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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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观点真是不少，尽管缺少想象力，但却无比犀利，刀刀见血。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惊讶之后不免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老资格的编辑说，“现在才知道，这些旗帜鲜明地批判‘自由化分子’的人，也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此后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的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将要召开的新一届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甚至就是江泽民政治报告的“底本”；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全国的听众，尤其是对所有高级干部说的，这是政治运作链条中的必要环节，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讲台。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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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 （资料图）


　　江的讲话全文2万多字，公开报道的部分为其中4000多字，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所有报刊都统一行动，刊登了新华社通稿。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争论未予置评。可是，在现场直接聆听江泽民讲话的人，都发现他心有所指。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听明白，他的很多话明显是针对“左”的人士的。他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定是针对“左”的人士的否定邓小平的倾向。他说：“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左”的人士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他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也是针对“左派”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他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左”的人士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听者把他的这些话汇聚在一起，顿时明白：这是两年多来：）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此后几个月中，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以此统一思想。可是在中国，一样东西的价值并不在于媒体的追捧，民间的毁誉往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当时百姓中间，有人把“五二九”当作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又有人说这是过誉之词。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两种说法都有足够的证据，1997年5月29日这一天的中国，的确洋溢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中南海的主旨在于搬开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却没有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而是给保守派留下一个台阶，让他们卷铺盖走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只要有个台阶，也就有了死灰复燃的机会，有如中国人一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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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忆邓小平心愿：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2014年08月26日 08:09
来源：中新网 作者：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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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

广东原省委书记谢非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小平一生来广东16次。解放前3次，改革开放前10次，改革开放后3[详细]

核心提示：邓林深情地说，“父亲曾表示，将来国家发展了，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图为：邓小平在黄山留影，图片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唐云云，原题：《邓林：75岁邓小平登黄山后称“我完全合格”》

8月25日下午，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影片《邓小平在黄山》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长女邓林和影片主创等出席了发布会。邓林说，父亲登黄山是为了考察调研、启发思路；父亲曾表示，“将来国家发展了，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邓林追忆父亲登黄山

邓林追忆了父亲邓小平与黄山的不解之缘。“1979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也是父亲第三次复出之后。75岁高龄的他坚持步行登山，下山之后对万里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在他眼里，75岁的自己有能力带领中国：）和全国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攀登高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林表示，父亲登黄山不仅仅为了陶冶性情，而且是为了考察调研、启发思路。他对当地的领导人说，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应该重视发展当地的旅游事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黄山旅游这块牌子打出去，树立起旅游业大思路。父亲还提出，经济发展要树立起品牌、竞争、管理意识。

邓林深情地说，“父亲曾表示，将来国家发展了，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他每到一处，都从百姓立场出发，细心关心询问百姓的吃穿问题。百姓的生活不好，他就心情沉重，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才高兴。”

卢奇挑战自我出演老年邓小平

卢奇此次在《邓小平在黄山》中挑战自我，出演75岁高龄的邓小平。作为特型演员，卢奇外形较像邓小平，但他自己并不满足于“形似”。在他心里，神似才是最高的标准，力争做到“形神兼备”。

卢奇表示，这次出演老年版的邓小平是自己最苦的一次，也是最拼的一次。“在拍摄一场过桥戏的时候，因为溪边石头湿滑，一不小心摔倒在水中，磕破了腿。被工作人员扶起后，没有立刻去医院检查，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就接着拍戏。一直到当天的戏份完成，才去医院处理伤口。”

为了展现老年的邓小平，卢奇每天都是第一个去片场，找化妆师黏上皱纹，染好白发。夏季黄山，天晴的时候，气候闷热。脸上的胶水一粘就是一整天，晚上卸妆的时候，脸上都干得生疼。

魏积安演万里翻看大量资料

在影片《邓小平在黄山》中，身材高大，同为山东人的魏积安，是制片方眼里万里形象的不二人选。但对于接演这个角色，魏积安也曾有过犹豫，担心观众是否会接受。但是拿到剧本后，魏积安还是选择接受观众的检验。

为了更好的塑造角色，魏积安翻看了大量的资料。从当年万里的穿着、步态甚至戴斗笠还是拿油布伞，都力求还原。谈到此次拍摄的心得，魏积安表示：“这完全是陈国星导演的大胆启用。因为我没有演过万里，而万里呢，大家又很熟悉，也很崇敬。但是如何在艺术作品中去体现，我和导演都是一路交流，一路摸索，希望能尽量呈现一个完美的作品。”

电影《邓小平在黄山》以纪实的手法，重现1979年邓小平登黄山、发表“黄山谈话”的全过程，并将当时时代大背景下引人关注的小岗村“包干到户”、知识分子待遇、香港回归等热点问题贯穿于剧本之中，再现世纪伟人的人格魅力和崇高风范，重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富裕、小康道路激情澎湃的光辉岁月。据悉，该片将于11月在全国上映。

[责任编辑：高飏]

标签：当小平 黄山 卢奇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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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胡耀邦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是什么

2012年01月05日 14:37
来源：文摘报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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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邓小平不说谁好谁不好，他考虑的是向前看，看谁能领导下一次战斗。要团结，不要浪费时间去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这就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为了生存，政治斗争放一边。邓小平打了12年仗，这个经历对他的工作方式影响太大了。相比起来，胡耀邦领导的是青年团的年轻人，就是要鼓励他们去积极思考，但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是他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

文章摘自《文摘报》2011年11月1日 作者：石剑峰 原题为《傅高义谈邓小平》

从2000年开始构思邓小平传到今年出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Vogel)用了将近10年时间写就《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该书不久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日，记者在傅高义的家中采访了80高龄的他。

记者：你怎么看邓小平这个人？

傅高义：邓小平年轻的时候，就自觉背负很大的救国责任。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他是周恩来的助手，他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一直是：）的领导人之一。但这位中国：）领导人很自信，比如改革开放以后，他经常见外国人，他很清楚跟谁合作，他也常在外国人面前说笑话。如果他没有自信和经验，不会这样。

记者：我看到一些对你这本《邓小平与中国改革》的评论，有一些批评说你过多流露了个人对邓小平的崇敬，你接受吗？

傅高义；我是客观地看人和事。这样你就会知道他的贡献太大了。整个20世纪，改变世界的人中间，邓小平是最重要的一个。毛泽东统一了中国，但是没有让中国发展起来，那是邓小平做的事情。和邓小平同时代的还有美国的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里根是比较传统保守的领导人，他没有改变美国；撒切尔夫人也没有改变英国，只有邓小平改变了中国。

记者：邓小平逝世到现在已经14年，他在哪些方面还在影响中国？

傅高义：他的影响是全方面的。他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局面，这依然是中国的道路。他在外交上韬光养晦的策略，是否还在延续，这个很难说。现在中国强大了，很多人开始说不，所以气氛有一点改变。但总体来说，你们中国走的路，依然大体上是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开拓的道路。

记者：在你看来，邓小平和他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相比，不同之处在哪里？

傅高义：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一段历史，那就是1937年至1949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外面打仗，尤其是太行山时期，他离开延安，跟日本人打仗，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哲学和去玩，时刻都得准备着，所以根本就没时间考虑各种纷争，而且为了生存就得向前看。这段经历影响了邓小平的行事作风，他不说谁好谁不好，他考虑的是向前看，看谁能领导下一次战斗。要团结，不要浪费时间去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这就是当时的具体环境，为了生存，政治斗争放一边。邓小平打了12年仗，这个经历对他的工作方式影响太大了。相比起来，胡耀邦领导的是青年团的年轻人，就是要鼓励他们去积极思考，但他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是他与邓小平区别最大的地方。

记者：你认为哪些时间点对邓小平非常重要？

傅高义：我认为最关键的是1975年，1969年到1973年，他到底在想什么，这很难判断，但他在那个时候没有在工作岗位上，有很多时间去思考。1974年他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然后去了法国，待了一个礼拜，他感受到整个西方社会的变化，因为这个时候离他上次在法国留学有50多年了。事实上，我倒不怎么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邓小平很重要，因为之前的一系列会议已经奠定了会议的内容和基调。当然1992年肯定非常重要，这个不用说了。（《东方早报》10．18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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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胡耀邦身世之谜 受邓小平牵连遭恶批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原标题为“新明星胡耀邦”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

这位191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政治家，矮矮的个子，十几岁就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有名的红小鬼。

1948年，33岁的胡耀邦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十八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指挥下，先后与李井泉、周士第、黄新廷、陈漫远等将领共同担负十八兵团的领导工作，率领部队南北征战，功劳赫赫。

胡耀邦心直口快，敢说敢干，魄力十足，作风朴实近人，说话鼓动性很强。他从1952年到1965年领导共青团，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把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毛泽东赞赏。1965年，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受到迫害。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鑫、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

但是，随着1975年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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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三文章"救国" 叶剑英为邓小平"最后一搏"

2011年12月10日 17:33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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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呼喊》 原标题为“胡青天”）

华国锋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重申，“十大”以来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国的人眼里，这话可能一溜就过去了，就算是20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这里面包含着的无穷意味。所谓“组织路线”，是：）的专用语，意思是说，现在在台上掌握权力的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员则都是大大小小的坏蛋，并没有冤枉他们。所以，这句话就直接牵涉了千百万人的命运。对于华国锋的报告，胡耀邦虽然举手赞成，其实他在心里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该上台的人被整得惨惨凄凄，还要“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该上台的人如今盘踞着大大小小的位子，这些人除了打小报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事情如果说是“正确的”，：）还有救么?

他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党校。人家都在学习贯彻“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他却找来一帮人写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说“组织路线”是正确的么?我这文章的题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说，其实“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可是他们这些年却受到“百般挑剔，无限上纲，造谣诬陷，残酷迫害”。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浩浩荡荡地涌向华国锋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从这一天起，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也浩浩荡荡地涌进报社。到11月7日，编辑部就接到一万多封来信和电报。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就更加热闹，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拿着那张报纸，不是表扬什么“正确的组织路线”，而是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组织部长郭玉峰把这些人叫做“上访的”。他每天进出这座大楼，脸上冷若冰霜，旁若无人，对那些要求见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来是军队里的一个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当中到这座楼里来支左，渐为康生倚重。据康生当时对他的评价，他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委”。那时候所谓“组织路线”不过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里的谁看中了，你就有了飞黄腾达的最重要的动力。郭玉峰官至部长，到1977年的秋天，已经两年四个月，从来没有把哪个“上访的”放在眼里。在他看来，这些人全都是无理取闹，甚至连舒同也不例外，别看他过去是山东省委书记，或者是什么书法家，现在可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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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居然敢来上访，全是报纸上的文章从中作祟。“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着那篇文章对他的下属说：“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冷漠的部长激怒了站在门外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过去他们吃够了大字报的苦头，现在就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也拿起毛笔，写了无数的大字报贴满中组部的大楼内外。郭部长看在眼里，心里嘿嘿冷笑：这些办法都是我用过的，难道还怕了你们不成？他叫人把大字报撕下来。没过几天，他听说文章的后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挥，就说：“把大字报送给胡耀邦。”

大字报就这样被送到党校来了。胡耀邦对郭玉峰其人并不陌生，20世纪40年代，胡是军队当中的兵团政委，那时候郭玉峰是他所属的一个团政委。胡耀邦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会对这些南征北战的老革命如此无情，不禁连连感叹：“郭玉峰怎么会变得这样厉害?”他可没有想到，在阶级斗争的大染缸里，一个人被染成任何一种颜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愿意改变自己，他决定背水一战了。“关山险阻，一关一关闯过去。”他对望着自己讨教对策的下级说：“但丁在《神曲》里面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党校里面的这些人当场决定把中组部里的大字报都送到《人民日报》，给那些曾经编辑过他们的文章的人看，然后又决定再接再厉。不到一个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样送到胡耀邦办公桌上。这时天色已晚并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过了几天，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通栏。与此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全都表示要把颠倒了的是非再颠倒过来。

那时候，《人民日报》的风骨和勇气，叫后来的报刊圈子里的人议论起来感慨万端，惊羡不已。他们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的“十一大”报告，却自作主张地发表了。现在又把批评中组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既不核实，又不送审，就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要是用“和：）保持一致”或者是什么党纪政纪新闻纪律来衡量，这种行为算是什么?不过，没有人这样问，至于汪东兴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党性不强，还要等到几个月以后。

胡耀邦和邓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两年以前这两个人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当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联系。此后种种情由，在这两人之间，大都是不谋而合，心心相印。现在，《人民日报》将那些大字报搞成《情况汇编》送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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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副主席合力驱郭的行动。连华国锋和汪东兴也无可奈何了，只是询问谁来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犹豫地说，其实他们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让千万干部重见天日，非胡耀邦莫属。这样一来，出乎意料的结局出现了：“下油锅”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仅毫发无损，还顶替郭玉峰成为新的中组部部长。

部长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这一天下达。五天以后，胡耀邦的办公地点即由幽静的西山脚下迁至闹市中心。不过，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免除。他将所有的校长事务移交给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论动态》一事仍由他本人亲自掌握。事实上，他在离开党校赴中组部就任的时候，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强了他的理论阵地。他成立了一个叫做“理论研究室”的机构，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现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论新军。要不了多久，他们的作为便轰动天下。但在当时，他们的名声并不大，所有理论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划之下展开。

新校长现在同时还是新部长了。一身兼有这样两个职务，这在：）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更不要说那还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时期呢。12月19日，新部长正式上班。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说：“积案如山，步履维艰。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接下来他便列举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说出来的重大冤案：“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案件、“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这21个月里，胡耀邦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一天天显示出他过人的胆魄和无限的精力。他不许工作人员阻拦要见他的上访者，也不许工作人员代阅写给他的那些来信。他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一麻袋来信、几百件材料。他一边看一边感慨，为那些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们鸣不平，也为我们国家居然造成这种种悲剧扼腕叹息。有人问：“毛主席批的怎么办?”他回答：“照样平反。”他的大杀大砍的作风很快引起中南海里某些人的反感。“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亲自定案的，”汪东兴说，“中共中央组织部无权推翻毛主席定的案。”还说“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却对这样的申斥置之不理。他当着几百人说：“凡是不实之词，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组织，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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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却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积蕴已久的一口闷气。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严令《人民日报》不要将这些话予以报道。但这些话还是不胫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风靡全国。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组织部里来了。按照后来的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这些事情当中全都凝聚着这位中组部部长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昼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个案例。其中一个“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16000多人含冤而死，总计346000多人遭殃。现在，胡耀邦却要让这些人全都重见天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却说：“什么‘五一六’，不就是三个阿拉伯数字吗?”一时间，“胡青天”的名字流传开来。到他这里来申述冤情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些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亲属现在也开始鸣冤叫屈，包括刘少奇一家人，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她将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八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当做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些情况是如此动人心魄，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感叹。以他当时的地位，当然还没有权力来决定这些问题，但是他却有权力将这些人的明显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领导者手里。至于像温济泽、葛佩琦这些并非国家领导人但却极有影响的人物，他就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来为他们昭雪。

他每天做着这些解救苍生于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热泪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却仍然想着他的《理论动态》。他每五天便要审阅一篇文章。一边为人们申冤一边想象着这样那样的理论难题。就这样，从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论动态》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欢这些文章，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了以后，在我的悼词里面一定不要忘记写上，胡耀邦办过《理论动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治疗旧时代留给我们国家的伤痕，还说不上同旧的时代分道扬镳。至于开辟新的时代，就更加说不上了。虽然邓小平已经说了“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说了“实事求是”，这已经遏制了“两个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时代的开创者此时还缺少一个非常具体的突破口，所以还不能给予旧时代以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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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华国锋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态度

2011年04月22日 07:29
来源：同舟共进         作者：沈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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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华国锋、叶剑英与胡耀邦（前排从左至右）（资料图）

文章摘自《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第11、12期 作者：沈宝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批评“新老个人迷信”

前面讲到，胡耀邦要求我们宣传华国锋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他明确提出：对领袖，可以引他的思想、方针政策，加副词的办法我一般不主张，歌颂的词可以不要。这表明，胡耀邦是反对搞个人迷信那一套的，对华国锋也是这样。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老的个人迷信继续盛行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个人迷信——颂扬英明领袖，到处挂英明领袖的像，高呼英明领袖万岁。但毕竟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同，这种现象很快引起不少人的注意。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对此更有旗帜鲜明的立场。

1978年12月，中央党校二部组织学员到北京市郊红星养猪场参观机械化养猪。大家看到，华国锋去视察时用过的热水瓶、茶杯等物品，被放在特制的玻璃橱柜中，当作圣物一样让人参观。学员王立本回校后，就给华国锋写信批评这种做法。他在信中说：“我们曾经参观了北京市一个机械化养猪试验场，场领导和职工兴奋地向我们讲了你关心人民生活，亲临该场视察和题词的动人情景，我们深受教育。”信中接着说：“在该场的会议室内，看到了广大职工对你的热爱，故将你在那里用过的物品，如热水瓶、茶杯、椅子等，陈列在特意制作的玻璃橱柜中。这种爱戴之情，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这种形式，事后一直在脑中打转，有没有必要？不知你到过的基层单位，是不是有这种类似的形式？今后，你还要到千千万万的基层单位视察工作，假如也都模仿起来，在人们精神中会产生什么影响？”王立本进而指出：“对于这种形式，我认为不利于恢复、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作风，如遇有地位的大唯心主义者赫鲁晓夫，经过他的利用和发酵，就有可能发展到从人变成‘神’，把人民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同志关系变成封建关系，以此来破坏民主生活，镇压革命者，进行他的卑鄙勾当。”王立本建议：“从今以后，对健在的党、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不要用这种方式表示敬爱。”这封信是1978年12月29日写的。1979年1月16日，华国锋给王立本写信答复，表示接受他的建议。信的全文如下：

王立本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了，你提的意见很好，我已托北京市委的同志对红星养猪实验场的同志作了思想工作，将陈列的物品撤去，今后遇有类似情况都照此办理，以继承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

致

敬礼

华国锋

一月十六日

1月17日，这封信送到了胡耀邦那里。1月18日，正是中央党校举行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胡耀邦借此机会大讲了一下。他向大家宣读了王立本给华国锋的信和华给王的复信，讲了北京市委落实这件事的情况，然后从更广的角度对这样的事发表了中肯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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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说：

我为什么要从这封信说起？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联想到许多问题。

这次同志们结业，中央领导人没有来与同志们见面、讲话、照相，在许多同志想来，可能是个遗憾，感到美中不足。但是事情往往也是两点论，从另外方面来想，确实可能有好处。中央开过三中全会，你们回去讲：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央同志没有来同我们照相，这不是很好吗，多少年来我们每次会，不管哪一级，都是一把手一定要到场讲篇话，照个相，这才叫做领导支持了，一定要这样才算数。仔细想起来，这种风气并不好，对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并不利。

他接着说，党的三中全会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不要突出宣传个人。我们必须执行。我们结合这件事认真考虑一下，我们党里还有哪些封建做法、封建办法需要改过来？改正这些东西，我的意见宜早不宜迟。他还提出，这封信的事，可以当作故事、消息带回去，加以宣传，加以实行。

胡耀邦还向学员提出，你们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应成为坚决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模范。我觉得王立本同志的信之所以可贵，就可贵在这个地方。他看出那些不符合我们党传统的东西敢于提出来。我们需要这种作风，需要这种勇气。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虽没有正面批评华国锋，但也没有一句赞扬华的话。中央党校这一次反对新的个人迷信，影响很大。

这里，还应当介绍胡耀邦的另一次讲话。

1979年2月28日上午，胡耀邦向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这次讲话中，他也着重讲了反对新老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党的生活还有一条很重要，就是我们党内不能再制造迷信，不能搞特权，不要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条非常重要。他具体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不要突出宣传个人，就是不要制造迷信。同志们，我们吃了制造迷信的亏太多太大了。我们尊重领袖，尊重我们的导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不要迷信。我们多年习以为常，甚至我们现在的宣传还在搞那个突出宣传个人。这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东西。我们党内，县委制造县委书记的迷信，说我们这里的第一把手某某同志，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艰苦奋斗几十年，英明呀，正确呀，伟大呀！同志们，这么搞下去，就不得了呀！多少年来我们的宣传工作、文艺工作都有教训呐！不是说这几年文艺方面没有创作，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东西，解放了思想，但是，也有制造迷信的流毒。搞迷信可要警惕呀，同志们，以后不要搞这一套噢。不要以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什么组织原则，恰恰相反，这个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我们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嘛！

胡耀邦这一次旗帜鲜明的讲话，是对新的个人迷信的又一次有力冲击。

《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刊登了《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一文，又在212期(1980年6月20日)刊登《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笔者是这两篇文章的撰写者。当时的要求很明确，就是新老个人迷信一起清算。这两篇文章都是经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先后作为《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尖锐批评华国锋在突出个人问题上，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胡耀邦列举了华国锋的具体表现，并指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问题。

胡对华的“五个承认”

华国锋第二次找胡耀邦长谈，是在1978年的7月4日，这正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局面的关键时刻。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在6月24日发表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大家知道，“两个凡是”正是华国锋的基本思想和思维方式。而具体指导撰写“两个凡是”社论、将“两个凡是”作规范表述的人，则是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是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共同主张。但具体分析一下，华与汪在对待“两个凡是”上，又有差别。

多年来，特别是在10年“文革”中，汪东兴是“两个凡是”的坚决执行者，与许多事情有直接牵连，尤其是不少重要的专案，都是汪东兴亲自抓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就直接牵涉到他。所以，汪东兴不但规范地提出和发布“两个凡是”，而且在实践上坚决贯彻，寸步不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刚发表，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就立即采取反对和压制的态度。特别是汪东兴，又是找人谈话，又是召开会议，批评《实》文，指责“特约评论员”，在会上点胡耀邦的名，发出“下不为例”的禁令，强行删掉胡耀邦在信访工作讲话中关于“两个不管”的话，真是咄咄逼人。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和基本政治态度，是“两个凡是”。但他来北京在中央工作，时间不长，又主要抓经济工作，同“文革”中的许多政治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或参与不深，在这一点上，他同汪东兴有很大的差别。

华国锋任：）主席后，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还是比较务实的，并不是刻板地按照“两个凡是”办。不仅如此，华国锋主观上还是努力跟上历史脚步，有所前进。他赞赏《理论动态》文章中“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的提法，提出要“重新学习，从头学习”。他批评大寨坚守老一套办法。在1978年7月9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那天华主席讲保守思想，有些人把落后的东西看作先进的，把僵化的、保守的东西看作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华主张搞引进，主张领导人出国考察，特别是他提出大干快上，尽快把经济搞上去，实际上已放弃了“文革”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那一套。另一方面，华为人比较谦虚，能听进不同意见，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能作自我批评，不是固执地坚持“两个凡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表现很能说明这一点。

美惠子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美惠子

华国锋并没有因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疏远他。从上述他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看，他对胡耀邦是那么地信任和器重。胡耀邦在中组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是直接触犯“两个凡是”的，但华国锋未加阻挠(这同汪东兴大不一样)。胡耀邦在党校的这次讲话中两次讲到，华国锋认为胡耀邦在组织部的工作是稳妥的，对他在组织部主持工作是放心的。

但从思想体系上看，华国锋很难跳出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框框。这是他的历史局限。

从胡耀邦来说，他尖锐、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那么，他是从什么角度加以反对的呢？

在实践上，胡耀邦坚定地平反冤假错案，从实际出发，推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胡耀邦着重从思想方法上批评“两个凡是”。

胡耀邦在1978年8月18日的一次谈话中，集中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现将他的话抄录如下：

自从“两个凡是”以来，我说实际上这种思想方法有一个特点，两句话：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一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四清、旗帜(的态度)，都不许动；再一句，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种思想，从思想领域到政治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一套。过去的一切都是对的，都不许更改，都神圣不可侵犯，是非怎么会清？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县委对省委也一样。这个思想不冲破，怎么得了！所以，邓副主席讲，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现在各级都有这个问题。

1978年8月23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批评了“两个凡是”。他说：

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过去错的也不许动，今后是你上面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照搬，从实际出发，今年是没有希望了，明年是否能做到？一个县、一个公社，都要从实际出发。主席在井冈山时说“拿本本来”，现在是“拿文件来”，别的都不算，报纸、马克思主义原理、方针、实际情况，都不算。

1978年10月11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又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

现在有些干部有个忧虑：是否是十二次路线斗争，是不是要抓什么分子。我们就在思想理论上讨论，不要讲前途命运。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千万不要搞进攻的姿态，可搞防御的进攻。你说我砍旗，我说你连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都没有，不说你砍旗。我说林彪是假高举，不说现在是假高举。

胡耀邦很注意防止在干部中产生又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觉，强调这个讨论是解决思想理论问题。

很明显，胡耀邦是把“两个凡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反对的，而不是着眼于反对某些人，所以他反对用“凡是派”这样的提法。

在对待“两个凡是”上，胡耀邦与邓小平也有差别。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特别敏感，他最早表示了反对的态度。

由于自己特殊的处境，邓小平除了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深刻批判“两个凡是”，还很自然地将“两个凡是”同个人的复出相联系。他在1978年5月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来访的金日成谈话时再次提起此事，他说：“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个“才出来”，一个“才能参加”，其言耿耿，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及其代表人物。

就胡耀邦来说，他没有从华国锋那里直接感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挡，相反，华国锋对他的工作是支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胡耀邦恰恰是在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的那一次谈话(1978年8月18日)中讲到：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主张推进这个讨论。可见，胡耀邦的谈话不是针对华国锋。再加上他们过去的合作共事关系，胡与华之间没有恩怨。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两人还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批评了华国锋，胡耀邦作了长篇发言。即使在这样的场合，胡耀邦对华国锋也是采取力求客观的态度。1981年9月29日，胡耀邦对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时说：对华的错误，第一，讲过了头不好；第二，讲枝枝节节的事情不好。讲得公公道道是得人心的。我在政治局的讲话中，有五个承认，承认他是老干部，承认他有贡献，承认能力是相对的，承认大家都可能有错误，承认他“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胡耀邦说，没有这五条，我们站不住脚。

胡耀邦的这“五个承认”，是有针对性的，讲这五条，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耀邦的这个发言，在当时那种氛围中，比较起来还是公道温和的，但有的问题讲得也有些过头。

还有一点，包括胡耀邦在内，人们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上和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对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需要全面看，要作具体的分析。

美惠子

演员马少骅：演邓小平我看得比生命还重

2014年08月27日 16:36
来源：中新网 作者：解辰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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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马少骅：那当然了，我看的比我生命还重要。我倒绝对没有说我演完邓小平我要怎么样，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需要怎么样了，但是我希望他作为我艺术人生世界中一个能留得下来的作品。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解辰巽，原标题为：《演员马少骅：演邓小平我看得比生命还重》。

48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一部描写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影视作品，邓小平的饰演者是至关重要的。而演员马少骅的表演也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认可。和很多伟人的特型演员一样，饰演过6次孙中山的马少骅，也被很多人在心中定型在孙中山身上。但是这次他饰演的邓小平，被专家评价为“意想不到的惊喜”，而这来自于马少骅对人物的刻苦钻研。

北京晨报：这次是第一次饰演邓小平，当初是怎样一个情况下决定要接邓小平这个角色？

马少骅：不是我决定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我都已经要拍其他戏去了，合同都签了。也就是去年的8月份，然后给我来电话说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最初，我说不行，对不起我说你们找错人了。主要考虑到是承担不下来。实际上他给我考虑两天，我越考虑越承担不下来，越考虑越感觉到任务太重，我够不上。我再把老人家的东西一看我越来越感觉到够不上，我现在仍然感觉到够不上。

北京晨报：您觉得哪些方面够不上呢？

马少骅：主要是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他的精神世界够不上。比如说一个人的经历构成了他的人生情怀，他的胸怀，他的思想，他的境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所有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然后他对于任何大事情来的时候他那种自然而然的淡定，不慌不忙的指挥，说来又是那么果断不拖泥带水等。我哪有那么大的定力啊，我哪有那么大的智慧啊。

北京晨报：所以说您非常看重演邓小平这个角色？

马少骅：那当然了，我看的比我生命还重要。我倒绝对没有说我演完邓小平我要怎么样，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需要怎么样了，但是我希望他作为我艺术人生世界中一个能留得下来的作品。也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干这行，我很想做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事情，这就是我的最大目的。

北京晨报：后来是什么情况让您觉得可以接这部戏了呢？

马少骅：一个是剧本好，第二个是有制片人高成生、导演吴子牛等对我的支持。于是我就说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个剧组，你们和我一起完成塑造小平这个任务。我那个时候就是拼了，就是放下一切，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创作，就是我一句形象的语言把我自己套在我所了解的小平的那个时代，那个人生历程，那个心里历程，我全身心地去触摸他，去贴近他，走进他。去触摸他的人生，触摸他的人的感觉，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接近他的精神世界，用自己的所有的力量集中精力去靠近他。当然了这也非常劳累，以至于劳累得我糖尿病犯了。

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时，马少骅说：“我把我自己套在我所了解的小平的那个时代，我全身心地去触摸他，去贴近他，走进他。去触摸他的人生，走进他的心灵世界，接近他的精神世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马少骅时不时就能讲出大段带有邓小平独特川音的台词，让你感受到，邓小平已经注入他的身体中。

美惠子

小平是大真实大厚道

北京晨报：感觉您演过孙中山，演过陈毅，这些角色和您演邓小平有什么区别吗？

马少骅：我在拍小平的时候，我跟导演说过，我说我过去演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是肖像和不是肖像的这些人物都为我这次演小平铺了路。你比如说我演民工，这些人物内心世界的质朴、纯真，我想和小平的这种质朴、纯真、实干没有更大的区别，只是说小平的胸怀，小平的眼界、思维、智慧是他独有的，但是那个真挚、厚道是一样的。如果说用量子学和核子学来说，它就那么一点，但是它会放大，它会折射。小平那个厚道、真挚就像核子一样，遇到了他的人生经历，遇到了他的整个思想，构成了这个核变，于是它更加大，他是大实在、大真实、大厚道，他不是就局限在那么一点点真实、厚道。而且演员本人也要具备对真诚、厚道、实在以及善良的追求，否则你不可能去诠释这些人物的。

北京晨报：这个戏演的是1976年到1984年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您觉得邓小平个人有哪些特点？

马少骅：成熟了，绝对成熟，无论从政治思想，无论是从政治水平，无论是从一个领袖人物的胸怀，无论从他的人生情怀和境界他已经很成熟了。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能扭转乾坤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他成熟了。他有很多特点，像人家说的他举重若轻，遇到大事情，特别是越大的事情他越淡定。

他有一点是极其珍贵的，也是他的一个核心，就是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我的人民，我的人民要生活不好，我这一辈子就白干了。”(邓小平的川音)这点他是深深地刻在他的内心里面的。也就是说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的人民，我的老百姓过好，如果过不好就等于白干了。然而我还要说，他幽默风趣，他喜感柔情，他对儿子，他对孩子，他对父母那种倾心的关爱太真切了，而且这个人没有丝毫的装模作样。

语言很能代表人的内心状态

北京晨报：专家一致认为您的台词说得特别的传神，和邓小平非常像。

马少骅：我主要下的工夫就是在台词上。我必须要走进他的精神世界，掌握他的精神状态，二者比较统一，糅在一起，然后才能做到我就是邓小平，否则我像邓小平那不行，我已经走过了我“像”这个阶段。这次创作我要“好”，只能下苦功，修炼自己靠近他。

北京晨报：据说，您那个时候每天都在听邓小平的录音？

马少骅：随时听，他所有的录音，他所有的只要我能找到的录音我全部弄上MP3来听，那时候也不听任何东西了，什么广播、电视一概没有，进入我耳朵的就是他的声音。我要让这个人在我心里活起来，他要不在我心里活起来我就不能体现活的邓小平，这也是邓家大姐交给我的任务。我得到的这些录音材料实际上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用心去听你就会听出不一样的东西。我知道语言是很能代表别人的内心状态和他的气韵的。

北京晨报：所以您扮每一个角色都会这样研究台词？

马少骅：在《省城民工》中，我演的是个河南人，我本人不是河南人，但是我研究了一下河南话，结果让真正的河南人都说，“哎呀，你简直就像我们这个队的人”。

演员和后期制作应有沟通

北京晨报：演之前您有和邓家人去了解邓小平的生活吗？

马少骅：很简单，我所了解的也就是我们那次座谈会所了解的，就是跟我们说了一下他的走路啊，不太爱说话啊，很喜欢孩子啊。但是作为一个演员确实很想，去世的老人我们接近不了，但是没有去世的人我们是不是能近一些呢？多了解一些，这是我一个奢望，能多给我讲一讲老人家生活的一些细节。当然我们也不便多问。

北京晨报：您觉得塑造邓小平这个人物什么地方比较困难呢？

马少骅：有一个化妆造型的问题，我们这次比较急，也没有让我有更多的回旋余地，我必须要顾这个人，所以说顾不上他的貌。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来对他的貌进行科学的研究，进行科学的用功。但是我现在知道我距这个老人家的外形是靠的。

北京晨报：如果说再演一次邓小平您会想在什么地方有修改？

马少骅：拍摄的时候，我有我的拍摄笔记；观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有观后感想，这些我都记下来了。如再拍，那我要求，一不要匆忙，二要给我看看回放。比如说对小平的几次重要的谈话，我在我的剧本上就打上了五角星。你比如说东北谈话，那个谈话非常重要，是小平经过了一番了解，实际上是从他在江西就开始了，对国情的了解，对人民的了解，对中国的了解，对我们中国政治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判断和认识。小平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是说出话来却是那样的真实、实在、智慧，而且尖锐。我为这些谈话下了苦功啊，我至今说起来都是蛮激动的，无论外面零下十几度我都在外面一走就是六公里。这些地方的谈话我是希望那个剪辑师不要随便剪开。就是说你让这个谈话完整一点，你别在他谈话中你闪到别人那个反应镜头，这样你就把他这个谈话的冲击力和根据性和重要性给削弱了。可惜他就是这么在我谈话中把镜头闪掉了，把我这些谈话剪得支离破碎，我很心痛。如果我能提前看到片子，我会谈我的看法了，这是创作中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