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美惠子

毛泽东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泽东。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泽东之命是从。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泽东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泽东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泽东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泽东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泽东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泽东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泽东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泽东的尖锐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四人帮”又渐渐得势，借助于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被毛泽东最后选定为接班人。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月31日，毛泽东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泽东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借此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毛泽东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对于华国锋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他被正式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当时华国锋在国外的知名度并不高。外国记者很惊讶中国突然“冒”出个华国锋，称华国锋为中国政坛上的一匹“黑马”。

　　5个月之后，毛泽东去世。由于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因此他成了“继承毛主席遗志”的化身，这匹“黑马”成为“英明领袖”也就顺理成章了。

美惠子

邓小平：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性质不同

2012年05月10日10:06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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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邓小平（资料图）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 吴志菲 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开展，"左"的错误逐步被纠正，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深入，个人迷信的禁锢被打破了，人们开始不再怀疑毛泽东也是人，也会犯错误这样一个普通而浅显的道理了。但是，对于毛泽东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犯了什么性质、什么程度的错误，人们一时间还很难取得一致。有的人仍未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不愿接受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事实；有的人则出于对“左”倾错误所造成后果的愤恨，存在偏激心理，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毛泽东个人。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进行了批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四个坚持”以前都曾提出过，但邓小平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并将之作为立国之本，这就是一个理论上的创新，这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认识。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共和国大厦撑起了4根擎天巨柱，使共和国遇狂澜而不倒。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1980年，毛泽东逝世后的第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二个年头。这年7月30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上很少见到的一辆大吊车和一辆加长大卡车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前。开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很快当地人和外地观光客便围了过去，看个究竟。他们看见吊车的吊斗把带着工具的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巨幅毛泽东画像前，那个工人开始用工具慢慢拆下毛泽东画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忽听人群中有人大声喊："毛主席像不能摘！"然而，更多的则是以严肃的表情默默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大吊车用钢绳拔下大会堂前两块巨幅标语的一瞬间，则引来了一片斥责声。

　　同样的行为在全国相继展开。毛泽东的画像从会议室摘下，从教室摘下，从走廊上摘下。楼墙上及砖墙上的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被覆盖或被清洗。据当时报道，有些塑像因太大太坚固，不得不使用了炸药。

　　人们总是认为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政治的神经末梢，是最为敏感之处。这一由天安门广场率先的行为立即引起了国人及世界舆论的关注，种种公开的和私下的评论开始了。西方有的报刊说“毛泽东时代从此结束”，港台报刊则预言“大陆批毛，势在必行”，国内的老百姓也越发关注中央的态度。

　　针对全世界的关注，中共中央在这年8月11日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少宣传个人"。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毛主席的画像、语录和诗词，过去在公开场所挂得太多，这样做很不庄重，也有损于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今后要减少到必要程度。

　　10天过后，也就是8月21日，世界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到中国并采访邓小平。法拉奇以采访首脑人物著称，以报道世界风云闻名于世。法拉奇以提问尖锐而令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敬而远之，外交场上的“猎鹰”基辛格就曾被法拉奇的提问弄得下不来台，他说过：“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国的政治宣传有一个显著特点，许多新的立场、观点，往往是通过会见记者，通过记者的笔向世人公告，而不同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电视讲话等方式。当年毛泽东和斯诺是这样，如今邓小平也是这样。当邓小平知道法拉奇来访时，他想了一下，果断地说：“见！让我看看，她到底有多厉害。”同时，他也深知，他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的分量。

　　法拉奇走进邓小平的办公室，问候之后，邓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请坐手势，法拉奇没有一句客套的开场白，她单刀直入，一开口就提出一个火辣辣的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美惠子

近年来，披露开国大典盛事内幕的文章在报刊上比比皆是，可天安门毛泽东画像后面的故事却鲜为人知。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介绍了当年的详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主任的开国典礼筹委会。大典筹委会认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用血肉铺就了新中国诞生的道路，胜利来之不易。这是可喜可贺、普天同庆的盛事。举行盛大的庆典，要庄严、隆重、热烈、喜庆，大典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主题。人民的心中有一杆秤，没有：）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悬挂毛主席像正是人们的愿望。

　　装修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真正落实工作的是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天安门两侧红墙上，要写上两幅巨大的庄重醒目的横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是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拟定的。又经胡乔木建议，将东侧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换成“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对此，胡乔木曾这样解释道：天安门上的两条标语，一条写“中国”，一条写“世界”，既有民族意义，又表达了国际主义精神，无论何时都是适用的。

　　而画毛主席画像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由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实用美术系的讲师、画家周令钊身上。任务之所以交给周令钊，是因为早在1949年4月20日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的国共和谈中，悬挂在会议室内布置会场所用的一幅毛主席戴八角帽的油画，就是他画的，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好评。此后，几代人为天安门主席像画像，每年至少有一张，有时两张。

　　法拉奇的提问果然咄咄逼人，然而邓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得十分干脆。他说："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法拉奇被邓小平坦率、客观的态度和大度从容的风度吸引住了，静静地略有所思地倾听着。

　　紧接着，法拉奇更尖锐地说：“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5个手指。”

　　邓小平很清楚“5个手指”的所指，但他并不回避，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 “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抽出一根烟，点着，继续说道："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法拉奇又两次提到天安门广场，一次是关于毛主席纪念堂，一次是天安门前的马、恩、列、斯像。看来，法拉奇始终注视着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国政治的晴雨表。

　　邓小平谈到：“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当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说到这儿，法拉奇又敏锐地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打着手势作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又谈了一会儿，法拉奇提到天安门广场上的画像，她说：“在天安门我看到了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要保留？”法拉奇的提问确实与众不同，往往含而不露，却又一环紧扣一环。如果说问及天安门毛主席像是关系着对毛泽东如何评价的问题，那么问及马、恩、列、斯像，就如同问中国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避重就轻，言简意赅，他说：“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分多次进行，用了4个小时。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客观、冷静以及坚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维，给法拉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事后说他的被采访“考试及格”。不难看出，这次采访，透过天安门毛主席像、毛主席纪念堂等问题，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大问题。

　　早在几个月前，邓小平就已看出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他曾对中央负责同志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

　　中央也早在法拉奇采访邓小平之前，在1980年3月，就已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这年3月到1981年6月，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

美惠子

曾参与过《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龚育之接受笔者专访时说，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 “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龚育之回忆说：“《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中央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二十来个人吧。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写作的地方，是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几千字的提纲。龚育之这样回忆：“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第1次同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3条指导方针。第一条，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条，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1日，邓小平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后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束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龚育之感叹："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多少遍修改，多少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进行比较大的修改--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龚育之回忆说："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0月，完成第二次讨论稿，即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龚育之也与其他同志一样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取修改意见。

　　10月25日，邓小平看了4000人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他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起草小组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同时他认为讨论稿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龚育之说："当时，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4000人讨论以后，胡乔木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之后，起草小组又重新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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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胡耀邦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龚育之补充说："不多久，小平同志又转告了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段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工作时间很长、威望很高的老同志，征求他们的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龚育之透露：“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提法。”

　　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5次提供讨论的稿子。最初交给4000人讨论的稿子是50000字，后来重写过的稿子压缩到28000字。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字，增加了4000字。龚育之说，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龚育之回忆，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百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经过长达1年多（3个年头）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走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拒绝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接受专访时，龚育之说到这里时语气不免有些高昂。

　　“《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领导下制定和通过的，集中了我们全党的智慧，但有种观点认为，《历史决议》是一时需要的产物，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对此，龚育之果断地说：“我不能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个决议是科学研究的产物，是全党讨论、民主集中的产物。当然不是说这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科学认识已经达到绝对完善，不需要也不能够发展了，那样的东西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我的确认为这个决议是认真的，是根据事实努力用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绝不是简单的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龚育之认为，宣传这种观点就为两种思潮开了门。一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把《历史决议》说成是一时需要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就是为了动摇这个决议，以便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另一种是“左”的思潮，认为作决议时的那种情况，困难甚多，积怨甚多，所以着重讲错误，光注意“病理解剖”，结果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说重了，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说重了，现在看来否定过多，主张要恢复。恢复什么呢？说到底，就是想恢复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东西。这两种思潮来自不同的方向，却走到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历史决议》不是科学认识的产物，最终想动摇决议。

　　1981年6月底，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通过了《决议》。这是向党的60华诞献的一份厚礼。《决议》以历史的辩证的锐利眼光拨开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创造性地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在罕见的两难之中做出了一个合实情、得民心、有远见的正确选择。

美惠子

邓小平为何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

2012年03月12日09:05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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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乘敞篷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6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 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七十四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团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本世纪三十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十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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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日，盛大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北京大学游行队伍中展现出一条“小平您好”的醒目横幅。（资料图）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三十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居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页。)换句话来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 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页。)，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的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页。)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上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十年以后，当邓小平八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决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发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页。)。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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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80年7月在四川农村视察(资料图)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二百一十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 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历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内部就前所未有地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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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评价邓小平：“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刘明钢

2011年09月23日09:33  来源：《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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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惊悉邓小平逝世,薄一波十分悲痛,挥笔写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联,表达对这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的崇高敬意。他这样解释:“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

薄一波同邓小平等人在视察（资料图）

    薄一波(1908 2007)是资深的革命元老,德高望重,深受党内外景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与邓小平一起度过了极为艰苦、极其光荣的战争岁月;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里,他长期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受益良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旗帜下,参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与决策工作,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情谊。

　　说起邓小平,薄一波充满了敬重之情。

　　一

　　对于邓小平,薄一波心仪久矣,然而,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才第一次见面。那时,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来到晋东南开辟抗日根据地。薄一波常去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而这两个领导机关当时都随一二九师行动,因此也少不了就教于邓小平。

　　“十二月事变”后,在八路军总部指导下,经过整军,决死一纵队归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三纵队正式编入一二九师战斗序列,从此,薄一波直接受刘伯承与邓小平的领导,因而有更多的接触,也有更深的了解。

　　1940年4月,由邓小平主持,在山西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通称黎城会议)。薄一波作为太岳区的负责人参加会议。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联合办事处;并将原太北军政委员会改为太行军政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薄一波是七委员之一。

　　1940年8月,薄一波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决死一纵队的二十五、三十八两个团,在一二九师直接指挥下,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同日军精锐部队作战70余次,取得了很大的战果,还两次成功地掩护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师部转移;当然,也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薄一波认为:尽管人员大大减少,但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极大提高。经过百团大战的锻炼,决死队终于“过关”了,开始像八路军老部队一样能打硬仗、恶仗了。在百团大战的总结中,邓小平特别表扬了决死一纵队,指出:“这支年轻的队伍,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

　　1942年3月,邓小平到太岳区视察工作,详细了解了阎锡山的61军勾结日军,制造磨擦的情况,毅然决定发起浮翼战役。战役由邓小平指挥,薄一波和陈赓协助。这次反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顽军的反动气焰,制止了他们投降日军的行动。后来在61军的要求下,进行了谈判,订立了现地作战协定。谅解达成后,双方保持了合作关系。

　　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薄一波感受很深,他说:邓小平同志亲自决策和指挥的浮翼战役,把自卫、胜利、休战三个原则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1941年和1942年,对于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来说,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两年。这两年间残酷的战争和非同寻常的艰苦,邓小平记忆犹新;薄一波记忆犹新。

　　1943年1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军政首长都参加了会议。薄一波又一次见到邓小平。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关于这个报告,薄一波指出:“通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和总结,我们对建设根据地与对敌斗争的关系,建设根据地与发动群众的关系,抗日战争过程中抗战与建国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据地建设中武装、政权、群众、党几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自觉的理解。”

　　温村会议是一次用整风精神总结晋冀鲁豫根据地历史经验的会议,又是一次全区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会议,会议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1943年秋,薄一波等一批重要领导干部前往延安,参加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留在太行山,主持北方局和晋冀鲁豫区的全面工作。

　　1945年6月中旬,邓小平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命他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这时,薄一波才再次见到自己的老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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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邓小平任书记和政委,薄一波是副书记和副政委。为此,任弼时同志曾找薄一波谈话。他说:中央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重要的是协助刘邓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军队内部的团结,地方和军队的团结,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我们觉得你做这个工作最适当。

　　薄一波表示:我在小平、伯承同志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工作已经多年了,据我了解,刘邓历来十分注意团结工作并且做得很好。决死一纵队归一二九师建制后,我就倍感亲切。有中央的方针政策,又有刘邓的领导,团结一定能搞得更好。

　　薄一波上任以后,全力协助刘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薄一波心情舒畅,他深有感触地说:凡是同邓小平相处过的人,都觉得他胸怀豁达,有海纳百川的气度。

　　1945年8月25日,薄一波与刘伯承、邓小平等搭乘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返回太行解放区。一到目的地,没容喘息就组织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谈判。邓小平高超的韬略,使薄一波钦佩之余,也从中获益良多。

　　上党战役结束后,刘邓随即组织了平汉战役。争取高树勋起义,是其中的一个杰作。薄一波也参与了一些筹划。并和刘伯承到马头镇与高树勋会晤。刘伯承先向高树勋转达了毛泽东、朱德的来电,对他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他本人及所有将士表示欢迎和慰问。

　　高树勋起义后不久,经中共中央批准,由邓小平、薄一波介绍,高树勋加入中国：）。以后我军各部对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开展了“高树勋运动”,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部队连续打了陇海、定陶、旦晨等一系列战役。薄一波则在后方,一边支持前线,一边领导土改工作。7月,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委;野战军与军区的工作分开,军区工作由薄一波与滕代远负责。

　　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12万大军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经过浴血奋战,歼敌5.6万,胜利地打开了南下的通道,开始了千里跃进、逐鹿中原的壮举。遵照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努力完成新兵补充、干部配备、后勤供应等项工作。为支持刘邓大军南下,薄一波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为了发展和巩固新的解放区,薄一波建议成立中原局,由邓小平任书记,仍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当即得到中央批准。后来,随着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由薄一波任副书记,主持工作。

　　这样,邓小平与薄一波,一个在中原,一个在华北,各自主持一个战略区的全面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协同作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同为中央局书记的邓小平、薄一波先后调到中央,工作上的联系就更多了。

　　1952年下半年,由中财委主持制定的新税制颁布执行,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波动。1953年夏季,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受到严厉的批判。他还没来得及从前一阶段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休整过来,喘一口气,就要仓促面对人生中的又一段风雨,而且浪头的来势还异常凶猛。

　　一直窥测风向的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使会议偏离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大相径庭。会上批判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高、饶不仅仅攻击他,而是要进而拱掉刘少奇、周恩来。为了不使事态扩大,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会议要他作第三次检讨时,他一口拒绝。周恩来把薄一波的态度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此时,毛泽东对高、饶篡党夺权的野心也有所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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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收不了场,令周恩来很为难。他是会议主持人,话说轻了,会上已经是那种气氛了,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包庇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最后,还是毛泽东出了个主意,他说:不好结论,可以“搬兵”嘛!,把陈云同志、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嘛!

　　邓小平回北京后,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邓小平实实在在、诚恳负责的发言,既体现出对工作高度的责任心,又饱含对同志的关心爱护之情。他的发言一字千钧,使与会者逐渐摆脱了高、饶的干扰,对问题有了自己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看法。

　　不久,高、饶东窗事发,财经会议的风波真相大白。毛泽东也意识到对薄一波的批评过了头。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等人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薄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说:财经会议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难以解除。

　　这次谈话以后,薄一波感到无比的轻松。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完全解决了。

　　1953年财经会议后,邓小平接替了薄一波的财政部长的职务。同时,留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又协助作为副总理的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工作,薄一波又一次成为邓小平的助手。

　　60年代初期,为了克服“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国民经济实行“八字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各方面的工作条例,其中,薄一波受命主持起草《工业企业工作条例》,就得到邓小平的大力支持。面对“空头政治”等“左”的思潮,薄一波提出“政治挂帅要落脚到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得到邓小平高度的肯定。

　　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薄一波和邓小平思路相同,感情相通。

　　回顾这段历史,薄一波感慨万分,他说:小平同志后来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的许多工作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由我具体负责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就是如此。小平同志后来告诉我,毛主席直到逝世前,身边还放着《工业七十条》。

　　四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78年底,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1979年1月,薄一波从12年的冤案中走出来,是邓小平首先同他谈话,征求其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机械工业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要求薄当机械工业的“秦始皇”,期望他在改革上作出成绩来。

　　薄一波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走马上任,立即投入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由于十多年没有工作,为了尽快摸清情况,已经年逾古稀的薄一波几乎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到各地调查,走山西过内蒙、下湖北去苏杭,从内地到沿海,深入厂矿,深入基层,不顾疲劳地考察座谈,听取各种反映和意见。根据了解的情况,他从总结历史经验入手,正确分析和判断当前的形势,提出调整改革的意见。随后写出了《三十年经济建设的回顾》一文,并在长期计划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以后又在中央党校、人民大会堂作报告,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教育,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和调整工作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首倡创办经济特区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党内意见并不统一,不少人不理解,甚至怀疑。

　　有人问:把外国和港澳的私人资本引进来,符合马列主义原则吗?

美惠子

有人问:特区会不会成为新的“租界”和“殖民地”?

　　还有人甚至认为,特区除了那面飘扬的国旗是社会主义的,是红色的之外,其他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的,是白色的。

　　薄一波思想解放,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对创办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是满腔热忱,从一开始就给予大力支持。他是最早在特区考察的领导人之一,1981年11月就去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特区考察,以后又去了几次。薄一波认为办特区的决策是对的,路子也是好的,是有发展前途的,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1982年,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薄一波又被委以重任,负责体改委的工作,为：）和国务院改革大计当好参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献计献策。

　　中共十二大决定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这是邓小平着力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一个重大举措。薄一波主持中顾委日常工作十年,其中前五年是作为主任邓小平的助手,后五年是作为主任陈云的助手,为实现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以及受命处理党内若干重大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期间,他还担负一些陈云与邓小平思想联络的工作。

　　回顾与邓小平的交往,薄一波心潮澎湃,他说:小平同志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后,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有些重大问题,他委托我去研究和解决。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他自己担任中顾委的第一任主任。十年中顾委,我一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而小平同志一直是中顾委的灵魂。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长期奋斗中,我们相交甚笃,相知甚深。小平同志给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薄一波离开领导岗位以后,专心从事回忆录的写作。在我们党内,这是开风气的工作,已经出版的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两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与《领袖元帅与战友》。这些专著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回顾往事,特别是谈到邓小平,薄一波的笔下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他是这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其一、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正确地评价毛主席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个非常重大而又复杂敏感的问题。小平同志既充分肯定毛主席的伟大历史功绩,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和改正毛主席晚年所犯的错误。以此来统一全党思想,意义非常深远。其二、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提出了改革开放等一系列的新方针大政策,并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终于找到了毛泽东当年要找而没有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自立于民族之林之路。党的十四大把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十四年来的构想,命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他是当之无愧的。

　　据此,薄一波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始于毛而成于邓”。

　　1997年2月,惊悉邓小平逝世,薄一波十分悲痛,挥笔写下“一人千古,千古一人”的挽联,表达对这位20世纪的中国伟人的崇高敬意。他这样解释:“一人千古”,表达了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对他的评价,是说他成就大业、功勋至伟。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凡建非常之业,必赖非常之人;而壮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这应该说是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如果说,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没有回答的世界性难题,也是非常之业。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难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还不是建“非常之业”、成“非常之功”么?

美惠子

华国锋的政治“滑铁卢”成就了中共史上最民主会议？

韩钢

2011年09月21日13:44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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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从左至右）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博文》，原标题为“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美惠子

人们争阅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资料图）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美惠子

为什么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

凌志军 马立诚

2011年04月11日16:4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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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华国锋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本文摘自《呼喊—当今中国五种声音》，凌志军 马立诚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当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华国锋还不能成为权力的中心。报纸上在提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时候，也不提华国锋，只说“：）”。到了10月8日，也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三天，报纸上面第一次出现了“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0日，“两报一刊”社论就又进了一步，说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周围”。又过了几天，就变成“以华主席为首的：）”了。到了这个月的下旬，来自四面八方的致敬电一律在抬头写着“华主席、：）”的时候，华国锋就已经像毛泽东在世的时候一样，位居：）之前了。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这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舆论就更加如火如荼。《解放军报》的社论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还说：“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在爱不爱我们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也是这个社论，说华国锋“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的英明领袖”。

　　根据作家叶永烈日后的一番考证，这大约就是“英明领袖”之说的“最权威的起源”。自此以后，“英明领袖”这几个字就为华国锋专用，并且传遍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人们开始把这位“英明领袖”和那位“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张平化说，“今天，我们又有了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华国锋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领袖而感到无限自豪。”现在所有的人都在歌颂华国锋了，就连“四人帮”在上海组信任的几个人，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也向北京发来电报，连声说：“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但是华国锋可一点也不领他们的情，他在心里明白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他收到上海这几个人的致敬电之后第三天，就把海军司令员苏振华派到上海去接管政权。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从此再也不见踪影。

　　然而华国锋注定不能成为新时代的旗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三天即有明显征兆。1976年10月8日，他在北京对十几位省委书记和大军区的司令员通报了逮捕“四人帮”的消息。这些人来自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南，主掌着各地党政军的大权。在经过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政治角逐之后，华把他们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其主旨便是将“四人帮”的恶贯满盈同旧的时代截然分开。“搞四人帮，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华国锋说。他要求眼前这些高级领导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指示他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华的说法虽然还有些模糊，但已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倾向：“四人帮”是一帮坏蛋，必须绳之以法，但过去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不懈。几天以后，华国锋又用一种更加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他对甘肃、宁夏、新疆这些地方的高级官员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伟大胜利。”

　　后人在评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都说当日可以与华国锋并驾齐驱的人只有一个，这就是党的副主席叶剑英。从表面的情形来看，的确如此。这两个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总是左右相携亲密无间的样子，华国锋亦从不掩饰自己对叶的敬重和依赖。不过，当叶剑英1976年10月8日委婉地表示不能同意华国锋的“继续批邓”，还说要“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时候，华便置之不理，而叶剑英也就不能坚持己见，只好闭上嘴巴等待另外的时机。四天以后，叶剑英作了第二次尝试。他要他的儿子叶选宁到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在邓小平的第二次下台时也受到株连，赋闲在家已有数月。就此时的情形看，不要说取代华国锋，甚至连见华国锋一面都还没有可能。他只能拜托叶剑英的儿子捎话给华国锋，他要对华说的是：“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看来，这时候胡耀邦是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的。他的用意只是提醒华顺应民心。

　　说到“民心”，胡耀邦的解释就完全不是华国锋所说的那些话，与那些诗人的颂歌也不大一样。他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选宁把这三句话带给了父亲，毫无疑问这也是叶剑英本人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说服了华国锋。很显然，对于邓小平同“四人帮”的针锋相对，华国锋是不肯偏袒哪一方的。张春桥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时候他不能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他就肯为邓小平翻案。事实上，正是由于叶剑英与胡耀邦以所谓“民心”为由试图为邓小平翻案，才使得华国锋在两周之后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连带批邓”。他还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则跟着华主席的后面再接再厉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邓小平的错误是严重的，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