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专帖】真实世界的“真实”

水星

他古文学的真好

水星

从天堂来的孩子（与教育有关与自闭症话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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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堂来的孩子
2012-08-21 15:00:53
文/王学富

一个孩子，成绩好，长得好，又听话，谁不希望有这样的孩子？但在直面的面谈室里，司空见惯的是好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母亲）在流泪。他们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孩子……？”读大学之前，孩子什么都好，处处为人称道，父母感到无比自豪。但到了大学，他们却出现适应的问题——感到失落，丧失自信，生活没有目标，学习没有动力，跟同学交往存在严重的困难，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脱离现实，沉溺于网游世界，导致几门课不及格，面临降级或被勒令退学。

考察他们的成长经历，存在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在成长过程中，母亲往往过度照顾与保护，父亲跟孩子较为疏远；孩子在过于单纯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对父母过于依赖；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学习功课，很少跟同伴交往，缺乏生活经验，心灵单纯，思维单一，纯洁得如同从天堂而来，跟人交往容易受到挫伤。这样的孩子，我称为“从天堂来的孩子”。

下面具体谈一谈“从天堂来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问题，算是对天下父母（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一个提醒。

成绩好

成绩好本是好事，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父母以为成绩好就是一切，孩子也这样想，那就可能导致问题。许多父母不知道，孩子后来出现的问题，是他们只求成绩好（不顾其它）而付出的代价。因此，他们的问题成了一种提醒，他们需要为自己成长中缺失的环节补一补课啦。从小到大，在这些孩子身上，成绩好成了太耀眼的光环，他们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特权，可以免除同伴必须经受的艰难，而这些艰难被称为“合理的受苦”，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必要的。当他们试图用成绩好赢得一切，他们就躲避了“合理的受苦”，就失掉了必要的经验，就忽略或取代了生命中需要成长的那些方面。而且，在只求成绩好的孩子那里，学习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并非出于自愿，并非因为兴趣，而是因为受到强迫，而是因为担心成绩不好，会失掉父母的宠爱，老师的欣赏，同伴的羡慕。于是，他们不顾一切追求成绩好，拚命维持成绩好，随时担心成绩变得不好，随时担心别人超过自己……伴随这个过程，他们的内心埋下了焦虑的种子。对他们来说，学习是一场苦役，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这场苦役终于结束了，他们可以玩了。因此，一进入大学校门，环境变得宽松了，选择多样化了，外在的强制没有了，内在的动力丧失了，他们一下子放松下来，在学习上不再追求，甚至对生活也渐渐失掉热情，长期被囚禁的玩耍的欲望就从笼子里放出来了，他们会迷恋网络游戏或其他，渐渐变得不能自拔。

在赞扬声中长大

父母赞扬孩子，本来也是好事，但过多赞扬孩子，也可能变成坏事。我们的教育常走极端：过去（现在依然存在），父母从来不赞扬孩子，怕孩子会骄傲，岂不知这样做，反而会损害孩子的自信，导致孩子把太多的心思花在如何获取别人的赞扬上面，而不敢确认自己的需求、看法和目标。现在（也并不是所有的父母）的情况是，父母过多赞扬孩子，不切实际地赞扬孩子，这似乎是在培养孩子的自信，但也可能在孩子身上造成虚妄的自我感觉，使他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会否定自己，自暴自弃。“从天堂来的孩子”往往因为成绩好，长得好，又听话，自幼在过多的赞扬声中长大。在形成自我概念的过程中，他们因为受到太多的赞扬，可能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为了得到他人的好评，会宁愿委屈自己，违背自己，牺牲自己的真实看法、愿望和需求，甚至养成过度顺从的个性。

太听话

“从天堂来的孩子”，自幼习惯于遵从家长和老师的指令，按他人设定的目标行事，他们的思维可能变得刻板、僵化，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当他们进入一个多样化的环境，要求他们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无所适从。心理咨询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育有一个重要提醒：不要太要求孩子听话，不要太赞赏孩子听话，这样做可能抑制孩子的自发性、创造力的发展，以至于把他们塑造成一种工具性的人格。

很少跟同伴交往

“从天堂来的孩子”来自单纯的家庭环境，父母养育孩子的特点是：过于严格的道德教育，看事情过于黑白分明，僵化的等级观念，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过于强调“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担心孩子受到不好的影响，会严格限制孩子跟同伴交往，使孩子不能从跟同伴的交往中获得经验和乐趣，因而发展不出良好的人际能力。这样，孩子会慢慢变得没有兴趣跟人交往，害怕跟人交往。当他们进入大学，面对来自不同生活环境的同学所构成的人际环境，他们就会产生人际的困难。因为缺乏人际交往的经验，他们对同学的言谈举止难以做出适当的反应，加之他们的自尊心又特别敏感，很容易产生挫伤和困惑，暗自生出许多猜疑与敌意，回避跟同学相处，渐渐从群体中脱离开来，像一只孤兽，渴望交往又害怕交往，内心陷入冲突和烦躁不安，结果就把一腔压抑的情绪发泄到父母身上。正是在这个时候，父母惊呆了：过去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变成了这样？他们的表现如：处处挑剔父母，跟父母为难，时而有极端的情绪与行为；抱怨同学不好，抱怨大学不好，要求退学，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有时候，学校害怕会有麻烦，父母对孩子有担心，就真的同意孩子退学。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孩子退回到家中，会更加焦躁，沉溺于网络，过白天与黑夜颠倒的生活，渐渐发展出心理的症状。

从不玩耍

许多家长以为，孩子一心学习，从不玩耍，这才是好孩子。殊不知，这里可能潜伏着危机。玩耍是孩子的天性，一个孩子从不玩耍，这本身就是问题。在格拉塞（William Glasser）看来，玩耍是人类五大基本心理需求之一。我们看人类的各种创造性活动，跟玩耍的性质十分相近。从不玩耍的孩子，成长的空间狭窄，成长的经验有限，自发性、创造力发展不出来。这就应了西方人的一句谚语：只会学习，从不玩耍，聪明的孩子也会变傻（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许多人希望孩子成为天才，却不知道一个定义：天才就是兴趣。那些在幼年时期，玩耍的需要得到了充分满足的人，他们后来把工作变成了玩耍，这样的人就是天才。那些在幼年从不玩耍的人，在长大成人之后，反而厌倦工作，不合时宜地沉迷某种幼稚的游戏。在中国的教育中，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孩子自幼被剥夺玩耍，被强迫学习，读了大学之后，开始玩耍，迷恋网游或者其他。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动因：因为幼年时期从不玩耍，他们内心里有一个空缺，就会在时过境迁之后追求补偿性的满足。有一位求助的大学生在面谈中表示，网络游戏让他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好像找回了童年缺失的某种感觉。

受到过度保护

有这样一些孩子，因为成绩好，长得好，听话，往往受到父母和周围人的过度保护。父母不让孩子做自己力所及的事情，不让孩子在生活中尝试新的经验；当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家人包办代替，不给孩子机会让他尝试处理自己困难；当孩子在成长中产生困惑，家人一起围过来提供安慰，好像孩子不可以有任何困惑。家人这样做，有一个很现实的目的：让孩子一门心思学习，其他任何事都不用管。就这样，他们给孩子营造了一个“天堂”，把孩子囚禁在里面，不让他们接触生活的困难，不让他们获得成长的经验。在过度保护下长大的孩子，对现实没有真切的感受，发展不出适当的能力。当孩子离开“天堂”般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读大学，父母的保护无法延伸到大学，孩子就失掉了过去的好天堂。在新的环境里，他们发现，在天堂里生活的经验难以应对现实的情况。在天堂里，他们从来都是受人照顾，却没有发展出照顾他人的能力；在天堂里，他们很少处理事情，现在不知道如何做得更好；在天堂里，他们几乎从不与人交往，现在，面对人际的复杂性，他们不知道怎样应对。在天堂里，他们以为自己简直是完美的，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好，但在现实里，他们发现自己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做好，因而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渐渐从自负堕入自卑，变得一蹶不振。

单一思维

曾经读到一个报道：有一名成绩非常好的高中生，申请国外一所世界顶级大学。接受面试时，对方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读我们这所大学？”他回答：“因为读名牌大学，将来可以找到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会有高收入；有了高收入，就可以买大房子；有了大房子，我就可以把父母接过来跟我一起住，他们为我读书付出很多很多，我要报答他们……”结果，这个中国高中生没有被录取。

这个结果可能让许多中国父母和老师感到惊讶——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成绩好，有孝心，知恩图报。而且，从他的回答来看，他还很诚实——当然，我不知道，如果这位高中生知道他的回答会导致这个结果，还会不会选择这样回答。但我知道，他的回答几乎是所有的中国高中生的回答，虽然高中生在面试时不见得会这样回答（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高中生听，我得到的普通反应是：这个人太傻！高尚的话，谁不会说？我慨叹一声）。因为他们自幼被灌输的想法就是这个——对他们来说，读大学就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但是，真正的教育，目的并不只是这个，更包括培育学生的公共意识，让受教育者追求社会意义。在阿德勒（Alfred Adler）看来，一个人只追求个人意义，就等于没有意义。

我们的教育本身带有一种症状的性质，它的内在动因是不安全感，它的表现形式是绝对化——追求单一目标：教育的目的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好的工作，有了好工作，就可以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可以占有更多的物质条件。许多家长和老师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单一思维，过度夸大实现这个目标后的完美景象，以及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的可怕后果。孩子们便朝这个唯一的目标狂奔不已，完全不顾其他。许多从结婚生子开始，就在考虑孩子读哪个幼儿园，然后是，读哪个小学，哪个初中，哪个高中。所有这些安排，只是为了把孩子送进哪个大学。但孩子们并不真正了解大学，为什么读大学，以及为读大学做怎样的预备。高中老师为了给孩子加油，对大学进行不真实的美化，这也是导致一些高中生进入大学之后产生失望和不适应的一个原因。对于一些“从天堂来的孩子气”，他们过去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考上大学，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他们就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目标，动力就丧失了。说到单一思维，有一位求助的大学生在面谈中反思道：“我是一个只能专心想一件事、做一件事的人。在高中，这件事是学习，我不管其他；到了大学，这件事是网游，其他我也全都管不了。”

太强的比较心

教育如同播种，种子落在孩子的心里，会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发生作用；好的种子让人成长，不好的种子产生损害，甚至导致心理症状。在一些“从天堂里来的孩子”身上，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父母会不自觉把自己的挫伤经验和偏见灌输给孩子，给孩子造成莫名的恐惧，等级的观念（如对人及其职业的歧视），这会影响孩子跟人建立真实而自然的关系；有的父母好胜心强，爱面子，喜欢跟人比较，总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这样做在孩子内心里培养了过强的比较心。父母这样做，目的是刺激孩子学习，结果却损害了孩子的内在动力。因为有太强的比较心，孩子从小到大会把太多的心思和精力花在别人身上，总是盯着别人看，一门思想胜过他人，不去管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是把别人的需求当成自己的需求，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结果，他们渐渐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越来越依赖他人和环境。

“从天堂里来的孩子”之所以在大学出现了适应困难，是因为他们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因为成绩好、听话、长得好而倍受关注，从家庭到学校，他们都是倍受关注的中心。这给他们一种特别感，一种人上人的感觉。但到了大学，他们置身于潮水一般的大学生之中，发现自己原来如此普通，这让他们倍受打击，茫然若失。甚至，在具体的生活中，他们发现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他人，就更加变得自卑。这时，他们内心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回到高中时代，继续生活在耀眼的光环之中，这种光环最好一直延伸下去，永远读高中，或者，大学必须跟高中一样，甚至他的人生都应该像高中一样。

成长：从天上回到地上

读大学之前，他们生活在天堂般的环境里。在那里，他们是主角，别人是配角；他们是花朵，别人是衬托的枝叶；他们是月亮，别人是众星捧月。在过去的成长历程中，他们不是在生活的地面上行走，而是在感觉的天空中飞翔。在天堂里呆久了，他们对地上的情况变得不大熟悉了。在天上飞久了，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在地上行走了。到了大学，他们不得不落回到现实的土地，不得不在地面上行走，他们的脚太适应地面，或被扎伤，或磨出血泡，流血，疼痛。他们一心想回头，想回到过去的天堂，在天空飞呀飞。但是，伊甸园的大门在他们离开之后就关闭了，过去的事情，不管有多么美好，都已经收场了，他们必须朝前行走。但地面满是泥泞和脏污，他们太洁白，简直不愿落足。在现实的泥淖里，他们扑腾着翅膀，美丽的羽毛脱落一地。在他们的内心里，保留着飞翔的完美感觉，但现在要从脚踏实地中获得新的经验。在他们的自我体验里，他们是凤凰，但现在要落到地面，让自己像一只普通的鸡那样行走和觅食。当他们了解这一切，当他们内心有了真正的觉察，他们的选择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进入现实，不是飞回天堂，而是落到地面，带着痛苦在地面上行走，让自己经历成长，最终成为自己。

blackeye

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c6e75e0101bvoi.html
作者：时一憨（郭延庆大夫）

看到博客上署名“石头妈妈”的一位家长在两处博文后的留言：

“郭老师，作为自闭症的家长，内心很迷茫，觉得枯燥死板反复的教育孩子，孩子不喜欢，家长也很累。就算孩子是自闭症，当妈妈的也希望他能快乐地成长。”

“我和别的家长不太一样，我不太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幼儿园和学校，因为害怕他被欺负，他被伤害。我宁可自己带着他，让他的人生多一点快乐。”

在我的经验里，这应该不是个别的困惑，决大多数家长都有着同样的纠结。我即兴回答如下：

博主回复：2013-03-13 10:13:03[删除]

理解您的心情和观点。重复不代表刻板，虽然不免有人刻板的重复。按套路的教学未必枯燥，虽然不免有人枯燥死板地执行套路。孩子的快乐是所有家长的期望，但在家长面前，多数孩子并不快乐。以上并不限于孤独症儿童。教育不像药物，吃进去自然发生作用和副作用，教育需要以教育者为媒介，同样的教育的套路，被千差万别的教育者运用，其结果也一样千差万别。做一个好的教育者，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是一辈子的事情。

回答完以后，我仍不能将注意力转移他处，仍然在思考这个家长的命题。对于儿童而言，除非正在罹患抑郁发作，快乐对ta而言，通常是自得的，只要我们不妄加干涉：ta想跑就跑去，想趴在地上就趴下，无论是跑着，还是趴下，ta在享受ta的发现，ta在发现中快乐着。但我们也许希望ta能安静，希望ta讲卫生，ta的不快乐也许就产生。对于孤独症儿童而言，ta的快乐其实也是不求自得的，比如ta专注地盯着电风扇，陶醉地原地转圈不停，或者边兴奋地喊叫蹦跳边歪头玩弄ta的手指。但我们也许认为这些都是孤独症的标志而不愿意它们出现，ta的不快乐也许就产生。

儿童的快乐常能自得，不快乐源于他人对这种自得的干涉，干涉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教育，对家长而言，干涉甚至是一种责任。如果单纯从快乐而言，不干涉就能保证儿童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快乐的。但快乐决不是追求的目标，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我也是家长之一）追求的是学习。

孩子在自得的快乐中，学习也在发生着，但这未必是家长预期的学习，或者相反，是家长不愿意看到的学习。所以，现实的学习，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自适的学习和被要求的学习（这后者常有利他的因素，常指向规则的遵守）。

自适的学习是快乐的，被要求的学习通常是不快乐的，要转为快乐，提要求者要有足够的能耐。但是，不快乐也在学习，规则一旦习得，则管理的代价骤为减少，因要求而来的不快乐也就相应消散，久而久之，规则变为一种自适也未尝不可。

譬如，写作业对大多数儿童而言是不快乐的，但并非大多数儿童为此一哭二闹三上吊，不仅不这样，大多数儿童甚至写的很自觉，但自觉去写并不意味着快乐去写，如果老师说今天没有作业，大多数同学会高兴地呼喊起来，那才叫快乐！只有少数人因为老师不布置作业感到悲伤的，他去写作业才是快乐的，这样的孩子很难找着。不快乐但能自觉写，这个孩子就把作业当作ta必须坚持的规则了，开始写是自觉但不自愿，写着写着还哼起了歌，则被要求的学习就有点自适的学习的味道了。

对于教育者而言，被要求的学习的“不快乐”可以通过几个途径减缓：第一，主动降低或者减少被要求的学习的量或者难度，或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增加这个量或者难度；第二，让儿童喜欢自己（参考做一个有情有义兼有趣的管理者那篇博文，大概在管理者的反思系列里）；第三，创设自适学习的情境，把要求的学习放在创造的情境中，该情境是孩子自愿去接触，自愿去尝试，在此过程中自适地学习到“被要求的目标或能力”。第一个途径最容易掌握，第二，第三非教育者下苦功夫而不得。

家长或者老师应该在进行套路的教育中尽可能使这种教育变得有趣，儿童易于接受，至少不那么难于接受，而不是动辄改变套路，甚至放弃学习而片面追求快乐。或者我们在执行套路的教学中，在给孩子提要求的过程中，要不断反思我们的要求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正有长远的收益以至于可以耐受ta短暂的痛苦。

话说的再多，也总不能尽意。紧就家长的提问，写一点个人的体会。教育是开放的，教育路径也是开放的，一家之言，不必强搬照用地理解和贯彻。这最后一句话也许才是我最想说明的理儿！

blackeye

“对于教育者而言，被要求的学习的“不快乐”可以通过几个途径减缓：第一，主动降低或者减少被要求的学习的量或者难度，或者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增加这个量或者难度；第二，让儿童喜欢自己（参考做一个有情有义兼有趣的管理者那篇博文，大概在管理者的反思系列里）；第三，创设自适学习的情境，把要求的学习放在创造的情境中，该情境是孩子自愿去接触，自愿去尝试，在此过程中自适地学习到“被要求的目标或能力”。第一个途径最容易掌握，第二，第三非教育者下苦功夫而不得。”

我的看法（估计和郭大夫不一样），这个“苦功夫”不在于“如何”把被要求的目标或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情境中，使孩子能”自适“地达到那个目标，而在于能不能破除自己脑子里的固有观念，能不能相信孩子，相信孩子的潜力，相信自适学习，能不能管住自己，能不能不要插手，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孩子对你的信任，影响到他的自信，从而影响到他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方向。如果家长能下“苦功夫”管住自己，孩子的学习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褒义），你想拉都拉不住，他能够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过你原先的“目标”。

获取知识、认识世界对孩子来说本来是其乐无穷的事，只是由于大人的干预，大人制定目标，大人不能等待，学习才成了让孩子厌恶的事。大人们如果跳不出自己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希望是没有的。

水星

赞！ 518# black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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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猪
原载：一五一十周刊第100期
链接：墙外


成长是个蛮大的话题，我想从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来现身说法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太清楚自己该走怎么样的道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知应该报什么系，就填了一个分数最高的。毕业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以为最好的道路就是进一个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领更多的薪水。可是，在工作了两三年后，我就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喜欢在企业中的工作，当时在电信公司上班，一到周日我就头疼，因为很焦虑周一的工作。随后我换了不少工作，但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直到后来我开始做志愿者，才发现自己喜欢这样的工作，但也只是单纯的喜欢，并没有想到做成自己的职业。

我在2004年发起了多背一公斤活动，到了2006年，因为活动的影响日渐增长，我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全职出来做。但当时在中国做公益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所以自己一直犹豫了两三个月，直到后来我改变思路，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出来做三年，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能不能承担这个损失？”我发现我最大的损失不过是我可能在三年后发现自己无法全职来做公益，而后果不过是重新回到企业里面工作。这个后果是我可以承担的，于是就马上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所以，我辞职进行公益创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我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实际上，我完全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跳入公益领域的。

即使在全职做公益之后，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团队发展的方向。从2007年到2011年，我和团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公益项目或产品，例如我们做过一个Twinbooks的项目，每在城市销售一本儿童图书就向乡村学生捐赠一本同样的图书，又例如我们做过乡村学校图书室项目，做过公益贺卡销售（每卖出一张10元的贺卡就向乡村小学捐赠一本图书），甚至做过一个希望解决小区问题的网站，这些项目的成果都不算很差，例如Twinbooks卖出了两千多本，图书室我们搭建了一百多个，公益贺卡我们卖了一万七千多张。但算下来，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成功，它们或在模式上无法自我造血，又或者无法从更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个过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知道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或产品能够在多深多广的程度上影响社会，也知道怎么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快速设计和完成一个项目，这些经验和知识也使得我们找到了现在所投身的产品：一公斤盒子。

回顾这么多年的职业和公益创业历程，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清楚的自己的方向（即使在今天我也说不出），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相。许多成功故事中的“远大理想”更多的不过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实情是，成功者在未成功前并不确认最终的方向，他们会有许多的变化甚至是转型。在创业故事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例如twitter的团队最初做的是一个播客平台，在开发产品过程中团队发现有大量传输简讯的需求，于是做出了twitter，结果没想到播客平台没被市场接受，反而twitter爆红。又如Pixar，原来是做3D动画软件的，为了销售自己的软件它们自己制作动画来展示软件功能，没想到动画制作能力得到大众的肯定，Pixar最终也转型成为动画制作公司，为世界创作了《玩具总动员》、《虫虫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等的经典。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方向未必是坏事。相反，这反而能让你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最可悲的一种情况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进什么样的公司，多少岁要买车买房，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爬到什么样的职位赚多少钱……这样的成长你想要吗？

想想生命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吧。一棵树的成长并不想要成为什么，它只是吸收阳光和雨露。一个小朋友从六岁长到七岁，他也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目标：身高从53cm增长到65cm，体重从37kg增长到43kg……他只是好好的吃，好好地玩，成长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

真正的成长不是靠计划、靠控制来完成的，相反，成长需要我们忘记目标，忘记成为什么的野心，而把注意力放到当下，去倾听、去理解、去学习。

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真义。



（安猪，多背一公斤公益机构发起人。）

blackeye

作者：冉云飞
原载：一五一十周刊第100期
链接：墙外


某编剧朋友某天在微博上吐苦水，说家人希望她早些结婚，找份安定的工作，赚多点钱。底下评论的朋友也大多在说类似的故事：青春期时候和父母关系不好，很难沟通；即使长大后，交流也还是有隔阂，父母不是权威式大家长般的存在，就是永远说不了几句话的尴尬亲人，工作结婚这类人生选择都不自由。

世俗观念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总是充满了“不求回报”的爱。然而，我们看到的有些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还是别别扭扭。以爱之名，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家庭教育在亲子关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施加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有怎样的家庭生活。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埃尔凯特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真正意义上的根，是给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用心守护孩子能够得到当下的快乐和幸福；真正的翅膀，是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引导孩子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并承担责任。”

然而，在为数不少的父母眼里，根，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翅膀，是相较于其他人最多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人一筹。我们很多时候，把生活只当作是竞争，甚至把竞争当成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免不了竞争，但竞争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像你一生都要走路，但跑步甚至通过跑步争个输赢，与走路相比并不是常态。但很多父母把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当作自己教育子女的不二法门，认为只能如此才算“成功”。为什么不做个踏实的普通人，非得要去做“人上人”呢？在人上面，骑在人的头上，不平等待人，成王败寇的变态成功学在吾国有深厚的土壤。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曾想起过作家王小波的话：一个人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诗意的世界。

只有父母给孩子快乐，无条件地接纳孩子才是最牢固的根。有人一看无条件接纳孩子，就皱眉头。无条件不是放弃了父母的教育之责了吗？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成为我们不少人的内在痼疾。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育子观念，至今仍在中国相当盛行，这固然有制度和政府不作为的原因。但我们父母把育子当作投入与产出的生意经来念的想法，依旧很强旺。由于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爱中就有很多逼迫、强加，到处充溢着不尊重、不平等，并以自己的经验来代替子女自身的选择。

换言之，不管子女出色与否，不管他是否“输”在起跑在线，父母都应该爱他们，接纳他们。不能以势利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女。改善这样的家庭关系，家庭之爱才会变得文明而正常。有文明而正常的家庭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爱，才不会掺杂那种不必要不得体的、强加与逼迫的私念。更进一步地说，有了良好的家庭之爱，孩子才真正有根的感觉。哪怕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还是依然能体会和感受父母曾给他的大爱。那种内心无比柔软的爱，会内化为他骨血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就像树之根深叶茂一样。

至于给孩子翅膀，尊重他的选择。说来容易，做起来却远非易事。很少有谁公然反对自由，但对自由的曲解在我们这里却有极其广袤的土壤。以为给孩子自由，就是叫他百事可为，没有比这对自由更粗鄙更污名化的说法了。具体到对待孩子的自由，那就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他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没有谁能代替他自己面对复杂而多变的生活。他也用不着去复制谁的人生，哪怕是爱因斯担、华盛顿、马尔克斯的人生，也没有必要去当跟屁虫。不懂自由的父母，也无法懂得真正的爱。爱与自由，根与翅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父母的身教胜过言传，知行合一，会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显示出它无穷的浸润力量。经常有人抱怨我是爱孩子的，可是他为什么不领情呢？除了爱的不得体强加和愿望转嫁外，记住心理学家弗罗姆怎么说，或许不无裨益：“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冉云飞，作家。）

水星

婆娑世界，因爱而生，乃人之本，家之本

水星

给予孩子无私的爱，就是给予孩子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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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晴
链接：http://www.guokr.com/article/436846/



一个毫无音乐天赋的成年人可以学会演奏一样乐器吗？纽约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在他40岁的时候，拿起吉他花了18个月时间用自己做了个试验，证明学音乐和语言不只是孩子的专利，“任何人在任何年龄，只要有正确训练大脑的方法，付出耐心和专注就能学会一样新的技能。”

发展心理学家的观点一直都认为上了岁数的狗学不会新的花招，因为有个所谓的“关键时期”的学习理论，认为想学点什么东西最好在小时候，学习语言或音乐的那扇窗口通常被人们认为从青春期开始就关上了。

多年来，科学家研究和观察动物，得出了人的少年时期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学习机会这样的结论。猫头鹰雏鸟通常在孵化后不久靠听觉来校准自己的眼睛，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家埃里克•克努森做了一个经典的实验，他把棱镜放在猫头鹰的眼睛前面，打乱它们正常使用技能的方式，试图把它们的视觉和听觉联系起来，所见即所听，结果发现小猫头鹰很容易就适应了这种变化，而老一些的猫头鹰做不到——但是后来克努森先生发现，成年猫头鹰并非毫无希望，只是适应的速度比小猫头鹰慢的多，如果慢慢增加棱镜的角度，通常它们能用好几个星期来适应。




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学习一样乐器，体会玩音乐的滋味，但是从小学开始就屡试屡败，直到38岁那年，想学门乐器的念头始终挥之不去。马库斯是是心理学与大脑研究专家，纽约大学婴幼儿语言学习中心的主任，他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去颠覆传统智慧，比如他关于为什么大脑老出错以及基因如何创造了人类复杂思维的研究。

“‘关键时期’这一理论正在开始瓦解，比如有些成年人也能把一门外语说得像母语一样，没有窗口突然关闭这回事。”他对我们解释说，学习语言或音乐这种复杂的事情，通常会占用大脑多个部分，成年的过程对每个部分的影响不同，因此关闭是个逐渐的过程，即使过了“关键时期”，刻意的努力也能帮助改变大脑“搭线”并长出新的连接。大脑扫描显示音乐家的这种后天形成的新连接根据各自从事的乐器而各不相同，他们对事业的热爱所产生的多巴胺化学反应总是给人愉悦的反馈，从而帮助他们的大脑整合出了新的连接。

那些怀揣秘密梦想的成年人是不是有希望实现了？马库斯决定再试最后一次，他选择了自己多年来一直最热爱的吉他，拿自己当研究的样本，看看到底能不能克服自己年龄的限制以及缺乏天分的劣势。

“儿童和成人的潜能优势是不同的，孩子们有更多的耐心不断练习，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做，这可能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空闲时间，而成年人有工作和其他责任，还有，儿童的手指可能更灵活。成年人更偏重于分析能力，比如我能够做到一件事，就是研究音乐理论，并以其应有的方式理解乐曲。”这可能是心理学家学音乐的优势，先研究音乐的本质，在文化上和生物学上的进化，研究区分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因素，研究学音乐是否让人变聪明以及怎样才能成为好老师。

马库斯吃惊的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关于成年人学习乐器的文献资料，因为要学习一种乐器需要投入大约一万小时或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学习音乐这种技能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呢？认知心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德国心理学家安德斯•艾瑞森在上世纪90年代初带领科研小组在柏林音乐学院研究“天才是如何脱颖而出的”，对小提琴学生进行研究得出了两个成为专家的关键，第一条就是大量练习，他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很少有成年人愿意并且能够投入这么多的时间，马库斯想做相关研究根本找不到大量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但仍有不少成功的例子激励他，Tom morello，前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乐队的吉他手，17岁才开始学吉他；爵士乐传奇吉他大师帕特•马蒂诺（Pat Martino），在35岁脑瘤手术康复之后重新学习怎么弹吉他；还有新奥尔良传奇键盘手Dr.John，21岁那年在酒吧打架伤了左手无名指，只好从钢琴改练吉他，在48岁那年赢得了他五座格莱美奖的第一座。

马库斯一家每年夏天都会到妻子家在加拿大的湖边小屋度假，39岁这一年，马库斯决定整整两周的时间除了学吉他什么也不做，他带上了自己的每一样乐器，包括一个卡西欧的键盘，一把便宜的木吉他，一些音乐方面的书和一堆手机上训练听觉的应用程序。“因为职业的关系，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完全投入到学习中，所谓浸泡式教育，这跟孩子参加外语夏令营是一个道理。”马库斯因此每天“浸泡”几个小时，有一半的时间弹琴，一半时间学吉他，作为一个彻底的初学者，他的目标就是熟悉音符和和弦这些音乐的最基本要素。





“最开始学吉他的时候很可怕，我妻子形容我是‘挺可爱，就是完全不在调上。’我拿着吉他去找我的朋友Dan Levitin让他教教我，他是个音乐家和神经学家，结果他迅速得出跟我小学老师一样的结论，就是我完全没有节奏感，后来他给了我一个节拍器，发现节拍器对我都不管用，他开玩笑说我有可能是先天性心律不齐。”马库斯对我们回忆说，“我知道这是说的好听点，说白了就是我根本都没办法用脚打拍子。”

一款叫做“吉他英雄”（Guitar Hero）的视频游戏帮了马库斯大忙，就是那种跟着音乐在屏幕出现适当的显示时按右边按钮的游戏，给人一种自己在弹吉他的感觉。最初的游戏结果仍然十分糟糕，也再次证明了他完全没有节奏感，可是训练一段时间之后马库斯大有进步，让他“平生第一次做了似乎有点节奏的事情”。通过了初级和中级的关卡，也让他有了拿起一把真正的吉他的信心。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马库斯像他设想的那样，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学音乐这件事上，他把自己学习吉他的经验以及他对音乐和大脑的研究记录在了一本叫做《零起步学吉他：新的音乐家和学习的科学》（Guitar Zero: The New Musician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的书中，到最后他已经能自组乐队在观众面前表演了，他的乐队名字是Rush Hour。

“最开始进步特别慢，我的第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全家在佛蒙特州的一个小镇上旅行，我在一间音乐书店里发现了一本书，大卫•米德的《木吉他速成班》，在接下来的7天里，这本书简直成了我的圣经，我完全按照书里说的做。”马库斯说，弹吉他要求的那种扭曲的“吉他手”仍然很难做到，但是这本书把学习过程分解成极小的步骤，正适合他这样的“老猫头鹰”。

“吉他的构造设计对成年人的大脑提出了挑战。你看在钢琴上，音符以一种非常系统的方式排列，不管在哪个八度都能轻松找到C，跳过一个黑键就能找到D，下一个八度也一样，吉他就没法在最开始告诉你C的位置，而且每根弦又都不一样。每种乐器都有自身的挑战，同时也和音乐类型有关，比如古典吉他就比摇滚吉他难得多。小提琴更难，因为需要对音调有更精确的感觉，这也是儿童学乐器最大的优势。”

为了研究儿童与成年人学习音乐如何不同，马库斯报名参加了一个儿童乐队夏令营，前往他的家乡巴尔的摩，夏令营中大部分是儿童，他们有5天的时间学一首乐曲，并为现场观众表演。马库斯在那些11岁的同伴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同龄人不太可能拥有的东西：耐心。他在《零起步学吉他》里总结说，成年人学乐器首先最重要的是一小步一小步地做，别指望快速掌握，因为无论是学画画、烹饪、运动或学习任何东西，大脑都要做大量“重新搭线”的工作，在学乐器时，大脑需要协调眼睛、耳朵和手，这从任何方面都是一种挑战认知的练习。孩子们胜过成年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那么在意别人眼中自己演奏的好与坏，也不急于实现某个既定目标，因此他们按部就班。

马库斯报了吉他班，买了旅行吉他，每天都练，这儿练20分钟那儿练一小时，哪怕是在路上。“几代人的智慧告诉我们要每天持之以恒的练习，因为你每次只迈很小的步子，就需要迈很多步才能到达。”马库斯说，学习一门技能依赖于建立新的记忆，最有效的做法并不是短期内的突击而是记忆的叠加。不断的练习促进大脑，大脑将学到的东西进行一个从显性到隐形的转换，这是所谓“程序化”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熟练演奏的人手指的动作看起来毫不费力，而吉他初学者在拨弦时总是看起来很费劲，练习的火候不够，手型和位置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记忆。





除了“一万小时”定律，认知心理学大师安德斯•艾瑞森研究得出的第二条要素就是所谓的“刻意练习”，这是一种持续的自我评价，强调将练习专注于自己的弱项。“我整本书里尤其想要说明的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专注于自己的弱点进行刻意的练习，不应该只练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侧重于节奏，我是靠打鼓机征服了我最大的克星。”马库斯说，研究表明针对弱项的练习总是好过单纯积累练习的小时数，为了好玩儿或者总是重复已经掌握的东西让人无法有效的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总是在一个平台上重复而进步缓慢——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人在成年后学习新技能时所做的事。“当然想要每天坚持并不容易，这就需要调整方案帮助自己保持练习的兴趣。在我学吉他时，给我帮助的一个是节拍器，一个是打鼓机，还有就是音乐伴奏，新鲜事物和变化促发了大脑中多巴胺的流动，从而引发了各种心理回报让我倍受鼓舞。”

经过短短一年的练习，马库斯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突破，他的一个老师，音乐制作人罗杰•格林瓦尔特对他说，你现在演奏的是音乐了。“我书里最后想说的是，并非成为专业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我在学吉他的时候最大的发现就是自己创作音乐的乐趣，有一次我发现创作一个旋律就是重新排列5个音符这么简单。”马库斯说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学到了更多关于学习、语言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人，他为他的生活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和美好的事，“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天赋不是学习新技能的必要条件，也尝到了掌握一样乐器的滋味，当然有天赋的人总是学的更快一些。”他说。

不过，成年人在学习一项新技能时，无论这些梦想有多么唐吉坷德，最后成功与否，最终都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曾发现音乐训练能够提高大脑区别声音快速变化的能力，而这也是理解和使用语言的关键，这项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演奏乐器有益于提高认知能力。“至少这种锻炼有利于保持血液流动，维持大脑活力，保持大脑的可塑性，也就是神经系统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并且有助于在大脑中形成某种可以补偿老年认知能力下降的机制。”马库斯说，“当然心理上的收获还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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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期’这一理论正在开始瓦解，。。。。。。没有窗口突然关闭这回事。”

我就看中了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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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赛

链接：http://www.guokr.com/article/436877/

儿童学习能力是惊人的，在学校里教学生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皮亚杰

周子尧今年六岁多。和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他学钢琴，背诗歌，喜欢恐龙和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他热爱玩游戏。从三岁开始，他就在一切他能拿到的屏幕上玩《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直到当工程师的爸爸开始教他用Scratch编游戏，他以小孩子式的夸张与天真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想要玩一辈子的游戏”。

Scratch是一套图形化的儿童编程语言，不需要任何代码，只要使用鼠标将各种指令模块拖拽到脚本区域就可以组成游戏，卡通和动画，就像玩积木一样简单而有趣。

周子尧的第一个作品是一只恐龙与一只羿龙打架，在工程师父亲的指导下，他很快就学会了怎么创建角色、挑选舞台背景，他知道按什么键，就可以触发一个事件，碰到某个物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他还懂得了一些对小孩子来说很抽象的概念，比如坐标、方位、条件、重复执行、分支处理，甚至还知道广播和处理事件。

对此，他的父亲又惊讶又欣喜，“‘重复执行’这种概念，如果用语言跟他解释，可能解释100次也说不明白。但他拖一个“重复执行”的命令到脚本区，就能看到他的角色——一只黄色的小猫从走一步的状态切换到一直走的状态，立刻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这就是Scratch的好处，简单，易学，操作即时运行，即时可见结果，还能随时改动。

子尧喜欢跟父亲一起编剧本。他设计一个孙悟空，父亲就设计出一个牛魔王。他出一个牛魔王，父亲应之以叉子。他还想到了要设计关卡。对玩《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长大的孩子来说，关卡已经是一个日常概念。他想着他的小猫往前走，要遇到各种跟它打架的怪物，恐龙、蝙蝠、蜘蛛……武器要从肉搏升级到刀、枪、炸弹……他还设计了一些横线、竖线作为障碍物，一旦碰到就会从0开始，血量就会减少。于是又得多加一个医疗箱，加血用。

有一次，父亲问子尧什么叫变量？他故做深沉的说，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从用途上说，比如植物大战僵尸中的阳光、打仗时的血量、吃的水果数、闯关数等都可以用变量，从意思上讲值可以变化的数就叫变量。





Scratch的开发者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Mitch Resnick教授。这位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一个人最好的学习体验来自于参与某种形式的设计、创造、发明或自我表达，尤其当他所创造的东西对于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某种特殊意义时。“我们相信，未来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一个人有创造性的思维与行动力。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创造力的思考者和行动者，就得问自己：从哪里寻找灵感？有什么好的学习模型？”Resnick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环顾四周，我们发现最好的学习模型来自孩子，尤其是他们在幼稚园的学习模式”。

1837年，德国人福禄贝尔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幼儿园。他深受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影响，认为儿童最好通过感官和身体活动进行学习。他的原话是“事物在语词之前，具体在抽象之前”。所以，与以往的学校不同，福禄贝尔把日常物件与身体活动作为幼儿园的核心，给孩子们设计了一套所谓的“恩物”（gift，意思是上帝设计恩赐给儿童进行自主活动的材料）——比如球、木块、棍子，以帮助他们认识和理解自然界万物之间的普遍模式和形态。比如当孩子用蜡笔画一幅画，他们学会了颜色如何混合。当他们用积木搭造出一个城堡，他们理解了结构与稳定性。当他们用小珠子串成一串手链，他们懂得了对称与花样。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用积木搭建一个城市，或者用蜡笔画一幅图画，孩子的学习往往是从一个想象开始——你的脑海里有一个想法，根据这个想法创造出一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加以把玩与实验，与朋友分享、讨论，得到反馈，然后反思，产生新的想法。这样，你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用Resnick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学习螺旋”。对于今天不断变化的社会来说，这种迭代学习过程（iterative learning process）最为理想不过，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必须不断想出创新的方案来应对生命中不断变化的状况。

Resnick教授在MIT的研究小组叫“终身幼儿园”，意思是要将幼儿园模式的学习方式扩展渗透到各种年龄层的人，让他们也能通过创造、玩耍与分享来学习。几年前，我去过他们的研究室参观，布置的像个幼儿园，到处堆满了玩具，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巨大蜘蛛。Resnick教授认为，推广幼儿园式学习，根本问题在于工具和材料的创新。“太多的技术试图为人们创造一种体验，或者传递某种信息。我更愿意把技术视为一种材料，人们能用这些材料把自己的想象付诸实物。你给他们更多对于技术的控制权，让他们决定技术的方向，就更容易连接他们的个人兴趣与激情。”

在今天的幼儿园里，积木、蜡笔、球……这些福禄贝尔式的材料与玩具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孩子们通过把玩这些材料与玩具，逐渐发展出对于数字、尺寸和形态的理解。但这些材料很难帮助他们探索和掌握一些更高级、更抽象的概念，比如动态系统的行为——一种模式如何从部件之间的动态交互中产生。所以，进入小学之后，孩子与这些操纵性材料的交互会越来越少，转而通过一些更抽象的方式学习，比如数学公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Scratch是一种具有积木或蜡笔精神的数字工具，其设计初衷就是扩展儿童设计、创造与学习的范围，让他们能用一种更具体，接近本能的方式去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尤其是系统的概念，比如高速公路上的交通，鸟群的飞行，金融市场的起落等。

皮亚杰认为，人的认知发展过程是单向的，从具体操作的思维模式进化到更正式，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抽象推理被认为是比具体操作更为高级的思维能力。但从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人与知识之间最强大的关系其实是由“具体的再现与活动”构成的。传统对于“具体”的定义通常是指可以感觉得到的真实物体，但这种新的理论框架下，“具体”的程度在于事物间关联的程度——如果学习者对于事物的再现愈丰富，有愈多与事物互动的方式，则代表他对于事物的了解愈具体。也就是说，“具体”强调学习者与知识间建立丰富的个人关系。 Mitch Resnick的导师，西蒙•佩伯特（Seymour Papert）就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佩伯特是现代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者之一，曾经师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一生所学甚多甚杂，从热力学、中文、开飞机、烹饪、甚至马戏团表演，并从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展出许多洞见，比如他幼年时代对齿轮箱的迷恋——他在摆弄齿轮的过程中发现数量关系的奇妙与因果链条之复杂。齿轮作为一种具体模型，不仅帮助他理解许多抽象的数学概念，而且赋予他思考复杂数学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所以，他认为，如果学生在学习数学时有一种相当于齿轮的东西可供摆弄，则任何人都能学好数学，而当时刚刚兴起的计算机被他认为是最好的工具。1968年，他在MIT人工智能实验室主持开发的LOGO计算机语言正式推出，很快风靡世界。LOGO源自希腊语，原意为思想。这种语言主要面向儿童，让他们通过“绘图”的方式学习编程。他认为对于儿童来说，绘画比文字更具有活力，更能发挥想象力。他们能通过简单的指令控制一只小海龟在屏幕上描绘爬行路径的轨迹。





在1980 年出版的著作《头脑风暴： 儿童、计算机及充满活力的创意》（Mindstorms: Children, Computers, and Powerful Ideas）中，佩伯特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建构主义教育哲学：“在制作中学习”（Learning by Making）。在他看来，好的教育不是如何让老师教得更好，而是如何提供充分的环境与工具让学习者去构建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构建知识结构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创造、设计和构建对他们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事物。作为教育家，他更关注的是方法论问题，如何提供工具与环境，让人们更多的参与到创造与设计之中，并尊重每一个个体不同的学习风格与习惯？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受到工具与媒介的深刻影响。当我们获得新的工具或媒介时，我们不仅能完成新的任务，而且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会不一样”, Resnick教授说。

与他的导师一样，Resnick教授也认为，计算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创造性材料，人们可以用它来创造几乎任何东西，从音乐到机器人。可惜的是，绝大部分人在使用计算机时，只是把它当成查询和处理信息的工具。一个人会用Word，会Google，会发电子邮件，就能自称“熟练使用计算机”吗？如果一个人学了几天法语，能看得懂法国餐厅里的菜单，你会说他法语流利吗？

真正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意味着你能用这种语言清晰的表述一个复杂的想法，或者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也就是说，你得能用这种语言来“创造点什么”。同样的，信息时代的“技术素养”，不仅意味着要懂得如何使用技术工具，而且懂得怎么利用这些技术来创造点什么。

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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