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文革后邓小平复出曾亲自批示平反过哪些冤假错案？

2014年08月23日 10:31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作者：蒋永清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邓小平与叶剑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详细]

核心提示：“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摘自：《人民政协报》2014年8月21日第5版，作者：蒋永清，原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亲自批示平反的冤假错案》

“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系统梳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几件冤假错案的批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共同缅怀小平同志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复出前后即提平反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他就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提出，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7年7月，他批阅了有关许光达和林伯渠的平反和申诉材料。许光达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逝世。他的夫人邹靖华来信反映许光达平反后的有关情况，7月22日，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林伯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逝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写来申诉信，控诉父亲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7月25日，邓小平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7年8月10日，他在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万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邓小平批示后，当年11月，万毅就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为老舍平反就是代表性的一件事例。

老舍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6月24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他逝世之后，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1977年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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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在《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吴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点名建议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深。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8年6月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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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张际春、陶铸、贾拓夫平反

进入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就张际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对张际春的审查结论的来信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张际春平反。

为陶铸案件平反的政治影响则比较大，因为他曾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还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67年，陶铸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同年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当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处理完陶铸的问题，1978年11月22日，邓小平又就《情况汇编》反映的贾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诉一事，作出批示：“这是又一个标兵。建议由中组部或中央检委复议。”

贾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邓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贾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实际决策者的地位，所以，这些批示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之，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杨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错案也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共作过10多次重要谈话，确定了决议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这个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历史决议时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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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广大：邓小平曾打算1993年再赴珠海

梁广大（资料图片）

邓小平曾计划1993年春节再次赴珠海休息，后来因为在上海跌了一跤，不得不取消行程。
这是原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告诉凤凰网的。
“这是在我们珠海的照片，不是在深圳！这是我最火的！”79岁的梁广大，指着邓小平南巡画册上一张照片，颇为激动。
“小平南巡的大部分研究成果，相当部分是从工作人员和接待人员的回忆中搜集，”梁广大认为，这些都不算“第一手材料”。
“只有负责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请示工作和回答问题的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干部，才可以称得上是当事人，其他负责安全保卫、饮食起居和秘书保健的工作人员，都不可能说全程参与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梁广大说。
梁广大还认为，邓小平1984年1月第一次南巡的意义被低估，而“没有第一次南巡就没有第二次南巡”，两次南巡是“密不可分”的。
“小平1992年1月第二次南巡在珠海期间，经常提到他在1984年第一次到经济特区时的所见所闻，反复对比，从前后8年的巨大变化中验证试办经济特区政策的正确性，”梁广大说。
据梁广大称，小平1992年在珠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10年做了很多事情！”
梁广大说自己“非常荣幸”，两次南巡都亲自向小平汇报、请示，并回答邓小平的问题。1984年时他是珠海市代市长；1992年时他是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
“真正在两次南巡期间直接向小平汇报过工作的人已所剩无几了，”他说。

1984年第一次南巡：“孙悟空都没怎么闹，就说变了，变了什么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国家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人民吃不饱、穿不暖；1977、1978年中央要求恢复国民经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当时全党上下是一致的，”梁广大回忆。
但到了1982、1983年，改革深入后，触及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包括分配制度等，很多人开始对改革开放“看不惯”。特别是特区发展，有些人开始说怪话，比如“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认为我们又回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把特区比作晚晴末期的租界。还有人说，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红的之外，其余全都变了颜色。1983年，有人公开提出：特区不能再办下去了，要“收”。
“这种声音非常强大，”梁广大说，当时特区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不高，外商来了要接待，个个干部都说“我有安排了，找别人去吧”，你推我让，都怕第二次文革来了要被批判。
正当特区处于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84年1月到深圳、珠海视察，杨尚昆、王震陪同。邓小平从深圳蛇口坐省公安边防的炮艇，到珠海唐家湾军用码头登岸，梁广大等人一路送到中山温泉宾馆休息。
邓小平先是休息了两天，第三天一早，梁广大等人再到中山温泉宾馆接邓到珠海视察。在车上，梁广大向邓汇报特区发展情况，“小平同志只是听，没有说什么话，也没有提问，偶尔点头，没发表什么意见。”
“当时珠海比深圳慢了一大截，”梁广大说，九洲港客运码头刚建成不久，只是个通往香港的简易码头，只能在车上观望。
邓小平参观了香洲毛纺厂，那是珠海第一家引进外资的毛纺厂，由香港知名人士曹光彪投资合作的。
“小平看得很仔细，而且一边看，一边问：设备从何而来？厂长黄国明回答：是联邦德国、瑞士、日本引进的。小平又问：原材料从何而来？产品销往何处？黄国明说：原材料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来的，产品全部出口。”
邓小平随后还参观了二楼的狮山电子厂。离开电子厂后，大约十二点多，在珠海宾馆用午餐。珠海宾馆由澳门何贤和香港霍英东投资，1982年12月开业，是中国最早正式开业的星级宾馆。
午餐前，梁广大和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陪邓在宾馆里散步，继续汇报。“他仍是听，没发表太多意见。”
“当时小平同志已80高龄了，但他身体还十分好，喝了不少茅台酒。当时茅台也不贵，几块钱一瓶，服务员斟多少他就喝多少，从不说‘够了、够了’。”
午餐后，梁广大等人请邓小平题词，他爽快答应，还问了两遍：“写什么好呢？”“谁也不敢回答，然后他就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字。”
梁广大说，这七个字“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深圳已全面建设，珠海还没摆开建设的架子，“我内心很惭愧”。但他也明白，这不仅是对珠海的鼓励，更是正面回答了社会上种种对特区的非议。
午餐后，邓小平去午休。一个多小时后，邓再次出现，梁广大继续向他汇报当时干部的思想精神状态。他说，干部还是有很多顾虑，怕文革重来，畏手畏脚，连接待外商也不敢，就等着国家给钱。“等、靠、要”的思想很严重。
邓小平仍然只是听，没有说话，偶尔点一下头。
不久，杨尚昆、王震也出来了，差不多人齐时，大家漫步走到宾馆门口，看到对面小山坡壁有一组水帘洞孙悟空的雕塑。邓小平说话了：“孙悟空都没有怎么闹，这里还是农村一片，就说全变了，变了什么呢？”
大家哈哈大笑。
在梁广大看来，这就回答了“特区除了五星红旗，全变了颜色”的指责。尽管第一次南巡，邓在珠海只视察了一天，说的话也不多，但在那次南巡后的当年3月，中南海就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赵紫阳传达邓的重要指示，会议开了一周，决定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
“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而是放不够的问题……”梁广大印象深刻，邓向他说过：“你们胆子要大一些，步伐要快一些”“你们一定要有这股劲（闯劲）”……就这样，邓挽救了还在襁褓中的特区。
“所以，没有第一次南巡，就没有第二次，”梁广大再三强调。

第二次南巡：批判错误观点时，激动得手抖
在梁广大记忆中，第二次南巡时，邓小平讲话最大的焦点就是“发展”、“加快发展”、“能快就快、不要挡”。
“他第二次来珠海，主要是感慨变化大，”梁广大回忆，“我当时利用了海关刚刚下水的缉私船去深圳接他。”趁邓与深圳市领导告辞的机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把梁广大叫过去说：“这几天我看老人家好想讲话，但又没有说出来……我们俩的汇报都不要太长，每人不要超过15分钟，让老人家多说说。”
邓小平在船上的谈话已经被多次报道，他提出“广东20年要赶上亚洲四小龙”“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左’”“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等。
“在船上，他激动得不得了，批判错误观点时，手都发抖。他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梁广大说。

对话
曾计划1993年再次到珠海休息
凤凰网资讯：在船上，你向邓小平汇报了很多珠海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般官场汇报都是成绩为主，你当时为什么要主要汇报问题？
梁广大：当时珠海发展慢啊，比深圳慢很多，很多外商又不敢进来，所以我很着急，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来解决问题。那时没考虑个人问题，他也是一口气批评，说明他对这些问题早已深思熟虑。
凤凰网资讯：在珠海视察时，谢非和你跟邓小平坐在第一部车，你们有谈工作以外的事情吗？
梁广大：我们在车上也没怎么谈日常生活，都是谈工作。他是很慈祥的人，很稳重，说话不会重复，逻辑很完整。但很少见到他笑。
凤凰网资讯：你在书中说，你还曾邀请邓小平1993年再次到珠海休息？
梁广大：在珠海的这一个星期里，我发现小平同志精神非常好。尽管88岁高龄，很多时候都不需要人搀扶。我觉得珠海冬天的气候很适合他，所以他第一天休息时，我就动员他1993年再来珠海休息。我一一征求了小平同志和他家人、工作人员和保健组的意见，都同意了，初步计划1993年来珠海过春节。春节前先到上海休息10-20天，节前四、五天坐火车来广东，在广州珠岛宾馆住两天，然后坐车到珠海。我当时建议他住石景山庄，但他不喜欢那个人造地毯，而且说看不到大海。我说，如果您来，我们一定安排更合适的住处，让您看得到大海。
结果到了1993年春节，小平已经到了上海，我们也做好了接待准备，但忽然接到通知说，小平同志暂时不来珠海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小平同志在上海住处散步时跌了一跤，一时不方便再来珠海，就在上海休息了。

这事只有我和谢非知道。本来我们紧锣密鼓地把一个单位的会所都改造好了，看得到大海的。
凤凰网资讯：你觉得你个人从邓小平身上学到了什么？
梁广大：他走之前，我表态说：“我们一定将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贯彻到底。”他说：“我的指示，还有点用处，我的用处就是不动摇。”
我觉得，老人家告诉我们，要有担当，愿意承担责任。珠海凡有污染的工业一律不准入，我觉得这（引进污染企业）是“高兴一阵子，让老百姓痛苦几辈子”的事情，我为此被骂了几十年啊。
（文/孙莹）

陈开枝：邓小平南巡谈话被“浓缩”了哪些内容？

陈开枝回忆南巡过程中那些被“遗漏”的细节

“没有南巡，就没有中国的今天，”74岁的陈开枝坚信这一点。
作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首席接待官”，陈开枝说，南巡中还有很多重要的讲话，是被“遗漏”的。
10年前，正值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陈开枝应中央的要求，写了一本书：《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详细记录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他作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全程接待的过程。
“很多人对南巡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解读，但南巡讲话有其特殊性，”陈开枝说，南巡讲话“不是那种开干部大会谈的话，而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工人、农民、官员等不同对象讲的，是随处谈的，没有固定的对象，也没有固定的地点，也不分时间场合，他想谈就谈，没有提纲”；另一方面，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思想发展到最高峰的产物，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邓小平南巡后，广东将邓小平南巡讲话原始记录送中央。据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所称，原始记录大约为两、三万字。这份原始记录，由给胡耀邦做过秘书的郑必坚牵头，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和邓小平一起做了数次修改，最终“浓缩”为7000字的报告。
“与邓小平在行程中的生动讲话相比，这个报告更系统，看上去更像官方文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著作《邓小平时代》中如是称。
“当时中央是留有余地的，”陈开枝说，最后7000字的报告用的是“谈话要点”的说法。
为什么没有将原先两万余字全部用上呢？陈开枝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邓小平1月29日离开广州，后来又在上海呆了20来天，于2月21日回到北京。2月28日，中央就下发了根据邓小平讲话写成的“中央二号文件”。“时间仓促，还没来得及‘深入研究’，”陈开枝说。
第二个原因，陈开枝认为，是“针对当时国内外大局和当时的思想障碍”，7000字报告重点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等。
那么没有放进7000字内容的有哪些呢？陈开枝娓娓道来。

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能实现”

邓小平于1月19日上午抵达深圳火车站，原来的安排是当天休息，结果邓一到就提出要出去看看。下午3点，陈开枝等人陪邓浏览深圳市容，邓越看越高兴，他说，1984年到1992年，短短几年时间，深圳变化就这么大，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陈开枝说，在深圳期间，邓小平反复强调：“不坚持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不知道要哪一年才能实现”。

不能乱”
1月20日，邓小平看了深圳发展规划的沙盘模型后，他主动提到了当时刚发生不久的苏联剧变。他从苏联的事情讲到中国，再次强调“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国家才能不乱”。
“中国不能乱，乱则一片灾难，”邓小平对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乱”有深刻体会，新中国成立前的“乱”不用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乱”，他自己也深受其害。从他自身的经历，邓发出“不能乱”的嘱托。
“如果中国乱了，就会打内战，就会血流成河，就会到处割据，生产力会倒退，”邓小平如是说。
邓还说到，一个地方要乱，一夜之间就能搞乱；但要稳定，要和平发展，却要花很多心血、精力才能做到。
“现在有些人希望中国乱，中国如果乱了，也是亚太地区的灾难，世界的灾难。如果中国乱了，就不是上百万，而是上千万、上亿的难民涌向世界，你受得了吗？”邓小平说，我们保证中国不乱，首先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人民负责。

要夹着尾巴做人”

1月20日邓小平参观深圳国贸大厦，提出“要夹着尾巴做人”。
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夹着尾巴做人”？他提出本世纪末要实现小康，但世界竞争这么激烈，要挤进去是很不容易的，还是必须谦虚谨慎，不要忘乎所以。
“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了，但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我们要谨记老人家‘不能忘乎所以’的训导啊，”陈开枝说。
<!--[if !supportLists]-->4.         <!--[endif]-->“全国人民都要发财”
1月22日，邓小平到深圳仙湖植物园植树，时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也参与了。
在参观植物园时，植物园管理处主任陈潭清介绍一种叫“玉树”的树种，说这又叫发财树。邓榕对父亲说：“这是发财树，我们都来摸一下嘛，都发财。”“以后咱们家也种一棵。”邓小平说：“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
陈开枝说，邓小平的目标是“让全国人民都发财”。“现在有人说，两极分化就是邓小平搞出来的，其实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要消灭两极分化的。”
实际上，邓小平南巡时多次提到要克服两极分化的问题。1月21日，邓小平参观华侨城中国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后，回宾馆的车上，邓小平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1月25日，邓小平参观珠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多次提到中国要有自己的品牌。他说，品牌是综合国力的表现，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这就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方面中国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趁着这个话头，时任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赶紧汇报说，珠海准备对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给予轿车、住房、现金等重奖。邓小平马上说：“我赞成！”
“之前梁广大还不敢说这个事，”陈开枝笑说。但抓住这个机会得到邓小平首肯后，3月，珠海市委给珠海生化制药厂场长迟斌元发了重奖：价值29万元的奥迪小汽车、三房一厅的房产证、26万多的奖金。在1992年，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开放嘛，要进出自由”

1月25日，邓小平参观珠海亚洲仿真控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时，20多个年轻人排成队，其中两个年轻人跟陈开枝说：“我们想跟小平同志拉拉手。”
这时邓小平已经走到门口了，陈开枝追上去，说：“年轻人想跟您拉拉手。”
“好啊！我去和年轻人拉拉手。”邓小平返回去逐个握手。
当时仿真公司有职工102人，其中不少人都是在美国经过不同的培训回来的。“当年钱学森搞导弹的时候，中央给他一百个中学生、高中生，就这样带出来了。现在这个公司大专以上的科技人员就有一百人，学历比那时高多了，”邓小平感慨。
邓小平说，现在还有很多出去的人想回来，但他们有顾虑。应该欢迎他们回来，回来如果感到不适应，也可以让他们出去。但如果你安排妥当了，他们会留下来的。“开放嘛，要进出自由。”

以家庭养老为主”
在珠海，邓小平还谈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他说，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不能走欧洲福利国家的路子，还是要走中国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路子。
邓小平说，欧洲人口这么少，福利都搞不下去，我们国家人口这么多，就更难了。以家庭养老从孔夫子时代就开始了，这条路子更适合中国。
“当然谈话要点还有许多，在此仅仅举例说说，”陈开枝如是称。

对话：
邓小平不愿住总统套房
凤凰网资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邓小平，他的什么特点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陈开枝：他很重视家庭感情。为什么等到1月17日才离开北京？就是为了等孙子放寒假。
凤凰网资讯：你在书中谈到，接待前的工作需要非常细致，连吐痰的痰盂怎么摆都有讲究。能否具体谈谈？
陈开枝：那几年老人家经常去上海过春节，上海方面早已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连吐痰的痰盂摆得离椅子有多远，都精心布置。老人家访问深圳时，我们给他安排的是深圳迎宾馆1号楼的总统套房，但他一看就说不能住这里，浴缸太深，他要淋浴。所以最后我们安排到7号楼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住过的7号楼。你看，我们就没有研究透嘛。（笑）
凤凰网资讯：他讲的是“川味普通话”，你讲的是“广味普通话”，你们交流顺畅吗？
陈开枝：他身边邓楠、邓榕都在，随时帮助交流。老人家说话很干脆，一句就一句，两句就两句。在世界之窗，上电瓶车之前，我帮老人家扣上风衣纽扣，老人家说：“我还是自己来，自我服务吧！”
今日中国，贫富差距可能超出了邓当初的想象
凤凰网资讯：你觉得如果邓小平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会满意吗？
陈开枝：又满意、又不满意。看到国家不断发展、前进，当然满意；但不断发展也会不断暴露问题，看到这些问题就会不满意。任何领导者，任何有思想的人，他都会对社会的发展充满满意，也充满危机感。
凤凰网资讯：你觉得他会对哪些方面可能不满意呢？
陈开枝：两极分化的问题可能确实超出了他当时的想象。他当时提出“先富帮后富”，他感觉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国家是不会稳定的。但我们现在发展过程中，对贫富差距的弥合还有很大差距。
（文/孙莹）

fendou

楼主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啊，似乎你好像或者你们家人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收集了这么多的相关资料，呵呵

美惠子

fendou 发表于 14-8-24 10:21
楼主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啊，似乎你好像或者你们家人有经历过这段历史。收集了这么多的相关资料，呵呵

我家老爸已经快70岁的人，他经历过这段历史，我本人也经历过一部分，我很佩服邓小平，也想多了解一些这段历史，更想从邓小平身上吸取更多的正能量，所以就收集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美惠子

华生：邓小平“政经双轨制”成就中国也挑战中国

     2014-08-21       观察者网        

如果中国改革的此岸彼岸隔着一条河，华生是那种不愿只摇旗呐喊，而是善于低头思考，试图找桥渡河的学者。

从1980年代参与价格双轨制的制定、提议设立国资管理系统破解国企改革，再到股权分置改革的早期设计者，他成了中国数个重要领域改革的见证人及亲历者。

不仅如此，曾因被赶出体制，英国留学归来他又下海经商，如今被誉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因为见证和参与，所以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感情至深，但他一直自称只是时代的符号。中国改革不同的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他仍在思考，如今土地制度改革是他关注的话题，而下一个，将是腐败问题。

8月7日，观察者网在北京就邓小平时代他参与的改革历程，以及如何理解邓小平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遗产，采访了经济学家华生。

华生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当年觉得小平步子迈得不够大

观察者网：首先从你个人的经历来讲，从文革结束到邓小平复出及改革开放，80年代初读大学的这批人，刚好是个人思想形成的时期，你受了什么样的影响？

华生：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是主要受小平复出后改革开放影响的一代人。因为我们年幼的时候，正好先是计划经济，后是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的思想上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中国人讲“时势造英雄”。我们的思想无法超越时代局限。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相信不断革命的那一套言辞。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才真正打开了国门，国外的产品、国外的思想都进来了，使我们有了一个对这个世界全面的观察和了解，在原来信息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狭隘和偏激思维被颠覆和丢弃。

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说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不要说其中的佼佼者和成功人士。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即便我们再有才能，也会被埋没了，甚至是用在歧路上。要知道历史的一个偶然，就可以是一两代人命运的改变。

观察者网：80年代初你参加价格“双轨制”的出台，亲自参与到改革进程中去了，包括以后的国有资产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以一个改革参与者的身份，你怎么评价邓小平？

华生：对邓小平的评价，我现在与年轻的时候又有不同。上大学的时候，年纪轻，觉得邓小平步子迈得不够大，认为改革也存在很多问题。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邓小平很了不起。中国这么大的中央帝国，从一个思想垄断、政治垄断的顶峰，走向一个正确的航道，这艘大船不但没翻，而且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可逆，使中国不仅逐步摆脱了贫困，还开始实现几千年未有的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现代社会的转型，这是让世界瞩目的历史跨越。

十几亿人的改革开放道路能够成功走过来，八十年代走过的道路是起了奠基的作用。正是因为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像我们这样从农村、从工厂出来的人，对中国问题有历史感，而且是抱着解决中国问题态度的这些人，也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

邓小平的核心理念是社会主义不能贫穷，发展是硬道理；实施战略就是摸石头过河，不冒进，不能翻船。现在的领导人讲要有底线思维，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实际上都是继承了小平的思想。

渐进改革战略给了我机会

观察者网：邓小平提的改革不能翻船的思路，也给你们这些推行渐进改革的学者建言的机会。

华生：对，在这个大战略方针之下，当年我们一批年轻人在莫干山会议后形成价格双轨制思路，“放调结合”，放开计划外价格和调整计划内价格，两条腿走路，最终被决策层接受了。如果国家的大战略是像俄罗斯这样搞休克疗法，我们的观点就不可能受重视。

包括双轨制以后，我们在1985年写的关于建立国资管理系统的报告，提出要成立国资管理总局。1986年，在去三峡专列上，我向赵紫阳总理汇报国资改革的问题。我清晰地记得赵紫阳在我们报告上用红笔做了很多批注。那个报告中，我们认为，国企改革局限于国企是不行的，必须要跳出国企，国家要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要竞争性地聘用职业经理人，这个提议比2003年国资委正式成立早了18年。

记得当时在专列上的领导有李鹏、王任重、钱正英、崔乃夫、杜润生等很多国务院与部委领导。除了汇报工作，我们还旁听会议的决策过程，听省委书记、省长们汇报，跟着在各地调研，见证三峡的决策，这些机会对我当时那样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观察者网：那会儿你就三十多岁吧？

华生：对，三十出头，还只是研究生刚毕业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工作的一个助理研究员，能有机会直接参与和接触国家顶层的讨论和决策，确实很难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只是赶上了时代的大潮，成为时代的符号。

观察者网：当时走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从决策层到学者思想界，是不是也有一些争议？

华生：这是邓小平主导的战略，决策层都是认同的。当然后来也受到挑战，说走一步看一步不行，有的部门也嘲笑。思想界争论一直有，说双轨制就是搞两个价格，就是一条路上允许左行和右行的双重交通规则，结果一定会撞车。

因为价格双轨制遭到怀疑，1988年，在各方推动下邓小平就想搞价格闯关，全面放开物价。很快发现操之过急，政府又急转弯收回成命，但负面影响已经巨大。另外政治上，一些人也希望一步到位解决问题。实际上也是对小平渐进式改革的不满和否定。

观察者网：从“小平您好”到后来对邓公的一些不满，为什么会这么快扭转？

华生：1984年之前，因为改革开放刚开始，一切都是新东西，改革开放成果也很明显，所以才有1984年国庆游行的时候，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横幅，那时候是“蜜月期”。等到1988年开始的时候，社会情绪就变了。

这跟人们对改革的认识有关，首先，改革不可能是玫瑰花。一开始出来积极的东西，大家劫后逢生，觉得什么都好。但是很快发现，改革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磨难和扭曲。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刚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人们的承受力是非常低的。那时候人们对腐败和不公平的容忍度很低，80年代还只有个体户，所谓“万元户”就觉得很扎眼了。那时私人不能办公司，没有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也是集体所有，都顶着公有制的红帽子。包括当时讲“官倒”，也就是在公有制企业之间倒，个人只能在其中捞些有限的好处，跟今天的腐败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但当时刚从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体制中出来，人们对这样的腐败和不平等已经觉得无法容忍。

美国也有双轨制

观察者网：又回到邓小平的理念如何影响我们这个时代。这十多年来，思想舆论发生很多变化，像邓小平时代的一系列思想，“猫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发展市场经济、韬光养晦等等，遭遇到一些现实的冲击。包括你参与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后来双轨制延伸到了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可否认，双轨制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不过当下，人们也发现双轨制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林毅夫就说，金融资本都流向了大型国企；很多垄断性行业，民间资本进不去；给寻租创造了机会等等。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华生：第一，所有改革的措施和政策都是有阶段性的。一个政策不能要求三十年前管用，三十年后原封不动仍然管用。反过来，三十年后的政策拿到三十年前去，肯定也不行。所以，不能够用今天的眼光要求当时的政策。三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发展背景及面临的任务都不一样。

当时的中国很穷，万元户就是大款，邓小平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头脑灵活、有办法的人先富起来。当时说这样的话，百分之百对。今天贫富分化这样严重，再说这个话，就文不对题也完全错了。

第二种情况是，邓小平对以后的情况是有预见的，邓小平后来一直提醒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到上世纪末就要着重研究分配问题和共同富裕问题。他推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共同富裕是后人的任务，我们没干好，这不能怪邓小平。

第三种情况确实是当时认识不够的，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最典型的就是环境污染，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大家压倒性的看法就是，我们穷得叮当响，谈什么污染，保护环境是富国、有钱人的奢侈事情。改革开放初期，不管是邓小平也好，其他谁也好，不可能充分预见到这些问题。

时代在变，我们面临的问题也在变。比如当年北京一刮风就风沙满天飞，女孩上街都用纱巾把整个头部包扎起来。为了防内蒙一带吹过来的风沙，在北方建设了大量防护林，现在风沙就小多了。但随着污染加重北京雾霾问题慢慢严重起来，北方的防护林反而成为加重雾霾的一个因素，因为它导致风过不来，雾霾难以吹散。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当时建防护林不对。人类总是要不断解决自己在发展中涌现的问题。

1984年10月1日，北大学生方队举起“小平您好”的横幅，成为阅兵式上最珍贵的记忆

观察者网：那你觉得，当前背景下双轨制需不需要修正？

华生：首先我们当时推动的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后来早就完成了。至于现在要素市场上的扭曲，不简单是一个双轨制的问题。今天面临的问题，需要的是更大智慧。

举个例子，现在中国最大的双轨制就是城乡二元体制，那一下宣布把北京户口全放开，行不行？北京户籍的市民与外来人口利益矛盾冲突很大，怎么解决？你还得设计某种过渡的办法。一步跨不过去，只能两条腿走路，还要搞双轨制。

股市改革也一样，现在说搞注册制，证监会明天全部放开审核，每天上几十家一年上个几千家企业，行不行？土地制度也是一样，如果说小产权房可以放开可以上市。北京像太玉园那样建了百栋高楼的村庄，当然可以大赚特赚，别人是否都可以这样搞？过去大量遵纪守法被征地的村庄是否可以回过来要求政府天价赔偿或补偿？

就如今天美国也面临着大量非法移民入境的问题，都放开不行，全堵死强行遣返对美国这个历史上以移民为主的国家也不行，也要搞双轨制。世界是复杂的，所以中国与外国都一样，用简单化的思维和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观察者网：“双轨制”的智慧就在于，很多问题不能马上一步到位，那就分步骤渐进式来改。

华生：一步到位没法做，或者还没做说不定就被赶下台了。所以我说回过来看邓小平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他去世近20年了，他开启的改革开放事业还在深入和推进。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现在都是矛盾和困境重重，也在准备厉行改革。即便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时雄心勃勃，支持率特别高，现在两个任期都快完了，但没干成几件事，唯一推进的医疗保险改革还面临被推翻的可能。

政府和市场没有简单的界限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思路。2000年以来，人们发现在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领域出现很大问题，这牵扯到一个政府职能缺位的问题。你曾经提到邓小平改革的立足点就是强势政府，这些年，舆论不断在批评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看起来，政府的角色有的领域出现错位，有的领域又模糊不清。

华生：我们的改革是市场导向的。逐步扩大市场的作用，意味着政府的作用逐步收缩。但如果只是简单的市场扩大、政府收缩，就太容易了。现在李克强政府决心很大，不断简政放权，但问题不是放权这样简单。因为我们的情况是，一方面放权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是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也远远不够。所以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

举个例子，昆山爆炸案的那个企业，是按利润最大化的市场规则在行事，而且按照市场规则，既然工人愿意接受那个工资和劳动条件，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这种市场至上主义是任何现代文明社会都不能接受的。实际上昆山案既表现了资本的贪婪，另外又表现了政府监管的不到位。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政府作用不是大了，而是小了。

舆论总喜欢出了事就骂，政府干什么去了？没出事的时候又说，政府管得太多，要简政减人。其实，政府还有很多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所以世界上的复杂性在于，政府和市场一个都缺不了。如果说全部由市场说了算，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什么政府也越搞越大？

观察者网：记得你提到过一个数据，发达国家政府支出最高的甚至占到了GDP的50%。

华生：18世纪的时候，西方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都是10%左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政府的开销很小，问题是它干的事也少。20世纪以来，像美国，巨额预算钱不够花还要借钱。现代经济越来越复杂，华尔街的金融产品搞得那么复杂，监管跟不上去，就得闹金融危机，全世界都被搞乱了。那怎么办？就需要金融立法和司法、行政机关去限制这些贪婪的金融家，这都是政府应该干的事。

政府的规模确实不能越搞越大，不能无限扩张，但是要看到最近这两三个世纪，全世界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发达国家扩大的最快。西方政府是民选的，他怎么也越搞越大？可见背后还是有一些规律，比如这跟人类本身，人性本身的缺陷也有关联。人性缺陷无法克服，就得加强政府监管，就像昆山爆炸案、福喜食品事件一样。

邓小平才是中国双轨制的最大平衡战略家

等成熟的民主宪政解决腐败问题，黄花菜都凉了

观察者网：批评邓小平的人还会说，他没有解决腐败问题。你怎么看？

华生：上面说过，邓小平在位的时候，那时腐败的金额、规模恐怕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把腐败归到邓小平，就实在太牵强了。

反腐败是当下舆论关注的热点。不过我看研究并不深入。很多人说反腐败关键是要治本。但是，如何治本呢？很多人又说，治本就是搞民主制度。问题是，印度、印尼、菲律宾已经是民主制度了，腐败为什么比我们还严重？新加坡没有那么多民主，为什么没多少腐败？美国在100多年前，腐败也极其普遍猖獗，所以才有“扒粪运动”、“进步主义”运动。这说明反腐败不是表面上看得那么简单，还要深挖。

凡事不能大而化之，就像一些人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发达国家成熟的民主宪政制度可以抑制腐败”，这话说了等于没说。第一，我们不是发达国家，几十年可能也达不到。第二，即便是明天早上开始搞民主宪政，十年二十年也成熟不了。那我们今后几十年对腐败就没办法了？不行，还得研究想办法，寻找一个像双轨制这样的“机制设计”，来有效抑制腐败的产生。

观察者网：你说的机制设计，与舆论广泛使用的改变“体制”、改变“制度”不一样？

华生：我讲的这个机制设计，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人都是逐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贝克尔分析腐败的原因就是收益大于成本。发达国家有效运行的民主宪政制度能反腐败，是因为在那种条件下腐败成本太高了。而发展中国家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就反不了腐败，所以要细化要讲机制。因为在中国讲制度就容易大而化之，一切推给民主宪政就行了，其实是懒汉思维。

所以制度安排里面包含了一系列的机制设计，关键看哪些机制在目前阶段和条件下能有效运行。就像当年的价格双轨制也是一个机制设计。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怎么过去呢？双轨制就是一个机制。比如你想过河，机制设计就像船或者桥，可以帮你渡河到达彼岸。找到时间我准备专门做一做关于腐败的机制或制度研究。

邓小平的政经双轨制成就中国，也挑战中国

观察者网：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你认为，我们仍然要继承和发扬他的哪些思想及政治遗产？哪些又在新形势下需要发展地看待？

华生：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关乎当代人的命运和中国今后的走向，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只能简单点个题。

一是邓小平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成功者。他的主要预言和设想或者已经或者将要实现。邓小平的主要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改变中国从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状况，到21世纪中叶建成中等发达的富强国家。这在35年前，国内外都没有几个人认真看待。但今天已经多少成为一个确定性的前景。世界上怀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有人说，现在国家是富强了很多，但各方面的代价都太大。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代价付的不小，但贫穷还没多大改变呢。

二是邓小平成功地延续了自己的时代。毛泽东去世之后他的时代就随之结束。邓小平去世快20年了，几届领导人更迭，但都还没超出他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轨道和框架。

观察者网：这正是最大的争论之处，左派认为他背弃了毛的社会主义路线，右派认为他在权利高峰时错失了搞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他的政左经右是中国今天各种问题之源。

华生：这正是所谓左、右两派的肤浅之处。所以邓小平及其传承者创造了中国发展的世界奇迹，他们没有，按照他们的类似想法实践的国家也都没有。邓小平时代迄今的成功已经进入史册，可以说无法更改。真正的挑战是今后，邓小平时代还能延续多久？以后往哪里过渡和转化？因为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是与邓小平执政时大不相同的情况和环境。

在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是双轨制的最大战略平衡家，他的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走的最大的双轨制。但邓小平的政经双轨制既成就了中国，也挑战中国。如何认识和取舍邓小平的遗产关乎当代人的命运和中国的走向，需要专题去回答。

美惠子

电视剧《邓小平》和它的分寸感


2014-08-23 15:17 阅读(12760)评论(22)
封面 | 电视剧《邓小平》和它的分寸感
2014-08-22 杜强 南方人物周刊

在高成生看来，中国的影视剧业还在快速扩张，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身边很多人都有赌一把的心态，“但是你过十年八年再看《邓小平》，有可能比他们更长久、更留得住，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它的现实主义关怀”。

南方人物周刊微信号：peopleweekly
本刊记者 杜强 发自北京

导演吴子牛穿过旋转门走了过来，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留一抹鲁迅式的胡须。在中影集团的影视基地附近，这样的造型难免让人联想起翻译官或是洋行的富商。低头坐下的一瞬，后颈的膏药冒了出来。

为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赶在8月8号如期播出，吴子牛已经连续4个月坐在机器前剪片子，播出前6天都还有紧急修改的指示送达。结果脖子先受不了了。

“最近一次修改是什么内容？”

“方方面面吧，具体的不便细说。”他微笑，表示一言难尽。

跟那些不择手段炒作的影视剧不同，《邓小平》前期的造势很谨慎，大部分观众直到8月7日下午的发布会才知道有这么一部剧，当晚央视报了一条15秒的介绍，第二天晚8点便播出了。

在48集的篇幅里，从邓大人第三次复出演绎至国庆35周年阅兵——他政治生命的顶峰。其间，华国锋、胡耀邦等角色罕见地出现在荧屏上，甚至邓小平遭软禁、中央警卫局受命调动的情节也有不少篇幅。

“总体的感受是，我们的政治在进步。”吴子牛说，看得出他对媒体关心什么很敏感。他从影三十余年，1986年拍摄过涉及“文革”的影片，被剪干净了，而1991年买下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剧本都没通过。从那以后，凡有棘手的，他宁可放弃。

第一晚播出后，《邓小平》的收视率攀至2.88，之后几天也稳居同时段第一。赞美和质疑蜂拥而至，“震撼”、“尺度之大前所未有”、“突破禁区”、“史实有问题”……最机智的一群观众趁机调侃说，“华国锋是谁？”

“观众希望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诉求和希望看到的，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剧，不是文献或者历史教科书。什么？政治信号？可我们4年前就动工了啊。”《邓小平》的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过去几年里，他作为《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的执行制片人在圈内声名日盛。

剧组没有料到，观众“看正史”的心态如此普遍，热衷于比较、琢磨、挖掘未被展现的内容。就连剧组人员也承认，《邓小平》曾剪辑出60集、52集、49集等版本，最终定为48集，的确做了很多压缩。比如在周恩来临终那场戏里，这位儒雅、深入人心的总理在病榻前问邓小平，“你，不会变了吧？”邓小平回答说，“绝对不会。”

“很动人，也并不敏感，但是周恩来的病容很严重，担心有观众觉得‘丑化’。而且该情节仅仅是为了表现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又是在展现邓小平辉煌的片子里，意味上不合适，所以最终忍痛割爱。”制片人高成生解释说，“关键就在于这种拿捏。政治环境已经有了，只不过我们比较大胆，敢比别人早。”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部剧的分寸感。”
一
一个长镜头，画面穿透乌云和闪电，越过大雨中的长安街，在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遗像上稍作停留，然后穿过门洞，俯瞰紫禁城，飞跃北京胡同的万家灯火，最后定格在宽街的邓小平家宅。

大片式的开场，这是吴子牛最初的设想，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编剧不认可，“紫禁城有影射嫌疑”。如果按照文献室的剧本，一步步交代领袖去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救援……则更像是一部文献纪录片。

在导演生涯后期，吴子牛执导了许多大型历史剧，《英雄郑成功》、《天下粮仓》、《贞观长歌》，很会编排大阵仗、大写意，但在《邓小平》中，他必须在历史真实、政治寓意和艺术发挥之间做出平衡。最终妥协的结果是：长镜头被切割，画面俯瞰中南海，而非紫禁城。

“中央文献室在史实的把握上非常可靠，政治性的内容，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我回天无力，但在艺术演绎方面，还是要争取。”吴子牛说，即便如此，仍留下不少遗憾。

1976年10月6日晚，大雨夜。政治局委员李先念在家中紧张地抽着烟，回想起几日前与叶帅的谈话（镜头闪回）。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国锋同志下决心了没有？”

李先念用低沉的嗓音回答说，“下了，国锋同志说，我们决不能坐以待毙，请叶帅拿主意。”

陷入思绪之中的李先念被秘书打断，车已备好，该动身去西山开会了。如果没有意外，华国锋将在那里宣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快迈出门的一刻，李先念突然回转身，将手表卸下交给妻子，“万一我回不来了，就做个纪念。”

事实上，在电视剧一开始的版本里，用闪回表现李先念与叶剑英商议时，还有李被人盯梢、半路遭遇离奇撞车的情节。在氛围的营造上，更像是当下流行的谍战片。

在吴子牛看来，当时党内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这样的艺术演绎是恰当的。根据邓小平女儿邓榕的回忆，当时邓家人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厕所中去，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流水中交谈。该情节在剧中得到如实体现。

在《邓小平》整部剧中，类似的处理还有很多。抓捕四人帮没有重现，仅作虚写；“大逃港”得以保留，但篇幅减少了一半；也有一些是尊重了邓家后人的意见，比如在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邓小平说的是“我还可以再干20年”，而非历史学界认定的“卓琳，我们可以安度晚年了”。

吴子牛坐在记者对面，时不时抬起头缓解脖颈的疼痛。“大大小小修改了七八次，我担心有些线索留不住，是哪个？你去想。”

紧接着，记者把最明显的几处疑问抛给他。

——谈到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华国锋对叶剑英说‘从长计议’，这样的塑造，他的家属是否有不同意见？

——那就靠上级把关了。

——有没有赵紫阳？

——你去看，有提到。我不是搞政治的，这都是上面定的。

在网络上，对《邓小平》质疑最多的是华国锋的一句台词，“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吴子牛翻开平板电脑，想要找出编剧龙平平的回应，念了几段，都不是。

在一次发布会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编剧龙平平的确有过答疑解惑：有文件透露，毛主席曾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75年5月，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剧本上没问题，他们都是研究邓小平的专家。”吴导朝椅背上靠了靠。
二
2003年，龙平平编过一部电影版的《邓小平》，由特型演员卢奇主演，从1976年讲述到92南巡，凡是观众预计会省略的情节，都果不其然地省略了，伟人塑造也是雕像式的，最终该剧成为一部“活人演的文献片”。

也曾有人打算拍摄电视剧版《邓小平》，并准备在邓小平100周年诞辰时（2004年）播出，搭起班子开过会，剧本两易其稿，甚至已经进入摄制阶段，但还是无果而终。邓小平影视题材的难度可想而知。

对于剧本，龙平平倒是不缺少自信。他领导的第三编研部职能就是研究邓小平，邓小平的文选、著作大都由该部门编辑，以往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也是他们参与创作的。

2009年2月，龙平平接到创作电视剧版《邓小平》的任务，领导明确将时间限定在1976年至1984年，“之后太难写”。4年创作，写就了60万字，集数几经变化，最后定为60集。“电视剧《毛泽东》上半部讲述了53年，才60集，《邓小平》只讲述8年，超过60集从政治上讲不合适。”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这是分寸感的另一种体现。

高成生接到担当制片人的邀请时，距离预定的开播日期（2014年8月8号）只剩下一年半时间。投资方华影文轩的张小红带着剧本和诚意，高成生却知难而退，“另请高明。”

剧本带回家，高成生放不下，又翻了一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剧本好是好，但太重大、太敏感，一年半的倒计时，从中南海到黄山，千难万险，别说拍好，老老实实拍完都难。”

另一边，华影文轩也在如履薄冰地运作着。华影文轩是四川省属的国企新华文轩为《邓小平》一剧专门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新华文轩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多年，出版过多部党史文献类图书，双方合作打造《邓小平》的消息传出后，江苏等省希望能够合作，但被四川方面拒绝。

且不论政治风险，多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收视不佳已是众人皆知，四川方面为什么愿意独资投入1.2亿？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邓小平》如果成功，几乎可以肯定会获得‘五个一工程奖’，那是各省宣传部门最大的政绩。作为曾经的影视剧创作大省，四川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问鼎该奖项，邓公诞辰110周年是绝佳的机会，因此不遗余力。”

20天后，张小红再次找到高成生，告诉他，《邓小平》已经运作多年，最初在北京拉起了一支队伍，不甚靠谱，最终散了，连华影文轩公司都面临撤销，但四川方面的领导还是决定坚持，“抛开现实考虑不说，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还是有一份情怀。”

“情怀”虽然朦胧，但也足以使人不再往深处探究。高成生挑起担子之后，立刻面临寻找“立戏之本”的难题——谁来扮演邓小平？

像所有毛泽东的扮演者一样，邓的扮演者也必须经过家属同意。对于之前的邓小平扮演者，尤其是特型演员，邓家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演出父亲的精气神，至于形似与否，反而成了次要的。

剧组找到了马少骅，他出演过窦婴、魏征等历史剧里的“老臣”，也能将孙中山演绎到足以乱真的程度。但马少骅一开始也不想演，“大家对邓小平太熟悉，我已经60岁了，演砸了怎么办？”

2013年春天，剧本上报广电总局。“一听说是邓小平，都认为是那种主旋律的，所谓的110周年应景之作，完成任务。”高成生说，“尤其知道主演是马少骅，更不看好了。”
三
1982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马少骅演了三十几年，有些名气，但没有大红大紫，提名过飞天奖、金鹰奖，也都只是提名而已。在北京的家里见到记者时，他一屁股坐在沙发里，“演伤了，太耗人！今后几个月都不接戏了。”

客厅西面改造成了CD墙，被数以千计的影碟塞得满满当当。就像小众艺术爱好者常有的做派，马少骅曾经看不起电影电视，他的专业是话剧，连“演员”的名称他也不满，“我是一个‘体现者’，演员多恶心。”笑起来带着几分伟人范儿，不是“haha”，而是“hoho”。

演邓小平，形象是短板，马少骅心里清楚。开拍前一个月，他陷入慌神状态，整日躲在家中，研究人物个性。找来一大堆影音资料，大都是开会，没有他想听到的生活情境，焦急。

一次，马少骅随机播放一段1984年的中顾委谈话，里面传来缓慢有力的川普，“今年我就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开放，一个就是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问题。”嗬，一下子开放了23个沿海城市，竟轻描淡写。“一国两制的方式只有中国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80岁的老人，内心忽然急切起来。

“就是这段录音！”马少骅夸张地猛拍沙发，“让我体验到了邓小平的个性和气派。别看他个子小，男人气很足，说话办事一针见血，绝不拖泥带水。另外蛮狠，所谓狠是什么？就是下得了手，绝不在关键时候犹豫不决。”拍摄期5个月里，马少骅每天听这段录音，生怕抓着的个性又溜走了。

开拍前，马少骅进了邓家，见到了邓林、邓榕、邓楠、邓朴方。“邓家的孩子是很有文化的，是很检点自己的，不像社会上传的那些。邓朴方很朴素，坐在轮椅上，戴个小圆帽，见到我把帽子一摘，两眼盯着我。我说‘你好，你身体要注意’，邓朴方就说你不错、你不错。”邓家人认可，马少骅心里哗的一声轻松了。

2013年9月开拍，每一场景，剧组得按历史影像一比一复制，墙上挂的字画要随年份更换，摘下语录换上书法。每天开拍前，得先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打电话，汇报各个领袖的座次安排，而领袖的职务随年变换，年轻的剧务常常搞错。刘少奇追悼会那场，叶剑英主持，邓小平致悼词，但当时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站位搞错了，镜头只能剪掉；中央军委的会议，拍了一半才发现没有军职的李先念坐在那里；有一场戏所有角色都到位，只差乌兰夫，等了半小时才来，其实就一边坐着一句台词也没有。

至于台词上的讲究就更不用说了，仅举一例：胡耀邦找邓小平汇报撒切尔来华，进了邓家院子，问到，“小平同志在吗？”导演立刻喊停，不能说“小平同志”，要说“老爷子”，那时候凡是跟邓小平关系近的人，都称呼他为老爷子，在关键人物身上尤其不能马虎。

《邓小平》全剧中，马少骅有380多场戏，有280场是在开会，又有150多场是在邓家的大客厅里。米粮库邓家的院子，摄像把犄角旮旯拍了个遍，只为后期剪空镜头时能减少重复，开会的时候也试遍了推拉摇移各种角度。即使如此，邓小平慷慨陈词、释疑解惑后众人热烈鼓掌的桥段还是不止一次地出现着。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多次探班，这位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经见过邓小平，他告诉马少骅，“小平这个人是藏而不露、绵中带刚的。”

这让我怎么演？！马少骅欲哭无泪。
四
背了太多包袱，马少骅渐渐发现，紧绷着是没法演好邓小平的，当他打开自己，甚至即兴发挥的时候，人物的精气神便出来了。

复出后，邓小平召集三十多名有威望的科学家座谈，扫了多年厕所的王大珩教授声泪俱下，痛斥四人帮残害科技人员。演到这里，马少骅红着眼睛走过去，握起他的手，“像发生在王教授身上的这种事情，我们中国决不允许出现第二次！”

第一集里山雨欲来，邓小平在家中剖白心迹，“去年的这个时候，刚刚开始批邓，主席要我牵头，搞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也就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思考再三，婉言拒绝了……‘文革’搞了十年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给整死了，好多人都给整得很惨……”马少骅自作主张加上了最后一句，那一刻他想起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想到自己停办婚事、卖掉自行车到上海参加高考的往事。为这一句话，他感到很得意。

生于1955年的马少骅经历了整个邓小平时代，当他把人生体验带入表演，角色得以血肉丰满。可有时候他又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感，周恩来临终那场戏并不长，马少骅眼泪止不住地流，一句“绝对不会”说得艰难。因为邓家人说过，老爷子从不流泪。

即使是无需表演带入的导演吴子牛，也时常被浓烈的情绪带回青年时代。

1969年1月17号，我挑着两担书，走过三道河下乡当知青，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前途未卜。1970年的时候中央下了个135号文，有个同学家人手抄了一份寄给我们。于是几个公社的知青带着花生、酒、腊肉，从山区、草原赶过来，到红星二队聚会。我们看到了曙光，因为文件说，表现得好的知青可以经过人民公社推荐招工、上大学、参军。

突然我们眼前就亮了，有出路了。我平生第一次喝酒就是那次，菜还没上，五十多度的红薯酒，一两一杯，我一口气干了6杯。后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到生产队的，二十多里的山路，底下就是悬崖，跌跌撞撞地摔着，满身都是血。但是很快心就凉了，因为黑五类子弟还是没有资格。

当有年轻的观众批评《邓小平》中的知青“跟打了鸡血一样矫揉造作”，吴子牛立刻反驳说，“当时就是那样的精神面貌，没经历过怎么可能理解。”

人很难超越经验的牢笼，要超越被强烈体验形塑的认知同样不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戏里，邓小平有一段台词，“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从本本出发，那就亡党亡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撺掇马少骅，“拍桌子、拍桌子。”马少骅照办了，事后却如鲠在喉，“怎么能拍桌子呢，有失身份啊。”

在马少骅心中，邓小平的伟人形象根深蒂固，邓小平为中国排球加油，他很自然地形容是“护犊子”。对于“仍然端着伟人的架子”之类的批评，他无法接受，“那是端着吗？要拿捏好分量，国情不一样，我不能总跷着二郎腿吧？”
五
北京人艺的老戏骨李光复对主旋律有自己的一套见解。在《邓小平》里他饰演胡耀邦一角。

胡耀邦本人比李光复更瘦小，但脸盘看起来圆润一些，嘴唇也有点往外翻。化妆师将下嘴唇画得厚一点，前额的头发剪得更薄，但终究形在似上不是强项。

“我见过胡耀邦本人。”李光复提了气，眼睛闪着光。

那天李光复骑着自行车，照常回到史家胡同的宿舍，远远看到门口站俩人，一个是副院长欧阳山尊，另一个有点眼熟。走近了，那人穿件半新不旧的灰蓝色干部服，第一颗扣子没系，一双懒汉鞋，像邻家的大叔，正在那乐呵呵地闲聊。

“小李，这位是胡耀邦同志，以前可是红小鬼呐！”

“呵呵呵。”耀邦同志笑笑。

李光复曾经跟母亲学了些医术，懂点打针、拿药，在北京人艺宿舍搞了个医务室，三人就聊起医务室的事，谁也不提政治。那是1975年，四人帮尚未粉碎，胡耀邦的话只记得一句，“我现在赋闲。”

那时北京人艺很受大大小小的领导人物关照，周恩来、习仲勋、胡耀邦、罗瑞卿、邓大姐都经常露面。陈毅总抓一把糖葫芦跟年轻演员们闹腾，警卫员不让小孩们上舞厅去，陈老总就吼，“拉（哪）个不让上？”然后拍着小孩脑袋，“上上上。”

“我们见到的领导人都不是新闻里那种，要说平视，见多了才做得到。”对于怎么演好胡耀邦，李光复没费什么劲儿，“耀邦的个性非常热情、平易，感觉好像没什么棱角，但有强硬、不退让的一面，尤其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剧组在中央党校里取景时，一位老太太带着小孩走过来，慢悠悠的，“哎呦，我看您是耀邦同志吧？耀邦同志，我特别怀念他，我们去植树，他不坐小车，跟我们挤一个大面包车，一点架子都没有。”跟老太太闲聊，李光复从她的描述里捕捉状态，收获很大。

李光复想把胡耀邦的热情演出来，但还得按一般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能过火，党的干部要很稳重。“从历史资料分析，耀邦的热情源自他没想到自己职位会这么高。”对于整个剧组都在营造的分寸感，李光复也必须心领神会。

整部戏里，李光复有五十多场戏，也是大部分在开会，演技很难施展。尽管如此，他仍想改变扮演领袖人物的老套路，多一些展示人性的情节。“现在的主旋律影视剧，最大的问题就在人性上。”

李光复曾担任电影《铁人》的策划，他年轻时是王进喜的崇拜者，“工地上原本什么都没有，条件很艰苦，为了活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都跑了，等于放弃了最宝贵的公职。他妻子也受不了，说‘你要干，你就把命丢这儿，但孩子是老王家的根，我得把孩子带走’，带着孩子就上了长途汽车站。王进喜追过去，他大老粗不会讲大道理，就在漫天飞雪里围着大巴车吼秦腔。老婆听了流眼泪，就跟他回去了。”

讲完时李光复已经红了眼圈，“真事！多有画面感，可是《铁人》没用这段情节，还是习惯了展现伟大光荣、战天斗地。”

在《邓小平》第一集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原本的台词是“卓琳，我们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和马少骅都更喜欢，因为“包含一种人性在里面。”

李光复觉得，展现伟大人物脆弱的一面，甚至瑕疵的一面并无不可，经典传记电影《巴顿将军》里，主角就是个乖张暴戾、满嘴脏话的家伙，但无损他的魅力。

说到这里，李光复记起一个段子：老领导欧阳山尊在延安时经常陪毛泽东打乒乓球。有天毛的医生说，把球打远点，主席最近胖了，让他多运动。一开球，“乓”一声，主席跑去捡球，这么反复三次，主席恼了，发球时一发狠打老远，“我也让你捡捡球！”其实挺可爱的。后来欧阳山尊总是跟人讲主席的段子，“文革”时候挨批斗得了个罪名，叫“遛毛主席”。
六
开拍112天后，《邓小平》完成所有拍摄，转入后期制作。

网上流传说，《邓小平》用于审查的光盘达到一万多张。制片人高成生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没那么夸张，征求意见的范围的确很广，但我们用的是1:1刻制，一集一张，一套就52张。”

负责审查的部门对《邓小平》一剧完全没有上级的姿态，往往是说“我看过很感动，但是这里需要修改，免得让人挑毛病”。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近些年几近泛滥，大部分粗制滥造，以“手撕鬼子”为甚，“审查部门看多了也反感，现在领导都年轻化了，思维很活跃，私下里也觉得乏味、难受，他们的特点是政治很强，但是也希望看到好作品。”

由于有中央办公厅的重大立项，前期又经过了剧本审查，广电总局、中宣部对《邓小平》很宽松，没有扣帽子、打棍子，像编剧龙平平对媒体所说，做到了“一路绿灯”。最后需要等待的是中央办公厅。

那段日子里，中宣部、广电总局，还有中央电视台，频繁给剧组打电话，怎么样了？能不能播？广电总局已经备好了许可证编号，就等一句话；文化宣传系统在等待，《邓小平》是重大献礼片，就像曾经的《建国大业》一样，60大庆的时候人们也曾为没有能够媲美《开国大典》的作品而发愁；中央电视台要求剧组写保证书，某月某日保证播出。央视的焦虑来自卫视频道的凶猛竞争，今年黄金时段电视剧里，央视只有《湄公河大案》拿得出手，也只勉强打平，一度寄予希望的《推拿》（根据毕飞宇小说改编，濮存昕主演）收视率也不理想，再加上中央巡视组进驻，很需要国家级正能量的注入。

剧组里很多人也感到顶不住，“要不改成8月20日播出？”但高成生坚持8月8号。他心里有分寸，《邓小平》已经上了中央文件，作为邓小平11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外界观察中国政治风向的标志之一。

应对各级审查时，从52集压缩到49集，再压缩到48集，马少骅先后8次补配音，抹掉电视剧同期声，重新找到现场情绪并不容易。也许只是去掉了少数情节，但叙事上就要修改一连串。“修改时优先保证政治上不出问题，然后保证画面、保结构，台词改、字幕改、旁白改，只要不伤筋动骨。导演说这个那个演员回不来，我说保证播出是第一，不然配音再完美没用。”高成生说，“真是惊心动魄。其实主要是时间上太赶了，我接手的时候只剩一年半倒计时。”

2014年7月，《邓小平》通过了审查，相关部门对该剧的评价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重大收获，而非以往使用过的“里程碑、重大突破”，高成生对词语之间的差异理解得很精准，“你这部剧突破了，有特殊性，十年八年别人很难有超越的。”

得知8月8号正常播出，马少骅很激动，“为什么这次尺度宽松？我就觉得习主席领导的：）它有自信，国家强大了才敢揭自己的短。这个戏会引起国外的轰动，它肯定觉得中共更坦然，随着政治更开明，过一两年还应该再宽。”

编剧龙平平则赋予了这部剧更高远的意义：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当前社会对改革开放却出现了不同声音，对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正因如此，我们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新生活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来的，通过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凝聚社会共识，坚定改革开放的旗帜不动摇。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也在片场对马少骅说过，“演好这部戏，是立了一功。”
七
《邓小平》获得成功后，最该松一口气的是投资方华影文轩和四川省方面。

业内人士透露，相关部门给予了《邓小平》播出平台上的优惠，不限制播出它的频道数目，采取“1+3”模式，在中央台播出到一定集数后，四川卫视跟播，然后东方卫视、深圳卫视跟进，因为四川省是资方，上海和深圳都是改革标本城市。第二轮由江苏和北京包断，并可以转售其他电视台。

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背后，相关部门的用意是要改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不赚钱”的局面，激励更多后来者。

2006年之后，电视剧题材规划立项制度被备案公示制度取代，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管理方式没有明显变化。这样的制度格局造成商业资本追逐热点题材，家庭伦理、古装穿越、抗战奇侠剧一时泛滥。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商业资本因政治敏感没有能力，国有影视剧单位则面临激励不足的局面，投拍要承担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匹配。

在国家层面，《邓小平》这类个人传记题材并不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因为革命领袖众多，拍与不拍、投入多少都很难平衡，与抗震救灾等更有公益性质的题材不同。因此，目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最为有效的激励只剩下各种国家级的评奖机制，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亦即四川方面的最初的动机之一。

李光复对王进喜的题材念念不忘，想在合适的时机打造一部充满人性光辉的电影，但市场前景让他犹豫不决。他清楚，已经播出的《铁人》勉强没有赔钱，是因为走了全国总工会的渠道。他痛斥那些庸俗的偶像剧和夸张的抗日奇侠剧，“但这只是影视剧创作者的责任吗？”他反问，“现在是会吃的和会做的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创作出《林家铺子》和《茶馆》那样不朽的作品，面对巨变的时代，文艺界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这本是个诞生托尔斯泰的年代啊。”

高成生在谈到创作环境的时候还是用《邓小平》举例，在会见撒切尔的场景里，导演让邓小平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台阶之上，背后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大型油画，邓小平走下台阶，远景、近景、特写，加上激昂的音乐，“非常写意、提气”。在电影《巴顿将军》里，巴顿慷慨振奋地站在巨幅国旗装饰的讲台上，与《邓小平》很像，“外国人搞起主旋律来比我们还要极致。”高成生说。邓小平走下台阶的写意最终没有保留，“与外交礼仪不符”，撒切尔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举世皆知的一摔，也不符合当前的国际环境。

高成生的女儿是个“90后”，学的是影视表演，父女俩成天在家辩论，女儿一恼就说，“你是党的人，你是党的剧，你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艺术追求。”在女儿身上，高成生发现了属于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我们也得理解、了解他们。”好在，女儿对《邓小平》表现出了兴趣。

当下流行的郭敬明和韩寒，高成生很关注，只是没有完整看过。“当年冯小刚的《1942》一出来，都觉得它独孤求败，结果徐峥、赵薇突然就破了10亿，大家一下子懵了，冲击得稀里哗啦的。”

在高成生看来，中国的影视剧业还在快速扩张，是时势造英雄的年代，身边很多人都有赌一把的心态，“但是你过十年八年再看《邓小平》，有可能比他们更长久、更留得住，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它的现实主义关怀。”

在8月7日的发布会结束时，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邓榕）站了起来，对马少骅说，“我们拥抱一下！”后来有人提醒他，毛毛哭了。马少骅心想，要能再次扮演邓小平，最好从“文革”一直到他去世。

美惠子

邓小平究竟为何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2014-08-22 09:57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邓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是因为他预先就知道，在此次会议上要严厉批评彭德怀，毛主席要与“彭大将军”“算总账”；而邓与彭是好哥们，他当年在八路军时期与彭是老搭档，关系很铁，所以他不想去庐山开会批评彭，也就找了个借口，称病留京，既意外又不意外地并未出席这次在中共党史上、新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会议。

历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是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一般是指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中国：）第八届第八次会议（8月2日-8月16日），又简称“八届八中全会”。此外，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也在庐山召开过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二次庐山会议”。我们一般所说的庐山会议，还是指的1959年那一次，邓小平、陈云两人均因病留京没有参加（两位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未参加这次党的重要会议，这在中共党史上实在是非常罕见、非常特别的情形）；第二次庐山会议他们则参加了。

1959年7月2日 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19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6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7月10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7月15日结束。

可是，7月14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被称为“万言书”），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来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人发言认为来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在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8月2日 16日，中共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4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1959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4人分别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副总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其实，早在1959年7月1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从诗中隐约可以看出当时他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心境：“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扶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庐山会议原本是为了“纠左”，但会后却在全国展开了“反右倾运动”（反对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上万名党员受到了批判。其中大部分党员在1962年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设下了底线：“谁都能平反，唯独彭德怀不能平反。”彭德怀于是在当年愤然上书八万言，要求平反。贺龙受命成立彭德怀专案组进行审查，但并无结果。

1965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最后一次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真理也许在你那边”、“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让其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不计得失，前往四川成都赴任，兢兢业业参与三线建设工作。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德怀再次惨遭批判、关押，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离世，直到4年之后才平反。

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基本情况。显然，在会议的第一阶段，即7月2日到7月14日（所谓的“神仙会”），气氛还是很热烈、融洽、友好的，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斗争的火药味；直到7月14日彭德怀上了“万言书”以后，形势才急转直下，毛泽东等人开始展开对他的批判。那么，在此之前，邓小平应该说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怎么可能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这种变故，从而称病缺席呢？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或者在此之前，彭德怀根本就没有过要与毛泽东“叫板”的打算，也许是在上了庐山以后才突然有了这样的念头；而且，即使彭早就有了这种打算（当然，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而且彭也许还与好友邓小平等人通过气了），那也不一定会在庐山会议上爆发；第三，即使这种“交锋”爆发了，毛也不一定会同彭“算总账”；第四，即使邓早已明白这场激烈的斗争在所难免、必定发生，但依据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他一贯的作派、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他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的原则性和责任感和宏伟气魄，他也不会故意不参加的，而且他也会知道届时自己该怎么做。再说，两年之后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他就参加了，并且在会上的发言依然很尖锐、严厉。

所以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并不是预先知道会议要声讨彭德怀，他不想去，就找了个借口，缺席了；而是他当时确实身体不舒服，实在是去不了；或者大家都去了，北京总得有人镇守啊，因此就把他留下来主持大局（因陈云当时也病了，没法工作）。

美惠子

邓小平1975年如何平息徐州铁路暴乱？

2014-08-22 10:02

作为邓小平的“四大金刚”（胡耀邦、周荣鑫、张爱萍和万里）之一，万里的思维敏锐、观念开放、敢想敢干以及他的改革意识，都很受邓的赏识，也因此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成为邓的左膀右臂。对万里而言，邓小平既是与他同舟共济的亲密战友，同时又是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对他有知遇之恩。

万里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革命，当时还是红军时期，开始了自己一生的戎马生涯。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才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被人民称为“冀鲁豫三大才子”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领导革命武装区大队和游击队进行抗日活动。在这里，他与自己人生的导师、亲密的战友 邓小平不期而遇。当时邓负责两个区的抗日工作，一个是万里这个地区（另一个地区的地委书记是赵紫阳）。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风雨同舟，一起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1949年春，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时候，万里的领导才能更加得到了充分发挥。在短时间内，他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事物资。邓小平走到哪都愿意带上万里，觉得这个人办事牢靠、有分寸，而且人品也很不错。

建国以后，万里跟随邓小平参与接管南京的工作，被任命为建设局局长。后来在大西南解放以后，邓又让他到西南军政委员会担任建设委员会主任一职。再后来邓被调到北京，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当时的总书记，主要是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向主席和政治局负责。随着邓调回北京，38岁的万里也迎来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阶段：同一年他也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回北京，担任城建部部长。

时光转瞬即逝，转眼就到了1957年、1958年这个非常时期。当时北京市委是以刘少奇为核心，由老地下党员彭真、刘仁、郑天翔等负责主要工作。而来自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当时北京市委的工作情况不太满意。由于出身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以及执政理念上意见不太相同。于是，毛泽东想要在中间掺和一把，往北京市委调入人员，以便平衡政治权利。

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就问邓小平的意见，希望找个合适的人选进入北京市委领导班子中工作。邓毫不犹豫就推荐了万里，并让他一定要承担起这个重任。就这样，万里以城建部部长身份调到北京任副市长一职。之后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就形成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等共同负责的局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北京市委最先被打倒的是彭真。当时社会十分混乱，简直一团糟。虽然彭真、刘仁、郑天翔是多年的老地下工作者，但是“文革”斗争很残酷，他们所有人都遭受了那段牛鬼蛇神、非人待遇的岁月。万里也受到牵连，被送进“牛棚”反省，关了一段时间。

万里的生命中总是有贵人相助，在“文革”中他是比较早就得到了解放的，这还多亏了周恩来。原来在那段时期，周总理跟毛主席说，万里跟“彭真反党集团”之间是有斗争的。多亏了周的这句话，万里才提前结束了在“牛棚”中的生活，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当中。而周恩来正是邓小平的大哥。当时：）执行的政策，是打倒和解放相互结合。因此，万里解放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公交领导小组副组长。

邓小平也在1975年得到平反，再次回中央工作。毛泽东认为，邓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最佳人选。就这样，邓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万里这才有机会再次与邓小平联手。在患难中，他们之间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邓小平走马上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全国的铁路交通运输系统进行整改和恢复。“文革”时期，各种运动致使铁道部完全处于停滞阶段，整个运输系统变得破败不堪。铁路系统的不运转直接导致国民经济的运转不畅。于是邓任命万里为铁道部部长，让他解决当时比较棘手的铁路问题。

“文革”当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帮派问题不仅复杂而突出，还经常与地方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他们之间的斗争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过。1975年2月26日，徐州市委第一书记汪冰石召开会议，在传达中央5号文件时，铁路分局“踢派”头头带人冲进会场企图捉住他。趁混乱之机汪冰石从后门溜走，藏身于煤矿之中，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徐州铁路暴乱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踢派”分子由于没有抓到第一书记，便于2月28日把市委副书记王铁民抓起来了。于是他们一行人押着王，对市民兵指挥部进行攻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由于寡不敌众，“踢派”惨遭失败，一方面王被对手抢回，另一方面他们的大本营也被捣毁。

面对失败的局面，“踢派”展开了新一轮斗争。他们首先大造公共舆论，并致电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控诉民兵指挥部的暴行；同时抢了17辆汽车和200多个铁耙，准备开展武力活动。一时间，徐州铁路局的局势和气氛达到空前紧张。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作为铁道部一把手，万里在江苏省委负责人陪同下，以最快速度赶到徐州。在徐州铁路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会议上，他大刀阔斧地对该单位的派性问题斩下了“第一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铁路分局的问题主要是派性之间的问题。帮派破坏了局里的安定团结和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此外，派性问题与无产阶级的党性相对立，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继续闹事的严肃处理；而对于那些顽固不化、触犯刑律的造反派则要绳之以法。

接着万里主持召开分局党委常委会议，指出：“党委必须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的党委，而不是闹派性的党委。要从大局出发，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党委书记是总指挥，要敢于承担责任，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带领全局职工把生产搞上去。”

在万里的领导下下，徐州铁路分局领导通过将近10天的共同努力，才把本单位盘根错节的派性问题顺利解决，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性事件才得以平息。

万里主要是在全市开展围剿派性的活动，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这一举措取得了较好效果，对造反派起到了巨大威慑作用，徐州铁路系统逐渐走上正轨。

事件震动了整个徐州，民众都感到人心大快。之后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全国铁路运行开始变得畅通无阻。因此，“安全正点万里行”这句话一直在民众中广泛流传。

美惠子

张国焘预言“文革”结束邓小平复出

标签： 涛起涛落  张国焘  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  毛泽东

2014-08-23 10:11阅读(677)评论(0)

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股红色浪潮几乎席卷到整个华夏大地，也多少影响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香港与大陆近在咫尺，此刻受到很大、很强的幅射。当时，广东的红卫兵曾试图冲击港岛，扬言要“打过罗湖桥”，把当年“企图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叛徒张国焘揪回大陆，接受“历史的审判”。

当时已年近古稀的老头张国焘（化名凯音），正暂且寓居在港。通过在大陆的亲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张氏夫妇如坐针毡，整日里精神处于高度紧张、恐慌的状态。他常常从梦中惊醒，觳觫地倾听着夜间的风吹草动。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多年之前，自己在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时的野蛮、凶残举动。那时，他也视人命如草菅一般，疯狂地杀戮，近乎变态地兴奋。但在今天，当自己的生命也有可能昼夜之间便落于别人手中时，他却不寒而栗起来。

因受到狂热无序的大陆革命风暴的影响，香港市内也爆发了几次红色工人游行。工人们手持着毛主席语录冲动地走上街头，高叫：“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他们蜂拥着穿过大街小巷，惊天彻地的口号声传遍了这弹丸之地的每一寸角落。

张国焘被工人们的革命激情给吓坏了。他反常地深居简出，绝不再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每次当游行队伍从其楼下经过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窗前，推开窗棂，望着那浩浩荡荡、声势非凡的工人大军。这位昔日的工运领袖，此刻便禁不住百感交集，思虑万千。

这段时间，张国焘全家的生活很不安宁。尽管张国焘足不出户，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暴烈的“左”倾运动驱使下，常常会有人写信或打电话到家里来，对他进行各种威胁与要挟。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

这位身居陋巷的主人，正是流落香港的中共前主要领导人之一、71岁的张国焘。

“文革”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开始对张国焘进行访谈，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此公对“文革”的分析和判断。而当时他正准备携家离开香港。

在美国政府看来，张国焘虽早已远离政治中心，甚至可以说脱离了政治，但由于他身份特殊，不仅对中共早期历史十分了解，对：）早期政策运作十分熟悉，而且他与红色中国现任领导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对他们的籍贯、性格、爱好、交往和中共的政策都十分熟悉；因此，张国焘提供的信息，对于美国了解与研究当时中国大陆的政局，必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此次访谈的资料，一直被美国政府作为机密文件收藏，直到1992年才公布其相关信息（见1968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向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递交的航空文件，航件号为A-819。后被归入政府绝密级文件，编号为POL1-3HK/Ea/IVRS/S-053。该文件原件在林登 约翰逊图书馆有藏。1992年7月21日该文件解密，后归入“美国政府解密档案 政治类”。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或国内购有该数据库的图书馆，只需进入“解密档案参考系统”，便可检索获得）。

就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来看，在采访中，张国焘的观点自成一家之言，其中很多是不了解情况的妄测之词，也有不少诬蔑言语。当然，有些推论也有着些许“先见之明”。

张国焘侃侃而谈。美国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2位官员（为首的是米西兰尼奥斯）和1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他的话提问。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

于是，张国焘又感慨万千地说：“以前我是主角，后来成了配角，现在则是成了观众。”

张国焘虽远离政治，但仍然密切关注着“文化大革命”；更何况这种关注还可以带来报酬。在这次访谈中，张国焘大谈他对“文革”走向的判断。

在张国焘看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如外界所推测的）。他认为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而且哲学的因素更多过权力的因素。

对于毛泽东，张国焘心情复杂。早在“五四”之前张国焘便和毛泽东于北京大学相识，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又一同与会，此后两人都曾担任苏区和红军重要领导人，1931年还分别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正、副主席。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又曾与毛泽东发生政治斗争，而成为那场著名的草地风云的两位主角。毛、张两人既曾是同志，又曾是对手，张对毛自然有自己的认识。

在分析毛泽东的特点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所建立的政权并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虽然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毛在“文革”中虽然保有了最高权力，但其主要目标没有实现。张国焘分析，毛在“文革”中是一位优秀的策略大师而非战略家，他无法树立一个具备超越性的主题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之。在“文革”发动以来的2年中，经常会看到毛在政策与策略之间来回摇摆，常常试图通过一个计划实现一些目标，同时又经常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而采取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行动。

张国焘告诉美国人，虽然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但他很怀疑毛是否能够全面掌控一切，作为下属的林彪或是其他人可能对其隐瞒了一些情况。张国焘断定毛会继续走“革命”的道路，但是这样的道路将会失去效果，其最初设想的目标不会实现。

对于那些“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力的“革命小将”和造反派，张国焘认为这些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那些年轻的“革命继承人”不能胜任工作反而成为负担。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衰落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必然难以为继，将由此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所以，“文革”并不会坚持太久。

至于毛泽东选定的继承人林彪，张国焘认为他是一个极有手腕、野心勃勃、很难让人喜欢也很难共事的人。林彪被选为接班人，主要原因是毛认为林作为一个多年的下属，对毛有着长期的忠诚。但林彪显然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张国焘推测，林会优先考虑军事方面的利益。

但就当时的局势分析，张国焘认为，林彪在政治上的优势有些似是而非，在解放军中的力量也似乎有所削弱，这突出表现在他不能保护他的一些亲密下属，例如萧华、杨成武、罗瑞卿等，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之后就纷纷被打倒。在张国焘眼里，这些人是林彪的支持者。虽然林的权威有所削弱，但张国焘认为在“文革”发动的这2年时间里，军队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毛泽东之前让军队参与稳定局面的意图。在军队的支持下，那些毛的反对者很难被打倒。

怎样削弱军方的力量，实现毛泽东的预期，将是一个困难的计划。张国焘预测毛将最终削弱军队的力量，就像他将红卫兵遣散下乡一样。但张国焘也承认这将是一个很困难的计划。

美国人对“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新兴的组织十分关切和感兴趣。张国焘认为，作为一个组织，革委会有些优点，那就是通过一个单一的实体革委会而避免了在党和政府间的两分，革委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弱点。但是，张国焘也怀疑这个组织能否在长期的运作中保持有效。因为这更多需要党组织的重建，以便为革委会提供一个核心。

对于党组织的重建，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将会更多地依赖他以前主管党务的部下，比如陈云。但张国焘认为这种重建似乎很难成功，因为一旦重建，毛会担心“文革”前的状态将再次出现。而他所寻找的那些“文革”后起来的“新鲜血液”，却不能提供党所要求的稳定与领导。由此张国焘推测，在“文革”期间，党组织仍然将处于一团混乱之中，难以恢复它以前的纪律性和权威。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局将如何发展？

面对美国人关心的问题，张国焘大胆地给出了预测。由于接班人林彪缺乏毛泽东所具有的魅力和政治上的天赋，所以在林执政之后，他将不得不更加借重周恩来，二者将会很好地合作，因为林需要周的支持和治国的专家知识。在张国焘眼中，周恩来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周与他的副手李富春、李先念能够很好地管理国家事务。在周的率领下，一些“实干家”将陆续掌握权力，并推动国家前进。

此外，张国焘更大胆预测，那些昔日围绕在毛泽东身边的激进派，即依仗“文革”爬上高位的“接班人”以及造反派，比如毛的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他们是没有能力的组织者，缺乏实际工作能力，都将因为不能胜任工作而成为负担，很快失去其位置和政治影响。在张国焘的眼里，康生是一个平庸之人，对政策或者经济都一无所知。

在那些激进的现任领导人失势之后，中国政局上最可能出现的是“林（彪）+周（恩来）”合作的治理模式，中国将归复平静，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至于当时已被打倒的一些人，比如刘少奇、邓小平等，将会重新复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组织能力。

11年后，即1979年，82岁的张国焘逝世。而在3年前，他曾预测难以为续的“文化大革命”便已告终，即在他发表谈话后只坚持了8年。

美国政府极为关心“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对所谓“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无需多虑。“文革”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在1968年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时，中国就严厉谴责，但其目的是使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名声大坏，不具有太强的进攻性。

张国焘认为：“在眼下的中国，国内的因素要大于国外的因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无暇过多考虑国际关系，现在外交事务并非重点，就连中苏矛盾和越南问题都被放在一边。”

同时，他又认为：“在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西方国家往来时，毛泽东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比如，现在毛之所以很关注西德（联邦德国），就在于它既反对苏联，同时又有着中国需要的资源，它向中国提供了急需的货物。与西德一样，日本、英国、法国都将与中国保持友好的贸易关系，在此，中国根本不会考虑政治的气候。”

在听完张国焘“精辟”、“独到”、“深刻”的分析之后，几个美国人满意而去。

张国焘的上述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些方面，张国焘的这些分析显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在具体的政策上，比如张国焘对中国外交的判断，无疑有助于减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至于其他方面，后人就不敢轻下断语了。

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此年5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

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与杨子烈夫妇就已经做出离开香港的决定。此年底，不堪内心煎熬、也为躲避灾难的他们终于走出港岛，背井离乡，飘洋过海，首先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他的次子张湘楚，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但是，张国焘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

没过多久，张国焘便又偕妻杨子烈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他的长子张海威、小儿子张海川都在多伦多。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

（本文载自《涛起涛落：张国焘的悲剧人生》一书，李子迟、王宏杰著。）

美惠子

邓小平给哪些大学题写过校名？[图]

标签： 邓小平  四川大学  山东  11月  学院

2014-08-23 19:34阅读(182)评论(0)

本博曾盘点过毛泽东题写校名的大学，如今正值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就再来盘点一下邓小平题写校名的大学吧。

1/合肥工业大学（1979年7月16日）

2/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84年1月）

3/四川大学（1985年4月27日）

4/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1984年5月）

5/沈阳农业大学（1985年10月）

6/宁波大学（1985年10月）

7/华西医科大学（今四川大学医学院，1985年）

8/华中师范大学（1985年11月20日）

9/河海大学（1985年11月20日）

10/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1985年12月）

11/北京青年政治学院（1986年7月9日）

12/中国政法大学（1986年）

13/中国新闻学院（1986年）

14/北京自修大学（1986年）

15/山东财经学院（今山东财经大学，1987年11月）

16/中国矿业大学（1988年5月11日）

17/中南财经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88年5月11日）

18/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1988年）

19/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1989年4月12日）

20/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今国家检察官学院，1991年6月27日）

21/中央社会主义学院（1992年6月2日）

22/前进大学（1993年）

23/北京国际金融学院（该校现已不存在，1994年2月，图略）

美惠子

叶剑英忆毛泽东托孤 检讨曾把华国锋当“后主”

　　本文摘自《文摘周报》2005年11月29日 05版 作者：袁小伦 原题为：由远及近到渐行渐远—叶剑英与华国锋的政治交往

　　叶剑英比华国锋大24岁。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叶剑英在饱受了300多天“流放”之苦后，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从长沙调来北京三年零四个月的华国锋升迁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早已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同时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此时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

　　叶帅点醒梦中人

　　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此时，叶剑英、邓小平等“靠边站”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于个人的荣辱升降早已置之脑后，他们担心的是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党、国家和军队的前途命运。叶剑英对自己的“生病挂职”早有思想准备。他想到，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毕竟没有把大权交给江青集团而是交给了华国锋，没有让江青集团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叶剑英知道，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对最高领袖忠心耿耿，为人也老实。他也听毛泽东说过，华国锋办事“公道不蠢”。叶剑英觉得，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毛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对这样一个“接班人”，叶剑英自然会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

　　华国锋初接代总理之位，非常谦虚，小心翼翼，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以争取毛泽东的进一步肯定。

　　华国锋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毛的意图“批是要批，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因而江青集团想利用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致邓小平于死地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就是到了4月初，毛泽东在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江青等叫嚷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毛泽东依然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与此同时，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被正式确定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随着局势的演变，华国锋与江青集团的矛盾慢慢开始出现了。进入夏天，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经常昏迷。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有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却不顾事实地称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病情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9月9日，毛泽东去世。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本来，华国锋“资本”单薄，毛泽东重病时给他写了三条，它们是：1、“慢慢来，不要招（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有了这三句话，华国锋就像吃了定心丸。然而，江青集团却打出“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妄图取代华国锋对毛泽东临终嘱咐的专有诠释权以及接班人的地位。在叶剑英一而再的提醒下，华国锋猛然醒悟，于是他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组织反击。为了制止这一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华国锋和叶剑英终于走到一起，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

美惠子

邓小平长女：父亲从未走上神坛 用不着走下神坛2014-08-21 10:05:28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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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8日，华西都市报记者在北京“邓家院子”里，对话邓小平长女邓林。

　　讲述者 邓林

　　她在四川话上有两个老师，一个是爸爸和奶奶，一个是川剧。提到四川家乡，她时不时就说上一两句四川方言。邓林说，在父亲的日常生活中，吃穿用都离不开四川，喜欢穿郫县布鞋，喜欢吃川菜，最重要还有他那一生未改的四川话。“四川是我们的根，走到哪儿都是。”采访最后，记者告诉邓林大姐，从四川带来一点家乡特产。邓林大姐开心地用四川话问道：“啥子好东西？”记者告诉她有香肠、腊肉、泡菜等特产。邓林大姐说：“好，最喜欢吃香肠；泡菜炒肉末很下饭，特别好吃。”浓浓的川味，立刻就弥漫在院子中。

　　我们全家都有这个概念：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从来就没有走上神坛，所以也用不着走下神坛。

　　父亲是个很接地气的人，父亲的道理都是从老百姓来的，像“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他用了这些民间的谚语说出来，实践发现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

　　父亲是个很接地气的人，他的道理都是从老百姓来的。

　　追忆

　　家庭

　　父亲这辈子经历了三落三起，最后这一次最厉害，但那时有我妈妈始终不渝地跟着爸爸，我们子女也从未和老爷子划清界线。我父亲起码他心里不乱，后院没着火，这样他就可以很冷静地面对现实了。

                  心愿

　　爸爸很想退休后上街买买东西，逛逛商店。有一次到上海他真去逛商店，给孩子们买了铅笔和橡皮。

                   遗愿

　　问父亲骨灰怎么办，老爷子说扔弃在马桶里，我们说不行。我妈说埋在门前的石榴树下，我说那石榴树长出石榴我们都不敢吃了。后来说那就撒在大海里吧。我们就按照父亲的遗愿，撒在大海里了。我母亲的骨灰也撒在大海里，他们在大海里新生。

　　“父亲去世以后，每到他的诞辰纪念日8月22日这一天，全家人都保持团聚的习惯，也不请客人，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今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回过头来想一想这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再回想我们的经历，觉得这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时间过得真快，家里也有很大的变化，全中国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时候来纪念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意义。”

美惠子

　纪念

　　“现在纪念邓小平是很有意义的”

　　华西都市报：今年是邓公诞辰110周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邓公，缅怀他老人家。

　　邓林：今年是我父亲的110周年诞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纪念日。从我父亲去世那一年算，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和全国人民一直是按照30多年前开创的改革开放的路在往前走。回过头想一想这30多年的历程，再回想回想我们的经历，觉得这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

　　时间过得真快，家里也有很大的变化，全中国也有很大的变化，在这时候来纪念邓小平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是要坚定地按照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就是说再一次让大家温故知新吧，回忆一下历史，然后从中得到启示、借鉴、教训等等。另外一个，这十来年中国的局势和国际局势也有很大的变化，新的领导都是很有力量的，做了很多事情，这点也确实挺不容易，我们也都看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确实下了很大的力度来把国家发展得更好。我觉得我父亲也会很高兴，这是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也是党的幸事。

　　华西都市报：具体在家里，8月22日这天，全家怎么来纪念？

　　邓林：老爷子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全家聚一聚。兄弟姐妹间也不像原来天天见，借着这个机会，全家人搞个大团聚，不请客人。

　　另一个就是我们家也经历了这么多，我曾经也被斗争过，比如说美院的女厕所我都打扫过，我的唯一的罪状就是没有和邓小平划清界线，所以“人下人”我也当过，但是随着老爷子的复出，条件好了。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就已经处事不惊了。

　　再一个我们也都会在自己的职业上、做人的规范上比较谨慎、比较自律，不做出格的事，不能因为我们子女的原因给父母的光辉形象带来污点、带来阴影。

　　现在大家小日子也过得不错了，我经常说比上不足但是比下我们余多了，应该知足，知足常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家就特别团结，在一起聚一聚也特别高兴。

　　家庭

　　“后院没着火，他就可以冷静地面对现实”

　　华西都市报：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开篇的镜头就是复出前邓公和卓琳给邓朴方擦身子，这个镜头感动了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家庭在邓公生活中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邓林：邓小平这一辈子经历了三落三起，最后这一次最厉害，但是在这个时候有我妈妈在背后始终不渝地跟着我爸爸，老两口相濡以沫互相扶持，另外我们子女从来没有和我们老爷子划清界线。所以在这个家庭氛围当中我父亲起码他心里不乱，后院没着火，这样他就可以很冷静地面对现实了。

　　华西都市报：在您拍摄邓公晚年的生活照片中，有很多是他和孙子们一起的照片，邓公晚年的时候对这些孙子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邓林：我爸爸从来就喜欢小孩。我记得父亲最高兴应该是在江西那一次。他在江西的时候，我妹妹生了一个女儿，我爸爸特别高兴。小孩尿尿了，他都要抢着去倒水来给小孩洗身子。

　　后来到了北京，陆陆续续我们结婚了，也有了孩子，都是小不点，爸爸是非常高兴的，这些孙子们也给他带来愉快。尤其是当我小弟弟那个儿子出生以后，就是最小的卓棣，他更加高兴。

　　拍照

　　“父亲不愿意照相 洗相片都是我妈教我的”

　　华西都市报：当时怎么想到为父亲拍这些照片？

　　邓林：这些照片大部分是抓拍的。有拍照这个想法是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分隔开来，限我们两个小时必须搬家。经过多次后，我们家也最会搬家了，搬家时先收拾什么后收拾什么，怎么打包，我们都有经验了。我们那个时候搬来搬去跟父母见面就不是那么容易，开始就不准探亲，后来又准了，那时候能探亲多珍贵啊！因为不知道这次探了下次还能不能探，当时确实感觉分开就是生离死别，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从那以后我就萌发了想给我爸爸照点照片留点纪念。所以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我就出了这么一本书纪念我爸爸。

　　华西都市报：当时是自己洗相片吗？邓林：洗相片是我妈教我的，别忘了我妈是北大物理系的。那时候照相、洗照片都是自个儿干。当时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每星期回来，我妈妈都要给我们讲一个科学知识，那时我妈就给我讲什么叫核裂变。

　　华西都市报：教育主要是妈妈在管？邓林：对呀。我妹妹邓楠很聪明喜欢做数学题、几何题、物理题，从同事那里借来厚厚的一本书，我妈妈全部给抄下来。我妈妈挺注重教育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父亲非常相信她。

　　华西都市报：在您出版的画册中，记录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瞬间。

　　邓林：对。在父亲退休那天，就照了一张。当时大家说老爷子今天退休了怎么纪念这一天，经过讨论我们就在墙上贴了一行字：1922—1989—永远。1922就是他参加革命那一年到1989 退休然后到永远，就是永远革命下去。

　　我编画册最后选的照片名字就叫永不停步，也是对应那个照片。

　　华西都市报：永不停步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邓林：这是在上海，1993年12月。这本书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我父亲的解读，把他更立体化了，让老百姓去看他另外一个角度的生活。因为我父亲不愿意照相，所以记者很少来，这些事只能由家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