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给予陈云很大支持，同样，陈云对邓小平的重要主张也给予了积极配合。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我国南部接壤的某国实行反华、排华政策，甚至侵犯我国领土、毁坏我国村庄，杀害我国军民，并对邻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对此，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和向该国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该国却把这一切当成耳旁风，视我方软弱可欺。邓小平认为，对这种嚣张气焰，必须进行自卫反击。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都无所作为的话，只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1]（p.487）鉴于自卫反击的决策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特别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一下利弊得失。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5]（p.236）中共中央遂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自卫反击战于2月17日开始，我国边防部队达到预定目的后，于3月5日撤离对方边境，16日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场战斗在地区、时间、规模上虽然极为有限，但对于保证我国在国家安全态势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好转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主动提出与我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从此，两国捐弃前嫌，不断增进友谊，重新成为了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

　　陈云给予邓小平密切配合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上。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清理过去“左”的错误，引发了党内和社会上两股思潮:一股认为，：）否定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另一股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彻底否定。面对这两股思潮，邓小平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由：）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作一个决议，对那段历史作一个评价。他主张，起草这个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宜粗不宜细，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主张，陈云十分赞成。他对起草小组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pp.238~284）为了使《决议》能够充分体现邓小平的意图，他还提出建议，即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28年历史段落，说这样写，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3]（p.284）对于这个建议，邓小平十分赞赏，说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4]（pp.303，306）由于邓陈的密切配合，《决议》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讨论，终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起到了使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

　　关系之三：在分歧面前以改革开放大局为重

　　古今中外任何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意见，问题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承认有分歧，不是唯物主义;过分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权力斗争，更有悖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把维护党的团结和改革开放大业作为最高原则。

　　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十分重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加快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之前，他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强调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p.335）但是，当后来陈云提出，现在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把各方面比例先调整好，再加快发展;不能只考虑从国外引进项目，还要考虑国内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对外债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等等意见之后，邓小平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利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4]（pp.198，199）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虽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是同意陈云意见的。

　　同样，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陈云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3]（p.306）

　　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3]（p.311）但是，当邓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9]，并请他们向陈云汇报。陈云听后，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指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 [8]（pp.1672~1677）显然，陈云在这件事情上总体上向邓小平的意见靠拢，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再例如，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个体私营者雇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张看几年再说;不同的是，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1982年底，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5]（p.316）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传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时，看到上面有允许：）员雇工的规定，感到不妥，随即批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但“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为稳妥起见，他特意把这个批示先送给邓小平看，然后再送中央书记处。[8]（pp.1730~1731）邓小平看后，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根据陈云的意见，文件在发出时，删去了有关允许党员雇工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对农村雇工要加强管理，认真调研，以便条件成熟时做出具体政策规定。[5]（p.344）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也对雇工问题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其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 [2]（p.964）

美惠子

  1985年底，有人在谈话中说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时，有的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有的带头个人致富，有的依仗特权谋私致富，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小平听后表示，对第三种情况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并再次指出:“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 [2]（pp.1096~1097）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个体经营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概念，并明确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对个体经营者的限度。[10]此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

　　又例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的一贯主张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后来他同意关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 [3]（p.337注288） 但仍然坚持“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3]（p.367） 。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与陈云的主张一致，后来思想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9]（p.306）

　　1990年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9]（p.364）

　　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9]（p.367）直至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9]（p.373）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指出，这种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1]这期间，社会上出现了“邓陈不和”的议论，对此，陈云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作了澄清。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利用这个机会，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接着，他又由此引申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3]（p.379）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起到了抑制有关他和邓小平关系问题上种种猜测的作用。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说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陈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复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8]（p.1633）;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7]（pp.488，489）但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3]（p.279）;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pp.265，372） 过去有一种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9]（p.209）他这番话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陈云十分尊重，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陈云也始终把邓小平视为：）的领导核心，每当中央发生政治上的困难，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80年，陈云支持邓小平关于华国锋不宜再担任：）主席，应由胡耀邦接替的意见。他说:“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 [8]（p.1548）

　　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约他来谈话，开头就讲:“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 [3]（p.360）

　　（略去230字）

　　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相互支持与配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的。他们青少年时代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一个在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上海当过学徒，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勤工俭学过，而且都在年纪很轻时便投身革命事业。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都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他们有着基本一致的风格:都坚持实事求是，处事公道，不搞小圈子。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不赞成延安整风中“左”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起揭发过高岗分裂党的阴谋，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1956年，当中共七届七中全会酝酿八大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就提名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问题，向全会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两位。他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说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 [12]

　　50年后，薄一波在《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一文中，又提到那次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陈云和邓小平时说过的另一段话:“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他随即写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3]我认为，无论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薄一波的解释，都已为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初期，有邓小平和陈云为国家合作撑舵，这是中国的幸运，中国：）的幸运，中国人民的幸运。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

美惠子

陈云仗义执言改变了华国锋原定的三中全会议程

2012年02月20日09:4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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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涉及“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他的发言立即得到多数同志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胡耀邦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

陈云和邓小平、胡耀邦在一起（资料图）

　　延伸阅读：

    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

　　现在人们都知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但是，华国锋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按照华国锋的“左”的指导思想，怎能顺利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呢?

　　再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三中全会解决了那么多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五天时间怎么来得及呢?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举行了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本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为这次会议和三中全会确定的议题是经济问题。

　　但是，当时党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酝酿已久、迫在眉睫，所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后，由于陈云仗义执言的突破性发言，理所当然地使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

　　结果，中央工作会议变成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一直开了36天。

　　一个工作会议会期如此之长，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工作会议，是在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新的指导方针的会议。这次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举行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及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共212人。

　　11月10日，华国锋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农业问题，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及《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

　　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还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

　　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也希望全国努力生产，实现他提出的各种规划和设想。

　　但是，同时他又坚持“两个凡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等等，这怎么能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呢?

　　陈云仗义执言

　　华国锋致开幕词之后，在1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要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放了一炮”。

　　陈云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一致主张，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我完全同意中央的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

　　陈云指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例如：

　　一、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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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陈云“爆炸性发言” 引“天安门事件”平反

余玮 吴志菲

2011年08月17日08:19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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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吴志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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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

　　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美惠子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美惠子

“四人帮”被捕，邓小平感叹“华国锋这人，选对了”

2012年08月21日09:03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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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帮”之次日“飞车”赶到邓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时，邓小平及全家都无比兴奋，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与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

本文原载于《红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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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领导人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叶剑英真心诚意地把华国锋誉为“英明领袖”介绍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复出了

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据叶剑英侄子叶选基在《叶剑英力促邓小平复出》一文中讲，当邓小平女婿贺平（邓榕丈夫）在粉碎“四人帮”之次日“飞车”赶到邓家报告这一特大喜讯时，邓小平及全家都无比兴奋，邓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的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人好，选对了，并感叹地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还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激动心情。有人责备华国锋，对邓的信没有立刻作出反应。也有人说，叶剑英在为邓小平的复出尽力，而华国锋却阻挠邓的复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生前下的决心，华国锋怎么能在毛泽东逝世刚满一个月就宣布停止批邓、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毋庸讳言，华国锋当时在对待邓的问题上是持非常慎重的态度的。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对解决邓小平问题有他自己的步骤：

1976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允许邓小平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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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什么说“天安门事件”碰不得？

2012年08月10日09:14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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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布满了大小字报、诗词、标语。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对此，华国锋等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华国锋以这两个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为名，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同意邓小平复出。

华国锋（右）和叶剑英在一起（资料图）

本文摘自《交锋》，马立成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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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5日清明节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个大冤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北京干部群众再次涌向天安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上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

在天安门事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童怀周(集体笔名)，在《伟大的“四五”运动》一文中这样描写1977年1月8日天安门之夜：

入夜，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泪眼模糊的人民，也能清楚地看见总理微笑挥手的遗颜，墙上革命的诗篇，台上肃穆的花圈，灯下绚丽的花。报纸上也报道了当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不仅是北京，全国人民都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那寒冷的祭奠和4月5日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而遭受的镇压记忆犹新。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抗议，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

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人民的要求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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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次拟接班人真相：为何仓促选定华国锋

2012年07月25日09:0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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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吸取教训。他发动“文革”的目的，便在于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作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泽东乱了方寸。在林彪之后，毛泽东频繁地更替接班人，实际上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毛泽东、刘少奇与周恩来等人的合影（资料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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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1898年－1969年），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以后，最早选择了政治上高度成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刘少奇作为接班人。（资料图）

屈指算来，华国锋是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则是毛泽东第一个选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以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现。那时，根本用不着为刘少奇“造舆论”，用不着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领袖。在中共七大之后不久，在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便请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从1945年直至“文革”爆发，近20年的时间，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只是后来由于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革”打倒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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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捕“四人帮”让华国锋捏了把汗：姚文元迟迟未出现

陈昊

2012年06月06日16:25  来源：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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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

　　

审判席上的“四人帮”（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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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要搞掉华国锋

　　毛泽东晚年选定华国锋当自己的接班人，并将他调到北京，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76年4月担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等老干部是真心诚意地支持华国锋工作的。“四人帮”虽然心里不服气，但在表面上也服从华国锋，甚至还有要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至少在公开场合，他们是表现出服从华国锋领导的样子的。有这样一件事可以证明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服从华国锋的领导的：１９７６年７月，中央政治局为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毛泽东的病情问题发生了争吵，“四人帮”搞的通报材料稿上写有“毛主席健康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样写，认为这不是事实。双方发生了争论。华国锋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过了一阵，宣布散会，通报稿交给华国锋，由他签署，华国锋签署通报稿时，删去了“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的字样。华国锋删掉了“四人帮”强烈坚持要写上的这些字，可是“四人帮”并没有像过去对待其他高级领导干部那样不依不饶，追究下去，而是偃旗息鼓，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在世时，“四人帮”在表面上是拥华的。

　　但是，毛泽东逝世，情况就不一样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见此前拉华国锋入伙的打算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就下决心要把华国锋搞倒。当时，“四人帮”要把华国锋搞倒，采取了两种手段：一种手段是造华国锋不可信任的舆论。另一种手段是控制一部分权力，同时为自己上台造舆论。“四人帮”认为，华国锋在中央没有根基，人老实，魄力差，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掉华国锋，然后取而代之。

　　华国锋下了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华国锋就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无用之人。他们不需要这个木偶，要动手搬掉他。于是，他们开始向华国锋直接发难了。

　　他们向华国锋发难，主要是通过两件事，一件事是篡改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本来，毛泽东在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亲笔给华国锋写的三个条子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对此，华国锋向中央政治局通报过。当时，毛泽东的病情日益发展，说话已经不方便，指示很少，又面临着在毛泽东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因此，对毛泽东那时的指示，中央政治局的人都很注意。“四人帮”对毛泽东写的条子，逐字研究过，心中自然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却偏要把毛泽东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这一篡改，等于把华国锋的解释权剥夺了，也就等于动摇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另一件事是不同意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华国锋提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张春桥率先向华国锋发难，他说，现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四人帮”手下的亲信则攻击华国锋，说他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了捞政治上的“稻草”。由于“四人帮”的刁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事迟迟定不下来。作为一个大党大国的当家人，连出版一本书的事都定不下来，还能决定其他重大事项吗？

　　面对“四人帮”的挑战，华国锋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下，委曲求全，维持下去；二是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与“四人帮”搞“权力再分配”，让给“四人帮”一部分权力；三是与“四人帮”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所面临的三种选择，叶剑英也估计到了。叶剑英希望华国锋选择最后一条路。所幸的是，华国锋真的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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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华国锋却不动声色。他在表面上对“四人帮”逆来顺受。“四人帮”篡改毛泽东临终嘱咐，华国锋并没有严厉追究，他只是在一份文件上把被“四人帮”篡改的文字加以注明。但是，“四人帮”却借口不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不加改正，还反诬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对此，华国锋没有和他们争论。“四人帮”阻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也没有与他们进行公开争论。他默默地忍耐着，同时密切注意“四人帮”的动向，心中有了对付他们的主意，就是依靠：）内部的老同志，尤其是依靠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华国锋十分清楚叶剑英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份量，也知道毛泽东在临终前让叶剑英辅佐自己，因此，他对叶剑英十分尊重。据时任叶剑英秘书的范硕回忆，华国锋刚刚担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叶剑英提出要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得知后，表示要先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说，你住得远，工作忙，还是我去看你。当叶剑英驱车到华国锋家里时，华国锋恭候在门口，亲自给叶剑英打开车门，迎接到房间里。谈话中，华国锋恭称叶剑英是“８亿人民的老帅，德高望重”，对叶剑英的话，华国锋都能听得进去。华国锋在依靠叶剑英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争取掌握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权力的汪东兴的支持，他对汪东兴也十分尊重，很多重大问题，他都先征求汪东兴的意见。华国锋对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也十分尊重，在工作中争取吴德的支持。华国锋还特别争取在中央领导层中工作的工农出身的干部。他争取到了陈永贵、倪志福的支持。吴桂贤本来是跟着“四人帮”跑的，经过华国锋做工作，吴桂贤在支持“四人帮”问题上也开始徘徊起来，而且，她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正式表决时，没有表决权。这样，华国锋虽然表面上很平静，但在中央领导层中却逐渐争取到了多数支持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1976年9月下旬，华国锋、李先念、吴德曾分析过当时中央政治局内的力量对比，认为拥护华国锋的人在政治局中已经占多数。华国锋还特别注意争取军队领导人的支持。除叶剑英外，他对许世友等其他军队高级领导人也十分尊重。此外，他还听从叶剑英关于不能搞第二武装的建议，在中央明确提出各地不许搞第二武装，这就使“四人帮”失去了掌握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华国锋确定了抓“四人帮”的决策

　　进入1976年9月下旬，“四人帮”的“倒华”动作更大了。他们在上海暗中搞的第二武装――上海民兵的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他们开始在中央直接攻击华国锋。9月16日，“四人帮”抛出了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笔者注）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公开对他们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进行了诠释，社论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华国锋没有按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办，威胁华国锋必须按照他们的路线走。在攻击华国锋的同时，江青出面对华国锋进行无理纠缠。早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江青就向华国锋提出，毛泽东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必须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华国锋不理江青，江青就纠缠不休，其他政治局委员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江青才暂时不闹。接着，江青又纠缠张玉凤，要拿走毛泽东的一些文件和档案，张被逼无奈，让江青拿走了两份。华国锋得知后，让汪东兴追回了这两份文件。江青又向华国锋提出，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张春桥等也随声附和，但华国锋决定，毛远新回辽宁省工作，江青就与华争执不休，反复提这个事。据吴德回忆，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反复与华国锋纠缠毛远新去留的问题，一直纠缠到第二天早晨５点钟，华国锋捺着性子，只是耐心地听。最后华国锋问江青，讲完了没有，江青说讲完了，华国锋立即宣布：散会，毛远新还是回辽宁。与此同时，“四人帮”抓紧做夺权的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8月间丁盛（当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笔者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秘谈的情况汇报，当得知南京军区有一些部队不但不听丁盛的，还调动了三个师驻扎在上海外围的情况后，张春桥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指示，要在上海尽快扩大第二武装。9月21日当天，王洪文就跑回上海，对上海民兵的所谓“布防”问题，做了部署。28日，张春桥派人回上海向上海市委传话说：现在要“提高警惕”，有人要“整上海”，上海还没有经受林彪一类上台的考验。

美惠子

当时，党和军队内很多老同志，包括陈云、王震、邓小平、邓颖超、李德生、陈锡联等，都与叶剑英或者相互之间商讨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他们也都意识到，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中国实际的党政第一号领导人，只有华国锋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才名正言顺，才合乎党法。华国锋心中也知道，解决“四人帮”问题非由他先提出不可。心中有了底之后，华国锋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于9月11日郑重向李先念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并且把解决“四人帮”的任务，交给了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接受华国锋的委托后，于9月13日见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委托。不久，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首先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虽然大家没有深谈，但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向他们提出来了。9月26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等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华国锋说，现在看来，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就会断送我们党领导人民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就是党和人民的罪人。可见，那个时候，华国锋不但再次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而且已经争取到了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下一步就是怎样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了。

　　亲自坐阵怀仁堂

　　197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文章不点名地攻击华国锋“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这篇文章，等于是“四人帮”向华国锋宣战了。原来，两天前，华国锋在乔冠华９月３０日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错误，“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四人帮”看到华国锋这个指示后，立即做出了反应，他们安排“梁效”写作班子，连夜写出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把华国锋定为“修正主义头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这样，华国锋就处于必须被打倒之列了。

　　华国锋看了这篇文章后，决心要尽快解决“四人帮”问题。他在９月未与李先念、吴德等人商量解决“四人帮”问题时，确定了“越快越好”的方针。他说“早比晚好，愈早愈好。”当时，李、吴二人都同意华国锋的这一方针。这一方针正好同叶剑英不谋而合。10月4日，叶剑英看了《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一文后，专门驱车进城，向华国锋汇报了解决“四人帮”的方略。叶剑英的意见是，不能再等待了，必须当机立断，以快打慢。这个意见，正合华国锋之意，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决定，解决的时间，最迟在后天。这样，华国锋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最后拍了板：在10月6日抓“四人帮”。拍板后，为了更慎重些，华国锋要叶剑英通知陆海空等各军种、兵种，三总部，“务必搞好战备”，“一切行动听从军委指挥”，把军队牢牢掌握住。

　　华国锋拍板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对一些细节问题过问得很细。他要叶剑英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解决“四人帮”的方式和一切细节都安排好，落实好，做到万无一失，并且亲自送叶剑英上车。叶剑英从华国锋那里出来，立即到汪东兴那里，把华国锋拍板做出的决定告诉了汪东兴，并且与汪东兴一起商定了１０月６日解决“四人帮”的方式问题。因为此前华国锋已经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告诉了汪东兴，此时汪东兴已经考虑好了一个抓“四人帮”的方式。他向叶剑英谈了这个方式，这就是：在１０月６日下午，由中央办公厅通知“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晚８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就说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一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问题，王、张二人必到会，让姚文元以列席名义来怀仁堂，姚也会到会，等他们到怀仁堂时，安排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将他们抓起来。至于江青及他们的另外几个死党，则安排中央警卫局派人到他们的住处把他们抓起来。叶与汪商定，一定要严格保密，妥善安排，严密组织，人不能多，但要精干。到时，对“四人帮”的警卫人员也要实行隔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慎重决定，并由汪东兴完全负责。随后，他们向华国锋做了详细汇报，华国锋做出决定：就按汪东兴确定的方案办，１０月６日，由汪东兴负全责，抓“四人帮”。

美惠子

　　１０月６日，华国锋提前一个小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同一时间，叶剑英也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里，往常摆放的会议桌椅全被搬了出去，只在前厅摆放了两个大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大沙发上。在这里，华国锋亲自坐阵，与叶剑英共同指挥抓“四人帮”。

　　７点５５分，第一个迈进怀仁堂的是张春桥。张春桥看到，怀仁堂前厅只摆放着两个沙发，华国锋稳稳地站在沙发前，旁边沙发上坐着神态自若的叶剑英，心里立即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争辩，却听见华国锋带有浓重山西口音的声音：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华国锋接着宣读了他事先起草好的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命令汪东兴事先安排好的在场的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立即执行！”张春桥被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几分钟后，王洪文进入怀仁堂，他的眼睛还没有看清屋内的情况，身子还没有站稳，中央警卫局两个警卫人员就上前抓住他的胳膊。王洪文挣扎着反抗，并且冲向华国锋和叶剑英，却被警卫人员扑倒在地。华国锋对着被警卫人员按在地上的王洪文，郑重地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命令警卫把王洪文也带走。姚文元迟迟没有来。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当得到报告说，姚文元的汽车已经驶进中南海时，华国锋与叶剑英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排中央警卫局的人员把姚文元引进东廊大休息室，在那里把姚文元抓了起来，并且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与在怀仁堂解决张、王、姚的同时，汪东兴安排好的中央警卫局的另一个行动小组到中南海万字廊２０１号江青的住处，向江青宣读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尽管江青撒泼耍赖，但还是被行动小组带到了候审的地方。另外一个行动小组也到中南海怡年堂后院毛远新的住处，把他带走了。

　　当各行动小组完成任务，到怀仁堂向在那里坐阵的华国锋、叶剑英汇报战果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１０月７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并且做出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稳住“四人帮”的上海死党

　　虽然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但事情还没有完。在上海，还有“四人帮”的死党，他们手中还掌握着不少民兵武装，并且早已有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中央抓了“四人帮”后，他们在上海的死党觉得一连有几天没有听到“四人帮”的消息，感到不妙，他们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上，他们中多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意见：“要大干一场”，“要武装起义。”只在北京抓了“四人帮”，不费一枪一弹解决问题，但粉碎“四人帮”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很重大的问题，即避免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搞不好，上海的民兵很可能在“四人帮”死党指挥下进行武装反抗，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避免出现上海武装反抗的局面，华国锋运用智谋，着实动了一番脑筋。他首先决定，对上海封锁抓“四人帮”的消息，麻痹“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接着，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调动南京军区第六十军的几个师，摆在无锡、苏州一线，并且向前推进至上海外围，把上海四周的战略要地控制起来。做好这些后，他以中央召开会议的名义，调马天水来北京。马天水来北京后，华国锋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与马天水谈话。他首先向马天水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并且要求马天水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在这种形势下，马天水不得不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听从华主席指挥，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华国锋让马天水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转达“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开会。徐、王二人信以为真，马上来到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被隔离起来。马、徐、王三人是“四人帮”不在上海时他们在上海主政的人物。这三个人被控制起来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其他死党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了，上海发生武装叛乱的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但是，光是消除了武装叛乱的可能，还不算彻底解决问题。“四人帮”原来在上海建立的班底还在，他们的“系统”还在，他们还会继续与中央对着干，甚至造成其他一些事端，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为了彻底解决上海问题，华国锋又想出一个办法，他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亲自一个一个地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争取他们，要他们与中央站在一起。当马、徐、王三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表示要和中央站在一起，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时，华国锋表示了对他们的信任，并且以中央的名义，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上海，妥善处理上海的事情。马、徐、王回到上海后，马上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判“四人帮”的材料，并且表态拥护中央决定。“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们见大势已去，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大干一场”的打算了。接着，华国锋又派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接管了上海市委的工作，直接控制上海的局面。在中央工作组的工作下，上海的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名义，于１０月２４日主持召开了有百万群众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会。大会还给华主席、：）发去了致敬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７日。经华国锋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苏振华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上海建立的老巢，彻底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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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何把“四人帮”当成“极右派”来批判？
2012年05月28日09:1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笔者在查阅1977年4月13日的上海《解放日报》时，见到一整版以“本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的“揭批张春桥在《解放日报》期间的反革命罪行”的长文，那标题颇为惊人：《乔装“左派”的极右派》！

　　此文虽说是“批判张春桥”，但却是把张春桥作为“极右派”加以批判的。张春桥明明是极左派，怎么会成了“极右派”呢？这种理论上的谬误，充满粉碎“四人帮”不久的中国报刊。这种理论上的谬误，追根溯源，出自华国锋。

　　也就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星期，华国锋对参加“打招呼”会议西北组高级干部的讲话中，论及“四人帮”时，作出了极其错误的结论：“四人帮”是“极右派”！

　　华国锋说，“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黑帮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当时，海外报纸都称“四人帮”为“左派”、“激进派”。本书一开头，就引用了英国记者韦德的报道“毛的遗孀被捕”，当时韦德用的标题便是《华粉碎极左分子》。也就是说，在“四人帮”被捕时，韦德便清楚地判定他们是一伙“极左分子”。

　　可是，作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却连普通的外国记者都不如！

　　华国锋对海外报刊加以驳斥道：“答案只有一个：他们(引者注：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华国锋为什么会作出“四人帮”是“极右派”的结论呢？追根溯源，因为毛泽东曾对林彪作出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论断。于是，“忠于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华国锋，很自然地也就作出了“四人帮”不是“极左”而是“极右”的推论。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时，理所当然批判林彪的极左。

　　周恩来深受极左之苦。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会议、科学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批林整风”中要批判极左思潮。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

　　毛泽东又说：“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总后台叫林彪。”

　　所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林彪是极左派的“总后台”。批判林彪，就是要批判极左。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既然毛泽东也认为要批判林彪的极左，于是，在1972年8月初，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加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周恩来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批判极左，触动了江青一伙。这是因为江青一伙和林彪一样，都是极左派。批判林彪的极左，很多方面触及了江青一伙。这样，就在周恩来8月初那次讲话后的几天，张春桥、姚文元便找《人民日报》负责人打招呼：“批判极左思潮不要过头！”

　　但是，《人民日报》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

　　就在这之前，《人民日报》理论部收到来自黑龙江的一篇稿子，写的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整顿老大难工厂的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有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看了黑龙江的稿子大样，认为很好，正是可以用来批判极左思潮。于是，他动手对这篇文章作了许多修改。这样，《人民日报》在1972年10月14日便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龙岩”，便是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的笔名。

　　另外，同一版上还发表了其他两篇批“左”的文章。于是，组成一个批“左”的专版，颇为醒目。

美惠子

  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文章的写作，跟华国锋还有点关系。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组曾和《人民日报》理论部联名写了一篇文章，透露此文情况：

　　龙岩文章的发表，还有这样一个背景：1972年3月下旬，华国锋同志和李先念、余秋里同志接见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负责人，听取汇报。华国锋同志指示说：“要发动群众好好地批无政府主义”。李先念同志指示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东西”，“不反不行”。三个大厂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上述指示，大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生产指挥系统，健全规章制度，落实生产指标，很快克服了经营管理上的无政府状态。为此，黑龙江省委作出了在全省范围内认真传达贯彻中央领导指示的决议。同时，省委理论组撰写了署名龙岩的文章，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

　　“龙岩”的文章，引起了“左派”理论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极度不满。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立即作出反应。

　　《文汇报》在上海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对《人民日报》上“龙岩”的文章表示“异议”。1972年11月4日，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发表了这次“工人座谈会纪要”，认为“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是“否定‘文革’”、“右倾回潮”。

　　也就在这时，1972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这一请示报告送中共中央政治局阅批时，引发了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直接交锋。

　　11月30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

　　12月1日，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张春桥这“正在考虑”，打的是“拐弯球”。

　　江青则直截了当，在12月2日批示：“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江青的批示，使人们不由得记起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当时这样批判刘少奇：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在批判林彪时，把林彪称为“刘少奇一类骗子”，也就是把林彪等同于刘少奇。既然毛泽东当年认为刘少奇“形‘左’实右”，那么林彪当然也是“形‘左’实右”。

　　就在周恩来和张春桥、江青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之际，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信。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王若水在信中还向毛泽东反映，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

　　看来，最后要由毛泽东进行“裁决”了。

　　这时的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最初关于林彪是极左派后台的说法。他在1972年12月17日对张春桥、姚文元这样说：

　　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

　　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话，一言九鼎。

　　张春桥、姚文元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写入两报一刊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