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当年关于平反昭雪的报道，胡耀邦致悼词(资料图)

　　197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响起了久违的鞭炮声。

　　这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干部及其家属燃放鞭炮的原因，是胡耀邦上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受了苦，找中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便成为最为熟知的民间俗语。

　　刚上任的胡耀邦明确表示：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在鞭炮炸响的冤屈与希望中，胡耀邦阻力重重、步步艰难。他强调：“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每当这时，总有强问横出：“毛主席批的怎么办？”“照样平！”胡耀邦回答道，斩钉截铁。

　　1950年2月，成都解放后，仅35岁的胡耀邦前往南充担任川北区（时为省级行政区）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52年夏，胡耀邦奉调进京。此后14年，先后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基于此段工作积累和经验，胡耀邦于1962年11月10日带职下放、肩挑重任，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又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辖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陕西肥了，耀邦瘦了！”彼时一穷二白、落后困苦的陕西，在胡耀邦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得以转变，但从深入青年到脚扎土地，并未让胡耀邦逃脱“文革”的摧残。

　　作为最早被示众、批斗，并被大规模围攻、直接遭受肉体打击后下放于“五七”干校的中央委员，胡耀邦深知其中屈辱。1975年，他因邓小平器重而重新出山，后升任中组部部长，便决心将冤案平反作为首当其冲的要务。

　　“文革”时期，薄一波等61人被定为“叛徒集团”，其家属、亲友、老部下也几乎全部受到株连，因此而受审查、迫害的人数有成千上万。

　　胡耀邦着手平反的第一个大案，就是这轰动全国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于这个谁都不敢碰的大案，当胡耀邦将其复查设想告知邓小平时，邓小平亦不禁对其勇气及魄力感慨万分。

　　在胡耀邦的主持、突破下，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取证，“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终于获得彻底平反。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不推倒最高深的围墙，难推动最根本的改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体现了胡耀邦的风行雷厉，而在为彭德怀平反的过程中，突显的，则是其深谋远虑。

　　依靠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的支持，胡耀邦主持中组部期间，挺身而出，不断推进为彭德怀平反的有关工作。最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为彭德怀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彭德怀平反昭雪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的黄克诚将一份手稿交予了胡耀邦。

　　这份手稿，是彭德怀在被软禁期间所写的一批回忆资料，被其侄女彭梅魁秘密保存并几经周折送至彭德怀的老战友、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长黄克诚手中。

　　彭德怀平得以反昭雪以后，黄克诚方敢将彭德怀手稿上交中央，他当然选择上交给胡耀邦。胡耀邦收到手稿后并未马上将其存于中央档案馆保存，而是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认真整理，并以《彭德怀自述》作为书名，公开出版、全国发行。

　　又有多少人知道，引起国内外空前反响的《彭德怀自述》，正是因此而示于世人？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凡此种种，胡耀邦皆力排阻力又事无巨细，到1984年底，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终于得以纠正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耀邦主持平反的冤假错案里，有不少人是当年整过胡耀邦的。满妹便曾对父亲开玩笑道：“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你的肚子里能跑航空母舰。”

　　相应的，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55万“右派分子”也被胡耀邦正名。在这些令人惊讶的数字中，有人却“惊讶”甚至质疑胡耀邦“改正”得太多了。胡的回答很简单——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后人多评价胡耀邦的最主要功绩在于：一解放了人，二解放了思想。在冤案错案的平反中，300万屈辱得以解放，而在思想桎梏上的打破，胡耀邦同样一锤定音。

美惠子

“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奴关系”

　　1977年3月，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由此，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全面铺开。

　　此后被反复追忆、不断赞誉的这个历史结点，若无胡耀邦的魄力与智慧，不可能如此“华丽”。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在其著名的《交锋三十年》一书中便评价道：

　　如此重大的举动，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胆大包天。

　　1978年3月，结束党校学习，被胡耀邦调任《光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的杨西光，收到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给报社写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激动却忐忑的杨西光，将其转给中央党校，希望能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

　　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得知后敏锐地感觉到此事的重要性，便表示：把稿子拿来看看。

　　经《光明日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反复修改后，此稿于4月底第一次送给胡耀邦审阅，胡耀邦“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些标点”。

　　5月6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编辑组在他家中开会，说道到这篇稿件关系重大，要求一定要仔细推敲，做到无懈可击，并又提出两条修改意见。8日，《理论动态》将胡耀邦的意见转告孙长江，孙长江又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做了修改，由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定稿形成。

　　当时特别重要的文章如果要以社论形式发表，必须经中央政治局主持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审定，而负责此职的，正是恪守“两个凡是”的汪东兴，故而汪东兴必然不会让此文出来“兴风作浪”。

　　为此，胡耀邦决定先由《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第三天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通电。

　　如此一来，就能避开汪东兴的审查，当时如此重大的举动，唯有胡耀邦的包天大胆，才敢通过此种方式绕过华国锋或汪东兴，突出重围。

　　“这篇文章发表，等于摊牌。所有洞悉中国政局的人都感觉到，风暴就要来临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出，批判如磅礴暴雨。

　　5月12日晚11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吴冷西，愤怒电话当日转载此文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是“砍旗”。

　　谁都明白“砍旗”的定义意味着什么，对此胡耀邦毫不畏惧，随即胡耀邦修改定稿《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一文进行驳斥。

　　人心惶惶。

　　6月15日，汪东兴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讲话，直接点名批评“特约评论员”及胡耀邦，并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及《新华社》，要求“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但就在汪东兴要求“下不为例”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力顶压力发表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新华社立即转发，《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愤怒与抗衡持续升级，胡耀邦为首的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全国大讨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前，邓小平终明确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驳不倒的”。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文革”中两次入狱，后被胡耀邦平反的知识分子郑仲兵对此回忆道：“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长子胡德平对父亲胡耀邦的解放思想举措理解得更为深刻：思想解放运动背后还是解放人，如果思想受到束缚，人和人的关系就可能成为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从属关系：

　　“毛泽东爱看《法门寺》（京剧，编者注），刘瑾让贾桂坐，贾桂说奴才是站惯了的。胡耀邦就经常讲，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为之而奋斗的同志是革命家；过着默默无闻、浑浑噩噩奴隶生活的人是奴隶；身为奴隶还赞美自己的奴隶生活的人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美惠子

“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解放思想与平反冤案，使得胡耀邦在历史环境中，被抛向了权力顶峰。

　　1980年，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由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经过十几次拒绝后，胡耀邦终同意担任，但声明了自己的条件：

　　“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会后的中央委员谈话中，胡耀邦表态：“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复杂的权力中心与困阻的改革路途外，生活中的胡耀邦，仍然清风两袖、育人克己。无论仕途跌宕或境遇变迁，均一如“昨天”。

　　《羊城晚报》曾披露轶闻，25年前的4月15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一个没有买到票的老农，蹲在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员的询问，老农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惊讶之下，列车员邃为其遂安排卧铺。

　　两年后，这位老农——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逝世，乡民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位高权重的胡耀邦，对家人和亲属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允许有一点特殊化。

　　1982年，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召开家庭会议，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

　　同时，他还专门给家里写信提醒：“这意味着我们要把尾巴夹得更紧了。”

　　就在当年，胡耀福的儿子胡德安去看望一位在某县当领导的亲戚，言谈中透露出想让对方帮忙找个工作的想法，那位领导曾与胡耀邦相熟，便爽快答应。胡耀邦得知此事后却大为生气，坚持要这位领导把侄子退回农村去，他对这位领导说：“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于己，胡耀邦更厌恶特殊化及特权化——“：）人一定要廉洁”，他常挂嘴边并以此自省。

　　据载，1989年4月20日，就在胡耀邦逝世的第五天，有一位记者来到他家，刚走进他的卧室便被屋内的情景“惊呆”：卧室的面积约15平方米，临窗的写字台上，放有3部电话机、一个普通的铁制台历、一副老花镜和十几支铅笔，他生前所用的茶杯竟是一只空的装咖啡用的玻璃瓶。

　　当时，胡耀邦的生活秘书指着衣架上的一套蓝色隐条纹西装对记者说：“这是首长生前最好的一套衣服，他只有会见外宾和开会、外出时才穿。首长的遗体将穿这套西服，我们在准备首长遗体穿的衣物时，才发现这套衣服已经穿脏了，前天才从人民大会堂洗干净取回来。”

　　朴素与严苛中蕴含的，是胡耀邦生活的性情与为政的忧虑，胡德平回忆，当他得知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数额巨大且俨然常态时，“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

　　针对此，胡耀邦还作诗“粗言”道：“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如此直言快语的胡耀邦，于1987年1月16日辞职后，却只能归于沉默。如胡德平的哀悼诗：

　　四月十五日傍晚

　　有几行稀疏的雨

　　在沉默中

　　为一个沉默了两年多

　　终于走向最后沉默的人送行

　　他的生命

　　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候

　　本文参考书目：

　　张黎群等：《胡耀邦传》，人民出版社、中央党史出版社

　　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

　　郑仲兵：《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

　　满妹：《思念依旧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

美惠子

纪念耀邦：你永远不会独行

真诚所在，情起不灭。在春天里，在这个大树开枝散叶的季节，我们再来纪念这位农民的赤子。我们似乎依然能够感受到，耀邦带着对中国民众的无限真情和深深的憾意，连同他未竟的事业未休止的现代国家梦想，在另一个世界静观他的后继者。

　　25年前的4月15日，一个老农蹲在从湖南到北京的列车车厢里哭泣。面对列车员的询问，老农大哭：“我弟弟耀邦死了！”

　　耀邦，一个农民的赤子，生命结束在不该结束的时刻。那天晚上，一位诗人在列车上悲痛难抑，为他赋诗一首，后来谱成《好大一棵树》到处传唱。

　　真诚所在，情起不灭。在春天里，在这个大树开枝散叶的季节，我们再来纪念这位农民的赤子。我们似乎依然能够感受到，耀邦带着对中国民众的无限真情和深深的憾意，连同他未竟的事业未休止的现代国家梦想，在另一个世界静观他的后继者。

　　耀邦从未孤独前行。在他的感召提携之下，南粤始开改革之先河，习仲勋、袁庚、任仲夷牢牢把握住中国改革的发动机；他对农口的支持与关注，使得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工作大踏步向前，杜润生、于光远们，甚至包括后来的王岐山均或近或远受其带动；文化知识界更是未忘晓耀邦的知遇之恩，知识分子们，包括文化宣传的主管者朱厚泽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发挥了引导者角色。直到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耀邦追随者的行列，他们绵绵不绝，超脱了功利性目的。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踏上耀邦曾经踏上的道路，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景观。

　　依托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政治社会土壤的衍变，耀邦作为一颗向上美好的种子，历经过的沧桑却依然保持天性。

　　耀邦是一位对生活有大爱的人，热爱生活，他首先保证自己是一个正常人，他回忆与妻恋爱时候魂不守舍，他骂起腐败来口不遮掩，“滚他妈的蛋，廉政才是为政之本”。他显然并不将政治作为全部，政治不是他的生命，从事政治只是改变世界推动更美好生活的工具。

　　这对于经受过权力侵染和折磨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必须时刻本着一种大爱精神，经历反复甚至惨烈的思想锤炼才能修成。

　　然而，诚如康德所言，“人终为目的，而非工具”。这种普世力量，正如大美星空中最亮的星星，照亮一切愿意为之付出青春生命，追求“诗意人生”的人们。让人之为人，这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耀邦在执政党内能够团结一大批同行者，建立起自己威信的根本力量所在。让人重新变成人而不是陷于丛林状态，让政治遵循基本的人性规则，让中国回归到常识，是这一批同行者共同的梦想。

　　为此，他们需要携手，互通政治资源，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同时解放人，他们的共同体雏形才能发挥出力量，对抗将中国拉入无底深渊的下行力量。

　　耀邦在这样一个正能量群体承担了枢纽的角色。他在团结以及发掘这些同行者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在自我形象方面，首先自己做一个民主开放的践行者，他成了首个穿西服的领导人，直至着西装入棺。他提倡女孩化妆，反对向多彩的文化生活设置审查制度，通过冤假错案解放思想解放人，他任人唯贤，他当上中组部部长时不少人放了鞭炮。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耀邦通过修剪旁逸斜出的枝条，调整树型和生长的方向，初步把正面的政治力量做成一棵大树，枝叶繁茂，根系深入。遵循耀邦民主开放、多元理念的政治领导者，已经发挥还将继续延续正向的政治逻辑。耀邦主持平反的习仲勋，在南粤为改革开放局面破冰，使得中国再走回头路已无可能。受他熏陶的前国家总理温家宝也称因为耀邦的言传身教不敢稍有懈怠，前国家主席胡锦涛退休后同样是一副平民形象，甚至自称“一介草民”。

　　耀邦所倡导的民主开放政治社会思想，当然未能最终全部实现，有观察者指出他似乎不太善于或是不屑与政治体系中的顽固但强悍的力量妥协，还有的说他似乎有些不接地气云云。耀邦不是神，他一个人解决不了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问题，这也正是他在体制内不断寻求同行者，不断培养后来者的原因，他所冀望的开放社会只是刚刚起步而已。

　　今天纪念耀邦，我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只有开放的社会才会前途无量。中国既得利益体系之强大，单纯依靠体制内的纵横捭阖，已经难以彻底奏效，领导者的铁腕治理推动也会显得后续乏力。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强大，是呼应体制内进步力量的不可或缺的支柱。

　　耀邦已经离开我们25年了，他所踏上的道路却从未缺少奋力行走的身影，与耀邦同行，让社会继续开放，正是这个道阻且长的国度希望所在。（文/张传文）

美惠子

解放日报刊文怀念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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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5日11:34
来源：解放网-解放日报 作者：周瑞金



原标题 [怀念胡耀邦 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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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版面截图  [保存到相册]

　　编者按：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4周年的日子。我们于此刊发两篇文章，以志纪念。

　　24年前的今天，胡耀邦因心肌梗死不幸过世，使全党全国人民陷入巨大悲痛。在中国改革又将走出新境界之际，怀想斯人，别是一番滋味。

　　改革开放让中国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堪称脱胎换骨，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把交椅。不过，有一点和耀邦当年力促改革时颇为相似：改革同样面临巨大阻力，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所不同的是，耀邦面对的，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抱残守缺，是发展之初面临的突破旧体制的种种困境；而如今我们面对的，则是发展起来以后更巨大、更多元、更深层次的矛盾堆叠和利益冲突。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新的历史时刻，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曾在胡耀邦领导下参与发动真理标准讨论的著名哲学家吴江，为胡耀邦故居陈列馆撰写过宋代杨万里一首诗作：“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耀邦其人，正如一道清溪，堂堂涌出无私无畏的人生境界，也堂堂推开思想解放、锐意改革的新境界。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敢破险关、大智大勇的“堂堂溪水”。

　　纵览耀邦在“文革”之后的行止，突出的一条，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决不惧怕任何的束缚。“四人帮”被粉碎后，胡耀邦最先敏悟到，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不能迷信个人，应当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应当正常化、民主化。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期间，他勇于顶住“凡是派”位高权重的压力和阻力，大无畏地组织和推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怕“砍旗”、“丢刀子”、“反马列”等的无端指责，冲破对领袖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没有胡耀邦冒着风险锐意发动真理标准讨论，并在关键时刻得到邓小平支持，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深远历史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

　　而耀邦最为人铭记的另一项历史功绩，就是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平反冤案冤狱、落实政策的艰苦卓绝工作。1977年12月胡耀邦受命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即着手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迅即摘掉全部“走资派”帽子，继而为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十万人平反，为在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彻底平反；为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彭德怀、陶铸、贺龙、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平反；为天安门事件的干部群众平反；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刘少奇平反。到1982年底，花整整五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从“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中冤案冤狱的平反工作，为数量高达三百余万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次大规模平反冤案冤狱，是为：）人洗刷耻辱，也是为：）本身恢复元气，准备改革开放的中坚人才，其功绩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平反冤假错案固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一人之功，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最难能可贵的是，耀邦持有：）人的赤子之心，毫无私心，没有山头意识，痛恨整人立威，坚持有错必纠，无愧是中国：）人的良心。

　　耀邦当年，更倾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局面，忍辱负重为推进改革、加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他不光自己身体力行，也不遗余力地把有改革精神的先行者推向潮头。1978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他，受叶剑英委托，给复出主政广东的习仲勋写信勉励：“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80年代初，耀邦又推荐另一位改革大将任仲夷，促成了他从辽宁省调往广东接替习仲勋，后来任仲夷陪同他考察深圳时，他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声浪。而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 “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他始终坚持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在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胡耀邦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冷静的引导者。他努力倡导党内民主，主持制定党的政治生活准则；他纠正了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主持制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文件。总之，胡耀邦为中国加快改革开放进程和加速经济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精力。人们公认，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成了我们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耀邦同志还有一项独特的贡献，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从不自居为神，也没有领袖习见的威重、神秘和永远正确，百姓们熟悉了他别具一格的率真、宽厚、活力四射，容易和他感情上亲近起来，喜欢他的无拘无束。

　　今天，党的十八大报告洋溢着对中国现实的忧患意识和坚定改革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时对百姓说过一句话，“你们过得好我就高兴”，而十八大报告则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人民满意与否，正鲜明地成为中共执政目标，曾让执政党建立新中国的群众路线法宝，正被重新打磨，重放光华。这也正是耀邦当年身体力行、念兹在兹的执政理念，他曾经对随行调研的温家宝说过：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下基层调查研究，体察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掌握第一手材料；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实际。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是这种向心力、凝聚力的重要一环。胡耀邦说过：“要做完人、圣人，难啦！但是，做真人、好人、善人、正直的人，是可以由自己当家做主的。”在中央推出八项新规，力促改政风、文风、会风的今天，怀想斯人，诚哉斯言!

　　我们纪念胡耀邦，就要像他那样，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做一个真人、好人、善人，正直无私、坦荡胸怀、光明磊落的人!

美惠子

邓伟志：怀念胡耀邦同志 “你骑马来我牵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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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5日11:36




原标题 [“你骑马来我牵牛”——怀念胡耀邦同志]

　　永远的尊敬

　　有的人在位子上时备受尊敬；一旦下来就没人尊敬。胡耀邦同志是在位、不在位都受尊敬，甚至是不在位比在位更受人尊敬。“文革”中他有一次离京回五七干校，儿子送他上了火车。当耀邦同志在河南信阳下火车时，检票的发现他手中拿的是站台送客票。这可是大丑闻啊！后来他想起，很可能是儿子的站台票被他当车票拿在了身边，他的车票在儿子手中。可是，这在谁身上都是有口难辩的。怎么办呢？没事！当车站知道他是胡耀邦时，不但没罚他，反而热情接待他。见天色已晚，又护送他从车站去干校。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辈子受人尊敬的人，包括逝世后仍受众人尊敬。1992年夏，我去南昌开会。传说，当时有关方面不主张在共青城开会，已经批准在共青城开的会，也临时改了地方，可是我坚持要去谒陵。快到耀邦同志墓前时，只见在我们前面的七八位穿着朴素的老人边流泪边鞠躬。其中有两位“噗通”一声跪了下来。我也实在控制不住，跟着失声痛哭。我想：这几位是不是经耀邦同志的手平反的老干部？只因“失声痛哭”，实在发不出声来。经耀邦同志冲破阻力，予以平反的人太多太多了！在共青城看到耀邦同志的墓是由少、青、党三面旗子组成，回来后，我写了篇《石旗》，寄给一家报社，迟迟未发，直到一年后才刊出。我体谅编辑的用心。

　　沸腾的热血

　　我第一次见胡耀邦是1958年4月12日，全国青年工人代表会议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当时，我作为大学生也参加了会议。耀邦同志开始作报告时，很轻松。他说他是从扬州过来的，是“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当他正式开始作题为 《人是伟大时代的决定因素》的大报告时，越讲越激动，其中有几次几乎是跳起来讲的。耀邦同志像一把火炬，受他的感染，大家也热血沸腾。会场上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尤其是在他讲了个把小时以后，有好多次是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报告结束时，掌声长达好几分钟。因为是万人的大广场，坐在后面的看不清耀邦同志，所以边鼓掌边高喊：请耀邦同志绕场一周。在掌声中，主持人宣布：耀邦同志马上下来，为了抓紧时间，希望大家不要与耀邦同志握手。很幸运，我当时正好坐在接近走道的地方，很清楚地看见耀邦同志穿着一件驼色的中山装，拱手向与会者致意。

　　几天后，《人是伟大时代的决定因素》的报告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占了一整版。那时《解放日报》每日四版，发整版的事很少见到。

　　2005年冬天，《文汇读书周报》摘发了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中的部分章节，提到耀邦同志有件驼色中山装，我顿时想起了1958年看到的那件衣服，马上提笔写了篇《人民的骆驼》，发表在该报上。我写道：“驼一样的人穿 ‘驼色的中山装’。耀邦同志的一生就是骆驼般的一生。他像骆驼那样艰难地行走在沙漠上，他像骆驼那样从不伤人，他像骆驼那样几天不吃东西照样向前，向前！他有骆驼般的心肠，骆驼般的生活，骆驼般的精神，还学会了骆驼般的沉默……”

　　科学的追求

　　29年前，我在1984年10月2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接着就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信上写道：“耀邦同志认为你的文章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事业是有益的。希望你继续努力……”我看了深受鼓舞。从那以后，我不敢有丝毫放松，决心不辜负耀邦同志的期望，继续为改善学术生态环境写了两本书。50多年来我大约发表了1000万字，绝大部分是1984年以后写的。

　　1988年底，我有幸在于光远同志家中看到耀邦同志写的《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的手迹。他写道：“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辣任去留。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耀邦同志这首词是戏中有戏，戏中有不戏。是的，“你骑马来我牵牛”，牵牛的与骑马的在真理面前是平等的……

美惠子

为什么纪念胡耀邦
胡耀邦还有一段话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体味。他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
特约评论员：苏西
　　24年前的4月15日，一位老人辞世。提起他，世人想到的是，他在邓小平等老同志支持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落实干部政策”等历史性的工程；他马不停蹄地奔波调研，足迹遍布1600多个县；他主张“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他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他逝世24年了，但人们对他的怀念并未停止。他，就是胡耀邦。

1984年3月12日，胡耀邦在北京十三陵中直机关造林基地植树时，与林场工人交谈。
　　人们怀念胡耀邦，是怀念他的立德、立功、立言。在他身后，还有两点值得铭记。一为民主；一为开放。
　　先说民主。何谓民主？言人人殊。梁启超说，民主是天下之公理；丘吉尔说，民主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种制度；还有人说，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胡耀邦也许没有专门给民主下过定义，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民主，以个人的言辞实践民主。
　　胡耀邦支持“集体领导”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曾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同凡响，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别具一格。在中共十二大，当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写入党章，他比谁都兴奋。
　　“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胡耀邦身体力行的名言。媒体曾披露过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凡是胡耀邦主持的会议，与会者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全不在乎。1985年6月，原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胡耀邦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
　　民主不是唱高调，更不是喊口号，没有民主作风，不可能容忍别人与自己争吵，别人也不敢争吵，特别是身为党的总书记。
　　胡耀邦还有一段话特别值得今天的我们体味。他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有人批评我背着中央搞违犯‘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坚持认为我那样做是从大局着想的，即使多数人反对，我仍要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前不久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推进依法治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称“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言辞间，法治思维显然一脉相传，也看到了法治底色上的民主色彩。
　　再说开放。一提开放，不能不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胡耀邦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一个细节是，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见《南方周末》）胡耀邦还是改革开放的提出者和执行者，据专家研究发现，对于“改革”的全面论述，始于胡耀邦1983年1月30日的一份讲话提纲。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的，同样是胡耀邦。（见《羊城晚报》）
　　在不断推进中国的对外开放方面，胡耀邦也是不遗余力。他提出的“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成为了特区从事改革试验和创造性工作的指导思想。胡耀邦支持蛇口真刀实枪地推行政治改革，显示了他的气魄和智慧。
　　在推动对外开放上，他勇于并善于打破常规，顺应时代和历史潮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带头穿上西服，就值得特别一提。此外，他还率先表态，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推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开放与进步。
　　温家宝同志曾在人民日报撰文追忆写道：“我亲身感受着耀邦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和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亲眼目睹他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
　　透过“民主”“廉洁”“胸襟”“清正”这一个个关键词，勾勒出一个形象的胡耀邦。群众怀念一个人，是怀念他的丰功伟绩，更是追忆他的人格魅力。“此去经年，应是千古好景即设。便更怀先驱风范，当与世人说。”

美惠子

胡耀邦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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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4月14日21:46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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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同志生平】
　　（新华社北京1989年4月22日电）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了。他在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兢兢业业，奋进不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和优秀品德永载史册。
　　胡耀邦同志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发愤苦读，成绩优异。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他投入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洪流，一九二九年冬，在家乡秘密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三零年五月，中央红军解放了浏阳县城，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胡耀邦同志受党的派遣，回乡担任乡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不久被调到少共湘东南特委担任技术书记。一九三二年五月，他被调到湘赣省委做儿童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到瑞金，由少共中央局派到福建省宁化县和清流县巡视工作，五月到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八月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长兼青年部长，九月转为中共党员。转党后调到少共中央局担任秘书长。胡耀邦同志在苏区工作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为中央苏区团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四年十月，胡耀邦同志随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虽患重病和被敌机炸伤，仍保持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先后在三军团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和青年工作。他到达陕北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一九三六年一月，参加了红军东征，六月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长，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青年工作作出了成绩。
　　一九三七年五月，胡耀邦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一九三九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七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一九四七年八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一九四八年八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一九四九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决战中，他坚持以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武装广大指战员，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发挥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英勇战斗，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胡耀邦同志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一九五二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广大团员和青年，按照青年的特点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提倡“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把广大团员和青年团结在党的周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团的工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充分发挥了党的助手作用。一九六二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与广大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发展工农业生产，推进了所在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全面否定团的工作，罗织罪名，对胡耀邦同志进行了残酷打击和迫害。他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职务时，认真贯彻全面整顿的方针，领导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正确反映了科技战线的实际情况，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一次遭到错误的批判。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期间，他组织与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我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他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了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他坚决地组织与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表现出非凡的革命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重视理论宣传工作，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理论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为了全面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明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1984年10月21日到27日，胡耀邦同志视察了山东沿海地区。胡耀邦在荣成县成山角同负责同志合影。右起：烟台市委书记王济夫、省委副书记李昌安、胡耀邦、新华社社长穆青、省委书记苏毅然，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
　　一九八零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代表中央作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三年十月，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胡耀邦同志重视农村改革，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持制定了有关农村问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他重视和推动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参与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重视和推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十分关心边疆和贫困地区的建设事业，亲自访问了很多这样的地区。
　　胡耀邦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党的科学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同年轻知识分子谈成长道路的讲话中，满腔热情地鼓励年轻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四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健康成长。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他坚持干部队伍的“四化”方针，大力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
　　胡耀邦同志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激励广大党员和干部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在遵守党风党纪方面起表率作用，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
　　胡耀邦同志始终关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为加强我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付出了心血。
　　胡耀邦同志先后访问了许多国家，经常接见外国来访的国家领导人和政党领袖，为恢复和发展我党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作出了努力。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还是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第八、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始终不渝地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他顾全大局，按党的原则办事，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密切联系群众，胸怀坦荡，作风民主，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敢于坚持真理，勇于自我批评。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好学深思，锲而不舍，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才干，亲自动手撰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稿。近两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刻苦攻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胡耀邦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美惠子

胡耀邦习仲勋在转折关头患难相助 友谊堪称典范

胡耀邦和习仲勋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率先投身历史的洪流，谱写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壮阔篇章。

　　胡耀邦和习仲勋早年投身人民解放事业，长期的革命生涯锻炼了他们坚韧的意志和豁达的胸怀。两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开国、初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2年习仲勋因为小说《刘志丹》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随后，胡耀邦在陕西主持工作时因为反对“左”的做法，被打成“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两人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迫害。在逆境中，胡耀邦和习仲勋开始思考中国发展的新道路。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北京组织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等工作；习仲勋主政广东，支持和配合中央的部署，同时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开创了广东发展的新局面。胡耀邦受叶剑英委托写信转告习仲勋：“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这一时期，胡耀邦和习仲勋突破教条主义的夹击，杀出本本主义的重围，批判左倾路线，在工作上鼎力扶持、患难相助，推动了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正确的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航程。【点击返回历史首页】

美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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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独家揭秘《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背后的故事[/url]

2014-08-23 09: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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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这段时间以来，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热播，不同于以往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情景细节、故事的讲述视角以及公众所关心的“脱敏”等方面都超越了过去的同题材电视剧。该剧本创作历时4年，拍摄112天，这部电视剧背后的艰辛可想而知。8月22日下午，中国影视导演、 湖南省潇湘电影集团一级导演、湖南省影协副主席吴子牛，主演萨日娜、杨峥、温浩铎通过大智汇微访谈，其中回答了冰溪洋的八个提问，为大家揭秘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问：许多人认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就如何突破收视瓶颈，如何紧贴观众接地气，如何把握历史尺度等，都为以后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创作树立了典范。请问您们如何看？

导演吴子牛：没有想到。我们都属于那种人，耕耘不为收获的人。接到任务，首先努力把这个戏拍好，因为这个戏太大了，我在开机的时候就说咱们这是一个鸿篇巨制。因为涉及到的年代是1976年10月到1977年1月，从高考到1978年，到1979年、1980年前后，一直到1984年，这个时代不断地在渐变，特别是到1978年以后，实际上今天晚上就有了，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方位地改革开始了，中国的面貌马上开始变了，飞速变化。我们要看到时代的变化，反映在每一个人身上，和他们生活中，包括细节的变化。我们会动很多脑筋去琢磨这些事。在这个情况下，不可能有机会让我们去想它的收视率会怎么样。

像这种写伟人的，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题材，因为太多了，我一般不会那么快就答应，但是这个戏不一样。现在媒体或者和组里的同志、创作人，我就老讲，这是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相当强的批判力度，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和我们的未来也有非常强的血肉关系。

今天宣传部门告诉我说，收视率在全国是第一，我们已经播了半个月了。当然，这个消息我们很高兴，但是，我们也很清醒，除了全剧演职人员的辛勤劳动、创作以外，还要得益于这个题材，对中国人民的吸引力。

演员萨日娜：那一代人对这个很有共鸣。非常非常感动，他们真的非常感动。看来这个角色和形象还是在人的心目当中留下了印象的。

2、问：有人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最大的亮点在于坦然面对了诸多仍被视为“禁区”的历史敏感话题，请问您们认为该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最大的看点应该是什么？

导演吴子牛：我觉得选演员对于导演来讲是一种学问，我们圈子里有一个话，一个演员选准了，准确地选择一个演员，这个角色就成功了一半。就是他的造诣，他的艺术水准有多高，就会产生多大的火花。温浩铎就是这样，他跟我合作过几部戏，演过耍猴的杂技演员，也演过溥仪，有很强的能力。

3、问：请问《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您们认为最大的成功在哪里？

演员杨峥：我的收获很大，我觉得现在让我沉稳下来了，安静下来了。

4、问：请问您们拍摄完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演员温浩铎：导演说，你一定要找到我不要表演，我要真实，我要真诚。导演因为是从那个时期经历过的，他有一场戏，第一天拍戏在四合院，说实话，紧张，真的紧张。所有的景、包括现场的氛围、现场的气氛，所以说它有一种带入感。导演，我就觉得，有凝聚力，有向心力，所以，他能带着这帮人一起往前走。

演员萨日娜：在现场的拍摄，感受到的是大家在一起创造的那种氛围，所有人创造的是一种，内心都是有一种崇敬的心理，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心理在工作。现场的氛围又特别特别和谐，所以很享受。

5、问：请问在您们眼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戏是否堪称完美？若有不足之处，那又体现在什么地方？

演员杨峥：那是一个很纯粹的年代，很质朴、很真诚，可能我生下来之后没有更多的感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对我来说，我去塑造他，我觉得是相当之有难度的，我对我自己说一句话，我要给导演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只能把自己真的变成夏建国，而不是去塑造。

6、问：通过拍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请问您们认为拍摄伟人类题材的电视剧和其他题材有何不同？难点在哪里？

导演吴子牛：我当时非常高兴接受了这部戏的创作，尽管它是非常艰苦的，充满艰难的，但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多么短的时间，我们这个剧组这个团队还是把它拿下了，顺利地播出了。

7、问：据了解，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邓小平的扮演者马少骅遭遇的难度和压力非常大，为了塑造好邓小平这个角色，马少骅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请您们给介绍一下情况？

演员萨日娜：基本上这个戏外面的事和他任何关系都没有。我们拍到后期的时候特冷了，马老师整个脚都是肿的，两条腿都是肿的，每天还在坚持。后来我们挺心疼他，马老师别拼命，不，这机会太难得了，这是享受啊。他是在整个的享受这个过程。

8、问：在拍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过程中，您们感到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

演员杨峥：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马老师，我唯一一场和马少骅老师的对手戏，就是我已经上了北京大学以后，在黄山偶遇到了，那种激动，现在我讲起来，我都有点鸡皮疙瘩，浑身发麻，马老师的表演，他是完全融入到这个人物当中的，他把伟人也好，还是邓小平同志也好，没有一个具体说去把它概念化的东西，是完全从人出发，他变成了他人的那种感觉。我跟他一握手的那一瞬间，我就控制不住了，我说邓大人我能和您握个手吗？一握手，当时黄山游客很多，我们拍摄挺有难度的。他一握手的一瞬间，我整个人都酥了，我当时有点忘词了。（冰溪洋）

美惠子

2014.08.22 第188期来源：凤凰网评论
邓小平如何把握香港的变数和风险
作者：加藤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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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与中央打交道？中央又如何面对香港？”它不仅影响香港的未来，还左右中国的走向，此外，两者的碰撞状况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际社会，尤其西方政府和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认知与立场。

“有不少在香港的日本投资家正在考虑把根据地转移到新加坡去，有的已经走了。”

我上个月访问香港，一名日本金融界人士在中环的高楼上这样告诉我。

“为什么呢？”我问。

“还是有政治因素吧，包括最近的'占中'计划，对于我们搞经济的人来说，政治风险越少越好。但展望香港的未来，随着离中国内地越来越近，香港的'厌中情绪'又越来越凸显，这块土地似乎也在失去原有的制度安全和独立地位了”，他回答说。

天气很炎热，潮湿湿的。走过充满“霸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楼，无意中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宣传“一国两制”的大广告，在往前走，就碰上游行了。

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主张即将到来的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不要遭遇中央政府“干扰”，提倡香港民主的，里头也有支持“占中”计划的；另一个是捍卫“港人治港”、“一国两制”、以及“爱国爱港”的，里头也有反对“占中”计划的。

两个阵营被警察隔开得很明显，中间大约有10米左右的距离。我在现场感到好奇的则是来自两个阵营的主张之界限和底线在哪里。

2017普选不受“干扰”离捍卫“港人治港”有多远？

“香港民主”离“一国两制”有多远？

反对“占中”的人士难道不支持普选的独立运行和香港民主之实现吗？

“占中”人士说，只要普选不遭受“干扰”，由香港人自己公正、民主地选择香港的领导人，就放弃该计划（到时怎么着，我也不知道）。这一点，难道与邓小平先生当年按照“一国两制”的框架所提出的“港人治港”的方针有根本性的矛盾吗？

关于邓小平与撒切尔中英领导人之间围绕如何处理香港问题的谈判过程，我就不一一阐述了。据我所知，邓小平先生所主导的“港人治港”方针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香港回归后也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中国中央政府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有权利驻军等之外，回归之后的香港仍然执行从英国统治时期以来贯彻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采用中国内地正在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此方针50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回归后的50年，直到2047年，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政治制度与体制内涵将是有区别的，所以叫“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理论上一点不矛盾，相当有理。

当年邓小平先生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判的过程中最后接受这一“50年不变”的方针是不容易的，同时，这一点恰恰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和公民格外重视的一点。毕竟，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的主体发展了那么多年，基本实现了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先进制度，当时西方国家的普遍担忧无疑是香港回归后，这些有着积累的制度优势向何处去。

我很好奇，假如今天邓小平先生还活着，又看到我前一段时间在香港所碰上的局面，究竟怎么想。

邓小平先生曾预想过类似“占中”计划的发生吗？

邓小平先生提出“港人治港”时如何把握未来可能发生的变数与风险的？

邓小平先生是怎么预测香港回归之后50年期间的中国走向的？

当年，邓小平先生发挥政治智慧与英国谈判，设定香港回归的议程，并为未来的走向提供框架，才有了今天的局面。但邓小平先生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完整地预测自己逝世后，更是时代和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和变数。那么，我们需要做到的不仅是认真、细心继承邓小平先生所遗留下来的方针与智慧，更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的变化与走向，与时俱进推动“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生活与文化。

“他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我们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提出。

而大概完成了“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的如今，香港局势应该说早就从过渡期走向转型期，至于转型何从何去，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怎么推动，怎么收拾，等等问题，恐怕不是邓小平先生当年能够准确预期的，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和形势变迁的不可预测性所决定的。

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怎么继承遗产，共享智慧，有所超越？

从1997年到2047年，怎么度过，又如何跨越中间的2017年？

问题的解决已经移交给后代了。

如今，香港毫无疑问是中国问题中的热点。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海外媒体，都非常关注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关联问题。

“香港如何与中央打交道？中央又如何面对香港？”

它不仅影响香港的未来，还左右中国的走向，此外，两者的碰撞状况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国际社会，尤其西方政府和公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认知与立场。

香港问题就是中国问题。她俩都很重要。

至少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发展必须与“香港的稳定与发展”同舟共济，为此，香港经过艰苦的历史进程推动，并维护下来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社会秩序、金融中心、国际地位等必须得到制度性的保证，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当然，迈向2017年这一关键时刻的过程中大家所关注的“香港民主走向何方”无疑决定香港人未来的生活问题和价值取向。

美惠子

中央文献研究室官员：说邓小平最后不改革了是不对的

2014年08月18日 10:49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山旭 姚玮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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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东方周刊》第554期封面（封面/陈国英作品）

原标题：邓小平的制度理想

邓小平说：“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这三条”即——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原标题：邓小平：谋划制度理想

“在邓小平的骨子里，改革从来没有动摇过。说他最后不搞改革了，这是不对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姚玮洁/北京报道

从现在开始的未来6年左右，对于中国人到底有多重要？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曾作出预言。

在那次让改革开放走上新阶段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如今，习近平表达了在同样的时间点达到同样目标的决心。

2014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开篇就讲述了自己对于邓小平这一预言的深刻印象。

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此前，备受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了同样强调“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还将目标时间明确为2020年。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人说可能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改革如同闯关。这30多年间，中国人也曾多次面临高高低低的改革关口。而这一次，在“改革必须硬碰硬”直逼眼前的时刻，两代最高领导人对于国与民的制度承诺，在此契合。

这无疑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一道险峻关隘。终点显然不会是“三权分立”——尽管改革艰难，但他们对于自己所坚持的道路同样自信。

比如邓小平对于民主集中制就曾说：“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

用习近平的话说：“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

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溯他对于国家与政党制度体系的构想，慎思他的未竟事业，必然会对中国道路的未来有更清晰的判断。

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姜淑萍看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是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也许它不如开启改革开放大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以及南方谈话那样让人熟知，但这篇通常所称的“八·一八”讲话，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会把它视作新时期中国制度建设的起点。

“八·一八”讲话就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会后不到两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邓小平、李先念等六位老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给全国老干部作出表率。

“‘八·一八’是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在当时的现实意义主要是解决党内的新老接班、年轻化的问题。有人说，邓小平搞改革，只搞经济方面的改革，不重视政治方面的改革。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可以证明，在新时期一开始他就在考虑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姜淑萍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作为中共中央的工作部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任务是：编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编辑、研究党和国家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第三编研部承担编辑邓小平著作，撰写邓小平年谱、传记等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老干部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老干部中许多人年迈体弱，力不从心，难以胜任，干部年轻化迫在眉睫。这就是‘八·一八’讲话的大背景。”姜淑萍说。

不过，这篇讲话之所以被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因为它并非就事论事。

除了指出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邓小平还说：“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这三条”即——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蒋永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但还需要有组织路线来保证。所以，邓小平把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他认为这是关系党的百年大计的根本问题，提出要趁老干部还在，在三五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

1982年中共十二大进一步阐述了“八·一八”讲话的主要内容，强调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制度，不设中央主席和地方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为改变权力过于集中作出制度安排。

作为一种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性策略，还建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张曙说，与此同时，围绕领导制度问题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

“八·一八”讲话中说：“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张曙认为，法制建设是邓小平对于制度建设的根本主张之一。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时任修宪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王汉斌曾回忆说，1982年之前的三部宪法都是总纲之后，依次为《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两章。这次修宪，讨论焦点之一是，是否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第一章。它的实质是用宪法来明确：先有公民权利、然后根据公民的授权产生国家机构，还是先有国家机构来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经过请示邓小平，“还是要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摆在国家机构前面。这个决定很重要。”

更早时，在1978年底著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曾就法制建设作出了“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指示。

由是，从1979年3月到6月底，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在3个多月内提出7件法律草案，中国立法工作在中断了20多年后重新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

张曙说：“以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为重点的领导制度建设，从进入新时期后有序进行。”

这些努力包括：恢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创设中央顾问委员会；确立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国家机构系统，恢复国家主席、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国家机构。

1982年中共十二大修订党章后至今的30多年，都如期召开各次党代会。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两届，取消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邓小平看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他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是跟不上，那么经济改革也进行不下去，所以强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对于改什么、怎么改、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论述。这方面的论述在1986年、1987年非常多，非常充分。”姜淑萍说。

改革很深刻，触及很多人的利益

在那一系列制度建设阐述中，邓小平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的标准。

“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他在1987年3月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说。

邓小平也充分估计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正如他所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很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刊发的文章中，曾描述了1986年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时对是否实行差额选举的争论。

当时中央开会有60多位中央委员发言不同意差额选举，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党委负责同志。因为“差额选举打乱了他们安排干部的格局，不利于党的领导”。

事实上，差额选举自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就已提出，即规定候选人应多于应选人。

这一制度首先遭到各地党委的反对。1983年，广西选举全国人大代表时，主席团把代表提出的候选人全部勾掉，提交大会选举的候选人名单都是主席团提出的。

最终，在1986年12月通过的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决定，明确规定人大代表和国家副职、地方副职领导人员必须差额选举产生，并规定了差额比例。但对正职领导人员的规定比较灵活，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

而1987年重新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将原文中的六项改革举措缩减为五项。“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因反复争议，在若干年后才再次成为这份文件的一部分。

到1986年底，国内环境出现变化，发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情况。“那个时候有些人说自由化来了，不能这么搞，但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姜淑萍说。

据当事人回忆，70年代末开始，彭真领导的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曾3次申请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或国家监察部，都因遭遇反对而没能实现。

1987年7月，监察部正式挂牌办公。

坚定推进改革开放

如今回头看邓小平南方谈话前的两年，纷乱复杂，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　

在姜淑萍看来，“这个时候也是邓小平阐发新思想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大动荡，邓小平深入思考社会主义到底怎么样？我觉得他是在这个刺激之下去思考，考虑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办？做这些事到底行不行？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冰封沉寂之时，邓小平来到南方，推动改革开放再次启程。

“大家都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办，一些人怀疑改革开放行不行。但是他的口气是非常坚定的。在邓小平的骨子里，改革从来没有动摇过。”姜淑萍告诉本刊记者，“说他最后不搞改革了，这是不对的。”

有人认为，从1986年到1992年，邓小平给自己塑造了自相矛盾的外在形象，保守与改革并存。

张曙则认为，“1989年后，邓小平对于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谈得不多，那时最紧迫的是如何防止经济滑坡，以及应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中国国内的影响等问题。邓小平的谈话更多的是关于如何捍卫国家主权，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　

“稳定，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底线，他态度非常鲜明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所以他在1989年站出来。应该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蒋永清告诉本刊记者。

很明显，邓小平担心1978年以来中国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被破坏。他曾对布什说：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总之，这位已入暮年的领导人，排除“左的”和“右的”的干扰，选择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来它也被外界称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

“通过改革开放来建设这条道路，遇到阻力就排除，不管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如果细细研究邓小平，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种认识。因为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完全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这种最根本的思想。”姜淑萍说。

1992年，中国正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重回公众视野。张曙说，“关键时刻邓小平没有犹豫，毅然决然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陷入困境的改革开放又迈开了新步伐。”

什么是制度优势

虽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但邓小平对于中国这种“根据自己的特点”所作的选择充满信心。

在《邓小平文选》中，自80年代中期起，不仅大量论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几乎每次也都强调国情选择和道路优势。

比较典型的是1987年6月接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全面阐述中共十三大改革设想的谈话。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他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经济特区为例，“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共十三大在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明确了改革必须遵循的最重要原则是：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而是“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方向，此后20多年间从未改变。

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们看来，邓小平在晚年已开始思考21世纪的问题，“在制度思考上更宏观、更具有战略性，包括他1992年之后谈共同富裕，民主集中制。”

正如“三条标准”所说，制度建设不只是民主制度，它是一整套从经济、社会到政治的治理体系。

除了来自国内的“左”、右之争和国外的干扰，从微观到宏观，一系列制度建设的问题一直牵扯着邓小平。

比如民主化，“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

再比如，“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根本制度的问题，我们总有一天要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

有主张、有定力

为了解决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邓小平提出一个过渡性办法——设立顾问委员会。姜淑萍认为：“这不仅使得当时亟待解决的新老交替问题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由此打破了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既然是过渡性组织，在设立顾问委员会之初，邓小平就提出，“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蒋永清说：“他要求中顾委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

根据最初的设想，1992年中共十四大决定，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领导干部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度的过渡，顾问委员会完成了历史使命。

张曙说：“邓小平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毅然全身而退。”

1993年9月，89岁的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谈到，走这一步，我是跟中央的同志讲清楚了的，日常的事情少管、不管，现在一点也不管，让他们放手去搞。

他还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在南方谈话之后，他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没有混乱。外国观察家说，中国人痛心但不担心，悲伤而不迷惘。

这恐怕是对邓小平1980年以来所有努力的最高评价。而他对于中国制度建设的更多理想，期待由继任者实现。

江泽民在悼词中既提到了他在“开拓新道路的过程中”的贡献，也承诺“把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坚持深入下去”。

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在讲话中说：要更好地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刚刚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指出：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

那一次，他也提到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那句“三十年”。

2013年的最后一天，新华社播发了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的讲话，他再次提到“三十年”，并说“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执政一年多后，2014年2月，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他说：“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美惠子

韩正：深深铭记邓小平开启上海改革开放

2014-08-23 04:36:01　来源: 新闻晨报(上海)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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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保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勇气和毅力，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奋力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我们必须牢记，看上海的本事，不在于经济增速、总量规模，而在于上海对全国的贡献、服务、辐射和带动

韩正深情回顾邓小平与上海的不解情缘

晨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上海市委隆重召开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按照中央对上海的新要求，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不断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主持座谈会。市领导殷一璀、吴志明、屠光绍、徐麟、艾宝俊、沈晓明、朱生岭、徐泽洲、姜平、尹弘出席会议。

韩正指出，日前，：）隆重召开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回顾总结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号召全党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敢于担当、埋头苦干，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推进上海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韩正深情回顾了邓小平同志与上海的不解情缘。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曾经30多次来到上海。特别是1988年后，邓小平同志连续多年来上海，思考改革发展的大势大局，为上海勾画加快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开启上海由我国改革开放“后卫”向“前锋”历史性转换的新征程。

“我们深深铭记，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邓小平同志嘱托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要关心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1990年4月，中央向世界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浦东开发开放，不仅使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迈入率先开放、领先改革、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而且带动全国改革开放由沿海向沿江和内地全面展开，使我国进入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快车道。“我们深深铭记，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如何发挥好上海的优势作用，使上海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指导下，上海清晰了自身的定位和改革方向，党的十四大明确了上海建设“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国家战略目标，2001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明确了要把上海建成“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国家战略定位。“我们深深铭记，在上海发展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同志嘱咐上海要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激励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改革发展新路。”上海没有辜负邓小平同志的嘱托和期望，在全市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下，浦东开发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成为上海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城市人居环境改变最大的时期，也是上海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最显著的时期。

谈如何纪念邓小平

韩正说，伟人已逝，功绩永存。邓小平同志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明确，前景光明，越来越被人民的实践证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他所创立的邓小平理论，随着时代进步、实践深入和理论发展，历久弥新，指导我们不断前进；他所力推的打好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带动长三角和全国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不断开出绚丽的改革新花、结出丰硕的发展成果，也给上海带来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历史不会忘记，人民永远怀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要始终保持大胆试、大胆闯的勇气

韩正强调，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保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勇气和毅力，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期、深水区，一点都不亚于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上海更是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拿出不亚于当年抓浦东开发开放的勇气和魄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着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努力营造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以问题倒逼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扎实抓好国家交给上海的各项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国资国企、环境治理，行政执法等改革任务，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

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奋力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一点我们始终不能忘。上海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期。我们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着力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加大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力度，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举全市之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力，不断提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探索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新路，围绕“人”这个核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

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发挥带动作用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上海只有立足国家战略，为国家全局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不断发展自己。我们必须牢记，看上海的本事，不在于经济增速、总量规模，而在于上海对全国的贡献、服务、辐射和带动。我们必须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国看上海，自觉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多算国家账、战略账、长远账，充分发挥特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省市和国家发展的贡献力。要主动推动区域合作，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积极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要主动加强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多作贡献。

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我们必须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抓牢精神文明建设，加强软实力建设。要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敢抓善抓宣传思想工作，对大是大非问题，绝不能含糊其辞、退避无语。要坚持不懈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激发文化创造活力，提升宣传舆论的影响力、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理论成果的说服力、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提振上海这座城市的精气神。要大力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努力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走在全国前列。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潘世伟，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沈国明、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建刚先后发言。

市委、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部委办局主要负责同志，各区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市委老同志代表，部分高校党委书记，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会主要负责同志，本市主要媒体负责同志，以及部分理论工作者代表等出席座谈会。

美惠子

韩正谈纪念邓小平诞辰：以开放倒逼改革

2014年08月23日 15:08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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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胆试大胆闯敢于涉险滩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保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勇气和毅力，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奋力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中共上海市委隆重召开座谈会，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强调，邓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政治遗产，就是他带领党和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深刻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按照中央对上海的新要求，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不断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主持座谈会。市领导殷一璀、吴志明、屠光绍、徐麟、艾宝俊、沈晓明、朱生岭、徐泽洲、姜平、尹弘出席会议。

韩正指出，日前，：）隆重召开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推进上海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韩正深情回顾了邓小平同志与上海的不解情缘。他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曾经30多次来到上海。特别是1988年后，邓小平同志连续多年来上海，思考改革发展的大势大局，为上海勾画加快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开启上海由我国改革开放“后卫”向“前锋”历史性转换的新征程。

“我们深深铭记，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邓小平同志嘱托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要关心上海的浦东开发开放。”

“我们深深铭记，在国家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如何发挥好上海的优势作用，使上海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

“我们深深铭记，在上海发展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同志嘱咐上海要抓住机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激励我们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点的改革发展新路。”

韩正强调——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保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勇气和毅力，努力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我们必须拿出不亚于当年抓浦东开发开放的勇气和魄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着力推进自贸区建设，努力营造更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全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要以问题倒逼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扎实抓好国家交给上海的各项改革试点，有序推进国资国企、环境治理，行政执法等改革任务，向改革要活力、要动力。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奋力当好科学发展先行者。要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要探索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新路。

■ 纪念邓小平同志，我们要始终立足国家战略，更好地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服务带动作用。我们必须牢记，看上海的本事，不在于经济增速、总量规模，而在于上海对全国的贡献、服务、辐射和带动。要主动推动区域合作，要主动加强合作交流与对口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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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惠子

高瞻远瞩 决断千钧——亲历者追忆邓小平为香港回归所作贡献2014年08月24日 09:07:50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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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网北京８月２４日电（记者李寒芳、查文晔）“应该明确肯定：１９９７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回荡在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４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首次就香港前途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会谈。亲历整个中英谈判过程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回忆文章中说，这位铁娘子碰到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被毛泽东主席封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

    “主权问题一分一毫都不能让”

    周南表示，邓小平在这次谈判中，不仅强调中国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还说了重话：“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虽然在与撒切尔夫人的会谈中，邓小平毫不留情地给了对方“当头一棒”，但英方并没有死心，而是采取步步为营的策略，继续就“主权换治权”等一系列涉及主权问题与中方纠缠。

    周南回忆，在耗时两年、多达２２个回合的谈判过程中，英方多次企图修改协议文件中的内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为“完全自治”和“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国人员可以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文职中最高职位”等。这些招数都被邓小平识破，并一一加以批驳。邓小平指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更不要说是一寸。”

    而后英方又对中央在港驻军问题百般阻挠。在一次有中外记者在场的谈话中，邓小平拍案而起：“为什么英国可以在香港驻军，香港回归后中国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驻军是主权的象征！如果这点权力都没有，还讲什么恢复行使主权？”英国的态度不得不软化下来。周南感叹，这真可谓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这位亲历了中英谈判曲折进程的老人感慨万千地说：“回顾那一段岁月，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做出了关键性的指示，从而保证了斗争的胜利。”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回忆说，在邓小平的亲自关心下，中央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一定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不能再晚；二是收回香港以后，一定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基本法“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周南回忆，在基本法起草阶段，邓小平很关心要为特区政府制定一个能确保长期稳定繁荣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他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他还讲到，搞普选也必须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否则将造成动乱，破坏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最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小平的指示在基本法中规定了特区应采用‘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同时确定了按照‘循序渐进’和‘均衡参与’的原则，逐步发展民主。”周南说。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主任鲁平说，在基本法四年零八个月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还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作出明确指示，并给予了鼓励和支持，“使我们和香港委员一起，完成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

    １９９０年２月１７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基本法起草委员和工作人员。陈佐洱在《交接香港》一书中回忆道，邓小平指出：“你们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这就是现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一国两制理论没有过时”

    “一国两制”在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因此曾被国际社会和许多香港人视为天方夜谭。鲁平回忆说，其实早在１９７９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香港总督麦理浩就指出，我们将以特殊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已经勾画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雏形。

    鲁平说，在这以后，为了进一步探讨其可行性，邓小平亲自找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人来谈，并指示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核心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

    陈佐洱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新时期中国：）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之一，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理论是科学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香港回归十七周年之际，周南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没有过时》的文章。他在文中表示，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必须是“以一国为前提”；“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且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和必要时进行干预等精辟论述。回归后，有人说小平的这些指示“已经过时了”，可以丢在一边了。果真如此吗？

    周南说，回顾十七年来的进程，人们可以看出，只要小平同志对于回归后局势发展的预见和布置得到全面和认真贯彻的时候，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会有积极和正面的发展。反之，就会有负面的表现。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和一系列相关指示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长期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值得人们对照现实情况，认真加以研究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