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舆论交锋

    1980年，里根已经当选总统，尚未正式就职。他的顾问们认为扭转尼克松以来对华政策时机已到，跃跃欲试。

    一天，我正在分社办公室办公，收到消息，美国乔治敦大学战略国际中心主任雷·克莱因在新加坡作报告，声称中国应“恢复文明的行为准则”和“宣布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并称台湾是美国的“盟国”，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指责北京“公然干涉美国的内政”。

    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紧张，但很快又镇定下来。我感到此人来头不小，他的讲话势必影响到美国的视听和国策。

    11月29日，我义愤填膺地赶写了一篇评论驳斥他的观点，并指出“堂堂美国战略家竟然弄不清谁干涉了谁的内政”，“似乎把人们带到了弱肉强食的时代”，“实在使美国丢丑”。

    这篇文章经总社发出以后，出乎我的意料，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国一些大报纸《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旧金山纪事报》竞相转载，大多引用我的原话。《旧金山纪事报》的一名不认识的记者给我来电话：“看了你写的文章，一口气读完了！祝贺你！你一来就出名了！”

    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连忙发出通报，指出克莱因的话不代表里根，并告诫白宫班子的顾问不得在外边胡说八道。克莱因本来可以当大官，但捅了这个娄子，官也丢了。很快，艾伦特地派人来核实，问我是否已经看到了他们的通报，声明不想引起中国的误会。

    然而，又一个危机扑面而来。

    里根总统即将正式就职，我听说台湾高级代表蒋彦士收到请帖，将出席就职典礼。贵宾席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

    万分焦急之下，我很快找到了同里根班子根底不浅的美国保守派作家罗伯特·诺瓦克，他是我往来较多的一个朋友。

    我对他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它可能破坏中美关系到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他将结果告诉我：“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在里根总统就职典礼上，正在华盛顿的蒋彦士突然“称病住院”，没有出席典礼。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故意走过来，悄悄地问：“没有看到蒋彦士吧？”

    里根上台，虽然紧张，但还算稳定。然而，在美国新闻界，仍有不少媒体公然指责诋毁中国，对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大为不满。

    1981年7月10日，美国影响力最大而又最保守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脊梁骨的外交”社论，骂美国政府对中国阿谀奉承，讨好北京，公然要求里根政府支持台湾“自由中国”反对北京的“红色中国”。

    当晚我写了一篇“《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予以驳斥。我的结语是：谁要在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说些不三不四的话，甚至动手动脚，那么，请他记住：十亿中国人民是不会任人欺凌的。

    《华尔街日报》不肯善罢甘休，接着又在1981年10月15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中国人的幻想”。我立即回敬一篇“《华尔街日报》的幻想”。

    《华尔街日报》又发表了一篇“一鸟在手”，把台湾比作美国的一只“鸟”，敦促美国政府不要放掉台湾这个“可靠的盟友”。我亦当仁不让，回了一篇“《华尔街日报》旧病复发”驳斥。

    如此交锋多次，引起美国有关各界的关注。

    《亚洲华尔街日报》于1981年7月15日头版头条用半个版面将《华尔街日报》的“没有脊梁骨的外交”和我的“《华尔街日报》的脊梁骨有多硬！”原文同时刊载发表，并加了一个编者按：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重新起用了一些冷战语言，敦促里根政府增加对台湾的支援。后看到它引起中国新华通讯社迅速而也带感情的反应。这篇反驳文章的作者是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社长彭迪。本报现将《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的反驳同时刊载于下。”

    对中国记者的文章如此处理，在美国报纸是没有过的，足见美国舆论界对此事的关注。

    经过多次交锋之后，《华尔街日报》副总编辑利普斯基先后给我写了两封信，邀请我和钱行一同前往共进午餐。在《华尔街日报》大楼贵宾室饭桌上，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双方都比较克制，彬彬有礼。在原则上，虽各有各的，但气氛尚好，我们增进了互相的了解。从那以后，《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要克制得多了。

美惠子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2008年06月20日 16:27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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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同志与他举行的会见，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外长互访为高级会见做准备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苏联解体，中苏关系这段历程相对比较短，只有42年零86天。其中，有过不长的美好年代，但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岁月。1988年秋天，随着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逐步得到消除，特别是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开始有了眉目，作为这一“正常化”标志的中苏高级会见自然就被双方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1989年2月初先行互访，为中苏高级会见做准备。

　　中苏两国外长已经有30多年没有来往了。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只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曾见过几次面。因此，钱其琛外长把这次出访苏联看得很重，称之为“破冰之旅”。对于姗姗来迟竟达几十年之久的这次中苏外长互访，两国高层自然寄以厚望。

　　1988年12月1日，钱其琛外长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这是3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首次踏上苏联的领土。中苏两国外长着重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交换意见，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2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钱其琛外长。这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继1985年春、冬两次在莫斯科会见李鹏副总理以后，第三次会见重要的中国官方人士。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才不过五十七八岁，但入主克里姆林宫已快四年。当时，他正在大力推行旨在使苏联摆脱“停滞”困局的“新思维”。中苏关系正常化即将实现；苏美关系没有太大的波折；东欧“改制”的苗头虽已显露，但戈尔巴乔夫自信仍可维系“华约”集团于不散。他见到钱外长时，在轻松的气氛中，滔滔不绝地讲，国内改革、苏中关系、国际大势，都谈到了，给人一种“春风得意”的感觉。

　　在交谈中，戈尔巴乔夫主动说：对于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在长达1小时40分钟的会见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听得出来，此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讲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正式向我方承认有过错，这在中苏关系史上是比较少见的。

　　谈及中苏高级会见时，戈尔巴乔夫还主动表示，出于种种考虑，他准备前往北京。鉴于在这次会见前，双方已就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时间表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钱外长便顺势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戈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参照他的表述，苏方与我方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中苏高级会见是指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1989年正式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一事便正式定了下来。

　　1989年2月2日至4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了回访。这是新中国成立40年以来，到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第一位苏联外交部长。他是苏联最高层第三四号人物。

　　中苏两国外长就早日彻底解决柬埔寨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又达成了一些新的共识。

　　由于小平同志4日将在上海会见谢瓦尔德纳泽，中苏两国外长便于3日一起飞抵沪。在会见中，老人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还扼要点明了：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时，大体上讲些什么，怎么讲。后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所发表的那篇运筹帷幄达三年多、成竹在胸的“5·16谈话”，便是他与苏联外长这次谈话的深化与扩展。

　　谢瓦尔德纳泽在交谈中说，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两国外长已经谈了这个问题。他显然是想打个马虎眼，让小平同志先确认戈访华的日期，使之成为既成事实，然后避开苏方依然感到有点棘手的柬埔寨问题。小平同志当即识破了苏联外长的这个小计谋，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老人家还幽默了一句：访问日期由两位来定，“我听你们指挥”。

　　2月6日，双方发表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同时宣布戈尔巴乔夫将于1989年5月15日至18日正式访问中国。

　　有位智者曾精辟地指出，中苏外长互访标志着两国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将近20年过后回想起来，在这一去一来的两国外长互访中，我方与苏方就柬埔寨问题谈得很艰苦。在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钱外长访苏期间，在戈尔巴乔夫将要会见他的头一天晚上，双方就柬埔寨问题长时间进行磋商，但总是谈不拢，卡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第二天清晨4点来钟，钱外长因国外的环境特殊，“无法运筹于帷幄”，只好顶着莫斯科严冬零下20多摄氏度刺骨的寒风，同两位主要顾问，在那堆满着雪的宾馆院子里“遛弯”，“决策于穹庐”。此时，其他随行人员还在梦乡。我跟随钱其琛同志在莫斯科谈判多年，记得很清楚，以“遛弯”这种独特方式进行内部沟通，乃“家常便饭”。

　　在苏联外长访华之初，双方本来就已商定，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日期同时发表和宣布。但是，商定戈访华日期后，苏联外长却突然变卦，不愿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声明。为此，钱外长与他在北京谈，在上海也谈，在从沪返京的包机上亦谈，在首都机场贵宾室还在谈，坚决要求苏方信守诺言。

　　钱外长后来忆及这次外长互访时曾说过，那三四天在莫斯科和北京，“几乎夜夜无眠”。

美惠子

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在中苏高级会见的准备工作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两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礼仪安排：

　　其一，对苏联人仍以“同志”相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共与苏共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均以“同志”相称。在新中国成立后很短一段时间内，中苏双方在书面上曾互称“先生”。毛泽东主席1949年底至1950年初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在公开报道中就称他为“先生”。听说，国内有些人当时对苏方这一做法感到不可理解。对此，我求教过长期主管对苏工作的余湛副外长。他解释说：这只是一种策略考虑，以免西方怀疑我国是苏联的“附庸”。为此，双方事先有专门约定。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双方在书面上就改以“同志”相称。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双方以“同志”相称。赫1964年下台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对苏联人是否仍以“同志”相称，便成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我们也没有称其为“先生”。1969年春夏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后，当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首都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柯西金同志？”戈尔巴乔夫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双方都希望使中苏关系由冷转暖，而且，两国实际上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于是，对苏联人是否称“同志”，问题就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在小平同志请人给戈尔巴乔夫所带的口信中，对他就以“同志”相称。

　　尽管这样，鉴于中苏关系长期严重恶化，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及此前的两国外长互访时，对苏联人究竟以何种敬语相称，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有些人认为，对苏联人可以称“同志”，因为苏联仍然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那里执政的依然是：）。但有些人则指出，中苏对立、对抗了20多年，甚至还兵戎相见过，党际关系早已中断，彼此间毫无“同志”情感可言。

　　对苏联人究竟如何称呼，最后是这样定的：在访问日程表、宴会请帖上，称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人为“同志”；在会见、会谈中，不妨也称一两次“同志”，但不可过于频繁；在新闻报道中，对苏联人一般以职务相称。

　　写到这里还应提一下，小平同志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在讲完“结束过去”后说：“目的是让苏联同志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理解我们是怎么认识‘过去’的”。

　　1991年8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他便成了我们称为“同志”的最后一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其二，与苏联人见面时“不拥抱”

　　谈及与戈尔巴乔夫访华有关的问题时，小平同志曾特别交代：与苏联人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礼仪问题，它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小平同志是我党对外关系的决策人之一，与苏共及其他：）的领导人多次举行过谈判。他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十分了解。见苏联人时“不拥抱”，这是老人家针对20世纪下半叶那段曲折的国际共运史和中苏关系史有感而发。“不拥抱”这三个字形象地勾勒出中苏关系未来的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抱团”。

　　后来我听一位苏联朋友说，中方礼宾人员曾把这一提醒特意透露给苏联驻华大使馆，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又立即将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1989年5月16日10时，戈尔巴乔夫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确实没有忘记这一“提醒”，只与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握手。不过两人握手的时间相当长，有位朋友看电视直播时掐着手表算了算，整整35秒钟。

美惠子

口译工作的特殊安排

　　对于小平同志与苏方客人会见时的口译工作，外交部领导做了周密安排。记得1989年元旦一过，钱其琛外长就对我说，谢瓦尔德纳泽外长来访时，小平同志要见他，可考虑安排一位精通俄语、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当翻译，同时也让一位年轻有为的翻译在场“见习、见习”。过后不久，他指定了这两位高翻的人选。

　　大约在3月下旬，钱外长又特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了一项不太寻常的任务。他说：小平同志2月初与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交谈时，听苏方译员百订林讲的汉语感到比较费劲。老人家很快就要会见戈尔巴乔夫了，要想个办法，让他所说的每句话都能够清清楚楚地传译给小平同志，以便老人家听起来不再感到费劲。我听后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小平同志说的话由苏方译员翻，戈尔巴乔夫说的话则由我方译员翻。

　　这种口译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常见，但后来很少用了。况且，我担心苏方译员译小平同志的话时，翻得不够全面和准确。

　　另一种方案是：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所说的话，由我方译员一个人翻译。

　　但苏方未必会接受这种办法，因为在国际上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大国领导人相互交谈时，如遇语言不通，则“各翻各的”(由本国的译员翻译本国领导人所说的话)。在近20年中苏会见、会谈的口译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无一例外。

　　钱外长赞成后一种方案。他说，要努力与苏方人员沟通好，讲清楚这是“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我与苏方人员几经沟通后，对方终于对这种“一次性”安排的“特殊性”表示理解和尊重。于是，钱外长便指定外交部俄语界的后起之秀宫建伟作为邓戈会见的唯一翻译。

　　写到这里，顺便说一个小插曲：5月16日10时一过，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入座前的两三分钟，我与苏方主翻百订林作为双方的主要记录人，在两位领导人所坐的沙发后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百订林故作“怒”状，操着一口并不太生硬的“京腔”，用手轻轻捂着嘴冲着我说：“我早就猜到，肯定是你这小子给我使的坏，剥夺了我今天在头儿面前显摆(指给戈尔巴乔夫当翻译)的机会！”我跟“老百”很熟，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两人也保持着一种不错的个人关系。于是，我立即挑了几个挺“油”的俄文词，给他回敬了过去，汉语的意思是：“您也忒会‘抬举’人啦！您的忠实仆人(俄语的自谦词，常用于熟人间开玩笑)哪儿来的这份能耐！？”

　　历史性的握手

　　邓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定于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始举行。

　　8时20分，我与两名高翻宫建伟和张喜云，因为怕堵车，早早就离开了钓鱼台国宾馆前往人民大会堂。当时因为情况特殊，我有一次乘车在这不到8公里的路段上，走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才过了一刻钟，我们一行就来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5月16日是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今天走得这么顺，也许是“天助”吧！

　　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吴学谦、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钱其琛外长陆续来到了东大厅。他们握手寒暄后，都默默地坐下，等候即将举行的历史性会见的主角——邓小平同志的到来。

　　往事并不一定都如烟，重要的历史“镜头”会永久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中苏间整整40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此刻，一幕幕似乎在我眼前“回放”：

　　——从十年友好，到十年对立，再到十年对抗，直至兵戎相见，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由于“冷战”转入“热战”，盟国成了敌国，“本是同根生”，却“相煎”一二十年，双边关系几乎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20世纪70年代末，小平同志复出后，着手实行强国富民、缓和世界局势、与各国友好合作的务实政策。调整对苏关系这一影响战略全局的大事，自然也就进入到他的视野中。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争霸已经力不从心，逐步从对外扩张的顶峰往下跌，从而被迫实行战略调整，也开始思考如何缓和对华关系。这两大因素客观上使得双方“相向而行”，中苏关系“绝处逢生”因而也就露出了一些曙光。

　　——勃列日涅夫传来“绝唱”(去世前发出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小平同志通过多种渠道作出回应，并采取高屋建瓴、坚持原则、稳健灵活、锲而不舍的对策。

　　——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动下，经过长达六年异常艰难的中苏政治磋商，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威胁中国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下决心卸掉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这个历史大包袱，从而消除了牵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

　　经过异常艰辛的十年对话，“山重水复”已达一二十年之久的中苏关系，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

　　9时35分，小平同志在女儿萧榕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纷纷上前与老人家握手问候。小平同志频频举手、点头向在场的人员致意。他老人家都快85岁了，可精神还是那么矍铄。小平同志十分安详。曾听人讲过，每次在大战前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的邓政委，总是那样“心静如止水”。还听人说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被迫害致重残的爱子来到江西小平同志的身边时，老人心里虽滴着血，可神态却显得异常沉静。

　　小平同志安详地坐着，话不多，但有一句我一直记得。老人家告诉大家：请人给戈尔巴乔夫带口信以来，在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遵钱外长之嘱，我除了要记录小平同志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外，还要记下老人家在会见前的内部谈话内容。我这是第一次“零距离”站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感到无比兴奋与自豪。望着他那安详的面容，我心里想，老人家也许在这最后一刻，还在思考着过一会儿“怎么样跟他谈”。

　　9时45分，贵宾车队离开国宾馆18号楼。礼宾司司长江康根据通过步话机传来的信息，不断地向站在会见大厅正门内侧的小平同志，报告着贵宾车队来人民大会堂的“行踪”。我站在小平同志的身边，只听得老人家频频地说：“噢，出钓鱼台啦，好！”“噢，过西单啦，好！”萧榕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助手先后对老人家说：与戈尔巴乔夫握手的时间最好长一些，好让记者们拍电视、照相。

　　9时55分，车队过了六部口。我们在东大厅的人员被告知：从此刻起，中央电视台开始向全世界直播邓戈会见的实况，要大家注意举止仪容。听一位“老礼宾”说，这种电视直播在我国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10时差一两分钟，小平同志破例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此时，已在那里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黑压压地一大片站在又宽又高的大梯子上，有些人的脑门儿几乎顶到离地面十几米的天花板。

　　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小平同志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一二百盏镁光灯顿时闪成一大片“银色火海”。

美惠子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10时过了三四分钟，宾主入座。小平同志一开始就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接着，小平同志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说：现在结束过去，过去的事情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对于中方的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

　　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顾了列强侵华的历史之后，花了四五十分钟时间，着重谈中俄、中苏关系，回顾了近一二百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

　　小平同志指出：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从中国“得利最大”，“以后延续到苏联”。“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小平同志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说自己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他指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对于这场大论战的是非，我国从未作出过正式表态。在会见中，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国家首次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当时听到后顿时为之一震，亲身感受到老人家的实事求是和光明磊落。

　　小平同志指出：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中国“很自然地”“得出了结论”。

　　小平同志强调：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当时依然承认彼此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会见中，小平同志花了将近20分钟时间专门谈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两大问题。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还说：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在苏联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小平同志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我领会，这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老人家热切期盼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十月革命故乡的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两个半小时的“超长”会见

　　12时整，会见已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小平同志此时谈兴还正浓。过了大约四五分钟，萧榕同志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坐在老人家后面的椅子上，纸条上写的五六个字看得一清二楚。女儿这是在提醒父亲：会见的时间已过。但小平同志连看也没有看一眼，就把条子推到了茶几的一边，继续兴奋地谈着。可以感觉得出来，萧榕等同志在那里干着急，紧接着还有四场大活动呢，而且还是一环紧扣着一环：下午1时小平同志午宴，2时、5时戈尔巴乔夫分别与中国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会谈，7时总书记晚宴。

　　12时20分，萧榕同志又递上了一张纸条，提出午宴时再边吃边谈。老人家还是没有理会，继续在谈着。只是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小平同志才拿起一张条子看了看，略带歉意地说：“哦，时间过了，人家在催我呢！好吧，现在就吃饭去，好在等一下子还可以边吃边谈。”

　　12时30分，中苏高级会见结束，历时2小时又30分钟，比原定的“超长”会见时间还超出了半个小时。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上辞去了：）和中顾委的领导职务，这次是以“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身份会见戈尔巴乔夫的。1989年9月4日，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不久，小平同志就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恳切希望中央批准”他辞去“现任职务”。老人家保留了上述两个职务到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表明他对与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见，共同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热切期盼与高度重视。

　　下午将近1时，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双方参加宴请的官员很少，气氛十分庄重。这次午宴与此前的会见一样，显得特别不同寻常。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

　　邓戈会见后不久，萧榕同志有一次宴请苏联客人时让我去作陪。她将我介绍给苏方客人时说，她与我都是邓戈会见的“见证人”。席间，萧榕同志回忆起邓戈会见的情景时对我说，她父亲为了这次会见准备了好几年时间，那天见到戈尔巴乔夫特别高兴。中苏关系最终实现了正常化，老人家感到十分欣慰，与他谈了两个多小时还不愿打住，随后，午宴时也在谈，一直兴致勃勃的。

美惠子

三年准备的一篇大“文章”

　　钱外长预见到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将是我党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事先便专门交代我和两位俄语高翻，要聚精会神地把老人家的谈话“全部”、“如实”地记录下来。

　　我把小平同志的谈话逐字逐句地记了下来，连个语气词都不落下。会见后，我立即又逐字逐句地将其还原成会谈记录。记录整理出来后回过头一读，感到这是一篇绝妙的文章。它立意高远，大气磅礴，论证充分，结论中肯，逻辑性强。每个字、每句话，宛如照片上扫描出来的每一点、每条线，都早已“照相制版”，“刻印”在老人家脑海里(借用季羡林赞姜椿芳语)。谈话中所提到的大量中外史实，时间、地点、人物、国别、事情经过，样样都极为准确。这篇“文章”不是写出来的，也不是照稿读出来的，而是“即兴”讲出来的，小平同志当时手头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事后的这十八九年来，每每忆及此次谈话，自己对这位伟人的崇拜之情便油然而生：这篇滴水不漏的大“文章”，小平同志似乎是一字一句地“背”出来的，那时老人家已经是八十有五的高龄！我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同志的记忆力惊人，而且是因为他为了这次会见，足足准备了三年多时间。正如老人家所说的，这三年多以来，“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为了一次谈话，花上了上千天时间进行那么认真、充分的准备，这在古今中外恐怕是不多见的。

　　 拜见长辈　毕恭毕敬

　　在此次中苏高级会见中，据我观察，戈尔巴乔夫对小平同志是很尊敬的。

　　5月15日中午12时，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这是继赫鲁晓夫1959年9月30日到北京参加中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后，苏联最高领导人30年来首次踏上中国的领土。他在首都机场发表了一篇颇有亲和力的谈话。他说：苏中两国有个一模一样的民谚：“百闻不如一见”。对于中国的改革，真可谓已经是“百闻”了。今天，我与拉伊萨·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夫夫人)正是为这个“一见”而来的。我将同中国的领导人谈谈，与老百姓聊聊，尽可能多看看。

　　16日上午10时刚过，戈尔巴乔夫在小平同志的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时，表情显得有点紧张。他一边落座，一边打开随身带的手提箱。一支笔突然从箱内掉落在地，发出小小的响声，我坐在他的后面却听得一清二楚。戈尔巴乔夫当场对这个小“闪失”显得有些尴尬，连忙弯下腰去捡起那支笔，定了定神后庄重地说：“我们政治局全体都赞同您那句著名的话”(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坐在这位曾震撼过世界的“传奇人物”身旁，戈尔巴乔夫的崇敬之情显而易见。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听老人家在讲，不时边听、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插话，比如，当小平同志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时，他“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当小平同志谈及对中俄、中苏关系一些问题的看法时，戈尔巴乔夫或者声称，苏方对此有不同意见，但今天不准备争论；或者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看着坐在前面只有半米远的戈尔巴乔夫，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这么一句：在一位85岁高龄的长者跟前，一个58岁的“后生”毕恭毕敬！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对小平同志有关中俄、中苏关系的谈话做出了回应：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说得还是比较得体的。谈到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时，小平同志虽然从负面角度点了“沙俄”、“苏联”的名，有些话说得还相当重，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进行争论。如前所述，他于1988年底曾向往访的钱其琛外长承担了苏方对苏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但是，他这次当着小平同志的面说出了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我觉得，这显示出对改善两国关系的某种真诚愿望。

　　对于中国当时在政治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采取了一种高姿态。他曾对记者说，对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他“不能充当裁判”。还说，中国有关各方正在进行对话，希望他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大约两年过后，一位曾经跟随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朋友在莫斯科对我说：戈尔巴乔夫到北京是去“朝见”邓小平的。他在内部曾说过，邓小平传奇的一生充满着智慧，在邓小平面前，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个“小字辈”。

　　向李鹏总理汇报邓戈会见情况

　　邓戈会见一结束，我遵钱外长之嘱，去钓鱼台国宾馆向下午2时就要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的李鹏总理汇报。李鹏总理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已经知道，小平同志今天兴致很高，同戈尔巴乔夫谈了很长时间。他还说，老人家为了这次谈话，准备了好几年时间。

　　李鹏总理让我先扼要汇报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再“细细地”讲小平同志是怎么说的，戈尔巴乔夫用俄语又是怎么讲的，还说：“最好采取对话的形式讲”。当我汇报到小平同志谈及俄、苏侵占中国领土，历史账讲完后一风吹，并对中苏大论战作出评价时，李鹏总理把小平同志所用的一些词、所说的一些话复述了几遍，有时还让我再重复一下。

　　当我汇报到戈尔巴乔夫说，对苏中关系过去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时，李鹏总理用俄语重复了好几遍，并问我ВИНА(过错)这个词，俄语说得是否很重？我答道：“这个词与汉语的‘咎’字差不多，‘过’、‘错’两层轻重意思都有。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刚才对小平同志这样说，话讲得还是比较重的。”

　　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不过，他的中国之行顺应时代的潮流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钱其琛同志语)。但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之所以能够得以实现，两国间新型关系之所以能够得以确立，主要应该归功于邓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和多年的不懈推动。这位伟人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李景贤)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惠子

1975年1月5日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整顿
2011年01月05日 15:10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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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主持工作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邓小平恢复了工作。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

　　四届人大后，由于周恩来病重，在毛泽东主席支持下，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许多同志的协助下，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以及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采取了一些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各方面进行整顿。

　　一是抓生产。1975年2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提出要贯彻“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要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钢铁生产计划的决定》；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的通知》；拟定了工业发展的20条。

　　二是抓了军队工作。7月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给“四人帮”反党乱军、篡夺党夺权阴谋以沉重打击。

　　三是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决了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分配工作的问题。

　　四是砍掉了工会、共青团、妇联3个代表大会的筹备组，以免“四人帮”操纵和控制这3个组织。

　　五是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部批评了江青，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各条战线上的整顿，实际上是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经过整顿，197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工业、交通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5%，钢产量由1974年的2100万吨上升到2500万吨。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增长。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5年底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政治开始走向安定团结，经济刚刚回升的较好局面又遭到破坏，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人民网资料）

美惠子

中央首次为邓小平立传 邓小平“文革”期间部分文稿首次披露
2014-08-22 01:50　来源：嘉兴日报　 我有话说
■本版文字整理许颜李若愚，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版图片选自《邓小平传（1904-1974）、《邓小平传记》

【编辑人语】

公元2014年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20日上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邓小平诞辰，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出席座谈会。

这段时间以来，中国进入了“纪念邓小平时间”。

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邓小平传（1904-1974）》一书则分为上下两册，这是官方首次为邓小平立传。该书称，促使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邓小平在被打倒之后，始终没有消极应对，而是积极地频繁地用书信的方式保持着与毛泽东的联系。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邓小平书信往来，其中部分首次公开。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三联出版社推出的《邓小平时代》，则是82岁的美国学者傅高义倾10年心力完成的著作，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进行了全景式描述，英文版曾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西方著名媒体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傅高义是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

本期热读，我们从这三本书中节选部分内容，以此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邓小平的父亲母亲

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后曾改名邓希贤。一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州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一个小地主家庭。

邓小平的家在广安县城北面约七公里处。这是一座有着典型川东北民居风格的农家三合院，坐东朝西，当地人称“邓家老院子”，历经邓小平曾祖父、祖父和父亲三代才盖成这样的规模。

邓氏家族在广安世代繁衍，邓小平是第十九代。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勤劳、俭朴。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传到邓小平父亲手上时，有一百二十挑谷地。后来，他的父亲又新置了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一八八六年，出生时父母都已年过四十。邓绍昌十二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的担子。她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念书。但是，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时间，便回到老家务农。

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子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十岁时病死）。淡氏于一九二六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上船工的女儿。前夫病死后，她带着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小女儿邓先群。一九四九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军解放重庆后，邓小平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她从此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直到二○○一年去世。

邓绍昌有一些文化，特别是在成都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得上一个小有名气和影响的人。早年，他曾参加当地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的“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辛亥革命时期，他率众参加过广安的武装起义。

邓绍昌对孩子们很严厉，甚至有点苛刻，动辄打骂，孩子们都很怕他。但他有胆有识，有维新思想。他对孩子们寄予很大的希望，为了能供儿子读书，不惜卖掉田地。他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儿子能有大的出息。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他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邓小平寄回来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他也帮着收藏。

多少年后，邓小平在谈到父亲时说了四个字“进步党人”。他的弟弟邓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访问邓垦的谈话记录，1994年5月。）

美惠子

邓小平的母亲淡氏，是广安望溪乡淡家坝人。淡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是个富裕人家。一九○一年，邓绍昌和淡氏结婚时，淡家的陪嫁不薄。今天在邓小平故居陈放的一张雕龙刻凤的大木床，就是当年淡氏的陪嫁之一。淡氏在家中居长，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最小的弟弟淡以兴与邓小平同岁，儿时和邓小平一起念过书。

淡氏虽然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邓绍昌和淡氏结婚后，经常在外，对家里的事不太关心，里里外外、大事小事主要靠淡氏。淡氏同邻里和佃户都处得非常好，在协兴场一带有很好的口碑。

淡氏特别爱孩子，遇到兵荒马乱的日子，她带着孩子们东躲西避。她口才很好，能言善辩，喜欢摆“龙门阵”，总能把一件事说得有声有色，把一些道理说得有根有据。邓小平和姐姐弟妹们从小就爱听母亲讲故事，从母亲讲的故事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淡氏对邓小平寄予很大的希望。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因为我自幼时资质就颇聪明，他们的爱我，自然是对我有很大的希望，希望我将来能够做官发财，光耀门庭”。（邓小平1926年1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传）

一九二四年，淡氏接到邓小平从法国写来的信，知道儿子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她很失望，两年后病逝。家人们在她的墓前立了一块碑，碑上刻写的子嗣的名字，领头的就是她生前梦魂牵挂的大儿子邓小平。

邓小平敬重、感激、怀念母亲。晚年，他回忆说，当时那个家能够保持生活下去，全靠母亲。

邓小平一岁的时候，父亲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和一个姓唐的地主人家的女孩定下了一门娃娃亲。父母企盼着他能够早些长大成家，早些为邓家传续香火。就是这门亲事，后来曾引起他和父亲之间的激烈冲突。

（节选于《邓小平传（1904-1974），有删节》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

缓慢的复出

美惠子

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

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人都有来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

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以确保解放军对他的拥护，因为林彪自1959年取代彭德怀之后一直领导部队。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邓小平最先是从用短波收音机听新闻的儿子邓朴方那儿得知了坠机事件。但是他等了将近两个月，直到这条消息正式公布之后，才采取了行动。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听力不好，所以被允许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带一份文件回家阅读。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邓小平很清楚什么样的信最能打动毛泽东，他在请求把自己的两个小儿子安排在江西他的身边工作后，又写道：

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话虽然说得谦卑，但是邓小平心中有数，毛泽东对于像他一样敢作敢为、善于应变的干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

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复后，毛泽东显然仍未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让他回来，更谈不上让他担任什么职务了。此时的毛泽东身心交瘁，况且他的精力也没有用在林彪之后的领导班子上，而是忙于为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做准备。

缓慢的复出

美惠子

在1972年1月的陈毅追悼会上，毛就曾对陈毅的家人说，邓小平跟刘少奇不同，他的问题不那么严重。周恩来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对邓小平的评价让更多的人知道。毛的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说明毛泽东读过他在1971年9月的信的第一个迹象。随后又出现了更多的迹象。江西省革命委员会1972年4月初通知邓小平，根据他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请求，同意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进入江西工学院读书，小女儿邓榕则获准去了江西医学院。

受到这些积极信号的鼓舞，邓小平在1972年4月26日又给汪东兴写信说，由于他的两个孩子已去上学，能否让他雇一个人帮他和卓琳一起照顾邓朴方。他在信中最后说：“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邓小平没有收到直接的答复，但是一个月之内他和卓琳的工资便都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

邓榕后来说，这些表明邓小平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的信号让一家人大为振奋。1972年8月3日，在数月没有得到毛泽东或汪东兴的答复后，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试图打消他估计毛仍然对他抱有的疑虑。他首先说，他已经听过向他所在工厂的全体工人传达的有关林彪和陈伯达罪行的文件。邓小平承认，他不同意林彪只讲“老三篇”、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的做法；还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应当得到运用。邓小平又说，林彪和陈伯达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他感谢主席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他。

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邓小平信中所言显然也正是毛泽东想听到的话。

1972年8月14日，收到邓小平的信没过几天，毛泽东就向周恩来总理做出书面指示，让他安排邓小平返京。

（节选于《邓小平时代》，有删节）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集（1949－1974）》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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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美惠子

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
2014年08月20日16:33  观察者网   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按：借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观察者网采访了纽约大学东亚系主任，重庆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张旭东教授。张旭东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学位，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弗雷德里克 詹姆逊，教学与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研究、当代批评理论和政治哲学等诸多领域。作为一个完全是在邓小平时代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张旭东教授就如何看待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如何看待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海外如何评价邓小平等一系列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邓小平是共和国在宪政危机时刻事实上的主权者，他既置身在法律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通过修正甚至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法律”，将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延续下去。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突破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却不切断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并以主权者的决断和意志，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道路上再一次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我们不应偏离邓小平亲自界定的毛邓关系。】

　　观察者网：张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请您谈一下邓小平的遗产与今日中国。您先前说还是想谈文化层面，这非常有趣。因为今天知识界谈到邓小平的遗产，一般都会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政治体制等方面来谈，而精神的虚无、拜金、价值共识缺失恰恰是人们批评得比较多的，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希望您首先从理论上谈谈邓小平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以及梳理一下今天知识界对邓小平遗产的看法。

　　张旭东：整个知识界的梳理我没有系统想过，现在讲只能是个人看法，不很全面。

　　我想首先要看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知识和政治光谱范围内谈，开阖度有多大。在大学、智库、媒体专栏评论这个范围里，可以说现在已没有毛派，即便自封为毛派或被论敌戴上毛派帽子的人，其实还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框架里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百都是邓派，这没有必要回避。但谈邓不能不谈邓和毛的关系，这也同样无法回避。

邓小平的遗产与今日中国(图为邓小平蜡像作品)
　　说我们都是邓派的意思是，其实今天国内已经没有人在具体的意义上期待世界革命，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疾风骤雨的时代、是反修防修的时代、是狠批私自一闪念的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是共识和主流，这个世界历史时期何时、以何种方式被种种明摆着的和潜在的矛盾所终结，我们不知道，但稳定、机遇、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等等诉求是今天社会生活的常态。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时代后期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如何在斗争中培养和锻炼革命接班人，保证红色江山不变色。在今天，这些问题即便仍以坚持中国国家正当性、反和平演变、维护国体、反腐败等形式存在，但都在宪法和国家正常治理的框架内进行，没有人真正主张突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去掀起一轮大众革命、展开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斗争，也没有人真正主张输出革命。

　　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命题角度看，今天中国繁荣的市场经济、私营经济、商品关系、雇佣关系、专业化职业化管理体系、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际秩序的关系等等则早已不是毛泽东时代所能想见，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国人在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就其对生活和未来的期待而言，都是邓小平时代的产物。知识界不可能自外于这个历史条件，所以我们今天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是邓时代，和毛时代隔得比较远，有关系也是经过邓时代的中介。不承认这一点，今天的讨论就没有任何实质性和具体性。

　　但是，如果把观念和思想生活梳理的光谱放大，包括最广泛的社会立场、言论，观点、情感和记忆，就会看到，一方面，邓小平的中国无疑具有巨大的、不可否认的民意基础，但另一方面，它也总面对种种批评、不满和质疑，而这些批评的基本形态就是把改革三十年来出现的问题同一个理想中的毛泽东时代作对照。所以谈论邓最根本的问题仍旧是毛邓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因为它关系到今天中国国家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根基。这个问题在常识上谈不困难、在党的正式决议的意义上也早已有了定论，但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来说，它其实仍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观察者网：所以绕不开的，还是要请您详细谈谈毛与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

　　张旭东：毛邓中国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坐落在新中国国家合法性起源、权力基础、法理和治理系统的内在同一性和外部边界问题之上。这些当然都是关乎国家存在的根本政治哲学基础的大问题。


　　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国家的法理基础，再引入一个“主权者”的概念，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邓小平时代同毛泽东缔造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关系。从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看，人民共和国同所有国家形态一样，当然是一个将所有个人和集团暴力取消并垄断在自身的法的内部的国家机器；但是同任何历史上的法权秩序一样，人民共和国的法理基础本身也并不能由法条主义的法律概念来说明，而只能由历史中实际发生和出现过的力量角逐和斗争来说明。换句话说，法的社会起源，社会基础，历史起源都是暴力，是革命、战争那样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武力和暴力。国家的法和国家的主权形态都植根于它自身的历史起源之中，所以今天一些人用西方的实证法和法治原则来议论中国国家体制的非正当性在知识和概念上是十分可笑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和法理起源是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事实上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者。国家形态内在于党的形态，正如由这个国家创造出来的新社会内在于国家形态。这同欧美市民社会宪政国家的起源和成长路径完全不同。而主权者之所以是主权者，就在于它可以、有时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外做出事关国家存亡兴废的决定。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主权者的化身存在的。

　　苏联“老大哥”崩溃之后许多人一直在想中国为何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理由可以从人民共和国所经历的两次“例外状态”着眼去思考。第一个“例外状态”当然是“文革”，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悬置了它自身的法律常态。第二个“例外状态”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它以“粉碎四人帮”开始，但实质当然是在邓小平复出、克服了“两个凡是”之后，以“实践/真理”讨论、“解放思想”等一系列举措一步步把中国带出了原有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民共和国的内在强度远远高于貌似强大的苏联帝国，因为它一直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寻找着自己的真理和道路。这种斗争所带来的实践理性、变革勇气、制度创造性和不断在更大的历史框架内界定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中辩证地维护了人民共和国的统一性。也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理解和表述毛和邓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才具备关键的重要性

美惠子

　观察者网：但恐怕在一般人看来，有这两个例外状态，很难谈什么连续性？

　　张旭东：是。但我想指出的恰恰是这两个例外状态本身点明了国家内在的政治强度和连续性。晚清时代曾有过所谓“国体”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就这个问题曾给出过一个干脆利落的回答：所谓国体问题就是这个国家里不同阶级的地位问题，所谓宪法不过是把这个国家内部谁统治谁，谁镇压谁，谁管理谁的问题讲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毛时代的中国国家是一个革命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是工农的国家，也是领导阶级或垄断政治权力(“人民主权”)的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机器和机关。

　　但在邓小平时代，这个国家开始从她起源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和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步步转变为一个非政治国家、全民国家、法制国家，这是一个现代或者当代意义上的治理、管理、行政、治安、经济一整套制度。我前几年在谈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这本书时专门谈到，其实今天的中国在正常运行状态下和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要吸收和处理经济领域里不断出现的不平等和矛盾，通过动用社会资源、文化资源、政治资源把它化解为一种和谐状态。两者都要统摄经济领域，也都靠消耗全社会的价值资源来吸收经济领域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个主体在变化，劳动者的构成和定义在变化，从经济领域，生产领域获得的权力、资本、能力、地位、资源也在发生变化，它们都在国家空间内部形成新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权利，包括施米特借霍布斯之口指认的“间接权力”(indirect power)，如中世纪教会，行会这些跟王权作斗争的力量。这种“间接权力”本身的政治诉求和既有权力形态的博弈必然带来一国家内部的新的权力分布，带来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和法治状态。这个状态同“第一共和国”源于革命的超法理的正当性概念是不一样的。

　　在国体问题上，邓小平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释国家内部阶级主体的变化，解释这种必要的、历史的变化如何并不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和“国体”。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无非是证明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并不能改变宪法本身，如何今天的共和国(假定我们称之为“中国人民第二共和国”)和昨天的共和国(“第一共和国”)是同一个国家。这是毛-邓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同一性和非同一性问题的实质。

　　观察者网：要怎么看待和解释“是同一个国家”的问题？特别是，在如此剧烈的历史转折时期。

　　张旭东：评价邓小平，容易的部分是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谈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难的部分是谈政治领域的根本性问题，即国家意义上的两个时代的关系，实际上是处理人民共和国法的内部演变所产生的革命国家(“第一共和国”)和改革国家(“第二共和国”)的结构性差异、结构性矛盾，以及这种差异性之上的更高的、更为本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从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毛和邓的关系，可以避免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对立。从国家存在于法律之上这个政治哲学论点看， 毛和邓无论从实质上还是策略上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当然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这是历史意义上的不同。在对国家性质，对党和国家的关系等一些基本认识上，他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

　　如果更看重断裂和差异，我们说宪法有一个非常大的修正。在国家内部有宪法意义上的不同的形态，有几次重大的修宪，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民共和国宪政上的一个危机，法理正当性的危机。到今天我们所谓的根本上毛邓的矛盾，左右的根源，实际上是一个constitutional crisis，这一个宪法危机是有过的，但恰恰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在历史上应该给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他是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的唯一的主权者，是他在毛泽东身后，通过修正甚至否定毛泽东制定的“法律”，扭转了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危机(“被开除球籍”问题，即发展的急迫性问题)，维护、发展了国家，最终在“法律”之外维系了国家的连续性，并逐步走上了法治的道路。他的位置是无可取代的。

　　观察者网：能否请您解释或进一步谈谈这个“主权者”？

　　张旭东：毛去世后，邓是事实上主权者，既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又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敢于改变“祖宗之法”的那个人。他一个人作为全党和全民意志的化身，既置身在法律(“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新的决断，是法律在国家内部正常运行和国家超法理的秩序重建之间的连接点。这就是“主权者”的位置，因为他判定什么时候悬置和中止于旧法，以便国家能够延续和重新开始。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他本人，他的存在、他的思考、他的权威和意志是连接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毛的中国和毛以后的中国的那个榫卯和轴心。在这个意义上，他就像施米特所说的那个主权者(the sovereign)，他来断定什么是“例外状态”。邓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毛的中国的“例外状态”。

　　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例外状态”是战争，内战或者外族入侵、天灾人祸等等，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巨大的发展的压力，生存的压力，全党、全民的政治疲惫和觉得这么搞没有出路。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华国锋也同样要发展经济，其实“文革”中的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放弃发展经济)，也不仅仅是抓捕“四人帮”，而是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实际上是宣布了毛的中国进入一个“例外状态”，从此要在过去革命国家的“法”的框架之外让革命国家逐步回进入一个真正的常态，以此来回答革命的意义和目的问题。这个“例外”，说的就是毛泽东晚期的“继续革命”状态终止了(它本身是一个“例外状态”)，但是他所缔造的国家仍然存在，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

　　观察者网：30多年前，即便对于邓小平而言，这恐怕也不容易做到。

　　张旭东：当然，邓小平起源于这个“例外状态”的“常态”本身带有很大的内部张力，它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始终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从终止“文化大革命”，批判“两个凡是”，到打破公有制，取消人民公社，到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每一步都带有一种时代的紧迫感，都处在新与旧、内与外的辩证冲突之中。但随着这种不停歇的“改革”和变革、这种特殊状态，某种看似低俗但非常稳固的秩序和共识慢慢出现了。

　　邓小平的这个主权者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把“例外状态”保持在一种准常态的状态。任何“改革”都不能说是“常态”，但所谓“常态”最内在的本质和政治强度其实恰恰是由这种“例外”状态构成的。这样，通过一个长期的、尚没有终止日期的“改革”，人民共和国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并在这个集体时间中被安置在一个更大、更稳固的历史基座和社会基础上。这种寓于“例外”中的“常态”或作为“常态”的“例外”的另一个存在样式就是理想中的美国民主—美国民主在理念上接近于一个温和的“不断革命”和“人民主权”论，是仍然展开中的寓“不变”于“变”、寓“一”于“众”的大众实验，它的宪法修正传统、联邦制(federalism,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鼓吹分裂的联邦制，而是以保障地方权益和多样性的方式促进和保障统一的制度)。我们今天接受的正是邓小平时代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例外状态”所形成的新的“准常态”。只要接受这个状态的基本正当性，认同它内在的历史起源和社会基础，我们就都是“邓派”。而毛-邓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他们历史上和实践上的非连续性和矛盾，而在于他们未来意义和理论上的连续性、统一性。

　　这个常态的内部问题今天我们暂且不说，但我们不用回避今天这个常态的有效性、合法性、正当性、和公众接受度；同样，我们不用回避这个“常态”当初的非常态起源，即“例外状态”所指针对的历史断裂和法权断裂。新秩序起源于革命共和国的法权的间歇，在这个间歇建立起新的秩序，但国家因此而延续下来。

　　作为主权者，邓小平其实还有另外一次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然我们都心照不宣知道这是1989。相对于毛的中国向邓的中国的转化，这是邓的中国内部的一个危机。现在还不好评价，但可以说这个“紧急状态”的最终结果，是经济领域的全面放开和更大程度上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但在政治领域，各种制度改革的延后也许是出于政治智慧和稳定的需要先不去碰；而在文化思想领域，八十年代的活力和创造性则始终没有能够完全恢复，由于发展经济成为新的国家理性、全民共识和“社会契约”，国家在制度、道路、理论领域的话语权、叙事造性能力、意义阐释和价值辩护上既不够“硬”又不够“软”。当年，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邓小平是不惜动用一切国家手段来维护秩序的。“两手硬”正是决断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显示出“主权者”保留在法律之外解决事关国家兴废存亡的大问题的意志、决心和能力。但在今天，在“邓的中国”已有35年的历史的时候，如何保持国家权力和国家思维的内在强度、保持路线与制度的创新能力；如何维系主权者同全体人民息息相通、呼吸与共的紧密关联；如何在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不断诉诸于整个社会领域内的思想、文化、心理上的诉求、活力和创造性，这才是继承邓小平的中国的政治哲学实质的关键点。

　　观察者网：对于今天的执政党而言，这恐怕是个非常大的、艰难的课题。

　　张旭东：邓小平作为一个主权者是完整的，只要这个主权者事实上存在，无论社会经济领域里发生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仍然继续存在，：）的领导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继续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继续存在。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可以并行不悖的原因。从今天回顾80年代，这个并行不悖其实正是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所具有的活力和理想主义的原因。但是当主权者不在场的时候，后继者别人就要你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明来：我们要看数据，看经济、社会政策极其结果，以这个来断定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性质、马克思主义性质等等。邓小平在的时候，说服和证明是不用做的，他的存在体现着四个坚持的延续性，而恰恰是因为有这四个坚持的不可置疑的存在，在制定改革议程上，反倒顾虑少、负担小，胆子非常大。


　　主权者退场之后，往往会出现政治合法性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继承者不能直接通过自身的在场体现当前秩序的历史起源、社会基础，因此同自身的价值本体之间的关系式间接的，需要通过政绩、说辞等等来“构建”。在邓小平去世后的近二十年里，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存在需要通过其经济领域的成就来予以辩护，即通过各级政府在“发展”上的成绩来为制度和价值做曲折的间接的证明。这造成长期以来一个积累性的价值的缺失和价值辩护的乏力，包括国家话语和知识思想话语对今天中国国家形态的政治实质，历史实质理解上的贫弱和不确定性。这并不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缺失，而是非常具体地造成人民、特别是知识阶层同国家在情感、认同上的疏离，以及同国家价值根基之间的隔膜。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态，既同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势头不符，也不符合经典政治学原理。任何一个国家，无论黑格尔谈的行政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还是施米特意义上主权者的国家，任何一种法律的存在，必然有它伦理的、价值的、情感的、理智的根基，法律和它所保护的共同体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现在这个直接的关系需要经济领域去做一个中介、过渡才能表述。任何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这个领域里的滋养和护卫，长此以往是无以为继的。“不争论”在邓在世的时候是一种政治智慧和政治意志的体现，但在今天，则是一种思想和理论上的懒惰和怯懦，一方面是一种官僚主义本本主义惰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恐怕也暴露出深层的能力缺失和不自信。但这种状况只能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不可能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最终国家和法律的自我辩护必须立足于历史之中，立足在同民族自身的风俗、伦理共同体的关系之中，立足于普通人的情感和价值。能全面、恰当地把握这种关系才能获得社会总体的认同，此时社会成员才能把这个国家的强制性的、外在性的法律、权力、秩序、道路和理论理解为自己的终极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的保障。今天网络上好像只要一谈自由就是跟国家对立的，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一个好的状态是，外在的国家和法律的限制被理解成自由和自由的保障。

美惠子

观察者网：邓小平是在共和国危机时刻，一面继承了毛时代中国，一面接管了例外状态，并做出决断的主权者。您的这个评价同时也解决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前后三十年是延续还是断裂的争论。

　　张旭东：邓时代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纪元。它起源自一个“例外状态”，但这个例外状态是对自身历史条件和权力基础的又一次强有力的确认，在理论上是以“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来回答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例外状态同时既在毛的中国之内又在毛的中国之外。没有邓小平的例外状态，毛泽东缔造的新中国没法延续下去，也许会随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的法和革命的国家机器一块消亡。恰恰是因为邓小平的决断，通过改革开放，今天的中国事实上还是毛泽东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所以今天中国人的当代史既是毛的历史又是邓的历史。没有邓小平的这个阶段，这个国家和从它内部孕育出来的社会生活是无从想象的。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突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主权者的决断和意志，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道路上再一次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起源和价值根基，我们不应偏离邓小平亲自界定的毛邓关系。

　　我在别处谈到过，毛泽东时代的时间是抽象的时间，它要在一两代人中间一步达到一种最高价值，而他那个共产主义新人也许是一千年以后才能实现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毛泽东的国家是没有历史的，它在观念上是已经消亡的东西，这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毛泽东的国家是在为终结阶级社会和国家本身而进行不断的战斗和革命。而这个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时间里展开恰恰是在邓小平时代：回到经济，回到生产活动，回到欲望和欲望驱动，回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在历史唯物论和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具体的、关乎人的生产活动和物质生活的历史此时才真正开始。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矛盾是政治领域里的所有制革命和思想革命，但历史的辩证冲突在邓小平时代才真正展开，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所寻找的那种源自生产活动的具体阶级矛盾和思想矛盾才真正展开。无论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文化革命的方式，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做的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纯粹性。那么在黑格尔意义上，它是一个缺乏具体的对立面和“否定性”的时代，或者说“否定性”仅仅存在与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止境的斗争。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到来，所有的历史矛盾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展开的过程中，随着具体实在的“对立面”和“否定性因素”(比如资本的因素、经济领域里产生的不平等因素等等)的充分发展，种种矛盾冲突随之而来，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仅仅诉诸于对毛泽东时代的道德纯洁性和社会风气的怀旧式的追忆，对当今社会做单纯的道德谴责是无力且无用的。

　　举一个经济的例子：毛泽东时代始终没有完全处理好的问题就是怎么搞经济。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在经济上走出一条路来，实际上阶级问题、主体问题乃至政权问题都无从解决。毛泽东在会见亚非拉领袖时经常说，我们搞了二十七八年的革命，有点经验，摔了无数跟头，走了无数弯路，总算把革命的事情搞定了，但搞经济的事情一点办法也没有，没什么经验供你们参考。说的很清楚，没什么好学的，自己也没想明白怎么做。在邓时代，矛盾一下子展开了，以毛泽东时代无从想象的方式展开了。这是对任何一个以历史认识、历史批判为旨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令人哀叹的事情。这不是经济主义，而是说中国社会能量在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被释放出来，这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活跃的状态。毛泽东在政治领域是有这个魄力的，要把盖子都揭开，把一切矛盾暴露出来，通过大乱达到大治。但在社会生产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毛主席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邓小平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翻转，政治领域管得很紧，强调稳定(一切“例外状态”的特征)，但其他领域则放开搞活。 “不争论”是一个高度智慧的理论创举。邓小平不是没有理论，他的理论就是不谈理论，但这是一个有理论意味的非理论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对手、参照系和更高的理论来源是什么，更知道自己在实践上要做什么。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实践目的性、带有充分考虑过的对“大是大非”问题判断的“不争论”，这是伴随政治领域的“例外状态”出现的理论上的“例外状态”。不过，在搞了三十多年“摸着石头过河”的今天，一场重新理论化、重新为实践找到理论表述的实验已经迫在眉睫、无法回避了。

　　观察者网：正好我们可以接着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海外怎么评价邓小平，比如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卫 哈维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把他和撒切尔、里根说成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张旭东：海外对邓评价多多少少都太简单化、脸谱化了，往往是一厢情愿地把他解释成对毛泽东时代的全盘否定，或仅仅从现象上看，说他把中国带入了世界市场、国际分工、金钱挂帅、欲望满足，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把中国按西方的愿望带入了所谓的普世秩序。

　　在这个问题上，左和右的判断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右边夸奖并说做得还不到位，而左的批判说这是背叛。但这都把邓小平简单化了。邓小平的复杂性恰恰在于他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而且把毛泽东的中国以这样一种方式推入了新的历史天地。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明证，它既在世界市场内部，又在世界市场外部；既在国际法的内部，又在国际法的外部；不只在法律意义上，在价值、想象、记忆、诉求，在终极意义上的人的层面，中国的终极性自我期许是一种新的社会、新的人性、新的价值。在所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中国都保持着一种既在现有秩序之内又在之外的“例外状态”。这是就中国的外部关系说。就中国内在历史记忆和历史想象而言，今天所有的“新”，同时也指向“旧”，这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义上的新与旧的关系，是中国文明传统在当代条件下被再一次发明出来。这和中国梦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梦归根到底在于，它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条件下的既有世界秩序的外部想象，而这一外部想象对于中国自身历史来说是一个内部的记忆。这就是中国梦不同于美国梦的地方。对以世界的主人自居的西方来说，这点是很有挑战性，因为只有这样一个文明实体和国家形态，面对现存秩序才能既保有过去历史记忆的资源、又保持一种未来态势，这才有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姿态。

　　观察者网： 所以美国人早些年觉得还行，因为你只是在我规定好的世界秩序里面，现在……

　　张旭东：美国好像有点坐不住了，因为看你明摆着是在做不一样的东西，但又拿你没办法。西方纵横家总结美苏争霸、都说苏联问题其实好办，它再具有威胁性，扬言要埋葬我们，但因为它的经济跟我们没有交换关系，没有太多贸易，没有利益来往，所以把它压垮对我们自己没有损失。苏联相对跟整个西方世界、跟资本、跟自由市场的割裂和孤立，使得它基本处于纯粹的对立冲突、战争状态。而对西方来说，中国的麻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像两个拳击手一样抱在一起，这个角力、竞争、和平共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状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是真正的“斗而不破”、“求同存异”。这不是单纯指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的争斗的意义上，而是在一个更大的历史的意义上，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退一步说，中国当然和世界并没有这么大的根本性的冲突。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历史的主流，人都想过好日子，都想有一些基本的合理的安排，都想有这样一些机会。中国自身无论在自我意识上，还是制度安排上的独特性都最终指向对自身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肯定，这些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它界定差异性和否定性，是最终突破现有矛盾统一体的积极因素。但差异性是存在于同一性或者说相似性的大的语境中的，所以一味强调中国和西方、中国和世界的差异性，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也不是太明智的思维方式。

　　观察者网：岔开问一句，您这个“主权论”和“例外论”同您最近的学术研究有关吗？

　　张旭东：我昨天在复旦大学讲课正好讲到这些问题，现在看好像是无意间为这个访谈做了点思想热身。现在西方学界一个很热的话题是所谓本雅明施米特间的“隐秘对话”和学理上的彼此仰慕。这的确是个戏剧性的话题，因为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犹太人、文学批评家、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而另一个是天主教徒、政治保守主义者和所谓“右翼革命”的法理学权威。

　　施米特近年来国内有一些讨论，但实际上本雅明很早就研究了主权问题、例外问题、法与法律秩序之外的力量、权力和暴力的关系问题。在写于二十年代的《德国悼亡剧的起源》这本书里，本雅明明确谈到十七世纪德国巴洛克悲剧(Trauerspiels)里的“主权者”，指出它的起源是文艺复兴后关于一种饱满的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性的期待，整个欧洲大的环境里培育出一种政治土壤，让新生的城镇市民阶级产生了对绝对王权的向往。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前提是文艺复兴，人要从神那里把自己的生活拿回来，知道自己的生活是那种肉欲的、琐碎的、卑微的幸福，出于对这种幸福生活的“可持续”的安全的向往，他们期望一种利维坦国家对权力的垄断，把它视为普遍秩序甚至永恒秩序。


　　本雅明认为这种巴洛克式样的主权概念比18-19世纪的主权理论高明，因为它以决断“例外状态”来界定主权者的权力边界和法理位置，而非仅仅通过法律内部的常规性运作来解释它。有意思的是，虽然国内外一些自由主义者想当然地把施米特指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理论家，但恰恰是施米特在同本雅明的“隐秘对话”中坚持要把主权者理解和设置为维护法律、把法律之外的暴力因素吸纳进法律系统的关节点。本雅明的犹太神学和乌托邦色彩更重，强调人类解放必须突破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立法暴力”或“护法暴力”范畴，在《暴力批判》这篇早年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纯粹暴力”(reine Gewalt)概念，在临终前的《历史哲学论纲》里明确地把这个概念同反法西斯斗争和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我虽然多年来对本雅明情有独钟，但在这个问题上觉得施米特的主权概念更有历史的具体性和政治哲学的明晰性。这也许无形中影响到我对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的理解，以及毛-邓关系的理解。但也许是我近些年来对当代中国国家历史起源、法理正当性和价值基础的思考让我在阅读中“发现”了这些比较隐晦难懂的理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