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慈善文化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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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机构都是接受了谁的捐款披露得非常详细，可是关于接受了这么多的钱怎么花的，支出是怎样，这个披露得相对比较弱。可是公众不仅关心你接受了多少钱，更关心我的钱怎么花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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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初衷是好的，但在这个领域专业化不够。别人就容易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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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公益慈善机构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公众对公益慈善机构的要求比较高，他们的专业化程度不足以满足公众过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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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怕质疑，质疑是推动公益进步的源泉，我们也希望这个质疑不仅是推动单个组织的进步而且是行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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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如何让大众更快接受，是创新的标准2012年03月22日 18:29
来源：凤凰网公益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我过去对创新有一种说法，在机关里有一种说法，创新就在身边，这个创新，创新公益是一样，创新无处不在，关键在于如何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很多做创新的人，认为是创新，因为有时候没有正确的解读，实际上是在妨碍创新。
     这个我也举两个案子，我说这个案例，我们想象这个公益组织，咱们的公益组织成长，大家都说政府造成的，环境不好，你知道我们的创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骨子里都认为很好的，就一个词，我们的名字起错了，起了个什么词，大家都熟悉，草根组织，叫了多少年，你们知道一个草根组织的概念，等于给我们定了什么位。起码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听到草根组织马上想到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你还没注册呢，你和政府有点矛盾，第二个，你很穷，你的力量不足，然后实际我再问一问这些草根组织是干什么的呢？干各种各样大众急需的事物，后来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些这样的组织，客观上都找到过我，我也帮过他们做过很多工作，我说那是草根吗？明明是做专业化工作的，它是老百姓急需，政府急需，但是他上来说我是草根组织，他是有政府背景的，你能从这一个概念当中解读出来什么？是阶级斗争，在这里划分了概念，他是政府的，我是民间的，咱们两个是对着干的。你看这怎么样来合作，怎么创新，怎么样来做大，你比如说这就是一个，不要看是不经意的一个词，其实是流露出一种概念。
我后来呼吁，我说你叫专业化组织行不行，你上来就说，比如说刚才我见到校长，我是做特殊教育，第一概念是我是特殊教育哪个学校的校长，我马上对你肃然起敬，你说我是草根组织，我不同意。
    我觉得如何解读老百姓的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在体制内，推动一些政策改变了，我知道，不同的接触方式，效果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注意，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说，你比如说，我说邓飞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他为什么成功，他的免费午餐比其它几个更有影响力。之前我有一些朋友也做类似的事，但是名字比较文雅，但是邓飞用的是免费午餐，这个名字又有穿透力，又有照片，所以我们创新公益的时候如何创新，就是你得看社会接受什么，如何让大众更快的接受，这是创新的标准，在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你的组织发挥得作用更大，我认为邓飞是创新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他从4月份发起，10月份国务院的政策就调整了，3块钱的标准就是他的，这我认为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例。我觉得当时我知道的残友，现在他的传播让人已经定位为，现在是定下自治区政府在请他，新疆在请他，就是政府已经开始在请他，那深圳市民政局也是把残友作为一个典范。
    我到残友参观的时候我也很惊讶，要我看他的经验的话，当然创新他是站到了两个制高点，第一技术制高点，他做的这些东西，你到那参观，那些办公条件要简陋的，我说那比我们多少都简陋，但是你看人家做的成果。第二个，平台的制高点，他做平台，几个老总，做各种各样的公共宣传，不拒绝大家，做各种各样的投资，我就觉得创新确实不神秘，创新一定要找最有效的方法。我不是说，你正确，而是更有效，毫无疑问你做公益组织的时候，毫无疑问正确不正确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有效没有效，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挑战，什么样更大的奖励。关于创新，我看很多组织，我评价的时候，我点拨的时候，我说不是你没有好心，不是你做的项目不正确，而是你没有注意到你如何提高你的影响力。要善于创新，这个善于创新，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常常是，我常常说我们用极端创新的方法，好像很新，其实，我称之为轰轰烈烈原地踏步，就是我们都非常新，你看我们不是新吗，敢叫日月换新天，气概多好，因为没有非常细腻，没有做到老百姓的心里，所以我们的很多项目没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创新非常重要，创新从尊重老百姓，尊重社会的需求去开始，然后你才能会取得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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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我们的创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骨子里都认为很好的，就一个词，我们的名字起错了，起了个什么词，大家都熟悉，草根组织，叫了多少年，你们知道一个草根组织的概念，等于给我们定了什么位。起码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听到草根组织马上想到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你还没注册呢，你和政府有点矛盾，第二个，你很穷，你的力量不足，然后实际我再问一问这些草根组织是干什么的呢？干各种各样大众急需的事物，后来我非常惊讶，因为这些这样的组织，客观上都找到过我，我也帮过他们做过很多工作，我说那是草根吗？明明是做专业化工作的，它是老百姓急需，政府急需，但是他上来说我是草根组织，他是有政府背景的，你能从这一个概念当中解读出来什么？是阶级斗争，在这里划分了概念，他是政府的，我是民间的，咱们两个是对着干的。你看这怎么样来合作，怎么创新，怎么样来做大，你比如说这就是一个，不要看是不经意的一个词，其实是流露出一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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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新公益的时候如何创新，就是你得看社会接受什么，如何让大众更快的接受，这是创新的标准，在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你的组织发挥得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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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新，我看很多组织，我评价的时候，我点拨的时候，我说不是你没有好心，不是你做的项目不正确，而是你没有注意到你如何提高你的影响力。要善于创新，这个善于创新，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常常是，我常常说我们用极端创新的方法，好像很新，其实，我称之为轰轰烈烈原地踏步，就是我们都非常新，你看我们不是新吗，敢叫日月换新天，气概多好，因为没有非常细腻，没有做到老百姓的心里，所以我们的很多项目没有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创新非常重要，创新从尊重老百姓，尊重社会的需求去开始，然后你才能会取得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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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慈善组织10%管理费太低 公募基金需大改革2012年03月06日 10:24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简光洲 陈良飞 卢雁 黄志强



郭美美、卢美美、河南宋基会，去年的多起风波让慈善基金会的公信力和透明度饱受质疑。今年的两会，这也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
在去年的慈善风波中，各界对于慈善基金会收取10%的成本管理费普遍表示不解和纷纷指责，昨日，原国家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10%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应该向国外的20%看齐”.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公办慈善机构之一，其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缪力对于当前公办慈善基金面临的问题显得非常的坦率。在谈到郭美美事件时，她说，“中国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应急预案，没有及时回应媒体的质疑。”缪力承认，目前的慈善体制及相关的法规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实行改革，促使其向现代公益基金会转型。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要让企业家明白，做慈善事业将来企业会更好，这是全世界现代企业家都知道的常识，咱们需要学这一课。
对话王振耀：红会风波促进慈善事业透明度
谈慈善管理费：
10%太低了记者：社会各界对于慈善基金会收取10%的成本管理费普遍表示不解和纷纷指责，你如何看待？
王振耀：太低了，国际标准是20%~30%,我们为什么非要比国际低呢？要租房，要出差、电话、公共费用，每年只是花出去总额的10%,那谁能运作呢？分散的慈善成本会更加高，专业化的成本更低。全世界都在专业化，咱们就不想要专业化？
记者：红十字基金会规定现在不准参与商业活动，您觉得这是一种倒退吗？
王振耀：基金会本身就要有投资，它不投资怎么盈利呢？用咱们的话叫保值、增值，咱们最简单的保值、增值方法是存到银行里。
我觉得过不了多少时间，中国的基金会的金融投资的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中国刚刚开始，不规范。像曹德旺那样股票捐赠日益普及，基金会的财富体量都比较大，那时候会越来越多地进入金融市场，慈善和金融市场对接，这在全世界是相当普遍的。
记者：红会风波对于中国基金会的募捐是一种伤害？
王振耀：不应该算是一种伤害，公众质疑非常重要，碰撞的结果是正面的，是慈善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增加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让大家明白公权和私权的底线。
谈公募透明度：
公募基金会要大的改革记者：有人认为陈光标做慈善很高调，而且做慈善时有自己企业的私利在里面，您如何看？
王振耀：我想一方面是个性，陈光标捐了十几个亿，很多捐给基金会。因为信息不透明，没给他相应的尊重，于是他着急了，他用他的方式来捐赠，但占他整个捐赠的比例很小。所以，慈善也允许个性捐赠。
洛克菲勒集团，他捐了联合国那个办公地皮，最后对纽约市发展，对他家族的发展很有利，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善有善报在慈善领域特别突出。要让企业家明白这个道理，做慈善将来企业会更好，这是全世界现代企业家都知道的常识，咱们需要学这一课。
记者：目前大家对公募资金不太信任，有时宁愿让朋友来做。
王振耀：这恰恰说明公募基金会需要比较大的改革，必须要进行大的改革，不改不行。
另外，其实我们的基金会应该更大量地普及，让大家捐款更方便。小额捐款的基金会只要备案，不要登记了。2005年的时候民政部就希望这样了。
记者：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每个人都会出来组织捐款，可能会引发混乱或者是管理不善？
王振耀：美国有十万个基金会。比如说，你们有三个人捐了一万块钱，谁负责？肯定你们三个比我更负责，捐款大家一定要清楚，捐款人对自己的钱比政府还看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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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健全捐赠税收政策 制定行政管理标准2012年02月10日 10:04
来源：公益时报网         作者：沈小根 周亚军



【新闻背景】
2012年新年伊始，公益事业便引起广泛关注。
1月8日，中国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近六成社会捐助流入具有政府背景公益组织的数据引人注目；几乎同时，儿童希望基金会也因网传的一张照片被质疑……2011年，中国公益事业遭遇的信任危机尚未平复，就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
公益事业事关公众福祉，这项头顶良心和善意光环的事业如何重获信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2012年，中国公益事业该如何重新出发？为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教授。
沿袭传统，缺乏调整
部分公益组织行为与功能错位
记者：来自《2011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字显示，2010年政府部门接受捐赠占到捐赠总额的37.6%,除政府外，各类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和红十字会系统也是接受捐赠的主力军。这两者接受捐助占到社会捐助总数的近60%.而民间公益组织只接受到不到1.3%的捐款，您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王振耀：根据当前我国公益组织的发展现状，我认为这是一个体制性的结果。
我国的公益基金会从发展开始就带有深厚的政府渊源。两大覆盖全国的公益慈善组织，红十字会依托行政系统、慈善总会分属民政系统，另外共青团、妇联等也都有自己的公益慈善组织。
而当前民间的公募组织并没有覆盖全国，我国的企业基金会、家族基金会以及社会基金会都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出现这个结果也是必然。我们现在并不是要切断公益基金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由政府推动基金会的发展，可以整合更多资源，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记者：但目前公众对这些组织的质疑声比较大，您认为，这些具有浓厚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目前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王振耀：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整体上说，其突出问题是沿袭传统的动员体制、缺乏适宜的治理机制，因此必然出现行为和社会功能的错位。公众所质疑的公开透明问题，实质是一个体制转型问题。
当前公众的质疑，主要集中于公募类公益慈善组织行为的两个方面，一是公益慈善组织要不要以及如何与商业合作，在与商业组织合作的过程中，我们的公益慈善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够规范的现象；二是如何保证慈善项目的公开透明，在这个方面，公益组织相当多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记者：功能错位，也就是说它们的一些行为偏离了本位，那这些公益组织如何才能回归公益本位？
王振耀：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慈善组织要达到真正的公益本位，最为重要的，是要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特有作用，使大众得到更多公益福利。
参照国际经验，总结我国一些地方的成功案例，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可以立即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第一，开发公众急迫需要的大型社会公益项目，展现自身强大的社会服务功能；第二，利用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推动国有企业进行大的捐赠；第三，为民间的专业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平台，包括建立网络，协调资源，甚至推动行业标准的建立等。
其实，政府方面的慈善公益资源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如果具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在这些方面不断地开发项目，相信会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注册门槛高，日常监管松
需要给社会组织建设松绑
记者：我们在公益采访中有一个印象，目前社会上并不缺乏行善的意愿，关键是行善做公益的渠道并不顺畅。比如我们曾采访蓝天助学公益组织，他们就说不发愁没人认捐贫困学生，发愁的是一线志愿者太少，贫困生寻访跟不上。这说明跟我们的社会需要比，我们的公益组织数量太少、力量太小。但我们知道，目前民间注册公益组织还是很难。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振耀：这恐怕还是那个大家已经共同认识到的双重管理体制问题。双重管理，注册很难。如果双重管理，客观上矛盾较多，结果是谁也不能管理，反而形成注册门槛儿高，日常监管松的尴尬局面。
过去我们认为兴办私人企业会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们对社会组织可能也存在类似的认识逻辑：发展社会组织会不会更危险？理论界也有一种声音突出强调民间组织的公民社会性质，突出其政治作用。这两种认识都强调社会组织的危险性。
其实，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就是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希望大家在社会领域中也要转变观念，现在需要让公益慈善归位，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
记者：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组织就成为实现善治的一个重要支撑。您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组织建设水平？如何看待我国目前的相关政策？
王振耀：社会组织的主体功能是社会服务，只有社会组织日益发达，才能为公益的健康发展提供基本的载体。公益组织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工具，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有效载体。进一步说，社会道德建设中的一些缺陷，恰恰是与公益慈善组织建设的障碍密切相关的。我们的社会应该为公益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敞开大门，这样才会形成一种明确的社会导向。
建立解决社会质疑的合适机制
防止“轰轰烈烈，原地踏步”
记者：公益事业要健康发展需要怎样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王振耀：要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就要调整我国公益慈善体制。第一，调整政策，鼓励发展非公募公益组织；
第二，要尽快出台慈善法，对公益慈善组织的行为进行系统的规范；在立法过程中的公开讨论，也是推动社会取得共识的重要途径；
第三，建立健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社会捐赠税收政策和社会组织的税收管理政策，真正鼓励慈善事业发展；
第四，制定公益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规范标准。对信息公开要进行技术性的指导，并且要规范各类表格、程序和技术，确立适宜的评价体系；
第五，推动公益慈善组织行业组织的成立。行业标准相当重要。发达国家约束各类社会组织的基本手段是通过加强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实现的，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办法。
当前公益慈善组织普遍受质疑，但最大的挑战在于，我国社会还没有为解决质疑建立起合适的机制。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分散在不少行政部门，在大众质疑不断发展的时候，哪个行政部门也不可能有能力来进行综合性的回答。社会越质疑，大家越急躁，我称之为“轰轰烈烈，原地踏步”的现象，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记者：整体而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
王振耀：从整个发展格局看，正在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目前处于大起飞的前夜。在这个过程中，公益组织需要实现自身职能和行为规范的重新定位。公益组织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展现自身力量。
【链接】
广东北京等地探索突破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壁垒
今年，公益慈善等类社会组织在北京登记注册，有望无须再找业务主管单位，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北京市民政局首次提出，今年将探索研究推动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向业务指导单位转变。
这一转变意味着，北京市将继广东“破冰”之后，探索突破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壁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登记。北京市社团办主任温庆云介绍，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向业务指导转变的试点，可先从市民政局目前“一手托两家”（既做业务主管，也做登记主管）的社会组织开始。温庆云透露，已在修订的3个社会组织行政法规今年有望获得通过。修订后的法规，有望从立法角度确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社会组织登记成立前须找业务主管单位审批，将成为历史。
动态快递
为药家鑫案被害人亲属所捐社会善款引关注
当事人称主要用于孩子投保
本报西安2月8日电 （记者姜峰）今天，社会为药家鑫案被害人亲属所捐善款去向曝出疑点。药家鑫案被害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不知道社会上具体捐了多少，他只拿到了10万元。此前，网友一直关心此案发生后社会对张妙亲属的捐款数额和去向，张平选此言一出引发广泛关注，网友纷纷质疑为什么张妙的父亲只拿到了10万元，其他捐款去了哪里。
据了解，社会给张妙亲属的捐款，主要包括由记者周斌发起的“张妙孩子成长计划”募集而来的资金，由上海学者傅蔚冈借助微博平台募集的善款，以及社会人士自发向张妙亲属汇去的捐赠金。
周斌告诉记者，经捐赠人委托授权，其与深圳市慈善会签署了协议，由第三方深圳市慈善会设立捐款账号，“我们发起人不经手款项”,先后总计募得21.3万元。深圳市慈善会秘书长房涛介绍，根据张妙亲属以及捐赠者的意愿，慈善会分别与保险公司、银行、捐赠人签署了合约，动用全部款项，为张妙的孩子投保了一份终身保单，可通过保险公司按年月领取生活费、学费，“目前该保单仍在正常运行。”
去年7月，张妙的丈夫王辉以及药家鑫案原告代理人张显在上海接受了傅蔚冈等人的捐赠。“其余大部分捐款都给孩子买了保险，将来上学用”,王辉说，至于目前各渠道累计的捐赠总额是多少，他没有透露。
向社会筹资购买商业险 计划覆盖680个县
民间公益试水儿童大病医保
本报北京2月8日电 （记者魏薇）“山里面的很多留守儿童缺乏亲人关心，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伤病，能不能给每个乡村孩子买份大病医保？”这是2011年邓飞在做“免费午餐”项目时产生的另一个关于孩子的梦想。目前，他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天使投资人薛蛮子等人发起的“儿童大病医保”项目正式启动，并在2月2日召开了第一次讨论会，初步确定了以商业保险方式开展项目的思路。
邓飞介绍此次项目覆盖范围初步确立在680个县，涉及2600万在校生，全部由社会筹集资金，项目将首先发展300名志愿者。关于项目的具体设计，邓飞坦承病种范围、保金、保额等尚未确定，“我们已同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保险公司进行过商议，他们将在3月前拿出初步的产品方案。”产品一旦设计出来会向民众公布并征求意见，最终确定后将在湖北省鹤峰县43所学校试点。
为创新现有的商业保险方式，邓飞等发起人确定了“微利、快速、先付”三个原则。邓飞表示，同保险公司合作可以保证项目运行的专业性，但需要找到商业与公益的平衡点。有孩子患病时快速进行先支付，可避免看不起病的情况发生。
邓飞表示保险产品的设计是最复杂的部分，日后的资金筹集也是难题。
河南微公益招募行动
20家公益等民间组织参与
本报郑州2月8日电 （记者曲昌荣）一边是网友、志愿者组织，想做公益却资金有限；一边是爱心企业捐了款却未指定受助单位，公益机构则需要找到最需要帮助的群体。于是，微公益招募应运而生，这是河南公益的首次尝试。截止到活动结束时，在“温暖冬天”微公益招募行动中，已有近20家河南省内着名网络论坛和公益组织分别策划实施爱心活动。
据了解，民间组织送温暖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在网上“晒”账本，接受网友的公开监督。每个账单甚至连几毛钱的花销都记录在“案”,并附有发票。事实上，在微公益招募时，共青团河南省委就对有意愿参与活动的组织明确要求：活动方案网络公开，费用预算网络发布，资金使用明细网络公开，实施过程网络化传播，活动效果网络评判。“通过活动的进行，让更多的公益组织参与，让‘透明公益’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为公益事业的主流。”共青团河南省委书记侯红说。
自去年12月23日起，共青团河南省委在开展“温暖冬天”活动基础上，决定针对网络、志愿者组织开展“温暖冬天”微公益招募大行动，吸引了“快乐之旅”驴友团队、郑州光义工、蒲公英志愿者服务团队等民间组织相继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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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税收过紧限制慈善组织发展 红会危机源于体制2012年01月12日 09:46
来源：公益时报网         作者：施展萍




2011年12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下简称“红会”）正式公布“郭美美事件”调查报告及相关处理结果。调查报告称，郭美美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以下简称“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其炫耀的财富与红十字会、公众捐款及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但调查显示，商红会的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红会决定撤销商红会，并建立信息系统平台，以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为何报告中没有涉及审计结果？红会又该如何摆脱危机，重新赢得信任？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1、郭美美事件曝光时，红会曾称，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审计和调查结果，为何审计结果现在仍没有出现？
王振耀：报告中说明，郭美美与红会、商红会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其炫富是个人行为。如果郭美美没有花红会的钱，我认为对其事件的审计就难以进入程序。当然，红会应该对此解释清楚。
2、郭美美与商红会及中红博爱之间的关系，在事件曝光不久就已经明了，为何还需要多家机构耗费近5个月的时间联合调查？
王振耀：这是因为调查有关商红会的注册、财务、管理制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花费一定时间。
3、红会的信任危机来源于哪些方面？
王振耀：首先，主要是体制问题。很多公众在表达质疑的时候，都用“官办”一词，认为红会有官僚主义色彩；其次，透明度及信息公开程度不够；再次，服务程度无法让公众满意。通常需要捐款的时候，政府会出来号召，但捐赠过后，公众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回馈。
4、德国之声电台网站称，在“郭美美事件”中，公众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微博的力量，你认为呢？
王振耀：去年很火的一个词叫“微公益”.“微公益”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质疑过程中，公众能够逐渐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在质疑声中加强监督力量；另一个方面，公众直接参与公益。例如，邓飞利用微博发起免费午餐计划。当然，这样的公益模式在后期会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专业化的运作。但我认为，这一年公众对微博的使用是非常成功的。
5、纵观红会在郭美美事件中的各阶段表现，如何评价它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的补救措施？
王振耀：首先，应对此次事件，它没有像过去那样，一味禁止讨论和质疑，而是与社会形成互动，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我认为，红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它目前仅仅说明了商红会和郭美美事件的问题，所作出的回应还是略显单薄。
6、红会目前在募款制度上存在哪些问题？
王振耀：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透明度问题，二是服务不到位。这也是目前公众质疑的主要方面。
7、有人认为，将商红会撤销是一出“苦肉计”,你如何看待？
王振耀：从理论上说，大家质疑什么，就应该把什么撤销。红会知道商红会现在很不规范，就把它撤销了。但公众会认为商红会是替罪羊，这说明公众真正关注的是红会本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们不再议论郭美美，而议论红会的体制问题和服务问题。
8、慈善活动成为贿赂和逃税渠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王振耀：中国慈善的主要矛盾不是逃税、贿赂，而是税收过紧，让慈善组织很难存活。现在社会公众还不太适应企业（尤其是国企）捐赠，认为这是拿着资产谋取企业名声的行为。实际上，国企更应该尽企业责任，做一些大项目的捐赠。因为你一旦进行捐赠，钱跑不了，老百姓就能受益。
9、对慈善机构而言，面对质疑，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王振耀：慈善机构应在体制、作风、透明度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作出系统的回应。公众质疑的并不只是郭美美事件，而是连带的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慈善机构应该让大众参与其中，并公开进行讨论。
10、撤销商红会之后，红会马上建立信息系统。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王振耀：这是红会的一大进步。它在态度上是积极开放的，允许大家去参与。对它的这种态度，我们应该鼓励，并且它还做了各种公开的补救措施。但是，红会还有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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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跑步、骑行等运动与公益结合在一起并不新鲜，很多朋友参加过“为爱奔跑”、“为爱行走”等活动，但是这里要说的“走路的公益”不是指把大家叫去公园或郊区参加集体活动的这一种，而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应用软件，之后，你日常上下班、约会、逛街的过程中所走的每一步，都会被附加上公益的价值，成为可以置换捐款的行动。
    公益“触手可及”
     由爱盟公益开发的这款“行善”APP今年6月份已推出安卓版，苹果版也在8月初上线。
     对于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公益活动的手机支付和查询平台。手机是我们时刻不离身的物件，开启“行善”软件后，可以让它在后台运行，每天还是一样的走路去上班，再打开手机时，就可以将计步数值捐出去了。日均7%左右的耗电量，对于反正每天都充电的安卓、苹果用户来说，也不是大问题。以前人们也许觉得公益有门槛，捐赠无门，不知如何参与，现在会发现，公益就在自己手掌上，一点都不远。
     记者在试用时发现，“行善”APP对震动的反应很灵敏，不走路时，在手中轻轻摇动手机也能计步。计步数满1000后会有提醒，用户可以在可选公益项目里挑一个进行捐赠，捐赠完成后会获得10个行动力。支持此公益项目的企业，每收到1000步的正能量，就捐出1元，直到预定额度捐满为止。
    一千步的价值是多少？这原本就没有衡量的标准。爱盟的负责人郭鹏告诉《公益时报》记者，1000步的正能量兑换1元，这个兑换额是固定的，以避免企业和公益机构设置上的麻烦。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行走约在2000至6000步，喜欢散步等运动的人会更多一点，这样平均一天基本可以捐赠3块钱。
    对于公众来说，这是一种最贴近生活的公益方式，人每天都在揣着手机走路，“行善”只是给最平常不过的“走路”添加了附加值，这种附加值由企业买单。郭鹏说，线下的公益活动，所涉及的只是现场参与的人，我们作为网络运营机构，想得更多的是通过手机、互联网应用等，将这种公益活动变得更容易和方便一些。手机应用程序的方式，参与和传播起来更便捷，人群分布更广，效果持续性也更强，更接近人人公益的理想。
  多方互动的公益平台
   “行善”的使用者可以分为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和个人。在这个平台上，公众以走路的方式参与，爱心企业提供资金，公益机构展示项目，公开进度和细节。5月，“大爱清尘”成为这个平台上接受捐赠的第一个项目，“免费午餐”、“同心互惠”、“爱心衣橱”、“幸福厨房”等多个项目也先后加入。

   “行善”的这种捐赠方式，具有公募或非公募资格的机构均可参加，公益机构与企业之间达成捐赠协议，公益机构与爱盟需要签署项目协议，爱盟与企业则签订推广方案。这个过程中爱盟不会收取费用。郭鹏说，公益机构可以将“行善”APP作为一种捐赠方式去与企业沟通，双方商定捐款数额。这种方式对爱心企业也是一种宣传回报。用户则可以清楚地查看到其中项目的筹款情况和自己的参与度，并可以定期收到项目执行的反馈，从而得知自己所捐助项目的落地和进展情况。
    相比于企业直接捐款给公益组织，“行善”的方式为企业增加了宣传效应，也更便于公众亲自参与和监督公益活动，让公众加入了公益机构与企业的循环圈，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和公开透明的问题。

“行善”不只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社区平台。在待开发的“帅客”板块，用户在这里可以发起或查看身边的一些公益或其他兴趣活动，参与、分享图片、评论活动都可以获得一定数值的正能量，这些正能量也可以捐赠出去。郭鹏介绍，为了鼓励公众参与，后期会增加用户奖励，由爱心企业提供奖品，回馈用户。用户每次捐赠完成后获得的行动力数值，就可以兑换一定奖励。
除了走路做公益，“行善”APP还开通了直接捐款通道，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转账直接向公益项目或机构捐款，捐款通过中国建设银行提供的免费端口转给相应账户。当然，只有具备公募资格的机构可以接受这种方式下的捐赠。
虽然这款APP的使用人群定位更多是在喜欢散步、旅行等活动的人，但倡导积极健康、人人公益的生活态度也是其题中之义，便捷的亲身体验可以增加人们对公益的了解，会有更多人为了公益而爱上运动也说不定。当然，懒人也有懒招，有网友提议，把手机放在开动的洗衣机上试试呢。

美惠子

[研究与观察] 无利益，不公益


作者：王丽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各位看官，请原谅，我不是故意刺痛你，我也不是标题党，标题是我的思想，我只是一个看着皇帝穿新装的孩子，讲出了别人不愿意讲的话，爱听的人就将就着听吧!

　　谈起这个话题，源于笔者参加的一次科技创业园开园活动。活动由《头脑风暴》主持人袁岳先生主持，他也是目前国内比较有名的“无发有脑男”之一，谈话的理性和睿智在此就不多表扬。由于当天是创业园开园，创业导师自然就成了追捧的对象。互动环节时，各位热血创业青年的提问焦点自然就停留在“无线互联时代如何快速赚钱?”“如何用自己的项目引起天使基金的投资?”“移动支付会获得更多资金流吗?”诸如此类的话题，张口闭口离不开“赚钱”二字。以公益人身份参加此次活动的笔者更看重的则是伴随此次开园活动推出的“上海闵行区公益创业大赛”，在一片想着赚钱的提问声中，笔者提出了一个让袁岳和会议主办方多少有点惊诧的问题：“今天的开园活动，大家更多的是谈怎么赚钱，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话题，让我们谈谈创造价值!”所谓的创造价值，就是我今天要谈的无利益不公益!

　　不论是公益组织还是个人，在宣传或者介绍自己从事公益活动的目的时，总是强调自己的利他性，把不求利益，不图回报放在首位，殊不知这正是对公益的误解和伤害，这正是对公益组织的帮扶对象的不负责任。不论是非政府性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都要具有自己的募集或造血能力，“非营利性组织”中的“营”字，并不是盈利的“盈”字，那正确的理解就应该为非政府性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都是可以盈利的，只是它们盈利的受益者是公众，是这些组织从事的项目的受助对象。这就很简单地说明了作为国内大善的陈某标之所以在台湾行善时不受待见，正因为他只是用慈善为自己谋取名或者利，而非为某一个非政府性组织(NGO)和非营利性组织(NPO)或某一受助群体谋取关注和利益。

　　这正是公众对公益的一个认知误区，多数人认为公益组织就不该具有盈利性。其实作为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必须具备的几个要素，诸如：服务目标的公益性、募集能力或者是盈利能力、高效运作的团队、透明规范的财务等要素中，盈利能力显得十分重要。如果一个公益组织自身都不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谈何为它的服务对象提供长久而且持续的服务?

　　作为公众，我们不光不能对公益组织的盈利性抱以他见，反而在考察公益组织时应该重视它的盈利性，只是它的盈利性必须是为了组织运作和为受助对象服务的，同时必须具有定期审计和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遇到这样的公益组织，你大可放心地把自己的资金委托他们运作，这时你可以把自己理解为“商品的购买者”，你暂时“购买”了一个组织，让他们为你计划帮助的对象提供高效专业的公益服务。也就是你用10%的佣金暂时雇佣了一个组织去执行你的公益计划，这个组织完成任务后会交给你一份清晰的帐单。只有这样的公益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公益。

　　这就是我所说的“不谈赚钱，我们谈创造价值!”，这也是非营利性组织相较于社会企业而存在的更大意义。非营利性组织不光要盈利，还能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提到“价值”，我就要谈谈多数人参加慈善或公益活动时所说的“不求利益，不图回报”，这是真的吗?我先不骂你装那个啥，我只说你装!

　　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在群体中生活就像植物在丛林中生长一样，人的自利性犹如叶片的趋光性，源于自然，源于天性，这有错吗?没错!那我们为什么要回避它?

　　这不是回避，这只是因为不自省，只是因为利益有它的两面性，一是显性利益，二是隐性利益，而隐性利益恰恰是价值的体现。

　　这就不得不谈一个烂熟的理论——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亦称为社交需求)、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类，公益活动正好能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甚至能满足超出这五类需求之外的“自我超越的需求”。

　　笔者在参加一个志愿者沙龙时，发现在座的基本上是大学生志愿者，就浅谈了“无利益不公益”的一个方面，获得了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共鸣，也诱发他们讲出了自己的心声。很多公益组织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性很强，而且他们多数都要求公益组织能给他们的出具有效的服务时间证明。这让很多公益组织不愿意接纳大学生志愿者，认为他们纯粹就是“打酱油”，混服务时间的!但笔者认为公益组织本身就应该具有包容性、培训能力和传播能力，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的自利性(权且把争取服务时间达标称为自利性)并不妨碍他的公益性，他们正是公益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会把公益带到任何适合它发展的土壤中去!从后续的发言中，得到了他们的呼应，很多大学生开始的确是带着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的目的而介入志愿活动，但在随后的活动中，他们受到老志愿者人格魅力或是公益组织自身吸引力的影响，渐渐地走上了公益之路，有个女生甚至激动地说：“不论别人怎么说我，不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大学生志愿者，我都会坚持把自己的公益之路走下去!”

　　不论是去山区支教攒点资历，还是参加志愿活动毕业时好找工作;不论是利用公益活动教育孩子，还是利用公益活动实现自身价值，我们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公益组织是对社会机能的有益补充，它不仅能盈利，还能创造高于利益的价值。

　　一个优秀的公益组织，就是一个优质的交友平台;一个高效的德育机构;一个免费的心理疗养院;一个激发个人潜能的教练。每一个参加公益组织或公益活动的人都会获得心灵愉悦、人脉扩展后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自我提升之后的成就感、人生价值得到体现的满足感。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创建或推动公益组织不断发展完善的公益人，感谢我们所效力的公益组织。

　　这么多的隐性利益都被你得到了，你为公益组织付出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无利益不公益，让我们为那些孜孜不倦前行在公益创业道路上的人喝彩，让我们为那些具有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公益组织喝彩。如果有兴趣，下次我再和你谈谈《无创意不公益》。

美惠子

有时候，行善需要动力。这些动力一部分源自内心，崇尚美好;一部分来自外界，形势所迫。但不论行善动力是什么，愿意与否，能付诸善意，仍旧值得尊敬和赞赏。

美惠子

被误解的公益与慈善

作者：公益慈善论坛（www.loongzone.com）创始人 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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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内容整理自@天之心 在新浪微博@公益慈善论坛 发布的观点和见解，旨在增进和加深人们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更加理性地参与和看待公益慈善事业，如有不成熟、不恰当甚至谬误之处，欢迎指正、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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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慈善是有钱的富人、闲人、道德高尚者才能做的？

       公益慈善等于捐款，就是做好事学雷锋，就是帮助别人？

       我捐的钱可能都被人贪污了，所以我不会相信任何组织，更不捐钱给他们！对吗？

       富人、企业做公益都是作秀，沽名钓誉，另有所图？

       可以列举的类似观念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可以说“No！”的认识误区。

       在很多人看来，公益就是慈善，就是做好事，就是学雷锋，就是捐钱、捐物、做义工，就是……。公益、慈善的共性和区别到底是什么？虽然涉及基本常识，但这确实是个让很多人犯糊涂，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1、公益与慈善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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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博爱之心或利他之心，自觉、自愿的行动，显然是公益与慈善的共同根基。公益慈善均指向人类改善现状，追求人类社会与地球生态和谐发展的目标，以及个人心灵的愉悦，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境界、意识层次的提升。

       公益出于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之意识，关注公共利益、公共生活质量，致力全局性、宏观性社会问题的发现和解决，维护与平衡公共利益，推动公共政策的进步，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在小政府、大社会及大政府、小社会两种模式下，都可能有较多的公益活动，前者基于公民自觉之后的责任履行，后者基于社会矛盾和问题突出之后，公民自救、自治的行动。

      举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各类资源节约与再生利用；传统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各种公民教育与倡导活动；社区自治与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政策、立法的推动等等。

       慈善多发自同情怜悯之心，以满足弱势生命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导向。慈善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皆是处于困境中的同类和其他能感知痛苦的生命，以帮助其脱离困境、抚慰痛苦为目的。慈善不是单方面的施舍，而是互利的共生行为。慈善的首要原则是彼此尊重。

       举例：扶弱救急；扶贫济困；大病救助；救灾救援；助学；流浪动物保护与救助；放生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慈善是不能用理性的分析来计算、比较的。否则会导致“理性的冷漠和无情”。因为所有受助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所获得的帮助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最必需的，我们不能因为用于某个人的款项能够救助更多求助者而放弃这一个。凡事过犹不及。如果完全按理性来计算的话，没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可能就处境非常不佳。

       一般而言，公益的范围大于慈善，但在一定条件下，慈善可转向公益。当对某个弱势群体的扶助行动上升至国家政策层面时，比如促进相关公共福利政策出台实施，即成为公益。再如，救助动物在个人为慈善，上升至动物保护政策，则为公益。

       不过，由于理解层次不同，不同的人对公益慈善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会不同。如果将慈善理解为对人类及世界的爱，那么慈善包含了公益。如果将公益理解为人类对整个地球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则公益包含了慈善。

       公益慈善的对象不仅仅是人，还有动物等地球众生。人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员，应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承担起维护该系统平衡与可持续的责任。
       公益慈善也不只是捐款、做好事帮助别人那么简单。环境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救助和保护困境中的动物，推动公共政策和立法的进步、资助科学研究等，都属于公益慈善的范围，但显然不是直接帮助人。

2、专职与业余的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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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人们参与公益或慈善主要有两种形式：专职和业余。专职做，是因为专业、规范的组织化运作可以让公益慈善更高效、更持久；业余做，是因为公益慈善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前者需要以专业技能全职开展工作，需要支付员工薪酬，行政成本等；后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时间，随机参与，分摊费用，可不取报酬或领取少量补贴。而且，前者的工作往往不能被后者替代。

       公益组织将善款的一部分作为行政经费、人员薪酬、项目管理费，甚至通过投资实现保值增值，只要合法、合理、公开透明，就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至于管理费，应当根据机构的实际运营情况来确定，因为工作领域、公益项目、工作效率的差异，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而且应当由专业机构来核算运营成本，不能由机构单方面确定。

       个人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公益慈善事业。比如在家中节约水电，回收可利用废物，支持公平贸易，购买低碳环保、无污染、绿色有机的商品，拒绝转发没有可靠来源或未经核实的信息…… 都是公益；甚至，做最好的自己，也是公益！给有需要的人士让座，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捐款给灾民、贫病者，写信给贫困或患病的学生给予鼓励分享知识，领养流浪动物，……都是慈善。

       参与公益慈善，仅有爱心与热情是不够的。无数实例已经证明，如果你想可持续地参与公益慈善，真正帮助某些群体、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勇气面对挫折和恶行的反扑，要有智慧远见，发现问题的本质，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处理各种关系和问题。如果只是一时兴起和好奇，那也只有一时的心理满足。

个人业余从事公益慈善时如果也具有专业性，或自觉地追求专业化，效果绝对更好！比如陪老人聊天，在常人看来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事，但如果掌握和运用了老年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方法，聊天的效果肯定会大不一样，会受到老人的欢迎。

       作为个人，奉行“为善不与人言”的古训没有问题，告诉大家你的善举，进而影响更多人行善，则更佳。但不要刻意追求名、利，否则你会为其所累。同时，也不主张一味地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行善，善待自己，为家人争取更好的生活，也是大善。只要有一份利他之心、公益意识、慈善情怀，公益天天可做，慈善人人可行！与财富多少，道德高低无必然关系。

       全民公益是大势所趋。只要你有社会责任感、关心公共生活，愿意主动释放善意，都可以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全民公益，正是对穷人慈善与富人慈善的平衡，是对公民责任的一视同仁。无论贫富，都应依自己的能力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贡献。公益慈善，即不是富人的施舍，也不是穷人的苦情奉献，而是每个公民的责任。

3、职业公益人应该无薪、低薪吗？

       当公益慈善成为一个人的职业，他就有权获得合法合理的报酬和福利待遇。所以，不能因为某人是做公益的，就以道德的理由反对他获得与工作能力相应的薪酬，以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作为不求物质回报的志愿者来讲，所服务的机构为其提供基本的补贴（不是工资）也是合理并必要的。

       可是，每有与职业公益人薪酬相关的话题，都会引来热烈讨论，说明了什么？首先，表明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次，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希望这个问题不要总是悬而未决。

       1、部分公众混淆了业余公益与职业公益的区别，不认为公益可以成为一种职业，视之为业余可做的事情，故不需要获取报酬；

       2、将NGO的工作过度道德化，片面强调奉献与爱心，不对等地看待NGO人的劳动价值与薪酬回报；这也是部分NGO负责人和员工认同的，所以自愿给予或接受了低薪。实际上，这是一种“反人性”的道德绑架！所以，若想实现公益的职业化和专业化，首先就要去“道德化”。

       3、由于各种原因，NGO用于支付员工薪酬的资源贫乏，无奈之下以低薪低福利作为机构生存的代价；

       4、政府未出台NGO薪酬方向筹款、分配等指导政策，用于支付薪酬的资金来源缺乏，且职务薪级、绩效考核等相关的科学体系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充分。

      由于观念偏差，加上缺少法律支持，很多资助者都不愿意为NGO的人力成本、行政开支捐款。而NGO内部在薪酬制度方面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缺少公开透明、公平合理。

      若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寄望于极少数不计薪酬的热血者来开拓，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么多社会问题，那么多弱势群体，等得起吗？

4、是否存在“零成本”的公益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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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做任何事都需要付出钱物、时间、技术等成本。有些人将“成本”等同于金钱，认为不将捐款用于行政支出，就是“零成本”了。实际上围绕公益项目或活动付出的时间、技术、知识、人脉以及办公用品的耗损，都属于“成本”范畴。所以绝对不存在“零成本”的公益。“零成本”的提法是在误导公众，影响恶劣，伤害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5、企业如何行善？

       公益慈善，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CSR）中的一个小项。企业做公益的基本前提是，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善待你的员工，照章纳税，为股东负责，努力实现盈利；所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不等于尽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而通过参与公益慈善的方式帮助企业提升社会形象，赢得良好声誉，也是自然产生的“投资回报”，只要把握好度，不借机牟利，就是值得鼓励的善。

       企业在做公益时，应当选择自己有能力做好的公益项目，自己做不好的可以找专业的公益组织合作；对外宣传要事实求是不能夸大，保护好受助群体的尊严。

       当公益与商业相遇时，最受非议的莫过于为达到商业目的而刻意与公益捆绑在一起，并以商业手段和商业目的为要件，让公益成为工具和道具，这无疑是极不可取的，也是无法持续的。这类问题需要制度和社会监督来规范、引导。因公益带来的商业回报，应该是在公益为主导的活动中自然产生的。

       如果一个企业置合格的产品和服务、善待员工等最基本的责任于不顾，却高调宣扬自己尽了多大的社会责任，做了多少善事，那是他们在羞辱自己！

6、NGO与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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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政府组织（NGO）与政府应该保持积极的对话、合作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所以NGO人不要因为政府存在负面问题就拒绝接触，政府也不能限制NGO的成长，因为追求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你们共同的目标。

       中国的大多数NGO显然还不善于和政府打交道。要么一边地埋怨政府一边尝试获得政府的支持，要么完全排斥政府单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有限的社会资源。一路走来，那是相当的艰难。因此，认真思考和探索NGO与政府进行有效合作的策略与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NGO因为看不惯政府的作风，搞僵了与政府的关系，只会让自己的活动越来越难开展。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保持独立性、自主性，是NGO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作为NGO，必须要时常反省自己，不能总是抱怨生存环境太恶劣，政策的限制太多，把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一方面自己也要争气，把事情做到最好，不要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也要摆正态度，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和政府对话沟通，讲究策略和方法，促进相互了解，形成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对立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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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捐赠者的权利和义务

       捐赠者的权利：索取收据或发票，可凭发票申请减免个税或企业所得税；要求受捐机构公布或告知善款、物资的使用情况；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未经自己同意不得公布姓名、捐赠内容等；有权了解机构的财务状况、薪酬制度等信息，参与公益项目的监督和评估，等等。

       捐赠者的义务：尊重受益群体的尊严和权益；尊重机构的专业性、独立性，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干预决策；推动公益组织的透明化、专业化、规范化；尊重事实，不能夸大、吹嘘自己的贡献，等等。

      目前公益界的种种乱象，作为捐赠者的公众也是有责任的。很多捐赠者捐完钱之后缺少必要的跟进，放弃了自己的知情权、监督权，加上法制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力，公益组织因此缺少主动公开透明、及时反馈的压力和动力。这也跟公民教育（包括公益慈善教育）长期缺失，公民的权利意识淡薄有关。

8、贪污、欺骗等负面问题可以作为拒绝行善的理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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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存在强制捐款、贪污善款、骗捐、作秀成分大于公益的实效等问题，这都与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执行不力，社会监督失效等因素有关。但这些问题也最需要公民广泛参与和积极推动才能解决的。

       如果害怕下雨，就会错过阳光；如果害怕调零，就会错过最美的花朵；如果我们因为害怕上当而拒绝帮助，必然会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孤单地面对困境，忍饥挨冻，让他们对这个世间绝望，孤伶伶地在异乡无所依靠。这也会让善良的你感到内疚与不安。如果害怕被骗被利用，就会错过行善的机会。无论对方是真正的贫弱者，还是懒惰者、骗子，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区别仅在于方式方法。所以，不要让“害怕被骗”等理由成为行善的障碍。

       行善，需要你付出爱心、能力、财富和时间，更需要智慧！助人是必须的，但要真正达到助人的目标，需要智慧。比如通过建立防骗机制，多方核实、见证、跟进，让欲行骗者无机可乘。爱心，从来不能盲目地献。

9、误解因何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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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误区，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也存在于公益慈善从业人员之中。

       公众对公益慈善的误解从何而来？一直以来中国的公益组织，无论民间还是官办的，要么默默地埋头做事，要么依赖行政力量做事，忽视了公益文化的普及宣教工作，以至于出现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大部分人对这个行业的了解通常来自媒体报道，缺少直接了解公益组织运作的机会，所以获得的信息难免碎片化，公众对公益事业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参与机会，导致公众难以全面、深入地认识公益慈善事业，产生误解、不理解、乱质疑是必然的。这是因果关系。

       比如，有些人觉得解决社会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与自己无关，这主要是以前我们的政府喜欢包揽一切，所以很多人习惯了什么事都让政府管，觉得政府操办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忽略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转型时期已经发生的变化，比如政社分离。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长期缺少公民教育，导致公民精神的失落。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公益慈善是富人、道德高尚者的事？主要还在于以往媒体的宣传误区。媒体报道的误区很大程度上与当年“向雷锋同志学习”之类的政治号召有关，为塑造榜样和模范，过度强调牺牲个人利益，舍己为人的道德高尚性，忽视了普通人的可参与性、可持续性。

       比如媒体报道公益慈善人物时，都喜欢使用这样的套路：某人放弃了高薪、地位以及某个重要机会等等，放下小家顾大家，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无私奉献云云。这样一来，人物的道德水平瞬间拔高，貌似公益慈善只适合少数人做，与普通人无缘。道德标杆确实树立起来了，但只是草原上几棵孤零零的树，因为多数人只能做小草、草根。由于普通人很难做得到所宣扬的公益慈善，所以久而久之，就觉得公益慈善与自己很遥远，不是自己能做的。

       确实存在善款被贪污的情况，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继续行善的理由。行善的同时，积极推动和监督公益慈善行业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我们的责任。唯有集众人之力，才会孕育出更多具有良好公信力、执行力的专业公益慈善组织。

10、如何消除误解？

       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在做好份内工作的同时，应当重视传播与倡导工作。要促进公众的了解进而获得信任与支持，公益组织必须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比如通过公开各种信息、普及常识、邀请公众参观等方式。因为任何你所面临或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所以必须通过传播和倡导影响整个社会生态，上到政策法律，下到公众意识，通过展示自己所做的工作，一方面以透明树立专业与公信，另一方面也促使社会重视相关问题，投入更多资源。

       另外，为媒体普及公益常识的，也只有公益组织。各地的公益组织应该主动和媒体等行业进行“跨界沟通与合作”。不能出了问题就怪媒体，媒体出问题也是公益组织与媒体的沟通不够导致的。再说，透明是需要不断推进、深化的，只要你不够透明，迟早会出现漏洞让公众质疑。

当然，媒体也要虚心一点，不要自以为是、想当然，要尊重专业，遇到涉及专业的报道，要多方请教，不能为吸引眼球牺牲职业道德，出现专业术语使用不当，误导公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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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其它需要厘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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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利、盈利、赢利的区别

      “营利”就是“谋利”，以赚钱为目的，未必赚到钱；“赢利”指的是赚到了钱，可能亏本，也可能盈余；“盈利”指扣除成本，还赚到了钱。

      “盈利”的近义词是“红利、盈余”，反义词是“亏本、亏损”，可见，“盈利”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收支相减之后的利润”。

       牟利与谋利的区别

      “牟利”，指的是以非法手段获取利益，是贬义词；“谋利”的范围比“牟利”大得多，是指有计划地获取利益，为中性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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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非营利组织（NPO）

      “非营利组织”（NPO），这个词是从英语“Non-ProfitOr-ganization”翻译过来的。“Non-Profit”翻译成“非营利”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对于NPO的界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对NPO来讲，通过提供服务、产品实现盈利，但所获利润应继续用于公益事业，但不能用于个人分红（合理薪酬之外的利润分配）。因此，很多人把“非营利”写成“非盈利”，是错误的。

       关于非政府组织（NGO）

      很多人习惯把“NGO”误称为“NGO组织，其实，NGO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的缩写，这里的“O”已经是“组织”的意思了，再加个组织，岂不是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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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你所见，公益慈善界并不是独立于社会大环境的世外桃源，更不是一方净土。所以当你决定对这个行业评头论足时，一定不能期望太高，不要把公益慈善界当作道德高尚者的集中营。公益慈善界所需要的，其实不过是一种有效的机制：能持续以专业、透明、健康的运作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最大限度地预防可能出现的贪腐现象，促进社会公平。

       每个公益慈善事业的参与者都需要努力克服深藏于人性的种种弱点，但同时也要正视或接受他人的缺点，和多元的价值观，避免站在道德高地评判他人乃至整个社会，只能通过基于信仰、信念的行动承担能力范围之内的社会责任，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点滴的行动让世界变好一点点。

       只要你心中有善，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虽然恶行无处不在，常令你感到恐惧和绝望，但只需要你做点身边力所能及的事，给这个世界增添一点点正能量。无数个你汇聚的力量，就可能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