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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18日,历经三落三起,刚刚复出工作还不到一个月的邓小平,在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在此后的4个月中,围绕招生考试工作,邓小平又先后作出了多份批示。正是这一组批示,使中断了10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得到了恢复。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次共有118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57万人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第一批大学生。恢复高考成为邓小平领导全面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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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以科教战线为突破口,领导全面拨乱反正。打倒“四人帮”后,整个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挣脱了出来。中国向何处去?复出伊始的邓小平把突破口瞄准了科学教育领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停滞了10年的教育困局。1977年8月4日至8月8日,召开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是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参加科教座谈会的人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年龄范围从31岁一直到82岁,其中很多人当时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国家科委原副主任吴明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是1978年初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起草者之一。他说:“在我们科研工作里面来讲,大家都记得科学大会,科学大会被大家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如果这是科学的春天的话,那么1977年的8月4号到8月8号这次座谈会啊,可以说是预示着春天将要到来的一次春雷。”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就这样,通过一个短短的科教座谈会,邓小平以最迅捷的方式了解到科教战线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又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和判断力,从善如流、果断拍板,作出了一个影响民族命运的关键决策。
这是一顶纯正美国西部风情的牛仔帽,白底衬着红色的丝质缎带,既普通又看得出考究。作为礼物,我们似乎仍能从中领略赠送者的热情;而作为历史的见证,它曾身处世界舞台的中心。这顶牛仔帽的拥有者是邓小平,它,是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国礼。
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访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图为邓小平和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阳台上。1979年1月28日,农历己未年大年初一,中国人的习惯,这一天是不出远门的,但就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75岁的邓小平登上专机,率团访问美国。这个时间是邓小平专门选定的,取意“一年伊始,万象更新”,他非常清楚,这趟特殊的旅程,将翻过历史厚重的书页,写下新的篇章。卡特总统对邓副总理的到访是非常热情的,接待的规格非常高,而且是破例,他是用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规格,来接待中国的一位国务院的副总理。这恐怕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它的总统对小平副总理到访的重视
邓小平不仅带领中国人民推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而且亲自走上国际舞台,以其卓越的外交风范,向全世界展示了与传统印象截然不同的中国气度。而为了迎接邓小平的来访,美国人也表现出少有的谦逊和热情。在休斯敦市郊蒙巴顿的环形竞技场,现场2000多名观众对邓小平的出现报以热烈掌声。在浓郁地方特色的马技表演开始前,两位骑白马的女牛仔将两顶白色牛仔帽赠给邓小平和卓琳,二人当即很高兴地戴在头上。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邓小平画像广场,是深圳的标志之一。每年大约有百万以上的游人来到这里与这位世纪伟人合影留念。这幅画像始作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目前已是第四个版本。在这幅小平画像的第一版画面上,邓小平身着米色夹克衫,目光睿智,神采奕奕。这是一件普通式样的夹克衫,1992年的早春,穿着这件夹克衫,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始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出行。在深圳考察时,邓小平经常穿着的米色夹克衫,如今放置在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展厅中。1992年,中国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受到严重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冷战的格局彻底结束,世界的发展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一系列新震荡、新问题、新挑战。当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中国还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不能回避,必须作出正确抉择的问题。1992年同时还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要召开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经过三年治理整顿之后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而且中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已经历了14个年头,到了必须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时刻。所以在当时,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一个问题,邓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视察南方的谈话,这个视察南方的谈话是在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重新做了一个道路的选择。
1月22日上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邓小平穿着米色夹克衫,偕全家到深圳仙湖植物园种树和游览。他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植于室内的各种珍奇植物。来到一棵高山榕树前,当地人把高山榕树也称为“发财树”,女儿毛毛(邓榕)风趣地对父亲说:“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深情地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22日下午3点10分,邓小平在迎宾馆接见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的负责人,并同深圳市五套班子的负责人合影。合影后,邓小平对广东省和深圳市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
1月25日上午9点35分,邓小平来到珠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参观。公司总经理游景玉向他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科研、生产和科技队伍等情况。当游景玉汇报到公司走的是一条科技、生产、效益相结合的道路时,邓小平问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 ”游景玉回答说:“我认为站得住脚,因为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过去的实践、现在的实践和未来的实践都会说明这个问题。我相信它是正确的。”邓小平深情地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样,都可以回来;回来我们妥善安排。起码国内相信他们。告诉他们,要做贡献,还是回国好。”邓小平看着机房内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颇有感慨地对科技人员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看着正在研制的两套火电站仿真机高兴地说:“我是看新鲜。要发展高新技术,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们就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机房里坐在计算机旁的都是年轻人。邓小平走着看着,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当他走到一台计算机旁时,停了下来,与一位正在操作的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交谈起来。他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高兴地说:“我要握握年轻人的手,科学的希望在年轻人。”同公司科技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邓小平转过身去,望着一大群年轻人说:“我要和大家拉拉手。”霎时,一双双年轻的手伸过来,邓小平一一同大家握手。
1994年邓小平90岁生日时,海峡对岸的台湾送来了一个很特殊的礼物,这是一本书,书名为《成败之鉴》,这是陈立夫的回忆录,扉页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落款是“陈立夫”,时间是“1994年8月”。陈立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民国时期“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老二,陈果夫的亲弟弟,国民党中统的头子,早年积极推行“反共”政策。《成败之鉴》是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1994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该书在台湾非常受欢迎,第一版当月就脱销了,马上又印发了第二版。书的内容是陈立夫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也是对国民党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治成败的反思。陈立夫在邓小平90大寿之际把自己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他,既是对邓小平致以问候,又表达了他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和共鸣。此时送书的陈立夫已经96岁高龄,比邓小平还年长6岁。海峡两岸对峙多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高层之间怎么会有来往呢?这是因为进入新时期以来,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央对台方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解决台湾问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台湾高层持两岸统一立场的人并不多,但陈立夫就是其中之一。早在蒋介石统治台湾时期,陈立夫就积极寻求与大陆沟通。晚年的陈立夫更是致力于两岸统一,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进行国共第三次合作。主张两岸统一的陈立夫自然成为邓小平对台工作的一个重要渠道,尽管两人从未谋面。邓小平第一次给陈立夫带话是1980年9月9日。这天他会见了一个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学者。他是国民党元老、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儿子。邓小平说:“陈立夫有民族感。在有生之年做点事嘛。我同他不认识,你见了他说我问候他,尽管没见过面,哲学、思想、见解都不同。”说到两岸统一问题,邓小平动情地说:“在统一方面可以做点事嘛。能在我们这一代交账,历史上写我们一笔比较好,否则历史会责备我们的,至少要骂我们的。国际上的账都可以放下,国内的账为什么不能呢?我们岁数大了,可能急一些。统一越早越好。八十年代我们每一天都把统一摆在议事日程上。”给陈立夫带话不是目的,目的是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能产生影响。在这方面,陈立夫也是一个合适人选。从大革命时期起,陈立夫同蒋家就有深厚的关系。蒋经国执政后,他也很受倚重,能对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1981年10月,邓小平会见从美国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大会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默庵。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邓小平并不陌生,两人是老同学。20世纪20年代,他们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那时邓小平22岁,蒋经国才十五六岁。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被分在邓小平为组长的团小组里,两人有比较密切的来往。1926年底,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不到一年就回国了,而蒋经国则一直在苏联待了12年,直到1937年才回国。苏联一别,两人从此没再见过面。半个世纪后,他们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领导者。在主政风格上,两人都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务实。蒋经国在台湾改善民生,发展民主,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替代了“反攻大陆”的口号。邓小平在大陆倡导改革开放,结束了长达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政策,不再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在两人的领导下,海峡两岸由军事对抗向和平解决的方向迈进。从80年代初期起,邓小平亲力亲为,抓住一切机会做台湾当局领导人尤其是蒋经国的工作,明确表示:希望老同学之间合作一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做点贡献。中央对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乐美真回忆说:“新时期的方针既然提出来了,我们很明确,就是当时以蒋经国为对手,举行国共第三次和谈,来解决祖国统一大业问题。”当时台湾与大陆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邓小平想到了各种方法。邓小平首先通过外国政要向蒋经国带话。1980年5月14日,他在会见日本国策研究会的常任理事矢次一夫时,首次向蒋经国带话:“我们现在还是以蒋经国先生为对手。请你对蒋经国先生讲,我们都是过七十岁的人了。他刚过七十,比我小几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会给我们讲些好话,为后代做点好事。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私下同他们谈,把他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1983年,邓小平和邓颖超(左)、廖承志(右)共商祖国统一大计。1982年7月,在邓小平的决策下,大陆发表了致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接隔海传话,这是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大动作。前些时候,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中央对台工作小组组长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的这篇文章。乐美真回忆说:“邓大姐请示了小平同志,决定由过去和蒋经国有历史渊源的廖承志同志给蒋经国写一封信,主要是要晓以大义,陈以利害,但是呢,要动以感情。”廖承志当时任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副组长,他父亲廖仲恺与蒋介石是国民党时期的同事,他本人与蒋经国是儿时的好友,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由他来写这封信,于公于私都很合适。 当时两岸处于隔绝状态,没有通信往来,这封信怎么发出去呢,怎样让蒋经国和台湾社会各界看到呢?时任中央对台办专职副主任的汪锋回忆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小平同志的意思。而且信的主旨也是他和廖承志同志商定的,并由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发表。
1983年9月,邓小平会见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教授顾毓琇。
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左四),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左五),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右二)等领导,邓小平同志亲属代表邓榕(左三)、邓卓棣(左二)等,以及市委书记侯晓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增斌等在邓小平缅怀馆参观,深切缅怀伟人的崇高风范和爱民情怀。
大公网北京8月19日电 (记者 方乐迪) 8月22日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纪念日之前,邓小平唯一的孙子、在广西百色市平果县担任副县长的邓卓棣,8月18日现身爷爷故乡四川广安,参加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仪式。
8月18日,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广安举行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仪式,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省长魏宏以及成都军区政委朱福熙等出席,邓家亦安排代表参加活动。广安市政府网站所配发的图片显示,邓小平的孙子邓卓棣同时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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