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从1966年2月下旬起，毛远新在驻广西的空军高射炮某部服役了半年多。同年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了“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这时候的毛远新，决非一个普通的空军战士所能相比，在他身上已经具备着很大的政治能量，他的所言所行，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早在1964年，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毛远新就曾成为毛主席的传言人。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由伯父带着到北戴河，在一次游泳当中，伯父与侄子作了一番关于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谈话。开学回到哈军工后，毛远新向院长、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四清”的指示。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毛主席还讲了什么？”毛远新又将北戴河毛主席的谈话讲了。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犹如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毛远新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工，在学院率先组织了“红色造反团”。有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校外许多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傍上了毛远新，不久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组成了规模极大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毛远新成为头头。

　　1967年5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指示他要多留意辽宁“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散发。这样，毛远新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不久，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年仅27岁的毛远新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等要职。

　　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毛远新，在197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中，为了配合江青一伙向周恩来发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交白卷”反潮流事件，将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块”砸向周恩来林彪事件后的纠左势力。毛远新的这一举动深得江青的赏识。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业已升任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第一书记的毛远新，与江青一伙紧密配合，在华北农大搬迁等事情中，将暗算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毛远新还别出心裁地在辽宁搞了一个“哈尔套赶大集”的经验，以此颂扬“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持续了两年多，给农村经济和党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

　　毛远新的一系列“惊人之举”，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里面的关键是毛泽东对于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作出这样的结论：“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熠熠闪亮的光环。

　　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远新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的角色，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问题是享有这一殊荣的毛远新，其政治立场一头歪在江青的一边，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

　　作为“文革”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参与了“四人帮”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做下了许多掩盖真相而左右毛泽东决策的事情。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的被隔离审查是必然的。

　　毋庸讳言地说，毛泽东对于毛远新一向有着将侄比子的深情。这种情结到了毛泽东晚年更加强烈，可惜身处这样政治环境下的毛远新，没有把握好自己，而傍在了“四人帮”的身上，丧失了基本准则，从某种程度上也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如子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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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内情：为何采取隔离审查而非会议投票？

2012年05月02日08:5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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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吴德说，当晚十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在天安门城楼上（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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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篇：

　　现场目击江青被捕：并未发生传闻的“大吵大闹”

　　吴德是参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当事人。2004年1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吴德口述的《十年风雨纪事》一书，透露了粉碎“四人帮”的诸多内情。

　　吴德回忆说，在为毛泽东治丧期间，我记得大约是9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当时，华国锋对我们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我想当时华国锋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吴德说，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我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我表态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我说：当然知道……（指赫鲁晓夫如何利用中央全会的多数，而推翻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数苏共中央主席团（中央常委）委员将其部长会议主席撤职的决定，反而将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党集团之事）

　　吴德回忆道，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我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我们一直讨论到早晨五点，认识一致了。

　　吴德的回忆，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他回忆，有人说，抓“四人帮”是叶剑英给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直接下达的命令。这是没有的。“我是卫戍区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吴德说，10月2日，我还分别向倪志福、丁国钰（时均为北京市委书记）打了招呼，明确告诉他们，中央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对他们隔离审查。 后来华国锋告诉我，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支持解决“四人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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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合影（资料图）




　　吴德说，我到陈锡联那里时，他正与杨成武谈事。杨走后，我向他说明了华国锋让我找他的经过（要陈锡联安排卫戍区部队交吴德指挥的问题），陈说他已知道，随即就打电话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交待：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

　　离开那历史性的时刻越来越近。吴德说，10月4日下午，我又被华国锋找到他的住处。我们再一次全面捡查、研究了准备工作是否就绪，解决问题的环节是否完善的问题。下午五点多，我回家了。可是刚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过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

　　吴德说，他们商定：

　　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

　　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与卫戍区吴忠负责；

　　三、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

　　四、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在10月6日那天，吴德与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常务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司令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九点钟，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

　　吴德说，当晚十点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的住地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是选取举华国锋为：）主席，二是讨论通过中央16号文件，即向全党全军全国通报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与推选了华国锋为中央主席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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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垮台后中南海依然分裂：放不放邓小平出山？

2011年12月19日15:1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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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

1975年11月，邓小平主持工作不到一年，毛泽东即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资料图）

[url=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6502728.html][/url]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凌志军，马立诚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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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曾经怎样批判邓小平

　　20世纪90年代，人们所说的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的指导思想，也即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想。但是在那个时候，邓小平的理论不仅不能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而且简直就是被当做逆流来批判的。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比如《解放军报》说：“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这不是把当初“四人帮”批判邓小平的话，如今又拿来批判“四人帮”了么。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倘若不是因为邓小平这些人倒了霉，他们也许根本无缘走到中南海里来。比如李鑫，他曾经是康生的秘书，后来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自从张春桥、姚文元一干文人垮台之后，他就成了华国锋倚重的笔杆子。比如吴德，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他还是京城百万人的“双庆大会”的主持者。当然他也是1976年4月在天安门镇压群众的组织者之一。他在那一天曾经明确地宣示，邓小平是“邓纳吉”，是“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幕后指挥者。直到现在也还坚决认定邓的罪状已成定论。撇开这些全都不说，论本事，吴德也认为，“他比我们的毛主席差远了”。

　　至于汪东兴，就更加令人畏惧。此人此前的大部分生涯一直伴随在毛泽东左右，从延安直到中南海，没有间断。他自称现在中央里面只有他一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平心而论，这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更何况他的手里还掌握着毛泽东亲笔批阅过的大部分文件。也许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源，他才能够理直气壮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

　　至于邓小平，这个时候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谦恭和友善。他在1976年10月10日致信华国锋，描述了他为华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高兴。但是邓小平的友善并没有引起华国锋的回应。他将邓小平的信弃之一旁，转身就去参加“双庆大会”去了。

　　“双庆”会结束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这一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但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于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几个教师和学生，开始收集数月前天安门广场上流传的那些“反动诗歌”。京城的老百姓也真是奇特，那个春天里警察抓走了那么多人，可是没有被抓走的人居然会把那么多的“反动诗歌”隐匿起来。报纸上不住地批判，警察到处搜捕，民兵日夜监视，党的组织无孔不入地清查清理，可就是找不出这些“反动诗歌”来。现在听说有人要把这些东西整理编辑出版，诗歌就从大街小巷里面纷纷涌出来。到了1977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整整一周年。为纪念周总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师生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童怀周”。不久以后，他们居然把那些诗歌出版了。书名叫做《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上下两卷，共计1032页，国人读之如饮狂泉，而中南海里的那几位虽然不高兴，却又实在说不出什么来。

　　但是，同样在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还有更加露骨地为邓小平翻案的人呢。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警察立即出动搜捕，很快便抓到元凶。他叫李冬民，是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此人在北京城里面颇有名气。他是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敢于造反成名的。他本来是北京二十五中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然后他参军，入党，复员，当工人。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经历是在1976年清明节参与了“天安门广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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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7月12日，邓小平在黄山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合影（资料图）

　　延伸阅读：

　　
　　1976年清明节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周围街道上的人有200万之多。花圈、默哀、演讲、诗歌……铺天盖地。这些人名曰悼念周恩来，实则全都在诅咒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这几个人，甚至还敢大骂毛主席是“秦始皇”，不住地替邓小平喊冤。

　　当天晚上，华国锋召集京城里面的政治局委员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毫无疑问，必须坚决镇压。第二天清晨，警察和民兵开进了广场，将所有的花圈、挽联和诗词一扫而空。这些人自恃手握上方宝剑，为所欲为。如果有谁上前阻止他们的行动或者稍稍表示不满，立即被逮捕收监。到天亮的时候，已经抓走了57个人，广场上也已一片狼藉。差不多这个时候，消息传遍了全城。

　　于是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再一次涌向广场，嘴里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地挥舞着拳头。但是，警察可不仅仅只有拳头，他们手里都拿着棍子，把所有进入广场的路口全都堵死，根本不许老百姓进入。

　　于是，游行的队伍派出代表，前往广场东南角的一座楼宇里面，和民兵指挥部的指挥官们谈判。他们强烈地要求归还花圈和释放被捕的人。代表官方的指挥官们则傲慢地说，如果再不停止这种“反革命的行径”，就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双方毫不妥协，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分手。愤怒的人群开始砸毁汽车，烟雾弥漫在广场上空。冲突愈演愈烈，警察挥舞着棍子冲向人群，有人受伤了，鲜血留在广场上。人声鼎沸。

　　几个小时以后，吴德在广播当中发表讲话，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威胁那些坚守在广场上的人们：如果不立即离开广场，一切后果自负。大部分人就在这种威胁当中离开了。但是还有200多人不肯退却。他们手无寸铁但却意志如钢。他们坚守在广场也坚守着信念，更何况他们过去几十年里受的教育令他们不相信：）和解放军真的会来镇压他们。

　　但是才过了几十分钟，一大片草绿色的人群就向他们挤压过来。有5个营的军队，有10000多民兵，还有至少3000个警察。他们将广场的200多人团团围住，然后全部逮捕，一个也不剩。第二天，报纸上宣布，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又过了一天，：）宣布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天安门广场终被清理干净了。但是就从那一刻开始，李冬民就成为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而拥护“走资派”的人了。

　　现在到了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冬民这样的人从阴暗的角落里面走出来，公然地到长安大街这种万目所瞩的地方来“招摇”，可想而见“反革命气焰”十足地嚣张，也许，他们的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在支持。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还有人说毛泽东弥留之际对镇压天安门广场颇有悔意。在那些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人看来，这些事情就足以证明李冬民的行动乃是一种社会的潜流。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辽宁省旅大市革委会大门口，不是也有人在张贴大字报批评吴德和陈锡联，还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么。事情发生在京城，自当由吴德来处置。“反革命分子。”吴德坚定不移地说。市委书记这样一句话，李冬民立即就被关进了监狱。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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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忌恨周恩来:他的逝世"冲"散了对邓小平的批判
2011年10月28日09:03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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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
　　





周恩来逝世，群众声讨“四人帮”

   





    延伸阅读：

　　揭秘：1976年周恩来逝世时中共高层的政治乱象
　　毛泽东如何为邓小平以后的复出埋下政治伏笔？
　　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邓：得意“从小六变成了老二”
　　邓小平如何评价毛泽东：整倒大批干部是他晚年最大的悲剧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1975年的冬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1976年的元月更是滴水成冰。

　　1976年1月1日，当中华大地进入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中国舆论界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元旦社论。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已经整整进行了十年。其间，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个连着一个，一个套着一个。利用“两报一刊”的社论指导中国政治运动的方向，早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已经习惯于从“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判定中国政治运动的基本走向。

　　1976年的“元旦社论”，传出了毛泽东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的“指引”下，“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犹如脱缰的野马、失控的列车，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前发展。

　　1976年1月7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邓小平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批判”，诬蔑邓小平在全国搞右倾翻案、复辟倒退，说邓小平还号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拼老命也要干。

　　江青没有料到，她这段批判发言在全国传开以后，不仅没有起到她所预计的批判效果，反而使拥护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广大干部、群众更加支持和崇敬邓小平了。

　　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地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周恩来逐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方面他以超过常人的毅力忍受着疾病的折磨，一方面又敏锐地注视着国内的政治风云变幻。在这令人担忧的日子里，邓小平仍然经常到医院去看望周恩来。1975年12月中旬以后，周恩来已经生命垂危，经常处于昏睡状态。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邓小平两次到医院看望他的兄长和老战友。叶剑英、李先念等也都相继到医院看望。

　　邓小平在接受批判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周恩来的病情和要求。1975年12月20日清晨7时，病情严重的周恩来要找中共中央调查部（改革开放后改组为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谈台湾问题。医务人员用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心情沉重地说：“总理病成这个样，他要找谁就找谁。”12月22日下午一时半，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周恩来医疗组的紧急汇报。28日午夜，周恩来再次病危，医疗组对周恩来进行抢救，邓小平被从睡梦中叫起，和其他五位中央负责人赶到三○五医院，陪同邓颖超一起守候在周恩来的病榻边，直到看见周恩来的病情有所回转后，才离开医院。

　　1976年1月5日，医生们为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邓小平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在周恩来的住地守候着。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周恩来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逝世使批判邓小平的会议无形中被“冲”了。这时，邓小平在名义上还主持着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心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全力以赴，力求妥善安排好周恩来的丧事。

　　1976年1月8日，即周恩来逝世的当天，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说，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了周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议定了三个内容，一是向毛主席的请示报告；二是关于周恩来逝世的讣告；三是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名单。邓小平请示：第二、三项“均须于今晚广播，现送请审批，退汪东兴办理”。毛泽东在9日批示：“同意。”

　　次日，邓小平再次因周恩来丧事写信请示毛泽东：“总理逝世消息发表后，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参加葬礼。”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阿利雅，明晨动身；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三木武夫，明晨动身；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今晚动身。邓小平写道：“政治局对此作了专门讨论，决定仍按主席的批准方案(一律不请)执行。由政治局发一个正式公告，现送上请批示，以便发表。退汪东兴办。”邓小平提出，由他自己约见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乔冠华约见日本驻中国大使，韩念龙约见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予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一方案。

　　1月9日，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周恩来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地，下半旗志哀。1月10日、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1万多人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周恩来致以最后的敬礼。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李先念等向周恩来沉痛志哀，作最后的诀别。在北京医院门前，自发赶来的干部、群众不断擦拭着长流的眼泪，希望能够看一眼周恩来的遗容，表达对周恩来的不尽的哀思和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虽死犹荣，令“四人帮”极为忌恨。当新华社请示周恩来逝世报道等有关事宜时，姚文元下令不许组织悼念此报道。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周恩来逝世后的6天里，只发了两条有关消息。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而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反而故作姿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全国亿万民众从电视机中看到江青的“表演”后，都极为愤怒。在举国哀悼的日子里，“四人帮”下令，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四人帮”的党羽文化部长于会泳竟然强迫文艺单位照常演出，还通知公安机关追查群众打来的抗议电话。“四人帮”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实际上是在与人民为敌，自掘坟墓。

美惠子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恩来的逝世，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1月11日下午，当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百万民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从四面八方涌上北京街头，向周恩来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最后的告别!

　　当周恩来的灵车经过北京长安街时，十里长街上，顿时响起人民群众悲痛的哭声，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泪洒衣襟。当时，大文豪郭沫若曾写了《怀念周总理》一诗，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逝世后，万民垂泪、五洲同哀的情景：

　　革命前驱辅弼才，

　　巨星隐翳五洲哀。

　　奔腾泪浪滔滔涌，

　　吊唁人涛滚滚来。

　　盛德在民长不没，

　　丰功垂世久弥恢。

　　忠诚与日同辉耀，

　　天不能死地难埋。

　　为举行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于1月12日致函毛泽东：“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后批示“同意”。但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又成为一个大问题。虽然自从“反击右倾翻案风”爆发以来，邓小平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但还没有被打倒，在名义上还主持中央工作。因此，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最为适宜。

　　在中央开会讨论议定周恩来追悼大会议程时，张春桥提出由叶剑英致悼词。叶剑英说：“我不能作，悼词由邓小平来作最合适；请小平同志来作。”江青、张春桥反问道：“那合适吗?”叶剑英说：“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合适，他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又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战友，代理总理工作，为什么邓小平同志不合适?我作不合适，只有小平作合适。”叶剑英说得很坚决。

　　由于叶剑英当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在中央领导集体的职务和位置排列都居于江青、张春桥之上。所以，叶剑英坚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致悼词，“四人帮”也就没办法再反对了。

　　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以后，邓小平又全力以赴，投入了准备周恩来丧事活动和完成周恩来遗愿的紧张工作。1月14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兴同志就总理骨灰撒散地点事与邓大姐商议。据查玉泉山已无水流，他们商定改用安-2型飞机撒到江河山地，邓大姐本人只送到机场，由工作人员上机撒散。以上办法较撒在固定一地好，应予同意，东兴同志已按此准备。”在信的传阅过程中，十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画圈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为周恩来丧事活动安排的大事基本上确定下来。

　　1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各界群众代表5000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

　　中国：）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邓小平致的悼词，语气凝重，字字句句有千钧之力，充分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周恩来的无限崇敬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周恩来这位长期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战友、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虽然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没有交给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但是也没有交给“四人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机会，使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美惠子

胡耀邦为"拨乱反正"造势:报纸版面有多大,文章块头就多大
2011年10月26日08:5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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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一转语气说，有一些同志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本文摘自《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戴煌著，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出版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干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这样的社会——耀邦说，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所以，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救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美惠子

可是，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写作过程中如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不必让秘书安排时间。

　　有人问：“文章可写多长？”

　　耀邦说：“太短了，恐怕引不起多大影响。我与胡绩伟同志说好了，《人民日报》的一个版面有多大，文章的块头就多大。”

　　“多长时间拿出来？”

　　“在力求准确完善的前提下，当然快一点好。因为千百万同志和他们的数以亿计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望着哩！”

　　得到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的写作进展相当快。耀邦首肯了杨逢春、叶杨、陈中的写作提纲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拿到了初稿，并字斟句酌地作了很多修改。后来《人民日报》的同志也参与了修改，前前后后共修改了十七次才定稿。

　　定了稿，耀邦却让先放着，等待合适的时候再发表。等了一月又一月，他仍然按文不动。他说，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积极筹备中；应该期待原来强调“两个凡是”的同志，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能够接受党心为上、民心为上的观念而改变原来的态度，和全党多数同志一起，化解人们心目中纵横绵亘于中国大地的特大冰山。

　　但是，1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华国锋面对代表着当时三千五百多万党员的一千五百一十位代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尽管也说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却只字不提“平反冤假错案”，只说“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由此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人说：那么“文革”中不是“四人帮”的诬蔑不实之词，“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诬蔑不实之词，等等，难道就应该永远被供着吗？

　　这时，耀邦才感到，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篇幅全文刊发。

　　广大读者看得出这篇文章的精髓所在。

　　文章说：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特别重要的就是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因为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被“四人帮”们摧残破坏殆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比其他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更凶恶、更疯狂、更狡猾。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对革命干部进行诬蔑、造谣、栽赃、陷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在干部问题上的一整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和种种倒行逆施，流毒深广，危害极大。但是，至今有些同志，特别是有些做干部工作的同志，由于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工作很不得力，致使一部分有路线觉悟、有工作能力的干部还没有分配工作，许多受审查的干部还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一些混进干部队伍的坏人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说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仍然是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一切：）员、革命干部，都应该积极地站到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最前列，坚决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绝不能采取庸俗的自由主义态度。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文章作者两个月收到的可装两麻袋。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与拥护。有的说：“深受感动，说出了千百万干部的心意”；有的说：“温暖了许多同志的心”；有人则“希望继续大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舆论，推动各有关单位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位青年工人说：“听了广播，高呼‘：）万岁’！决心把自己的心血全用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也有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长篇电报上说：“我们全家人冤沉海底已有多年。全家老少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这下一大家子人可盼到大天亮了。”……

美惠子

江青要夺华国锋的权：靠的不仅是“毛泽东夫人”牌子？

2012年04月12日14:41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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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在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资料图）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9月上旬，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

　　9月2日，“小兄弟”陈阿大来到北京，王洪文马上“接见”。陈阿大一回到上海，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同志、春桥同志、文元同志、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只有紧跟他们，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

　　9月8日，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请工人们吃文冠果。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你们知道吗？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象征着‘文官夺权’！”

　　江青的话，透露了四个“文官”——王、张、江、姚的心声。

　　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但是，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她不住钓鱼台，住中南海。她在中南海的住处，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

　　9月8日，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9月8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8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载入中共中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9月8日下午六时多──离毛泽东去世只有五个多小时，江青却心血来潮，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

　　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

　　据说，江青获得“情报”：有“特务”在那里搞她的“情报”，搞中共中央的“情报”！

　　江青所说的“特务”，并不是国民党特务，而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

　　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

　　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在新华印刷厂排印。

　　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为的是在那里“查特务”！

　　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韩致仁、李同彦、赵家玉、伊淑珍、姜信之、张世忠、葛运通、罗孟琦等九人在1976年10月30日所写的材料说：

　　江青事先没有通知，突然来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引者注：在唐山地震之后，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

　　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连秀荣同志赶来时，江对连发脾气。江说：“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我从大寨来。”

　　当迟群、谢静宜来了以后，江急着问迟群：“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江青拿过材料批划。江与迟、谢三人低语一阵子。

　　后来，江突然问：“小谢，我问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答，你知道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监视我，搞我的情报。”

美惠子

　　又说：“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谁是特务，站出来，自首，保护自首的。”

　　又问迟、谢说：“你别急，会弄清楚的。”

　　江又说：“我怕什么，我什么都不怕。”

　　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

　　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

　　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

　　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夜深离去。

　　9月8日子夜，毛泽东气息微弱。

　　当9月9日零点刚过，才十分钟，毛泽东停止了呼吸。

　　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报告噩耗。

　　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迅速得到报告，马上奔了过来。

　　后来，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

　　她头发散乱，神色慌张，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呵！你们快救救主席呵！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

　　她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

　　姚文元所述，应当是真实的。不管怎么说，江青跟毛泽东从1938年结合，到1976年，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

　　毛泽东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1976年，长达四十一年。

　　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尽管这是偶然的巧合，可是却也是太巧的巧合！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中国人崇拜龙，向来以为龙年是“吉利的年头”。中国人在龙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为中国人以为在龙年出生、属龙的人会是幸运的人。

　　1976年是龙年。可是，对于中国来说，1976年却是天灾与人祸交错频降的一年：

　　1月8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因患膀胱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所罕见的陨石雨；

　　4月清明节，爆发天安门事件，广大群众遭到镇压；

　　5月29日，云南西部地震；

　　7月6日，九十岁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八十三岁的毛泽东因病去世。

　　毛泽东之逝，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强烈的大地震。

美惠子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高度评价毛泽东。

　　美国总统福特发来唁电说：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说：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发表声明道：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说：

　　“毛泽东主席将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而载入史册。”

　　英国首相卡拉汉这样评价毛泽东：

　　“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疆界，无疑他将作为世界闻名的伟大政治家而被人们所缅怀。”

　　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发表声明称：

　　“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

　　巴基斯坦总统乔德里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之父”。

　　……

　　毛泽东之逝，结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虽然毛泽东曾被不适地夸大为中国：）的“缔造者”，而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十三名代表之一，是中国：）的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中国：）的“缔造者”应该是“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自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确立了他在中国：）内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这一领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说，他在漫长的四十一年间，一直是中国：）的最高领袖（虽说最初八年名义上张闻天是中共中央“负总责”，而实际上的“负总责”是毛泽东）。

　　在漫长的四十一个年头中，毛泽东形成、充实并发展了他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被誉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的马列主义”。在1942年7月1日，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所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中，把这一理论体系称为“毛泽东主义”。由于毛泽东以为“毛泽东主义”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后，即1943年7月1日来临之际，王稼祥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在遵义会议十年之后，即1945年，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上，确认“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一直作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美惠子

　　四十一年的中共最高领袖地位，加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共。随着中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毛泽东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随着毛泽东国际威望的提高，特别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举足轻重的领袖。

　　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巨人。于是，产生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的上限，是一个模糊数字，迄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毛泽东时代的下限却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的撒手西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中共四十一年最高领袖命运的结束。

　　毛泽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他的睿智和卓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光明。他的历史功勋，永垂青史。然而，他又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从批胡风、反右派，到批判彭德怀、开展“四清”，直至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由于他晚年的严重错误，“文革”把中国人民推入了灾难的深渊。然而，即便在这场深重的政治灾难中，他却又有着粉碎林彪集团、重新起用邓小平、揭露和批评了“四人帮”、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样重大的历史功绩。其实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是人中之杰，他的英名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伟人长廊。不仅在他执政时他给了中国以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他离世后十年、百年，他的思想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因此，在中共中央9月9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待续）

美惠子

顶尖科学家赞邓小平：恢复高考 给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
2014年08月30日 10:21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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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人参与 10评论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核心提示：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本文摘自：《那三届》，作者：张亚勤，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张亚勤简介：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美惠子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