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叶剑英如何坐镇指挥粉碎“四人帮”

2014年08月28日11:50  [color=#b6cc !important]环球人物杂志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1976年10月24日，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北京市民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

作者：邢婷

　　叶剑英(1897-1988)广东省梅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5年1月至1978年1月任国防部长。

　　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觊觎此位置已久的林彪接任。1971年9月，林彪及家人乘飞机出逃时，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随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自此到1975年1月，我国一直未任命“国防部长”，由叶剑英全盘负责国防事务。

　　西沙一战不眠夜

　　1974年1月11日，南越当局(当时的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两个政权)公布地图，将我国西沙群岛全部划入其版图，并于当年1月15日公然出动军舰，侵我领海，撞我渔船，突袭我永乐群岛。

　　1月17日，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组织班子，准备打仗。他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开进永乐群岛海区，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1月19日凌晨，叶剑英接到报告：南越当局突然派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首先向中国民兵开炮。他立即就这一情况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立即组织领导六人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周恩来所说的“六人小组”，是1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由叶剑英牵头，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共6人。其任务就是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几个小时后，叶剑英来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室。他一进屋就问：“前边怎么样了？告诉前方，提高警惕，一旦敌人动手，就迅速还击！”

　　“报告叶帅，10点22分，敌人4舰向我271、274号猎潜艇和396、389号扫雷艇攻击，我舰队已给予还击。”

　　叶剑英知道，我军参战的舰艇装备不如敌方。但他相信我军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于是对参谋人员说：“要参战舰艇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1小时37分钟后，捷报传来：我军民击沉、击伤4艘敌舰。这时，一直没有休息的叶剑英，才在人们的劝说下，去作战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休息。没想到刚过中午，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支持南越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向南海方向驶去。叶剑英立刻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中央，不久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前线发出了新的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

　　20日9点35分，我陆军在海军舰艇和渔轮的掩护下，向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敌人发起了反攻，全歼敌军，收复了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取得西沙海域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1977年，叶剑英（前排右二）、邓小平（前排右三）等在广州会见部队干部。

　　拒绝江青的邀请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协助邓小平对军队进行整顿。

　　正式就任国防部长后，叶剑英在紧抓国防建设的同时，还不得不同妄图插手军队事务的“四人帮”进行周旋。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论述了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提出军队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

　　会议间歇，叶剑英与各军区和兵种的高级干部逐一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事(指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透露给他们，并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坚定立场，稳住部队。

　　在小组讨论会上，叶剑英提醒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今后不论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你们都有权力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显得很兴奋。可没过多久，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一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重了，二是因为出现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这使得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根本无法得到贯彻。

　　那段时间，叶剑英常常独坐沉思。一天，他正在与孩子们打乒乓球，警卫参谋走过来说：“首长，江青同志来电话，请您到北海公园的‘御膳’用餐，说特意准备了宫廷糕点。”

　　江青这次又要搞什么名堂？叶剑英皱了皱眉头，对警卫参谋说：“你告诉她，我的身体不适，不能去了。”警卫参谋走后，他挥了一下球拍：“继续打球！”

1977年4月28日，邓小平、卓琳夫妇祝贺叶剑英80岁寿辰。

　　怀仁堂力挽狂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份文件还有一项引人瞩目的内容：“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只是风云突变的开始。同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的两份文件，一个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国：）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

　　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

　　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0月6日，叶剑英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下午3点30分，他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在怀仁堂开常委会，审议《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方案，要求提前1小时到。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随后，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一一被制服。

　　当晚9点，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飚，让他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中共中央在叶剑英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是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叶剑英元帅》)

美惠子

叶剑英给华国锋讲了什么促使华国锋决定抓捕四人帮？

2014年06月17日 08:2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权延赤

核心提示：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本文摘自《龙困与微行》，作者：权延赤，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他们在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

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熟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

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春桥和江青同志的。”

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日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

叶剑英神色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

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

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日，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春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毛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日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毛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毛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毛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毛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美惠子

参预抓捕四人帮众人的悲哀结局

作者：文贝时间：2014-03-02 07:19分类：回忆与思考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它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了条件。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

１９７３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 德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 生 、童必武。其中毛泽东（７６年９月９日）、朱德（７６年７月６日）、周恩来（７６年１月８日）、康生（７５年１２月１６日）、董必武（７５年４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７５年１月１０日），邓小平进入（７５年１月１０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７６年４月７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

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 青、许世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 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

１９７６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 纪登奎、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 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 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２３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 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

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 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

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

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
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１９６４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１９７９年被调任

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

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１９７９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１９７９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

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

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

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

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他错误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

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

历史无论向那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动用公器抓捕政敌，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2014.3.2

美惠子

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
作者：文贝时间：2014-05-09 06:52分类：历史


文革前的高考也有政审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对参加高考的学子有条件限制源于文化大革命，其实是错误的。新中国建立以后，高考政审是以立法的形式．对于公民考试权利做出的制度性规定，在当时称之为“不宜录取”。也就是对一些考生要通过政审，政审不合格不能进入大学或者很难进入大学。比如父母或者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地富反坏右的，亲戚中有杀关管的，或者有海外关系港台关系一般通不过政审，即使能读大学也不能读保密专业（军事院校、军工院和校涉及军工的专业都属于保密专业）。
文革推迟高考始于刘少奇。
1966年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反对教育考试制度的文章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的案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中央认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有不少大专学校和中学，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根深蒂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在大专学校和高中，把文化革命运动搞深搞透，将对今后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源的信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 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同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提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正因为此，全国高等院校1966-1970年5年没有招收新生。
从时间上看，推迟高考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政文革和通过工作组控制高校的时期，对推迟高考负有领导责任，这也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支持恢复高考，却对当年推迟高考没有垢病的原因。
文革中高考没有文化考试是误读。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北大于当年6月4日开始在北京地区试行招生，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这批学生后来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学制为2~3年。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央决定恢复在招生当中的文化考试，注意了解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和基础知识水平，确保新生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由于邓小平是1973年3月10日由毛泽东决定重新出来工作，这个功劳一直戴在邓小平头上，其实邓小平是3月10日向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当天批准同意。此后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一个决定，发至全国各基层党组织，将邓小平复出一事通报全党及党外群众。邓小平真正出来工作是4月12日，这次恢复高考文化考试与邓小平没半点关系。主政者是周恩来。
1973年6月份的高考时，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张铁生因生产忙没有时间复习文化知识，考试时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得6分，心存不满在试卷上写下了一段话，提出“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张铁生是27号接到高考通知，30号进考场）。此事被后人称之为“白卷先生”，张铁生也因此名燥一时并在文革后身陷囹圄。
显然，笼统地讲文革中只有选拔推荐没有文化考试是不准确的。
文革后恢复高考是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
邓小平故居纪念馆有一个1977年全国高考决策过程的专题展览，除了历史图片外，文字说明基本以《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改变一代知识青年命运》为依据。
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不仅见于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而且主流媒体也是这种观点。其实细化分析，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恢复高考既不是他提出来的，也无权拍板确定如此大的国家政策方针。恢复高考的决策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
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十届三中全会通过邓小平恢复职务的决定是7月21日，并于当天在会议上讲话。邓小平复出首次露面是9天后的7月3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现场。
“邓小平复出三天就恢复高考”见于许多文章中，这不是事实。恢复高考是1977年10月5日由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教育部长刘西尧报送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工作的意见》。文件经过教育部修改后，于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下发。文件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何来邓小平拍板决策！
提出恢复高考的是查合性教授或温元凯教授。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主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
会议中的第三天，作会高校15位代表之一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提出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他的发言受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数学家吴文俊等著名科学家都的赞同。据说邓小平因此问在座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水分很大，许多文章对此提出质疑。因为邓小平当时没有资格敢说“今年就恢复高考”，事实是后来经过多次讨论才最终形成）
中国科技大学年轻助教温元凯的回忆则是另一种情况。据他的回忆文章中所述是他利用插话的机会说高考制度要改革，，提出“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3/4。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3/4？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当时胆很小，不敢讲不要领导批准，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大家更高兴了。” “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5分钟。”（这种回忆属于艺术加工，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敢于在中央会议上鼓掌，也太没规矩了）
事实上此次会议之前的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刘西尧（教育部长）的谈话中提出：“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显然，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并无意在77年恢复高考。即使对78年的高考也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
8月13日  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会议仍然坚持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讨论的内容写成内参稿，由人民日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显然，教育部正式的招生会议并没有采纳座谈会的意见，也不存在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
邓小平当时不具备拍板决策恢复高考的权力。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其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去世，王洪文、张春桥身陷囹圄。李德生辞职（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73年又增补了邓小平入常。到1977年时，上届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叶剑英和增补的邓小平。
1977年8月，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时的分工是华国锋负责全面工作，叶剑英负责军队，邓小平负责科技和教育，李先念负责经济，汪东兴负责宣传工作。由于常委人数少了，一些工作由政治局委员分工负责。邓小平成为核心从而实现的“一言堂”是在胡耀邦时期，是华国锋和叶剑英相继离开后才形成的。
恢复高考是分管工作的邓小平多次汇报请示后中央研究决定的。
1977年8月18日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闭幕后，邓小平。邓小平将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并附言：“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18日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圈阅同意该请示报告。
9月6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邓小平写这封信的起因，是9月5日收到教育部长刘西尧的一份书面报告，其中提到，招生涉及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很快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原则性通过了教育部《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当天与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一起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两处修改：一、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留的研究生年龄，从28岁改为30岁。二、考虑到国家正式职工被录取为研究生后，原来的福利劳保待遇不致降低，“将工资关系转入培养单位”一句改为“学习期间由原单位发给原工资”。）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指示。退教育部办” ]。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至此，高考制度正式恢复。
从上面的论述看，恢复高考并非是邓小平拍板决策。而是经过了几次讨论修改，中央多次研究才决定下来。那儿看得出是邓小平拍板决策的。
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模糊了中央领导集体的作用，是贪天之功。就当时而言，邓小平只是分管科技和教育的党的负责人，负责科技和教育工作是职务行为。作为刚刚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只是党的核心层，却不是：）的实际领导核心，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在中央，而最终决策权在华国锋。
华国锋在1977年被称作是“英明领袖”，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权于一身，威望正如日中天。连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信起首为“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其中表示：“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最后一段话是：“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这种情况下，像恢复高考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同意，邓小平根本办不成。
邓小平确实在恢复高考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参加人员是有选择的，但提出和形成了恢复高考的意见，为最终恢复高考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就像1966年刘源递信要求取消高考，1977年又向邓小平写信要求参加高考一样。邓小平1966年参预决策取消高考，1977年又积极推动恢复高考。历史总是这样开一些人的玩笑。2014.5.9

美惠子

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作者：文贝时间：2014-05-10 07:52分类：历史

《党史纵览》2004年12期《邓小平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者罗军生。文中牵强附会的把邓小平一些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和想法当作最高指示，从而得出中央最终结束上山下乡是邓小平功劳的结论。这是误读历史，也不符合事实。
终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不是邓小平也不是胡耀邦，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其一是在恢复高考的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已经走不通。第二是社会开放使城市就业渠道拓宽，就业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第三是知青要求返城和私自返城已使知青下乡名存实亡。第四是知青群起反抗倒逼中央终结这一决策，而云南知青上京请愿是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导火索，因偶然事件改变了大进程。
胡耀邦、邓小平是城镇青年上山下乡的始作蛹者。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以杨华为首的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共青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并把邢燕子等人作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1962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提出：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
  1963年5月，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审阅浙江省委批转嘉兴县委《关于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报告》时，表示赞赏。他在与谭震林副总理进行交流时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经验。”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谭震林副总理指示，召开了各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会上，谭震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安置工作的新思路。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面情况汇报后说道：“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苏州市能动员人员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的。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才能真正贯彻勤俭办业的精神。”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讨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他对搞好插队问题再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
  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由此，邓小平提出的“以插队为主要方向”的安置办法成为中央纲领性文件。
    事实表明，知青到边疆垦荒的发起和倡导者是胡耀邦领导下的团中央，而下乡插队的提出是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源于毛泽东的讲话。
推迟高考的决策者是刘少奇。文革开始的1966年6月，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接到其子刘源转达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关于废除教育考试制度的要求后，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了《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高校招生工作一推就是四年。
就当时而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由于不能参加高考，又无法分配工作，存在着一个没有出路的问题。
毛泽东为上山下乡确立了理论基础。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于是，这些城市知识青年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下热血沸腾，争相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开始是“老三届”，后来成为城市青年学生的主要出路，直到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才结束。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符合毛泽东培养下一代又红又专的思想。希望向农村和边疆输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为了解决城市就业，在当时确实有现实意义。从国家层面，在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知识青年既减轻了国家就业的压力，又能为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贡献力量。毛泽东及中央当时作何考虑，只能站在不同的视角下解读。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于1979年。
1978年10月，国务院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事实上自1973年开始，许多城市知青由于清化北大召收工农兵大学生，一些在农村表现好或者父辈有门路的已经开始返城，有的根本只到农村点个名，始终呆在城里。知识青年下乡条件的改善源于1973年4月，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李庆霖堪称是下乡知识青年的恩人）。
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1977年夏天，基本是1966届初高中毕业生。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到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都陆续返回了城市，有少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这里面有几个客观原因。
其一是1977年10月5日，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性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意见》，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城市知识青年有了升学的出路。
其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劳动制度、所有制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城镇集体工业用人量大增，个体经济迅速发展上，城市知青就业道路拓宽。知青没有必要上山下乡运动。
其三与高层权力斗争有关。当时正是华国锋“凡是派”与邓小平“非毛派”较量最激烈的时候，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知青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指示，不能改变这项政策。而不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具体政策，就无法否定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让很多城市青年包括老干部怨声载道，是争取民心的有力武器。
其四是知青要求返城和私自返城已使知青下乡名存实亡。
其五是云南请愿事件是导火索。在知青的倒逼下中央不得不终结这一决策，形成了1978年12月结束知青上山下乡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而最后一批知青上山下乡是1977年，真正结束是在1979年。
云南请愿事件是结束上山下乡的导火索。
1978年11月10日，云南边陲一个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上海女知青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大肚子来到分场医院，一位姓成的医生检查完后回家吃饭，把产妇留给家属大嫂照看。就在成医生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时，产妇子宫大出血，母子双亡。闻讯赶来的知青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爆发了，要求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要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请愿队伍出现在景洪街头，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直到21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然而此事并没有因此结束。景洪农场知青突然宣布总罢工，提出 “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知青请愿队伍开始步行北上，有的购买火车票前往北京，有的卧轨抗议。
  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国务院。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12月30日，国家农垦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及国家劳动总局的负责人听取了“请愿团”丁惠民等人的汇报，答应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
　　1979年1月2日，民政部部长程子华遵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召集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就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青进京请愿一事进行了研究。
1月4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了丁惠民等10名请愿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国家农垦总局副总局长张修竹、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张亚群、团中央青农部李小芬和全国妇联、国家劳动总局的人员。
    王震期望农场知青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把眼光放大一些、远一些，立志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王震的谈话记录经本人审阅同意后，印发给云南各场，向全体职工（包括知青）传达。同时也发给了其他有下乡知青的垦区。
王震、程子华接见请愿知青代表丁惠民等的谈话印发云南各垦区后，迅速在知青和干部中传播，对于稳定农场局势，稳定知青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多数农场知青开始复工，一些类似‘上访请愿团”、 “汇报团”、“联络站”的组织也自动解散。
1月23日，回到云南的上访知青代表，给王震副总理发来电报，表示决心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电报还说：“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得少，热血一冲，不管三七二十一，草草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实际上却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把景洪农场加速建设好，成为有志青年英雄们的创业基地”。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对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确实讨论研究得不够，有的规定过于笼统。大家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6条意见，即：(1)积极办好国营农场，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国家给予支持。职工工资适当提高。要尽量把知青稳定在农场，这是前提。(2)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已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仍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4）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6)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这“六条”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了方便之门，也很快刮起了“回城风”。
从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3200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显然，如果没有云南请愿事件，中央不会如此重视知青问题，也没有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这一结束上山下乡的决策。
邓小平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是误读。
当年邓小平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说成是“为推动知青上山下乡的有序有效开展付出心血”，然而在否定上山下乡时，又有人讲邓小平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据说是根据李先念提出四个不满意讲的（李先念认为是城市、农村、家长和知青本人“四不满意”）。很多引用都引自《中国知青史》，作者：定宜庄刘小萌，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此事至今查不到正规出处。
倒是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比较直接，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这个可以从中央文件中查到。（“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否存在有争议，笔才倾向于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
谁结束上山下乡看一下过程就明白了。
1973年6月，曾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针对有关问题制定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后，积存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反而因下乡青年的继续增加而更为严重了。说明此时虽然发现了问题，却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问题，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中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值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说明知青的问题已引起病中毛泽东的重视。
1977年夏天以后，再没有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邓小平恢复职务是1977年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调整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管理体制》的报告，对知青工作管理体制做了更动。为了便于统一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决定调整领导小组成员，并将国务院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改为劳动总局党组领导。4月21日，中组部任命许世平为国务院知青办主任，以后又兼劳动总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8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调整了知青领导小组成员。陈永贵仍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康永和任第一副组长。将知青工作领导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农林部改为劳动总局。
7月12日，李先念在国务院知青办上报的一份书面汇报上批示：“这个问题大，应研究一下。我意要肯定以前的成绩，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因为今后几年可能还要上山下乡。但做法确要改变。因此，必要时报纸上应宣传一下为好。否则，动动摇摇不好。”李先念作为分管工作党的副主席，代表了当时中央的态度。
  7月20日，国务院知青办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了《关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针问题的请示报告》。华国锋批示：“要认真的作调查研究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改进措施”。接着，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经国务院、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研究通过，作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一份带有指导性的文件。
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中央为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准备。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经过充分酝酿筹备的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的宗旨是，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稳妥解决现存的问题。在今后还实行不实行上山下乡的问题上，会议上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今后若干年还得实行；一种主张到此为止；一种主张实行轮换制。对已经在农村的八百多万下乡知青怎么办也是三种主张：一是基本稳定在农村；二是基本招回城；三是区别情况，有留有回。此情况说明对于知青上山下乡存在争议。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历时４１天，１２月１０日举行闭幕大会，由纪登奎主持，陈永贵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就当前形势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仍然没有结束知青上山下乡。
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年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农工牧渔业场、队，集中安置，国家给予扶持。
应当讲，1978年12月12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产生的两个文件是结束上山下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
从中央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这一系列决策看，邓小平除了跟在华国锋后面接见代表外，基本没有参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原因在于中央分管经济和知青工作的是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分管并担任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的是陈永贵。由于知青工作涉及的面较广，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分管农垦）、余秋里（分管经济）、纪登奎（分管农业）等都参预到此事中。
邓小平作为党的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只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以及军队工作，不负责知青工作理所当然。就当时而言，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五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当时仍然是“英明领袖”，邓小平的权势还没有达到“登峰造极”。他不可能插手由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分管的工作，更谈不上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不世之功”。
胡耀邦和赵紫阳也不是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一项得人心的事大家都争功，许多文章提出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
胡耀邦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讲话见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
中央财经小组５月９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此时距《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１９７８］７４号文件）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过去一年多，距最后一批知青下乡近三年。胡耀邦与赵紫阳的讲话更多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决策。虽然中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职，由胡耀邦担任，但华国锋仍然是党的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是1980年的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由赵紫阳接任。请辞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是1980年10月的九次政治局会议上，而最终离开权力中心是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主席一职由胡耀邦接任。
所以，当时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耀邦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赵紫阳不可能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的决策者。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２０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彻底结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没有被官方否定。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国务院知青办起草了《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为多年来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画上了最后的句号。《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却没有否定这场运动。基本看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却没有对建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予总结和评价。
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第二卷（1949 – 1978。2011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在第二十二章（“斗、批、改”运动与7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的第818 -819页共三小节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了论述。结论是：“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显然，其中没有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只是提到了个别问题。
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否定了中国：）这项贯穿近三十年的国策方针，否定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等这些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否定了许多后来身居庙堂之上曾经的下乡知青的革命实践和光辉里程。不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后来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功绩又暗淡无光。唯一的办法是整体肯定，局部否定。这样可以左右逢源，无限发挥。
抛开是非判断，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基础是毛泽东思想，始作蛹者是毛泽东、胡耀邦和邓小平。结束上山下乡运动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个体在其中只是起了推动作用。2014.5.10

美惠子

邓小平愿做陈景润的“后勤部长”
吴跃农

2014年08月13日13:46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20世纪70年代末，一篇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瘦弱的“书呆子”闯入了人们的眼帘，他就是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而早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复出的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并已经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国科学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

从50年代末开始，陈景润作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专心致志地进行数学研究。他遨游在充满数字、公式和符号的数学王国里，兴趣盎然，如醉如痴，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简称“1+1”），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这距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当陈景润对这一成果并不满意，决定向尖端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中国科学院，陈景润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顺理成章地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景润一颗探索科学真理之心忠贞不变，演算“哥德巴赫猜想”之痴心不改，他仍抓紧时间，想方设法，争分夺秒地学习和演算。简陋的床板就是他的写字台，借着昏暗的光线，他伏在床板上贪婪地阅读、思考。通过不停歇地演算，他大大简化和改进了原来的证明，使“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发表“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他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但在国内，他却继续被视为不合群的不懂政治的怪人，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74年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后，面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压制、迫害的状况，他很激愤，决心加以纠正。9月26日，在听取中科院的汇报时，邓小平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别提到了陈景润。

邓小平大胆地肯定了陈景润不是“白专”。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邓小平认为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应该得到大力褒扬。之后，陈景润成了邓小平的重点保护对象。邓小平亲自过问陈景润的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后，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当众提到了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

胡耀邦甚至动情地说，“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是决不能含糊的。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带人亲自察看了陈景润6平方米小房间的所在地——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说是单身宿舍，实际是中科院数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等几个所共用的一座5层的筒子楼。每层楼道两旁摆满了炉子，整座楼显得拥挤而狭小。胡耀邦看了这种状况，急得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他提出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好让这位数学天才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南的房间。陈景润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谢谢领导，我现在的住房已经很好了，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苦惯了的陈景润并不觉得简陋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让他安静地搞自己心爱的数论研究，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从陈景润的身上，邓小平感觉到抓知识分子工作的迫切性，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历史发展到今天，知识、人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他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陈景润。

1978年3月18日，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科技界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大声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会议期间，他还特地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景润幸运地位列其中。

当邓小平向陈景润走来，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时，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的一握之中。陈景润孩子似地笑着，邓小平亲切地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健康，并且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

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这是科学大会上最动人的一幕。摄影师把这一瞬间化为了历史的永恒。“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陈景润当天就把喜讯告诉了数学所的所有同事。这是陈景润最为幸福、激动的一天。

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做好科技人员的后勤工作，为了支持科技人员专心搞科研，他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细致安排。在邓小平的促动下，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后勤保障很快得到改善。陈景润更是千千万万个科技人员中的幸运者，他有幸感受到了邓小平这位“后勤部长”的直接的、细致入微的关怀。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陈景润后来有什么困难，都毫无顾忌地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邓小平每次都是有求必应。陈景润的科研任务很重，却又没有助手，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邓小平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中科院给陈景润破格配备一名秘书。

80年代初陈景润结婚后，妻子由昆仍在武汉工作，两地分居。由昆来京生孩子时，一家三口与保姆挤住在一套很小的两居室里，居住环境较差。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做了批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问题。不久，陈景润一家搬进了新住所，由昆从武汉调进北京，陈景润也升为一级研究员，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

1984年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这年国庆时，陈景润的病情还相当严重，双脚疼得厉害，小脚趾不能沾鞋。为了能在举国同庆的时刻看上小平同志一眼，陈景润硬是把左右脚的鞋换过来穿，在无人照护的观礼台上站了整整一个上午。既是医生又是妻子的由昆，一直担心陈景润的身体吃不消，没想到他异常兴奋，完全忘却了病痛。由昆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关怀和陈景润对小平同志的感情，陈景润是支持不住的。

美惠子

邓小平喜欢用大白话

2014年03月05日11:22    来源：福州晚报    手机看新闻


　　在上世纪80年代，高志凯曾为邓小平、胡耀邦等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他最近接受采访，透露了他所了解的邓小平。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上世纪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说。

　　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译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美惠子

揭秘卓琳为何曾拒绝邓小平求婚

2014年03月03日10:11    来源：人民网－中国：）


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民邓小平》。邓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书从一个平民的视角，描述世纪伟人退休后开启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寻求人生出路的峥嵘岁月，政治上与感情上的双重打击、从容淡定的“谪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亲情与真情、友情与乡情、遭际与人际、个性与情趣、智慧与品格，以及儿女情深、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该书表现出政坛下的伟人、红墙外的凡人传奇而真实的生活，彰显邓小平特有的人格、风范与魅力。【点击进入图书连载】以下为本书节选：

入秋的延安，微风已带来丝丝凉意。夜晚，月色如水银泻地，洒在延河，洒在清凉山，洒在宝塔山。

军号的声音在远山回荡，这是催促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尽早入睡的号声。然而，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是1939年9月的一天。两对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解放后任过海关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和许明。

毛泽东、刘少奇来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来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也来了。中央保卫局的邓发亲自掌勺。他曾经在轮船上当过厨师，手艺还不错，但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连普通的鸡鸭鱼肉都少得可怜，但宾客们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他们就推着两对新人照了合影，这张照片今天还能看到，没有婚纱，更没有化妆，邓小平难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显得有点严肃。

这年8月，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相识。晚年，卓琳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从结识了卓琳之后，邓小平便经常约这位姑娘到延河边散步、聊天。开始，他俩作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邓小平不多说话，有情人相会，语言从来都显得多余而乏味。有时问问她怎么来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绝地向他“汇报”起她的“转战生涯”。

卓琳原名浦琼英，她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浦在廷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扎根。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入中国：）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开始他们散步时还有点拘谨，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卓琳终于大胆地挽住了邓小平的胳膊。打这以后，延河边的黄昏便似乎愈来愈甜蜜了，温馨了。激情奔涌的延河水，也在他们面前显得逊色了许多。沙滩上，留下了他们长长的月影和深深脚步……

据卓琳晚年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自己已经23岁了。于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畅。战友们为邓小平高兴，尽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尽管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尽管赴宴者衣服上还补着补丁，连新娘也不例外，但窑洞婚礼的气氛热闹异常。这些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

他们群起而攻，目标明确，轮番劝饮，硬是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邓小平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酒量，有劝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劝酒的都一个个喝得败下阵去。那些参加婚宴的夫人们，无不惊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实，也是那些劝酒的人未饮自醉，先输一筹，他们就没想想，邓小平素来哪有这么豪饮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张闻天才把老底抖开，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帮了他大忙，他们专门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两人各执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驾。而邓小平也居然配合密切，纹丝未露。

这次婚礼，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都参加了，使邓小平和卓琳唯一遗憾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与夫人邓颖超未能光临。此前不久，周恩来在河边遛马，被江青突然骑马挥鞭疾驰而来惊了马，摔坏了一条胳膊，此时正在苏联养伤。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举行得简朴而别致，他们的新婚蜜月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心系太行，惦念着刘伯承师长和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将士，牵挂着根据地反“扫荡”的安危进展。思归心切，几天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东上太行。

小丁

26集79年廖承志和田志远去香港～背景音乐万里长城永不倒～丽的亚视大侠霍元甲是81年滴～

美惠子

小丁 发表于 14-8-28 20:09
26集79年廖承志和田志远去香港～背景音乐万里长城永不倒～丽的亚视大侠霍元甲是81年滴～

这部电视剧总体来说拍得非常好，但有些细节方面确实有些硬伤。

美惠子

林彪死后第一时间邓小平在做什么?
2014-08-29 00:16:38评论(2) 文化 邓小平 周恩来 毛泽东 林彪

1971年春天，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一个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美惠子

邓小平：中国不会输出革命2014年08月29日10:54  中国新闻周刊   我有话说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收藏本文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活动的担忧。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总理官邸举行第一次会谈。

作者：吴兴唐

　　1980年代中期，我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有几次，在新闻发布会上，多位外国记者问及中共同亚洲国家特别是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我回答：“我国同世界各国包括亚洲国家的关系，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与党的关系，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决不干涉外国党的内部事务，同时，也决不利用与外国党的关系去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大家知道，我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都是睦邻友好的。”
　　当然，有的外国记者还想深入问下去。于是我回答：“这是一段历史过程。在新闻发布会这样的场合，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如哪位外国记者对此感兴趣，可以同我约时间进行交谈。”
　　但是，没有一个外国记者来约谈。尽管如此，我还是做了有关“功课”。我想，现在来对这个问题作一归纳、比较全面地将之讲清楚，也是一件好事。
　　斯大林提出“分工”的建议
　　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并不是完全信任的。但随着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斯大林改变了对中共的某些偏见，在对待亚洲：）的一些问题上，也重视并征求中共的看法。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提出了国际共运内部“分工”的建议。斯大林对刘少奇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就是说要分工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国今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多担负些帮助的责任，因为中国革命本身及其经验会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影响，能被它们参考和吸取。
　　中共接受了斯大关于国际共运“分工”的建议，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支持和帮助亚洲国家：）进行反帝和民族解放与独立斗争，作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成立于1951年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受中央委托，在：）直接领导下进行具体工作。其主要形式有：
　　第一，协助亚洲国家：）制订纲领和政策。这项工作原由苏共负责，之后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由中共出面进行。
　　在这项工作中，中共始终处于协助地位。对于这些党的纲领，不论在斯大林生前或逝世之后，总是中苏两党共同讨论和制订的，而且最后都由苏共拍板。
　　比如，在1950年代，中共同苏共一起，帮助日本：）解决内部纠纷，基本结束了日共中央的分裂状态。中共还协助苏共，为日共制订纲领和政策。1958年7月，日共召开七大，从政治上、理论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党的统一、团结，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61年7月，日共八大通过《日本：）纲领》。这是日共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制定纲领。
　　第二，提供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这些亚洲国家：），有的处于地下活动状态，有的活动范围较小，因此信息不太灵通，迫切希望中共介绍和分析有关情况。
　　第三，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主要采取短期干部培训的方式。其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的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中国、苏联、日本、朝鲜、印度、越南、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工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会议确定，在北京建立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将中国革命道路概括为“三大法宝”，其中特别强调了武装斗争及建立革命根据地。
　　援助越南抗法战争和国家建设
　　中共支持和援助亚洲地区：），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人员支援。其中最典型的，是对越南的援助。
　　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45年9月宣告成立，但此后便处在残酷的抗法战争中，没有固定的首都，更没有获得国际承认。1950年1月，印度支那：）(越南：）在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名称)中央主席胡志明，赤足步行17天进入中国地界，秘密访华。胡志明同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进行会谈，请求中共援助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越两党就中国援助越南的具体措施达成协议。
　　应胡志明的请求，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军事顾问团和政治顾问团，赴越南帮助其进行军事作战和经济建设。为了更有力地支援越南抗法斗争，经两：）商定，1950年7月，陈赓作为中共代表，赴越协助边界战役和处理有关援南问题。同年8月，韦国清率中国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9月中旬和10月下旬，越南采纳陈赓和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发动了“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扫除了中越边界地区的法军据点，打开了中越边境的通道。1951年12月，中国援越顾问总团成立，任命原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当时中共和越共互派联络代表)罗贵波为总顾问。
　　中国顾问团为越南抗法战争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53年，顾问团协助越南：）制定了土地改革法。1954年5月，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越南发起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大获全胜，为结束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中国顾问团还协助越南在党建、统战和经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4年9月，中国开设驻越南大使馆，任命罗贵波为首任大使，并向越方建议逐步撤销政治顾问团和军事顾问团，改派少数专家技术人员到越南协助工作。1956年初，中国援越顾问团的工作全部结束。
　　中共支持亚洲国家：）的原则与做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历史局限的一面。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同一些东南亚：）就有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东南亚国家：）都从道义上声援了被西方国家封锁、孤立的新中国。中国支持它们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国际义务。这是其积极的一面。
　　从历史局限性来说，有以下几点：一、替别国党制订党的纲领和政策是不适宜和不妥当的，并不能符合别国的国情；二、对亚洲国家：），虽然也讲了统一战线，但过分强调武装斗争；三、虽然讲了各国：）应把马列主义同本国实践相结合，但强调了中国革命道路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具有普遍意义。
　　毛泽东：革命不能输出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亚洲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的协议。同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政党关系要服从于国家关系，中共随之调整了对亚洲国家：）的政策。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他说：“(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他还说，中国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而且教育在缅甸的华侨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中国在华侨中不组织：），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中国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
　　1955年12月，毛泽东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时说：“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东南亚国家：）大多成立于1920年代或1930年代，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的。除中国：）(简称中共，1921年7月成立)之外，还有印度尼西亚：）(印尼共，1920年5月)、印度：）(印共，1920年10月)、越南：）(越共，1930年2月)、马来亚：）(马共，1930年4月)、菲律宾：）(菲共，1930年11月)、缅甸：）(缅共，1939年8月)、泰国：）(泰共，1942年12月，前身是1930年创建的暹罗：）)。
　　在走和平道路还是武装斗争的道路上，东南亚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西方国家：）奉行“和平过渡”的政策，放下了武器，加入当地政府，开展议会斗争。但东南亚国家：）所走的道路，却曲折反复。
　　以缅共为例。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重占缅甸。1945年7月缅共制定了以和平方式争取缅甸独立的和平发展路线。缅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万余人中，3000人编入英军控制的缅甸国防军，其余交出武器就地复员。
　　1946年2月，缅共中央批判了和平发展路线，决定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月4月缅甸宣布独立，成立自由同盟政府。缅共发动全国大规模罢工斗争和农民运动，自由同盟政府宣布缅共为非法。1955年11月，缅共发表声明，愿与政府和谈，政府未同意。
　　对此，中共、苏共建议缅甸等国家：），在条件成熟时，以合法斗争代替武装斗争。
　　1956年春，毛泽东和中央中央决定停止帮助其他国家：）制订纲领和政策。1956年6月6日，刘少奇会见古巴等拉美国家政党领导人时指出：外国党的意见总不能像本国党那样正确，只有本国党最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问题只能由自己解决。1958年6月，毛泽东在外交部务虚会上说：“对兄弟党，不要代人家起草纲领，他们起草好，拿来给我们看看提些意见可以。我们过去也给人家起草过纲领，那样是行不通的。”
　　新时期
　　从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共对外工作受“左”倾思想影响，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
　　1962年，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提出的中国对外政策，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少援助亚非拉人民斗争)的“修正主义国际路线”，受到批判。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称《二十五条》)，重新树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同时，批判了苏共以及意共、法共等的“和平过渡”思想。
　　这一时期，康生主管中联部，实行“支左反修”的政党对外关系的方针。“反修”的结果，不仅同苏联：）(苏共)中断了关系，而且同将近70个赞成苏共观点、主张中苏和解的：）中断了关系。“支左”，主要是指支持从“修正主义党”中分裂出来的“小左派”。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开始重新强调武装斗争。在向外国：）介绍中国革命经验时，都着重介绍中国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经验。并且，重新开始支持东南亚一些：）的武装斗争。
　　但是，当时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处于困境，没有能力去真正支持这些国家的武装斗争。同时，受国际共运大论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几经分裂，政治力量和影响正在逐步消失。因此，所谓“支持”也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已开始着手纠正对外关系中左的倾向。
　　1975年，缅甸领导人奈温来访。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与他举行会谈，称：“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处理，这是各国的内政，是各国自己的权利，中国不干预。”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对外工作“拨乱反正”，打开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
　　首先，摈弃了“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主题。第二，明确了政党外交是“总体外交”的一个部分，重新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活动的担忧。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些国家自己处理。
　　根据这一原则，中共跟“修正主义政党”恢复了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保守党发展党际关系，对“小左派”则逐步中断了联系。
　　对东南亚国家：），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不再提亚非拉是“世界革命中心”，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包括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联系与交往。
　　对于当时仍留在中国的少数东南亚国家：）成员，则进行了妥善安置。大部分人员都回了国，或去了欧洲国家。希望留在中国的，则请其不要进行政治活动，安排其从事教学或社会工作。
　　10多年前，我去法国访问，曾在一家泰国餐馆就餐。餐馆老板会中文，我们就交谈起来，交谈中发现，原来这是一位定居法国的泰国人，现在生意不错。大家相谈甚欢，心照不宣。

美惠子

薄一波：叶剑英最大的贡献是哪两件事？2014年08月29日10:24  新浪历史      

　　毛泽东借吕端评价叶剑英，主要是指他能够在大关节处看清要害，做事情从大局出发，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说法，叶剑英最大的贡献有两件事……
毛泽东和叶剑英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人民网
　　1986年叶剑英逝世时，中共中央的悼词称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更为人们传颂的，是毛泽东送给他的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帅，其过人之处大概是每临大事有静气，能在历史的大关节处明断是非，果敢抉择，且谋虑缜密。
　　据档案记载，毛泽东是1962年9月2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送叶剑英那两句话的。原话是：“叶剑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大家都知道，是诸葛亮，吕端是宋朝的一个宰相，说这个人大事不糊涂。”据薄一波回忆，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旧戏中王佐断臂“为国家尽忠心，昼夜奔忙”时，毛泽东插话说：我曾送给叶剑英同志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看来，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这两句话，故流传甚广。
　　这两句话，是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自题联语，意在借诸葛亮和吕端的为人行事之风以自勉。诸葛亮掌军理政之谨慎，史家有共识；吕端的“大事不糊涂”，或许知其详者不多。查《宋史·吕端传》，宋太宗想以吕端为相，不同意者说吕端糊涂，太宗却认为“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何谓“小事糊涂”？无非是在不关涉原则大道、只涉及个人利害得失的问题和事情上，不斤斤计较，大抵有所谓盛德若愚之风。诸如不满吕端的人四处散布他的谣言，吕端知道后的态度是：“吾直道而行，无所愧畏，风波之言不足虑也。”再如，他和名臣寇准同列参知政事之职，且排名在前，吕端主动提出“请居准下”。不久吕端升任宰相，“恐准不平，乃请参知政事与宰相分日押班值印，同升政事堂”。这正是他“小事糊涂”的一面。何谓“大事不糊涂”？就是在关系朝廷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坚持原则，是非分明，有舍我其谁之慨。比如，朝廷要捕杀叛将李继迁的母亲，吕端知道后坚决反对，建议把李母安置好并给以优厚待遇，即使李继迁不降，也能笼络住他的心。宋太宗死时，内侍王继恩担心有才干的太子继位妨碍其专权，同李皇后合谋另立。吕端觉察其奸，把王继恩看管起来，去说服李皇后不要改立。太子继位，垂帘召见群臣，独吕端不拜，他让人打开帘子，上殿看清楚确是原先的太子后才退殿下拜。可见，在小事上糊涂，有柔，有宽，有退；在大事上不糊涂，有刚，有严，有进。刚柔相济，宽严并用，进退得当，才能有利于大局，干成大事。也可以这样说，在小事上糊涂一些，更有助于看明白、想清楚、做成功大事。
　　毛泽东借吕端评价叶剑英，主要是指他能够在大关节处看清要害，做事情从大局出发，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按薄一波的说法，叶剑英最大的贡献有两件事：一件是1935年长征途中，将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的电报报告毛泽东，保证了：）和中央红军按原计划北上。另一件就是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的决策和擘画。除此两件外，叶剑英一生中还有其他一些可为称道的“大事不糊涂”之举。如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挺身而出，率部保卫蒙难广州的孙中山。1926年北伐军打下南昌，蒋介石让他做其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师长，叶剑英予以拒绝。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他通电反蒋，并秘密加入中国：）。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秘密策划南昌起义的紧要关头，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将诱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加以逮捕以阻挠起义的消息，便火速下山同贺、叶商量对策，保证了起义顺利进行。从红军时期开始，叶剑英长期在我军总部负责参谋工作，多建帷幄运筹之功。抗日战争时期，在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他“单刀赴会”，更有“舌战群儒”之举。“文革”初期，面对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搞乱党和国家的局面，叶剑英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九一三事件后，叶先是配合周恩来，后襄赞邓小平，经受了党内艰难的政治局势的考验。凡此等等，说明他能够作出薄一波说的两大贡献，绝不是偶然的。叶剑英曾在一首《题画竹》诗中说“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可视为他在大关节处最能彰显政治品格的生动写照。周恩来生前曾引用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来称誉叶帅，大体也是这个意思。
　　能在大关节处显品格，需有谋有断，有动有静。如果一路走来，总是风风火火，缺少内敛，就可能像毛泽东常常引用的《后汉书·黄琼传》里的那两个比喻一样，“峣峣者易缺，噭噭者易污”。叶剑英为人随和，平时谨言慎行，善谋善思，很懂政治艺术，素有“参座”称谓。观叶帅言行，常常让人想起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的诗句：“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胸中有数且从容应对，关键处便见出英雄本色。此外，叶剑英才兼文武，学识丰富，也素为人称道。好学深思，可以励志、致知、正德、养性、增智、促行，有如此修养，就不会莽撞行事，更不会计较小事或小题大做。
邓小平和叶剑英 资料图
　　作为元帅诗人，叶剑英对大事的许多思考，常寓于诗中，留下不少名句。1965年重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赋诗云：“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一句“眼底吴钩看不休”，沉淀了对当时国际紧张局势的深刻思考。同时创作的《七律·远望》，更以其“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的精当比喻，传达出对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走向和前途的担忧。此诗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这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泽东一字不差地把叶的《七律·远望》书写下来送给孩子，连在什么时候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一清二楚。1966年“文革”初起，叶剑英在一首《虞美人》词中说，“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后艰难在，思想幡然改”，也颇见他在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大关节”处所作的深邃而辩证的思考。
　　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文才和见识的称道，有一个材料不得不引。1975年5月3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引用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几句，称三国时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并要叶剑英当场背诵了全首词。毛泽东说：“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此人(指叶剑英)有些文化，他看不起吴法宪。就是吴法宪不行。”这段话有三点值得体味。一是毛泽东有意把“生子当如孙仲谋”改为“当今惜无孙仲谋”，似乎生出了人才匮乏的感慨；二是让叶剑英背诵辛词，当众流露出“此人有些文化”的欣赏之情；三是称道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肯定了叶在对待林彪集团的这个大关节上，头脑清醒，立场坚定。
　　事实上，林彪事件前，毛泽东就想到了当时“靠边站”多年的叶剑英。1971年8月28日在长沙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谈话时，他重提1935年的电报一事，明确说：“叶剑英同志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叶剑英主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无疑是关键时刻的一次任命。叶不负重托，同周恩来等一起妥善处理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军队中的遗留问题。此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并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率先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于是，毛泽东这年12月12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特别提出：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我提议，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1974年周恩来住院后，为了不让大权旁落“四人帮”，叶剑英在邓小平的工作安排上屡屡建言，得到毛泽东多次赞赏。例如，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同人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工作时说到，“小平的问题(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曾受到“四人帮”的阻碍———引者注)解决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则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在1975年1月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曾两次提出他不再主持军委工作，要邓小平主持。为此，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向毛泽东告了一状，说叶剑英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毛泽东把王洪文的信束之高阁。1975年6月底，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叶剑英或邓小平主持。叶剑英再次体现了他在大关节上的政治智慧。7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因年老多病，精力不胜，提议请小平同志主持以利党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叶信上欣然批示“同意”。正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和叶剑英等人的配合下，邓小平在这年的7、8、9三个月主持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由上所述，叶剑英在“文革”后期，对党内健康力量的形成，对抵制“四人帮”的干扰，确有不可或缺之功。毛泽东的识人之明和对叶的信任之深，倚寄之重，也毕现于情辞。在他看来，“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富有政治智慧和决断胆识，足可谋大局、当大任、托大事，也就是说，在大关节上靠得住，能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大事不糊涂”，根本上是做人的胸襟气度、做事的识见能力均站在了历史的高处。
　　毛泽东弥留之际，有一个让人寻味不尽的细节。当时，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分组与他告别。毛泽东此时头脑还清醒。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他动了动手臂，叶未察觉。叶剑英告别完走到病房门口时，毛泽东吃力地以手示意，让工作人员招呼他回来。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张动，似乎有话要说，但只能用一只手紧紧握住叶的手。
　　叶剑英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一定要交待什么事情，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回去呢？为此，他想了很多。

美惠子

邓小平点评江泽民：我退休他们搞得不错2014年08月29日10:06  环球人物杂志   我有话说评论中大奖（0人参与）   

　　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

作者：石文忠

　　时间倒回25年前。
　　1989年春夏之交，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接到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赴北京。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发现等待他的是一架专机。当飞机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后，接他的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汽车。这辆汽车载着江泽民直接开往北京西山，在那里，邓小平安静地等待着他。
　　两人见面后，邓小平提出由江泽民担任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十分惊讶。他首先表达了对邓小平的感谢，以及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然后谦虚地表示，由于自己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恐怕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对此，邓小平鼓励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对江泽民而言，此时接班可谓受命于危难——当时，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之机，大肆散布谣言，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要害部门，制造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此前，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提出，“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再次提出，我们中国：）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
　　经过慎重而仔细的考虑后，邓小平选中了江泽民。随后，他要求就江泽民的任命进行表态，没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任命得以通过。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和江泽民亲切握手。
　　“够格的知识分子”
　　江泽民之所以能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同他在上海期间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工作能力密不可分。
　　邓小平一再强调，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最根本的要求。在邓小平看来，进入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责任重大，要管大事，要有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
　　早在1985年，全国爆发学潮。12月18日，作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一开始，学生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面对质问，江泽民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建立‘民有、民享、民治’政府。”有学生打断他：“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镇定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他随即反问道：“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但江泽民背出来了，他抑扬顿挫地背完了英文全文，把在场的学生惊得目瞪口呆，尖锐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1988年春节期间，上海正在闹甲肝，很多人都不愿意到上海去，邓小平却不为所动，坚持从杭州转道到了上海，出席上海各界的春节联欢晚会。引人注目的是，江泽民始终站在他的身边，这向外界表明了邓小平对江泽民的信任。1989年2月，邓小平第二次与江泽民一起庆祝春节。
　　如果不是这一年的政治风波，江泽民本可以在上海更好地实践邓小平的改革设想。但风波来了，江泽民也在这场风波中体现出“着眼于大局”的能力。当时，上海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下文称《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态度激进，还要求政府负责人承认错误。江泽民知道了该报纪念胡耀邦的专版报道计划，在两度劝阻总编钦本立无效后，果断宣布解除其总编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江泽民后来谈道，“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寸步不让的原则性，正是当时的接班人所需要的。
　　1989年5月，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进入第三天后，许多人开始昏倒。凌晨，江泽民手拿扩音器走到了人群中间。“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他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江泽民向学生们保证，他和其他领导会继续同学生们进行讨论，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学生们停止了绝食。
　　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应该选什么样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邓小平认为，新的领导班子要取信于民，除了旗帜鲜明反腐败外，最关键的是要真正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人民才会放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显然，江泽民一直支持邓小平对中国的改革设想。并且，他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能比较透彻地了解改革中的问题。此外，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小平曾称江泽民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能够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一个新的接班人形象。
　　江泽民当时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此时也变成了一个优势。正如邓小平所言：“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从邓小平在西山同江泽民谈话，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江泽民也努力学习如何做好总书记。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强调：“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1988年2月16日，邓小平在上海出席春节联欢晚会，江泽民和上海市的老领导程丕显（左一）陪同。
　　“我们这些人的影响消失了好”
　　1989年11月9日晚7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开始播放，邓小平坐在了电视机前。对他来说，这天的《新闻联播》与自己的一项重大决定有关。
　　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声音从电视机中传了出来：“11 月6日至9 日，中国：）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其实，早在几个月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工作，国内政局逐渐平稳后，邓小平就决定：要为自己的接班人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安排自己退休，并且是完全退下来。他以这种高风亮节的方式，表示对接班人的全力支持。
　　时年85岁的邓小平，经历了多场政治风波，深知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弊端。几年前，1984年10月22日，他就发表讲话说：“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起他的退休问题时说：“现在看来，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活动，国际国内反应至少是很平静的，感到稳妥，没有什么怪话，说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如果再加上我们退出去，人家再看上2至3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妥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
　　同一天，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信中写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了邓小平的请求。同时，会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决定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结束3天后，邓小平来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并发表讲话。他说：“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领导下，把我们的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1997年2月25日，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致哀悼词。
　　“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
　　退休后的邓小平，仍然关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长。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他再次强调：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作了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并没有到会场，而是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看着他的接班人读完了最后一句。他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便独自拍起手来。
　　1992年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事业迈出了新的步伐。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现在证明，我退休以后，江泽民他们搞得不错。”“现在我比较放心，我看我们的事业有希望，我们国家大有希望，我们民族大有希望。”

(责编：胡难)

文章关键词： 江泽民 邓小平 社会主义 上海

分享到:

美惠子

邓小平叮嘱李鹏：学习周总理风范2014年08月29日09:52  环球人物杂志   我有话说(3人参与)评论中大奖（3人参与） 收藏本文      

　　邓小平温和地叮嘱李鹏：“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
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与李鹏亲切握手。

作者：范小舟

　　1982年9月13日，十二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专门接见39位新当选的年轻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这些年轻的干部依次步入大厅，其中包括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和39岁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
　　李鹏曾在回忆录中细致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陈云拉着我的手说：多年不见了。李先念说：久仰，久仰。邓小平说：你爸爸是李硕勋，我们熟得很。聂荣臻说：你妈妈身体可好？从我开始，每个人都和中央领导同志握了手。”
　　“我和你父亲很熟”
　　由于烈士子女的身份，李鹏比其他人更早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多年来，邓小平对待李鹏有一种对“革命后辈”的关爱之情，在信任支持之外更多了一层勉励。
　　邓小平第一次见到李鹏是在1945年，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见到了从四川、重庆辗转来到延安读书的李鹏。当时李鹏只有17岁。刚见面，邓小平就满怀深情地对少年李鹏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
　　邓小平对李鹏父亲李硕勋、李鹏五舅赵世炎的感情十分深厚。邓小平和赵世炎都是四川人，年少时先后加入吴玉章倡导主办的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和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10月，邓小平乘坐的邮轮经过3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法国。在巴黎，邓小平受到了比他早4个月赴法的赵世炎的热烈欢迎。旅法学生中，邓小平年龄最小，才16岁，年长他4岁的赵世炎如同兄长一般，带着他勤工俭学，开展斗争，并介绍邓小平入党。1923年3月，赵世炎赴苏学习，邓小平在巴黎给他送行，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别。赵世炎从苏联回到中国后，于1927年被捕遇难。这段法兰西岁月中结下的兄弟情谊，从此深深留在邓小平的心里。
　　1929年，回国后的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并担任政委，当他奉命进行新的革命工作时，接替他红七军政委一职的正是赵世炎的妹夫、李鹏的父亲李硕勋。不幸的是，李硕勋在1931年遇难了。
　　此后，邓小平非常怀念赵世炎、李硕勋。在延安，这种怀念之情转变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邓小平和其他革命领导人对李鹏这批烈士子弟的成长倾注了很大心血。后来，李鹏赴苏留学、参加工作都离不开邓小平等人的关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依然非常怀念英年早逝睴战友——李鹏五舅赵世炎和李鹏父亲李硕勋，多次为他们的故居和文集题词。图为邓小平题词睴赵世炎烈士像。
　　“要学习周总理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
　　1955年，李鹏学成回国，进入电力部门工作。1958年9月，邓小平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到吉林丰满水电厂视察，李鹏是该厂主持生产建设的副厂长。当时，丰满水电厂处于一个尴尬时期。由于前一年松花江流域爆发大洪水，水库实行了放流。但1958年，松花江上游出现大旱，加之 “大跃进”导致各方面用电量激增，丰满发电厂增加了发电量，水库的水位降得很快，发电库容几乎没有了。在大坝上，邓小平指着消落过度的水库对李鹏说，今后你们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同时又鼓励李鹏好好干：“现在有人攻击丰满发电厂，说去年放流不当，今年又把水用干了。你不要听这些话，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塞住，照样工作。”
　　1983年，李鹏被任命为副总理后，邓小平经常问李鹏电力工业和三峡工程的情况。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谈话中问道：“电的问题，我主要关心后十年电是怎么安排的。到本世纪末电要搞到多少，才能保证经济翻两番的需要？”李鹏回答：“至少要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搞到2亿千瓦以上，办法就是大家办电，不是一家办电……只要政策对头，把电搞上去还是很有希望的。”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有希望。”
　　在李鹏熟悉的电力领域，邓小平的态度是信任与鼓励；在李鹏不熟悉的其他工作领域，邓小平的态度则是积极帮助他。1988年，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同时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任”，于当年5月带着一堆关于外交工作的疑问，走进了邓小平的家门。邓小平看出他的畏难情绪，温和地叮嘱他：“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邓小平还在这次谈话中概括了自己对外交问题的主要看法。他告诉李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遇，争取取得更大的成绩。
　　“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
　　担任中国这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的总理，肩上的担子堪比千斤万斤。这么多人的吃喝拉撒，总理都要管，可是工作千头万绪，该如何提纲挈领地抓起来呢？对此，邓小平讲了一句精辟的话：“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
　　李鹏当总理时，我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1988年元旦，还是国务院代总理的李鹏在全国政协茶话会上提出，当年首先要认真抓好的三件大事中，第一件就是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随后的几个月中，国务院不断推进价格改革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再加上没有经验，这一年的“价格闯关”没有成功。物价飞涨，人们生活受到影响，积累了大量的矛盾。1988年9月，中央把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我国开始系统地总结经验，寻求改革的突破。
　　1990年，邓小平把注意力转向了上海。2月17日，邓小平对李鹏说：“你是总理，浦东开发这件事，你要管。”3月3日，邓小平又把江泽民和李鹏约到他家里，分析了上海在技术、工业、金融和人才方面的优势。邓小平说，上海是最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开发浦东的事你们要认真抓。李鹏立即进行了具体安排，他派副总理姚依林去上海，解决了上海长期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过大的负担，为开发浦东创造了财政条件。4月中旬，李鹏又率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到上海，进行调查研究。4月18日，李鹏在上海正式宣布，：）和国务院同意在浦东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
　　浦东开发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又提出了新的思想理论。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都准备好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为总理，李鹏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起，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