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邓小平九回四川未回故乡：怕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2014年08月21日13:54  中国新闻网   评论中大奖（917人参与） 收藏本文     
　　邓小平的几个子女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1986年春，邓小平在成都与来自家乡广安县的舅父、舅母合影。
　　8月18日，四川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经过半年闭馆改陈，正式对外开放。

　　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近日，邓小平的亲属再次向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和邓小平缅怀馆捐赠了一批文物和遗物，总计441件。1947年邓小平穿过的一件旧皮大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常穿的短袖衬衣、1981年邓小平参加里根就职典礼纪念的请柬……记者探寻这些珍贵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背后的感人故事，为您再现一代伟人的崇高风范、爱民情怀。

　　旧皮大衣

　　见证当年大别山官兵深情

　　一件内皮外布的青灰色老旧皮大衣，从1947年的大别山开始，流转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回到了原主人的家乡——广安，成为当年大别山敌后根据地官兵深情的一大见证。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重庆谈判破裂，国民党调集重兵，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1947年6月20日，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个纵队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从而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1947年10月，刘邓大军顺利挺进大别山，从而扭转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

　　十月的大别山虽然还是金秋时节，但是早晚已是寒气袭人，而部队指战员穿的还是夏日的单衣单裤，盖的还是毯子和夹被。刘伯承、邓小平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必将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现在要依靠后方来补充供给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决定部队自己动手缝制冬装。

　　在全军换装顺利完成后，邓小平来到供给部看望慰问大家。但是他发现供给部部长刘岱峰穿的还是件单衣，一问才知道他把自己的棉衣给了一位身负重伤的战士。邓小平被深深感动了，他立即派警卫员取来了自己曾经穿过的一件皮大衣。邓小平亲手将皮大衣送到刘岱峰的手上，和蔼地对他说：“快把这件衣服穿上，一定要注意防寒。”刘岱峰说：“不，首长，这件衣服您留着穿吧。”邓小平摆摆手说：“你穿，这是命令，我有棉衣。”刘岱峰双手捧着皮大衣，眼中噙着泪水说：“谢谢首长！”此后每当穿上这件大衣，刘岱峰都会感到一种异样的温暖。

　　真丝衬衣

　　邓小平多次穿着它倾听民声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里，还珍藏着邓小平同志穿过的一件短袖衬衣，它是国家二级文物，质地真丝。这件短袖衬衣，很多人也许并不陌生，因为邓小平同志生前多次穿着这件短袖衬衣外出视察，来到人民中间、与群众打成一片，其中有一次就是去四川考察。

　　1980年7月，小平同志到四川视察工作。盛夏的川蜀大地，正是烈日炎炎，他就是穿着这件短袖衬衣赴峨眉山参观考察。当时峨眉山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为了确保小平同志的安全准备封山，小平同志知道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也是游客，人家也是游客，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不要因为我来了就把游客挡在外边。”

　　在四川考察期间，小平同志还参观了成都市郊农村沼气利用情况。“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燃料匮乏，困扰民生。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成都平原农村燃料问题。1973年以后，开始在农村普遍进行沼气开发利用，推广沼气池及炉具、灯具。7月10日，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陪同下，当小平同志穿着那件人们熟悉的短袖衬衣、迈着矫健的步伐来到社员中间时，社员们欢呼起来：“邓副主席来了！邓副主席来了！”邓小平满面笑容，一次次向大家招手问好。他先是参观了生产队的沼气动力房，然后又兴致勃勃地来到社员吴绍清家中参观。当看到宽敞明亮的厨房里，柴煤灶改成了沼气灶，厨房里没有堆放柴草、煤炭，也没有了农村厨房常有的烟尘油垢，邓小平高兴地说：“火也变了，锅也变了，干净了，卫生了，沼气把过去的土锅土灶都改掉了。”

　　每到夏天，邓小平都会穿着它走到人民中去，倾听民声、与民同乐，人民也因此而记住了勤俭节约、平易近人的小平同志。

　　生活轶事

　　家乡人曾三次邀请小平回广安

　　他先后9次回川但始终未回老家

　　1949年冬天，参加开国大典后的邓小平，和另一位四川老乡刘伯承，率刘邓大军向大西南挺进，以横扫千军之势，肃清了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每次来去匆匆，因公务繁忙，他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

　　九回四川，他始终没有回广安

　　1952年7月，小平同志出席成渝铁路通车典礼后，离开了四川回京。主政大西南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是小平同志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直接在家乡工作的经历。

　　自从小平同志离开老家后，在广安，见过他的人，除了他的舅父舅母，还有邓欲治、黎仁海、张家义、罗国兴、王洪峻和王仁全6人。

　　1978年1月31日，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接到四川省委打来的电话：“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2月1日下午2时，邓欲治和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黎仁海、驾驶员张家义，开车从广安出发，于次日凌晨5时到达成都金牛宾馆。

　　一进宾馆，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小平同志的消息：“新华社1月3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见小平同志一面，请他回家。下午4时，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宾馆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妹妹邓先芙、夫人卓琳一同走进来，笑容满面地说：“大家随便坐！”邓欲治便隔着茶几，在小平同志旁边坐下：“我们受县委的委托，代表县委和全县人民向敬爱的小平同志问好！县委派我们来看望小平同志，顺便送点水果来，表示家乡人民的敬意。”

　　小平同志说：“好，水果已转到我们手里，中午吃过了。”

　　邓欲治接着汇报家乡的情况，邓小平边听边算：“我离开家时，广安人口才60多万，现在百万出头，只有6亿多斤粮食，每人口粮才300多斤，这是原粮，不是米。米才多少斤呀？口粮很低哟。”

　　见小平同志如此关心广安，邓欲治趁机提出：“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指示工作。”

　　结果出乎邓欲治的意外，小平没有说话。

　　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过话：“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

　　“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广安县委驾驶员张家义，是唯一一个两次见到小平同志的广安人。

　　19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四，四川省委来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经来到成都过春节，要见家乡的代表和他舅父舅母。”当天下午，张家义开车和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办公室主任王仁全、邓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赶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时，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接见了他们。

　　还没等他们开口，小平同志先发话了，逐一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镶刻在广安市委大楼上。

　　在跟小平同志道别时，他们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小平同志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他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当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的请求，卓琳答：“他很忙，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这次去成都见小平同志的，还有小平同志的舅舅淡以兴和舅妈杨凤鸣。这次见面，是小平同志离开家乡之后，舅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

　　第三次请小平同志回老家的，则是一位广安籍的四川电视台记者，名叫郑兴光。据介绍，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你看，那是家乡的龙灯！”在一旁采访的郑兴光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着头说了两个字：“我怕。”

　　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据《环球人物》

　　探营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逾四百幅图片

　　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位于四川省广安市协兴镇牌坊村，于2004年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落成开馆，2014年2月20日闭馆改陈。改陈后的陈列馆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由序厅、三个陈列展厅、电影厅、珍藏厅等组成。共展出文物170件、档案文献资料200余件、图片408幅，复原场景4个，运用多媒体展示系统以及最具震撼力的电影，共同组成鲜活的立体空间，生动、全面、形象地展示了邓小平伟大辉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再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场面。(李利)

　　探营

　　邓小平缅怀馆

　　分一个序厅和四个展厅

　　参观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记者到了邓小平缅怀馆。缅怀馆坐西南朝东北，占地约5亩，总建筑面积4327.9平方米。据介绍，缅怀馆由一个序厅、四个展厅及相关辅助设施组成。一展厅主题为“品格风范”，二展厅主题为“生活情趣”，三展厅复原北京邓小平故居局部，四展厅为缅怀厅。(李利)

　　大事记

　　邓小平  四川广安人。1904年8月22日生。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

　　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党员。1926年初到苏联学习。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

　　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49年9月，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失去一切领导职务。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1973年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6年4月，由于“四人帮”的诬陷，他又被撤销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

　　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1992年视察中国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重要谈话。以这次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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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邓小平与陈云不为人知的“矛盾”2014-08-26 09:12:39评论(28) 陈云 邓小平 特区 保守派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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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对外开放等问题上“谈不拢”，再加上邓小平耳背，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更多地，是分别找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谈话。

   邓小平和陈云，是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这一时期，他们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但也有差别与分歧。

   打倒“四人帮”头几年配合默契

   打倒“四人帮”后头几年里，邓小平与陈云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在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发言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是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重大冤假错案，改变会议原定议程，由此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也对陈云十分倚重。在他的建议下，1979年3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正式成立，陈云出任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陈云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邓小平支持陈云，搁置了被称为“洋跃进”的800亿引进计划。由于1979、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陈云主导，决定从1981年起，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经济进一步的调整。邓小平部分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观点，再次对陈云投了信任票，同意把经济发展速度降下来。

   对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不一

   1980年底，华国锋淡出核心领导层，改革提速。从这时起，邓陈二人在一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渐渐显现。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开办特区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和经济建设发展速度问题三方面。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

   陈云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他形象地称之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但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而邓小平1979年就对外宾说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十分谨慎。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态度，则常常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由于在这些问题上“谈不拢”，再加上邓小平耳背，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更多地，是分别找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谈话。

   邓小平对特区问题一锤定音

   由邓小平倡议而试办的特区，在中央决策层分歧明显。1981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1982年1月，他在中纪委报送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也被重新提起。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其间，宣布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对陈云倡议的这次行动，邓小平一开始是支持的。但是，让旷日持久、上纲上线的打击影响到改革开放的大局，却是他绝不愿意看到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也不例外，陈云表示同意。

   发行特区货币一事不了了之

   1984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座谈会形成的《纪要》甚至表示，允许特区发行货币。在杭州休养的陈云看过座谈会纪要后，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但对搞特区货币“考虑比较多”，建议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尽管如此，特区货币研究小组还是成立了，初步设计的币样跟港币有些像，上面的头像是炎黄二帝。后来，因多位专家反对发行特区货币，此事不了了之。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差别与分歧是支流。过去有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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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揭秘】毛泽东为何反复打倒邓小平（图）？2014-08-25 05:53:52评论(187) 极端十年 曹操与献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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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底，毛远新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文革翻案，他不满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二是要算账”。毛泽东希望给邓小平最后一个机会，提议邓小平主持制定一个评价文革的政治局决议。邓小平推托不干。毛泽东大失所望。邓小平随后被停止了大部份工作。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至此，毛泽东希望邓小平接班的想法终于破灭，邓被第三次打倒势在必行。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最有戏剧性的政治：毛泽东为何反复打倒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被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分为二：前五年是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后五年则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九·一三”之后的中国社会生活，最主要的矛盾就体现在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上。

这种斗争发展到1975年，进入了特别关键的一年。毛泽东认为自己还能够很好地把握全局，他在平衡地运用邓小平和江青这样两支不同的力量。用邓小平来整顿全国局势，用江青来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优势。这两支力量也便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了他们的斗争。

江青一伙总是借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这一次，他们运用了毛泽东反对经验主义的指示。

姚文元在1975年3月1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论述道：“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同一天，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

4月4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也重复了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他们的精神变成了覆盖全国的报刊舆论。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又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然后论述道：“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

在3月及4月两个月中，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造成了新一轮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姚文元还布置新华社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

为了排除这一思想政治舆论对全国整顿造成的压力，邓小平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毛泽东无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在4月23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发出批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做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他当众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

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全局在手的从容心态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当邓小平一派和江青一派围着他争论是非、听取裁判时，他觉得事情并不大。江青们是听从他的指挥，冲锋陷阵搞文化大革命的，做事不合规矩，批评他们一下不会影响他们的忠诚。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是自己亲自把他解放出来，一次次提议对他委以重任，他现在一鼓作气地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应该给他一点支持。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的势头会形成对他的威胁，当然也不曾想到邓小平的“整顿”能够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威胁。

领袖的裁判是从容的。而对于邓小平、江青等人来说，则是一个再重大不过的事情。

5月27日及6月3日，邓小平依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都讲了话。关于“反对经验主义”一事，以及江青等人宣扬的“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事，还有在“批林批孔”中又加入“批走后门”一事（这曾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指出，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加上“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不得不做出检讨。

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标志着在这一轮斗争中，邓小平获得优势。他便仗恃毛泽东的支持，更有力地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整顿”。

在6、7、8三个月中，“全面整顿”的势头推动着全国局势的发展。不仅国民经济发生明显好转，军队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科技、教育、文艺等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围绕着影片《创业》的不同评价，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

影片《创业》公映后，得到了普遍好评，但却受到“四人帮”多方指责，严重压制。《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于7月18日写信申诉，托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对来信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在7、8、9三个月中，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引起全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别样表现之一，就是被“四人帮”后来说成“谣言四起”的社会民间舆论。

当时，社会流传着有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迟群、谢静宜等人的各种政治上病态、作风上腐化、行为上丑恶的故事。包括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关系如何不正常；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之后，如何精神失常，烧掉两床被子，破口大骂谢静宜（女）；谢静宜又如何跪在迟群面前哀求，等等。总之，有关“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残忍及生活糜烂的丑闻在1975年夏天漫布全国。

在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统治下，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小道消息与传闻常常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态与潮流。“四人帮”在刮遍全国的“谣言”风中，虽然有敏感的嗅觉，却无从下手。

在政治上，他们依然要借助毛泽东的声音做出大的行动。在姚文元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发动评《水浒》的运动。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言论，早在1973年底就被姚文元抓住。正是在姚文元等人的推动下，毛泽东意识到，这确实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又一篇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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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讲述了他对《水浒》的主要评价：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第二天，当姚文元从芦荻那里闻知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书‘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一系列具体建议。

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评《水浒》运动，就由此发端。

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大规模评论《水浒》的舆论序幕。随后，从1975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评《水浒》的文章，其中贯穿的一个主要声音是：评《水浒》是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内容，它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

在5、6两个月中受挫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评《水浒》运动中再一次浮出海面。8月下旬，江青召集其亲信于会泳、浩亮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就在全国各阶层都在以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经验猜测这一轮评《水浒》的舆论矛头指向时，真正应该对此敏感的邓小平却似乎不大介意。1975年9、10月间，他在一次部分省市委书记会上说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看来，邓小平知道江青等人此举有意图，但他或许以为如此牵强附会地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演化为现实的政治斗争不一定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图，也不一定会奏效。他还是乘着自己整顿的势头做事情。

在朦胧的意识中，邓小平可能也不排除这里有什么险恶，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反复讲要“敢”字当头，“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远不间亲”，他知道，他不像江青一伙有那么多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他只能在期望毛泽东能有正确明断的状态中继续做自己的事。

这个不擅阴谋的人，注定要在充满阴谋的时代再一次遭到厄运。他绝对没有看清楚、或者也不愿意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已何等危险。他与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围绕着毛泽东这个权力中心进行的。而1975年夏季之后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年迈衰老、疾病缠身、不可能更多地召集政治局会议的领袖了。形势自然向着有利于江青一伙的方向倾斜。

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而毛远新的情况汇报又并非无中生有，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各条战线上表现出来的变化，确实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实质，迟早要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发生冲突。这种必然性在1975年的秋天以毛远新的汇报为“偶然性”实现了。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等人开会，传达他的意见。毛远新照办了。邓小平却表示不理解：“说毛主席为首的：）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做出了尽可能妥当的布置，他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没有权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来讲，这样的拒绝不失委婉。然而，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中央政治局要停止他的工作，而毛泽东则做出了让他从此“专管外事”的决定。

邓小平立刻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失去了“全面整顿”的权力。这个曾经在1971年、1972年复出前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一贯能屈能伸、不乏权变的政治家，这一次却显得毫不乖巧，甚至有些意气用事。然而，正是这种理直气壮的行为，注释了一个政治家的质朴。也正是这种质朴，造成了他“第二次被打倒”的厄运，当然，也成就了其后不久更光荣地第二次复出。

美惠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病榻上的毛泽东终于认识到邓小平的整顿意味着什么了。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发生的情况已经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正受到“全面整顿”的全面冲击。毛泽东决定再发动一场新的批判运动，矫正中国的潮流。

这对于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无论他本人对邓小平的复出有过什么提议和赞誉，也无论邓小平在复出之后形成了什么样的威信和资本，毛泽东都能够以简练而有力的动作解决这个问题。这已是他一生中最后要解决的不多的问题之一了。他照例又抓住了一个典型。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曾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报告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的。毛泽东借此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这个批示率先在清华大学引发了遮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在此过程中，首先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11月18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批判刘冰及支持刘冰的教育部长周荣鑫。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署名“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于12月4日全文转载。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了。

1975年11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干部一百三十多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并且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了《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同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他们在常委中传达、学习和讨论。这样，《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便进一步扩大了范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由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明显调整。用华国锋取代邓小平原本可能占有的位置，以及对叶剑英的排斥，是毛泽东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组织措施。周恩来的追悼会，仍由邓小平致悼词，这表明“批邓”还远未到公开化的程度。然而，往下的步子似乎加快了。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全体群众。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新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几次谈话的汇集。

在这份《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这个《重要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还谈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传达的只是毛泽东关于清华大学刘冰信件的批示。那里，邓小平不过是犯了偏袒刘冰的错误。而在这个《重要指示》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性质已然十分严重了。

当一些与会者思想不通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新的文件，做出新的部署，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一层层扩展下去，一直传达到全党。

在此过程中，江青等人在各种场合发表批判邓小平的讲话，全国主要报刊则发表了数量极多的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定性为“全面翻案”；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则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

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把批判的矛头不点名地直接指向邓小平。还说：“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社论号召全国“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对刘冰等四人的来信批示开始，经过几个月的逐层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又为捍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件事。

美惠子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个批示平反的人是谁2014-08-25 09:10:46评论(6) 文化 邓小平 老舍 王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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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7年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文革”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支配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层层揪”，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平民百姓都惨遭迫害。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当时国家干部总人数的17.5%，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有200多万件，受到错误处理的有几百万人。

本文系统梳理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几件冤假错案的批示，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历史细节，共同缅怀小平同志为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复出前后即提平反

1977年3月14日，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出来工作，他就对前来看望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提出，要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1977年7月，他批阅了有关许光达和林伯渠的平反和申诉材料。许光达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逝世。他的夫人邹靖华来信反映许光达平反后的有关情况，7月22日，邓小平阅后作出批示：“送在京政治局同志、军委常委各同志阅，退存军委办公厅。”

林伯渠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逝世。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林秉元写来申诉信，控诉父亲逝世后受到诬蔑诽谤及其子女亲属遭受迫害打击一事，7月25日，邓小平函告华国锋、叶剑英阅后“请东兴同志考虑”。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正式复出。

亲自处理申诉材料

复出后，邓小平加大工作步伐，亲自处理大量的申诉材料。1977年8月10日，他在曾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要求恢复工作的申诉信上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

万毅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在邓小平批示后，当年11月，万毅就得到平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

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邓小平将刘少奇的子女请求尽快结束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审查、并批准她和子女团聚的来信批转汪东兴，请他酌处。刘少奇的案件复杂而敏感，197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对王光美的审查。

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冲击，蒙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名誉。为老舍平反就是代表性的一件事例。

老舍是著名的文学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文革”开始后，老舍受到迫害，他不堪凌辱，于1966年6月24日凌晨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他逝世之后，有关部门对老舍一直未作政治结论。老舍夫人胡絜青多次向北京市委、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等部门请求解决老舍的结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由于老舍的结论不明，严重地影响了胡絜青一家人的政治生活，而且一些具体问题也久拖未决。1977年7月28日，胡絜青给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写了一封信，8月5日，又给王震写了一封信，请求中央批示有关部门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

8月13日，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即在《胡絜青请求尽快给老舍作出结论》的来信摘报上做出批示，明确指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建议请吴德同志处理。”吴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邓小平点名建议由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见重视程度之深。在邓小平的批示下，1978年初，老舍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1978年6月3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正式为老舍恢复名誉。邓小平特意送了花圈以示尊重。

为王若飞、阎红彦、吴皓平反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触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入。

1977年9月1日，邓小平就王兴要求为父亲王若飞恢复名誉的申诉信批示：“据我所知，王若飞同志在晋绥被捕和出狱问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王若飞是中国：）早期党员，曾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文革”期间遭受诬陷。邓小平批示后，1978年初，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为王若飞平反。

12月4日，邓小平审阅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阎红彦同志审查结论的报告》，作出批示：“我的意见，阎的骨灰以移来北京、专放八宝山为好，届时可举行简单仪式（例如一二百人），必要时我可参加。”阎红彦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24日，邓小平参加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

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原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邓小平批示后，吴皓得到平反昭雪，于1978年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为61人“叛徒集团”案平反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就61人“叛徒集团”案作出重要批示。此案被称为共和国第二大冤案，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因为1936年登“反共启事”而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中共七大时，中央曾对61人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作出了“本人不能负责”的明确结论。1966年8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给中央写报告诬陷61人出狱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而“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1967年3月16日，中央以中发96号文件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61人是“叛徒集团”。在这61人中，“文革”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有22人。其中有5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们是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

1977年12月8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61人成员之一———王其梅的夫人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说：“由于我爱人的历史问题，我的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就业等问题上一直受到影响。”王其梅曾任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邓小平熟悉王其梅，对他的历史是清楚的。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申诉信上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汪东兴看了邓小平的批示后，批道：“请耀邦同志阅办。毛主席历来有指示，应区别对待，不能歧视。”

12月31日，胡耀邦看了申诉信后，立即找了几位同志研究并决定：应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当做彻底平反“61人案件”的突破口。1978年元旦后不久，王先梅反映的问题都一一得到了解决。

在随后为案件平反工作仍然面临种种压力时，邓小平再次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关于“61人案件”的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

这样，中央组织部开始组织力量，全力投入到这个案件的复查工作中。复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于11月20日正式向中央写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要求向全党传达。

1979年1月15日，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李先念主持追悼会，胡耀邦致悼词，邓小平送了花圈。这个长达12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错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案中许多被迫害流放到外地的同志，相继回到北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为张际春、陶铸、贾拓夫平反

进入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继续向前推进。

1978年2月27日，邓小平就张际春的子女要求修改对张际春的审查结论的来信批示：“张际春同志死得很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主持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工作，没做什么坏事，职权有限，我认为结论修改一下是必要的。建议东兴同志处理。”张际春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教育办公室主任。1968年9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张际春平反。

为陶铸案件平反的政治影响则比较大，因为他曾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另外，他还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5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次合作时，经周恩来和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67年，陶铸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南京监狱“叛徒集团”的主要头头，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1969年含冤去世。

1978年4月21日，陶铸的妻子曾志致信陈云，要求复查陶铸的问题。信中说：去年10月前后，她曾写信给中央，但“至今没有消息”。“难道一个为革命奋斗了终生的革命者，在政治生命上也将戴上叛徒（帽子）而遭毁灭吗？百思不解。”她请求陈云“秉公直接过问”。

陈云非常重视曾志的来信，第三天，即4月24日，就写信给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转送曾志给他的信。信中指出：“陶铸是坚持到国共合作、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监牢中要出来的。因陶铸问题而牵累到一大批省级部长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可否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并当时有关干部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加以核实。”华国锋等圈阅了陈云的这封信。

邓小平同意陈云的意见，并批示：“我总觉得对陶铸的结论过重，建议由中组部复查。”李先念批示：“陈云同志给我打过电话，对陶铸的问题应当由中组部重新审查。我意应予重新审查为好。”

同年11月下旬，邓小平审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关于陶铸问题的审查结论》，将标题改为《关于陶铸同志问题的报告》，并在最后一段中增写：“总的说来，陶铸同志在监狱斗争是坚决的，几十年的工作，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过去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对他的结论，应请中央组织部拟出，报中央审定。”当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

处理完陶铸的问题，1978年11月22日，邓小平又就《情况汇编》反映的贾拓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其子女提出申诉一事，作出批示：“这是又一个标兵。建议由中组部或中央检委复议。”

贾拓夫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7年5月逝世。邓小平批示后，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贾拓夫平反。1980年3月20日，贾拓夫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解决历史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

邓小平这些批示深得人心民意，加上邓小平在党内的威信和实际决策者的地位，所以，这些批示都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到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平反冤假错案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挡。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之，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杨尚昆等一大批重要的冤假错案也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邓小平在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目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当时反复强调的观点。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先后共作过10多次重要谈话，确定了决议的指导思想、整体框架，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胜利完成的这个决议。邓小平在谈到历史决议时多次强调：“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是写这个决议的目的。有了一个统一的结论性的东西，今后对历史问题就不再说了，一心一意搞建设。”摘编自：《人民政协报》，作者：蒋永清

美惠子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秘
1947年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和毛主席关于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指示，完成了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进军大别山的战略部署，揭开了全国性大进攻的序幕。
本策划摘自《冷的冬 热的血:刘邓大军在1947》，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大视野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坦然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17周年纪念日。党史频道独家推出一组珍贵照片，与网友一道回顾邓小平的传奇人生，缅怀一代伟人。该图是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任中共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7军政治委员。更多关于邓小平的了解，请参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邓小平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生平全纪录》、新华出版社《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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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12万大军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进入大别山区，后来它被人称之为大转折。因为从这时起，中国革命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开始进入国统区。但是，这次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转折，并非轰轰烈烈开始，相反却是静悄悄地发生。

战略进军大别山 生死攸关抢渡河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重兵猬集陕北和山东，形成“双矛攻势”，形势十分严峻，需要刘邓大军尽快转入外线作战，配合西北、华北解放军反击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就像一个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而刘邓大军所在的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这也是国民党军兵力较为空虚的一段，也是它的软肋。中共中央交给刘邓大军的任务，就是砍断这个“把”，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

1947年8月7日黄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12万多大军开始浩浩荡荡地向大别山进军！由于行动隐秘（刚开始是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也没有进行动员。部队也没发地图，也没行军路线），刚开始的几天非常顺利，12日，跨过了陇海路，向敌人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14日，刘邓发布命令，16日向黄泛区开进。经过一夜一天的跋涉，刘邓大军终于全部渡过了黄泛区。

蒋介石这时才觉察出了有点不对劲，空军一再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南下，沿途城镇的国民党政府也先后告急，种种迹象表明，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急忙命令各路堵击。

刘邓大军过了沙河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各纵队：敌已判明我到大别山，要公开向全军指战员正式宣布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各部队要再次实行轻装，埋藏和炸毁一些笨重武器和车辆，并提出了“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

大军出动，最怕的是过河。历史上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在陆地上驰骋沙场，却在江河上栽了跟头。 强渡汝河，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在汝河岸边分析完形势，刘伯承开口说道：“同志们，情况确实是严重的。如果让后边的敌人赶上来，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但影响整个战略跃进，而且还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狭路相逢勇者胜！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要从敌人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野司要从你们这里渡河！”

邓小平说：“现在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坚决打过去！”

十八旅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在毫无遮蔽的平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到了下午4点，4万多南下大军，200多辆大车，几乎都已经通过了汝河。

8月26日，刘邓首长和六纵一起赶到了淮河，这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最后一个关口。渡淮河也是在和敌人抢时间，其紧急程度丝毫不亚于血战汝河。蒋介石此时已经明白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意图，日夜督促国民党军加紧追击，距离刘邓大军越来越近。

刘邓大军南渡淮河充满了传奇色彩。

在8月27日2时，原计划十八旅已全部渡过淮河，实际上连一半都没渡完。这时，刘邓首长赶到了淮河岸边，在岸边一间小屋举行紧急会议。每个人心里都沉甸甸的。靠收集来的10多只小船，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几万大军渡过淮河，除非有奇迹出现。野司不得不从最坏的情况出发，邓小平果断地说：“伯承同志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际春同志一同过去掌握。我和李达留在这里。李达指挥部队过河，我指挥部队阻击尾追的敌人。”

谁都知道，留在后面，是很危险的，万一来不及过河，只能就地打游击，甚至陷入重围之中，但最高统帅就是最高统帅，他们只会当机立断，绝对不会在那里婆婆妈妈地你推我让地消耗时间。刘伯承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政治委员说的，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天已经渐渐地亮了，李震正在渡口满头大汗地指挥着渡河，刘伯承走来了，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船一离岸，刘伯承就在船边晃动着，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不少人还在议论：“司令员在干啥？”“是啥东西掉河里了吧！”

河中忽然传来了刘伯承的声音：“李震同志，能架桥呀！我试过好多地方，河水都不大深呀！”又大声地喊：“告诉李参谋长，叫他坚决架桥！”站在岸边的指战员们恍然大悟，刘伯承原来是在船边用竹竿试探河水深浅。

过河之后，刘伯承的警卫员骑着马气喘吁吁地赶来了，送来了刘伯承一封信，说他亲自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淮河完全可以徒涉，让李震赶快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叫部队火速从上游徒涉。

四十九团担任阻击任务，是最后渡过淮河的。十八旅把所有的船只和竹排集中在了北岸。四十九团一到河边，乘船的乘船，坐竹排的坐竹排，甚至连马都用上了，不会游泳的就拽着马尾巴。四十九团安全地渡过了淮河以后，吴绍周带领的八十五师后脚就赶到了，他命令部队也立即徒涉，不料人马一下水，还没到河心，就被河水卷走了。吴绍周忙让部队停止过河，望着淮河，不禁仰天长叹：“：）啊：），真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

国民党军统帅部方面也感到很惊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在8月29日日记中记道：“追击刘伯承各路国军均为淮水所阻。据云：刘军渡淮河系徒涉，国军一到即涨水，可亦奇矣！刘部进入大别山，陈赓部进入伏牛山，已形成犄角之势，从此中原无宁日矣……”

：）人是讲唯物主义的，但偏偏就是那么神奇：刘邓大军刚过完河，上游的洪峰就不早不晚地赶来了，一下子把国民党军的追兵隔在了淮河北岸。陆续到达淮河岸边的国民党军10多个旅，齐刷刷地停在了岸边，造桥、修船，足足忙活了10多天才过了淮河。

02
指挥刘邓大军挺进并转战大别山，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不过，大别山的日子相当不好过。在采访时，老人们都说：红军、八路军是苦出来的，可到了大别山，那日子比长征、抗美援朝还要苦……

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艰苦考验刚刚开始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全部渡过淮河，进入了大别山。

后人在讲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大多数人都认为“物产较华北富足”。这并不是很准确，大别山南部靠近长江沿岸的地方可能比华北有些地方富足，但解放军主要活动在中部山区，这里不但称不上“富足”，而且是极为困苦。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想象大别山人民为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这对大别山人民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那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胜利则是人民勒紧裤腰带争取来的。他们用极为有限的资源支持了南下的十几万大军，这是刘邓大军创建大别山根据地取得胜利的关键。

大别山实际上并不适合庞大的军队在这里活动，时间长了，粮食和兵源都会成为问题。但它的位置在军事上，又太重要了。

大别山区对国共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刘邓大军如能控制，则东可震撼国民党统治心脏南京、上海，西可威胁华中重镇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觊觎江南蒋介石的基本统治区。占领了这里，就等于：）在这里楔上了一颗钉子。国民党军如继续控制大别山，北可屏障长江防线，堵住解放军渡江南进；东西可策应支援山东、陕北顾祝同、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正是由于大别山具有如此重要的、特殊的战略价值，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国民党，就连侵华的日本军队都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个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冲冲杀杀，大别山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石头几乎都染有鲜血。

刘邓大军的底子是原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而一二九师的底子则是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就是从大别山起家的，刘邓大军中的许多指战员，很多都是大别山人，他们对于大别山，更有特殊的感情。

大别山是人民军队的“老家”，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途中，在部队宣布了跃进任务后，许多当年从大别山出来的老红军，说起大别山时，都是眉飞色舞：“到了大别山就等于到了家，这里是老根据地，到了那里群众就会欢迎我们。”家乡在北方的战士们一听也很高兴，觉得大别山有群众基础，到了那里就像鱼儿到了水里一样，打起仗来也顺手。

他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多年的战乱，大别山人民的革命热情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情澎湃了，他们更现实，也更实际了，他们只想守住土地安静地生活。这也不能怪大别山人民，任何一个连续经历了20余年战火的地方，人们再有激情，也会对战争或多或少地感到厌烦，不管这种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刘邓大军如今已经胜利进入大别山，但他们期待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并没有出现，相反，更多的是疑惑、惶恐、不安的目光。等待刘邓大军的将是一场艰苦卓绝的考验。

03
大别山成最大考验 减员严重生存困难

许多战士都是北方人，到了大别山，地形、地貌、气候、人情、风俗都变了，刚开始都不习惯。

最受不了的就是吃饭。北方人是吃面食、小米、山药蛋的，几乎没人吃过什么大米。从前不知道，听说到大别山能吃大米，都还挺高兴。谁知道真吃上了大米，结果却是“盼大米，想大米，吃了大米光拉稀。”大米那东西呀，真不叫粮食，吃了4碗大米干饭，走不到半夜肚子就空了，身上出虚汗，浑身发软，走不动。几天下来，一个个膀大腰圆的北方大汉就蔫了，脸色蜡黄蜡黄的。这还是有吃的时候，后来没吃的了，就出去借粮，大米找不到，都是些稻谷，北方人也不懂，就是懂了也来不及，要赶着行军，来不及把稻壳去掉，一袋子稻谷倒在大锅里，怎么煮也煮不烂，做得半生不熟的，盛了就吃，稻壳刺得嗓子疼，有的食道都被划破了，可又不能饿着肚子行军，还得硬着头皮吃，一边吐着血一边吃着。这还不算，吃了还拉肚子，拉出来的大便也是红的，稻壳还在。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初，不少纵队首长看地图，发现大别山中也有公路，就把一些重炮也带上了。还没到大别山，就被迫在黄泛区和几条河流之间扔掉、炸掉了一部分，但还是有许多人舍不得，千方百计地保留了几门。到了大别山一看，都傻了眼，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一块平地，也都是稻田。所谓的道路，也就是稻田埂，别说是炮，就像一些马和骡子都走不了。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自然条件的艰苦和恶劣，虽然使少数人动摇了，但大多数的指战员还都是咬着牙忍受了，但精神上的折磨、痛苦却难以抹平。

1947年8月27日，也就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第一天，邓小平起草了《创建巩固大别山根据地》的重要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各纵队：“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胜利。”

邓小平在这个指示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民军队曾经先后四次进出大别山。人民军队每次撤出大别山，大别山根据地就要遭到国民党的疯狂破坏，人民群众就要受到国民党地主武装的残酷压迫。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蒋介石慌忙调动23个旅尾追而来。刘邓大军能否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迅速打开局面，站稳脚跟，关系到人民解放军南线战略进攻，乃至整个战略进攻能否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这是一项比打仗更为艰难的工作。

要想让10多万军队在大别山扎下根来，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全军的吃饭问题。这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送军粮、送布鞋，是地方的两件头等大事，每个战士平常身上一般都能带有4双布鞋。到了大别山，无后方作战，别说布鞋，就是迫在眉睫的吃饭问题都不好解决。刘邓向中央请示后，决定向大别山老乡借粮借款。

大别山老乡本来就穷，解放军要征粮，国民党军23个旅在大别山也要吃饭，特别是那些杂牌部队，纪律本来不严，看见什么就吃什么，从一个村庄过一趟，整个村的鸡鸭猪鹅就都遭殃了。就那么一点粮食，国共双方的军队拉来拉去，都得靠他们供应，大别山的老乡们受不了。

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打土豪运动。打土豪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把地主的粮仓一开，部队带走一部分，剩下的分给老百姓；二是衣服问题，分地主的浮财，把布匹拿回来，自己动手做衣服，准备过冬；三是经济问题，向地主要钢洋，要金子、银子。

但打土豪也不容易。大别山的地主土豪，和平原上的地主不一样，平原上土地肥沃，人口集中，一个大地主甚至拥有10多里范围的土地，整个村庄的农民都是他的佃户。但大别山的村庄很零散，一个村庄甚至只有两三户人家。这些村庄中的土豪“油水”很少。除了一些有政治背景的土豪，其他人和贫农也没有形同水火的情形。

04
军纪涣散乃部队之癌 刘邓整军严明纪律杀一儆百

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经查，违纪者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

据当时参加工作队的杜炳如回忆：

邓政委路过商南黑河村，住在一个老乡家。老乡说，前一天解放军在湾子里打土匪，把他的牛牵走了。邓政委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乡说，牛原先是土匪抢走的，解放军一打，土匪扔下便跑，就让解放军拾到了。等他去认领时，队伍已经走远了。邓政委答应帮他调查。第二天，首长们翻过九峰尖大山，走进金家寨地区，宿营时遇上了我们工作队陈科长带领的工作组。恰巧就是他们前一天在黑河剿匪，并且确实牵来了一条牛。邓政委马上叫他们把牛送还老乡，并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想一想土匪的牛是从哪里来的？凡事一定要多动脑筋，对群众有利的就做，否则就不做。一切行动都要以维护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新区工作，尤其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得知牛已经送还，并当面给老乡道歉后，邓小平点点头温和地说：“这样就很好，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苏联有一本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你们看过没有？可以看一看，看看搞地方工作，单凭热情、武断蛮干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来！”

05
三次贻误战机刘邓震怒 必须打几个胜仗站稳脚跟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远在大别山的刘邓大军极为关注，对大别山的险恶环境，毛泽东也是有顾虑的。刘邓大军刚进入大别山时，毛泽东就致电刘邓：“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刘邓大军必须得打几场像样的大仗。大别山的群众之所以不敢公开接触解放军，他们最大的疑虑就是解放军能否立足生根。随着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向大别山开来，他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解放军到处宣传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说归说，做归做，群众不亲眼看到解放军打几场大仗，打击一下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另外，为鼓舞部队士气，也有必要打几仗。

但一开始的三个仗都没有打好。1947年9月7日鲁道源率领国民党军整五十八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立即做出部署，准备歼灭整五十八师。一直在晋冀鲁豫平原上作战的刘邓大军没有打过山地战，只管猛冲，不但没有打下来，而且伤亡较大。9月17日，刘邓得知敌五十八师以一个旅守商城，其余部队向商城以北活动，决心在商城东北消灭敌五十八师。由于不习惯山地行军，部队劳累不堪，没能及时赶到战场。9月25日，刘邓率指挥部转移到光山境内的斛山铺，得知吴绍周的八十五师从光山进犯，位置十分突出，决定围歼八十五师。结果西北方向部队没有及时赶到，八十五师在解放军重兵包围的夹缝之中钻了出来，逃回了潢川县城，这个仗又没打成。

1947年9月27日，野司在光山王大湾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对有关部队三次贻误战机进行了严厉批评。刘、邓首长神情严肃，紧绷着脸，端坐不动。邓小平在会上讲：“我们必须打几个大的胜仗，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群众才能真正发动起来。不然，你再说决不再走，他也会怀疑的。”刘伯承接着说：“政委说得对，否则部队天天空跑，鬼才相信你！我们不打则已，打必全胜！”

张家店战役，敌整编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被三纵全歼，除敌副师长张世光逃脱外，俘敌少将副旅长唐家楫以下官兵4700余人，毙敌900余人。这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歼灭国民党军1个正规旅的重大胜利，它大大振奋了全军士气，打开了皖西斗争的局面。

张家店上空的硝烟刚散，蒋介石又把一块“肥肉”摆在了刘邓大军的跟前。这就是有名的“高山铺战役”。高山铺一战，歼敌整编四十师和八十二旅共12600余人。蒋介石得知后，十分痛心， 11月3日在国防部专门召开会议部署围剿大别山事宜时不无心酸地讲道：“四十师过去在鲁北曾屡次打击匪军，素来是刘伯承匪部所最惧怕的，这次的损失当然非常可惜，此外五十二师的一旅也是如此。”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对周恩来说：“高山铺大捷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了一万多敌人，也不仅仅因为这仗打得很漂亮，它的全部意义在于我军已经能够在大别山进行大兵团作战，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了脚。” [>>点击返回读书频道首页]

美惠子

文革中卓琳给邓小平起了一个什么“外号”？

2014年08月27日 07:4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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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在他身后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邓小平与家人们在[详细]

本文摘自：《永远的小平》，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

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美惠子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

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美惠子

卓琳称邓小平"老兄":他非常纯粹 对生活要求简单

2014年08月25日 16:24
来源：中新网

核心提示：邓小平给了妻子卓琳兄长兼老友一样的亲切感，卓琳对他崇敬中带着爱慕：“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纯粹的人，没有什么心计，对生活的要求也非常简单。”

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洪丹廖元，原标题为：《卓琳称邓小平"老兄":他非常纯粹对生活要求简单》。

卓琳上楼让“老兄”拉把孩子最爱和“老爷子”玩闹旅欧好友赞其“油印博士”

伟人小平欲当花样爷爷

法制晚报讯(文/洪丹)从陕北窑洞到中南海的小屋，从江西阁楼到北京东交民巷17号，最后在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那个普通小院里，迁徙过多个地方，挂过无数的头衔，邓小平这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消化着多个角色。伟大的家庭其实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有着各种称呼，而在邓小平的生活中，又有着很多与普通家庭称呼不一样的地方。

称谓：“老兄” 使用人：卓琳

让秘书打底稿写信印好送卓琳

妻子卓琳一直亲切地称呼邓小平为“老兄”，夫妻之间这样的称呼还真是具有相当的趣味性。这个亲密而又诙谐的称呼，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战友，他们有着同样的理想目标，同样的追求抱负，邓小平很多战友确实也称呼他为老兄。

据邓小平女儿邓楠回忆说，父亲第二次被打倒，下放到江西，一下放就三年多，这算是父亲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最清苦的一段岁月，母亲也一直陪着他。母亲那时候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一上楼就有点费劲。这时候，她就会对父亲说：“老兄，拉我一把。”然后父亲就会拉着她上楼。在这样清苦孤独的日子里，两人相濡以沫，互相爱护。

生活中的邓小平寡言少语，跟妻子卓琳爱说爱笑的性格完全不同。婚后不久，卓琳就跟随邓小平回到了抗日前线——太行山，在八路军总部她担任妇女训练班的队长，邓小平则赶回了位于辽县桐峪村的一二九师师部。两人只有在邓小平来八路军总部开会时才能见上一面。

卓琳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问邓小平：“你回去以后可以给我写信吗？”邓小平问：“写什么呀？”卓琳说：“就写你每天都干了什么。”邓小平答道：“那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十几份，每月寄给你一封。”听邓小平这么说，卓琳哭笑不得，赶紧说：“那还是算了吧。”邓小平给了妻子卓琳兄长兼老友一样的亲切感，卓琳对他崇敬中带着爱慕：“邓小平是一个非常实在、非常纯粹的人，没有什么心计，对生活的要求也非常简单。”

称谓：“老爷子”

使用人：儿女、警卫员、秘书

他愿意做一个家庭的长者

除了妻子叫邓小平“老兄”，邓小平的儿女们都称呼他“老爷子”。“文革”的时候，邓小平被打倒、软禁，原先大家都叫“首长”，那时候没办法再叫“首长”，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吧，于是所有人都叫“老爷子”。渐渐大家都习惯了这一称呼，就连警卫员、秘书也跟着叫“老爷子”了。

在晚辈觉得爸爸、父亲或者爷爷这些称呼都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敬重和爱戴的时候，一声“老爷子”就道出了所有的情感。

美惠子

邓小平自己也喜欢这样的称呼，他觉得亲切，大家都像一家人，而他是大家长，他愿意做一个家庭的长者，给家人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他喜欢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也十分注重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

在子女们的回忆中，与“老爷子”相处是无拘无束的。“老爷子”在家不爱说话，忙着处理工作上的事。他也很爱孩子，孙辈们在屋里跑来跑去，他就在一边工作。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妻子卓琳就会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我们或许很难想象，这样天伦之乐的场景就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生活。

称谓：“爷爷” 使用人：孙(女)、外孙(女)

“家里不分内外，都是孙女”

谈到家庭，在邓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邓小平的外孙女都是叫他“爷爷”而不是“外公”。当初，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刚生完女儿棉棉，卓琳和邓小平从女儿手中接过襁褓，对襁褓中的小婴儿欢喜至极，又是抱又是亲。

邓小平怀中的宝贝外孙女，闭着眼睛，皱着鼻子，小脸蛋儿憋得通红，好像心情不爽快似的，邓小平幽默地说：“这个小家伙儿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哟，我们家里就不分内外了，都是孙女，都叫爷爷！”

从此，邓家孙辈便都喊邓小平“爷爷”。有一张外孙女棉棉和邓小平的合照流传甚广，照片中棉棉扎了许多小辫子，邓小平一把抓住，说：“抓住小辫子！”明朗的红衣少女和慈眉善目的爷爷，就像普通家庭一样融洽温暖。

邓小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他们自己的5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邓小平非常喜欢跟孩子在一起，虽然他平时沉默少语，可是跟孩子在一起时话可多了，逗呀、抱呀，永远不嫌烦。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爷爷这里坐一坐。

他自己也曾幽默地说过：“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称谓：“油印博士”

使用人：法国留学好友

油印工作出色获封“油印博士”

除了邓小平在家庭生活中一系列慈祥温和的称呼，在他的留学生涯中也有过很多有意思的雅号。

1920年，邓小平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由于政府资费不足，在法国小城巴耶学习了5个月法语之后，学习生活不得不终止。“俭学”不成，还可以“勤工”，邓小平开始了他在法国辛苦的打工生活。

1923年6月，邓小平被选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在开始革命生涯后不久，邓小平就得到了一个雅号：“油印博士”。究竟谁替他起的这个雅号，目前已无从考证。

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当时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是由文风犀利的周恩来负责版面撰稿工作，而由邓小平负责蜡版和油印工作。他非常认真地在蜡版上刻写《赤光》上的每一篇文章，所刻写的这些文章，有很多都被保存了下来。

上面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的，同他的个性特点一样，字体清晰、有力。由于油印工作出色，油印效果极佳，邓小平便被大家戏称为“油印博士”。

称谓：“多佐罗夫” 使用人：莫斯科同学


蒋经国把他看成“大哥”“学长”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邓小平还有一个俄文名叫“多佐罗夫”。1926年，根据党组织安排，邓小平离开法国，来到十月革命的圣地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取俄文名“多佐罗夫”。当时的学习档案中记录着，邓小平“自信有纪律，学习能力强”。这个鲜为人知的俄文名字大概是记录邓小平丰富的莫斯科学习生活最好的见证了。

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被分到了7班，这可是一个特殊的班级，当时被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都在这个班里。邓小平当时被选为7班的党小组组长，他当时的俄语并不算很好，但是他心态积极乐观，学习认真努力，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最后，连公共课成绩都相当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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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蒋经国也在莫斯科留学，邓小平和他成了同窗朋友。饭后，两人经常一起冒着寒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邓小平会给蒋经国讲那些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着很多传奇色彩的革命故事。那时，邓小平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

蒋经国钦佩邓小平的经历，在莫斯科留学时，把他看成“大哥”、“学长”。两人个儿都不高，站队时也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不过历史就是这样爱开玩笑，当年两个同窗学习的朋友，多年后成了海峡两岸的政治对手。

称谓：“小平同志” 使用人：群众


武汉一名普通职工第一次称“小平同志”

而在邓小平众多的称呼中，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小平同志”这一称呼。第一次使用“小平同志”这一称呼其实是在1984年4月，武汉一名职工在写给邓小平的申冤信中写道：“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阅后，在“小平”两字上用红笔圈阅批示：“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

在中国词典中“同志”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指有共同理想和事业的人，另一方面则是指人们惯用的彼此间的称呼。这位普通职工并不称邓小平官职而是称其为“同志”，邓小平倒是出乎意料地很是喜欢。他一向喜欢这种亲切平和的交流方式，喜欢和大家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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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客死他乡前后：邓小平后悔批准他去西德2013年08月02日 11:26
来源：人民网         作者：罗元生 字号:T|T0人参与 0条评论 打印转发
罗瑞卿大将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被迫跳楼自杀，左腿致残。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8月12日，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作为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助手，罗瑞卿每天工作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五六个小时不挪一个地方。然而，尚未恢复的身体是难以适应如此超负荷工作的。没过多久，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和帮助下，罗瑞卿便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

除心脏方面的毛病外，罗瑞卿主要是腿伤。有时没走几步便疼得满头大汗。专家会诊后一致认为，医治罗瑞卿残腿的最好办法是进行人工关节的置换。

手术需要的是时间，而身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住院没几天便吵着要出院。医护人员有些着急地劝他说：“首长，您的身体状况还不好，按医院的要求仍需住院恢复，现在怎么能出院呢？”可罗瑞卿没能听进医护人员的劝告。这个时候，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手头的一大堆工作。

出院没几天的罗瑞卿就拄着双拐，到天津附近的一个部队检查军事训练，到北京郊区的通县察看人防工事。坐着轮椅下不了坑道，部队要组织人抬，罗瑞卿不让，硬是自己拄着手杖一瘸一瘸地走着下去。就是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也要拄着拐杖……腿残给罗瑞卿带来了极大不便，可他时刻幻想总有一天自己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同志说，我不相信这么发达的现代医学就治不好我的腿。

在罗瑞卿上任军委秘书长之初，有同志出于好意，请来两位西德的骨科专家看过罗瑞卿的腿，这两位专家答应为罗瑞卿安装一条质量好的假腿，既轻又方便。罗瑞卿很感兴趣，向他们详细地问。两位西德专家口若悬河的一番劝说，让遭残腿折磨的罗瑞卿又看到了希望之光。

对罗瑞卿出国治疗的问题，西德方面显得很友好主动，组织上也很重视。由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驻西德大使张彤等有关同志帮助调查情况，搜集资料，还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同时还寄去了罗瑞卿的病情资料和伤残部位的X光片，请西德大使馆的同志专门去西德方面交涉，西德方面答复说有99%的把握。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到西德去动手术，由医学专家余霞君陪同前往。

令人无法接受的结局

1978年7月18日，飞机降落在西德的科隆机场。

在西德首都波恩，罗瑞卿以吴生杰的名字住进了海德堡大学骨科医院，经过医院内外科检查，决定于8月2日手术。

8月1日，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和张彤大使一起到医院看望罗瑞卿。他们俩还在一起合了影。最后，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你别担心，早点回旅馆吧，明天我还要手术。”郝治平动身离去，罗瑞卿笑眯眯地向她摆摆手，说了一句“一切都会好起来”，望着她出了门。郝治平放心地回到了旅馆。谁知，这竟是永诀。

原定8月2日上午7点罗瑞卿进手术室，可郝治平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被提前送进去做术前准备了。郝治平只好度日如年地待在病房里等待。中午12时左右，传来消息说手术成功了。

郝治平听后掩面哭了起来。她急着要去看罗瑞卿，被西德的医护人员挡住，说怕术后感染。一直到晚上12点，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但医护人员还是未让郝治平等人去看他。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不情愿地回到了旅馆。刚刚洗漱完毕，熄灯躺下，电话就刺耳地响了起来，紧接着就有人重重地敲门，郝治平本能地觉得大事不好。等她心惊肉跳地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离开了人世。

罗瑞卿是被心肌梗塞夺去生命的。此时，波恩的时间是8月3日凌晨2点40分。

事后，秘书们都后悔地说，真的不该去西德。金耀铭秘书举了个例子：在国内，我们先后动用40个各科专家，在肖劲光大将突发心脏病时，进行全力抢救，保住了生命。

在西德那里，由于语言不通，有什么情况不能很快沟通，这就耽误了时间。虽然中国去的医生一直待在身边，可他们毕竟势单力薄，许多事力不从心。

8月10日，中共中央派专机接回了罗瑞卿的灵柩。

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见到罗瑞卿的秘书金耀铭，悲痛地连连说：“不幸啊，太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罗瑞卿的老秘书王仲方事后回忆说，邓小平还说当初不该批准罗瑞卿去西德治腿，他说我们国内有不少优秀的骨科专家，叶道英(叶剑英之弟)的腿被卢世璧治好就是证明。

邓小平一生办事果断，也很少后悔，但这次批准罗瑞卿去西德，他后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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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选拔两个接班人 为何终定江泽民？

【字体：大 中 小】 2012年07月20日 来源： 《邓小平生平全纪录》

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 　　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 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是以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标志开始形成的，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要找第三代 　　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直致力于解决的1个战略问题。 　　邓小平作为中国：）的老一代革命家，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他深知一个人长期掌握党的主要领导权力不但会受到个人生理条件对领导能力的限制，而且这种体制本身必然使这种权力脱离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成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为此，邓小平经常对党内外人士讲，“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产生后，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新中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由于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执政以后没能很好地解决领导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特别是在后期形成了领导集体年龄老化、领导人实际上的终身制等弊端，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虽然毛泽东几次挑选接班人，力图为顺利交接做好准备，但由于没有体制的保障，缺乏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和权力交接制度，导致党内连续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使党的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领导者生命的自然终结而被迫结束的这种悲剧，实现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呢？早在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时，就考虑过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10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10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你们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即使生命还在，脑袋也不管用了，这是自然规律。”可惜，邓小平还没有开始做这项工作，就被“四人帮”打倒了。可喜的是，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不久也恢复了工作并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又开始思考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体是久经考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又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因此，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所以，第二代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邓小平曾选拔和培养了两个接班人，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的问题上栽跟头”。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曾经看重的两个人，并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江泽民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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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选拔和培养接班人的同时，还明确提出，要让更多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因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因此，他从1980年起，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他明确提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选择接班人。这是1个庄严的职责。”为此，他身体力行，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1977年复出时是73岁。按他非凡的政治智慧、丰富的治党治国治军经验和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他完全可以出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务，而且党内外也都希望他当总书记、国家主席。但是，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邓小平都拒绝了，他没有出任这些职务，他在1979年11月2日谈到：“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1984年10月22日，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于是，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反复考虑他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决定他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在他的带动下，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党的事业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从而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

　　1989年春夏之交，我们党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由于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尽快建立第三代党领导集体也就变得更加迫切。这年的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三代领导集体。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主持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组建。他深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领导集体，既关系到中国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更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建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条件和选拔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的标准。

　　邓小平首先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1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要保证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长期不变，就必须建立一个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他说：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向人民亮相，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希望新的领导班子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开放，证明他们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