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文化大革命”见闻（邓质方篇）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住中南海。我记得有一次批斗老爷子，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家里，就在一旁看。我爸爸和妈妈站在外面低着头，听他们批斗，批斗的内容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要弄一两个小时，完了就走了。我们也不敢出来，我们也没见过这个阵仗。
　　1969年允许探亲，我很高兴地从山西赶到江西。那个时候特高兴，我当时穿着陕西的棉袄，棉袄中间系一个草绳。回家也是这样穿，老爹、老娘挺高兴的。我回去以后，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我姐姐一天给我吃了12个苹果，那时候老吹自己特能吃，因为在农村劳动大家就会吃得特别多。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特高兴，因为我们可算回来了。
　　我去他们那看了地，我说这么好的地，我给你们开地种吧。种的时候对修堰还是挖沟的事情我还跟他们争，老爷子说北方的农田要修堰，南方种地是挖一个沟。后来我才知道北方和南方不同，因为北方缺水。我把地都挖了，老爷子也帮着挖地，我哥哥还帮忙拿一个竹筒切了一半，从我们家的水池子修了一个间道浇地。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后，他们端不动水，浇不了地。后来我走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带了好几十斤米，好多腊肉，叫我都背回农村去。
　　我走的时候，老爷子什么也没表现出来，挺平静的。我走的时候挺高兴，带了很多吃的回去，那个时候农村比较苦，吃的东西可能差一点。后来我1971年底1972年初就回江西了，回江西以后上了一年学，后来就跟着老爷子回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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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邓林篇）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出生就被寄养在农民家中，邓林自小身体就十分虚弱。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为了自己的健康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我出生于1941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出生之后，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不可能带我，就把我送到一个贫农家抚养。那个贫农没吃没喝，所以我也没吃没喝。由于条件不好，营养严重缺乏，我身体很不好。到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太可怜了，就把我接回来，说那时候我脸上爬满了苍蝇，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力气拿手赶苍蝇，特别可怜。
　　我回来的时候是1943年，因为战争还很艰苦，后来又把我送到延安去了，慢慢身体有点儿恢复。但是因为身体底子不好，我从2岁起嘴里就长肿瘤，还发过几次高烧，说不清是什么病。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上海医院里做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1952年，父亲到中央任职，全家搬到北京。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长大了就不断生病，父亲他们只要找到好医生，就想办法给我治病。我做过无数次手术，父母为此费了不少心。叔叔、阿姨们见了我都说，邓林可吃了不少苦。然后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
　　由于我身体不好，经常休学治病，耽误功课，父母对我未来的职业选择，也倾注了很多心血。50年代，革命是要报国，怎么才能报国呢？就是学科技，学理工。可是我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业。父母就根据我的特点，琢磨我今后怎样有个谋生的手段。我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就送我到音乐学院附中学理论。又因为我经常跟母亲说，看同学画国画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觉得我喜欢画画，就给我请了一个老师学国画，每星期去一次。结果我正业不怎么样，副业特别好，画画进步很快。母亲一看我画画还可以，又把我转到美院附中。这样既适应了我的身体条件，又充分发挥了我的特长。后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都是源于我父母为我所做的选择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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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邓楠篇）
　　1969年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转移至江西。江西三年多的蛰居生活清贫而辛苦，但最令邓小平高兴的是，在江西邓家迎来了第一个第三代。
　　我结婚以后，一开始不想要孩子。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太早要孩子，有了拖累，会影响学习和工作。但后来，看着我父母实在太孤单了，就决定还是要个孩子。因为他们那时候受批判，心情很压抑，我父亲从来都特别喜欢小孩，我们家从来没有断过孩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他身边有个孩子，可能会减轻他的思想压力，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
　　一开始我在汉中，最后快生的时候才到了江西。应该说为这个孩子，我父母花了很多的心血，我父亲每天就逼着我，跟他一块散步，说是为了我好生。我母亲高兴得给我养鸡，一共养了14只鸡，说是为了我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喝鸡汤、吃鸡肉。
　　1972年11月的时候我生下眠眠，当时我父亲正好去井冈山了。他从井冈山回来直奔医院，结果扑了个空，因为我生完孩子已经回到家了。他一看没有又赶快回家，非常急切地想看到这个孩子。眠眠生下来以后，确实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欢乐。白天，父亲在房间里看东西的时候，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小孩就放在他身边。一等到孩子尿了，我父亲总是说赶快赶快，主动接水给她洗。那时候没有纸尿布，南昌的冬天非常冷，又非常潮湿，尿片洗完以后干不了。我哥哥就做了一个铁丝的罩子，放到碳盆上，我父亲每天就负责用炭火烤尿片。
　　“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两次被打倒，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很危难。而因为他的政治命运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们的生活，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读书、就业和婚姻问题。所以他对子女这方面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他的处境非常之难，但在那种处境之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更好地就业和寻找生活中的幸福。当时我和我弟弟到陕西插队；我二姐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陕西的农村劳动；我哥哥在社会救济院；我大姐在宣化解放军造纸厂里面劳动。我们一家的孩子已经是天各一方了。
　　这种时候，父亲就尽一切的力量帮助孩子，包括婚姻上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词叫“黑帮子弟”，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邓小平的孩子就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别人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我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先生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高兴，我母亲也很高兴，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子女生活上的幸福，这点是他们最放心的。不光是对我，对我大姐也是这样，我大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当时最操心的还是我大姐，总是担心我大姐找对象的问题。我父亲专门为这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把我大姐从宣化农场调回北京，这样有利于她解决婚姻问题。最后我大姐结婚的时候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
　　对我也一样，我父亲虽然不说，但他对子女婚姻的问题非常在意。那时候吕正操的女儿，我叫她胖胖姐姐。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她正好分在我们公社的医院当医生。就离我五里地，我经常去看她。有一天胖胖姐姐就说，哎呀，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你挺合适的。他爸爸是老红军，也被打倒了，他们家挺“黑”的，你们家也挺“黑”的，你们都“黑”到一块了，差不多挺般配的。她就把贺平介绍给我认识了。胖胖姐特热心，她专门跑到北京去见了贺平，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但是贺平那时候没有考虑个人问题。
　　结果因为贺平的父母也在江西卫生部的干校里面劳动，胖胖就说，你到江西去，我有东西要带给毛毛，你必须给她捎过去。后来贺平就来了，我就在车站接他。我跟贺平也基本上算是一见钟情。大家毕竟都是老干部的孩子，革命后代，又都是“黑帮子女”，同命相连。
　　我奶奶听说人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特别高兴，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贺平正好从农场来，平常也吃不饱饭，到了我们家以后，看见这么好吃的一桌菜，也不客气，就把这些菜全给吃了，最后那盘子摞了一堆。我们四川人有一个特点，看谁吃得多就是不错，家长就特别欢心。那时候我父母和奶奶在后院里开了一块小地，搭了个架子，种了点丝瓜、苦瓜，因为他们是老人，搭的架子比较不结实。贺平因为个子比较高，又是壮小伙子，从农场劳动回来特有力气。他说你们这个架子不行，他就又去找了好多竹竿，又把架子重新搭了一遍，再把那些藤都盘上去。三位老人看着挺高兴的，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挺能干活的。贺平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就要去看他的父母了。那时候贺平大学已经毕业，在湖南农场劳动拿工资。他在北京千方百计给他父亲买了两条烟，一条云烟一条中华烟。结果从我们家临走的时候他把两条烟都一掰两半，一半中华一半云烟留给了我父亲，然后我就送他走了。我刚回家就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坐在后院。一人一个小凳子，旁边还放了一个小凳子。我爸爸就说，你过来，你过来，我就也坐在那儿了。我爸爸满脸喜色，一拍大腿就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我听完了以后还挺诧异的，我跟贺平刚认识，我们还没定呢怎么你就定了？但是我父亲这么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看到女儿的幸福他真的是由衷地高兴。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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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中的爷爷
　　邓榕：父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带着这帮孙辈，一边手上拉着一个。我们让孩子们跟爷爷一块儿走，有时候也把孩子们往他前面放，孩子在前面撒欢。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历史古迹、名胜，只要有教育意义的地方，他都会招呼孩子到一起看。有一年，我们到杭州岳王庙，父亲就给孙辈们上了一堂课。
　　卓泝：我记得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去岳王庙，我们小孩走在最前面，看了秦桧跪像后就继续往前走。等爷爷走到那的时候，他把我们叫了回去。在秦桧的铁像前面，爷爷给我们讲了要做忠臣，不要做奸臣之类的话。我现在还记得铁像上有游客吐的痰，万世被人唾弃。爷爷平常从来不正经八百地讲大道理教育人，所以这件事我印象很深。
　　我们是他的亲人，同时也是中国人，是老百姓的一员。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观察爷爷，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爷爷。无论把小平看作自己的爷爷，还是一位政治家，我觉得他都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
　　几个孙子辈的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在爷爷身边玩耍。爷爷是一个充满朝气的人，我们可能从潜意识里被他的朝气所吸引。包括爷爷南方谈话时，那时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但还是精神奕奕地说了好多他想了很久的话，做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安排。即便到了90多岁的时候，爷爷看起来仍然精气神很足。
　　爷爷在1996年底住的院。当我知道消息时，迅速赶回家，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爷爷已经很难跟我们沟通了，但你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知道是我们来了。那一段时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到医院，从医院到家里。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家人的交谈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回忆往事和去世后的安排这些方面。那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很不好受，心里空荡荡的。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心目中，爷爷给我的形象从来不是一个严肃威严的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一直很慈祥的老人。爷爷很疼爱我们小孩，从来不对我们发脾气，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挨过爷爷的批评。我们在他办公的时候，在他身边玩耍，在他身边吵闹，他也不以为意。小时候还不懂事，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吵闹的时候，爷爷正在办公桌前或凳子上思考攸关国家的大事，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阻止我们游戏。后来我慢慢懂事了，回忆过去，觉得爷爷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卓苒：如何看待我的爷爷，我心目中的爷爷是怎么样的，我自己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从小生长在爷爷的关爱下，在这种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受到爷爷爱的包围，爷爷的关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可能是习惯了这种环境，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当时没有更多的感想。爷爷离去以后，我回过头回忆，才真正地能够抓住自己的感受，才能把这种感受提炼出来。
　　我的许多朋友常常抱怨，他们认为不管做哪一方面的事业，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真正要想做成一件事是很辛苦的。最普遍的矛盾就是顾及了工作就往往照顾不到家庭，工作和家庭顾此失彼。听了他们的话后，我就思考，爷爷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他做了这么多重要和伟大的事情，但是仍然让我们四个孙子孙女感受到他的关怀。所以，在这一方面上，爷爷是我的学习榜样。我现在自己也做一点儿事情，在单位里，我也跟同事们提倡，要为自己的家庭负责，要兼顾家庭和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我是从爷爷身上学到的。
　　我小时候很淘气，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餐具而是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菜。我坐在爷爷旁边，还要故意让爷爷看到，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听爷爷一句骂我的话，用四川话说“野蛮人”。当然那时很小，爷爷骂的时候也不是很严肃，里面充满了疼爱的意思，很简单。
　　一次我得阑尾炎，做阑尾手术。因为要吃流食，我又很馋，爷爷看见我这么馋，吃的东西又不好，很心疼我，于是偷偷背着医生给了我一个大杧果，结果我吃下去以后，阑尾炎没有好，肚子却疼了起来。爷爷后来看到我就跟我道歉，说“哎呀，爷爷犯错误了”。
　　爷爷的爱，给我一种力量，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支持着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挫折、打击，我们都能努力渡过所有的难关。
　　卓玥：爷爷跟奶奶的性格差别非常大，爷爷非常的安静，很少说话，也很少直接教育我们。奶奶就特别地开朗，她经常笑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天。爷爷奶奶对我们都非常地亲，我们都很喜欢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当然，爷爷虽然不爱多说话，但他非常地和蔼，非常地爱我们，非常喜欢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
　　爷爷很和蔼，平常不给我们讲大道理，他不是那种给你讲大道理的人。和爷爷在一起很心安，因为爷爷夸奖我们多，批评我们少。每个学期结束，我们都会给爷爷看作业本，他每次都说“很好、很好”，以表扬为主。我们从小就在爷爷的家里长大，爷爷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犯错误的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会比较严厉地批评我们，如果爷爷在的话，我们就会去找他当保护伞。家里的教育比较严格，我们也不会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犯了错误还是要教育的，但是爷爷一般觉得小孩能够知道错误就行。
　　我们家是一个特别欢乐的大家庭，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最经常看见的场面就是爷爷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大家开心地谈天说地，吵吵闹闹，感觉在这种氛围下，爷爷会觉得非常地舒心和安心。他经常看着奶奶拿零食分给我们小孩，眼神里会流露出满意的意思，他希望我们孙辈们开心。
　　所以对我来说，觉得这种大家庭生活是最正常不过的。小时候以为别人的家也是这样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有爷爷奶奶，有父母这一辈的，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这种和谐的大家庭对我的成长起到很大的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体会到浓浓的亲情，对人的成长非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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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个好东西。”
　　“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的谈话
　　邓楠：孩子们小的时候，爷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每天要去“朝拜”孙子。因为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爷爷散步的时候就要去“朝拜”孙子孙女。等到孩子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陪爷爷。我们都跟孩子们讲清楚了，爷爷的工作非常不容易，我们应该想尽办法让爷爷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所以，我们给孩子们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定时到爷爷那去玩，或者去“骚扰”爷爷，就是为了让他换换精神，休息休息。
　　卓泝：听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早产，我出生时才3.4斤重，就一点点大，大腿只有大人的大拇指那么粗。大家都不敢动我，因为确实太小，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每天老祖把我放到竹车上，早上很早就推着我到阳台上去晒太阳。爷爷每天早晨一起床，吃早饭之前一定要上阳台先看看我，这么一天一天看着我长大。
　　奶奶经常强调我们要陪着爷爷，当我们没去爷爷那的时候，她就把我们挨个“捉拿归案”，小孩习性嘛，经常在一个地方待着也不太可能。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到爷爷的办公室里玩。一般是放学以后，吃饭前到他那上蹿下跳几个小时。我和羊羊从办公室窗台跳进去，他最多皱一皱眉头，说：“嗯，危险动作。”或者我们钻到桌子底下，他办公室的书桌底下比较空，我们那个时候小，可以好几个人钻进去玩，这时候爷爷就办他的事，你不管怎么吵，怎么闹都不会影响他。
　　他并没有经常带我们玩，但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愿意有家人在他周围晃来晃去，包括他工作的时候。只要他不是在开会，你在他附近大喊乱叫，或者怎么样吵闹都不会妨碍他，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以前中午，有一个《经济半小时》的电视节目，爷爷每天都要看。他看电视除了新闻类的，还看一些其他节目，但和看新闻不一样，这些节目他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内容看进去。这一点有些像他看小说，爷爷偶尔也看看武侠小说，但我们发现他看完跟没看一样，有时候他把书一翻开，继续重新看起来。
　　原邓小平护士黄琳：首长看电视，看《新闻联播》和中央2台的《经济半小时》。由于首长有些耳背，我们就在他身边“翻”，就是电视里讲一句，我们就靠近首长传一句。有时新闻里谈到发展一个项目，他会比较关注这个项目投资规模，这个项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听得特别认真。有几次镜头把投资数打出来了，我每次就在他身后数，等我还没有数完，首长自己就先念出来了，他对数字很敏感。
　　通过陪首长看电视，可以感觉到首长确实心系中国建设，他在看正规新闻和一般电视节目上，风格完全不同。一般电视节目就是放松和消遣的环节。
　　卓泝：几个孩子经常会做一些小物件让爷爷看，这也是让爷爷放松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让他经常放松放松大脑，稍微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我带着大家做的主要是画画。带着其他几个孩子，跟我一起在地上画粉笔画。一般都是在爷爷生日前，我们在地上画一幅，他散步的时候可以欣赏。画的题材每年都不一样，有一年我记得画的是岩画，模仿原始人的岩画，还有一年画了一棵抽象的大树。共同的特点都是花里胡哨的，小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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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页 :
　　邓林：大概是11月或12月，北京下雪了，雪还下得特别大。我们把周围的雪扫掉以后，老爷子出来散步。羊羊和萌子正好也在外头，他们在堆雪人。老爷子看到他们在堆雪人，驻足观看，表情很开心。我赶紧说，爷爷跟他们一块儿照张相，于是照了张相片。
　　卓泝：我们还一块堆雪人逗爷爷开心。北京这个地方下雪的天气比较少，整体来说气候比较干。所以一到下雪天，孩子们都是非常珍惜的，肯定要利用一切机会到雪地里玩耍。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人，这个雪人比较有特点，我们把一个红色的水桶扣在雪人的头上当帽子，用两个煤球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甚至还插了一个笤帚在雪人身上当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做的这个雪人应该说是“教科书”式的标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成雪人后，马上就想拉爷爷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都很有信心，他一定会对这个雪人感兴趣。我们按捺心情等着爷爷散步。果然爷爷看见雪人以后，特别高兴。
　　邓楠：我是1972生的眠眠，父亲当时非常高兴。孩子生下来以后，给家庭增加了许多的欢乐。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就把她抱到父亲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让眠眠继续睡。父亲醒了一出卧室就能看见眠眠，这样他一天都会很开心。有时候父亲带着眠眠，小孩子撒尿，父亲总是说“赶快”，然后主动去接水给她洗。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南昌天气阴冷阴冷的，非常潮湿，尿片不容易干，所以尿片洗完之后需要烤干。我哥哥朴方就做了一个铁丝的罩子，放到炭盆上，父亲每天的一项工作就是烤尿片。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
　　卓苒：我们和爷爷在一起同平常人家是一样的，平平淡淡，和和美美。正因很平淡，能说成故事的不是太多。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就是爷爷对大家的那种慈爱，他的爱我觉得到现在我还能深刻地感觉得到。
　　很多对爷爷的感受是爷爷去世以后，我们才慢慢地品味出来的。爷爷去世以后，没有爷爷的爱在身边，就会觉得非常想念，感觉缺少了一些东西，到现在还经常会在梦里梦见爷爷。
　　在爷爷退休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张贺卡送给他，我们知道爷爷是非常渴望退休的，我们全家都认为爷爷退休是一件喜事。那天，几个小孩就一起商量着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自己动手做一点小东西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最后决定做一张贺卡，我记得写的字是“祝爷爷永远年轻”，在写祝福语的时候还出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小插曲，当时我们大家一下想不起来年轻的“轻”应该是哪个“轻”了，在卓泝哥很肯定的表达下，大家决定用青春的“青”，结果很快发现这是错的，我们不得不另外做了一个，也没办法涂改。
　　小时候我们基本天天在爷爷身边，爷爷特别爱整洁，他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都很整齐，光亮。我们经常在爷爷身边用手去摸他的头发，我记得爷爷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从他已经灰白的头发中又长出一些黑色的头发，随后不断长出更多黑色的头发，我们都说爷爷是返老还童。
　　在爷爷的办公桌上，有我们送给爷爷的一个礼物，一个小摆设，摆设里有几只小动物。其中有一只老鼠，一只老虎，一只羊，还有一只牛，这代表我们四个孙子孙女，后面还有一个小提篮，有两只小猪，小猪前面有五只小宝宝猪，这代表了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五个儿女。这套小礼物摆在爷爷的办公桌上，象征着我们一家人很幸福，放在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
　　邓林：有了孙子以后，父亲在那儿看文件，孙子、孙女们也都在他旁边，他们可以随便玩，画画也可以，剪纸也可以，在地下爬来爬去也可以，甚至我父亲在那儿看文件办公，我妈妈拿着一本小人书给孩子读，我父亲也不觉得吵。我们大人大点声说话，父亲就会让我们小点声，别吵，可是小孩怎么闹他都不嫌。
　　卓玥：我们小时候每天放学后，吃晚饭前都要到爷爷那儿去，我是非常喜欢去找爷爷的，因为爷爷会发一些小零食给我们。爷爷说过“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权利”，这个权利就是给孙子孙女发饼干发巧克力。我们在爷爷的办公室里待着，陪着他，我们看动画片，他看文件。等到点了我们就叫爷爷去吃饭。
　　在孙辈中，因为我是年龄最小的孙女，我在爷爷身边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那时候他天天都在家看文件，出去的也不是特别多，我比较小，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所以对我来说，每天在爷爷身边是很习惯的事情。和爷爷在一起，我也不觉得因为爷爷是国家领导人，就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当然，我那时小也不懂，我只知道爷爷就是爷爷，天天我都跟他在一起，所以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家里除了爷爷奶奶之外，还有父亲母亲和姨妈、舅妈、舅舅，哥哥、姐姐和弟弟。所有的家庭事务都是大家一起做。对于我们来说，从小除过春节之外，家里最大，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年夏天爷爷过生日，这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最大的一个节日，我们每年都要给爷爷送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我们不会到外面去买礼物，都是小孩们聚在一起手工做的。
　　我们以前在北戴河的地上画大型粉笔画或者是做中国传统的手艺、手工，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对爷爷生日的祝福。每年都画大的粉笔画，有不同的主题。我记得有一年画的是一个天空中的城堡，有各种各样的树，而城堡在天上飞，有一点像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还画了非常多的植物和机器人在上面。对我们自己来说，为爷爷准备礼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很快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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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评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邓榕：父亲曾说自己“可以获评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们全家都觉得如果真有这个奖项，父亲的的确确可以参与角逐。
　　邓小平妹妹邓先群：大哥很喜欢孩子，有一阵子家里的小孩特别多。像刘伯承的孩子，蔡树潘的孩子，还有宋任穷的孩子都常常待在大哥家里。那时几位同志的工作都特别忙，顾不上照看孩子。大哥夫妇和他们关系挺好，又喜欢小孩，就把大家的孩子接到家里帮忙照看。当时他们的小孩在北京上学，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孩子窝，星期天人特别多。
　　卓泝：小时候，我们会陪爷爷到北戴河游泳。男孩小时候的特点是喜欢玩，但耐力都不强，所以一开始游泳我跟着爷爷，不太跟得上，他游得很远的，转一圈怎么也得有个三四百米吧。后来我过了耐力关，能够跟上的时候，肯定都是跟爷爷在深水区会合，然后再陪着他游一段。我们还给爷爷做了一件游泳衣，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心然后加一些口袋，把硬的泡沫塑料塞进去，比一般用的救生衣更贴身一点。实际上他用这个游泳衣的时间和次数并不多。
　　游泳的时候，浴场的房顶上挂了一个很大的钟，爷爷自己是可以看到时间的。每次到了上岸的时间大家也会提醒他该回去了，他基本上会望望钟，然后说还不到时间，表示还要继续游一下。
　　随着爷爷年龄的增大，后来去北戴河，医生不让他游泳了，爷爷就只好坐在海边看着大海。现在拿起他在海边的照片看，他的眼神，他的心情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爷爷不能下水游泳后，我们其他人每天还是照样去游泳。起初让爷爷待在家里，但他很快就不干了，他要到海边坐着。后来才注意到，他实际上一直在海边坐着注视着大海。
　　原邓小平保健医生郭勤英：1992年去北戴河是首长最后一次游泳，因为他年纪大了，88岁了。医生担心游泳的时候出一些状况，就劝首长还是不要游泳了。前几年医生也做过首长的工作，但首长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坚持要游泳。而1992年，在医务组的极力劝说下，首长很勉强地同意了。
　　“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卓苒：爷爷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不怕抓辫子。当时给我们照相的杨绍明叔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让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是长头发，于是梳了很多小辫子，同真的维吾尔族姑娘一样。爷爷看了以后很开心地抓住我的辫子，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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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1982年12月26日，邓小平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卓苒：在我特别小的时候，爷爷每年都要带我去种树，去天坛、景山等一些地方植树。我特别小，还拿不动铁锹，拿不动水桶。每次跟爷爷在一起种树，爷爷就帮着我，我们两个人一起拿铁锹，他把着我的手去铲土、倒水。我记得后来我还专门找了一个小铁锹，跟爷爷去种树的时候就可以用。所以通过这件事情，从小就养成了爱护植物的习惯，也特别热爱大自然。
　　邓林：父亲植树不只植了一棵，好几次我们都参加了。在北京也参加过，在深圳也参加过。老爷子是支持种树的，社会上的植树，他一定是参加的。他参加就起了带头的作用，这么多年来，中国植树的成效确实挺大。
　　卓玥：我们小时候都挺淘气的。爷爷每天看文件的时候会把脚放在脚凳上，他的袜子上有洞，是补过的。因为袜子是尼龙和线混织的，穿久了棉线都磨光了，剩下尼龙丝。他每天都在那儿看，我们去爷爷办公室的时候，我和小弟弟，就特别调皮，每天都要去挠爷爷的脚。爷爷是特别怕痒的，对爷爷来说挠痒痒其实是挺痛苦的事，但是他从来不说我们，顶多说：“不要弄了。”怕痒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大家都特别怕。要换了别人搔他的痒或者什么，他会很不开心，非常地生气，但只有我们孙辈敢去挠爷爷的痒。
　　原邓小平护士王海珍：袜子是有一个洞，因为那个袜子的脚底板是尼龙夹底，尼龙夹底磨出个洞，穿了很长时间。首长的生活很节俭，比如首长用餐巾纸，一般我们都是一抽一张，但是他要把餐巾纸一张撕成四份用。我们开始觉得首长有点太节约了，然而首长一直坚持这么做，慢慢地我们也就学着首长做。这种习惯我已经带到家里去了。
　　卓玥：对于爷爷来说，他在家里没有任何的特权。他只有一个饼干盒，里面有饼干或者是巧克力，当我们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会把糖发给我们吃，他觉得这个是他最特殊的权力。
　　爷爷自己不是很喜欢说话，但他特别喜欢家里的孩子，喜欢我们经常在他的身边玩。我小时候比较像男孩子，经常跟哥哥在一起从爷爷办公室的窗子里爬进来爬出去，我们不走门，就爬窗户。爬进房间后正好是爷爷的办公桌，我们马不停蹄地钻到爷爷的办公桌子底下去玩过家家。爷爷在办公桌边办公，我们在桌子底下闹腾。这张办公桌我觉得是我那时候玩得很开心的一个儿童乐园。爷爷在桌边读文件，然后他看见我们在他身边玩耍，他心里其实挺高兴的。有时候我们闹得确实太夸张了，爷爷就会说：“你们太‘啷啷哐哐’。”四川话，意思就是你们太淘气。每当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是非常严厉，他自己心里其实很开心。
　　爷爷喜欢这种比较欢乐一点的气氛，他自己不爱说话，但是他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孩子们在旁边闹腾都没关系。
　　邓榕：父亲特别喜欢孩子，他有一句名言：“没有小孩在，家里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平常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比如看球、看戏、出去散步，都要带着孩子。父亲坐车出去，车中间有一个小扶手，我们小时候就坐在那上面。等到我们各自有了孩子，哪一个孩子最小，哪一个就坐在扶手上面，这都成为家里的一个习惯了。
　　卓玥：小时候有一次出去郊游，那时候还是坐苏联生产的车，车后面有两排座，因为人太多有些坐不下。我们家小孩特别多，包括亲戚家的孩子，战友家孩子也住在我们家。最后大家只能尽量挤挤，就像塞沙丁鱼一样把人塞进去，到目的地下来数了一下人数，一车装了18个人，估计是创了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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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故事
　　“骨灰放厕所里头冲走”—— 爷爷的自然观
　　卓泝：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因为爷爷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有什么特殊。我们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们家里非常民主，大家喜欢在饭桌前各抒己见，在吃饭的时候非常热闹。我们家里所有的人，每天回家吃饭，都会讲自己一天工作中的见闻，大家都非常踊跃地发表观点，谈的内容很广阔，各种各样的方面。
　　我记得有一次爷爷说，他去世以后骨灰一定不要留下，其他的东西也都不要留。他说自己的骨灰以后可以放进冲水马桶，厕所里头冲走了就行。奶奶就说，那多浪费啊！本来骨灰还可以当肥料的，还不如直接埋在我们家的樱桃树下面，能当肥料。大家一听就开始嚷嚷了，说那太可怕了，如果骨灰埋在樱桃树下，那以后树上的樱桃结出来我们都不敢吃了。我们家对生老病死看得很淡，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甚至能拿这样的事情作为谈资开玩笑。
　　但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爷爷奶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们最后都反复强调自己的东西不要留下。
　　原邓小平护士王海珍：有一次我陪首长看电视，看经济报道，报道反映国家发展得特别好，我就跟首长说：“您看咱们国家发展多好啊，发展特别快。您要多保重，然后要长命百岁。”你猜首长说什么？首长回答说：“我那不成老妖精了？”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能活百岁的人还是很少，长命百岁是不太客观的事情。通过首长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他们家经常在一起聊生死问题，卓琳曾经就跟我说过，如果死了以后可以埋在树底下，然后树长得能很好。首长夫妇这种人生观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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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员”—— 为希望工程捐款
　　卓玥：我们孙辈们从小就受爷爷奶奶的影响，每年都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捐给希望工程，或者捐给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小的时候，奶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号召家里的人去捐款。她特别喜欢捐款，经常给学校，给农村，给各种各样的项目捐物捐款。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奶奶都给希望工程捐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有次暑假就去希望工程打工。那个时候我年龄并不大，第一次出去打工就在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做了整整一个夏天。当时的任务是去山西的一所孤儿学校，到学校慰问孩子，并给他们教书。这是一次对我来说终生难忘的经历。
　　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些公益，不管是多还是少，哪怕是捐一点点钱，或者是做一点点事情。
　　原邓小平住地管理员王世斌：1989年的秋天，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宣布将长期开展救助贫困山区失学少年的活动，并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希望工程”。
　　第二年5月，首长办公室收到共青团中央发来的一封信。这个信大致的内容是希望首长给“希望工程”题个名，以此来推动希望工程的展开。首长收到信以后毫不犹豫地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字，很潇洒很漂亮的四个字。现在“希望工程”这四个字已经深入人心，特别在贫困山区的地方，刚上学的小孩，他虽然不识字，但看到首长的题词都知道是邓爷爷写的。
　　首长家庭给希望工程捐款我知道的就有三次。
　　开始是孙子辈们捐的，那时首长让孙辈们给希望工程贫困山区的小孩捐款。小孩们就把自己存的零花钱都贡献出来，一毛的、几分的攒了一大堆，最后攒了310块钱。1992年的2月21号，这个日期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孩子们太小了，是我帮他们去青基会交的款，最后在收据上签了小弟的名字。收据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呢。
　　首长自己捐款是在1992年的6月。当时首长拿了3000块钱给我，让我捐给希望工程。临出发前，还特别交代我们不要留下名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任务出发了。到了青基会以后，有四五个女同志在那里工作。我向她们说明捐款的来意后，她们就开始做资金记录。她们一边填一边问我，捐多少钱？我说捐3000块钱。她们挺惊讶，说：“3000块钱不少啊！”我也没吭气，首长有交代必须低调。填完收据以后工作人员让我签上姓名。我当然不敢签，但工作人员们说捐款有规定，必须填上名字。我犹豫了一会儿，签上了7个字“一个老：）员”。她们惊奇地说怎么这么写啊？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签完我就跑，怕她们再计较。来的时候我们怕他们记录我们的车号，所以把车停在胡同尽头的拐弯里。出门的时候我们也防着她们跟在后面，我们一边跑着一边还回头看看，没发现什么。
　　第二次到了秋天，首长又拿了2000块钱，让我们再去捐给希望工程，还是按照上次的老办法。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到那以后，人家一看我们就很会心地笑了笑，打了招呼，让我们填单子。填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问：“还填一个老：）员吗？”我随口附和了一声。填完了以后，我们依旧快速离开的。没想到过了几天总参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前两天上希望工程捐款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青基会的工作人员看着车号了，根据车号从总参那边查过来，一查是你的车号。我到现在还奇怪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车的。首长交代的任务我算只完成了一半吧，还是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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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出息没有，中出息、小出息也要有”—— 为国家贡献力量
　　卓苒：爷爷曾说家里的孩子为了锻炼可以出国念书，但念完书之后要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做人“大出息没有，中出息、小出息也要有”。他特别注重培养我们独立自主的能力，然后希望我们自己出去学一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学成回来了，也希望尽自己的努力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出国念书的孩子，念完书之后都回到国内工作，我在中国上完大学并工作几年以后，到美国念了研究生，研究生课程结束后回到了国内。
　　我的弟弟，小弟在北大毕业后，到美国念了一年的法律，拿到了法律研究生学位，在美国实习一年之后，也回到了国内。所以我们孙辈们都在国内工作。
　　我记忆中爷爷对孙辈比较严肃的时候，只有一次。那时我们还小，我们把国歌改了歌词并在家里唱，爷爷听了以后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国歌不可以瞎唱。以前爷爷对我们几乎没有板着脸说过话，所以他突然严肃起来，给我们的震动是非常深的。当时就记住了绝不能再拿国歌开玩笑。
　　“一个姓邓的孩子都没有……”—— 孙辈们的姓氏
　　孙辈们：我们家的孩子不分内外，没有爷爷外公这样的区别。我们对家里父母这一辈，也都称呼“妈”，就是姨妈或者是林妈、楠妈、榕妈。
　　我们所有的孩子，上学的时候都随卓琳奶奶的姓，都姓卓。萌萌、眠眠、羊羊都姓卓。因为上学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应该低调一点，最好不要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爷爷是邓小平，所以我们都没有姓邓。小时候我们四个孩子都姓卓，就连邓卓棣，小时候也姓卓。到了爷爷晚年，他说，哎呀，我们家总得有一个姓邓的吧，一个姓邓的孩子都没有……我们觉得爷爷特可怜，然后大家就赶紧让小棣改户口，改成邓卓棣。这样我们家才终于有了一个姓邓的第三辈。
　　在网上有人说小弟是美国国籍，这是错误的，小弟是中国人。小弟的确是在美国出生的，因为那时候舅舅和舅妈在美国攻读博士后，但小弟一出生，舅舅就帮他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中国的护照，拿到中国护照不到一个月，舅舅和舅妈就把他放在小篮子里送回国内了。爷爷非常喜欢游泳，每年夏天都要去北戴河，那一年为了见卓棣，我们全家包括爷爷一直等他，等小弟回国以后，全家才去北戴河。那个时候弟弟很小，他就躺在篮子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爷爷在海边，旁边放着一个篮子，卓棣就在那个小篮子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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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风采：讲述邓小平遗物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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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16:23:00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龙平平 姜淑萍 吴振兴 刘贵军 周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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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作者：龙平平 姜淑萍 吴振兴 刘贵军 周锟 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书稿精选邓小平纪念馆有代表性的邓小平遗物20余件，充分发掘遗物背后的故事，并通过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遗物往前追溯，还原邓小平生前生活与工作的场景，将其形象全面而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每一件遗物，都是小平同志人生经历的见证和定格，真实地描绘出伟人一生的足迹，折射出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具有无穷的魅力，从独特的角度向读者讲述一个真情真实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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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正文
　　第1集　工卡
　　——在法国走上革命道路
　　在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管理局陈列馆里，有一张略微发黄的卡片被摆放在大厅最显眼的位置，是陈列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工卡上的法文字迹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颜色有些变淡了，不过还可以清晰辨认：
　　工卡号：07396；
　　姓名：邓希贤；
　　年龄：16岁；
　　进厂注册日期：1921年4月2日；
　　职业：学生；
　　过去工作及其他有关情况：系邓文明及淡氏之子，受哥伦布市法中救济委员会派遣在巴耶中学求学；
　　服务部门：轧钢车间；
　　工种：杂工；
　　日薪金：6法郎60生丁。
　　邓希贤？他另外一个名字或许更为世人熟知 —— 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早年留法勤工俭学时所填写的工卡。这张施奈德工厂的工卡，经历了从西方到东方的流转，前后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它记录着邓小平第一次踏入工厂的难忘经历，也见证了邓小平早年赴法寻梦的一段路程。
　　1997年5月15日，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应邀访问中国。这是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后第一次访华，此时距邓小平去世不到3个月。在这次外事活动中，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收到希拉克送来的一件特殊礼物 —— 邓小平70多年前的一张工卡。
　　一张工卡为何会被法国总统希拉克选为国礼？这张工卡对于邓小平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想学点东西必须到外国去”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面临内忧外患，民族危机严重。广大志士仁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上下求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为一时热潮。在四川，由于吴玉章、汪云松等人的大力倡导和积极支持，成都、重庆等地出现了多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巴蜀子弟留学读书提供了便利，也使得川籍学生人数在全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居于首位。邓小平后来就成为其中一个。
　　据赴法勤工俭学生杨堃回忆：
　　当时想法都是这样，当然国家内，由于北洋军阀搞得太不像话，读书是读不下去的。当时有些开明人士，就认为想学点东西必须到外国去，所以他们就提倡全家搬到外国去，或者到法国，或者到英国，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中国没有前途，必须到外国去，所以他们到外国勤工俭学。
　　少年邓小平在与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中，逐渐有了“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
　　他自己那个时候出国的目的也没有说清楚，那个时候年纪很小，还没有改变思想。他到法国之前，没有改变思想，还没有新思想。要是在那个农村里面，窝一辈子不甘心。总是想学习，想上进。就这么个思想，家里面不行了，供不了，所以一有机会就到法国去。
　　留学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讲，或许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对于那时生长在偏僻山村的邓小平来说，这样的学习机会，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在这时，父亲邓绍昌从重庆托人捎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邓小平的人生走向。
　　邓绍昌得知重庆将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认为儿子在闭塞的乡间不会有大的作为，不如送到工业、科技发达的法国闯荡，学点本领，将来能有一技之长。
　　对于这样渴慕已久而又难得的机会，邓小平自然不想失去。可是，面对娘亲不舍的目光和家人极力的挽留，邓小平又有些犹豫。
　　儿行千里母担忧，邓小平的母亲非常舍不得年纪尚轻的儿子漂洋过海，而且邓小平作为家庭的长子，母亲特别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所以，刚开始母亲是反对邓小平去法国的。邓垦还记得小时候亲眼目睹倔强的邓小平绝食抗争的事情：
　　母亲不干，就希望他将来长大了要当家立事，一家子要住到外国去，怎么也不干，结果母子之间斗争了。他坚决走，怎么办呢？家里有一个房子，有一个楼房，楼门一关绝食。不让他到法国他就绝食，绝食了三天。后来我那个母亲就只有答应他去了。我那个母亲因为和他有很厉害的斗争，所以他到法国之后谈我父亲的时候多，因为我父亲送他到法国，反而谈我母亲的时候很少，他是和我母亲斗争了之后才走的。
　　即使现在出国留学，也要克服语言、文化等各种障碍，独自一人忍受异国他乡的孤苦，逐渐地融入当地社会。那个年代，中国尚处于弱国弱民的地位，身处异国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邓小平思虑再三，郑重地作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选择 —— 出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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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是识大体的。邓小平真正走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办了一桌酒席，请了亲朋好友一起吃了饭。
　　1920年夏天，在一个薄雾蒙蒙的清晨，邓小平告别了难舍难分的母亲和家人，告别了家乡的山山水水，从渠江顺流而下。在上海，邓小平和80多名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一起，在大雨中登上法国邮船“盎特莱蓬”号，起程前往法国。
　　此行一去，竟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
　　1920年10月19日，一艘名叫“盎特莱蓬”号的法国邮船，在经历了39天的长途旅行后，缓缓停靠在法国南部港口—— 马赛。从船上走下来的100多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在当时并未引起法国人的太多关注。在这些人中，来自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求学，是邓小平来到法国之时，最初的梦想。当时的邓小平，还从来没有见过家乡以外的世界，法国对他而言更显得新鲜而陌生。
　　就在到达法国马赛港的第三天，邓小平与2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小城巴耶，开始了在巴耶中学的寄宿制学习生活。
　　学校内有一排整齐的校舍，春夏之季打开窗子，不时会有阵阵的鸢尾花的香气飘过。学习之余，同学们大多喜欢在这些闲花野草中散步、温习。然而，这种愉快的求学经历，并没能持续太久。
　　邓小平的家里经济收入有限，父母无法负担他在国外的各种费用，尽管省吃俭用，邓小平带来的用于学习的费用依然捉襟见肘。
　　1921年初，当初资助邓小平留法的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表示不再继续资助留法学生，只有那些能自己支付费用的学生才能继续读书，其他人必须自谋生路。
　　这条通告无疑给了邓小平重重一击。离家时的踌躇满志，旅途中的憧憬，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两年，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已经不像战争期间那样紧迫，这样的局面直接影响到勤工俭学生们的境遇。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0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生中，能够找到兼职工作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邓小平几乎陷入绝境。
　　由于没有了任何资助和经济来源，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学习了5个月之后，不得不辍学。这5个月，也成为邓小平在法国的全部学习时间。从那之后，邓小平不得不开始四处寻找工作，希望能够通过劳动挣钱，继续读书。
　　“那时候做工苦”
　　那时的法国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市场萧条、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局面。财政紧张促使法国政府大量增加货币发行，导致物价飞涨，一年内面包价格就涨了近六倍。
　　1921年3月，经过不断努力，邓小平终于获得了在法国的第一份工作，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施奈德钢铁厂录用了他。
　　就是在这里，邓小平填写了他人生中第一张工卡。
　　尽管工资微薄，但在当时的邓小平看来，有了这张工卡他就有了继续求学的希望。
　　然而，当理想遭遇现实，生活无情地给邓小平上了严肃的一课。
　　在施奈德工厂，像邓小平这样没有技术的工人，只能从事最底层的轧钢工作，轧钢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非常危险。更要紧的是，辛苦的工作换来的每天6个多法郎的薪金，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积攒上学的费用了。
　　邓小平的夫人—— 卓琳谈到他早年这段做工经历时说：
　　老爷子在法国那时候他去留学实际上是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烧了，那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了，他就做这个工作。他说热，热得他都没办法了，他都脱光了，那时候留学是做苦工。
　　“做工苦，做工苦，最苦莫过马老五”。“马老五”是工人们对散工的戏称。这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饱含着工人们的无奈和辛酸。
　　直到60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往昔岁月，还满怀感慨地说：“我在法国待了5年半，其中在工厂劳动了4年，干重体力劳动。我的个子小，就是因为年轻时干了重劳动。”
　　如果说校园带给邓小平的是知识与新学说，那么在施奈德工厂里的繁重劳动，以及生活的残酷则让邓小平深刻体会了独自在社会上生存的巨大压力。
　　邓小平肩负着家人的殷殷期望、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期待千里迢迢来到法国，然而，他在这里体验了劳动者被压榨的悲惨境遇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体验了工人受压迫受剥削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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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述中所说：
　　生活的痛苦，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邓小平的这份法国工作并没有持续很久，恶劣的工作环境、微薄的薪水和远超出年龄的高强度劳动，让16岁的邓小平不得不做出了离开的决定。
　　邓小平从施奈德钢铁厂辞职后，又陆续做过许多杂工，经常每天只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和自来水。许多同学衣食无着，营养不良，有的甚至生病而死，还有一位四川籍学生，由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而自杀。他们本来就受尽风霜，才能奋斗出国，到法国后更无丰衣足食可言，饱尝艰辛，颠沛流离。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多年之后，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小女儿毛毛（邓榕）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二叔邓垦那么高，你却个子矮？”邓小平回忆起这段做工的岁月，回答说：“那时候做工苦。”
　　1995年，16岁的外孙女羊羊要去美国留学，临行前她去看望已经91岁高龄的爷爷。邓小平对外孙女的叮嘱，羊羊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去跟爷爷说，爷爷我要出国了，然后我要到国外去学习。他那时候呢就跟我说，小羊子你不要哭，爷爷那个时候呢也是16岁的时候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那个时候条件非常差，不像你们现在这样条件非常的好，有机会到国外去读书，所以呢一定要出去好好学习。以后回到国家来，回到中国来呢要做点事情。
　　不仅是对孙辈的期望，其实“背负理想、学成归国”，这也一直是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的愿望。做苦工，从来都不是邓小平来法国的初衷，在施奈德钢铁厂的残酷经历并没有让邓小平在求学的道路上止步。
　　1922年的冬天，邓小平来到巴黎南部的蒙达尔纪夏莱特市，这里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们的聚集之地，也是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组织的发源地之一。邓小平的人生也在这里发生改变。
　　这一年，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制品厂，寻找到了一份制鞋的工作。橡胶厂的工作是计件工资，一般的工人大概一天是做10双胶鞋，邓小平心灵手巧，他一天可以做20双。
　　虽然工作枯燥、劳累，但邓小平却在这里结识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那时，王若飞26岁，赵世炎21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 旅欧中国少年：）成员。18岁的邓小平很快通过他们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宣言》是邓小平最早接触的关于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之一。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 法国的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思潮广为流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批中国留学生，正是在法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晚年的邓小平曾十分明确地表示:“我的入门老师是《：）宣言》和《共产主义的ABC》。”
　　“把一切交给党”
　　通过与早期革命家的接触，加上阅读大量共产主义书籍，耳濡目染中，马克思主义悄然在不满20岁的邓小平的心中播下了种子，一个新的梦想由此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曾经有两个重大历史疑点，其中之一，就是他到底是在哪一年参加的革命。
　　过去的说法一直是1922年，说邓小平在这一年加入共青团并开始参加革命，但这是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并没有第一手的材料来证明。
　　在权威的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上，却有这样的记录：
　　1923年6月11日 （邓小平）离开夏莱特市，到达巴黎。与穆清接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原来，研究人员在编写《邓小平年谱》的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资料，2006年还专门到俄罗斯档案馆去查材料，找到了1926年1月，就是邓小平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写的一份自传，这份自传是他亲笔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