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人民日报回顾邓小平档案:曾率先反对两个凡是2014年08月12日16:22  新浪历史   

　　本文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8月12日06版，作者：王刚，原标题：伟人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我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重要情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一、 一份珍贵的自传
　　1991年8月，俄罗斯开始陆续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我党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代表团住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王荩卿大使和张志明参赞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我们先后到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查阅档案。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中午不休息，吃点面包继续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邓小平同志原名邓先圣，5岁上私塾时先生说这个名字有对圣人不敬之嫌，给他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为适应当时地下工作需要才改名邓小平。翻过签名的第一页，正文是用蓝黑墨水书写的，一共10页。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自传写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地位；二是个人的经历及思想变迁；三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四是来俄的志愿。前3个部分主要写了邓小平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和1920年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他坚定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我们将这份自传的复制件报送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连连表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60多年前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实在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电、书信、题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回顾和学习这些档案文献，常常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大家了解“八七会议”，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记录的，这份珍贵的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莫斯科回国后，192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文件和机要工作，同时参与起草文件。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言有800多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从档案文献看，1931年8月，邓小平同志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后，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迫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撤职，但他仍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红星》报大约每周出版一期，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发行，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报70多期。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充分展现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从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八年抗战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129师纵横晋冀鲁豫，驰骋太行山下，大小战斗数千次，开创的根据地成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30万军队的七大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粉碎，转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出密级极高的电报，表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邓大军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复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直趋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率领12万大军出动，兵分三路，蹚着浅至膝盖、深可齐腰的积水泥沼艰苦跋涉，先后突破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重重阻隔，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致电邓小平同志征询关于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工作的意见，并批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亲自写按语称赞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和毛泽东同志赋予邓小平等同志更大重任。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把指挥交给你”，中央军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渡江作战。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千里长江，万帆齐发，百万大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同志欣然挥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奋斗，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和卓越胆识。我们今天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学习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学习他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的非凡胆略和恢弘气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一部重要的手迹选编
　　经中央批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书，是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文献。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同志考虑，能否将邓小平同志的手迹编辑出版一部手迹选，既有助于大家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又可真实地感受邓小平同志朴实无华的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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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让华国锋发现已无法阻挡邓小平复出2014年05月18日22:24  人民网   我有话说 收藏本文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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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如何评价79年对越反击战：炮火厉害 部队勇敢

2014年08月29日 15:16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宋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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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邓小平接过话题说：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主要是生产不出来；打的炮弹多一些。说到这里，他笑道：前年我们的反击战，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另一条是部队勇敢。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宋毅军 ，原标题为：《邓小平决策华北大演习的前前后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先后组织过3次比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第一次是1955年，由叶剑英元帅主持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抗登陆演习，参演部队将近5万人。第二次是1959年，由南京军区在杭州湾穿山半岛举行加强步兵师渡海登陆对筑垒防御之敌进攻的示范性战术演习，参演部队有2万多人。第三次是1973年，由北京军区举行的打敌集群坦克的军事演习，动用了1个坦克师和2个步兵团，加上参演的空军部队，也是2万多人。而1981年这次华北大演习，按照邓小平的设想，集团军按六六制编成，有空军协同，再加上保障部队，共需动用部队11万人。可见，这是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演习，是代号为“802”会议（指1981年举行的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的集训——笔者注）的重要内容，即会议的第三阶段。那么，为什么要举行这次集训，特别是要大规模地组织实兵演习和阅兵呢？

大演习前的“801”会议：“积极防御”方针的确立

话题还得从1980年10月解放军总参谋部举办的全军高级干部对苏联防卫作战研究班代号为“801”的会议说起。“801”会议主要是讨论研究、明确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以及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当时，邓小平认为，总参举办这个研究班很有必要，也很及时。应该说，这个讨论早一点更好，再不研究就晚了。所以，10月15日，他在研究班全体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在分析了面临的国际形势后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问题很重要。我们在考虑战略问题时，一方面要把整个国际因素考虑进去。不能设想敌人先对中国动手是孤立的事情，同样也不能设想敌人从别的地方下手而不顾虑到中国。所以，我们在考虑敌人向我们动手时，要把国际因素考虑在内。一方面，不是好像战争这个事情就来得那么快。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估计到战争一定要来，甚至不排除战争重点在欧洲、在西方，先对中国来个动作，所以我们应该有所准备。

为此，他强调，一旦有事，还是要立足于自己要有信心。人家是优势装备，我们是劣势装备，新式一点的好一点的装备，不可能搞得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搞。所以，要是打仗还只能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对这一点，大家心中要有数。比如，买先进的作战飞机，你能买几架？买几架就买穷了。我们有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装备的传统，要相信有这个本领。

那么，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究竟采取什么方针为好？邓小平综合大家意见后明确地指出：“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因为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是机械化装备，坦克也不少哇，最后断了补给，坦克当做工事，周围一圈都是坦克，根本不顶用。我们有劣势装备战胜强大装备的传统。这一点要强调。这是我们人民军队有信心、增强信心的根据。我们总是要立足于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持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针对会议中有同志提出来要研究将来战争打起来军队组成即军队组织以什么形式便利的问题，邓小平回答说：比如有的同志提出，过去我们也设想过，把一个军组成一个合成军，有炮，有坦克，有导弹，炮包括防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集团军。战时这就是预备队，使用于突击方向。“这样的意见是值得考虑的。今天我不是作结论，是提出来研究这个问题。”

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强调，现在确实需要根据这次会议讨论，搞出一个作战预案来，包括全局，包括一个战略区域，我们一个军区就是一个战略区域。搞出个作战预案很必要，有这个讨论基础嘛！“比如说，在华北等地区，首先搞一两个合成军。现在普遍搞不可能，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有一两个集团军作基础，就可以进行合成军的训练，免得战时临时组成，指挥员都不会指挥。”练兵也可以接触坦克，接触对空武器，接触导弹，这样就有了现代化作战的知识，我们军队的素质就可以提高。“像这样的问题，军队的组成问题，或者部分组成问题，要提到我们日程上研究。我想，同志们提出这些意见对我们有启发。平时的组成要同战时结合。为此，就是要抓训练。这件事可不能放松。”训练要注意合成训练，抓合成军作战训练。当然，合成军是这样，其他的也应给它这个条件，给它坦克，给它炮，给它其他装备，进行训练。部队也要注意实战训练。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要制定各种计划，要结合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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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这要求我们的军费维持现在的比例。军费搞得太高不可能，肯定影响经济建设。”所以，对我们军队的同志、在座的同志来说，就是怎么把这个钱用好，把钱更多地用来改进我们的装备。这也是我们考虑的一个战略问题。怎么花是个学问，要好好研究，精打细算，方针要对头，办法要对头。

自从“801”会议举行以来，根据邓小平关于国内外形势一系列指示，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的作战形式，要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并同运动战、阵地战紧密结合。可见，坚守防御作为主要作战形式，是贯彻执行中央军委、邓小平指明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大战略措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指导未来作战关系极为重大。华北大演习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出的。

一封请示信前后：三个演习方案的出台

“801”会议以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先后举行了战役集训或召开作战会议，传达学习会议精神，认真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这对全军战备、训练和各项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战略思想统一并不等于战役、战术问题都解决了，真正贯彻落实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还必须进一步研究战役、战术问题。

在“801”会议期间，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就指出：战略方针和战略方针具体化的问题，是军队的头等大事，战略方针具体化就包含了像怎样坚守北京和各个重要方向这样的问题，要一个战区、一个战区来讨论研究，正确解决战略、战役、战术之间的关系。战役、战术问题研究透了，战略方针的落实就有了基础。“802”会议结合华北方向，研究和探讨战争初期坚守防御作战的基本理论，以及组织指挥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等一些主要问题，就是在从事这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802”会议是“801”会议的继续和深入，是学习贯彻中央军委、邓小平指明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继续和深入。

为此，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801”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和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共同发出关于1981年加强军事训练的指示，明确指出由北京军区于秋季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提出要在几个主要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当时考虑了三个方案：第一，在华北地区，可以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第二，在西北方向，可以组织以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三战”演习；第三，在渤海湾方向，可以组织抗登陆演习。

总参谋部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倾向于首先进行华北演习，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具体地点定在河北省张家口以北地区，并委托北京军区组织实施。

中央军委原则同意了总参的建议，确定这次集训、演习的代号为“802”会议，并指示总参会商北京军区，尽早制定出演习的具体方案。于是，1981年春节前夕，副总参谋长张震以及总参谋部军训部有关人员，驱车来到北京军区，共同研究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问题。北京军区行动迅速，很快就提出了演习的初步设想。

1981年2月底，春节已过，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副司令员马卫华来到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集训特别是演习方案，内容主要有集训的课题，集训的目的，集训的内容、方法、步骤，集训的对象，集训的时间、地点，集训的组织领导。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三总部和各军兵种的有关领导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原则上同意北京军区的设想。但有的领导同志也担心，搞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考虑国家的财政状况，一下子动用这样多的军队，搞这样大的规模，感到没有太大的把握。会议要总参与北京军区再商量一下，准备大、中、小三个方案，然后以专题形式上报中央军委审批。

总参谋长杨得志把拟制演习方案的任务交给了副总参谋长张震，要他同秦基伟、马卫华具体商量。由于想法比较一致，大、中、小三个方案的设想很快就搞了出来。


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演练四个科目：一是模拟敌军集群坦克进攻，二是空降与反空降，三是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四是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参加演习的兵力，共计13个师零12个团又5个营，10.5万余人，汽车8600辆，坦克850辆，装甲运输车386辆，火炮1763门，飞机178架。

第二方案，方面军编成内的防御战役演习。减去空降反空降的科目。参加演习的兵力压缩到5万余人，参演的汽车、坦克、装甲运输车、飞机也都相应减少。

第三方案，只搞集训，进行战场勘察和集团作业，不搞演习。只需经费77万元。

3月5日，张震将上述方案向杨得志作了汇报。杨得志同意上述方案设想。考虑到此次集训、演习要动用战备物资，他就对张震说：你是主管训练的，关于方案的问题，是不是先以你个人的名义，给小平同志写封信，简要汇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指示，是不是要听一下汇报，然后再以总参名义正式给军委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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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张震给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写了一封信，主要汇报张家口以北地区演习的准备情况，提出三个方案的设想及其根据，对所需经费也作了初步预算。

张震在信中首先说明集训情况：时间预定在今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集训拟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实兵推演阶段，除以一定数量的坦克师、装甲团、直升机模拟敌军进攻外，另以一定数量的步兵师、坦克师、地炮、高炮部队，按邓小平指示过的集团军以六六制编成合练。上述设想再加上保障部队，共动用陆军、空军约10万人。所以，“这是我军历史上实兵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信中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提出：由于当时正处在经济调整时期，各种费用压缩，所以，是否采取图上作业，实兵推演集团军的方法。信中请示：“是否可以，请您批示。”

难题不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军队通过实兵演练现代化战争模式，研究制定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论，鼓舞斗志；然而，国家处在经济调整时期，各方面都在节减经费，紧缩开支。难题如何解决？需要邓小平的最后定夺。

不久，总参谋部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在近日听取一次汇报。邓小平决断：“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看完张震的来信，邓小平陷入了沉思。关于举行演习，春节期间曾经听前来探望的同志汇报过设想，不过没讲要花多少钱。因此，有必要当面听听总参谋部的意见。于是，便有了3月10日著名批示的“拍板定案”。这天上午，杨得志、张震奉召准时来到了邓小平办公室。

杨得志首先开口：邓副主席，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张震也顺手把演习立案设想的书面材料呈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接过来翻了几页，说：这个图我看过了。杨、张二人注意到，3月6日张震的请示信也摆在旁边的茶几上。邓小平点燃了香烟，用目光示意两人开始谈。

杨得志开始汇报：“张北”演习拟定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10多万人的方案；第二方案，压缩到5万人左右；第三方案，是搞图上作业。这三个方案考虑的根据，主要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要动用这样多的部队，动用这样多的钱比较困难。

杨得志停顿一下又说：来之前，军委办公会议也研究了一下，有同志说，按第一方案演习花钱太多，且政治上对苏联有没有影响？所得效果又如何？还有同志说，以一个军加上一点训练保障，部队不做大的调动，可以节约一些。看到邓小平没有做声，杨得志接着说：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认为按第一方案好。到底怎样确定好，请邓副主席指示。接着，张震也对第一方案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提出准备成立演习领导小组，由杨得志担任组长，具体工作请秦基伟来搞。

邓小平听完杨、张的汇报后，开始发表意见：“张北”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联系到最近苏联举行的10万人演习一事他话题一转说：苏联也搞嘛！苏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映。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他的话既肯定又坚决：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到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他随口问道，以前我们只在旅大，在辽东半岛，由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去了吧？杨得志知道，这是指1955年11月解放军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抗登陆实兵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训练总监部组织领导，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任总导演，参加演习的有陆军、海军和空军共6万余人。通过这次演习，丰富了解放军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军队高级干部组织和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并取得了组织较大规模战役演习的经验。杨得志回答说：我们在战役系学习，都没有去。

邓小平接着又说：还有一个，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我们好久没有打仗了，我们同越南打了一仗，还不是合成军，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张北”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

邓小平见杨、张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便说：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邓小平转而说到了一个与实兵演习有关的重要问题，他说：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它们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他加重了语气说：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也使军民关系更好些，对加强军队训练有作用。

张震补充说：去年11月部队在洛阳演习，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得最好，大家反映也很好。

邓小平表示知道这件事，并说，洛阳搞的那次演习搞得不错，但那次演习规模不大。

张震进一步讲道：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动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67万多元，动用储备物资210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花了一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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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过话题说：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主要是生产不出来；打的炮弹多一些。说到这里，他笑道：前年我们的反击战，对我们的评价有两条：一条是炮火厉害，另一条是部队勇敢。

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张震说明：总参谋部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搞。”

决心下定，邓小平又强调：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张震告诉邓小平：北京军区集训干部也搞过四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邓小平进一步指示说：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搞得像个军队样子。

最后，当张震请示说如果这样搞，要用一笔经费，还要动用一些储备物资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吧！就这样定了。说完，他便顺手拿起铅笔，又大致看了看张震给他的3月6日的信，在首页上方批道：“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邓小平3月10日”。华北大演习的重大决策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通过这次谈话，杨得志、张震都深感邓小平考虑决定问题，总是从大局着眼，确实站得高、看得远。从邓小平住处出来以后，按照杨得志意见，张震在当天召开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上就传达了邓小平关于举行实兵演习的指示、批示。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执行，把这次演习搞好。最后，主持会议的军委秘书长耿飚归纳大家意见：要坚决执行，尽量节约，要花的还是要花，决心搞！就这样，1981年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代号为“802”会议期间的大规模实兵演习方案确定了下来。

运筹帷幄：势如张弩

3月12日，张震向北京军区、参演有关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三总部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传达了邓小平3月10日的重要指示。与会人员非常振奋，表示一定要把这次演习搞好，同时也集思广益，提出了许多节省经费、物资的好办法。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提出，演习所需的油、弹、钱，可以从正常训练经费、物资中调剂解决一些。军委炮兵石璧副参谋长说，经与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协商，各种炮弹可以减少三分之一。总后勤部军交部的同志建议，运送演习部队的专列，可以在年度运输费里解决一些，还可以采取摩托化和徒步行军的办法，既节省经费，又缓和铁路运输紧张的矛盾。马卫华副司令员表示，演习所需的经费、物资，北京军区能解决的，绝不向总部伸手。总政治部的同志也提出，要结合今年的演习，把战时政治工作好好研究一下，还要组织力量，拍好这次演习的影片。

为了加强对演习的组织领导，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领导小组，组长由杨得志担任，杨勇、秦基伟和张震为副组长，成员有三总部、北京军区和有关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同志。下设办公室，由马卫华同志负责。

5月20日，经邓小平批准，总参谋部正式发出了举办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的通知，对集训指导思想、参加人员、学习内容、方法步骤、时间安排，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在准备过程中，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认真领会、贯彻军委和总部的意图，率领军区机关、部队，多次勘察地形、修改方案、指导演练，并且在总部和有关军兵种的协助下，编写了《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准备与实施》等15本理论教材以及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材料和参考资料。有关集训和参观的组织、保障工作也做得扎实细致、井井有条。空军从4个军抽调部队参加了演习。张廷发司令员、高厚良政委和成钧副司令员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

6月底，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党心军心所向，众望所归。大家更觉得这次演习意义非同寻常，影响也非常深远，一定要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8月中旬，张震和三总部同志再次赶到张家口地区演习现场，检查准备工作。部队进行了预演。考虑到正式演习时参观人员太多，张震等决定在预演时安排1500名军师干部前来观看。大家观看了所有科目的训练，检查了阅兵准备。总的感到，演习贯彻了军委确定的方针，主要科目设置合理，对外军模拟得比较好，可以通过演练深入研究战法，同时也提出了个别改进意见。张震表扬了以战斗姿态反复演练、精益求精参演和阅兵的部队。


此时，军委已经明确邓小平阅兵后要发表讲话。张震认为总参谋部应该及早准备。为此，他和集训领导小组以及总参军训部同志根据邓小平一贯思想，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这个主题来撰写讲话稿。大家反复讨论后，决定由军训部胡长发同志执笔。初稿很快写就，又经过多次修改，由杨得志审阅后报送军委。讲话稿不到千字，简明扼要，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

关于“802”会议的准备情况，杨得志、杨勇、秦基伟和张震，还先后分别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作了汇报。三位元帅都希望，这样大规模的演习隔几年搞一次。各军区可以多搞一些师以下的演习，重点是培养干部对合成军队的指挥能力。他们还要求，对于这次演习，要很好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使我们的主观设想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使我们的战备工作更加适应作战任务的需要。同时还对未来作战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美惠子

8月27日，“802”会议正式开始。参加集训的有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共247人。会议开始时，杨得志讲了战役集训的目的、任务、内容和要求。张震向大家介绍了计划和安排。

“802”会议研究的重点，是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战役集训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8月27日至9月3日，在北京学习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理论材料，并安排了授课。马卫华讲《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准备与实施》，北京军区空军刘玉堤司令员讲《方面军防御战役空军的运用》，北京军区副政委曲竞济讲《方面军防御战役政治工作》，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衣瑞伦讲《方面军防御战役后勤保障》。

第二阶段，从9月4日至11日，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作业。作业前，由总参军训部石侠副部长介绍红、蓝两军的立案意图。预先没有准备什么原案，而是请与会人员根据军委确定的战略方针和“801”会议明确的任务来定下决心。具体做法是：由大军区参加集训的同志各组成一个指挥班子，都来当一当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就是说都当方面军的司令员和政委，提出自己的方案。各指挥班子之间，互相切磋。

第三阶段，从9月12日至21日，到张家口地区参观北京军区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的组织实施。

节如发机：大演习惊心动魄

9月14日，华北大演习正式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华国锋等，都前往“张北”地区参观演习并检阅演习部队。同时观看演习的还有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全军高级干部和当地群众，共3.2万人。

邓小平格外高兴，身着平时很少穿的军装，来到演习现场。演习由秦基伟司令员担任总指挥。演习区内，战机轰鸣，铁甲云集。轰炸机连续投弹，强击机俯冲攻击；火箭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剑一般地飞向“蓝军”的坦克群；反坦克导弹准确地摧毁预定目标……一时间，演习场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目睹此景，大家仿佛又置身战场，回到了血与火的年代，也为人民共和国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而感到自豪。

中央领导同志看得兴致勃勃，连连鼓掌。当看到“红军”的战略预备队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实行气势磅礴的反突击时，邓小平高兴得站了起来，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演习共进行了5天，邓小平除秘密往返北京参加了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观看了全过程。

9月19日上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陆海空三军的53个方队，接受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的检阅，然后，他们由八一军旗引导，在庄严的军乐声中，精神抖擞、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

邓小平阅兵后，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向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的指战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他说：“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他表示：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他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他要求全军：“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演习结束后，有关人员回到北京。“802”会议转入第四阶段，进行总结提高。会议期间，大家结合观看演习进行探讨，对战争初期防御战役的问题取得了如下共识：要着眼战略全局，正确判断敌情，做好多种准备；要准备侵略者投入强大的兵力，以正面突破、两翼配合，两翼突击、钳形合围，一翼迂回、侧后突击等几种方式对我进行入侵；要坚持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原则，构成大纵深防御体系。在战区内，从前沿到纵深，把防御阵地、防空工程、作战力量、指挥机构、各种保障等，统筹布局，形成有机整体，构成总体防御；要把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要组织统一的战役后方，搞好坚守防御作战的后勤保障；要坚守防御作战，必须立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9月25日，“802”会议圆满结束。杨得志作了总结讲话。大家一致认为，举办战役集训班，研究探讨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作战问题，组织实兵演习，对于解决“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化，探讨以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对于培养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锻炼部队，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大有好处。特别是邓小平亲临演习现场、检阅部队并作重要讲话，对我军的“三化”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推动。

10月1日国庆节上午，邓小平会见哥伦比亚外交部部长卡洛斯·莱莫斯·西蒙兹，在回答他提出的关于这次演习的问题时表示：中国正在发展经济，实在不愿意把钱多花在别的地方，特别是用在军事方面。从国际上来说，我们希望和平，希望长期和平。“但是我们总得准备另外一手，应付战争的到来。战争来不来，不决定于我们，所以迫使我们不能不在这方面注意，以对付面临的危险。”

华北大演习的帷幕落下，尘埃落定。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美惠子

77年中共高层谁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政策？

2014年08月29日 08:35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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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华国锋谈笑风生，互相敬酒。（图片来源：凤凰网历史）[详细]

核心提示：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作者：叶永烈，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7年5月24日，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政策的核心。邓小平一出来，就指出了华国锋的要害问题。

秦基伟（1988年1993年担任国防部部长）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曾这样谈及当时看了中共中央转发的邓小平两封信之后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

六年前当小平同志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尖锐地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虽然也感到非常重要，非常深刻，针对性很强，但毕竟只是从指导当时工作的现实意义上考虑得多，对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影响认识得很肤浅。经过反复的学习和多年的实践，尤其是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认真加以思考，才逐步意识到小平同志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透过复杂的现象，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十年内乱中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这确如一声霹雳，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大家茅塞顿开，成为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先声。

尽管邓小平一出来就向“两个凡是”发起抨击，但是华国锋那时还戴着“英明领袖”的光环，“两个凡是”还占着统治地位，要推倒“两个凡是”，还必须经过一场曲折而艰巨的斗争。

也就在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著名口号。邓小平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张春桥提出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口号，知识分子被臭骂为“臭老九”。邓小平刚一恢复工作，马上提出了应该尊重知识分子，重视知识分子的巨大作用。

邓小平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作用。邓小平说：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

也正因为邓小平重视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教育，所以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后，主动要求主管科教工作。邓小平后来在1977年8月8日这么谈及：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邓小平毕竟拥有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所以他刚一重新工作，便在1977年5月24日的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

美惠子

华国锋谈自己文革后坚持“两个凡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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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我记得在闭幕会上最后一个讲话的人是华国锋。

　　他对这个已经开过的34天会议做了总结。

　　他的这个讲话有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讲的是会议成就，第二个部分专门讲“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讲党的团结和提高领导水平的问题，第四个部分是讲召开三中全会的问题。在他的讲话稿中并没有写明有这样四个部分，从实际内容看这个讲话就是由这样四个部分构成的。

　　他讲话的第一部分，同邓小平、叶剑英一样，对这个会议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以中央政治局和全体到会同志的名义说，大家一致认为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接着他概括会议有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同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着重点从大规模揭批“四人帮”的运动，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二是彻底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和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针政策；三是讨论修改了两个农业文件，原则上确定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四是酝酿讨论了中央人事问题。

　　他讲话的第二部分中又分了三点来讲。

　　第一点讲“两个凡是”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绝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的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

　　接着他讲：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他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他承担。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

　　当时到会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

　　当然，不需要什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没有讲出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全盘托出，其中包括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言辞，而且对事实和思想的叙述也有很多不合逻辑甚至违反时间进程的地方，如前面发生的事情受后面思想的指导。并且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认为要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

　　第二点讲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他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

　　他说，由于他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

　　“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他在转述这一段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

　　这一段说的是他在11月25日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央常委赞成真理标准问题的表态。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他在这里讲的那段话是11月25日晚中央常委的集体表态，并且对真理标准问题只是说到，并非专就这个讨论而讲，而且这话还是通过邓小平的口讲的。华国锋至少还应该讲几句自己的话，讲到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自己的看法到底如何。因此在华那次讲话后我和王惠德、杨西光对他讲的这段话议论了一下，一致认为，他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

　　在第二部分中，他还讲了第三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说：

　　“在这次会议上，同志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为召开理论务虚会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时王惠德、杨西光和我议论这段话时，总觉得有些不很对头的地方，没有来得及做出判断，最后看了两遍，看明白这么几点：那就是他在这段话中一连说了三次“解决”，一是这次“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二是要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就是这次会议还没有解决好）；三是要有这次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这就是说，能够解决好还是一个要有正确精神指导的问题。这样来评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达到的成就，应该说是太低了。本来应该说这个问题，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得到了解决。

　　华国锋讲这话的时候他已经看过邓小平大会讲话的稿子，也听了邓小平的讲话，但是他并不认为邓小平的讲话就是宣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已经解决好了，毋须再经过一个专门的理论务虚会。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要在理论务虚会来解决，其实只有原先反对、抵制真理标准问题的极少数几位同志思想不那么通罢了！

　　华国锋在讲了这几句之后，还说了一句：“中央希望，理论战线和宣传部门的同志，在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做好宣传理论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几句话从原则上讲无懈可击，因为团结无疑是要强调的，何况又加上分清是非这个前提。关键还是对于谁是谁非，华国锋没有多说一句话，不像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讲的话。

　　华国锋讲话最后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求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只写：）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

　　华国锋讲话中最后讲的这个问题也受到出席者的欢迎。

　　他讲话的第四部分说中央工作会议后接着要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讲了会议的几项任务，第一还是讨论着重点转移问题，第二是审议通过农业文件和两年计划安排，第三项是讨论人事问题，提出的候选人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那些人。在这几项任务中还有一个成立中纪委的问题。

　　华国锋的讲话大致就是这样。

　　对华国锋这个讲话，会议出席者基本上是满意的。

　　附记：我对华国锋的印象

　　我最早认识华国锋是1961年在长沙。我去湖南是参加毛泽东指定下到农村基层去了解“大跃进”后农村基层真实性的三个调查组之一。到长沙后，张平化曾和省委全体成员集合向我们这个调查组介绍当时湖南省的基本情况。华国锋作为分管财贸的书记参加了这个会议。但是因为他管的工作同我们的工作任务离得比较远，他同我们组没有发生什么工作关系，我在湖南三个来月没有同他说过话，对他没有任何印象。

　　我对他有印象是从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开始一直到他下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又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批邓”前——“批邓”中——“四人帮”粉碎——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三中全会后他继续担任主席期间——离开了：）主席的职位之后。每个时期他都有些事可说，同时又都没有较多的接触，因此只能使用“印象”这两个字，而且时间并不长。

　　从1975年到1981年不过6年时间的光景，但这6年，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很重大事件的6年，细细说来可以写成一篇很长的文章。在这个附记里，我不准备按照时间次序发表我对他的印象记，我只想讲讲我对他本人能力品质方面几个突出的印象。

　　第一个印象是关于他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方面的。

　　1975年我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时，邓小平要胡乔木和我帮助华国锋准备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讲话，胡乔木负责其中的第一部分，其余三个或四个部分由我负责。在我与他接触的过程中，我对他有三点印象：一、他工作是认真细致踏实的；二、他的记忆力不错，记住不少事；三、口齿清楚，慢条斯理，能把话讲得很清楚。这三点算不了高的评价。我并不认为他有什么高的水平，有什么高的思想境界，但是这三条都属于“好”的范围。其中第一点印象的来源是起草这个讲话的过程，华国锋白天处理其他工作，每天晚上10点左右回到中南海我们集中写文件的地方，同我们一起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有时一直到凌晨两点多。他不完全是以一个定稿者的身份，而更多的是同大家一起研究商量，留给我的印象不错。

　　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拿着《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向国务院汇报，邓小平是主要听取汇报的人，所有的副总理都来了，中央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我也列席了。这时候华国锋在国务院主管科学院的工作。在胡耀邦等人汇报的过程中许多人插话，他没有插话。在汇报完了之后，他第一个做长篇发言，我觉得他讲得不错，从他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学院的情况知道得不少，话讲得也很清楚，理解也可以。那次汇报会上我获得的对他的印象，同在帮他起草讲话时留下的印象和以后帮他起草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印象都是一致的。

　　第二个印象是关于他胆小怯弱方面的，这是在“批邓”过程中观察到的。这次汇报后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就由他代替，这时他的权力怎么说是很大的。这时中国科学院有个造反派头头叫作柳忠阳，他原先是个小干部，可是他敢向华国锋提出问题，说华政治上有问题，在科学院工作上跟着邓小平走，根据就是在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的那个发言，而这个发言是有记录的，白纸黑字。对柳忠阳的攻击，华国锋完全可以采取藐视态度，不予理睬，或者找一个借口整柳忠阳一家伙。可是华国锋却去为自己辩护，说那天国务院开会时他刚从西藏回到北京，《汇报提纲》是到了会场后才看到的，他来不及准备，即席讲了些话，而且记录得很差，记的不都是他讲的话。我是那个汇报会的参加者，应该说那个记录记得是很好的。华在中国科学院针对柳忠阳说这番话时，我虽没有在场，但是科学院的人直接告诉了我，我认为不会错。知道这件事后，我有两方面的想法：一是那时他是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连一个小小的造反派头子都怕；另一方面是感到他不是个“厉害”的人，是一个不会“整人”的人，比较忠厚。他不但不必去表白自己，甚至还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那天听汇报做了不少插话和发言的副总理，不只是他一个，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谷牧都插了话，别人都沉得住气，他何必去解释？除非我了解的情况与事实有出入，如果完全属实，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

　　没有想到，不到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一举被粉碎，对粉碎“四人帮”一事听到很多说法，但详细的正式报道至今未见。大家都知道华国锋、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国锋当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并把这件事办成，确实不容易。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人不可以貌相。

　　后来又有一件事使我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粉碎“四人帮”后，他已经是毛泽东的接班人。我们党内就有这样一些喜欢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用过去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对待他，称他作“英明领袖”。“英明领袖”变成他的代名词。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人去大庆参观，看到那里的展室对他大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有一段时间，报刊上、文艺节目里，乃至小学教科书上都充斥歌颂华国锋的内容。我列席十一届二中全会，分组会上有好几个人发表意见，主张在我国宪法的序言里写进华国锋的名字。

　　这样的现象一时间很多，我还记得一些很突出的事情。比如《广西日报》在庆祝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华国锋为这张报纸题了报名，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有三个套红的报头，即除了报头套红外，华的题字在第一版上登出也要套红，还因为自治区成立30周年的报道要登头条，因此原来三版也改成头版，又多了一个套红报头，这样的事情是很突出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不能全怪他，或者说不能主要怪他，因为这是毛泽东时就有的现象，说得远一些是斯大林时就有的现象。

　　毛泽东有时也说了一些不要多宣传个人的话，但是实质上他搞个人崇拜非常突出，他在苏联：）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还说个人崇拜还是要一点的。因此我们的报纸、电台，就把批评“个人崇拜”改成批评“个人迷信”。其实这不是“崇拜”、“迷信”这种字眼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与民主思想相对立的思想和行为。

　　反对个人崇拜的核心是充分发扬民主，不充分发扬民主，那些不称职的同志等等表面上的措施，都解决不了问题的。当了大官的人，特别当了很大很大的官的人，下面有一帮人，这帮人的利益是与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的上级，分不开的。他们有各种办法使他们的上级或上级的上级接受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大人物有大人物的苦衷，我是能够体谅的。

　　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便是封建残余习惯，抬轿子、吹喇叭也是社会中朝官、太监对待皇帝，师爷、皂隶对他们大老爷的通常的态度。一朝天子一朝臣，《三国演义》中的幕僚们的命运同他们的主人也结合得十分密切。而斯大林、毛泽东就继承那一套做法——当然在形式上改变了不少。要华国锋坚决反对这种封建残余，我认为是难以做到的。他是靠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这几个字来接班的，怎能做到这一点呢？但是许多人对他大搞个人崇拜这件事，的确受到很大的损害。也许那时他真的希望有人对他搞点个人崇拜，过过这种被崇拜的瘾。如果真有这种想法那就太愚蠢了。就是对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人搞个人崇拜，只要形势一变，就可以看出原先崇拜他的人并不是真心崇拜，不过是在利用他，想通了，这种滋味也没有多大意思。我认为在这方面华国锋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讲那样一篇话，是不容易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那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在报道中、在文章中，同华国锋对着干的东西不少，可是华国锋并没有去整这些传媒。这一点至今也还有对华国锋的好评。

　　总的说来，我对华国锋有比较好的印象，不过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他下台后，我有时在会场上、有时在北京医院里遇见他，我对他总是很友好的，虽然我对他的有些主张曾经是坚决反对过的。

美惠子

文革后华国锋搞“洋跃进”：提出建几十个鞍钢
2014年07月11日 16:14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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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 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20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本文摘自：《交锋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人民日报出版社。

所有中国报刊都承认，“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

1976年产钢2040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五年。1976年，农村劳动力年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7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

“天府之国”四川，粮食由调出变成调进，1976年调入6亿公斤。

鱼米之乡浙江也吃调进粮。该省1976年油料棉花产量低于1957年。

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

1976年，农民年均收入62,8元。

城市职工1976年平均工资605元，比1965年625元下降20元。

城市大量欠账，住房极为紧张。肉类蔬菜稀少，粮票布票成为城里人的生命线。农村外出乞讨的人越来越多。

科学教育文化受到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的。科研文教机关、群众艺术团体基本上被砸烂。多数科研设施、实验室、实验器材被破坏。大学长期停课“闹革命”，中小学教室门窗多数被毁。多少科学文化艺术精英被迫害致死。中小学教师都被划到资产阶级这一敌对阵营，受到摧残折磨。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推行假社会主义和极“左”路线导致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工业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陈云同志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工作主要是“左”的错误，1957年以前好一些，1958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左”有两个特点：一是追求高指标，大计划，挤了人民的生活消费；二是指导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困难时好一点，一好转，“左”的一套又推行起来，旧病复发。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经济方面，华国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恢复与发展经济作了努力。


首先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把一些“四人帮”分子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扫除了隐患和阻力。

同时，他开始把经济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重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这方面，华国锋同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从1976年年底到1977年上半年，：）国务院先后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以及铁路、煤炭、计划、农田基本建设、冶金、交通、林业、水产等一系列生产建设工作会议，强调搞好企业整顿，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1978年4月，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决定(草案)》。5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11月，国务院规定在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制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技术。

美惠子

各工业部门生产秩序开始恢复。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走上正轨。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度，这对于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力的措施。1978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阐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四人帮”打击知识分子、毁灭科学文化的谬论。华国锋也在科学大会上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这促使全国出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和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

在舆论方面，报刊发表了一些澄清是非，促进生产，要求推进现代化的文章，有利于经济战线拨乱反正。

1977-1978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恢复和发展。当然，国民经济的基础还是相当脆弱的。

但是，形势刚有好转，头脑就热了起来。“左”的痼疾再度发作，结果又导致了严重的不切实际，求成过急。

1977年4月，华国锋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矿产资料的情况下，就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贸然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由于这个高指标过于不切实际，当时就被讥为“新的大跃进”。

7月，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提出：大干了还要大干，要坚持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到1980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的高产田。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报告和《纲要》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比如，要求到20世纪末许多省的工业要赶上和超过欧洲的发达国家；农业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主要经济指标要接近、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这是近乎痴人说梦。

同时，规定的具体经济指标过高。比如，到20世纪末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要新建续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等。

在中央的压力下，各部门纷纷提出高指标。如：“到20世纪拿下二十几个鞍钢，钢产量1.6亿吨以上。”

实际上，到1997年，还只有一个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庆。其他油田当中，产量最高的也是年产1000多万吨，哪有“十来个大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原油产量才1.5亿吨左右，钢产量也刚刚突破1亿吨。

更为重要的是，从1978年到1997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完全是由于在邓小平领导下，大胆实施2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些成绩已经使全世界瞠目，被称为不可思议的奇迹了。由此可以想见，在1978年那个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之下，按华国锋的“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怎么能完成那么高的经济指标呢？

华国锋提出的“大跃进”指标，远远超过了实际可能，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

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之前，李先念曾提出慎重一点，再研究一下，不要匆忙拿到人大上去通过。但华国锋不听，坚持把没有经过论证的《十年规划纲要》提交人大讨论通过，“向全世界宣布”。

与毛泽东时期1958年大跃进相比，1978年的大跃进有一个新特点。这就是加了一个“洋”字，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设备过多，与我国当时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引进是完全必要的，是好事，但是要有消化能力，要讲效益。1978年一年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共78亿美元，全部现款支付。钢铁化工的项目引进，只签了一部分，如果全签完，还需50亿美元。这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

由于有了这个新特点，所以人们把这次大跃进又叫“洋跃进”。

头脑发热的结果，是到1978年年底，我国物资、财政、信贷和外汇支付都发生了大的不平衡。


一、三个产业的比例失调。从基建投资看，农业占10.6%，轻工业仅仅占5.8%，重工业占48.7%。这在当时缺吃少穿、日用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苏联模式”。

二、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新项目上得过多，超过国家负荷能力。1978年基建投资479.3亿元，比上年增长31.5%，占当年财政收入40.7%。

三、积累率过高。重生产、轻生活。1978年生产性投资占82.6%。住宅、城市公用设施建设、文教卫生仅占17.4%，这个比例，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低十个百分点。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使国家经济的失衡愈演愈烈。

经济工作中传统的“左”倾发热症，给新时期经济发展造成了新的障碍、失误和困难。

美惠子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为何不愿追究康生？
2013年01月17日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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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铁的事实面前，原来说康生好话的中央某些领导同志，这时也不再为康生说话了。华国锋主席对胡耀邦说：“康生这人不好，干了很多坏事。不过中国人有个传统习惯，人死了也就不再追究了。”但是在中央党校不追究康生、曹轶欧的罪行，就不能彻底清查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揭批查运动就搞不下去。


华国锋（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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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早在50年代，康生就以中央理论小组成员的身份插手中央党校，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他和他的老婆曹轶欧（当时任中央党校短训班主任）以极左面貌出现，责难中央党校放走右派，使中央党校本来已经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更加扩大化。

“大跃进”中，他对中央党校下放干部鼓吹空想社会主义，使个别地方农村社员拆散家庭，按男女分别集中住宿，吃公共食堂。

1964年，把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诬陷为跟毛泽东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整，开展全国规模的大批判，株连了很多人。还说，凡是赞成“合二而一”的都不能作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次大批判运动，致使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知名学者孙定国被逼自杀，黎明被开除党籍，“文革”中投井自尽。仅中央党校就调出或遣送还乡100多人。1966年“文革”开始，康生、曹轶欧（当时任康生办公室主任）就在中央党校扶植造反派，煽动他们起来造林枫校长的反。康生诬蔑林枫是假党员，是在东北与彭真搞“桃园三结义”反对林彪的人。

“文革”中，康生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把党校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动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全校教职员工除康生扶持的造反派十多人外，全都“站错了队”。在康、曹的直接指挥下，造反派诬蔑老红军女战士胡莹是刘少奇与蒋介石特务电台的联系人，七斗八斗，把胡莹同志斗成了神经分裂症患者。曹轶欧说：“岳昭这人不好（指当年在短训班工作时不完全听她的话）”，造反派就演绎成“岳昭这人很坏”，把他隔离审查了几个月，致使岳投湖自尽。

1966年8月，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后，康生密切配合，立即让中央党校的造反派组织人员写揭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中南海。分别编印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广为散发。组织大批判写作组为林彪、“四人帮”摇旗呐喊。江青带着这个写作组和北大、清华两校的大批判写作组到天津，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带来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这两个大批判写作组，都是我的写作组。”

美惠子

邓小平和陈云如何能成新中国政治生命最长的两个人？
朱佳木
2012年03月14日15:15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他们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美惠子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 [4]（pp.327~341）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3]（p.190）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 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 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3]（p.2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5]（p.233）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 [1]（p.466）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3]（pp.248~249）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8]（p.1556）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3]（pp.250~255） 对于调整，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8]（p.1561）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美惠子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6955亿元，降为增长6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 [8]（pp.1599~1601）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他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pp.277~282）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讲话中，他还对陈云的几个政治方面的观点表示了支持的意见。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4]（pp.354~365） 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1981年底，在农轻重的比例上，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价的稳定上，都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从而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陈云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岗位后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表示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以便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5]（p.253）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同志组成的书记处，并作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他对陈云关于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意见的支持。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 [4]（p.326）

　　由于一些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要他们很快退下来，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收效不大。陈云感到问题紧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分送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并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青年干部问题。文中写道: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任其拖下去，其结果不得不在老干部短时间内陆续病倒病死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使他们成为各级党政工作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他指出，后一种是最有利的办法。他还建议，各级都要设立一些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对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要在看文件、听报告、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政治和物质待遇上给予照顾和优待。邓小平同意这些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3]（p.298）于是，陈云又召集党和军队干部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的上述文稿和座谈会纪要;会后，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职休养与退休工作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在陈云讲话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在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4]（pp.384，385，388）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后，又特别讲了一下干部年轻化问题，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队的干部，年龄也是60岁以上了，与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3]（p.325）对这个意见，邓小平再次给予了呼应。他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8]（p.1715）在邓陈的合力推动下，中国：）比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鉴于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陈云在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提拔的年轻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3]（p.301）对这一点，邓小平也表示非常赞成。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4]（p.400）

　　邓小平对陈云主张的支持，还表现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时被选为新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和案件审理工作。就在中纪委用力纠正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时，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又借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之机，刮起了走私贩私之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仅采取姑息态度，而且还参与进去，成为走私活动的保护伞。1982年初，陈云把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批给几位中央常委看，并在批示中写道:“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常委们看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在“并且登报”四字前面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5]（p.287）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迅速开会，就此发出紧急通知;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部署落实邓陈指示的工作。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8]（p.1723）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有19万多件，涉及党员7万多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邀赃款赃物合计4亿多元，有力遏制了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犯罪的歪风。在邓陈合力推动下，改革开放初期这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