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观察者网：但西方人却很难或者不愿去理解邓小平身上的复杂性。

　　张旭东：他代表国家本身，主权者这个位置既在法律之内、又在法律之外，他直接诉诸于这个法律的历史起源，考虑这个国家根本性的存在和它的命运的最高意义，这样一个主权者，他为这个国家整体负责，而不是拘泥于这样或那样的法律，他连毛泽东定下的规矩都可以不遵循，因为他要对毛泽东遗留下来的这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负责，所以他必须以终止毛的“继续革命”之法的手段来延续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拘泥于毛的规矩的是“两个凡是派”，他们表面上看是忠于毛泽东，是左派，但从今天的政治理论上看则是自由主义：法条主义，形式主义，程序主义，墨守成规，死抱“既定方针”不知变通。所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官僚主义其实都是自由主义，相对于他们邓小平反倒是一个毛派，相信不破不立，必要时可以诉诸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可以“无法无天”，因为“既定方针”之上还有更高的法，法外有法，是为天命。

　　西方对邓小平的研究，整体来讲质量不是很高，他们只能以自己大体上愿意接受的、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他们的想象力、理解力和意识形态偏见所能够允许的方式来理解他，改革开放初期把他描绘成一个大熊猫一样的没有威胁、讨人喜欢的形象， 89以后则又是一个形象，西方公众和政府都受不了，转不过弯子来。但89前后的邓小平当然是同一个邓小平，这两个形象都是邓小平的形象，即主权者的形象。后者也许是一个悲剧性的注脚，但在无情的政治的逻辑里，它仍说明他是这个国家主权者位置的继承者，同时他也就继承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它的根本的存在。

　　观察者网：我觉得这里可以补充讲一句，是您刚才讲的，具体的历史从邓小平这里才展开，这有点像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它遭遇到了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具体性、现实性。这个让我想到像王绍光等一些左翼理论家，现在好像确实跟那些极左，那些还在使用比较老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左派有不一样的地方，事实上，王绍光他们可能觉得具体历史的展开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包括像温铁军教授重新来讲述毛时代的合法性时，都有点工业党的气质，因为当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非常困难，所以应该从毛时代就开始讲这个外部世界。

　　张旭东：肯定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研究非常好，因为从邓小平时代无论从治国经验还是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一个长期形成过程，它的形成期和思想实质毫无疑问是从毛时代积累而来，这没有任何问题。我说的那个历史矛盾的展开具体是在邓小平时代，主要是指社会经济领域的矛盾全面进入价值领域、思想领域，同国家主流话语并存的状态。毛泽东时代很多政策是由邓小平具体执行和操盘的、包括七十年代中期的全面整顿。毛对邓的爱才之意和对他不认同“文革”路线的无奈都溢于言表，有案可查。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特别说邓小平“政治强”，而绝非一般的技术官僚型干才。在这个意义上邓是内在于毛泽东时代的。我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这个“例外状态”绝不是说邓和毛是彼此外在于对方的，而是通过这个深刻而关键的政治哲学理论来分析和立即为何邓小平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一个内在解决方式。这个解决是一个内部的解决，而不是外部的解决，而所有对于邓小平的不好的解读都试图把他解释为一种外部的解决，好像忽然一天中国人开窍了，改弦更张、脱胎换骨；好像毛时代中国人是疯狂的，突然有一天病好了，恢复了理性等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邓小平时代的国家理性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理性。这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四个现代化”目标、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八十年代的“四个坚持”和今天的对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我肯定等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观察者网：我觉得仍有一个不容回避问题。我们可以把邓小平看做是毛时代内在的部分，不是一个外部的解决，一个对于例外状态的决断，但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是，中国目前的一个状态，与之前相比，就是腐败、经济不平等、社会共识缺乏等等，您怎么看？

　　张旭东：说邓的中国是以“例外状态”方式到来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并不是强调一个完美的过渡或者亲密无间，而恰恰是要承认一个断裂。这个断裂的解释方式是主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法律之外。具体在历史中的含义就是说，他回到一种新的普遍性。毛泽东的中国是通过阶级分析和战争的手段建立的革命共和国，它内部有一种观念的纯粹性。毛泽东的中国比邓小平的中国要概念化得多，它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一个激进的实现，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有一个立法的暴力和立法的仪式性，单说对革命先烈的追忆和怀念就能保证它在一定程度上要忠于革命理念的纯粹性。在更大的历史运动展开之际，这样一种起源性的纯粹性或单一性就必须进入一种杂多性，进入一种新的混沌状态，但这正是探索新的普遍性的必由之路。新的普遍性必然包含不平等，包含世俗化，包含等级制，包含庸俗化，包含各种各样人的欲望的释放。新中国的真正个历史个性和价值创造性只能从这种混沌状态中浮现出来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这也是一个“回到历史”的过程。

　　毛泽东的中国，作为一个创世纪式的，一下子建立起新的秩序，仍然要被放置在具体的、普遍的人类社会的关系当中。邓小平的中国越来越像古往今来任何其他一个社会，这是一个经验直观。从概念上说，这是一种进入到一个更大的普遍性的关系当中去。这个过渡怎么处理呢？其实毛泽东时代就己经天天面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处理的方式是很有效、相对简单，他可以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党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导师个人的魅力不断地剪除杂质，他可以迫使这样的国家停留在这样的特殊性里面，所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是对更大的矛盾统一体的抵制和对抗。我要带领你们去追求最高的东西，所以不允许你们被种种低俗落后的东西羁绊、被他们诱惑。因此，毛泽东的中国虽然在理论上是强势的，意识形态上是进攻性和富有战斗力的，但实际上当我们今天穷尽毛泽东的著作，读他的文稿、谈话记录、年谱等等，可以看到他的基本战略态势是防御性的，在战术上则仍是革命根据地加游击战、运动战。所以每当党内发生重大分歧，毛主席都可以“重上井冈山”。

　　观察者网：比较紧张。

　　张旭东：紧张，是防着外界，不让外界的东西进来。把窗关严，然后我们自己跟自己内部滋生的非社会主义因素作斗争。邓小平为什么敢于把门窗打开，一开始说苍蝇飞进来没关系，恰恰是一个很生动很形象的例子，这是回到一个更普遍的关系当中，回到尘世上，回到地上。毛泽东的国家是悬在地面上，神的色彩比较重，邓小平是地面的因素比较强。

　　这是从抽象概念上谈。具体地谈贫富分化，好像确实是今天中国知识谱系里谈左右毛邓问题的试金石。你怎么看平等，怎么看贫富分化，怎么看多数人的富裕，还是少数人的富裕等等。但邓小平从来没有说他的目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是为了多数人的富裕，这是个手段和目的的问题。不但邓小平这么说，即便换了里根撒切尔，他们也不会说国家的目的是为了少数人的富裕，只是说少数人的富裕、特权、减税什么的，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个伪问题。但客观地讲，贫富分化的确越来越严重，这是世界范围里的问题，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无论就收入指数还是财富指数看都很高。我觉得这里有改革初期经验不足或管理能力滞后的问题。国家自身的建设往往跟不上经济领域的活力。国家政策和管理跟得上的话，可以通过立法、通过税收制度去抑制生产和交换领域出现的不平等，使经济增长受惠与大多数和全社会。崔之元教授一直提倡的全民基金和社会红利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比如随着房地产地价上升带来的收益过去大部分落到私人口袋里，这明显是没有经验、没有远见、没有管理水平，欠考虑的结果。但像重庆市长黄奇帆卖地赚了2000亿，却是重庆市全民获益，因为每开发一块地涨价政府拿大头，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也许政府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一些事情没有事先想好没做好一些合理的应对，比如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大城市拥堵问题等等都被人诟病。有些可能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有些可能一时无法逆转，只能是慢慢的改进调整，一点点做到比较合理的状态。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中国社会的主流我也不认为是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大部分民众骂归骂，满意度我觉得还是相当高的。


　　更直接地回答这个贫富分化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太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地看问题。即便现在中国事实上不平等比西欧、日本还高，你能因为这样一个数据来彻底否定中国国家的制度、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它的国家性质吗？当然不能这样。如果今天还有知识分子这种物种，我觉得他们考虑问题往往需要逆着经验，在一时的经验证据之上，要看到事物的本质和本源，看到历史的实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个历史才六十年，毛三十年，邓之后三十年，它的内在的规定性、可能性和外在现实之间仍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要有批评，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要有自觉的维护和辩护，前提是基于自己判断，判断这个国家是否忠实于自己的根本性质。思想的自觉往往体现为为某种目前还是比较抽象、暧昧的本质做辩护，与此相反的则是基于一时的经验、实证材料、现象、外观，去做一些情绪化的、片面的批评。这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不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一种承当。当然现在精英层是不是和国家一条心还需观察，但如果假设国家有忠于自己的精英层，那么他们要做的正是这件事，包括建设性的批评。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林凌采访、整理)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惠子

林毅夫：台湾来的林毅夫怎么看邓小平？

2014年08月19日14:44  观察者网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

　　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本文摘编自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所著《中国经济专题》一书。】

　　从不教条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重新取得了执政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的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中国经济专题》 林毅夫 著

　　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于改革的两个“意想不到”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

　　经济预测还是保守了一点

　　在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发展目标，那就是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这个目标意味着中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


　　林毅夫

　　当时我作为在北大学经济的学生对这个目标的实现有所怀疑，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是太过保守了一点，中国经济不仅翻了两番，而且在1978—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9.7%，比7.2%高出了2.5个百分点，这几个百分点看起来不大，但是经过29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发展为1978年的14.8倍，而不是以20年“翻两番”的速度计算的7倍。由此可见，邓小平同志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提出了被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标，并最终真的实现了。


　　切中要害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我国城市工业部门中存在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结构不平衡、协调问题和低激励。这些问题在改革前后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解决方式。

　　激励机制的改革是与过去改革的最大差异所在。小平同志承认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干得好的企业应该跟干得差的企业不一样，干得好的工人的物质利益、生活水平、工资水平也要跟干得差的工人不一样。改革重视起物质利益是由于在激励低下的状况下工人工作没有积极性。以前的工资标准取决于学历、工龄、性别、工种以及不同城市的物价水平，与工人的实际劳动努力程度不挂钩，不管工人努力工作还是散漫偷懒，工资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工人当然没有工作的积极性。要经济快速发展，就要承认物质利益对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性。虽然整个改革与以前相比，差异主要只在这一点，但是就像庖丁解牛，虽然是很小的一刀，却砍中了要害。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惠子

崔之元：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与实验主义

2014年08月19日09:33  观察者网   
  
　　美国哈佛大学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对“邓小平理论”和“实用主义”关系的理解值得注意。他说，“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个实用主义者，不是意识形态专家；和共产主义世界的许多领导人不同，他不认为有必要先成为一个理论家才能担当最高职位”。傅高义认为，中共14大“邓小平理论”的说法旨在说明“实用主义”恰恰正是最深刻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不由使我想起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1919年5月1日，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三天，杜威来到中国访问，由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和关切，他把访问不断延长，在中国的11个省做过讲演，当时中国只有22个省，因此杜威走遍了半个中国，两年零两个月后才回美国。杜威对20世纪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有者重大的影响，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张彭春就是杜威的博士生。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哲学也有深刻影响，他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在1920年代就成了知识界的名言。不过，胡适在宣传杜威时过于简单化，以致1919年和李大钊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说自己和胡适介绍的杜威观点有的“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中说：“中国五四前后，有实验主义出现，实在不是偶然的。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哲学，刚刚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瞿秋白的“实验主义”可能是比“实用主义”更好的译法，避免了“实用主义”给人的庸俗和缺乏理想和价值观的误解，而且杜威本人也更常用实验主义一词。不过约定俗成，这么多年都译为“实用主义”，我也姑且用之吧。

　　我想强调的是，“实用主义”的精髓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依赖和对两者的认识都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杜威强调，不仅在给定的目的上要不断探索不同的实现手段，同时在实践探索中要深化甚至改变对原来目的的认识。

　　我举一个格林斯潘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格林斯潘产生了一个对“手段”的认识的大变化。大家知道，格林斯潘原是最相信彻底自由化、私有化的。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他最有趣的新观点是，他认为只有通过国有化才能够迅速解决美国经济W型，也就是二次探底的危险。他的理由是，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关键在于有毒资产坏账不能迅速剥离。因为美国政府的救市基金TARP是由7000亿美元的纳税人的钱构成的，是公有资金，当它来买坏账的时候，那些花旗银行等的股东大部分都是私人的。现在市场的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前1美元的资产在金融危机之后只有0.11美元，花旗银行那些股东就想再等一等，看0.11美元能不能恢复到0.5美元，那时候他们再卖。这些私人股东不愿意出手的话，政府就很难剥离这个坏账。于是，格林斯潘就想通过国有化来回避和绕开有毒资产的定价问题，因为你把花旗银行本身全部或者部分国有化之后，政府的7000亿基金本来是公共基金，来买坏账的时候的定价就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或者大部分国有的。这就像一个人从左口袋到右口袋，你的定价高了或者低了都无所谓，因为双方都是国有的。这样就能够迅速的剥离坏账，使经济迅速复苏。格林斯潘的建议非常有创意。但是他还是强调这是暂时的国有化，他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重新私有化。所以，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格林斯潘并不僵化，他也认为要国有化。但是他认为是这只在手段上的创新，目的还是基本不变。但假设格林斯潘认为暂时国有化后再重新私有化的时候，不必全部私有化，比如现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已经有79%国有化了，在重新私有化的时候只有40%私有化，仍然保持部分的国有化。假如是这样，才符合杜威“不仅要探索手段，而且要深化，甚至改变对目的的认识”的观点。这样美国也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我们18届3中全会后所说的“混合所有制”了。这样理解实用主义，我觉得才能看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所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特别重要的是如下一段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邓小平这段话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因为后者没有在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害就是不问“姓社姓资”。但这种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指的是不做脱离实践的纯概念之争，而不是在总结实践经验时也不问“姓社姓资”。根据“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40页，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最后一站上海，他语重心长地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我为邓小平这句话所深深感动，觉得他把“实用主义”哲学的“手段-目的”辩证法发挥到了极致，既在实践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坚持着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

邓小平南方讲话
　　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继续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的深化。三中全会《决定》“60条”中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第(6)条中包含三条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恰当的解读方法应能同时合理解释这三个新提法，并说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三条重要的新提法和新要求分别是：第一，“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第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〇二〇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目前，只有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能够同时解释这三者及其联系。詹姆斯 米德是1977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凯恩斯的学生，世界各国通行的GDP核算体系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的社会理想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包含三个要素：劳资合伙制、倒转的国有化(Topsy Turvy Nationalization)、社会分红。

　　根据米德的界定，“劳资合伙制”，即“工人和风险资本的提供者作为合伙人联合管理企业。资本家在企业中拥有资本股，这与资本主义公司中的普通股相对应。劳方合伙人拥有劳动股；这些劳动股与资本股享有相同的股利，但是依附于每个员工合伙人本身，当他或她离开合伙制企业时，股份注销。如果合伙企业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企业发展而不分配股利，则发行与股东牺牲的股利相同价值的新的资本股给所有现有的劳动股股东和资本股股东。这些合伙制安排极大的减少了劳资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一个群体通过提高其股利收益而改善自己状况的决策都会自动提高另一个群体所持股份的股利”(Meade 1993, 85-86)。显而易见，劳资合伙制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一种实现形式。在“职工持股”问题上，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定和实践一直处于探索之中。


　　2000年12月，《中国证监会关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能否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复函》明确指出：“职工持股会属于单位内部团体，不再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工会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其身份与工会的设立和活动宗旨不一致，故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这就导致不论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只要想上市，就必须清退“职工股”的局面。证监会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可以理解，因为它旨在保护社会公众股东不受所谓“内部人控制”。

　　但我国目前立法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一是新修订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已于2011年1月1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58次部务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二是信托业“两法一规”已经颁布，即2001年的《信托法》和2007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和信托业“两法一规”使我国完全具备了借鉴美国1974年通过企业职工退休年金信托化引入职工持股计划的法律基础，因为我国证券法规定股份公司发行上市前股东不能超过200人，而通过信托方式持有股份，可以克服职工持股方式的障碍。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美惠子

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2014年08月18日10:49     

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领导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泽东，同时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要邓同林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 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心中也是有数的。“文革”中毛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2.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不是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8月3日，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作自我检讨，并再次向：）、毛主席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信写了以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这些评语，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具体的安排就要看周恩来的政治艺术了。

　　周恩来在毛泽东写下批语的第二天，就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但没有讨论安排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会后，即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作一些调查活动。此后，邓小平即到江西瑞金、湖南韶山冲等地参观访问、调查研究。

　　然而，三四个月过去了，对解放邓小平的问题却不见下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时党内高层就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极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搅在里面，受到打击。不过，周恩来仍然关注着邓小平重新出山这件大事。他在等待适当的机会。

　　12月17日晚，毛泽东当面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第二天，周恩来致函纪登奎、汪东兴，在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又乘此机会特意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日程。12月27日，纪、汪回信，提出建议：邓仍任副总理，分配适当工作。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回到北京，住到西郊马神庙附近的花园村，一个新盖的大院东边最后一栋灰色两层楼房里。

　　从2月下旬到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3月9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讨论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3月1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个决定即于当天发出。

　　此后，周恩来在玉泉山3号楼做全面检查治疗两周，病情趋于稳定后，即于3月28日同李先念等一起同多年不见的邓小平会面。29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住处开会，同毛见面。根据毛的意见，对邓的工作安排，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1日，周恩来即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随后，周恩来、邓颖超在玉泉山3号楼同邓小平、卓琳会面长谈，共进晚餐。接着，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


　　4月12日晚7点半，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灯火辉煌，周恩来在这里盛宴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来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1967年邓销声匿迹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会见。虽然他坐的位置并不显眼，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他没有说一句话，甚至还显得有点孤单，但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感觉到他重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分量。

　　诚然，这只是一件事情的开始。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状况，正如毛泽东有一次向外国客人所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还有他自己也已年迈，“只有他(邓小平)算一个壮丁。” 处在长期内乱中的中国，正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而又成熟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向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因势利导，一步一步地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美惠子

3.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

　　安排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进中央政治局，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在同政治局部分成员谈话中多次作了说明。

　　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12月14日，毛泽东同部分中央政治局同志谈话，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指邓)。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指邓)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当天发出，下达到党内外群众。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中央军委五人小组，由叶剑英牵头，邓小平参加。 翌日，邓小平即同叶剑英等一起指挥西沙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

　　4.出席六届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

　　再一个重要举措是，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国际上树立邓小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的形象，提高邓小平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这也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策，并且是由毛出面同江青作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定于4月9日在纽约召开。 3月20日左右，外交部就我国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提出由邓小平当团长，乔冠华当邓的参谋。说这件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由外交部写报告提出为好。外交部即于22日向中央呈送了团长人选问题的请示报告。3月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考虑到国内情况，他建议在三周会期中，邓小平可以只出席一周，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与多方要人接触，便可回国。当天，毛泽东圈阅了周的批示。

　　毛泽东、周恩来派邓小平当团长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发起的这次重要会议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同亚、非、拉各国的友好关系，有积极作用。可是，江青竭力反对。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晚上，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强令撤回外交部的报告。王、唐告以毛已经圈阅，外交部无权撤回。但江青还是在3月25日下午四次打电话给王、唐，逼她们撤回要邓小平率团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于是王、唐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处：主席是否仍主张由邓小平率团出国？她们可否将是主席提议让小平同志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秘书回话，除重述25日下午的话之外，还说：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去是他提议的。

　　3月2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江青继续无理取闹。会后，王、唐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于27日给江青写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这才复信表示拥护。但4月3日至5日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主题发言稿和中国代表团的具体工作方针时，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不到。

　　4月6日上午，邓小平率团离京赴纽约出席六届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抱病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毛泽东前不久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支持第三世界各国在原料和发展问题上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帝反霸的立场。邓小平发言后，当场受到许多国家代表的热烈祝贺。4月19日，邓小平一行乘专机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通过这次活动，在国际国内重新树立了邓小平具有重要地位的公众形象。

　　从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到1974年4月10日出席联合国大会，经过一年时间，邓小平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5.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加快了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的进程。 就在这时，毛泽东1974年7月对江青等人发出了“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的警告，8月发出了“安定团结”的号召，紧接着，召开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上日程。中国的政治局面和人事状况，需要邓小平出来担当中国政坛的主角，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进一步把邓小平推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这年国庆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筹备四届全国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用电话告诉王洪文：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要王把他的这一重要人事安排告诉周恩来。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最新指示，宣布近期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决定。

　　新中国的历史又发展到了一个关节点。正当毛泽东号召实现安定团结的时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为“四人帮”，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又一次兴风作浪。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直接的目标是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

　　在1974年10月提出准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十届二中全会)时，为夺取最高权力，江同张、王、姚密谋策划，企图逐步改组中央政治局，取得政治局的稳定多数。办法是让一些人先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然后伺机正式补为政治局成员。他们要张春桥当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夺取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权。他们先后在上海、辽宁等地选定帮派骨干分子二十多人，企图安插到公安部、教育部、文化部、铁道部、邮电部、六机部和人民日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夺取这些部门全部或部分领导权。他们还在上海物色培养了“工人大使”、外事干部一百一十多人，以便夺取外交大权。

　　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打碎了他们的如意算盘，他们怎么肯善罢甘休呢？

　　江青一伙找到的借以发难的题目，是所谓“风庆轮事件”。

　　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在1974年初该轮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分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七十年代的李鸿章”。现在远航返回，又想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李国堂、实习三副顾文广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遂抓住一点，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江青10月14日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该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要结束时，“四人帮”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

　　江青拿出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小平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针锋相对回击江青：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春桥看着邓小平走出去，阴险地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

　　“四人帮”认为，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口实，把邓小平搞下去的机会。他们立即星夜密谋。四人商定：抢在邓小平10月20日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会见毛泽东之前，由王洪文先去报告。

美惠子

　第二天(10月18日)上午9点，王洪文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点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借汇报17日政治局会议情况诬陷邓小平和周恩来。他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还说：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王讲了昨晚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请毛指示，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看得很透。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王严肃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叮嘱王：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告诫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王洪文在毛泽东面前表示“一定按主席指示办”，可是，当天(18日)下午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找周、叶，却于当天晚上到钓鱼台向江、张、姚复命。四人在11楼江青处密商对策。江青还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找来，因她们后天(20日)将陪同丹麦首相赴长沙会见毛泽东。江青在18日中午已经找王、唐谈过，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邓小平在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行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在18日夜间密商的小会上，江青再次嘱王、唐到长沙诬告邓小平，还托她们带给毛泽东一封信。江青在信中说：听说主席身体好，非常高兴。并说：“昨日王洪文同志带回来的桔子，味甚鲜美。使我想起一首唐诗：‘江上阴云锁梦魂，江边深夜舞刘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乡思不堪悲桔柚，旅游谁肯重王孙？渔人相见不相问，长笛一声归岛门。’”

　　“四人帮”这时的用心，是要说动毛泽东收回成命，不让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

　　10月19日，周恩来找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谈话。告诉她们，经过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等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要整小平。他们已搞过多次，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在找王、唐之前，周恩来已同邓小平谈话，嘱小平到长沙在主席面前不提此事。

　　10月20日下午，邓小平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谈话结束送走外宾后，毛问邓有什么事要说，邓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邓问主席有什么话没有。毛叫邓坐下，说，我不懂北京的事，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情况。邓说，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点点头。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即于21日上午把同毛泽东谈话经过致信王洪文，让他通报政治局成员周知。

　　这一两分钟的交谈非同寻常。不单是把四届人大“组阁”的重任明确地交给周恩来，而且促使毛泽东更加信任邓小平。同前一天王洪文气急败坏地在毛泽东面前诬告完全相反，邓小平一句不说政治局会议上的争吵，表现得那样的豁达大度。一个卑劣，一个伟岸，对比太强烈了！这无疑会在毛泽东的心中激起更加坚定重用邓小平的决心。

　　邓小平离开后，毛泽东同王、唐继续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等问题的谈话。

　　毛要她们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

　　毛泽东重申：总的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毛泽东还要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关于风庆轮事件，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在带去的江青来信上，毛泽东写了批语：“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请王、唐带回交江青。

　　王、唐二人在22日把毛泽东的指示向政治局作了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这次关于最高层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使“四人帮”阻挠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图谋无法得逞，他们想排斥周恩来主持“组阁”的阴谋也成了一枕黄粱。

　　在这两代领导人交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决策和委托，不顾自己8月10日做第二次大手术后虚弱的病体，毅然再度挑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商讨，同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10月20日长沙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研究四届人大筹备工作。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说明四届人大“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关于病情，自己的膀胱癌虽未治愈，但“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务请主席放心”。


　　江青这时仍不死心，她不听毛泽东的告诫，还想利用其特殊身份插手“组阁”。这时，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制止江青插手，一方面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斗争。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后同邓小平谈话。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

　　邓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主席说：我赞成你！

　　邓小平答道：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说：我主要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说：这个好。

　　邓又跟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美惠子

　　也就在11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江青给他的信。江青向毛提出人事安排建议名单，要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培养。毛泽东在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心犹不甘，11月19日，又给毛泽东写信，公然伸手要官要权，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毛泽东20日复信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但江青野心不泯，在12月间，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看穿江青的野心，坚决不许。这时江青再怎么厚颜纠缠，已属徒劳了。

　　12月间，周恩来在病榻上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统筹全局，反复衡量。针对“四人帮”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同邓小平、李先念等多次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还是由周荣鑫当部长为好；文化部、体委从当时情况看来不能不作让步。12月20日前后，周恩来又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正是决定党和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的关键时刻，与周恩来同去汇报的又是王洪文。叶剑英表示，为了共和国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总理安全返回。

　　12月23日当天毛泽东就听取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汇报。

　　毛泽东摇着手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又一次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搞乱了，又不告诉我。”

　　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指指脑袋说：他政治思想强。Political比他(用手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又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还边说边用笔写“人才难……”，毛刚写到“难”字，周恩来把“人才难得”说出来，毛放下了笔。

　　第二天，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在这里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在24、25、27日又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谈了三次。

　　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和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在批刘、批林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关于江青，毛说：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对江青，毛又说：当然要一分为二。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在长沙期间写出书面检查。

　　谈话的再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对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具体人选提了一些意见。他同意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关于副总理人选，毛在邓、张(春桥)、李(先念)后加了一个陈(锡联)，并提议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最重要的，还是邓小平的职务。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这一重要决策，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毛泽东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关切地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王洪文到韶山参观，毛泽东单独同周恩来促膝长谈。毛泽东就理论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并同周恩来再次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意见。经过分析比较，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

　　6.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

　　周恩来返回北京以后，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经过“文化大革命”多次反复，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四人帮”，为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作出决断，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邓小平去执掌。在当时，毛泽东的指示和决定具有绝对权威。他要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五个职务。这一英明决策，得到党内绝大多数的拥护，江青等人也无可奈何。至此，“四人帮”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到处兴风作浪，处心积虑妄图排斥以至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由他们来组阁的阴谋归于失败。

　　从1970年起就酝酿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经过九届二中全会、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以及风庆轮事件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在毛泽东安定团结的方针指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筹划下，终于在1975年1月召开。这次大会是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恢复正常秩序，实现安定团结的一个标志。

　　1975年元旦，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全国人大有关人事安排问题。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会议确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会后，即向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作了报告。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于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1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会议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周恩来连任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于1月30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12位副总理的分工。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在会上传达、讲解了在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毛泽东所作人事问题和理论问题指示的内容，重申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作的“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等评语，并说：“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 邓小平接着发言，说：国务院的头还是周总理，我们帮助，因为他有病，具体事情有12个副总理。将来国务院要有几个人搞常务，经中央批准后再通知大家，请他们多做工作。毛主席在十届二中全会时就提出，现在还是以安定为好。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指示。现在看来国际形势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个现实问题，但是可以不可以争取几年之内不打？我们利用这段时间把我们的力量加强，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加强，也包含军事力量特别是装备的加强。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建设抓一下。今天在座的各部门要认真地注意抓这个工作。

　　至此，周恩来完成了由邓小平接替他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安排。

　　通过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国务院会议，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和安排下，通过正常程序，走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本文节选自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上篇第四章。

美惠子

邓小平改革开放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2014年08月12日11:43  观察者网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美惠子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2014年08月08日20:59  文史博览   评论中大奖（2,477人参与） 收藏本文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讲话。当年小平同志南巡的一锤定音，让特区人和改革者如释重负。时隔20年，我们不禁要问，小平同志的讲话为何不选择在北京？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编者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邓小平南巡
　　文/南 晨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 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 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陈开枝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于是他对大家说，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而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联系当时的情势以及1991 年上海春节谈话后的情况，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 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 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东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相，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 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为什么坚持要1月17日出发

　　等路线确定之后，陈开枝开始准备接待方案，广东省委审定以后又报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亲自确定了出行的时间：1992 年1 月17 日。为什么会选择1 月17 日出发呢？陈开枝后来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出行没有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没派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他办公室的人。他要等到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出发，所以他必须1 月17 号夜晚出发。

　　后来，陆续从邓小平办公室反馈的情况来看，陈开枝先头的预想没有错，邓小平这次出行并不是简单的“休息”。因为从几个事情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是专列到武昌停20 分钟加水，湖北的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闻讯特意赶过来，但因为按照规定，地方主要领导是不传不到的，所以他们只好躲在贵宾室不敢出来。最后，中央警卫副局长孙勇一边陪小平同志散步一边给他报告：湖北的书记和省长都在贵宾室，想见一面行不行？小平同志说：“好，见见吧。”出来握完手，什么话都没说，邓小平劈头就问：“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然后接着说，“现在就是要集中精力抓经济嘛”。

　　立下“六不”规矩

　　1 月19 日上午9 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老人家千里迢迢旅途劳累，当天上午安排休息。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于是陈开枝马上叫来省委书记谢非同志，陪小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88 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 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迎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让陈开枝难忘的是，陪同小平同志看皇岗口岸时，风很大，陈开枝劝了小平同志三次，他都不愿意上车，就看着对面的香港，看着元朗那一带。最后，陈开枝只好喊了小平同志的警卫，才把老人家拉上车。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南巡11 天，在广东的见闻不仅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巡讲话，也让陈开枝等这些特区人过上了改革开放后最舒心、最安逸的一个春节。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1992年1月19日，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不停地问，不停地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小平长女邓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

　　在南巡前，小平同志还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1992 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家人劝他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大家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 年1 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可才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 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道”。但《深圳特区报》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 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有人私下跑到市委领导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经过市委领导的同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 天里发表8 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中央高层对“讲话”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 月28 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 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 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将小平同志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小平同志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 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总书记专门开会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抓住这个时机，按照深圳市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 月26 日，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或转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20 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美惠子

邓小平与峨眉山老大娘的故事

2014年08月07日10:11  新浪历史  

　　原标题：邓小平与峨眉山大娘

　　来源：巴蜀网

　　2001-2-19日是邓小平同志逝世4周年的日子，特撰此文以作深切的怀念。1980年7月初，小平同志回家乡四川住在金牛宾馆。作为四川人不登峨眉看看那“天下秀”实在是一生的遗憾！小平同志年事已高，时时都留恋故乡，不忘家乡的人民和山山水水。这次回家乡来，在家人和随员们一再的要求下，他终于答应到峨眉山走一走，看一看！

　　当时，正值四川的洪水季节，新津的公路被水淹没不能通行，小平同志一行是改乘火车去峨眉山的。在乐山地区领导陪同下，客人乘汽车上山来到净水公社半山腰就下了车。去万年寺的路窄坡陡，要走3.5km里的路。小平同志穿着布鞋，卷起裤脚手拄拐杖不快不慢地和大家登山。当地干部想到小平已是古稀老人，怕他登山困难，专门为他准备了滑竿抬他上山。他说：“我是四川人嘛，我家乡出门都是山，小时候都爬山习惯了，我才不坐轿子当老爷呢！朝山心要诚嘛，慢慢走我也不累，沿途还可看峨眉的风光秀色，同时也锻炼了身体。” 下午4时左右到达万年寺，在听了遍能法师的介绍和汇报后，又参观万年寺及其藏品，小平同志兴致很高。晚餐是万年寺的拿手菜，小平同志对万年寺的石磨豆花和陈年老泡菜特别感兴趣。他说：“这豆花和泡菜都是我们四川老百姓的当家菜呢！我们今天真是吃的家常便饭啊！感谢你们的盛情款待呀！”

　　乡情，76岁的邓小平在峨眉山崎岖的山路上扶杖行走，途中与乡亲交谈

　　地点：峨眉山·乐山市

　　时间：1980年7月

　　摄影：杨绍明

　　第二天从万年寺走路下山去清音阁，路程有4km，小平同志还是坚持走路，走一段休息一会儿，年轻人都感到下山比上山还难，脚腿发软酸痛，何况古稀老人！快到清音阁的路边，小平同志见有几块石头便坐下来休息擦汗。这时，有一位上山的老大娘见小平旁边有块石头也坐了过去。老大娘见身边的老人衣着朴实，便问他说：“老大爷，今年多大岁数了？”小平笑着回答：“我都74岁了！”大娘忙说：“哎呀！我们还是老庚呢！”小平问她：“你每年都上山拜佛吗？”大娘说开了：“不怕你老人家笑话，我都有20多年没有朝山拜佛了！那是1960年困难时，家里一颗粮食都没有了，全是野菜、观音土充饥，哪还有心思拜佛啊！你不知道，朝山必须有玉米、黄豆喂猴子，不然猴儿拦住去路不让你走呢！”小平同志问她：“现在日子好些了吗？你家住在哪里？”大娘说：“我是眉山县的，现在家里坛坛罐罐粮食都装满了，吃都吃不完呢！这是：）的政策好啊，特别要感谢我们那个四川老乡邓小平呀！是他提出改革开放，把土地包产到户，大家积极性很高，每年除交公粮后剩余很多粮食，人吃不完就喂猪，猪吃不完就把粮食拿去卖，现在收入也多了。我要是见到邓小平他老人家呀，我一定要给他磕3个响头！”接着她从口袋里抓了一把米给小平同志看，并说：“今年又丰收了，山上的猴儿们也可和我们享受一番丰收乐呀！”她起身告辞说：“丰收年更要烧香拜佛，我要上山赶路去了！”她走到不远处，当地的陪同人员告诉他：“你胆子真大，敢坐到他老人家身边去称起老庚来，他就是你想见的邓小平老人家嘛！”大娘大吃一惊，赶快转身跑到小平同志面前跪拜起来。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边拜边说：“我今天总算朝到活菩萨啦！我们乡亲们都要感谢您老人家呀！”邓小平连忙将老大娘扶起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因为我是人民的儿子。”“再见吧，祝您好人一生平安，健康长寿！”老大娘又继续上山，沿途见人就说她见到了活菩萨了！游人不约而同地跟着老大娘又往山下跑去，都想看看这位家乡老人，老百姓的邓青天！大家边走边开玩笑说：“今天我们不上山拜佛去，我们要去拜拜活菩萨邓小平他老人家！” 客人在清音阁参观，看庙宇，看牛心石和双桥清音……小平同志看到那潺潺流着的清泉很兴奋，对扶着他的潘中林说：“你给我找个碗来，我要喝这泉水，比喝那矿泉水还好呢！这天然的泉水又清澈又洁净，喝了还可长寿啦。”小平同志双手捧着那小碗泉水一口气喝得一干二净。他说：“好凉爽啊，大家都来喝一碗哟！”围观群众都纷纷下到河里用手捧清泉喝起来。

　　一个伟人，一个脚登布履，卷起裤脚，拄着拐杖上山下山，走近老百姓，完全地融入群众之中的伟人，实在是伟大而又平凡！他的一生一世，一言一行，真不愧为“人民的儿子”。

　　说明

　　这篇文章是作者四年后写成，与雷康所收集到的资料有所出入。

美惠子

1953年时高岗试探邓小平：谁才是中国的斯大林？

2014年08月28日 16:39  新浪历史  

　　资料图：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关于新中国开国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右）、王稼祥（左）在莫斯科合影。

　　“新税制”风波中主持公道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从重庆举家迁往北京，就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同时还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邓小平到中央工作后不久，党内围绕新税制问题引发一场争论和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旧税制，很快建立了自己的税制。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了《全国税收实施要则》。根据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税法规定对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经济采取某些特殊优惠的政策，如规定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2%的税率征收，并按八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三年的营业税和所得税等。

　　到了1952年下半年，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经济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其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加工订货及代购代销等经营方式日益扩大，私营企业主看到国营经济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不纳税，也就更多地来工厂直接售货给零售商或委托零售商代售，以逃避批发营业税。由于经营方式、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少或很难收上来。

　　这时，国家即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不断增加税收为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可是，由于出现上述情况，原定的税难以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对原有的税制作了重大修正。1952年底，政务院一百六十四次政务会议批准了修正后的税制。修正税制规定：一是试行商品流通税，即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各种税负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二是将货物税、营业税、所得税等的一些项目合并简化；三是修订工商税，将工业品批发环节应交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四是取消对供销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和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12月31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同一天，该报还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明确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由于操之过急，工作较粗糙，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新税制公布前也没有提交中财委党组会议讨论，没有直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听取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修正后的税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把在流通环节难以收上来的工业品的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去征，使一些私营批发商得到了便宜，而工厂的税负则相应增加。同时，由于取消了对供销合作社的一些优待条件，使得供销部门的意见也很大。加之新税制公布时商业系统正在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个别商品也因为实行新税制的缘故而提了价。于是，新税制公布后，在一个短时间里，一些地方曾出现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执行新税制中出现的问题，也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3年1月15日，他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对“匆率发表”新税制提出批评，并要求主管机关将“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举条向他作报告。随后，财政部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并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解决发生的问题。经过努力，执行新税制中所发生的较大问题，很快都采取了补救措施，得到妥善解决。

　　随后，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的负责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修正税制的目的、新税制对物价的影响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等，作了说明。接着，财政部又将税制修正的情况和实行中出现的问题，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作了一次汇报。毛泽东再次对新税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195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议题主要是讨论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财经方面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各大区、省市委和财委的负责人(各大区、省市的财委主任都由党的第一书记兼)。大会的经常主持人是周恩来、高岗(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邓小平。

　　财经工作会议一开始，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内容，而且各方面的批评，集中在具体负责税制修正的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身上。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薄一波于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第一次检讨。他说：“过去财经工作的错误是很多的，枝节地讲不解决问题，我想主要的一条是对党在过渡时期的财经总政策钻研不深，没有彻底解决，而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后期，没有总结出从方针到政策的整套办法来。”他还承认修正税制没有从总的政策出发加以考虑，没有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典型试验，主观轻率从事，因而从方针到具体做法都犯了严重错误。

　　可是，薄一波的检讨并未过关，而且会议的气氛反而紧张起来。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会议连续召开了八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不得不作了第二次检讨。在这个过程中，高岗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更多权力的目的，利用财经工作和“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以批薄一波为名，把矛头对向刘少奇，企图先推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实现其篡党夺权目的。高岗和他的极少数追随者，在会上发表无原则的言论，制造党内纠纷，在会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中央有“圈圈”。高岗无中生有地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也有一个“圈圈”。高岗将矛头对向刘少奇的同时，还竭力鼓吹他自己能力如何强，历史上如何正确，似乎党内除了毛泽东，就数他高岗有水平了。

　　高岗在批判薄一波的发言中，无限上纲，随意给薄一波扣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投机取巧”，“品质不良”等一顶顶大帽子。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如1947年土地改革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0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谈话中的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玩起“批薄射刘”诡计。

　　财经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同时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与高岗一唱一和，策动对薄一波的批判斗争。饶漱石指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未到会是“消极抵抗”，一再逼安子文在会上发言，说什么“在这样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该不表示态度。”饶漱石还不顾毛泽东要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把所谓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1953年3月初，高岗找到安子文，说毛泽东找他谈话，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未经中共中央授权，草拟了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给高岗看过，也同饶漱石谈过。高、饶明知这样做不妥，却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而把“名单”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发，制造党内矛盾)提了出来，进一步增加了会议的紧张气氛。

　　由于高岗、饶漱石从中作梗，致使财经工作会议开了两个月，还迟迟作不出结论。最后还是毛泽东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出了个主意，要周恩来去“搬兵”，把陈云、邓小平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在北戴河，得到周恩来“搬兵”的通知后，立即回到北京参加了会议。陈云在发言中一方面对薄一波在“新税制”中存在的缺点作了善意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中财委内部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会没有，但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邓小平在发言中则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由于陈云、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公道话，使会议气氛发生了变化，结论也就比较好作了。8月11日晚，会议由陈云主持，周恩来做了总结报告。8月12日，毛泽东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一方面，他批评了“新税制”的错误，认为新税制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错误不是“带路线性”的错误。同时，毛泽东还提出要批评主观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谦虚、坚韧的精神。这样，因新税税制引起的党内风波得以平息。

　　严词拒绝高岗的拉拢

　　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是高岗、饶漱石政治野心的最初暴露，但他们并未就此收敛，反而进一步滑向分裂党的深渊。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中共中央是否增加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毛泽东为了减轻自己担负的繁重日常工作，加强集体领导，也提出要将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为一线和二线，他退居二线。高岗以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时机到了，便伙同饶漱石，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大肆捏造和散布毛泽东对刘少奇工作不满的谣言，别有用心地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自己搞政治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又主张由林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1953年10月，高岗以休假为名，到华东、中南地区，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游说，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活动。他散布大量的分裂党、攻击刘少奇的言论，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做结论。他还把中国：）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把自己说成是“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的党”手里，需要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也就是由他来掌握。他企图用这套言论去煽动根据地和军队出身的干部同他一道，搞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高岗首先拉拢林彪，得到了支持他的承诺。他继而又找到了邓小平。在他看来，在各大区和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中，只要取得邓小平的支持就好办了。因为他认为，东北是他的根据地，自然是他说一不二；华东的饶漱石现在已和他一唱一和，上了一条船了；中南的林彪已经拉拢住；西北的彭德怀为人耿直；只有西南的邓小平交往不多，心中没底。1953年秋后，高岗找到邓小平，对邓小平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邓小平看穿了高岗的用意，故意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书记处几位书记的像(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说，就在这中间嘛！邓小平还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在坚持党性原则的邓小平这里，高岗碰了一鼻子灰。

　　高岗见拉拢邓小平不成，又去找陈云，说要向毛泽东建议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还提出“你一个，我一个。”邓小平和陈云都感到高岗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的原则的，任其下去有分裂党的危险，乃及时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这样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在高岗四处活动之际，饶漱石也没有闲着，到处散布刘少奇的谣言，配合高岗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他本来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培养起来的干部，但自从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误以为现在是高岗得势，刘少奇可能会“失势”，于是就不择手段通过打击副部长安子文，极力表白他不是刘少奇“圈圈”中的人，以取得高岗的信任。在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期间，饶漱石捏造说：某某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后，饶漱石却仍抓住这件事不放，并煽风点火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中的安子文。

　　果不其然，财经工作会后不久，饶漱石未经中共中央同意，就制造各种借口，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安子文的斗争。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中组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中组部是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找饶漱石淡了一次话，表示不同意他的这种错误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行事，不要再在中组部内部继续争吵。但利令智昏的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在中组部召开的两次部务会议上，继续斗争安子文，还倒打一耙，指责安向刘少奇反映问题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逼迫安子文作检讨。

　　1953年9、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主要内容原定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可是，饶漱石却在会上兴风作浪，煽动个别不明真相的地方党委组织部长同他一起攻击安子文，并把矛头对向刘少奇。尽管如此，仍没有掀起多大的风浪。饶漱石不死心，在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说：“这次组织工作会议，该来的人没有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一大堆。”毛泽东听出了他的话外之音，就让邓小平问他谁该来，开个名单，统统请来。饶漱石心中有鬼，只点了陈赓的名字。原来，他听说解放战争时期陈赓率部在太行山地区活动时，因后勤供应问题曾对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的薄一波有过意见，又知道陈赓讲话无所顾忌，以为陈赓来了能放上—炮。其实陈赓根本不是那种人，他来开会后并没有如饶漱石所想的那样发言。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出现不正常情况后，毛泽东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肯定了中组部过去工作的成绩，同时对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邓小平也在会上强调：中组部工作的成绩，“是与毛主席特别是少奇同志的直接领导分不开的，但子文同志也有成绩，不能设想只是领导得好，他们做不好而会有成绩的。”

　　妥善处理高、饶问题

　　高岗、饶漱石本来是毛泽东信任的干部，把他们调来中央，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但是，高、饶到北京后，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拨弄是非，拉帮结派，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党的团结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也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原本对高、饶1953年夏季财经工作会议以来的不正常举动就有所察觉，邓小平、陈云汇报有关情况后，他进一步警觉起来，但他还是决定亲自“测试”一下。同年12月，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准备外出休假，拟请刘少奇临时代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刘少奇谦逊地表示，还是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的其他人都认为还是按惯例由刘少奇主持，只有高岗表示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的面目进一步暴露出来，从而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高、饶的问题。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29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饶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对高、饶的阴谋活动提出了严重警告。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同时决定，毛泽东休息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高、饶问题则交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负责处理。

　　1954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曾在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们的问题。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不点名地批评说，如果其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

　　会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都发了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希望他们幡然悔悟，改正错误。

　　邓小平在发言中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邓小平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他强调，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他还说：“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最后，邓小平说，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一副消毒剂，每个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照自己，使全党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这年2月中旬，分别举行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高、饶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反以自杀(未遂)拒绝党的挽救。1954年8月17日，高岗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1955年3月下旬，中国：）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揭发了高岗、饶漱石一系列的反党阴谋活动，回顾了党同高岗、饶漱石斗争的经过，总结了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

　　报告指出：“党内的争论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公开合法地进行，必须严格禁止宗派的、分裂的、阴谋的活动。我们的党要求任何党员忠实地执行党的一切决议和指示，同时容许在党的会议上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以便分清是非，达到正确的结论。党绝对禁止像高岗、饶漱石那样，用阴谋家的手段背着党的组织，暗中进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活动。”

　　报告强调了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认为高岗、饶漱石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总是一方面对上级闹独立性，另一方面总是在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中建立家长式的统治，否认集体领导，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同时他们也不敢按照党内合法的民主制度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必须正确地发展党内民主，坚决地贯彻集体领导的原则，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这次全国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仍然肯定“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他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饶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

（新浪军事）

美惠子

人民日报：毛泽东晚年是孤独的 而邓小平不是
2014年08月27日21:53  人民日报
我的父亲邓小平
　　一

　　毛毛(邓榕)将她这本40万字的作品，不称传记，也不肯命名为个人回忆录，她更愿意把这本书称为“感情流水账”。读过，再读过，直到眼睛有些潮湿的时候，才深深感到作者的解释是准确而有理由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本书披露的“文革”期间，邓小平写给毛泽东、汪东兴的信件。这些极为珍贵的历史信件，不仅再现了一位伟大政治家对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无限忧虑，而且字里行间体现出作为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女、对他所有家人至真至朴至深的感情。这些信件，虽然不能和三卷《邓小平文选》相提并论，虽然不能和一位杰出政治家治党治国治军博大精深的宏言伟论相提并论，但这些信件的分量并不轻。正是这些信件使我们通过读一位父亲，读一位父亲极其真实的感情，更深地去体会去解读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其实，历史从来不会忽略或撇下个人的感情(哪怕是细枝末节的感情)去评价一位时代人物的。而且，往往正是这些个人的感情才使我们有可能解开许多难以解开的历史谜团。

　　二

　　如果忍耐是邓小平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那么家庭和亲情也是他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读了毛毛的作品，读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感到邓小平的忍耐，既是个人的忍耐，也是一个家庭的忍耐。正是因此，邓小平的忍耐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忍耐。

　　三

　　我们往往习惯于仅从一种政治的轨道上去解释一个政治家、一个革命者的命运。其实，成就一个政治家或摧毁一个政治家的原因有时要复杂得多。在这里，或许感情、家庭这些因素尤其是不能回避的。我们知道，同是这个时代的伟人毛泽东是在不断地失去亲人的过程中走完他的革命征程的。毛泽东病危的时候(大概是逝世前十天)，他的女儿李敏经中央同意，到病榻前看望她的父亲。这时的毛泽东微睁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便紧握住李敏的手，闭目不语。毛泽东去世后，我们看到的他更多的是被当作一位伟人，一位党的伟大领袖被悼念。而邓小平不仅如此。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他身上的党旗、身旁的鲜花外，离他最近的，最后拥吻他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儿女，他的孙儿。

　　许多公开的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证明并描述了毛泽东的孤独，特别是晚年的孤独。而邓小平不是。无论是他“文革”被打倒，还是再次被打倒，他始终没有失去妻子，失去家人，失去亲情，失去无比温暖的亲人之爱和天伦之乐。

　　政治家就一定是离群索居或彻底的独行者吗？毛毛说：“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邓小平的确没有陷入过这种不仅他不能忍受，大多数人(姑且说)也难以忍受的孤独。无论“文革”开始初被打倒，还是“批邓”“反右”，政治上的风暴所以没能最终掀翻邓小平，除了他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和坚强品质外，还因为邓小平拥有一个好妻子、好家庭，拥有从未与他“划清界限”的依恋着他爱着他的儿女。邓家不简单。能够以一个家庭的力量共同抵御几乎是灭顶之灾的政治风浪的，实在太少有也太难得了。1976年，当政治的灾难和自然的灾难几乎同时从天而降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邓小平的夜晚是这样度过的：“到了晚上，全家人挤到这个大大的棚子里。父亲在灯下看书，妈妈和奶奶钻在蚊帐里扇着扇子聊天儿，眠眠和萌萌打打闹闹，而我们呢，有人看电视，有人则把麻将和扑克牌都拿了出来，摆在床上打。全家人住在这个大棚子下，不像在抗震，倒像在过儿童‘夏令营’。”

　　“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很难想象，也不应当作这样的假想，假如邓小平没有这样一个家，没有这些爱着他并簇拥着他的亲人，没有他的妻子的陪伴，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命运又该如何？他的那些改变中国的史诗般的伟大规划和梦想又能走多远？实现多少？事实是，邓小平不仅再次精神矍铄地复出，不仅以93岁的高龄辞世，而且在生命岁月最后的十几年中他还以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甚至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

　　也许的确不该做这样的比较，读这本“感情流水账”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一个是顾准。前者在被打倒的同时，他的妻子被抓进监狱，这位前国家主席显然是在极端孤独和痛苦中故去的。可以作这样的推想，如果刘少奇能够被允许始终与妻子相伴，如果他不但有妻子相伴，也有江西步校那样一个允许孤独也允许思想的院落，他或许不会那样早、那样痛苦地逝去。而顾准呢？1974年，在顾准心里，那一定是一个很寒冷很寒冷的冬天。生命垂危的顾准，临终前几乎是乞求见一下与他“划清界线”的子女，见一下他近在咫尺的老母亲，但终未如愿。原因很简单，那时顾准身上的符号只有两个字，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子，而是“右派”。所以，想最后看一下儿子的母亲被劝阻，应该向父亲作最后告别的儿女没有来。不敢想象顾准临终前那种被掏空一切的绝望和痛苦。不敢想。想一遍就会流一遍泪。抑制不住的热泪。这一段段让人泪如雨下的历史章节总会让人作这样的思索：这究竟是历史的不幸，还是个人的不幸？这究竟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者说，我们能简单地、清晰地将这两者轻松地分开吗？我想很难。因为，悲剧可能是历史的，但泪水一定是个人的。

　　五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政治的追求当然是难以放弃、不能割舍的。因为这里有一个政治家的全部人生价值和人生梦想。但亲情呢？家庭呢？或许还应该有这些政治家的爱情。失去这些，或者所有这些又极其不完整呢？这对政治家的命运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甚至对政治家的政治判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甚至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题目。这个题目不仅是读者需要的，也是政治家需要的；不仅是政治家个人需要的，也是政治化了的历史需要的。

　　六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论读此书，还是读三卷本《邓小平文选》，或是读邓小平无比生动也感人的生平图片，伟人的大智大勇、治国方略当然动人心魄，但常常让我动情落泪的还是一个政治家对民族对人民的深情、对亲人的深情。阅读邓小平的生平图片，觉得越到晚年，邓小平的目光、笑容，越能让人在感受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的同时，感受一个普通父亲，一个普通丈夫，一个普通老人经过沧桑岁月磨砺之后的至真之情。


　　《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总共收选了邓的15封信件，这些信件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毛泽东或汪东兴的。这些信里，虽然也涉及党事国事，但更多的，或者说大量的都是家庭琐事、亲人之事。有关于妻子卓琳的血压；有关于邓林“本身条件差，至今还没有对象”；有很详尽的十分拮据的二百多元生活费的分配；有关于朴方病情的情况，并“只能要求你的帮助(指汪东兴)，要求党的帮助”。对此，作者毛毛的评价是：“可以看到，‘文革’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文革’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文革’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文革’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80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七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这是写于1971年2月的一封短信的开头。这就是邓小平，很真实，很感人。

　　我只能说：

　　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国家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领袖，是一个政党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丈夫，是一个妻子的大幸；

　　拥有这样一位父亲，是儿女后代的大幸。

　　20世纪拥有了邓小平这样一位世纪伟人，应该说这也是历史和民族的大幸！

　　难道不是吗？！

美惠子

邓小平评毛泽东：一大批干部被打倒是他晚年最大悲剧
发表于 2014年8月17日10:50

摘要：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张国祚，原题为《张国祚：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及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给予毛泽东崇高而精辟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毫无疑问，这一评价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共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内外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政治动荡和文化浩劫。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一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开启新长征的大讨论开始了。中国将向何处去？最关键问题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举国深思、举世关注。在国际上，毛泽东是令第三世界敬仰的伟人和导师，也是令西方敬畏的巨人和对手，因此对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世界上自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期待。前者希望中国继承毛泽东的“遗志”、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后者则希望中国背离毛泽东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改旗易帜。
在国内，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绝大多数干部，对毛泽东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发自内心地崇敬和热爱毛泽东，淡化或认识不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甚至主张按所谓毛泽东“既定方针”办。另一方面，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或冲击人的则情绪化地对待毛泽东，他们心怀怨恨，忘记、忽略或无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夸大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甚至把这些错误完全归咎于所谓毛泽东个人的“品质”。显然，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邓小平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这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以宽广的大局观和深邃的战略视野，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集中体现在他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一系列重要谈话所阐述的观点。
一、立足于党内外国内外的大局进行评价
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应当说，这三条对于全党统一思想、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都非常重要，但邓小平非常清楚，最重要最关键的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他反复强调：“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因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评价毛泽东要有大局观。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还特别强调毛泽东的哲学贡献：“ 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为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中国，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论者要否定中国：）执政的“合法性”，都不遗余力地把污蔑、丑化毛泽东作为突破口，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彻底否定了毛泽东，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中国：）的信任、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这就从反面印证了邓小平立足大局维护毛泽东和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何等的重要。
二、着眼于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局进行评价
邓小平对《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初稿是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初稿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写得不充分、不恰当。他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邓小平所说“恰如其分”就是明确重点、顾全大局。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丢不得的旗帜。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 “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1981年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强调：“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还从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领导不可分割的角度，强调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他说：“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近些年来思想理论界的混乱，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的扭曲，都同当年“许多青年缺乏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贡献存在某种关联。
三、超越问责个人而运用多维思考的大局进行评价
一是总体定性。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无误地从总体上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这一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既源于邓小平的宽广胸怀，也源于他是伟大的“实事求是派”。他在评价毛泽东功过时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
二是细分是非。虽然认为毛泽东1957年反右斗争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但邓小平还是明确具体地肯定《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都是好的、对的。
三是秉持公正。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一人身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四是明确责任。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五是维护领袖。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是问责制度。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表层原因上，而是看到了背后制度的根源，也为日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找准了改革的方向。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七是重在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毛泽东，目的是走好未来的路，“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继续发展”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包括进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重温3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联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命运转折时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不能不赞佩邓小平的胸怀、眼界，特别是他深刻的大局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论述。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全面、更科学地看待伟人毛泽东。
来源：news.ifeng.com

美惠子

十三大邓小平为何可以不全退？

2014年08月03日21:31  文史博览   
　　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1986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中央内部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父亲立即在中办送传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7月30日下午，王震突然来了。当时父亲住在玉泉山，陈克勤秘书陪着他。陈秘书热情地把王老让进客厅，父亲和他寒暄几句，王老就把此次来访的意图讲了。

　　原来，王震是为“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而来的，他是中央指定的人事安排5人小组成员，受中央委托，来征求父亲的意见。有个重要安排，中央想听听父亲的意见，那就是，邓小平提出来：“十三大”上，他也全退。王老说：“老帅，你拿个意见，我去报中央。”

　　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父亲异常慎重，沉默了好一阵。许久，父亲才开口缓缓说道：“我认为，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

　　王老频频点头。交谈一阵，王老就离开了。

　　据陈秘书回忆，王老走后，父亲起身到院子里散步，散步时一语未发，只是沉思。散完步回到客厅，说：“还是写个正式的意见吧，说准确些，让王老带到北戴河去。”

　　当时中央领导集中到北戴河研究“十三大”有关问题。陈秘书根据父亲的意见，连夜起草好了。第二天起床后，陈秘书念给父亲听，父亲反复听了两遍，才点头同意，并说：“就叫‘备忘录’吧。快请王老来带走。”


　　“备忘录”里说：现在，我们党实际上的领袖就是小平同志。他是众望所归，自然形成的，无论党内外、国内外，一致公认他是我们的领袖。在当前形势下，小平同志不是退的问题，应该是继续进。他的健康情况也允许他再领导大家奋斗几年。由于我们现在没有党的主席职务，那就在政治局常委中仍然保持小平同志的重要的领导地位……当然，我们的事业还需要更多的新生力量，在政治局常委中再增加两三位年轻一点的同志也需要……人们对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政治局常委的充分信赖，正是构成我们今天建设事业发达的重要因素。关于军委主席一职，还是由小平同志兼一个时期好。当前大仗是一时难打，但自从宣布军队整编，裁军百万以后，基层思想很不稳定。如此时小平同志再退出，确实对稳定军心不利。

　　十三大邓小平为何可以不全退？

　　据说，父亲的这个意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决定，党的“十三大”上，“四老全退，三老半退”，“四老”是指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三老”是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美惠子

1979邓小平激励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
2014年06月22日23:05  东方网     
　　习仲勋谦逊地向中央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1998年10月，习仲勋和夫人在深圳迎宾馆(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环球人物》2011年05月第50期

　　1978年初春，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的习仲勋否极泰来，人生历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中共河南省委，速将被“流放”在河南省的习仲勋护送回京。

　　被叶剑英提名“把守南大门”

　　1978年2月24日-3月8日，习仲勋作为特邀委员在北京出席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关键作用的叶剑英元帅见到习仲勋，不禁愣住了：“仲勋同志，你备受磨难，身体竟还这么好？！”

　　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习仲勋用“特殊方法锻炼身体”的故事。在河南洛阳，习仲勋被关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他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时开始从1数到1万，然后再退着走，从1万数到1。习仲勋常说：“我为了要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就要走，就要退，锻炼毅力，也锻炼身体，我对：）是有充分信心的，我认为：）对我总会有个正确结论的。”很多人听了习仲勋的故事，都被他为党为人民准备继续工作而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深深打动。

　　在这次全国政协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习仲勋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与此同时，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习仲勋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习仲勋和叶剑英在延安时就相识，他对叶剑英渊博的军事知识、卓越的组织和指挥才能是十分敬佩的；对叶剑英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工作中的勤奋严谨，为人的谦虚宽厚以及生活上的节俭朴实，也一直是仰慕的。特别令习仲勋感动的是，这次会议期间，叶剑英在百忙中拨冗接见了他。习仲勋后来回忆说：“当时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工作日夜繁忙，还抽空接见了我……鼓励我要向前看，以后多为党做工作。一个：）员，还有什么比能为党多做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还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在北京的工作繁忙，广东的工作实在无暇兼顾。而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经叶剑英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州，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习仲勋谦逊地向中央提出，继续保留韦国清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自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时隔多年，习仲勋回忆此事说：“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大踏实。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特别是小平、剑英同志都找我谈话，要我大胆工作，来了要放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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