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于是，1973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新年献词》中，强调了“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新年献词》指出：

　　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践，进行深入的批判。

　　从此，“批林整风”不再批林彪的极左，而是批林彪的极右。

　　毛泽东以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其实因为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左”的迷误。毛泽东“左”，所以在他看来，林彪是右。诚如邓小平所指出：

　　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把林彪定为“极右”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左”。如果批林彪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把林彪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当时极左路线的需要。

　　前文已经写及，华国锋跟“龙岩”一文还有一点瓜葛。华国锋亲自经历了1972年那场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风波，他知道毛泽东的“最后裁决”。既然毛泽东在1972年认定林彪是“极右”，华国锋“照过去方针办”，也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了！

　　毛泽东晚年陷入“左”的迷误，华国锋继承了毛泽东的“左”的迷误，所以也就在批判“四人帮”时陷入了“左”的迷误。

　　其实，华国锋本身的思想也“左”，所以能够完全接受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这同样由于：他本身就是“左”，而且他要肯定“文革”。如果批“四人帮”批极左，其结果会引发对于“文革”的批判，引发对他的批判；把“四人帮”定为“极右”，批“极右”，则越批越“左”，正符合其“左”的路线的需要。

　　这样，华国锋认定“四人帮”是“极右”，也就把对“四人帮”的批判限定框框：揭批“四人帮”不能涉及“文革”的“左”的错误，也不能涉及“文革”前的“左”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把“四人帮”定为“极右”，使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无法深入下去。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在197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四人帮”和林彪的“假左伪装”。这表明，跟当时所说的“极右”已经有所不同，把“左”提了出来，尽管称之为“假左”。很巧，恰恰也是在10月14日——五年前的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龙岩”的那篇文章。

　　《人民日报》很快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

　　1978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黑龙江为1972年“龙岩”批“左”翻案的文章。借助于旧事重提，《人民日报》透露了今日也应该批“左”之意。

　　《人民日报》为此又受到了来自“上面”的批评。

　　但是，后来《人民日报》还是发表了《评“四人帮”的极左》一文，对“四人帮”的极左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这才使“上面”不再提“四人帮”是“极右”了，而改为提“假左真右”。

　　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这才最后论定了“四人帮”的极左本质。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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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1年后忆“天安门事件”：支持我的人不少

2012年05月21日10:2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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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本文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童青林 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华国锋决定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表示赞同，他说：“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领导的。只要你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作为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叶剑英深知“这是一步险棋，”他要求“行动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没有这一事件，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可以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这一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

　　这年4月清明节期间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事件发生的起因是周恩来的逝世。在周恩来逝世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事件发生后，“四人帮”又对其大做手脚，颠倒黑白，以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是毛泽东同意的，就使得这一事件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成为极其敏感的话题。

　　1976年3月29日至30日，南京市的学生和市民自发地举行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游行，有人还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标语。他们甚至把标语贴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这些举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3月30日，王洪文在电话中问《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你们报社在南京有没有记者，如果有的话，就让他们“反映重要情况。”王洪文还说，南京大街上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制造舆论”。因为江苏省委有走资派，所以，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

　　从这天起到4月26日，王洪文、姚文元等先后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了24次电话，其内容是：一是把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定性为反革命性质；二是诬陷邓小平；三是打击敢于同他们作斗争的群众；四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4月1日，中共中央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各地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也就在这一天，山西的一位青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了一首后来广为流传的诗词：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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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日，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说：这是一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他还说：“到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和当前批邓精神不相适应，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他指示报纸“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掌握斗争大方向。”第二天，姚文元打电话称，是否写一篇社论，题目叫《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先讲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形势大好，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很孤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然后讲“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提防阶级敌人的破坏，要追查谣言。”至于社论写些什么，姚文元已经想好了。社论写好之后，他又加了几句话：“必须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去分析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倾向和口号的阶级实质。”

　　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到广场去的达200万人之多。送来的花圈有2000多个，而且写了很多诗词。其中一首写道：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科学院109厂的职工写了“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这首诗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编写的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编清样》上。可是，姚文元对这首诗做了完全歪曲的解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结果，这个厂的领导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30多人被隔离审查，3人被逮捕。

　　《人民日报》记者还从天安门广场抄了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结果，姚文元断章取义，把邓小平污蔑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与此同时，姚文元再一次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明确地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他还指示《人民日报》：“一要抓紧批邓，二要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应“继续讨论这种活动的性质，认清性质。”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叶剑英、李先念没有参加。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在会上扬言要清理广场上的花圈，逮捕“反革命”。

　　第二天凌晨，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诗词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置了三道封锁线。群众同民兵、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都有人负伤。下午6时30分，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他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他还说，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这天，王洪文亲自跑到天安门广场坐镇指挥，要警察“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在吴德讲话三个小时之后，一万多名民兵和警察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广场，殴打群众，并逮捕了30多人。

　　就在这天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把那篇已经写好的《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在第二天登出来，而且还要放在“一版头条加框”。姚文元要这位负责人转告新华社，在当天就播发，“全国明日都发出，电台明晨6时半广播。”他还叮嘱这位负责人：“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发表社论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政治任务。”

　　4月6日一大早，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委员听取了北京市委的汇报，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要求“尽快通报全国”，并指示公安部门“揪出司令部”。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这几天，毛远新经常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情况。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了“邓纳吉”这类词。政治局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了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4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毛远新将会议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政治局的处理意见。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通讯员和记者写了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负责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这篇报道详细地叙述了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情况，歪曲事实真相，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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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姚文元和《人民日报》的那位负责人，把“欲悲闻鬼叫”这首诗同另外一首诗拼凑在一起，经过删改后塞进这篇报道里，以此为依据，说明“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同志。”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的汇报后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事件所采取的措施。他还提议中央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

　　在下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无中生有地说邓小平坐着车子到广场指挥，提出要把邓小平抓起来。汪东兴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不能让人冲击邓小平。

　　当晚，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主要报刊发表了这两个决议和报道。

　　谁知，消息发布后，群众仍在继续举行抗议。有人贴出“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的标语。还有人打电话、写信给《人民日报》社，对歪曲“天安门事件”真相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

　　“天安门事件”又称为“四五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灾难，引起了人们的怨怒。人们本来把恢复社会秩序和执行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又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更加激起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天安门事件就是这种爱恨的集中爆发。这一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的正确领导，表现了人心向背。11年后，邓小平在同外国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还说，1976年的“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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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先承认“两个凡是”

2012年05月11日09:5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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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

　　

叶剑英、华国锋和邓小平三人在一起（资料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生平全纪录》，苏台仁 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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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的极力压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天安门事件”是“四人帮”一手制造的涉及人数最多、最大的1个冤假错案，也是导致邓小平第三次政治磨难的直接原因。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

　　“天安门事件”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帜，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人。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灾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四人帮”却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向毛泽东吹风，说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倾翻案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小平被定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但是，对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想不通的，因为他们亲眼目睹并切身体验到了邓小平在主持工作期间各项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也看清了“四人帮”的危害性，因此，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抵制这场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中国人民沉浸在极大的悲哀之中。

　　在为周恩来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挂白花，朗诵自己写的诗歌。 14日，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标题发表了《大辩论带来大变化》一文，声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这一天，正是群众性的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天。

　　不仅如此，在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就对《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从1月9日到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6天当中，新华社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

　　在讨论谁为周恩来致悼词时，“四人帮”更是有意把邓小平排除在外。只是由于叶剑英的坚持，“四人帮”才只得作罢。

　　1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这也是1976年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10多天后，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一号文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号文件”下发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被指定专管外交。实际上，“专管外交”也是形同虚设。他在党内、政府内和军内的职务虽然还没有免除，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这时，“四人帮”也加紧了“批邓”的节奏。2月20日，江青在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会议期间，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并恨恨地说：“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3月2日，江青又擅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用最恶毒的语言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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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3日，中共中央将经毛远新请示，毛泽东同意，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同一天，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学习。“批邓”运动正式在全党大规模开展进行。在这新一轮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1975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新燃起。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与此同时，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3月25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攻击邓小平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

　　总理去世，人民已经悲痛万分。“四人帮”肆无忌惮地“批邓”，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实际上，从2月开始，全国各地已相继出现了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3月29日，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4月4日是星期天，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争先恐后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200万人次以上。这场声势浩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从悼念周恩来开始，一直发展到声讨“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人民抗议运动。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表达失去周总理的沉痛心情；有的愤怒声讨“四人帮”，公开为邓小平辩护；还有的人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了许多小瓶子，呼唤“小平”，表达对邓小平的敬意。天安门广场成了声讨“四人帮”的主要战场。

　　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安。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2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1个3层小灰楼内，成立了1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就拟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当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诗词挽联时，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也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10时，天安门广场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当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事实上，“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正住在位于宽街的家里，已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后来邓小平在1979年9月明确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当时，虽然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并未提到邓小平，“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竟然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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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四人帮”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邓小平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邓小平一再叮嘱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因为当时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邓小平的家人知道，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所以他们都服从大局，遵从他的命令，不去天安门广场。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听说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2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记者到那里去，要记者通过内线，搞到所谓深层情况，以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是写了情况，并用“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有关系。

　　4月4日晚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说。

　　这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的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逆流。过去都说相信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1万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这就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7日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洋洋得意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也乘着酒兴恶狠狠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在会上，“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对于“四人帮”说的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经讨论，决定让汪东兴去问邓小平。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了一次“群众”抓彭真和斗争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请示毛主席。所以他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并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谈话，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正在紧急开会讨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的情况。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那个房子去。毛泽东同意了。

　　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中办警卫局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让有关人员立即做出1个警卫方案。交待完后，汪东兴让人通知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说要找邓小平谈话。同时，汪东兴派人找了一辆不太显眼的车子，去宽街把邓小平接到东交民巷。

　　在东交民巷，邓小平见到了汪东兴。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他，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十分坦然地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叫人再去把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接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这时，江青等人迫不及待地问他，和邓小平谈得如何？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如实回答。张春桥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消息，十分不满，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遭到汪东兴的拒绝。

　　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有人到他住的那里看了，没有找到人。由于在此期间，汪东兴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告诉过任何人，才使邓小平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冲击。

美惠子

  4月7日，就在邓小平住进东交民巷的那天晚上的8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

　　第1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决议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全文。

　　此后，全国各地开始学习中央的两个决议，进行政治表态，组织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继续搜捕“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一时间，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帮”在北京公安局的亲信共收缴诗词、悼文原件583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四人帮”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1984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内，共拘捕群众388人，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进行审查的不计其数。仅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随即结束。

　　“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邓小平的政治命运并没有立即得到改变。当时，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虽然已回到宽街的家里，但仍处于被软禁的状态。尽管如此，邓小平仍然给华国锋写信，对中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表示由衷的高兴和坚决的支持。但是，对邓小平的表态，华国锋不予置理。

　　这时，社会上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都在四处活动，并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但对叶剑英等人的这个提议，华国锋表示不同意。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态：“同意！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地出来工作。”但华国锋不表态。

　　但在叶剑英等人的努力下，12月14日，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当时，邓小平正因病住在301医院。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帅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向华主席反映了，已按您的意见修改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改得很好了。可是在会上华国锋的发言和下发的稿子还是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党内不少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仗义执言，为邓小平说话。陈云率先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呼吁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复出的人大加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虽然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都因不合华国锋等人的意见而受到压制，未能在会议简报上刊登。

　　“天安门事件”是毛泽东点了头、定了性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无疑就是否定了毛泽东。所以华国锋才这样推三阻四，讳莫如深。但是，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在会议结束前不得不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他又附加了1个苛刻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这年的3月，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他写个文件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面对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终于作出了顺乎民心的决定。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11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再次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问题。中央接受了这个要求。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15日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看得更为长远。他后来说：“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不正确，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他强调：“1976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1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

美惠子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为何将邓小平秘密转移？

邓榕

2012年05月09日09:58  来源：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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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毛泽东和邓小平（资料图）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上午，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邓小平及其全家陷入危难之中。

　　“四人帮”可能会去冲击邓小平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内召开，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

　　在会上，“四人帮”叫嚣着，一口咬定邓小平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说邓小平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对于“四人帮”说邓小平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指挥一事，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根本不想理睬。但是，现在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央工作的，听吧，心不甘情不愿；不听吧，也不行。于是讨论要派一个人去向邓小平进行“查问”。没人愿意去干这一“公差”，江青自己当然更不会去了，她说：“让汪东兴去吧。”

　　自从江青和张春桥在会上说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汪东兴就留了一份心。“文革”初期，由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就曾经组织过“群众”抓彭真、斗争彭真。这一次，“四人帮”是不是又要故伎重施。汪东兴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需要请示主席。

　　见到毛泽东后，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转移个地方，可以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随后，汪东兴立即布置，让中办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的房子，并且要警卫局参谋滕和松立即做出一个警卫方案。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7日下午3时，父亲的秘书王瑞林接到电话，通知说汪东兴要找邓小平谈话，警卫局来人来车接，不让带秘书，也不让带警卫员。

　　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我们全家老老少少近十口人，一起给父亲送行。父亲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央警卫局又派人来接母亲。我们含着眼泪为母亲收拾行装。我们把父母亲的东西尽量多装一些，好让二老即使在环境恶劣的地方，也不至于受冻受苦。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邓小平，问了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邓小平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等卓琳到后，汪东兴对邓小平说，可能有人要冲击你，不要出去，散步就在院子里。

　　当汪东兴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完这些事后赶回到人民大会堂时，已经是晚上了。江青等人问汪东兴：邓小平是不是坐车到天安门直接进行了指挥？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没有把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后来，江青曾经几次在政治局会上说过，不知道邓小平到哪里去了。看样子，后来“四人帮”确实企图派人去“冲击”邓小平。

　　在东交民巷的禁锢生活

　　在发生了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后，毛泽东确立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没有把党政军大权交给“四人帮”。对于毛泽东这个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决定，父亲真心诚意地拥护。设想一下，如果在“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将权力交给“四人帮”，我们的党和国家将面临不堪设想的险境，我们的人民大众将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毛泽东在病体垂危之际，能保留这样一分冷静，不能不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美惠子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然而，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

　　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孤独。看报纸，满篇都是继续“批邓”。听广播，内容也是一样。

　　不看报纸，不听广播，又没有书看，除了一个人在屋子里散步走路外，总不能一天就这么待着吧。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开牌，成了父亲在那段艰难时光中惟一能做的事情。

　　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给她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了通知了。母亲知道后，十分着急，她想到父亲一个人在东交民巷，一定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呢？正好在这个时候，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写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

　　父亲看到了母亲的字条。他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情况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想到的却是不能继续一个人再待在这里，他要争取和家人团聚。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一直等到毛泽东身体状况略为好转的时候，才对邓小平的来信给予口头批示：“可以同意。”

　　母亲住院50天后，眼病基本好转。她一分钟也不能再在医院住下去了。根据她的要求，6月30日，医生同意她出院。母亲心情急切地回到东交民巷，看到父亲一切照旧，甚感安慰。这时，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二老非常高兴，恨不得立即回到家里。

　　回家啦，我们全家人又再次团聚了。这不是梦，而是活生生的事实。父母亲不但重新得见子女，更让他们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可爱的孙儿们。（本文作者为邓小平的小女儿）

　　（摘自《实话实说邓小平》）

美惠子

政坛“黑马”华国锋是如何一跃成为“英明领袖”的？

2012年05月08日09:1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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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毛泽东与华国锋（资料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叶永烈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后，由张平化担任这一职务。

　　华国锋作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成为湖南举足轻重的人物。

　　职务越高，政治风浪也就越大。好在毛泽东看重华国锋，每一回到湖南，总要接见华国锋。华国锋呢，也一直把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政治信条。虽然华国锋已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但是他仍关注着毛泽东故乡湘潭。自1961年起，华国锋兼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

　　那篇以中国：）湖南省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卓越继承者》一文，记述了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之后，跟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之间的“斗争”：

　　1962年，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派中南局主要负责人（引者注：指陶铸），到湖南推销“产量责任制”即“包产到户”的黑经验，要华国锋同志执行。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华国锋同志毫不含糊，寸步不让，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这种搞法实际上就是单干，当面顶了回去。当时兼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同志，不仅自己到湘潭、湘阴等县调查，而且派人去了解所谓“产量责任制”黑样板，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组织他们开展大辩论，使大家认识到，单干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死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

　　华国锋身为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却很少坐机关，他一次次下乡蹲点。

　　1962年3月21日，华国锋前往湘潭县姜畬公社清联大队蹲点，住在谷沙塘生产队贫农老大娘谈满家中。他在那里发现有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便坚决予以制止。华国锋写了《办好生产队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包产到户”。

　　不久，华国锋得知湘北岳阳县毛田公社曾大搞“三自一包”（“三自”即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集市贸易又称自由市场；“一包”指包产到户），后来，那里“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集体经济得到发展。于是，在1962年冬，华国锋来到毛田蹲点，把毛田树为湖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样板。

　　1963年春，当毛泽东来到湖南，华国锋两次向毛泽东汇报了毛田的情况。当时毛泽东正在号召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很欣赏华国锋树立的这块“社会主义道路”样板。

　　毛泽东曾问华国锋，从岳阳到毛田怎么走。华国锋回答说，将近有100公里，其中有几十公里不通汽车。毛泽东笑道：“给我弄辆牛车，我坐牛车去也行啊！”

　　毛泽东如此看重毛田，于是，华国锋又去毛田，组织写了总结文章，逐字逐句加以修改，而且把题目改成《可贵的革命干劲》。这篇文章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

　　华国锋自己还写了《贵在鼓劲》一文，发表在1963年4月2日的《新湖南报》上。

　　紧接着，在1963年10月，华国锋带湖南干部到广东参观学习，写了《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毛泽东看了，又十分赞赏，为之写了批示，号召全党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泽东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全党注意研究，定为制度，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

　　这样，华国锋接连两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在1963年，华国锋还带领工作队前往毛泽东家乡韶山区永义公社蹲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华国锋患病住院。他“每天下午坚持学习，形成制度，不仅自己认真学习，还把一同住院的几位负责同志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选集》四卷”。

　　1964年7月1日，华国锋亲自为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奠基，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来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月1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只用了100天。韶山毛泽东陈列馆开馆之后，收集到了毛泽东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的珍贵照片。华国锋当即把照片送到北京，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经过仔细地辨认，确定这是毛泽覃和毛泽建的照片。毛泽东非常欣喜，询问华国锋是怎样发现这些老照片的。毛泽东在照片的背面批了两句话：“原件退还，洗一套送我。”毛泽东还指示华国锋，给周恩来总理看一看。

　　华国锋回到湖南后，对韶山毛泽东陈列馆馆长马玉卿说：“这是无价之宝。你们赶快将照片洗出来，送一套给毛主席。”不久，华国锋带着精心印制的毛泽覃和毛泽建照片再上北京，把照片亲自交到毛泽东手中。

　　从1965年起，华国锋担任总指挥兼政委，主持修建韶山灌区工程。这一工程是引涟水入韶山，改善沿途湘潭、湘乡、宁乡、双峰的农田水利。主干渠全长240多公里，引涟水灌溉100多万亩农田。华国锋几乎走遍了干渠。为了这一工程，华国锋召集工程人员、民工、老农开了150多次“诸葛亮会”。

　　这一工程在1965年7月1日正式动工。华国锋为《韶山灌区报》第1期写下这样的题词：“做出一个符合总路线精神的引水工程的好样板来。”华国锋还为巨大的渡槽题写了“云湖天河”四个大字。

　　这一工程，在10万民工的努力下，经10个月完成。这10个月里，华国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地上。华国锋曾为《湖南文学》杂志1966年第1期“韶山灌区工程特辑”亲笔抄录了这样一首民歌：

　　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

　　昔日在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

　　华国锋领导建设韶山灌区工程，又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美惠子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处于大乱之中，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

　　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泽东本人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他曾特意向毛泽东表白过自己的忠诚。毛泽东毕竟出生于韶山，正好处于华国锋工作过多年的湘潭地区。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

　　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泽东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毛泽东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泽东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毛泽东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毛泽东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毛泽东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毛泽东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米的毛泽东塑像。不言而喻，这米，象征着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毛泽东旧居、毛泽东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湘区委员会是毛泽东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华国锋在湖南开展这些纪念工程时，反复强调，要无限忠诚于伟大领袖毛泽东。

美惠子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泽东猛烈抨击了他的“接班人”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忠诚，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

　　毛泽东亲自点名，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从毛泽东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当然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坚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毛泽东怎么说，华国锋就怎么做。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也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3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的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美惠子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自觉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做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映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和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泽东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泽东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泽东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美惠子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泽东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泽东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泽东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泽东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泽东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泽东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泽东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泽东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泽东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泽东的这句话。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叛逃身亡。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又一次表示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忠诚：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当毛泽东第二次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另选接班人。

　　前已述及，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泽东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泽东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泽东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泽东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泽东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泽东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泽东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泽东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泽东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