师、教授们都有些什么想法？想听听科学家、教育家的意见。
正值酷暑，但是炎热的天气没有阻挡邓小平的脚步。从8月4日起，73岁的邓小平每天上午9点前准时到会，中午稍稍休息，下午又来，晚上直到夜色朦胧才离开。
与会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原所长郝柏林评价邓小平当时的表现：“很值得尊敬。他那个时候岁数也不小了，他真是从头到尾坐到那听。”
许孔时也说：“主要是邓小平他在这个场合，这种平等的态度，这个精神，这是一致的大家肯定的。难得，就是说难得。”
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从8月4日到8日五天的会议全部是自由发言。
交流中，邓小平求真务实、不拘一格的作风，显露无遗。
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谈到，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随着探讨的深入，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非常急迫而重要的问题上——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讨论在8月6日的一个发言后，达到了顶峰。
吴明瑜回忆：
很多专家都发言谈到这个高考制度问题。年轻的人还有些年长的人，都谈了。其中最透彻的，最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性同志，这是个党员。他在前面很多人发言的基础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
在发言中，查全性毫不讳言地提出：
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
一言既出，举座皆惊。
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许孔时回忆：
然后邓（小平）就问了，今年这个招生的事是不是已经都通知发下去了呢？邓（小平）就说，过去咱们都是9月1号就开学，那意思怎么办呢？
这时，与会专家们纷纷建言，说宁可晚几个月招生，明年一二月开学，咱们都得赶快恢复考试。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刘西尧也当即表示：“如果推迟招生，就还来得及。”
听了大家的意见，邓小平就在当场作出了一个决断。他说：
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
邓楠评价邓小平的这一决断：
他这个人是一个原则性很强，但是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民主的一个人。他是非常能够听各方面的不同的意见，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最后他再来决定到底事情应该怎么办。
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
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就这样，通过一个短短的科教座谈会，邓小平以最迅捷的方式了解到科教战线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又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和判断力，从善如流、果断拍板，作出了一个影响民族命运的关键决策。
关于这一决策的重要性，甚至有专家提出，恢复高考可谓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的典范，是邓小平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一号决策”。
吴明瑜评价道：
这次惊雷，震撼中国，震撼世界，实际上它的意义远远超出科教工作。我现在回想，可以说是小平同志在谋求中国的建设新道路的一个开端。
“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
这就是邓小平针对恢复高考所作的第一份批示。
决策是定下来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困难。此时距离教育部制定的恢复高考时间仅有3个月，甚至考试所需印刷的千万份考卷的纸张，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同时，恢复高考，原本指的是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10年积压的上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
很快，针对高考招生比例，邓小平9月6日将教育部的一份书面报告批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并亲笔附信。他说：
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此时，对于上千万在农村劳作的知青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生活的磨砺和劳动的艰辛早已让他们远离了昔日的梦想，放开报考条件的消息一传来，对于他们而言，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人生新阶段的大门，曾经的苦闷与彷徨，在这一刻被一扫而空，久违的学习热情被瞬间点燃。
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武汉大学中文系1977级的陈晋回顾那段特殊的经历时说：
我当时在农村插队，我们那个知青点一得到这个消息，几乎是百分之八十有意愿要参加高考的人都请假了，就说要回家复习。我们那个时候复习的时候，在公社旁边有一个中学的图书馆，几乎把所有能够找到的书，都去借，相互之间借了还传阅。
就在上千万知青为准备高考而埋头苦读的同时，邓小平对招生的“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十六字方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邓小平说：“十六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邓小平拿掉了这一句，为广大社会知识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创造了条件，让他们又可以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
“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然而，好事多磨。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恢复高考的决策，在执行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第二次召开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一直开到中秋，还是议而不决。
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发怒了。
熟悉邓小平的人都很清楚，邓小平性格内敛，平时沉默寡言，在工作场合，他一般都很严肃，但发怒却是极少见到的。
在高考能否按期恢复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决定破一次例。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几位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谈话，他说道：“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邓小平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9·19”谈话的11天后，10月1日到3日，短短3天时间里，针对恢复高考招生工作，邓小平又作出了两份批示。
10月1日，在《关于注意招收台湾省籍青年入学的请示》上，关于增写“注意招收一定数量的台湾省籍青年入学”，邓小平批示：“应写这一句。请刘西尧同志参酌。”
10月3日，邓小平批转刘西尧报送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并在附信中说：“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件。
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终于尘埃落定。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工作却远未结束。恢复高考，在很多细节的操作上，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革”期间，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梦。
著名演员、上海戏剧学院1978级的马少骅说起当时的感受：“考大学？有点像天方夜谭。我们家庭出身，那个时候受限制，不可能选择我们来读大学。”
邓小平不会再让这些“左”的条条框框成为拦路虎，他向教育部负责人提出：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吴明瑜描述这一变化：“这次以后大家看到一个新的希望，公正的，平等的，当时叫考试面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高考政审条件的改变，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领域，为无数屡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之累的可堪造就的青年才俊打破了枷锁，使他们获得了平等的竞争机会。
知识青年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文革”前毕业的高中生，被称作“老三届”。
到1977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而立之年，很多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拖家带口的负担，使很多高校不愿意向他们敞开大门。
这些人到底该怎么办？
面对这批特殊考生的企盼，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决策。
在他的关怀下，1977年招生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并且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
今天，我们在这份当年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中几个突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仍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亲笔的批示手迹。批示中，邓小平用了一个词“急件”，足以看出他当时迫切的心情。
围绕着这次特殊的高考，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作了多份批示，这些批示凝聚了一位73岁老人太多的思考和期许。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1977年冬，570万考生走进了他们期盼已久的考场，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试，1180万人的总量创造了考试史上的奇迹。77级、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甚至有不少夫妻同校、师生同读、叔侄同堂，堪称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观。
许许多多青年压抑已久的激情完全绽放，无数人通过高考有了选择命运的权利。
而随着千百万青年人生命运的改变，国家的前途也被重新照亮。
30多年转瞬而过，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对于他们而言，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命运的转折都与邓小平，与那次精彩的决策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几份批示，清晰地记录下邓小平谋划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点滴细节。他常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从那时起，中国恢复的不仅仅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还有全民族、全社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着力发展。
人们将永远铭记1977年。
当莘莘学子走进久违的考场，为改变命运而奋笔疾书时，整个中国都与沉寂多年的大学校园一样，聆听春天到来的脚步。
历史将永远铭记1977年。
短短4个月内的一组批示，给中国激扬起一股不灭的青春气息。
第8集 牛仔帽
——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这是一顶纯正美国西部风情的牛仔帽，白底衬着红色的丝质缎带，既普通又看得出考究。作为礼物，我们似乎仍能从中领略赠送者的热情；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它曾身处世界舞台的中心。这顶牛仔帽的拥有者是邓小平，它，是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礼。
1979年的春节，中国的老百姓感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喜庆。按传统的说法，这个新年是马尾羊头，代表着额外的祥瑞。当时的人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新年前后发生的两件大事，已经决定了中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走向。一件，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另一件，是一次横跨太平洋的握手。
1979年1月28日，农历己未年大年初一，中国人的习惯，这一天是不出远门的，但就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75岁的邓小平登上专机，率团访问美国。这个时间是邓小平专门选定的，取意“一年伊始，万象更新”，他非常清楚，这趟特殊的旅程，将翻过历史厚重的书页，写下新的篇章。
30年前，邓小平任总指挥的百万雄师跨过长江，攻克南京，占领总统府。此时，广播中正激情澎湃地朗诵着毛泽东的名作《别了，司徒雷登》。这一别，就是23年。其间，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互无来往，甚至兵戎相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访华，中美关系打破坚冰。之后，由于周恩来病重，外事工作，特别是对美外交，逐渐转由邓小平主持。
时间转眼到了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开元伊始，邓小平开创的第一个新局面，就是决策中美建交，结束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将近30年关系不正常的状态。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担任翻译工作的施燕华说：“到后来我们再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就体会到邓小平同志，他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以在他设计改革开放的时候，他是把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一起考虑的。”
1978年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就在12月14日，美国总统卡特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令他意外的是，邓小平在24小时之内即作出答复。出访美国，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1979年第1期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1978年度风云人物，并且写道：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 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仅仅两个月后，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这回，美国人取的题目更加醒目：《邓来了》。
“通过实现正常化的全过程，
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邓小平不仅带领中国人民推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而且亲自走上国际舞台，以其卓越的外交风范，向全世界展示了与传统印象截然不同的中国气度。而为了迎接邓小平的来访，美国人也表现出少有的谦逊和热情。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8日下午3时30分，邓小平的专机降落在华盛顿特区近郊的马里兰州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邓小平的访美之行，正式开始。在全场的欢呼与掌声中，邓小平步出舱门，面露微笑，举起右手，环目致意。此时，寒风阵阵，气温很低。但是，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现场迎接的是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及夫人、国务卿万斯及夫人，还有400多位包括华人、华侨、留学生、台湾同胞以及许多美国友人在内的欢迎群众，很多人是从很远的州市赶来并等候多时。这样的礼节非常罕见，因为通常即使是国家元首访美，美方也只派一名高级官员到机场迎接，国务卿只是在市中心华盛顿纪念碑附近等候。
经过近20个小时的旅途跋涉，邓小平到达美国国宾馆布莱尔宫，但几乎没有休息，他很快乘车前往弗吉尼亚州的麦克莱恩镇。因为他要履行去年5月在北海仿膳给布热津斯基的一个诺言：去布热津斯基的家里吃一顿家宴。这成为邓小平到达美国后的第一项活动，在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毫无疑问，布热津斯基为这顿特殊的家宴做了精心准备，据说，邓小平到达之前，这些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甚至有些手忙脚乱。宴席由布热津斯基的夫人主厨，他的三个孩子负责上菜。席间气氛虽然轻松，宾主间谈的内容却十分重要，这次家宴实际上是邓小平与卡特进行直接对话之前中美双方的一次重要沟通。
美国东部时间1979年1月29日，星期一，晴，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玫瑰花园南草坪以接待世界元首级的外交礼仪，欢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上午10时许，邓小平乘坐的黑色贵宾车徐徐驶来，卡特和夫人已经在20英尺长的红地毯尽头敬候。仪仗兵拉开车门，邓小平下车时，卡特已到了他面前，翻译官冀朝铸急急赶来为二人作实时传译。握手礼后，卡特引见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并与卓琳握手。美国军乐队起奏，宾主步上演讲台就位，随后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美国国歌。在场700多名特邀观礼嘉宾和300多名记者肃立。演奏完毕，邓小平在卡特陪同下，由仪仗指挥官引路，检阅美国三军仪仗队。邓小平步伐稳健，结束时转身向四周观礼的嘉宾挥手致意，1000多位出席者报以热烈掌声。宾主回到演讲台，白宫鸣放礼炮19响，这也是国家元首的礼遇。
当时担任邓小平访美专机机长的徐柏龄回忆说：
卡特总统对邓副总理的到访是非常热情的，接待的规格非常高，而且是破例，他是用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规格，来接待中国的一位国务院的副总理。这恐怕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它的总统对小平副总理到访的重视。
投桃报李，邓小平也以饱满的情绪，迎接美国政要与民众的目光。在卡特致欢迎辞后，邓小平在答辞中以开阔的视野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这是卡特第一次见到邓小平，他后来回忆说：
邓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个子不高、身体结实、聪明机智、言谈坦率、富有魄力、仪表不凡、信心十足、态度友好，同他会谈真是一件乐事。
国会山，美国参众两院所在地。如果说与卡特在白宫会谈的气氛还十分轻松的话，那么在这里，邓小平连续两场访问美国国会，则是真正的考验。
外交部部长黄华的夫人、出访美国代表团成员何理良回忆说：“小平同志访美期间在华盛顿待了5天，他除了要见美国的官员、白宫的官员、国务院的官员以外，还要面对两党和上下议会议员的会谈和相当尖锐的一些问题。”
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障碍是台湾问题。由于援蒋集团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阻力正在美国国会，如果不能争取国会批准，关系正常化也可能搁浅。因此当邓小平访问参众两院的时候，连卡特都捏了一把汗。
后来的事实证明，卡特的忧虑是没有必要的。邓小平的出色表现，博得美国参众两院的一致认可。结果，一向矜持的美国议员们排着队请邓小平签名。
议员们评价邓小平：“他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总的来说，他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甚至有议员说：“假如邓小平今天要参加美国政选的话，他很有机会取胜。”
由于邓小平的积极影响，中美建交得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支持，甚至当邓小平即将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两党领袖专门来参加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
卡特回忆说：
与预料相反，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关系正常化之前和之后，中国人对我所负的其他职责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都表现得十分理解和通情达理……总之，通过实现正常化的全过程，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在华盛顿的肯尼迪艺术中心，为邓小平特别安排了一场文娱晚会。这场晚会同样打破了美国以往接待外宾的规格，可谓精心设计、史无前例。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在二楼总统包厢里，里面除了卡特夫妇，还有卡特11岁的女儿艾米。邓小平夫妇于当晚9时整到达现场，全场2000余名观众起立鼓掌。为了目睹邓小平的风采，楼下坐在后排的观众纷纷跑到前面。因此，邓小平和卡特在掌声中微笑着拉起手，高高举起，于是掌声更为响亮。
当晚节目只有6个，但精彩隆重，不仅多位演艺界明星登台，而且报幕的都是社会名流，每人还要讲一段与中国接触的经历。演出长达一个多小时，压轴的最后一个节目是：美国全国儿童合唱团近200个孩子用中文齐声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出完毕后，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陪同下上台与演出者握手，并向观众致意，卓琳始终牵着卡特女儿艾米的手。其间，邓小平弯腰轻吻参加合唱的小男孩的前额。这一刻，全场起立鼓掌，许多观众流下热泪。
邓小平还向观众发表了简短讲话，他说：“艺术是使各国人民增进了解、消除隔阂的最好的办法。”当晚的演出，美国三大电视台同时向全美直播，中国中央电视台也越洋向全国转播，被誉为全世界观众最多的一次表演。邓小平的温情举动，也因此流传甚广，传为佳话。卡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来，邓及其夫人是真心喜爱人民的，他确实轰动了出席晚会和观看电视的广大观众。”
而开场说的那顶牛仔帽，故事发生在休斯敦。
在休斯敦市郊蒙巴顿的环形竞技场，现场2000多名观众对邓小平的出现报以热烈掌声。在浓郁地方特色的马技表演开始前，两位骑白马的女牛仔将两顶白色牛仔帽赠给邓小平和卓琳，二人当即很高兴地戴在头上。
这时，场中出现一辆仿古马车，主持人邀请邓小平乘坐。邓小平爽快地从贵宾席走出，登上马车，开始绕场而行，邓小平在车上向热情的观众不断挥手致意。他与众同乐的洒脱，令观众称赞不已。
当时的场面，如今80多岁的何理良老人仍记忆犹新：
小平同志坐在马车上面，向着观众这样子举起帽子来向大家招手致敬。全场的2000人，高声地呼唤，有人呼唤‘邓小平万岁’，有人使劲鼓掌，有人吹口哨，有人高唱什么歌，有人使劲地用双脚擦地。总而言之，表现他们欢快的心情，特别让人家觉得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块。
当天的表演中，还有一段插曲。一位女骑手在表演中突然落马，马上被抬到了后台。
访美代表团成员郭曰方回忆：
过了大概十一二分钟吧，广播响了，说小平副总理还关心这个女孩子，还问她情况怎么样了，广播上现在告诉邓副总理，这个女孩子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摔坏，请他放心。
当地媒体报道，当晚的场面，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一样热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牛仔帽，场外牛仔帽的生意顿时兴隆起来，很快被抢购一空，价格也直线上涨，一顶高达30美元，还是供不应求。第二天，邓小平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一大新闻。
何理良说起美国民众当时的反应：
美国群众就说，中国：）领导人、：）员是这样子的，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啊，他是个列宁主义者啊，怎么是这样平易近人呢？这么和蔼，入境问俗，而且非常有礼貌。所以，大家特别喜欢小平同志。在美国人民心中，非常有影响，我也深受感染。
几次惊险的经历
邓小平访美，不仅要克服政治上的阻力，还要直接面对死亡威胁。历险从启程时就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北京时间1979年1月28日的清晨，邓小平登上中国民航707-2406专机。然而，飞机迟迟没有启动。由于当时两国尚未通航，按国际惯例，应由对方派出领港人员为专机领航，美国政府派出的两名领港人员提前一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等候。专机计划从北京起飞，经停上海，取道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最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总距离14343公里，飞行时间16小时。8时30分，舱门关闭、舷梯撤离，却接到指挥塔台气象报告：上海大雾，虹桥机场能见度仅100米，不符合飞行标准。于是，机长徐柏龄走出驾驶舱向邓小平请示：
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就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多的老同志在送行，天气这么冷，他们怎么受得了。我说小平同志这样行不行，我把飞机的发动机启动起来，飞机滑出去，送行的领导同志以为我们走了，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再把飞机滑回来。小平同志说那好嘛。
飞机在跑道上转了一圈又滑回来，还是无法起飞。此时，空军司令张廷发和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在机场航站楼亲自指挥，众人会商反复权衡，最后决定：飞机多加些油，立即起飞，直飞东京。途经上海时若天气好转则降落；若上海无法降落，只能丢下美国领港人员直飞东京，在东京加油后飞美国。邓小平当即同意了这个方案。
9点45分，专机终于腾空而起。到达上海时，天气依然很恶劣，专机的第一次盲降没有成功。
徐柏龄回忆：
飞机复飞之后，上升到600公尺的时候，有同志建议说我们直飞东京。我考虑就是，我们直飞东京，就把领港员扔下了，我们到了美国的安克雷奇落地，如果安克雷奇的天气也不好，要到其他地方去备降，我们没有备降机场的资料，那个事就麻烦了。后来我就建议换到左座，亲自再操作一次穿越降落。如果这一次还不好，我们就去东京。
在机组人员的努力下，专机第二次终于成功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继续按原方案飞行。飞机驶入太平洋上空，一片迷茫转为开阔，碧海蓝天向众人敞开胸怀。飞机开始平飞的时候，乘务长任德珍给邓小平送水。
任德珍回忆说：
当时我就感觉他特别慈祥，也没有感觉因为飞机的问题表现出什么急躁的情绪。后来再给他加水的时候，我就脱口而出，我说领导辛苦了，真的特别不幸，不顺利，让我们的飞机几上几下。一说完以后吧，我马上就想到了，小平同志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的沉浮和起落，我就有点停顿。这时候他的夫人卓琳同志马上就接过话来，说他就是一个冒险家。我们都马上看了小平一眼，小平也没有吭气，看他的表情还是挺开心的。
不仅是途中，在美国境内，也时有意外发生。2月1日上午，邓小平抵达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入城途中，市长杰克逊向邓小平介绍亚特兰大的历史，这里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故乡，杰克逊本人也是黑人，他建议邓小平参观金博士的陵墓，邓小平当场应允。
谁知，美方负责国宾安全的联邦官员泰勒找到中方安保负责人凌云，表示：他们认为这次没有预先安排的活动安全上有问题，时间很紧迫，希望中方提出取消这个行动。美方主动提出取消活动，中方很意外。要知道，邓小平访美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此前已有多个反华势力叫嚣威胁，而中方随行的安保人员仅有8人！这在美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如此，邓小平还是如约前往。下午3时许，他向马丁·路德·金的陵墓敬献用黄白菊花编成的花圈，随后又同其家属见面。邓小平这次打破计划的行动，得到了美国广大黑人的热烈拥护。
何理良回忆：
美国主管方面有点劝阻，但是小平同志坚决要去拜谒。到了墓前，小平同志献了花圈，表示对马丁·路德·金的敬意。他的夫人在旁边不断用手这样擦眼泪，非常受感动。因为啊，实际上没有什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拜谒过马丁·路德·金的墓。
2月2日，邓小平抵达休斯敦，当天就两度遇险。
在邓小平下榻的宾馆，一名极端分子混进大厅，当邓小平走出电梯步入大厅时，此人迅速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向邓小平扔去。这一突发事件令在场人员，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安保人员大吃一惊。后来证实，那是一包传单，如果是一枚炸弹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邓小平不愧为久经沙场的军事统帅，面对意外袭击，他神态镇定，若无其事。当天下午6时，他应邀前往西蒙顿市，当来到旅馆大厅准备出门乘车时，突然有一人插到随行队伍中奔向邓小平，所幸迅速被美方安保人员制服。事后据美方通告，此人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K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斯·比姆。所幸的是，邓小平在中方随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出发，瞬息之间，化险为夷。
“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面对媒体也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在他出发之前，已经有1000多名世界各国的记者云集华盛顿，等待采访这一盛事。访美期间，邓小平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方位的关注和报道，他还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接受美国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电视网、国家广播电视网、哥伦比亚电视网，再加上公众广播电视网的现场采访，即问即答，全无限制，这样的安排非比寻常。整个采访长达30分钟，邓小平表现出令人慑服的魄力和魅力。他面对镜头说：“我可以告诉美国公众，我同卡特总统和其他美国领导人两天会谈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有记者问：“你是不是可以说，目前这种中美关系正处于愉快‘蜜月期’，它可有预见的危险？”邓小平回答：“没有危险，继续‘蜜月’下去。”
经过几天的跟踪报道，美国媒体对邓小平的赞誉与日俱增。有媒体称他“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记者们尤其欣赏他的幽默感。卡特的一位助理对媒体说：“白宫十分欣赏邓小平所表现的性格，他似乎很平易近人。他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得很好。他已明确地表达了意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他善于表达中国的政策，在这方面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还有记者指出：“他很主动。主动地多次跟卡特握手，毫不拘束，连卡特都被他带动起来。还有很多人喜欢他的笑容，有人说他‘很可爱’，还有人说他具有‘孩子脸型的笑容’。”
1月28日到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9天的访问。他争分夺秒、不知疲倦地走访各地，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访美9天，他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并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美国人民第一次近距离领略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将其称作“邓小平旋风”。
郭曰方回忆：
事实证明这八九天的访问，小平同志日程排得太紧了。一天的活动，环环相扣，一个接一个。我觉得小平同志他真是，他能坚持下来，始终是精神饱满在进行工作。
邓小平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的战略家风度和政治家魅力深深吸引了美国人民。卡特说：“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当总统期间的愉快经历之一。”
实际上，邓小平踏上美国土地那一刻，他已经改变了世界格局；而在9天的访问之后，邓小平又为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巨变打下深刻的伏笔。
国务院原国务委员戴秉国评价道：
1979年，打开了跟西方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西方最大的发达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定了很好的国际格局的基础，也促进了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邓小平同志，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他的贡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是中国的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
同时，通过访美之行，邓小平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大大丰富了其改革开放的设计蓝图。归国后不久，他就提出许多重要的战略决策：比如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设立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小康目标等等。这些战略方针使中国加速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
美国东西方中心主席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在1977年至1989年间曾14次与邓小平会晤，并帮助安排了邓小平1979年的美国之行。在他撰写的《回忆邓小平》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他的身影：在休斯敦圈牛的围场上，他乘上公共马车，手里拿着牛仔帽……
第16集 夹克衫
——春天的故事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邓小平画像广场，是深圳的标志之一。每年大约有百万以上的游人来到这里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这幅画像始作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目前已是第四个版本。
在这幅小平画像的第一版画面上，邓小平身着米色夹克衫，目光睿智，神采奕奕。这是一件普通式样的夹克衫，1992年的早春，穿着这件夹克衫，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出行。
让身边人感觉措手不及的重要讲话
1992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三。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乘坐专列的人正是邓小平。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向来重视天伦之乐，喜欢和家人在一起。这次南下，正值寒假，他把全家都带上了。
此时邓小平已88岁，选择新年伊始出京，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92年，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受到严重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冷战的格局彻底结束，世界的发展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一系列新震荡、新问题、新挑战。当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中国还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不能回避，必须作出正确抉择的问题。
1992年同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要召开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经过三年治理整顿之后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而且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14个年头，到了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所以在当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问题，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这个视察南方的谈话是在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重新做了一个道路的选择。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广东。因此，出发前没有向沿途各省打招呼，也不想惊动地方负责人出来迎送。1月18日，列车到达武昌。在站台上，邓小平对湖北省的领导讲了一些话。邓小平说：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次出发之前，邓小平只是跟家里人说要到南方去休假，全家人高高兴兴跟他一起出发了。全家没有人想到，这一路上，邓小平会发表很多重要的谈话。因为邓小平平时出去不爱讲话，所以身边人也没有做好记录、录音的准备，谁知道他突然讲了这么多的话呢？当时就有点措手不及。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专列在武昌停留了20多分钟后便继续南行。1月19日上午9点，这趟列车停在了深圳站的月台。下车前，邓小平一改以往的着装习惯，将平日的中山装换成了蓝色夹克衫。邓小平穿的夹克衫有两件，当时北京很冷，南方较暖和，邓榕给父亲准备外出衣物时，就买了这两件衣服。
邓小平神采奕奕地步出车门，他的足迹，在时隔8年之后，又一次踏在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这块热土上。
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但是邓小平却毫无倦意。他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去看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们赶紧备好车，陪同邓小平到深圳市区视察。车子缓缓地在市区穿行。这里，8年前还是一汪水田、鱼塘、羊肠小路、低矮的房舍。现在，宽阔的马路纵横交错，成片的高楼耸入云端，到处充满了现代化的气息。邓小平看到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景象，十分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8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车行至火车站前，邓林指着火车站大楼那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对邓小平说：“您看，这是您的题字，人们都说写得好。”
邓楠打趣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问题。”说得邓小平笑了起来。
邓小平心情振奋地看着高楼大厦，认真细致地了解新技术，听当地干部的汇报。当听到1984年他来时，深圳人均收入只有600元，到了1992年已经达到2000元时，邓小平感到很欣慰。
1992年1月20日上午9时35分，邓小平在省、市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国贸大厦参观，在53层的旋转餐厅，邓小平俯瞰深圳市容。他看到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是高兴。
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就慢慢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邓小平望望窗外，谈兴更浓。他语气坚定地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当邓小平离开旋转餐厅下到一楼大厅时，大厅的音乐喷泉，随着优美的乐曲，喷出图案多变的水柱和水花，蔚为壮观。一楼到三楼，站满了群众，黑压压的一片。人山人海，秩序井然。
当时陪同视察的原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吴松营回忆说，邓小平从一下车很多人就把他认出来了，包括外国人和香港同胞，“邓小平、邓小平”，听到很多人就喊起来了，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加上他讲话又超时这么长，所以整个国贸周围好几千人都来看邓小平了，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喊起来了，“邓爷爷好”，“小平同志好”，“小平你好”，就是这么喊这么叫。老百姓很激动，因为深圳的人对小平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在驱车回宾馆途中，邓小平和陪同的负责同志亲切谈话。邓小平说：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他说，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1月22日上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邓小平穿着米色夹克衫，偕全家到深圳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植于室内的各种珍奇植物。来到一棵高山榕树前，当地人把高山榕树也称为“发财树”，女儿毛毛（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深情地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22日下午3点10分，邓小平在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后，邓小平对广东省和深圳市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在深圳考察时，邓小平经常穿着的米色夹克衫，如今放置在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展厅中。
“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五天的考察。在蛇口港码头，邓小平同前来送行的深圳市负责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手告别。邓小平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转回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9点40分，邓小平结束了在深圳的考察，登上了海关902快艇，启程到珠海特区考察。
快艇劈波斩浪向珠海疾驶而去。8年前邓小平由深圳到珠海时也是横渡百里珠江口，走的也是这条航线。船舱内，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打开一张广东省地图，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一起向邓小平汇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情况。邓小平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听汇报。
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主要是邓小平一直滔滔不绝地在说，女儿邓楠担心他太劳累，曾经打断过他两次，让他休息一会。但是等到邓楠这话刚一落，他又开始说，不让他说都不行。
快艇已接近珠海市九洲港，邓小平站起来，望着窗外烟波浩渺的伶仃洋说：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快艇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靠岸，邓小平在谢非和梁广大等同志的陪同下，踏上了阔别了8年的珠海大地。珠海，已经成为一座充满现代气息的花园式海滨城市。
梁广大在车上边陪邓小平游览珠海城市景观边介绍珠海这些年来的建设发展情况。邓小平边听边看，不断地点头表示赞许，这样搞很漂亮，有自己的特点。他幽默地说：“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高科技企业，是珠海经济特区的主要产业之一。在珠海特区的7天里，邓小平一连考察了几个高科技企业。
1月25日上午9点35分，邓小平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汇报到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 ”
游景玉回答说：“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
邓小平深情地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贡献，还是回国好。”
邓小平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颇有感慨地对科技人员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邓小平看着正在研制的两套火电站仿真机高兴地说：“我是看新鲜。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
机房里坐在计算机旁的都是年轻人。邓小平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
同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邓小平转过身去，望着一大群年轻人说：“我要和大家拉拉手。”霎时，一双双年轻的手伸过来，邓小平一一同大家握手。
在返回的路上，邓小平反复对广东省、珠海市负责人说：“要不断造就人才，只要有了人才，事业就兴旺。真高兴看到这样年轻的科技队伍，中国有希望啊！”
参观完亚洲仿真公司，邓小平一行来到拱北地区的芳园大厦，乘电梯上到29层的旋转餐厅，他一边观赏窗外的拱北新貌和澳门风光，一边听取谢非、梁广大的汇报，一边同他们交谈。
他说：“这10年真干了不少事。我国发展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谁反对改革开放谁就垮台。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不变。反对的人让他去睡觉好了。”
当邓小平走出芳园大厦时，谁也没有料到，周围大街上站满了那么多等候的群众，足有数千人之多。
邓小平在芳园大厦门口一出现，人群中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汽车就停在门口，原计划出来就上车离去的邓小平一见那么多群众等在那里，便缓步走近马路，挥手向群众致意。
人们见邓小平走过来了，更加兴奋。“小平同志，你好！”“邓伯伯，您好！”“邓爷爷，您好！”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广州话、客家话、普通话，一声高过一声。
邓小平鼓着掌，连声说：“谢谢，谢谢，大家好！谢谢大家！”
邓小平上车离去了，但掌声还久久不息。
在珠海经济特区的日子里，邓小平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特区的土地。他不停地看，不停地问，不停地思考，看特区的变化，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错”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过程中发表的许多重要谈话，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对于邓小平本人来说，南方谈话相当于自己最后的政治交代。
后来，邓小平和他二弟邓垦谈话的时候说道：
我个人不关重要，对我个人来讲现在死正好是时候，你们要想透、要超脱旧的观念，自然规律违背不了，但是呢我还想多活，剩下的时间想看看，我这一生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阶段在历史长河中是个重要的曲折的阶段和取得最好效果的阶段，就是这次南方谈话定了调，这个调没有错。12多亿人口有了明确的方向、道路和方法，市场经济是方法手段，不是确定社会性质，我们没有辜负这些年做了应该做的事，做了好事，这辈子就可以了。
邓朴方回忆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时说：
你想想1992年南方谈话，他最后讲这些话都是把命拼上了，最后啊你看他讲话多激动啊，多频繁啊，多恳切啊，多用心啊，付出了自己的感情，最后还付出了自己，甚至把自己那点精气神都要用完了。他一下子身体就垮下来了，再也没有缓过来了。这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到最后了拼了老命把最后的政治交代完成。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歌曲《春天的故事》成为反映那个时代的响亮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