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探源：1975年邓小平整顿败因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整顿工作，部分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使经济形势一度有所好转，然而不幸的是，1975年底，中央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这场改革夭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对今天的改革又有哪些启示？
　
2014.8.12 Vol.31
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时的幕后斗争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详细]
文革中王洪文难堪重任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详细]
邓小平“重出江湖”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给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详细]
邓小平都整顿了哪些行业？
从铁路开始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局面很混乱，各条战线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整顿经济工作要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件很好确定的问题。如果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的行业开始整顿可能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当时却选择了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开始整顿。当时最难整顿的就是铁路和钢铁企业。这都是人员较集中的场所，是当时国民经济的重点，所以也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多出在这两个行业。整顿就是从铁路开始的，选择最难的问题先来解决，这是小平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请万里同志出任铁道部部长，就是想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全面整顿国民经济。 [详细]
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1975年1月25日，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邓小平讲：本来，我们这个军队是有好传统的。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详细]
从电影《海霞》入手整顿文化领域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详细]
整顿背后，明争暗斗
四人帮借“反对经验主义”反对邓小平
“四人帮”认识到，要同邓小平斗争，就必须提出一个政治口号。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能够直接指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攻击他们，又能够给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以重新起来反对老干部，重新起来搞乱大局的借口。这个口号该是什么呢？对此，从1975年1月到2月，“四人帮”就在钓鱼台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重点是反对经验主义。提出这个口号，既不很明显，又能直指邓小平，同时也可以使各地造反派在“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详细]
关键因素：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详细]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详细]
从1975到1976，巨变何来？
文革结束，改革方能上阵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详细]
改革成为“国策”方能持久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美惠子

张旭东：“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正文我来说两句(10人参与)
扫描到手机
2014年01月02日18: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手机客户端
保存到博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5年来，中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和贯彻改革开放国策，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一词出现136次，“开放”一词出现28次，“改革开放”一词出现8次。那么，“改革开放”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在汉语中早就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它也不是新词，在汉语中早就有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开放”。
　　“文革”结束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党和政府首先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7—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1978年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魅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一项决策：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转折。
　　实践上的创新推动着理论称谓上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应该是对内改革。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窥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提出过，但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实践的推进推动着理论称谓的创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开放”开始出现2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84次，“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的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称谓的双重创新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这是据目前所能查证的档案材料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改革开放”一词就不断地被使用。198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珠江三角洲各县引进外资、设备办工厂，上马快，受益快，中外双方皆满意。关键是：改革开放不走老路》，这是《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的把“改革”“开放”放在一起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改革”和“开放”中间还尚存一定的“距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报道，这才是《人民日报》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美惠子

原声：邓小平谈“解放思想”
作为对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自8月8日始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据媒体透露，一些过去影视作品很少涉及的“敏感人物”，如华国锋和胡耀邦等，将得到较为全面的艺术呈现。重要政治人物从“不可见”到“可见”，预示着主流政治叙事具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性。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30多年前那场由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2014.08.12 / Vol.009

108503413
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顶着最大的压力，顽强而又机智地推动讨论。除了与罗瑞卿一起商讨研究吴晗的文章外，他根据讨论形势的发展，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胡耀邦指导撰写的文章主要有3篇：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文章。二、《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打开讨论局面的一篇文章。三、《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 受实践检验》。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将实践标准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引导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从而推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针对的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中暴露出来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或政治分歧。
进入1978年7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局面已经打开。据报道，北京和各省市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7月份有6个，8月份有9个，9月份有13个，10月份猛增到26个。这说明，讨论已经广泛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路诸侯”即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详细]
华国锋并未横加压制 不赞成戴政治帽子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当时绝 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主题好；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 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 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 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 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详细]
一锤定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原文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详细]

美惠子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正文我来说两句(430人参与)
扫描到手机
2013年11月11日09:50来源：搜狐历史
手机客户端
保存到博客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那次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讲话全文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美惠子

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嘴和腿
2014-08-18 07:08 阅读(549)评论(4)
8月22日，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各种媒体对于他在历史转折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他在改革开放过程里的中流砥柱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对于当代中国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学界、官方和底层的认识有着极大的不同。学界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就是少说大话多干实事，就是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就是中国有了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底层的民众对于邓小平的评论却简单实在，第一是解决了中国人嘴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中国人腿的问题。

农村的老人说，邓小平最大的功劳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土地承包给了农民，让农民的缸里装满了粮食，让农民的肚子吃饱了，让人民的嘴尝到了细粮的味道和肉的味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农民吃不饱肚子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现状。那些落后的农村，一年只有除夕的上午吃一次肉，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是萝卜和豆腐而不是大肉饺子。大碗喝酒大嘴吃肉，是中国人对于幸福最大的期望，邓小平之前，这个期望没有达到，中国人的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从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嘴开始尝到肉的味道，最起码除了过年，平常小的节气，也会割一块肉改善改善生活。我们小的时候，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孩子们都争着跟着大人去喝酒，就是为了吃到桌子上的那块红色的猪肉。一张桌子上八个人，只有八块红肉，结果是一张桌子做了八个大人，又加上了八个小孩，那八块红肉大人吃了个角，剩下的大部分塞进了孩子的嘴里。过年煮肉的时候，一家的孩子们都围着锅台，等待着大人给一块猪骨头来啃。就是在稻场里放电影，孩子们也不受吸引，继续围着锅台等待。现在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每年只吃一次肉的日子，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这个功劳属于邓小平，是他解放了中国人的嘴，让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严格意义上讲，嘴的第一功能就是吃，就是吃让味觉和感觉满意的食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满足了国人嘴的第一功能，这个功绩是历代皇帝都没有达到的功绩。虽然也有老少边穷地区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但是和全国13亿多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大大的减少了。
生活在城市的老人说，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嘴，不仅仅表现在吃上了肉，也表现在中国人嘴有了说话的自由。现在报纸说的话，仅仅是报纸说的话，离开了报纸，人们不愿意说报纸上的话。现在开会说的话，仅仅是开会时说的特有语言，离开了会场，人们说的话跟开会时截然不同。假若一个人平时说的都是开会的话和报纸上的话，人们会说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了。在上世纪1976年之前，谁假若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就有人举报，说话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有的甚至丢掉了生命。特别是对于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谁也不敢有一句不恭的话，因为害怕各种各样的惩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人们在会议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但是离开会场，人就恢复了人，就开始说实话。就是有人忽然说错了一句话，甚至是有心说错了一句话，也没有人以举报为荣，也没有一个领导因为别人举报而大发雷霆，或是举行一次批判会。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街头上也有人议论邓小平，甚至有很多很不恭维的语言，也没有人因此而获罪。就是一些官员在酒桌上，在私下的场合里，都有很多放肆之言，也没有官员因此而丢掉官职。特别我们这样的底层百姓，说的话可能更没有顾忌，也没有因此受到惩处。
嘴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有意识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或者是无意识的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这个说话的过程，就是宪法里说的言论自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一般还是敢于说出自己内心之语的，甚至是通过很激进的语言方式来表达的，无论哪个朝代也没有当代中国人的言论如此的自由。当然，这些语言是民间性的，还没有达到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可以在平面媒体上发表的程度，还没有达到网络上的评论不被删除的程度，但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相比，中国人的言论还是相当的自由了。
邓小平的第二个功绩，是解决了中国人腿的问题。老子的哲学是不被中国官方践行的哲学，但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国民生死不相往来，却被历代的统治者所追崇。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特别是农村的中国人，一般是很少离开自己村子的。只要你没有当兵和上大学，一个人最大生存半径就是到县城去一趟而已。农村的老太太，有的一生还没有到过县城。那个时候，人们假若出门，还要生产队开证明，到大队盖章，没有这个程序，除了自己的生产队，就没有给你住宿的地方。户口的极端限制，让一个人牢牢地站在你的脚下那块不大的地方，而终其一生。1980年代，一个摄影记者到了河南辉县，遇到一个放羊的老人，记者跟他说话的时候，放羊的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老总，辉县的老日走了没有？”这个放羊人，从来没有离开村子，还以为抗日战争没有结束。老人的语言让摄影记者吃惊，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这个片段的时候，也让其他人十分吃惊。那个年代，生产队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单位，谁也离不开生产队，谁也离不开自己的村子。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就开始离开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不需要证明，不需要介绍，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证明的你的国民身份，你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的行走。那些读书人，开始办理护照，到外国读书；那些有本领的人，开始办理护照，到外国打工，中国人的两条腿开始丈量世界。现在，你只要出了国，在任何一个国度，你都可以看到中国人，你都可以看到中国餐馆。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之前，中国从小国利比亚撤出的劳工就有四万多人。这些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村子到世界各地挣钱的。2012年到迪拜，在帆船酒店吃西餐，偌大的西餐厅里，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
虽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腿，也让一些有钱人轻而易举的卷起国人的钱到外国定居，也让一些读书人一去不回，更让一些贪官找到了自己的国外乐园，这肯定是中国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让中国每一个人的腿得到解放，让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意行走，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简直就是一个梦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首倡者，最基本的满足了国人的要求。我们说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就是在最大限度的可能内，满足人民的要求。因而对于历史来说，邓小平的功绩应该是被历史和民间记忆的。虽然这些记忆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记忆这个给人民过上随意生活的老人。而随意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重要啊！

涅磐?毁灭？

对于每一段历史的记录，都是用来为最后的胜利者唱赞歌的。每一个胜利者以及其拥趸，都会被历史披上属于他和不属于他的所有的荣耀，美化成一个个完人，而失败者，则会被历史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或人云亦云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彻底抹黑和丑化。有道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贼；成者王侯败者寇。政治就像是一个大的黑洞，就连许多当事人都未必能看清楚，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又怎能看得清？

美惠子

邓小平女儿小平故里忆父亲：他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正文我来说两句(1963人参与)
报名试驾BMW赢莱卡相机
扫描到手机
2014-08-18 18:53:00来源：中国新闻网
手机看新闻
保存到博客
　　中新社广安8月18日电  题：邓小平女儿在小平故里忆父亲：他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中新社记者 殷樱

　　“父亲在政治上是个伟人，但他同时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普通人。”邓小平女儿、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副主任邓楠18日在小平故里四川广安表示，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诞辰前夕，邓小平亲属来到小平故里缅怀，并参加了四川省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邓小平女儿邓楠在会上表示，昨晚，她和家人一起参观了新落成的邓小平缅怀馆，彻夜难眠。“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纪念他？这是我这些天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邓楠看来，父亲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的：）员，是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改革者。

　　邓楠认为，父亲的坚强意志是在斗争和考验中磨练出来的，最有名的是“三落三起”，每一次“落”都要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他愈挫愈奋，愈压愈强。一次次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加辉煌。

　　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讲到深情处，邓楠潸然泪下。父亲总是说，他能够在被打倒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是乐观主义者，相信天塌下来不要紧，总有人顶住。“在我们子女看来，父亲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特殊材料铸成的：）人。”

　　然而，在子女眼里，父亲邓小平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普通人。邓楠表示，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他曾经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他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从来不把工作上的事情跟家里人讲。公事是公事，家庭是家庭。

　　在邓小平心里，家庭就是给他快乐、使他能充分休息以便更好工作的地方，他非常喜欢这个家，特别爱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情。在子女眼中，父亲是最朴实、最普通的父亲。邓榕回忆道，“父亲对我们说，如果世界上评选最优秀爷爷奖、最佳爷爷奖，那我应该当选。他是发自内心地以当个好爷爷为荣。”

　　关于父亲的兴趣爱好，邓楠说，父亲喜欢打台球，喜欢打桥牌，游泳，喜欢寄情山水名胜，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父亲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对描写战争残酷的电影一概不看，“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打仗死人太多，所以他特别珍惜和平年代，特别热爱生活。”

　　邓楠认为，父亲爱生活、爱家庭、爱亲人，源自他心中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他把自己、把亲人，看做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一员，推己及人。“父亲是特别喜欢跟群众在一起的。”

美惠子

邓小平“文革”期间部分文稿首次披露 截至1974年
正文我来说两句(27人参与)
报名试驾BMW赢莱卡相机
扫描到手机
2014-08-19 03:05:56来源：新京报
手机看新闻
保存到博客
　　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c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美惠子

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8日17:03 青年时讯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些伟大的功绩与他健康的体魄是直接相关的。他活到90多岁高龄，而且一生健康，直到晚年仍然活动自如、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为什么能如此高寿并能始终保持健康呢？这是因为他有一套平民化的健体强身之法。我们特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冯光宏编著的《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中选取了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并纪念这位伟人。同时，我们也相信小平同志的健康之道可以为广大读者所借鉴，从而有助于更多人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

　　精神乐观

　　“乐观者长寿”，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养生格言。据调查，8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96%%是乐观的、富有人生乐趣的。现代科学研究也认为，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对人体是十分有益的。

　　著名传记作者索尔兹伯里曾说：“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典籍也找不出第二件。”是的，邓小平传奇式的一生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件。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与外宾会谈中曾经沉重而又自信地指出：“我是三落三起。”在另一个场合他曾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小个子如此执著，如此顽强，如此不可思议呢？邓小平喜欢这句格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正是由于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邓小平总是保持乐观豁达，保持身心健康。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后，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中共乐安县委书记胡嘉宾和少共县委书记李书斌特地去看望他。邓小平虽然被免去了职务，但他们还将他当首长看待，一见面就问：“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操四川口音说：“啥子首长，同志们好，大家都好。”

　　当他们说：“这里条件很差，请首长……”

　　不等他们说完，邓小平便毫不介意地挥挥手说：“南村区的6月风和日丽，这里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一切很好。”充满豪爽、乐观的精神，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刚刚受过打击，被贬斥的人。

　　当谈到自己受“左”倾领导者打击一事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

　　1969年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他要在这里呆多久，工人们不知道，管制他的人不知道，连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面对骨肉分离，吉凶未卜，面对这似乎是不知所终的“无期徒刑”，他从不发牢骚，从不唉声叹气，而是泰然处之，加紧锻炼，保持身心健康。

　　他喜欢游泳，但当时没有条件了，只好从实际出发。他每天要走1万步，周日也要走七八千步。这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但走路可以全身运动，增加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走路的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不会导致疲劳受伤。

　　“凡事都要乐观些。”这就是邓小平的长寿之道。

　　这就是有着坚定信念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邓小平。

　　开朗

幽默
　　邓小平是一个极开朗的人，又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人。

　　邓小平的幽默又是具有邓小平特色的。

　　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他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邓小平不仅如此，在外国人面前，他仍然是个开朗达观的人，说话幽默风趣。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出席“西欧式”记者招待会时，很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邓小平本人出访时首次公开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众多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的聚焦中，邓小平镇定自若地简要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意义、反霸问题和中国的内外政策，随后，他摊开双手，幽默地说：“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一句话，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时事社记者率先“发难”：“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有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你以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日本政府对于反霸问题一直采取不明朗的态度。在福田首相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只是含蓄地谈到中日联合反霸的话。现在，日本记者既然在这种场合挑破了这个话题，邓小平也就不客气、毫不掩饰地表了态：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一席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得这位日本记者口服心服，连连点头称是。

　　记者们个个都是提问尖刻、不留情面的，接着又提出了“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

钓鱼岛”，是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省附属岛屿，自古属中国领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为了不使该岛归属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障碍，周恩来曾对当时的田中首相表示过：“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长期以来，日本某些势力妄图在这个问题上找茬儿，制造是非，以此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日本政府也觉得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敏感的困难问题时，会场刹那间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看邓小平怎样回答。
　　邓小平显得非常镇定，他神态自若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接着，邓小平顿了顿，“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会场上又恢复了轻松的气氛，众人怎么也想不到邓小平竟把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动干戈的领土归属问题以如此容易、如此巧妙的中国方式给“解决”了。

　　邓小平一生达观开朗，不因困难而郁闷。幽默风趣，不因挫折而悲观。所以他精神快乐，对疾病的抵御力也强，生命也更充满活力。

美惠子

　仁者寿高

　　邓小平一生清正廉洁，作风简朴，真正是人民的公仆。心中无私念，杂念，道德修养高尚，因而健康高寿。邓小平始终保持普通党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要别人或下级给他的任何特殊照顾。

　　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甘肃固原县七营镇，这时邓小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战争年代的部队不同于和平时期，随时都要执行作战任务，为了便于行军和转移，不宜库存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一般都只带三五天的粮食在身边，部队的生活所需，全靠临时筹措。邓小平所在的政治部，也经常发动干部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后山里去背粮食。

　　有一次，政治部的全体干部战士接到去后山里背粮食的命令，正要出发时，邓小平也赶到了。大家心里都明白，邓副主任又要同我们一起去背粮食，便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说：“邓副主任没有一点架子，一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有的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邓小平听了这些议论和劝阻，风趣地对大家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

　　邓小平边说边挤进了队伍之中，同政治部的全体官兵一起出发了。

　　邓小平这种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的行动，深深地感动着政治部的每个干部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比如：邓小平从15岁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离开广安，70多年一直没有回过他的故乡。像他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高层领导干部中还是不多的。如果说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回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有这种条件了，但他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去看看。邓小平70多年一次没有回去看过他的家乡，是他缺乏故土之情吗？是他不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吗？人们都在想，邓小平不会是这种人，他不会忘记养育过他的那块土地，不会不想家乡的人民。然而，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猜这个谜。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为大家把这个谜底揭开了：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邓小平在广安的故居，是按当地农村传统风格建造的灰色木结构瓦房，比较简陋。当有人问到邓小平如何处理他的旧居时，他回答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

　　邓小平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能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搞特权、谋私利。邓小平从来不让子女参与他的政事，也从来不向孩子们透露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或正在议论而尚未出台的重大措施等信息新闻，并不让子女向他打听。他总是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不能乱说乱讲。

　　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更不口是心非，投机取巧，搞两面派行为。因而，他对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处理和解决，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位哲人说过：“人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你的存在对社会的价值。”我们这里说，“仁者寿高”，是有理论根据的。仁者爱人，则心无私欲，胸怀坦荡，人际关系融洽，人生活在称心如意的气氛之中，心情轻松；仁者爱人，则乐于助人，以奉献作为价值的取向，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快乐，心情舒畅。帮助别人获得的快乐，是最令人愉悦的。可以说，“仁”———仁爱之心是许多养生要素的基石。

　　邓小平道德高尚、艰苦朴素、不图享受、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所以他心中坦荡荡，与人相处和谐愉快。所谓仁者寿高，此乃健康一大秘诀也。

　　情绪调节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这样描述：“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

　　邓小平在遇到困难时，并不消沉丧气，无所事事，而是用实际工作，来调节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

　　在蒙冤受屈的时候，他喜欢干的事是，一读书，二劳动。他用读书和劳动陶冶精神，充实生活，坚定信念，摆脱自己恶劣的心境。

　　1969年，邓小平离开北京的时候，把这次谪居生涯视作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经过批准，邓小平带去了他的几乎全部的藏书。在谪居的日子里，邓小平抓住时机，勤于攻读，平日里难得这样充裕的读书时间，这会儿有了。他每天半天劳动，其余时间除了散步以外，大多都在读书，他常常读书至深夜。

　　在江西的几年中，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邓小平来说，能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确是难得的机会。在学习之余，他还常与家人谈历史典故，议论书中精辟之处。从中推演、探寻社会发展和世事兴替的规律。

　　热爱劳动是革命者的本色。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在江西的一个村中劳动，开荒挥锄，每天忍饥挨饿，一干就是一整天。

　　就在接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他去工作的命令的那一天，他还在荒岗上干得大汗淋漓。接到命令，他二话没说，立即打点行李出发，表现了一个：）员雷厉风行的作风。

　　无独有偶，第二次被打倒，他再次被“发配”到江西。对邓小平来说，能够脱离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干一点事，无疑是十分高兴的。尤其是在工厂，干的还是钳工活，就更高兴了。那曾是近50年前在法国时他干得十分熟练的活儿。时隔多年，他干起钳工活来，还是那么认真、熟练。

　　如果说工厂劳动还属于“监督改造”性质，那么，邓小平在自己家中的劳动就完全属于调节生活了。邓小平和家人在庭院里拓出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白菜、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忙得不亦乐乎。在邓小平和家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果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采之不尽。这既增添了生活情趣，又补充了生活所需。在没有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的时候，也确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

　　在三年时间里，邓小平或每天劳作于工厂，或躬耕于田园，他开玩笑说，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

　　邓小平重返北京后，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去看他，邓小平说他在江西南昌新建县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蔬菜。邓小平说自己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童小鹏则说自己在“五七”干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技术。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在严酷的劳动中，他们都以乐观的精神度过了这压抑的日日夜夜。

　　挫折和困难，是人生的磨砺石，但如果没有乐观的精神，人就会在磨砺石上被磨光了棱角，有的则可能经不起磨砺，或沉沦、或颓唐，成为一具行尸走肉。而有了乐观精神，虽不一定能战胜挫折和困难，但却一定能渡过这重重难关，并从挫折和困难中获得许多教益，磨砺成一个坚强而更加成熟的人。

　　摘自《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

美惠子

导读：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政治1.0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的"政治2.0时代"。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的一个转折期，以后来的眼光可称为"邓小平时代"。而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陈云、李先念、习仲勋等，正是那个时代的几位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一：华国锋

通宵为毛主席站岗
      1955年华国锋成为湘潭地委书记。他在湘潭大搞集体化，毛泽东有一次回乡时注意到了他。
　　1959年夏天华国锋接待毛泽东回到故乡湘潭县。当时中国还没有空调设备，据说华国锋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毛泽东的安全，在卧室外面通宵为毛站岗，以便使他能够开着窗户睡觉。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湘潭的毛泽东故居实际上成了全国的圣地，华国锋将周边一带也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还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华国锋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他成为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华国锋从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经 历，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同时有机会结识其他高层干部。他没有外交经验，也从未在正规军工作过。在1975年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总理和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但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是他的政治运动的坚定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与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不同，华国锋所享有的名声，来自他亲自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实干作风。

关键人物二：叶剑英

为邓小平复出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广为人知。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对象。
　　1971年10月3 日，林彪逃亡失败刚过两周，毛泽东和叶帅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委办公会议"，用他们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随者。毛在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发动肃清林彪在解放军领导层可能留下的残余影响的运动。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会议召开几天后，按照叶帅的指示下发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出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运动的内容和程序。
　　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华国锋靠边站后叶帅也退了休，在广东家乡度过他的晚年。

关键人物三：陈云

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后来，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 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关键人物四：李先念

曾担任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李先念率领手下的部队来到冀中平原离他家 乡村庄不远的地方。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了严重困难，李先念利用自己的当地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提拔为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1949年中共获胜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书记。此后几年他又在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担任过不同的高层职务，他在中南局时曾与林彪共事。李先念在武汉时负责处理经济问题，1954年邓小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李先念便奉调回京接替了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李先念成为政治局17名成员之一。
　　他与陈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着积极角色，他曾接待外国代表团，并有几次出国访问。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松总统游览了长城。在外国人的记忆中，李先念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此外，他不会强烈表明自己的意见，避免采取拥护某个领导人反对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立场。

关键人物五：胡耀邦

积极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为改革开路
        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1952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 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其实邓小平有很多理由选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苏区工作过多年，和其他高层领导关系都不错。此外，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学东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献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动国家前进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认为那一代人 中最能干的干部，他从1952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其中有十年（1956—1966）邓小平恰好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
　　胡耀邦在1960年代初带职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去陕西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也干得不错。1967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7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着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

习仲勋

把广东建成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1934 年习仲勋只有21岁时，便已在陕西的一个中共小根据地担任高岗和刘志丹手下的高层干部，他们在这里迎来了由毛泽东率领的长征之后筋疲力尽的部队。毛泽东认为习仲勋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西北局党委书记。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习仲勋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
　　1950年，时任西北局最高负责人的彭德怀奉命率军赴朝鲜参战，习仲勋短暂担任了西北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人。同年稍后，习仲勋奉调回京担任 了中宣部部长，1953年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他担任了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刘志丹的弟媳在 1962年发表了一本有关刘志丹的小说，歌颂刘的事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毛怀疑这篇小说的发表与习仲勋有关，把他贬为洛阳一家工厂的副厂长。直到 1978年习仲勋才得到平反，得以离开洛阳去广东任职。在那里，他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北京官员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傅高义：我最想了解的问题，邓小平永远不会回答……

我最想了解的问题邓小平不会回答
        傅高义：很可惜，我最想了解的问题他不会回答。第一是因为他保护党的秘密，很多事情都不会谈。比如，他对毛泽东怎么评价，恐怕他不会直率的跟我说。以前都只是我自己根据资料，以及通过跟别人谈话，来联想邓小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有机会跟邓小平本人亲自谈话，那我能了解的历史肯定会更不同。但是这些内容恐怕他不会谈：例如他79年是不是已经考虑农业的改革？已经考虑过人民公社不太合适？他在改革之前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这些事情我很想知道，但是很可惜，就算有机会跟邓小平谈话，他也不会告诉我的。
邓小平是大胆的对外开门者
        傅高义：：）跟政治的关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邓小平继续下去，（虽然）走什么路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想继续革命，邓小平觉得：）已经是执政党不是革命党，这是基本的不同看法。还有学外国（方面），毛泽东把对外国的门开了一点点，邓小平非常大胆的开门，让很多学生到外国学习，让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开放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都是）很基本的思想。还有让考生考进大学的高考，毛泽东需要又红又专，谈到什么阶级什么思想，邓小平说中国人要是能考的话，这就够了，不要谈阶级，中国人都会考，按照能力考试。我想他们基本的看法做法都不一样。
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腐败
        傅高义：我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化也是继续，还有在全世界的秩序提高，中国的地位在全世界也提高了。这个情况都是继续下去，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比方说贪污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比80年代严重，这些问题越来越复杂，需要人处理的。还有新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势力提高有新的情况，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力量增加以后，中国会做什么事，是不是邓小平说的话不会走霸权主义那条路，邓小平这么说，但是他的接班人将来会不会继续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有强的军队以后会不会按照邓小平本来的思想而做还是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那是很多外国人担心的。
　　空气污染很大，因为你们都知道北京、上海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认为肯定要处理这个问题。腐败问题也是，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对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另外一个问题，西部大开发也要继续，先富起来的人还得支持后富起来的人生活提高水平，这些事情都得做，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腐败问题、还是空气污染。我估计这两个问题算是最重要的。
中国如此重要 很多美国学者了解与否都要谈中国
         傅高义：一批人，我不能说老百姓，在政治界经济界的领导人还是学术界研究现在世界关系，最近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不仅仅是重要专家，现在中国这么重要，本来不了解中国的人搞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都要谈中国，但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人还是一批专家。但是现在很多美国学者要谈中国，了解不了解（中国）还得谈，因为这么重要。【更多精彩内容 请访问搜狐历史】

美惠子

邓小平真正的伟人！他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开始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退休制度！提出了依法治国！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美惠子

01《永远的小平》

《永远的小平》是以邓小平夫人、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为素材编纂而成。全书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由邓小平的一位亲人主讲，有夫人卓琳追忆她与邓小平从相识、相爱到相伴达半个多世纪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扶相携走过58个春秋的感人故事，有邓小平子女邓朴方两兄弟和邓林三姊妹讲述与父母的深厚情意和对父亲浓烈的热爱，也有邓小平孙子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

本书通过众多人物对邓小平平实而感人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邓小平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领导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真切反映了邓小平的夫妻情、儿女情、亲友情、故乡情、人民情、祖国情，充分展示了一位世纪伟人的凡人情怀和人格魅力。本书也是作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一份献礼。[>>详情]

02《读懂邓小平》

该书为国内知名理论权威邢贲思先生主编的《读懂领袖丛书》之一，该书评传结合，通过对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描述，让人们真正了解邓小平同志。该书实事求是地记叙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风范，不仅表现其实践家的业绩，而且突出其作为理论家的贡献，是一部高水平的叙事与说理相得益彰的好书，该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文笔清新，亲切感人，于庄重中不乏情趣，于严肃中不乏生动。该书不仅评介了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的言和行、智和勇；而且对邓小平的爱好、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也给了一定的笔墨。这样，一个鲜活、平凡的邓小平就站立在读者面前，拉近了读者与伟人之间的距离。读书的过程犹如与伟人交谈一般，亲切地聆听他的教诲，既深刻地感受伟人的心智和力量，又是那样的轻松和自然。

第二，全书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无论是对邓小平为人的介绍，还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阐述，都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例如，邓小平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历史伟人？作者不是凭主观的臆断，而是写了五种人眼中的邓小平，也就是：让世界人民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中国人民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领袖人物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写了邓小平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邓小平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同别人对他的评价的比较，不用任何修饰，就能更加鲜明地把邓小平这位世界历史伟人突现出来。再如关于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作者写了11个“第一次”，这是对邓小平理论极好的提炼和概括，而其中的每一个“第一次”均是建立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正是这个缘故，使得全书包含了极为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第三，这是一部领袖题材的书，又是一部高水平的理论著作。邓小平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密切结合实际，这个特点也切实地体现于这部著作中，例如该书的第三章所分析的四个问题，即“邓小平有没有理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究竟怎样概括”、“邓小平理论丢没丢‘老祖宗’”、“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大问题，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作者能紧密结合实际，不发空论，尽管对这些问题仁智各见，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供人们研究、参考，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第四，突出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一生之所以能作出不凡的业绩，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贡献，除了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外，还在于他具有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书中生动地介绍了邓小平每遇大事，总有独特的、超乎寻常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他考察问题常常直达事物的本质。例如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言之平常，却振聋发聩，一扫以往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左”的认识。又如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计划；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商品流通。它们之间有一层纸，过去谁也没有捅破，也没有人敢于去捅破。邓小平把它捅破了，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下子把人们从几十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该书就是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实，把邓小平那种超越常规的、创造性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生动地呈献于读者，使人们受到巨大启发。

真正读懂邓小平很不容易，也不是仅靠读这本书就能完全做到的；但这部书对于帮助人们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由熟悉到真知，对读懂邓小平，的确很有助益。读懂邓小平、弄通邓小平理论是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是一代历史伟人。读懂邓小平，等于读懂一部中共党史。

03《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回顾1973-1975年，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贯彻“三项指示”，召开了四届人大，确定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先后召开工业、农业等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确定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先后召开工业、农业等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对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1975年底，“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0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书稿讲述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期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如何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把握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问题。书稿主要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推进，表现了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详情]

05《邓小平改变中国（修订版）》

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06《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本书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对一系列重大国史、党史问题包括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农村和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十二大召开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叙述了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详情]

07《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本书选取邓小平具有代表性的20件遗物，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评说，充分运用档案文献资料，还原出邓小平的卓越风采，让读者了解遗物背后鲜为人知而真实感人的故事，全面、真实地展现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风范、鲜明的革命风格、高尚的品德情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详情]

08《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

邓小平晚年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最成熟、最有代表性，也是对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核心部分。《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通过对邓小平晚年思想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理清其晚年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系统梳理其关于国际战略的崭新思维、关于制度建设的主要构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升华、关于共同富裕的深入思考、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理性展望等主要思想，并对其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重要节点和具体内涵进行了重点分析，全景式地展现、回顾、研究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内涵和精髓，有利于邓小平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和邓小平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

09《邓小平法制思想片论》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为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和走向法治社会开辟了新的时代。他在民主法制方面所作的精辟论述，不仅勾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框架、轮廓，也指明了我国法治社会的走向。邓小平法制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民主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时期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必须进一步深刻理解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以邓小平法制思想为指导，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该书以独特视角通过对西方法治思想的阐述，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情况，分析其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的视角，向读者展现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概论和主要内容，使读者系统了解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全面认识邓小平法制思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法制思想片论》对于邓小平法制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10《邓小平研究述评（2003——2014）》

本书内容涵盖邓小平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反映了2003年以来的10年间邓小平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新动态。本书的54篇论文和3篇领导讲话、致辞，紧密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近10年来邓小平理论和思想生平的研究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对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点击返回读书频道首页]

美惠子

永远的小平：卓琳和子女深情回忆“老爷子”

• 正文
• 我来说两句(1人参与)
  

报名试驾BMW赢莱卡相机


扫描到手机


2014-08-18 16:48:51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 手机看新闻
• 保存到博客
• 
  

第1页 :

1

　　书名：永远的小平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编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永远的小平》是以邓小平夫人、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为素材编纂而成。全书每个篇章分别由邓小平的一位亲人主讲，有夫人卓琳讲述与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扶相携走过58个春秋的感人故事，有五位子女讲述与父母的深厚情意和对父亲浓烈的热爱，也有邓小平孙子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全书以“情”贯穿始终，极富感染力。

　　精彩书摘：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

　　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

　　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美惠子

苦难而却温暖的江西生活（邓朴方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
　　1971年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看了信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不说什么，但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为子女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地做事情而且每天做得很认真，有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江西那段时间里，我感受到的都是家庭的温情。这种感受仅限于在江西的时候，因为正常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相处。在平时老爷子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而在江西，大家整天相处在一起，特别是我伤得那么重，他们还要照顾我。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自己跟父母贴得最近的时候。家庭温暖、天伦之乐，虽然日子是苦的，但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发自内心。那段时间最能体会到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感觉，我奉献我的，你奉献你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在困难中却温暖的时期。
　　去江西的时候，我党籍被开除了，自然也没有职业，没有工资。我唯一消磨时间的方式是修理收音机。妈妈想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收音机那时也属于贵重物品，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我就只好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再拆。
　　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长波也听，短波也听。后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些外国电台报道中国有一架飞机在内蒙古失事了，连着几天都报这个，我当时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到了10月1日，报纸登了参加十一晚会的领导名单，林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都不在列，我当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悄悄跟妈妈说，“你跟老爷子说说，可能林彪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说，“老爷子说了，可能。”当然，这在当时都是悄悄话，不久以后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老爷子复出后我和老爷子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我也不跟他交流。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儿自私，我想我已经做得有些起色了，就不应当依靠老爷子去办事情。男子汉做事应当自己来做，不能靠父母，所以我始终就没有请他题过词，也没有请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内容的好坏。他对我的想法应该是知道的，他从心底里也支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直接寻求他的支持。结果现在我们找资料，找不到他对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和讲话。后来从外国元首的回忆录中才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他见卡特总统时讲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他说他是很关心的，这项事业应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