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生存焦虑
从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为维护自己精神上的生存而忧心忡忡,以至于我对其它的一切都感到淡漠了。——弗兰兹·卡夫卡
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通篇都在回顾父亲的高压统治对自己的伤害,以及这些伤害在他的生命中造成的后果。对于偶有的例外他描述说:“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您脸上也会绽出一丝特别的美,露出极其难得见到的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来。谁受您这一笑,谁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
与卡夫卡相比,我无疑幸运得多,我还不至于“对其它一切都感到淡漠”,甚至还受到过父亲满意、嘉许的笑容的眷顾,只是我并没有感到陶醉。准确地说,受了那一笑,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初一的一天晚上,家里正在做晚饭,我跟父亲说起数学老师,说老师认为你解题的方法越简单,说明你聪明。父亲听完哈哈一笑,满是赞许之意。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放松了下来,身心也顿感舒展了许多。这种感觉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直到多年后才又被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在儿时没有梦——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父亲一再的否定与打击,我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完全瘫痪了,对什么都感到无能为力,无意识地,对于任何陌生的领域,我都尽可能地回避。等到初中毕业,“将来”这个词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意识,从此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对“将来”的忧虑和怀疑深深地困扰着我——在考上大学之前,忧虑着“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进入大学之后,又在担心一系列的“失败了该怎么办”。我们是为着“将来”生活的,我们总是为了将来的需要和将来会如何而发愁!
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前,这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忧虑;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后,它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如果我被录取了,去读中专业不会再有升学的压力,但我对读中专却心有不甘,总觉得不读大学似乎少了点什么;另一方面,如果去上高中,又不得不面对升学的压力,这将是我难以承受的重负。在这种“to be, or not to be”的反复煎熬中,我最终还是为自己的冲突找到了一个条“出路”:上中专也可以自修大学啊!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是一个人在摸索,没把烦恼对任何人说起。说到底,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虽然也有三五成群的同伴,但中间始终有某种隔膜存在,从内心来讲,我一直是个非常孤独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
这种孤独离群的倾向,跟我所受到的教养是分不开的,这种教养也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安全感是这样产生的: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与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前后一致的、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到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期待——这种基本信任是儿童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婴儿自我统一性的基础——,并且感觉到自信自尊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安全感研究评述》)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有可能被摧毁。唯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赖恩《分裂的自我》P172)
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指出了童年期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心理学告诉不幸的人们:"三岁已经迟了!"对狼孩及福利院孤儿等大量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三岁以前的心理剥夺和创伤,将导致终生难以恢复的心理障碍。现代心理学诸多流派和学说,纷纷把注意力向着越来越早的童年期推进。人格分层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先发展起来的心理机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深部和内层,而那些高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则位于外层。内层不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受意志控制;外层却相反。场理论将人的心理发展看作人格和环境的函数,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环境就越表现为压倒性的决定因素。
我不知道我在婴儿期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抚育,但我料想没有,这种推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年春节回家,我在被窝里和他聊天,他在旁边看着电视,这时背篓里的外甥女哭了起来,他却充耳不闻、不理不睬。我听不下去了,让他把孩子抱出来哄哄,他却回答说:“哪个细娃不哭几声嘛。”一直在哭的孩子,他却认为“哭几声”很正常,仿佛只要他继续置若罔闻,孩子就会知趣地停止哭闹。当然,我也承认,只要成人坚持不予理会,孩子是会停止哭闹——反正怎么哭大人也不会有反应、得不到想要的照料,怎么哭也没有用,那还哭什么呢?无论这时孩子有没有出现意识,这样的情景都会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种“不受照顾”的经验将伴随他的一生,成为他深刻自卑感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分量。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对此他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由此小孩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看法才能得到纠正。(《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P8\P9)
他同时说到,要破解一个人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他的早期记忆库。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否认为这个最早记忆是他所能想起的最早的事,甚至是否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忆,这都毫不重要。早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生命的解释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在所有的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回忆起的头一件事,它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P13\P14\P56)。并非巧合的是,我最早的记忆,恰恰就是“不受照顾”!
在之后的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打败了,伤痕累累;在以后的战斗中——哦,从那以后我跟父亲之间再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总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败下阵来,剩下的只有在内心自伤自怜的份。举例来说吧,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劈头盖脸的对我一顿数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到隔壁房间去偷偷地饮泣……父亲的世界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比如我和姐姐在嬉笑,他就会说:“你家有几百石老谷子吃不完了阿!”),对他我是不敢有任何期待的。我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期望行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喊我站着我不敢坐着,对此他是颇为得意的),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些。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母爱的缺席,这些经历或许还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母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她的作用在于给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那种我从来就缺少的安全感。母亲不能给予我安全感,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拗不过父亲的固执,早就被父亲的权威制服了,无法在家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力量。在我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她就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的辩护,只是因为不忍心看我挨打而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任何时候父亲羞辱我,她都只是默默地旁听——父亲是我们两代人中的最高权威,她无力对此表示异议。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她还内化了父亲“权威主义”的精神机制,开始对我的反抗和不驯服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后来她稍假辞色也能够令我噤若寒蝉。何其悲也!在我想来,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也是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的:一方面,毕竟每位母亲都有慈爱之情,惩罚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那就是对她自己的背叛,这恐怕是她更加难以忍受的。只是到后来,这才逐渐“习惯成自然”,似乎所有对我的惩戒\威慑都是我自找的,是我不该挑战她的权威。
在他们的一再拒斥与压制下,我不得不完全放弃了自我,而“我怎么样也胜不了,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越争取\越反抗越受打击,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这样的无能为力感也就深深渗透了我的心灵。
概括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感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看法,而是不得不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以便将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在这个环境中,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是我自身的决定因素,我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P2,《我们内心的冲突》P153)
踌躇徘徊中,录取通知书终究是没有来,开学一周后我去高中报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