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慈善文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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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公司内部人士看来，中国慈善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完善，导致外国人参与中国慈善事业的不是太多，因为他们都在“等着看看”。

     中国慈善排行榜新闻发言人刘佑平还谈到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跨国公司在华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相对于财物的捐赠，他们更加喜欢重在参与的公益行动。他们可能更加喜欢捐赠时间、智慧，而不仅仅是金钱。刘估平认为，在这个方面，跨国公司应该比国内企业做得好一些。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许多跨国公司，从老总到员工，都比较热衷于参与公益志愿行动。如果一旦有捐赠，往往也会特别关注受到他们捐赠的那些公益项目是否真正落实，是否产生了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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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离不开文化的涵养（来源：人民日报）
   
    ５月１８日，一场由天狮集团等单位主办的大型慈善晚会在天津举办。台上星光灿烂，台下专程赶来参加晚会的３０００名海外观众更为媒体关注——他们来自亚、非、拉以及欧美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长期受到中国资助的受益者。

    同样令媒体感兴趣的，还有这次活动组织者的庞大阵容。除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机构，更有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全国工商联的名字。印象中，如此多的政府部门主动携手参与慈善宣传还是首次。

    近年来，慈善事业渐渐进入中国公众视野。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中国民间捐助达６亿多元，开启了民间捐赠支援国际灾难的先河。在我们身边，“希望工程”改变了无数辍学儿童的命运，青岛的“微尘”爱心飞扬。虽然民间慈善不断升温，但从总体而言，我国的慈善事业依然落后。在前不久公布的“２００６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数百家上市公司榜上无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赠中，有８０％来自民间，而我国只有１０％来自普通百姓。

    是什么阻挡了慈善的脚步？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不够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慈善教育、慈善文化的缺失，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短腿”：很多人认为，慈善是政府部门和富人的事，与普通百姓无关。企业和富人认为，行善会“露富”，不利于发展。还有人不愿意参与国际慈善活动，认为自己家的困难还没解决好，何必向国外的儿童、残障人士献爱心？更多人尚未认识到善行不仅是爱心的传递，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慈善观念不能仅靠“恻隐之心”，它需要相应的教育塑造和文化养成。遗憾的是，在我国，很少有学校开设慈善课程。而慈善教育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中都是重要的内容，参加义工等公益活动成为学生综合素质的组成部分。在新西兰的中小学，孩子们经常参加各种募捐义卖活动，让他们从小培养爱心，学会把慈善的美好愿望兑现成具体的行动。不少国家的大学，不仅在录取学生时需要“义工”记录，在入学后也将从事公益活动作为“教育”的要求。

    其实，多种形式的社会慈善教育也是孕育“善之花”的土壤。义工丛飞的事迹，正是通过媒体的宣传，不仅让国人认识到慈善并非富人的专利，而是人人可为的善行，也感召着更多人加入了义工的队伍。这次天津的慈善晚会同样搭建了一座教育的舞台，它传递了人类彼此之间的善心，也传播了国际慈善的理念。可惜，这样鲜活的教育宣传，这样生动的慈善教材，在我们身边还不够多。

    慈善事业的开展离不开慈善文化的普及。尽管前不久公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已把慈善文化建设纳入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部署和规划，但慈善意识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要培育民众参与的慈善文化，离不开政府部门、慈善组织的大力倡导，离不开名人的示范、公众的参与，更离不开学校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唐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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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慈善捐赠中，有８０％来自民间，而我国只有１０％来自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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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挡了慈善的脚步？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不够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慈善教育、慈善文化的缺失，也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短腿”：很多人认为，慈善是政府部门和富人的事，与普通百姓无关。企业和富人认为，行善会“露富”，不利于发展。还有人不愿意参与国际慈善活动，认为自己家的困难还没解决好，何必向国外的儿童、残障人士献爱心？更多人尚未认识到善行不仅是爱心的传递，也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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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复制"水土不服" 中国百姓离慈善文化有多远

2006-12-23 04:10:24 中新网
　　
　　中新社无锡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题：中国百姓离慈善文化有多远？

　　中新社记者 张希敏

　　近年来，慈善晚宴、慈善竟拍等形式各样的慈善活动层出不穷，似乎国情、民众在以慈善为中心的概念下，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近日，由中华慈善总会与无锡市政府主办的“中华慈善文化(无锡)论坛暨首届市长慈善论坛”的召开，为中国慈善事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以“和谐社会，慈善中华”为主题的论坛中，众多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从慈善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目前的慈善状况做了诸多深入的剖析。

　　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毕天云教授认为，慈善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慈善行动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民族是创造与发展慈善文化的重要主体，慈善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只有正确处理慈善文化的民族共同性与民族差异性的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慈善文化的现代化。

　　他指出，慈善文化是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动力和支柱，没有慈善文化作为深层底蕴和支撑的慈善事业犹如“无根的浮萍”。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发展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慈善文化的培育与建设。

　　有专家指出，不同民族的慈善文化之间是难以完全相互“通约”和相互“嫁接”的。如果简单的“复制”或“移植”他民族的慈善文化，必然产生“水土不服”。

　　中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的官员认为，慈善文化是人类共有的传统。中国的慈善文化起源于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传统文化，它的慈善思想是以“仁爱”为中心展开构筑的慈善思想体系，这对中国后世慈善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认为，中国由于市场化发育进程较低、人们的慈善观念落后、相关法律滞后等原因，在慈善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又很大差距。他说，随着市场体制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与社会的活动边界进一步廓清，社会民间自治力量的不断壮大，在发展慈善事业上，行政办法必将让位于民间力量。

　　他同时指出，在发展慈善事业中，政府角色如不及时实现宏观指导、财政资助、政策扶持、法治规范等方面的理性回归，政治动员、行政干预不仅会继续造成人们的慈善逆反心里和捐赠恐惧，还会阻碍社会慈善机构提高慈善资源开拓的能力，影响中国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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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揭晓 去年共捐15.9亿元  
2006年04月19日 07:59:33 　来源：人民日报  


    入榜慈善家１６３位 去年共捐１５．９亿元  

    “２００６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布，黄如论等１６３位慈善家榜上有名。“年度十大慈善家”、“年度特别贡献”、“年度十大慈善企业”、“跨国公司公益捐赠排行榜”和“上市公司公益捐赠排行榜”也同时发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出席了发布会。

    “２００６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由民政部担任指导单位、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公益时报》社和企业公民委员会共同编制发布，入榜对象包括中国大陆公民以及主要活动基地和捐赠行为在中国大陆的港澳台胞和海外侨胞，年度捐赠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上。此次有慈善家１６３人入榜，共计捐赠１５．９亿元，人均捐款９７０万元。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索尼（中国）有限公司、中国联通公司，分别以１．６１亿、５２１５万、８９０万元的年度捐赠额，分别成为本年度最慷慨的慈善家、最慷慨的跨国公司和最慷慨的上市公司。（记者潘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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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捐"为目标 重构中国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

2006年07月15日 15:45:49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世界第二富豪、素有“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日前宣布，准备将大约85%的个人股份逐步捐赠给慈善基金会，价值达370亿美元之多。这条新闻很快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成为街头巷尾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


    很自然的，人们会拿巴菲特的慷慨和国内企业家的“小气”作对比，一个常见的观点是：因为巴菲特们通过捐赠可以避税，所以他们非常乐意大做善事，而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和免税措施非常不完备，所以企业家们不愿意做善事。笔者个人认为，这种观点算得上是一次转型期中国思维方式的集中曝光。

    当人们（包括一些学者、专家）普遍认同这一观点时，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即中国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国人在内心深处，不是把无私捐助的行为当慈善行为来考量，而是惯于把慈善事业当生意来算计。我们看到，慷慨如巴菲特者，已经把绝大部分股份都捐赠出去了，他所看重的显然不是此举能帮自己避多少税，而是寻求一种助人的澄明快乐。这种澄明的快乐建立在博爱宽厚的慈善文化之上，它积极慎重地寻求稳妥的落点，最终达到至高的精神享受境界。

    中国的富人们不太愿意捐赠的原因很多，“不能避税”也算是一个原因，但是，最根本原因在于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混乱和缺失。“乐捐”相当罕见，“劝捐”或“迫捐”则成为一种常态。而既然是“劝”或“迫”，难免有一些利益诱惑或者利益交换的因素存在。虽然这两种法子不免可笑如皇帝的新装，但却被广泛采用。

    须知，一个日益繁荣富裕的社会有必要引导富人将捐赠当成人生必修课，这种谆谆教诲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层面的鼓励与肯定，更多地强调财富人生之外的追求和意境：它独立于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之外，直抵人性中真正善良美好的内核。不要妄说这种追求太虚无缥缈，更不要动辄以“无利可图”来抵制回避，整个中国社会目前迫切需要重构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我们已经功利了太多年，是时候重返真正的慈善精神了。

    中国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必须以“无利益捐赠”为号召基石，在整个税收制度跟不上慈善事业需要的前提下，这一点其实尤为关键，既然是捐赠，它就有理由要求捐赠者摒弃个人得失的计较，真正做到以助人为乐事。同时，核心价值观重构的过程中有必要增加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到历史长河中去寻觅更符合国人心态和当下社会现实的思想火花和道德认同感，这将使得捐赠者拥有自我激励的动力，也是增强社会示范效应的有效手段。比如，先哲云“仁者爱人”，又曰“爱人者人恒爱之”，以上种种颂扬的都是一种普世的道德愉悦感，它们完全可以被灵活运用、嫁接到当今的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之中，成为颇具思想深度的“新仁者”标杆。

    当然，在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商业社会里，中国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构绝对必须依赖于一个更为庞大严密的系统工程来辅助完成，否则极易造成对捐赠者的伤害。系统工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莫过于监督捐赠财物的使用环节，从目前来看，由于种种原因，笔者更为看好民间慈善机构的优化与崛起。中国民间慈善机构在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成功慈善机构的先进管理经验，以自身的核心价值观融会更为精密、准确的思维方式和更为透明的监督程序，以缔造极富中国式人文关怀的温馨模式。（陈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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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富人们不太愿意捐赠的原因很多，“不能避税”也算是一个原因，但是，最根本原因在于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混乱和缺失。“乐捐”相当罕见，“劝捐”或“迫捐”则成为一种常态。而既然是“劝”或“迫”，难免有一些利益诱惑或者利益交换的因素存在。虽然这两种法子不免可笑如皇帝的新装，但却被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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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一个日益繁荣富裕的社会有必要引导富人将捐赠当成人生必修课，这种谆谆教诲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层面的鼓励与肯定，更多地强调财富人生之外的追求和意境：它独立于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之外，直抵人性中真正善良美好的内核。不要妄说这种追求太虚无缥缈，更不要动辄以“无利可图”来抵制回避，整个中国社会目前迫切需要重构慈善文化核心价值观：我们已经功利了太多年，是时候重返真正的慈善精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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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新近学到的一个词：黑夜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些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下人，他们的“政治”是在黑夜。黑夜政治所以存在并蔓延，正是社会发展失衡的表现，先富者应该理性地意识到这种失衡，并集体性地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帮扶落后者的慈善事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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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是特效药  
2006年07月05日 08:07:13 　来源：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若对慈善寄予厚望，就好比将保健品当成特效药一样，非但不能治病，还有可能延误病情，错失治病的良机

    最近，“慈善”一词成媒体热议，不仅仅是因为比尔·盖茨要专职从事慈善业、巴菲特捐出３７５亿美元的新闻，还因为它作为一种社会财富的调节机制，而被人们寄予厚望——有媒体报道指出，中国需要“第三次分配”（即慈善事业机制）来解决迫在眉睫的“贫富悬殊”难题。

    媒体报道说，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破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重要锁匙。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在当前尤为必要”。

    所谓的“第三次分配”机制即为慈善事业机制。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第一次分配是指市场分配，即“让一切创造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第二次分配是指政府宏观干预之下的再分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和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平衡社会财富分配。

    在这里，且不论将“慈善事业机制”表述为“第三次分配”是否有违慈善的本义，单是慈善“有助于缓解贫困、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论断，就值得商榷。

    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基尼系数急剧增高，使得“贫富悬殊”成为社会经济不容回避的焦点。治病寻病根，我们社会贫富悬殊的“病根”在哪里？是因为富人们太富有没有捐款吗？这显然不合逻辑——极富、极穷群体本身就是贫富悬殊的产物，极富群体的存在是贫富悬殊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事实上，对于贫富悬殊产生的社会根由，社会早已有公论——是资源占有的不公和创富机会不均等；是调节杠杆的不到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无论城乡之间、东部和西部、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和上述两个因素相关，也就是说，和“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的制度缺失有关。

    现在，我们对慈善寄予厚望，无异于希望慈善能够修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制度的缺失。这就好比将保健品当成特效药一样，非但不能治病，还有可能延误病情，错失治病的良机。

    慈善是什么？表面上，它是通过捐赠、资助等方式，消减富人的财富，是一种均富的手段。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精神，在富人慷慨解囊，在政府或社会组织利用公共资源和影响力，为社会中的弱者提供扶助的背后，是人类对公平的理想追求和对公平制度本身的维护。

    我们需要慈善，它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慈善事业的发展能够有效缓和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减少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震荡与冲突。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夸大慈善的制度替代作用。是的，如果有一份捐赠，山西太谷县的贫穷父亲就不会因担忧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而绝望自杀。但是，慈善捐助并不能帮助所有的贫穷父亲从根子上摆脱贫困。一味地要求通过捐赠解决贫困生就学难题不仅不现实，而且容易让人们忽视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收费不合理等等制度缺失导致种种教育致贫怪现状。

    正确理解慈善的含义，摆正慈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才能将慈善机制的社会作用发挥到极至。这也是慈善机制与缩小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要义。（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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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什么？表面上，它是通过捐赠、资助等方式，消减富人的财富，是一种均富的手段。本质上，它是一种社会精神，在富人慷慨解囊，在政府或社会组织利用公共资源和影响力，为社会中的弱者提供扶助的背后，是人类对公平的理想追求和对公平制度本身的维护。

    我们需要慈善，它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慈善事业的发展能够有效缓和各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减少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震荡与冲突。但是，我们不能过度夸大慈善的制度替代作用。是的，如果有一份捐赠，山西太谷县的贫穷父亲就不会因担忧付不起儿子大学学费而绝望自杀。但是，慈善捐助并不能帮助所有的贫穷父亲从根子上摆脱贫困。一味地要求通过捐赠解决贫困生就学难题不仅不现实，而且容易让人们忽视教育资源分配、教育收费不合理等等制度缺失导致种种教育致贫怪现状。

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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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面临“文化再造”

人民论坛记者 李冬洁


中国社会保留着将财产留给子孙的传统，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盘踞在国人的观念中，这局限着一部分民众捐赠的热情

　　8月24日，香港首富李嘉诚表示，他将把个人财产的1/3(约480亿港元)捐赠出来用于慈善事业。就在两个月前，世界第二大富豪、75岁的美国投资家巴菲特签署捐款意向书，正式决定向比尔·盖茨夫妇创立并掌管的慈善基金会捐出其85%以上的财富——约375亿美元，创下世界上个人慈善捐款额之最。至于盖茨夫妇，目前已捐献出了300多亿美元，并且已签署好遗嘱，死后除给子女留几百万美元外，其余99%以上的财产都将毫无保留地捐给社会。然而在中国内地，不少富人自己挥金如土，却舍不得捐出点钱来做善事，这就是一些中国富豪们的“慈善冷漠病”。

　　步入21世纪的中国，在享受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逐一“消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贫富分化，这一危及社会总体目标实现的“隐患”，在各种层面上被人所共识。在此背景下，肩负第三次分配功能的慈善事业正被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寄予厚望。

　　实际上，当前慈善的第三次分配功能的发挥还仅仅停留在经济学家讨论的理论层面，虽然热衷于慈善的人士在不断增加，像余彭年、杨澜等一批慈善家的持续涌现，但总体上看，中国的慈善事业仍处于稚嫩期。一项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企业里，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的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捐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1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10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在蹒跚起步中，不得不面对发展中的诸多困惑。

　　普通百姓成捐赠的主力军

　　近日，记者走访了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一些慈善机构，调查发现目前最具有慈善意识，主动捐赠群体的大部分竟是经济实力一般的老百姓。中国红十字会王女士告诉记者，从近几年接受捐款的情况来看，民众个人意识越来越强，普通民众的小额捐款明显增多。从有些定期接收的小额汇款单上可以感觉到，有的老百姓其实是一发工资就拿出一部分作捐赠。在这一点上，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认同，他向记者坦言，善款大部分来自经济实力一般的老百姓，富人很少捐款。

　　在地方，慈善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南京慈善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主动以个人名义来捐款的大部分都是收入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一些收入在几百元的退休职工反而更热衷于慈善事业。在南京，有一位已经去世的普通老人曾一次捐款7万元，到目前仍是为数不多的个人大额捐赠之一。

　　这些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普通老百姓到底持怎样的心态？中华红十字会的王女士认为，宗教信仰是一部分老百姓主动行善的动力源之一，而更多的则来自乐善好施的朴素道德观的驱动。

　　富人公益缺位？

　　与当下普通老百姓对慈善的热衷相比，中国富人对慈善的热情比较有限。尽管有余彭年、杨澜、黄如论等一批先富人群在慈善方面的大显身手，“但这样的富人实际上数量并不多”，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从整体上讲，中国富人的整体形象并不佳，一方面是个人物质生活的奢华，另一方面是对慈善的吝啬。在抗击非典中，中华慈善总会的新闻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收到的捐款总计774.7533万人民币，其中只有一个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富豪，捐了200万人民币。

　　企业的捐款也不乐观，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如某一著名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种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80万元演变成了“收账”马拉松。

　　对先富群体的大部分而言，慈善还是一个不愿过多投入的领域。

　　穷人互济，还是以富济贫

　　有资料显示，在当下的中国，占社会20％的富人拥有国民财富的60％，甚至更高。那么也就是说，对于80％的大部分群体而言，仅占有剩下的40％的财富甚至更少。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相对更热衷慈善的群体基本属于这80％的并不富裕的阶层，那么是否可以这样推断：目前所捐赠的善款一大部分是贫者与更贫者之间的辗转腾挪？

　　汉语词典这样解释“慈善”的含义：对人关怀，富有同情心。从字面来理解，慈善是一个道德范畴的词汇，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是人类共通的一种情愫和修养，它不应专属于穷人或富人的任何一个群体。

　　而中国的现实是，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助，有2200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还有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0岁以上的老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已达到国际警戒线的上限。如果这些需要救济的人群大部分只能通过贫者之间的互济来完成，利用有限的资金来帮困，那贫者与富者之间巨大的财富鸿沟如何消弭，慈善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又缘何能够实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慈善在今天的中国更应该是一个“以富济贫”的事业。

　　有待重构的慈善文化

　　中国富人为何不热衷于慈善？除了税收等制度方面的不完善、慈善机构运作不规范等因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长久以来的文化和陈旧观念对富人行善思想的禁锢。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孕育了大量弘扬慈善精神的经典篇章，乐善好施的典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慈善精髓等等均来自传统文化的馈赠，但在21世纪的今天，传统文化也呈现出与现代慈善理念不相适应的一面。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保留着将财产留给子孙的传统，到今天这一传统依然盘踞在国人的观念中，有时他们积累财富也就是为了留给子孙。这一传统观念局限着一部分民众捐赠的热情。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这是从古至今许多中国人奉行的座右铭。在传统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人害怕“出头”，古代中国商人更是深深将“韬光养晦”、“藏而不露”的处事“潜规则”沁润在自己的血液中。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江浙商人行事的风格中窥到这一遗风。传统的惯性是根深蒂固的，许多富人在今天仍然将行善视为财富外露，在更多的时候，他们都保持着“无为”和“内敛”的风格。

　　对此，资中筠教授认为，传统文化固然有值得传承的一面，但现代慈善事业更需要现代的理念。

　　美国拥有成熟的慈善事业，在它的背后则是成熟的慈善文化这一强大推手。美国特有的慈善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在于它的“罪富文化”。美国的“罪富文化”不同于国人通常所说的“仇富文化”，而是源于基督教传统中对“富人原罪”的说法。在基督教的传统中，认为富人要想进入天堂，唯一的途径就只能是将自己的全部财富都捐赠给穷人。整体上讲，基督教义中关于富人原罪的说法早已深入西方人的骨子里，潜存在其文化血脉之中。此外，美国社会个人责任意识较强，他们普遍认为，发财是自己有能力，但发了财就应该回报社会，每个公民、包括每个企业都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感。公益捐助在美国不但被看作是一项义务，而且是捐赠人的权利和精神寄托，从全社会的价值观而言，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要人们为社会尽义务。

　　与美国社会发达的慈善文化相比，我国民众的慈善理念还比较单薄，慈善意识还仅仅停留在互助的层面上。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认为，生活在变化，如今中国的慈善缺乏现代文化。有专家建言,重构适合中国本土的现代慈善文化势在必行。

　　《人民论坛》( 2006年第1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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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对慈善寄予厚望，无异于希望慈善能够修补“第一次分配”和“第二次分配”制度的缺失。这就好比将保健品当成特效药一样，非但不能治病，还有可能延误病情，错失治病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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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不缺爱心不缺意识,到底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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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调查显示，64.5％的人表示如果手头有闲钱想用于慈善事业， 他们宁可“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和公益组织        尽管批评中国人缺乏慈善意识、缺少爱心的声音一直以来都持续不断，但在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看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有爱心的”。     她的观点在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新浪新闻中心合作的一项调查（4966人参与）中得到印证——71.9％的受访者认为“慈善事业人人有责”，78.7％的人表示自己曾经做过慈善。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慈善，这个被称为社会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有力工具，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所熟悉并认同。     2006年，胡润公布的中国慈善榜统计显示，中国慈善行业发展速度非常快。从2003年至今，榜上排在前50位的企业家，已经累计捐赠近51亿元，教育、社会公益和健康、突发性灾难事件是企业家们热衷的捐赠领域。这其中，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掌门人余彭年以20亿元的捐赠成为2006年榜单中最慈善的人。     不仅是有能力上榜的有钱人，在宁波，100万普通市民以“宁波慈善群体”的群体形象出现在2006年央视“感动中国”被推荐人物名单中。据媒体报道，在这座以商业传统著称的城市，2006年12月20日结束的宁波市、县（区）“慈善一日捐”活动中，共募得善款约2．14亿元。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参与最多慈善的方式，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70.8％），其次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67.6％）和“买福利彩票”（54.7％），此外还有28.6％的人表示自己曾通过“捐献血液／骨髓”的方式表达过爱心。     “只有通过慈善组织做慈善才是现代意义上的慈善行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邓国胜对“慈善”二字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同时认为，中国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低，发展相对滞后，普通人对慈善组织信任不够。     本次调查印证了这种不信任——只有21.5％的人曾“主动向基金会／公益组织捐款”，64.5％的人甚至表示，如果手头有闲钱想用于慈善事业，他们宁可“自己去找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通过基金会。     “那些基金会、慈善组织现在能相信吗？”指着1月12日一份报纸，上面刊发了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被指造假的新闻，在银行工作的程先生问记者。那篇报道提到，该基金会2005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其当年接受的捐赠款仅为8208元。但某公司负责人蔡晓质疑，仅该公司当年便捐了10万元。基金会称，这10万元是管理费，不属于慈善捐赠。同时，民政部网站显示，该基金会2005年有62万多元的现金流入。      有意思的是，程先生对慈善活动的态度在毕业前后发生了转变。“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多次捐款捐物活动，有学校组织的，也有自发的。很单纯，就是想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毕业之后，程先生却没有了参与慈善活动的动力。一方面是忙，另一方面就是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如果捐钱给慈善组织，我不知道这些钱是否会真的送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手里。”记者看到，在调查之后的留言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现出了和程先生类似的担心。     由于慈善机制不健全和监管不到位，经常出现腐败现象，有人曾说：“赚钱不容易，宁可不捐，也不能把钱捐给腐败分子！”北大教授夏业良也认为，捐款者应该能够查询到自己捐出的钱在哪里。“现在是靠政府的强制力量管着，不像国外的基金会，每一笔捐款都及时地放到网站上。”     “中国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这是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对中国公益事业作出的评价。     1月17日，国家民政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的2006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年各级民政部门共接收捐赠款35.2亿元，接收捐赠衣被5803.7万件，其他物资折款5．4亿元，共有1922.4万人次受益。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138个，比上年增长13.9％。     从统计数字看上去很乐观，近些年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增长，但邓国胜告诉记者，“中国所有慈善组织一年募集的善款总额，还比不上美国的一个福特基金会。”他认为，造成中国慈善组织发展相对滞后、普通人对慈善组织信任不够等现状的原因，一方面是慈善组织缺乏监督、善款用途不够透明，另一方面也在于，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上定位不准——不是通过倡导的方式，而是利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很多单位都有对口扶贫的任务，这很容易让人厌烦。”这不仅制约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会让普通人对慈善活动产生逆反心理，把做好事当做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一样应付过去。     “核心的慈善组织都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这样的慈善活动多少都有行政干预的色彩。这就好像是代替大家作出选择。”杨团在分析调查中29.0％的人“工资被强制扣除一部分去‘献爱心’”这一结果时表示，慈善活动的前提就是自愿，谁都不能替别人，同时也不愿意别人替自己作选择。     “做慈善的首要条件是‘我要做’，个人要有自主选择的权利。”杨团认为，在中国普通人做慈善比做投资更难，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更方便地参与。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每个公民都能依照法律成立慈善组织，但目前在中国这还不可能做到。中国的慈善组织必须找到一个‘婆婆’，挂靠在一个政府机构下面，才能成为合法组织。”杨团告诉记者，有些已经存在20年的NGO至今还无法注册，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愿意接收自己的主管部门。“哪里有那么多行政部门愿意管理一个慈善组织，为慈善组织的行为负责？”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