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胡春华：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把改革开放发展好
2014年08月18日 05:02
来源：新快报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实践探索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邓小平同志的革命实践和丰功伟绩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思想和风范永远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广东是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亲自指导的改革开放“试验田”，他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的正确领导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广东今天的发展进步！

我们不会忘记，在我们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转折时期，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创建经济特区，鼓励广东先行一步、大胆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广东迎来了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历史契机。围绕如何贯彻落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把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广东省委结合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1979年4月，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习仲勋同志，代表省委向：）建议，希望批准广东利用临近港澳的优势，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小平同志非常赞成这个富有创新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这个名称还定不下来时，他一锤定音地指出：“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广东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在全国先行一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我们不会忘记，在经济特区建设遇到外界诸多质疑的关键时候，是小平同志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探索给予充分肯定，极大增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1984年，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也面临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国内外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做法十分关注，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疑虑和责难。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亲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从深圳到珠海，一路走来，看到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小平同志心里有了底。在珠海，他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到了广州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召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在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央决定把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广东不辱使命，大胆探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到1989年广东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

我们不会忘记，在广东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是小平同志亲临广东等地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为我们拨开思想迷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又一次亲临广东视察，发表极其重要的谈话。针对长期以来一些束缚人们思想的理论和认识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广东和全国一样，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使广东改革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36年了；从1992年春小平同志最后一次视察广东并发表重要谈话，到现在已经22年了。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在：）的正确领导下，历届省委牢记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南粤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综合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5.8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6.22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9；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41.82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6964.40亿元，约占全国的1/8；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5.9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09万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提升，201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1万元，比1978年名义增长70多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2万元，比1978年名义增长50多倍。广东发展的历史巨变，生动地向世人证明，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抚今追昔，广东人民永远感谢小平同志，爱戴小平同志，怀念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把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好。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要求广东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广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广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目标和新要求，为广东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行。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扎实推进广东全面积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和伟大实践。他深刻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对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广东改革开放继续引向深入，努力使广东在新一轮改革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正确、准确、有序、协调地推进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不断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大力推进广东科学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展问题，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他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们要结合新形势的新要求，深刻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战略思想，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努力推动广东科学发展，使广东成为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要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广东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统筹推进珠三角优化发展和粤东西北加快发展两大战略，牢牢扭住项目建设、技术改造、重大平台、骨干企业、科技创新这“五大抓手”推动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牢牢扭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中心城区扩容提质这“三大抓手”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提速，努力形成广东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搞好基本民生和底线民生，让广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提出和强调“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方针。他深刻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殷切期望，“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毫不放松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教育人民，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打牢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进一步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民道德文明素质。要坚持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让追求真善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要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他严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坚强有力的党组组，更好地带领全省人民干事创业。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使用起来。要树立基层一线导向，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发现和培养干部。要坚持不懈地抓作风建设，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把解决“四风”问题作为聚焦点，真正在转变作风上见到实效。要统筹推进惩治和预防工作，坚持治标与治本两手抓，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同志们，伟人风范，激励来者。今天，我们缅怀小平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小平同志的崇高品质，继续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振奋精神，扎实进取，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美惠子

导读：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和观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
        1982年4月，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6年1月，他又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89年6月，他再次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他在与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99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在“两手抓”的提法上尽管有所不同，但一次比一次深刻，始终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992年，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健全制度，完善机制
        邓小平认为惩治腐败，尤其要搞好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从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度和防范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因此，要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一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调整权力结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消除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思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的工作职责、权限范围及公职人员的选拔、考核、任免、培训制度有明确的规范规定，行政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职责分明、公开、透明，对权力执行进行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建立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使市场主体一律平等，公平竞争，杜绝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四是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廉政建设顺利进行。五是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机制，实行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党派人士的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保障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改革开放与反腐斗争的实际，确立了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策略与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防腐治腐理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而且实践上推进了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深入发展，为新时期反腐斗争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 尝到甜头，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建国后首次判高干子弟死刑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2月1日，陈小蒙（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刮目相看。
　　狠抓军队廉政建设

1985年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指头裁军百万。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军人面临更多诱惑，军队贪污、受贿行为日益增多。据《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一书披露，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大案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到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时，全军共查处了几百名正师职以上干部的腐败案件，其中主官占到2/3强，临近退役的领导干部占2/5，主管人财物的部门领导占1/3强。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权力的“一把手”成为军队腐败的高发群体。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致力于从机制和源头上治理腐败。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军委、总部和各大单位先后制定出台近200项廉政法规制度。廉政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军队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一，狠抓反腐倡廉教育机制。1980年中央军委就在《军队建设三年的规划》中，把加强党性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此后，中央军委先后制定了《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加强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与反腐倡廉教育密切相关的制度，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制度体系，并随时根据：）反腐倡廉的新要求，组织军人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
　　第二，完善反腐倡廉专项治理机制。近30年来，我军先后制定下发了《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制度规定，针对一段时间出现的“特殊化”、“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以整党整风的方式进行集中治理；针对部队精简、裁撤过程中出现趁机“捞一把”现象，进行专项整治；针对以权谋私等容易纠而复发的问题，进行持续纠治。1998年，中央军委还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得经商的重大决策。
　　第三，创新反腐倡廉纪检监察机制。1980年，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81年1月12日，军委纪委颁发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对纪检机构的主要任务和职权范围作出规定。1983年，军委纪委首次颁布了《中国：）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2005年，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工作规定》。
　　如今，具有军队特点的反腐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今后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这些制度的执行力。正如明代宰相张居正所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值得欣慰的是，王守业、谷俊山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落马，让人们看到了军队执行反腐制度的决心。

“做官当老爷”的心态要不得

　　为什么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会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严峻呢？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问题，即少数干部抱着“做官当老爷”的心态，丢掉了我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二是制度问题，即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不够健全，同时法制不够完备。在他看来，思想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邓小平不同意将脱离群众的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冷静客观地指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
　　那么，制度上的弊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邓小平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对上述现象的渊源、主要表现和危害逐一进行了剖析，正颜厉色地强调：“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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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媒：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

　　【学习小组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反腐与作风建设层面给外界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改革进入破除利益藩篱的深水区，尤其能显示出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勇气与魄力。
　　有人说，以前是“路不平，想想邓小平”，现在是“路不平，看看习近平”。可见，在群众眼里，锐意改革的习近平，与当年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
　　小组日前发送了一篇《习近平引用的邓小平名言》，与《习近平引用的毛泽东名言》一起，可以看做是习近平对两代伟人的继承；而习近平现在致力的事业，也是对中国革命遗产与改革传统的发扬。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理解习近平对邓小平的评价与看法，就可以理解当前和未来中国的走向。今天，组员“秋白”发来一篇文章，在文中提出了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值得小组成员一读。
　　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
　　作者：秋白
　　1、道路认同
　　履新之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即“重走南巡路”，沿着当年邓小平走过的路线，从深圳，到珠海、顺德，再到广州。轻车简从，带头落实八项规定，探访民生，倡言改革。
　　就像邓小平“南巡”为改革开言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习近平此行，也为中国接下来的全面深改定了基调。这一趟，既有吸取基层智慧、为改革建言之意，也有广为吹风，造成强大改革声势的目的。
　　事实上，早在22年前，习近平就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力度极大”的《决定》绘制的改革蓝图；从重拳反腐、力治沉疴，到简政放权、审批瘦身，无不体现出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的“道路认同”。只有改革能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习近平对此深有体会，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也已经在一系列的措施中得到体现。
　　2、理念认同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待毛泽东是何种态度，如何处理所谓“前后三十年”的关系，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在当年12月26日习近平发表纪念毛泽东诞辰讲话之前近一年，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就曾在新进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表达了对“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判断。他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应该“姓社”还是“姓资”时的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可见，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评价，习近平和邓小平的理念基本一致，都认同改革开放前的积累，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认同“毛泽东时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习近平和邓小平的理念也是一致的。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与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理念根基是一致的。
　　以上，可以称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理念认同”。
　　3、情感认同
　　对邓小平，习近平有种个人上的崇敬感，视其为榜样。
　　在浙江任职期间，习近平就在《之江新语?树立五种崇高情感》一文中写道：“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要以党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而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南行路上，习近平在栽下一棵树后“动情地说”：“我要再一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口号。这个响亮的口号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途中提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认可与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这可以称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情感认同”。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其遗志，践行其理念，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将其事业更好地实践下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新回顾习近平对邓小平的评价与态度，也就能体会为什么全面深改，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也就能体会，为什么说我们的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美惠子

人民日报回顾邓小平档案：曾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我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重要情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一、 一份珍贵的自传
　　1991年8月，俄罗斯开始陆续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我党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代表团住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王荩卿大使和张志明参赞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我们先后到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查阅档案。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中午不休息，吃点面包继续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邓小平同志原名邓先圣，5岁上私塾时先生说这个名字有对圣人不敬之嫌，给他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为适应当时地下工作需要才改名邓小平。翻过签名的第一页，正文是用蓝黑墨水书写的，一共10页。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自传写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地位；二是个人的经历及思想变迁；三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四是来俄的志愿。前3个部分主要写了邓小平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和1920年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他坚定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我们将这份自传的复制件报送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连连表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60多年前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实在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电、书信、题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回顾和学习这些档案文献，常常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大家了解“八七会议”，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记录的，这份珍贵的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莫斯科回国后，192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文件和机要工作，同时参与起草文件。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言有800多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从档案文献看，1931年8月，邓小平同志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后，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迫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撤职，但他仍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红星》报大约每周出版一期，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发行，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报70多期。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充分展现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从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八年抗战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129师纵横晋冀鲁豫，驰骋太行山下，大小战斗数千次，开创的根据地成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30万军队的七大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粉碎，转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出密级极高的电报，表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邓大军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复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直趋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率领12万大军出动，兵分三路，蹚着浅至膝盖、深可齐腰的积水泥沼艰苦跋涉，先后突破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重重阻隔，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致电邓小平同志征询关于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工作的意见，并批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亲自写按语称赞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和毛泽东同志赋予邓小平等同志更大重任。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把指挥交给你”，中央军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渡江作战。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千里长江，万帆齐发，百万大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同志欣然挥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奋斗，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和卓越胆识。我们今天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学习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学习他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的非凡胆略和恢弘气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一部重要的手迹选编
　　经中央批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书，是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文献。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同志考虑，能否将邓小平同志的手迹编辑出版一部手迹选，既有助于大家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又可真实地感受邓小平同志朴实无华的文风。
　　1994年1月，经报中央办公厅批准，启动了《邓小平手迹选》的编辑工作。我们组织一些同志，从大量档案文献中挑选出邓小平同志手迹296件，包括报告、讲话、提纲、批示、文电、书信、题词、题字等。这些文献生动展示了一代伟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凡经历和胆略智慧，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手迹选出后，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认真校核，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做好考证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手迹按题词、题字、书信、文电、批示、提纲6个部分分类，所有手迹均附有释文。2003年8月，书稿编辑完成后，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并报中央办公厅和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同意出版《邓小平手迹选》。江泽民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为《邓小平手迹选》题写了书名。2004年7月，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邓小平手迹选》正式出版，为推动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同志亲笔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报告叙述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和战斗经过，回顾了广西左右江地区建设红色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的主要工作，总结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一共是10条，其中一条就是讲忽视了群众工作，结果是到处站不住脚，转战7000里，从广西一直跑到赣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与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井冈山斗争关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思考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主持大会筹备工作，主持修改党章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确保八大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亲笔起草的八大《通知》简明扼要，全文如下：“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党的八次大会问题，现通知如下：（一）八次大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开幕。（二）现决定于九月一日到九月十四日，举行八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八月卅一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一共4条、158个字，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报到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一封重要的信。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阻碍了拨乱反正。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他敏锐洞察到“两个凡是”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在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邓小平同志的信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对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84年4月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部关于香港问题的请示上明确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要维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理它。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谈话，讲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变成现实，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
　　文如其人。《邓小平手迹选》收录的文献，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看问题高屋建瓴，抓工作举重若轻，办事情雷厉风行，讲话写文章开门见山。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都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积极提倡者、率先践行者和光辉典范。
　　三、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提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必然讲到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珍贵文献。
　　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到22日，共5天。与会同志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我参与了西北组的服务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2到3天时间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大家同不同意。与会同志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工作重点的转移，是战略的转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进入分组讨论以后，就突破了原定议题。与会同志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讨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整个会议充满着畅所欲言、民主热烈的气氛。会议明确提出让大家敞开讲话，总共出了425期简报。由于讨论热烈，小组会常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会议秘书组担心一些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发出通知：“医生们意见，小组会时间较长，且参加会议的多是年纪大的同志，建议在会议中间休息十几分钟。”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202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对于这篇讲话，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10月份，邓小平同志就多次约有关同志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在这期间，他亲笔拟写了讲话提纲，有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同志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加起来一共是8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与有关同志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讲4个问题。讲话稿起草后，他又几次修改。之后，邓小平同志将稿子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热烈拥护，为此，会议决定延长2天，讨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顺利。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决定并着力推进，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全方位外交作出全面部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奋力推进各方面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能够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美惠子

官媒解读：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方式有何看点

　　毕竟，这是邓小平逝世之后第一个“逢十”的纪念年份，他将按照此项规定的哪一条进行，体现出的不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国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走向。
　　8月10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超级月亮”之下的街头路口，到处是影影绰绰的路人为纪念先人点燃的火。
　　12天后的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他已离开我们17年。随着前天央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对于邓小平的纪念也将迎来密集的高潮。
　　事实上，继去年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纪念之后，从年初开始，外界就一直非常关注今年中央领导集体将以何种形式纪念邓小平，并将其视为如何看待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如何处理革命遗产与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信号。
　　昨天侠客岛的文章《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政治深意》点出了纪念邓小平的意义。那么，纪念邓小平的方式，又有什么讲究和深意在其中？
　　官方纪念惯例
　　对于已故领导人，中央有着详细的规定。多详细？详细到什么身份的领导人，在什么年份纪念，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念，由谁主办，什么级别的领导同志出席，都有讲究。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详细规定下发于18年前的1996年，彼时邓小平还在世。
　　在这份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中，将需要纪念的人划分成了5个部分。
　　第一部分只有一人：毛泽东。毛主席的诞辰无论“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都由中共中央举办纪念活动。
　　第二部分，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纪念的时间节点相同，唯一差别是主办部门不同：“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而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时，则由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纪念大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
　　之后的三个部分，则按照生前级别不同，从“已故的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已故知名人士”，都有详细规定。
　　从这一官方近20年来遵循的惯例来看，今年中央对邓小平的纪念，由于是“逢十”的年份，因此真正的看点就在于，是由中共中央来主办，还是由“有关部门”来举办纪念活动，以及中央领导将发表怎样的纪念讲话。
　　毕竟，这是邓小平逝世之后第一个“逢十”的纪念年份，他将按照此项规定的哪一条进行，体现出的不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国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走向。
　　中央地方部署
　　事实上，对比今年和去年，已经能窥知一二。
　　去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一早就下发了文件进行安排。而今年年初，对邓的诞辰纪念，也下发了类似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类似的活动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中。
　　比如“发表纪念文章”的安排，就已在央媒上进行了一段时间。
　　从6月起，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就已发表了四篇与邓小平有关的文章，分别是《未被整理到“南方谈话”要点中的“要点”》、《邓小平谈话讲的六条准则》、《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以及《邓小平选人的五条标准》。
　　而8月1日的《求是》杂志，则刊发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的文章《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而作》。逄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毛泽东传》的主编。
　　在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虽然在离家参加革命后的70多年里，邓小平因为“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邓小平之女毛毛语）的顾虑而再未归家，但是从年初起，当地就拟定了纪念邓的时间表。2月19日邓小平忌辰当天，邓小平就读过的翰林小学正式被改成了“红军小学”；在他的诞辰前夕，当地修建的“邓小平缅怀馆”也将落成。
　　去年的毛泽东诞辰，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到场瞻仰遗像，刘云山主持召开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今年的纪念活动，对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应该也有类似的规格。
　　如何处理“前后三十年”
　　之所以关注邓小平的纪念方式，是因为和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样，体现出的是中国将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声音认为，毛主政的“前三十年”和邓开创的“后三十年”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代表着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后者则开创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其实早在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了回答。
　　在2013年1月5日的十八大新进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关于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就在讲话中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两个三十年是不能割裂的。两个三十年的代表人物，同样适用于这一判断。
　　而在当年的12月26日，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年座谈会上，又提出了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这两段方法论，无论评价毛还是邓，都有相当的实际意义。而新一届中央集体在反腐、全面深改、作风建设方面的力度与决心，也无疑让人看到：）对前后三十年遗产的共同继承与发扬。
　　因为说到底，革命与改革，都是为了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言，“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邓小平的真正意义所在。(文/公子无忌)

美惠子

人民日报：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政治深意


　　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式登陆央视荧幕。这部电视剧走出了原先纪录片的套路，更为真实地还原了邓小平在1976年到1984年间的生活，包括对一些敏感政治人物的“脱敏”，比如宣布抓捕四人帮的华国锋，还有据说之后也会出现的胡耀邦。

　　该剧以戏剧化的方式反映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场景：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中南海西门，8341部队的士兵冒雨出动，执行秘密的抓捕任务。怀仁堂里，则是两个人影在密商。深夜，西山某处所，大雨磅礴，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岗，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

　　这些过去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情景，第一次被搬上了荧幕，并给予了戏剧化的处理。

　　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改变。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随着这部连续剧的上映而拉开序幕。

　　侠客岛注意到，这部电视剧的总顾问是冷溶和王东明。二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今年61岁的冷溶，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在当年的高考中，冷溶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比冷溶小三岁的王东明同样是正部级，却比冷溶还早一年进入辽宁大学，和李克强总理同一批进的大学。他和冷溶的共同点，在于专业都是哲学。

　　之所以他们二位能成为这部剧的总顾问，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那天起，冷溶就跟邓小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3年到1995年的12年时间里，他一直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从普通编辑，一直干到改组副组长兼著作小组组长(副局级)。可以说，没有谁比现在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的冷溶对邓小平有更深入的研究了。而目前担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东明，任职地则是邓小平的老家—四川。

　　一个“骨灰级专家”，一个“家乡省份一把手”，这样的总顾问队伍，是惯例，也是高配。

　　而这部戏的总导演吴子牛，不仅籍贯在四川，而且也是1978年考入北影导演系，从此从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走上了导演的道路，拍出《天下粮仓》和《大明天下》、《贞观长歌》等知名剧目。上映前，他把这部片子比做“一部50后、60后的《致青春》”。

　　两个总顾问，一个导演，共同的地方或许就是，邓小平都曾深刻地改变过他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改革者”邓小平？

　　如果以时间的长度和出现的频率对比，历史上以“改革”著称的人不算多。战国时的商鞅、吴起，一跃而至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再跃已是明代的张居正和清代的洋务派以及戊戌变法—“异代不同时”，但人物的命运却约略相似。在中国传统的史书里，“祖宗成法”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因此，“改革”的人，往往评价都不甚高，甚至非议颇多。

　　然而，从清代被敲开国门之时，“改革”，就成了中国一成不变的主话题。从晚清的革命到解放战争，从三大改造直至改革开放，贯穿于其中的主命题都是“变”—在这个“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纪，“改革”，一方面是改，一方面是革，逐渐成了一项绝对正确的政治话语和旗帜，一直至今。从这个意义上，也是“放眼二十四史，变革未如今日”。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是中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当年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批判，引发了苏联的内部分裂，对中共来说，这是前车之鉴。因此，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异常敏感。

　　比如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来说，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异常隆重，但是在民间，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晚年的错误，也招致了不少质疑。而对于邓小平，疑义就少得多，少数人将改革开放引发的种种腐败、社会矛盾归咎于邓，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从历史的演进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虽然产生了不少新问题，但终究会在继续改革中得以化解。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理论体系的话，改革开放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探索思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的探索都是值得欢迎的。这就是邓小平开放的理论体系，也给后人的改革，提供了无限可能。

　　这也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

　　70年代末，邓小平主导的真理和实践大讨论，解开了思想界的束缚，给改革拓开一条生路。90年代初，当全社会依然纠结于姓社姓资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以开放的哲学呼吁人们放弃对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一心一意谋发展，让意识形态的争议，在发展中探索求证。这两次转折点，邓小平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习近平上任后，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层层矛盾，还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更急切的还有意识形态领域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议。尤其在知识界和民间舆论场中，或者借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或者借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争议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所以，习近平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并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已经明确表明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因为，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改的系统工程，几乎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继90年代初之后的再出发。

　　但同时，中央在去年也隆重纪念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给这位：）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应有的尊重，也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宣誓。中共绝不会蠢到像赫鲁晓夫一样，因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而动摇执政的根本。

　　这是习近平的历史智慧。

　　文/公子无忌、独孤九段

美惠子

                开国反腐三功臣：邓小平促进全国大清理

　　核心提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主要依靠了东北局的高岗（绰号“高麻子”）、西南局的邓小平、华北局的薄一波。可以说，毛泽东开国反腐大获全胜，此三人功不可没。
　　东北局高麻子：毛泽东开国反腐的“发动机”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引燃毛泽东开国反腐风暴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由此毛泽东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假如这个时候，高岗报喜不报忧的话，或者不把问题报告的那么严重的话，也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开国反腐或许将是另外一个时间和局面。但当时东北是我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战略大后方，高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给和保障工作。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有人贪污浪费、贪图享乐、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自然是为高岗所不能容忍，更不会为毛泽东容忍。高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忧患意识，以及其杰出才能和突出贡献，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被调入中央（“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国家计委主任。
　　西南局邓小平：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方向盘”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斗争的转向扩模升级，是始于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
　　假如这个时候，邓小平没有提出那样一个建议，也不会直接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搞一次“大战争”。但邓小平与高岗一样，一个镇守西南边陲，一个主持东北边防，都有着一样的战略忧患，都有着一样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倘若没有那样一种决心和铁腕，不去极力造成那样一种大气候、大阵势，打“打老虎”，就不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干净彻底地解决问题。邓小平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大气魄、大格局，及其铁腕治政的硬朗风格，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入主政务院（“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副总理。
　　华北局薄一波：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杀手锏”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掀起高潮并取得重大成果是源于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这是打“打老虎”的一个典型案件。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和慎重，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针对有人给刘、张二人求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开国反腐也正是随着处决了刘、张二人渐渐落下帷幕。
　　这个时候，假如薄一波等人不亮“家丑”，那么毛泽东“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的开国反腐就不会“适可而止”。说实话，刘青山、张子善未必是最腐败的，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却是开国反贪第一案。薄一波不护短，不避重就轻，确实表现出了：）人的光明磊落。在处置刘、张二人的报告上，薄一波等代表华北局在河北省委提出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后增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的意见，可见他们对革命功臣的情谊。薄一波被称为“杀手锏”，确实帮助毛泽东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怎样，处置革命功臣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注：本文史实部分均节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

美惠子

1981年新疆暴恐 邓小平称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文章来自：中国：）新闻网 作者：张明杰 原标题：稳疆兴疆 历史与现实—《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出版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民族分裂。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疆原来已经平静的分裂主义思潮又活跃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非法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试图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否定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新疆制造了多起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和暴乱事件。1981年7月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指出：“新疆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新疆是我国西部国防的战略要地。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的光荣斗争中，新疆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251页。）8月16日，邓小平到新疆考察工作时，对新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针对当时新疆分裂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邓小平明确指出:“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252页。）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利以及与中央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规定,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细致完整的法律规范，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各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美惠子

邓小平办特区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核心提示：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原标题为“大逃港：追寻历史幕后 ”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 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 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 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 。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 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 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 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 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 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 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 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

美惠子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 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 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 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 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 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 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 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 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 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 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 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 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 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 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 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 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 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 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 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 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 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 ：“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 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 ，“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美惠子

邓小平复出第一仗：西沙海战赢南越


中国舰队
　　1974年1月19日，人民海军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舰进行自卫反击，击沉敌护卫舰一艘，击伤敌驱逐舰三艘，毙伤敌100余人。这场以劣胜优的海战，已经成为指导我军海上作战的经典战例。时任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的魏鸣森老人，披露了此次海战的秘闻。
　　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中国四大海岛之一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200多海里，是亚洲东北部通往东南亚的必航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人就开发了西沙群岛。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1956年5月，南越当局提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归他们所有，派军队非法侵占。中国政府再次声明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1973年9月，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被划进南越当局的版图。1974年1月，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派出一艘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1月15日13时，南越军舰骚扰我在甘泉岛附近正常生产的渔轮，并炮击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月16日，海军南海舰队指示：西沙情况紧急，调兄弟舰队已经来不及，由魏鸣森任海上编队指挥员，照以前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打第一枪。如敌人进攻，坚决自卫还击。19时37分，两艘刚刚抢修出厂的轻型猎潜艇出发，驶入西沙海域。1月17日南越军队侵占了金银岛和甘泉岛。
　　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1月17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力，问有关西沙的细节，说西沙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这个问题很大，需请示毛主席定。1月18日20时，周恩来召开作战会议，总的方针是：后发制人，政治上争取主动，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已经到达西沙的魏鸣森在艇上召集紧急战备会议，转入战时状态。
　　1月18日凌晨3时，从情报中得知南越军舰准备拂晓前强行登陆晋卿岛。南越军舰总吨位在6000吨左右，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约50门。我们虽然也是四艘军舰，但总吨位才1600吨，火炮数量少，口径也小，又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但小也有小的好处，机动灵活。魏鸣森运用近战原则，贴上去，钻到敌舰火炮的死角，敌舰就只能乖乖挨打了。最终我们的小艇取得胜利，将五星红旗插到岛的最高处。
　　1月19日一大早，四艘南越军舰分左右两群又来了。5时40分，周恩来再次给总参作战部打电话，看来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打起来的可能，原计划调动的兵力不一定来得及了。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六人组成领导小组，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代表：）到总参作战部指挥西沙海战。
　　周恩来的电话刚放下，邓小平、叶剑英等就到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副总长向仲华、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也来了。此时，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刚刚复出，1974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他停职7年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邓小平第一句话就说，先把情况汇报一下。然后说，要首先明确一下指挥关系，陆海空参战部队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接着，邓小平口述作战命令，作战参谋复诵一遍，他改动了几个字和个别标点，问其他领导，有没有不同意见。然后，邓小平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发。”就这样，一份份电报发往广州军区。
　接到捷报，邓小平捻灭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
　　魏鸣森指挥两只小艇在南越军舰距离50米时，突然退车左转，右舵进车，与南越军舰成一字形同步漂泊。因东北季风的影响，南越军舰不时调整舰位和队形，我编队也随着变换，始终躲在敌舰的炮火盲区中。
　　1月19日8时5分，南越16号军舰违规插进我389号艇的航线，将389艇的舰舷栏杆挂断。魏鸣森命令389艇冷静，尽量回避。9时04分，一艘南越军舰后甲板上的小口径机枪打了两枪。南越军舰首先射击，是把进攻的主动权交给了我们，只是苦于兵力弱小，又被岛屿分散，魏鸣森不得不另选战机。
　　10时21分，南越四艘军舰成战斗队形开来，并猛烈开炮，企图强行登陆广金岛和琛航岛。魏鸣森立即命令全速接敌，冒着强大的炮火，我两组编队相靠，从2000多米一直冲到敌舰几十米处，首先把敌舰冲散。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南越三艘军舰一艘重伤，两艘重创，先后逃离战区，只剩一艘军舰活蹦乱跳了。我们的271艇和396艇也负了轻伤，弹药已经不多，要击沉南越10号舰，只有靠271和274艇上的100发深水火箭弹了。11时32分，我281编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抄近道闯过有名的风浪险区七洲洋增援来了。第一个冲击就把南越军舰打着了火，第二个冲击敌舰机舱起火。到第三个冲击，281艇的一排重炮弹打出去，也就十几分钟，位于羚羊礁以南1.5海里处的南越10号舰起火，弹药库爆炸，右倾下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战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海上作战，取得赫赫战果。14时，总参作战部收到前线战报，叶剑英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邓小平轻轻捻灭手中的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离开作战值班室前，邓小平给广州军区发电报，定下指挥西沙海战的最后一个决心：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扩大战果，收复被南越侵略军非法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岛。
　　1月20日13时，3座海岛全部被收复，俘虏48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联络官。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将俘虏全部遣返。西沙海战牺牲的18位烈士，战后被安葬在琛航岛的最高处，航标灯建在烈士纪念碑顶上。

美惠子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核心提示：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本文摘自：《南风窗》，作者：赵义，原题：《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傅高义研究中国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73年，傅高义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1987年，在广东方面邀请下，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1989年，他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两本书目前都有了中译本。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封面报道《变革与重构》，详述了邓小平的遗产、“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大变化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南风窗》：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南风窗》：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南风窗》：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南风窗》：对于一个：）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南风窗》：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南风窗》：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它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南风窗》：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

美惠子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来源：周其仁网站

美惠子

吴晓波：邓小平的三个历史角色


　　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了“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坚持者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体会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
　　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经营（joint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上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原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便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迂回者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审时度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兴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放任态度。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产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着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小平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稳定者
　　邓小平逝世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有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经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他没有看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惨烈，没有看到人民币面临升值的惊险，没有看到垄断性行业次第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也没有看到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和中国的冲击。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即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
　　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论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的这段语境之中。
　　（本文原载《经观商业评论》，本报有删节）

美惠子

吴新文：理解邓小平

　　1993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其文选第三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页1362）当时他正在对十多年来的"立言"进行审阅修订，以便做出最后的"政治交代"。这句话就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总体澄清，可谓意味深长，值得认真体会。
　　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是一位90高龄的老人了。难道他是在担心，日后有人会把他的思想往小处而不是大处理解，看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只顾枝节而失其大端？或者有人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误解甚至曲解他的思想？在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一、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当时国内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对于新中国过去的20多年，特别是对于文革10年，国民的看法不尽一致，赞扬者有之，痛诋者亦有之。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那儿，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建国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在改革之初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亦步亦趋，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邓小平就必须避免上述两种极端，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在此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且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卷二，页148-149）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定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革初期那股"非毛化"的逆流。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关乎毛泽东本人，而且更关系到中国：）、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泽东就会否定中国：）的历史，就会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正当性，损害中国的大局。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选卷二，页300）邓小平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而加以崇敬和爱戴的，而把自己定位为"守成者"或"中兴者"，坚决反对有人把自己凌驾于"开国者"、"老祖宗"毛泽东之上的僭越做法。在评价自己一生的功过时，邓小平认为自己是六四开或五五开，而认为毛泽东是七三开，并一再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不要分量过重，不要过于溢美。邓小平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邓小平并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毛泽东生前就委婉拒绝了要他主持对文革进行总体肯定性评价的请求，后来又坚决抵制了试图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但他也明确指出，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份。那种将错误都推诿于毛泽东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严肃批评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评"过分"、"出格"、"讲得太重"的倾向，强调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评价，其目的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极端个人崇拜、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反对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和诋毁，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改革事业建构逻辑起点。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进改革了。
　　改革启动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改变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简政放权，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对外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其重点是积极与港台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引进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在发展经济时的很多做法和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文选卷三，页131）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是不允许含糊其辞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骤上，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验和调整，而不主张一刀切或毕其功于一役。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因此，邓小平并没有陷入那种"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式的"改革强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同时，他也允许那种怀疑改革的态度存在，允许观望和等待，坚持不搞强迫和运动，也不搞争论。用他的话来说："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选卷三，页374）他希望拿事实来说话，相信改革的实际进展会说服那些怀疑和反对改革的人。
　　表面上看来，邓小平的改革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改革思维与革命思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补式的、渐进的、继承传统的，后者是大开大合式的、激进的、否定传统的；前者以建设为中心，后者以斗争为要务；前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升，后者则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社会，实现领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对立或断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释邓小平时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这种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论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在邓小平那儿并不存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认这种必然性为前提条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的。革命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为改革应对新的问题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选卷三，页113）
　　对于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心中充满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赞扬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认为和苏联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泽东整人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而且文革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提升。（参见文选卷二，页149、172）
　　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正当性，并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为代价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是中国：），而这些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离开了革命，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定了建国前30年，中国：）作为改革的主体地位就无法确立。
　　不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一步发挥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文选卷三，页370）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选卷二，页311）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同时减轻和舒缓革命带来的阵痛。
　　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完全脱离传统，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无疑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小康"、"共同富裕"、"翻两番"、"讲信义"、"公道"、"长治久安"、"韬光养晦"这些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语汇，在中国传统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泽东的革命也不是要斩绝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对那种脱离中国传统和实际，言必称"苏俄"或"希腊"的俄化或西化倾向是非常厌恶的，早在30年代他就宣称中国：）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优秀传统，倡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丢掉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特别是强调了传统中法家的要素。总体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对传统都是采取了"古为今用"的态度，认为并没有一种现成的传统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从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建构传统，为革命和改革奠定历史和文化的正当性基础。
　　强调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否认二者在主题、对象、表现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人心惶惶，开创新局已成时代要求；而在国际上，美苏争霸俱显疲态，第三世界力量开始壮大，世界性战争在短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新的主题，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邓小平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及时调整工作的主题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事求是"、"常变常新"、"折中损益"的智慧。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级人物。
　　二、开放与自主
　　与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密切相关的是对外开放，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并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把开放看做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敞开大门，引进他们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也包括向苏联、东欧家和第三世界开放，与它们积极交往，发展经贸合作关系，还包括向港澳台地区开放。
　　邓小平认为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还设想过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文选卷二，页230）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后来他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重大决策和构想，为开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对外开放说成是由自己发动的。
　　中国的开放是自主的开放，或者说是以自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开放。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成了独立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具备了引进、消化并吸收人家东西的能力。而开放的最终目标，不是要照抄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要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对这一点是有充分自信的。开放的主体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让海外的东西进来，利用一点资本主义，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动摇不了国本，总体上只会对中国有利。
　　邓小平在坚持全面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一直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他在中国：）12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文选卷三，页3）这一思想，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条主线。
　　开放之初，国门大开，部分国民接触港台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一时心醉神迷，崇洋媚外之风大盛，有人甚至做出了一些有伤国格和人格的事情。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以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要认识到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邓小平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秦汉以来，中央王国的地位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典章制度、人文教化有很强的优越感。中华文明长期以来一直是同化其他文明而不是被其他文明所同化的。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从来都是独立自主、自作主张，不看别国的眼色行事的。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屈辱的岁月，但 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又重新站起来了，中国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进退失据。"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文选卷三，页73）国家的尊严，即国权和国格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一些台湾人在面对大陆时也表现出了洋洋自得的情绪。但邓小平在台湾的经济成就面前并没有丧失自信。他给台湾一部分人及时泼了一盆凉水："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文选卷三，358）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坚持了中国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没有屈从于英国政府和部分港人以"维护改革开放大局和香港稳定"为名而对中国的无理要挟。
　　既然是全面对外开放，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就会大量涌入，外国人就会占领中国市场、消耗很多资源，赚取大量利润，剥削中国劳工。邓小平对此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认为外国人进来就是要有利可图，但开放的结果是"双赢"，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吃亏，因为我们也得到了税收，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学到了外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就是要吸收消化人家的东西，为自己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一味照抄照搬，因袭模仿，确实有食洋不化、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危险，这是与开放的初衷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曾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后来发现有钱人也较"悭吝"，对转让高新技术也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邓小平在晚年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和高新技术，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外的各种"苍蝇"也会飞进国门，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其他消极落后现象。邓小平既承认这种现象是难免的，但也要求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抓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是不能容忍那种虽然经济上去了、但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的。
　　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就不能按照人家制定的价值观行事，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起舞。邓小平是绝不会把西方人炮制的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的。他曾尖锐地指出："他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文选卷三，页345） 外国人提出的东西可以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而不能奉其为圭臬，不能用洋人提出的抽象观念或标准来裁判中国的实际。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在开放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国家集团。"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文选卷三，页156）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卷三，页162），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进行判断，而不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不能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中国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要自己给自己加上沉重的负担，以免最终被拖垮，丧失自身的自主性。邓小平认为，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上，中国起码算是一极，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他是绝不会说"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自我降格、自外于世界的话的。他倒是经常强调，由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应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很早就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了。
　　在邓小平的战略筹划中，开放是策略、是手段，而自主是前提、是目的。只有坚持自主性的开放，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避免全盘西化。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在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讲利益又要讲道义，颇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的味道。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的国际空间，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目前国内外的流行看法中，邓小平似乎是一个不问"姓资姓社"，而只是一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仔细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思想，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对邓小平的极大误解或曲解。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选卷三，页111）因为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文选卷三，页297）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选卷三，页372）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年谱下，页1340）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做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文选卷二，页250），"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年谱下，页1317）"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选卷三，页142）"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选卷三，页266）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文选卷三，页229）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肯定论述，邓小平才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邓多次讽刺美国有三个"政府"，相互掣肘）；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本统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混乱、动荡、严重的贪婪、腐败和精神堕落。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灾难。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搞资本主义的误解或"期待"，邓小平一直在做出澄清。"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文选卷三，241）因此，邓小平赞同在修改宪法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主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那儿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学习，后来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体认。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地方矛盾都会随之激化，就可能发生混乱或动荡，使国家四分五裂，产生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蛊惑，要对他们弱化、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年谱下，1363）
　　但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于重复几句死板的口号，而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为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僵化理解，邓小平像毛泽东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那样，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文选卷三，页20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卷三，页373）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破除了市场经济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开辟了更为广阔空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只要政权在中国：）手里，只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只要宏观层面控制好，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放开一点、搞活一点，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时的做法，翻不了天，动摇不了国本。"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文选卷三，页139）
　　邓小平相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不是脱嵌的，而是受政治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年谱下，页1363）很多发展经济的做法或安排，只是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或原则，它们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服务的。
　　邓小平的另一个创造是，在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邓小平相信，保留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大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不是完全对立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年谱》下，页1364）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四个坚持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年谱下，1363）。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邓小平1978年以后的事业和思想，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以改革深化革命，以开放推动自主，以社会主义驾驭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并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熏陶的政治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湍流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强调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高超的平衡意识，使中国避免了大的震荡，特别是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变色和瓦解。
　　毛泽东曾经肯定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后来又赞扬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赞扬是正确的。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他不是那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庸俗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总体上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他身上，原则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底线的坚守，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他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避免了很多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理论，不囿于任何程式，打破了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教条，对中国革命时代的教条也有突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毋庸讳言，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不是以单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面前，单个政治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也许是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中一些问题他可能要归咎于自己的失误。但后来者绝不能以此苛求于前人，而应积极承担起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
　　本文来源：《文化纵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