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济知识不足与政治知识丰富中国传统文化长于研究政治军事斗争谋略而短于研究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相应的使得毛泽东政治知识丰富而经济知识不足。毛泽东曾认识到自己缺乏经济知识，尤其在由于经济知识不足导致经济建设和经济活动的某些失误后，他更是多次提出要加强经济知识的学习。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完成，毛泽东滋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经济建设并不比战争困难，慢慢放松了警惕和补课心理，在实践上渐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而陷入某种空想，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大失误。3民主认识的偏颇与法律知识的相对单薄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民主思想、法学理论的相对缺乏，毛泽东对民主、法律的理解也存在偏颇的地方。在毛泽东看来，”民主这东西，有时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在该认识的指导下，毛泽东倡导大民主，而且幻想不依靠法制治理国家，而把希望放在群众运动上，结果为“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埋下伏笔。4有关中国知识的丰富与有关国外知识的相对单薄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一生只到过国外两次——两次都是苏联，而且时间短暂，这导致他对外部世界缺乏直观了解，对西方现代化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知识的不足促使毛泽东转从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一定程度地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进而演化成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就是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现，结果脱离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上犯了错误。综上所述，尽管毛泽东的知识非常渊博，但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影响了他的思想，使他晚年从理论到实践走向误区。二、毛泽东的独特性格与气质毛泽东晚年探索中出现的反复、逆转甚至是相互矛盾现象，不可否认地与他的思想性格有特定关系。强调物质的运动和斗争，并视之为普遍规律，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这种哲学思维，影响和铸造了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自己称之为是“虎气”和“猴气”兼于一身的性格。这种性格，使得毛泽东常常不满足于稳定和平衡，而是希望运动和斗争。他常常在思考新问题，探索新思想，给自己、也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停地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由于有的思考是探索性的，并非成熟的观点，因而往往出现一些矛盾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尤为突出。许多并非成熟的思想观点，而仅仅是他一时的感想，或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看法，有的甚至不过是文学家们常称之为的“思想的火花”，却被一些人当成“最高指示”，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行，结果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消极影响。例如：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法家的一些评说，仅是毛泽东在读中国哲学史时的有感而发，并非毛泽东的一贯思想，结果却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搞了一场评法批儒运动，并被引申为一场“革命”与“保守”的政治斗争。又如：毛泽东对张铁生交白卷及黄帅“反潮流”的有关批示，显然与他一贯主张的学生要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相悖，可在那个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却被当作了实行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给教育事业造成消极影响。自信以至有些固执，是毛泽东的又一性格特征。近年来一些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著述对此有所披露。无论是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还是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活动和决策，他都非常自信甚至是有些固执己见。过分的自信和固执，使他难以在错误的道路上加以自我矫正。1965年5月，毛泽东曾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将来还可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事实已经很清楚，真理确实在彭德怀一边（毛泽东对此不能说没有认识），但毛泽东的用语却含糊其词。在一定场合，针对某个事件，毛泽东有时往往不是服从真理，而是向自己的自尊和自信屈服。对于毛泽东的过分自信以至固执，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有所顾忌的。从大局着想，如不顺从他很可能造成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甚至党的领导核心的分裂，从真实情况看是难以反对，正如邓小平所说：“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所以，即使对毛泽东的思路和观点有疑问和意见，也很少当面直陈，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中稍加变通。这无疑是毛泽东探索出现逆转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不拘一格的诗人。“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芙蓉国里尽朝晖”，“到处莺歌燕舞”，“六亿神州尽舜尧”，这些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则表达了他为实现美好理想的信心与恒心。可以说，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曾被毛泽东这些极富浪漫色彩的词句而感染、振奋。但当我们把这些浪漫主义的诗句同他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时会发现，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对其政治实践是有相当影响的。当他将诗人的浪漫不适当地运用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时，便难以避免出现失误。正是他那“冷眼向洋看世界”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中，隐埋着听不进正确批评和意见的因子：正是他那浪漫主义的诗人品格，为其本来就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蓝图和建设方案又重重地涂上了一层瑰丽的色彩，使之具有某种程度的空想性。三、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及克服的失败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出现失误直至发生逆向转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现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需要经过一个或短或长的探索过程搞清楚，欲速则不达。作为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一直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无产阶级领袖，一个善于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分析并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革命家，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推向极端，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导致全面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本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步入歧途非常可惜。在这一错误形成发展过程中，应该有很多机会去停止或纠正错误，这样的机会却没有被充分利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必定有某种毛泽东自身无法超越的东西在起着作用。按照系统论观点，如果我们把逆转过程看作是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启动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维系这个系统运行的续动力又是什么？经过考察，个人认为，毛泽东始终无法超越的就是他思想深处长期滋长起来的骄傲情结。这是促成他逆转的最深层原因。说它是骄傲情结，因为它是长期积淀形成，比较稳定地发挥作用的情绪源。这个情结不是一般地同逆转的各关节点相联系，它内在地决定着逆转的总趋势，诱发主体内部一切不健康的“病灶”，提供运转的能量。其一，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的形成过程。毛泽东骄傲情结的形成有多种因素促成。如，晚年从中国历史中吸取治党治国以及政治斗争的方略的同时，也不自觉沾染某些封建遗毒，诸如帝王思想、非道德主义的政治策略等：再如，由于长期缺少认真反省，对错误采取掩盖的态度，最后发展到一意孤行，拒绝他人建议；再如，晚年出现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有时抹煞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是在同“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李立三、张国焘以及第三国际的“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开创了马列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革命道路。长期革命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些制约因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略策略的制定中，一直采取谨慎、稳妥、积极的态度。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制定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持久战战略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准备打长期战争的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等等。由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实际，稳妥可靠，革命进程比预想的大大提前。如原先认为至少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多就基本胜利。但新中国成立后，似乎一切制约因素都不再存在。经过抗美援朝，认为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认为苏联、斯大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至于赫鲁晓夫就更不在话下。于是，在这种形势面前，产生了骄傲情绪。在国内，原定用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4年时间就完成了，认为中国有了自己的一套经验。这给毛泽东造成的错觉是领导落后于群众，因此在建设时期他总是强调反右倾，反保守。他开始迷信自己，脱离群众，也脱离中央领导集体，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抽取，同时就潜伏下过高估计个人作用、能力，以及在后来急于求成，超越现实的思想苗头。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总之，失去了制约，就难免出现偏差。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卓越功绩，以及在党内、全国人民中逐渐形成的崇高威望，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同党、群众的位置摆错。如，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不同的个人崇拜”的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林彪讲了一番“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话，并强调，不管什么时候发生问题，都不是毛主席意见错了，而“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很欣赏并加以赞扬。这些都表明，毛泽东晚年骄傲情结确实在发生作用。其二，毛泽东晚年克服骄傲情结的努力与失败。在毛泽东晚年的探索中存在巨大的理论冲突、实践冲突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向“左”转，这表明毛泽东为克服骄傲情结尽了巨大努力，但努力往往归于失败。例如，（1）他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发展生产力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这与他头脑中先入为主的阶级斗争理论冲突。骄傲情结让他无视阶级作为整体已被消灭的事实，并寻求现实中有利于后者的客观依据，完成“左”转，构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鉴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借鉴苏联的教训，他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体系。然而从1957年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矛盾性质的作法愈演愈烈，发生很多荒诞、怪异的社会现象。正是骄傲情结的作用，使他固执地把谬误反当作创举，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3）鉴于苏联教训，毛泽东制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然而骄傲情结生发的急躁使他不断反“右”倾，很快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企望经济超高速发展，结果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国家严重困难的局面。（4）他提出造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然而一场反“右”斗争，使大好政治局面遭到破坏，造成了万马齐暗的状态。“文化大革命”更是到处“一片大好”的赞扬声，致使“左”的错误畅行无阻，愈演愈烈。这里隐藏在背后的也是骄傲情结：因为政权的稳固，个人威望的提高，毛泽东已淡忘了当年在延安形成的开门纳谏，从善如流的传统。早在红军时期，他就倡导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生活民主等一整套民主作风，到了晚年他却对“大民主”乐此不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失误的原因时有一段精彩表述，“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严重地泛滥开来。”笔者认为这段论述，特别是有关骄傲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总之，由于骄傲而在不熟悉的事物面前丧失谨慎和清醒；由于骄傲而对“没搞清楚”的对象盲目实践；由于骄傲而将主观意志强加于客观实践；由于骄傲而将错误固执地坚持下去，这就是毛泽东晚年探索发生逆转的骄傲情结。 http://img.ifeng.com/page/Logo.gif
解读：胡耀邦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是什么2012年01月05日 14:37
来源：文摘报 作者：石剑峰 字号:T|T155624人参与 317条评论 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邓小平不说谁好谁不好，他考虑的是向前看，看谁能领导下一次战斗。要团结，不要浪费时间去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这就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为了生存，政治斗争放一边。邓小平打了12年仗，这个经历对他的工作方式影响太大了。相比起来，胡耀邦领导的是青年团的年轻人，就是要鼓励他们去积极思考，但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是他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
文章摘自《文摘报》2011年11月1日 作者：石剑峰 原题为《傅高义谈邓小平》
从2000年开始构思邓小平传到今年出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用了将近10年时间写就《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该书不久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日，记者在傅高义的家中采访了80高龄的他。
记者：你怎么看邓小平这个人？
傅高义：邓小平年轻的时候，就自觉背负很大的救国责任。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是周恩来的助手，他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一直是：）的领导人之一。但这位中国：）领导人很自信，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他经常见外国人，他很清楚跟谁合作，他也常在外国人面前说笑话。如果他没有自信和经验，不会这样。
记者：我看到一些对你这本《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评论，有一些批评说你过多流露了个人对邓小平的崇敬，你接受吗？
傅高义；我是客观地看人和事。这样你就会知道他的贡献太大了。整个20世纪，改变世界的人中间，邓小平是最重要的一个。毛泽东统一了中国，但是没有让中国发展起来，那是邓小平做的事情。和邓小平同时代的还有美国的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根是比较传统保守的领导人，他没有改变美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改变英国，只有邓小平改变了中国。
记者：邓小平逝世到现在已经14年，他在哪些方面还在影响中国？
傅高义：他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他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这依然是中国的道路。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否还在延续，这个很难说。现在中国强大了，很多人开始说不，所以气氛有一点改变。但总体来说，你们中国走的路，依然大体上是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开拓的道路。
记者：在你看来，邓小平和他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相比，不同之处在哪里？
傅高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段历史，那就是1937年至1949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外面打仗，尤其是太行山时期，他离开延安，跟日本人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哲学和去玩，时刻都得准备着，所以根本就没时间考虑各种纷争，而且为了生存就得向前看。这段经历影响了邓小平的行事作风，他不说谁好谁不好，他考虑的是向前看，看谁能领导下一次战斗。要团结，不要浪费时间去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这就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为了生存，政治斗争放一边。邓小平打了12年仗，这个经历对他的工作方式影响太大了。相比起来，胡耀邦领导的是青年团的年轻人，就是要鼓励他们去积极思考，但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是他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
记者：你认为哪些时间点对邓小平非常重要？
傅高义：我认为最关键的是1975年，1969年到1973年，他到底在想什么，这很难判断，但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在工作岗位上，有很多时间去思考。1974年他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然后去了法国，待了一个礼拜，他感受到整个西方社会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离他上次在法国留学有50多年了。事实上，我倒不怎么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邓小平很重要，因为之前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奠定了会议的内容和基调。当然1992年肯定非常重要，这个不用说了。（《东方早报》10．18石剑峰）
揭秘胡耀邦身世之谜 受邓小平牵连遭恶批2011年12月14日 14:17
来源：人民网 字号:T|T423人参与 3条评论 打印转发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原标题为“新明星胡耀邦”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干，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胡耀邦三文章"救国" 叶剑英为邓小平"最后一搏"2011年12月10日 17:33
来源：人民网 字号:T|T314人参与 6条评论 打印转发
（本文选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呼喊》 原标题为“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
http://res.news.ifeng.com/dci_2011/12/85bfeeaec0ff7852ab1bc460b5692102.jpg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大字报就这样被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
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申冤一边想象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http://img.ifeng.com/page/Logo.gif
胡耀邦华国锋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态度2011年04月22日 07:29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沈宝祥字号:T|T110438人参与296条评论打印转发
核心提示：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http://res.news.ifeng.com/44ee4bbc922fb6e8/2011/0422/rdn_4db0bce202e18.jpg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前排从左至右）（资料图）文章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11、12期 作者：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王立本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致敬礼华国锋一月十六日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胡耀邦华国锋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态度2011年04月22日 07:29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沈宝祥字号:T|T110438人参与296条评论打印转发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四人帮被捕后邓小平夸华国锋：我可安度晚年了2012年02月17日 07:50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程冠军字号:T|T27922人参与54条评论打印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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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逝世后的头一个月内，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十分微妙。眼前这张照片所显示出来的，就很说明华国锋有用心很不一般的地方，他实际上与后来被称作“四人帮”的几个人曾走得很近。身穿一身深蓝毛式服装…[详细]
核心提示：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http://y1.ifengimg.com/44ee4bbc922fb6e8/2012/0217/rdn_4f3d95d6262b8.jpg文章摘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作者：程冠军 原题为《叶选基讲述粉碎“四人帮”与邓小平复出》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３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
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
叶剑英李先念助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抬毛泽东"打压"2012年02月01日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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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s.news.ifeng.com/dci_2012/02/f256f723d755147d2a8e8f2bd7c13023.jpg图为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上，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互相敬酒(注：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交锋》。人民日报出版社独家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连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连载：<<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就曾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