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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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纲治国”的“左”倾倾向，跃然纸上。

“以阶级斗争为纲”给中国造成了20年的灾难。华国锋还是要照样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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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期间，邓小平同李先念、徐向前、张爱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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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叶剑英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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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等向叶剑英亲属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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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为何到处"点火"? 与华国锋交锋的三步"险棋"

2011年12月16日 13:35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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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如要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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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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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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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公开认错 揭华国锋"批邓"失败内幕

2011年12月12日 14:53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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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老照片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原标题为“‘拥邓联盟’步步紧逼”）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玉泉山位居京城西北，出城上山，还要走上几十公里。山上高墙环绕，草深林密。密林深处的座座小楼，一向为军队高级将领所拥有。实际上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

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毫无疑问，报纸上所说的“紧密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周围”，全是说给老百姓听的。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两个阵营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三个星期以后，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拥护邓小平的联盟蓄势已久，准备发起新的攻击。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后来人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多把邓小平作为反对“两个凡是”的第一人，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简单，邓是反对“两个凡是”的，这不假，但是，从现有的记录来看，公开表明不能同意“两个凡是”的，以叶剑英此次讲话为最早，他比邓小平在5月份直接说出“‘两个凡是’不行”的话，要早大约两个月。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把“李冬民反革命案件”的材料印发给与会者。“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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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在这些政治老手看来，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看来，就连华国锋也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不过，华仍然不愿操之过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还要求中央把他的信印发给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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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老照片

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六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的名义将邓小平的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老老实实地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告诉邓小平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又要求邓在此前写个书面声明，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等于是要邓承认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乃是英明决策。他们也许以为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因为这在多年以前已有先例。那一次是在1971年林彪垮台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自称自己错误严重。华国锋和汪东兴现在也许认为，邓小平如果能够再次认错，一切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邓小平也就自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人中的一员。原来，华国锋的两个使者说来说去，就是想把邓小平拉上这条快要沉没的“文化大革命”之船，这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邓小平说，“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他还坚决地告诉眼前这两个人：“‘两个凡是’不行。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汪东兴和李鑫不免面面相觑，他们终于明白，华国锋不是毛泽东，至于邓小平本人，不仅已经不再是1971年的样子，而且也不再是1976年10月给华国锋写第一封信时的样子了。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如果他的眼光没有足够的敏锐，看不出大局已定，万事俱备，他完全不用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但是，在那个春夏之交的季节，他就正好具备这样的眼光。他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

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这种方式的象征意义是不能小看的。这等于是宣布毛泽东在18个月前的那些指示全都错了，所谓凡是毛主席说过的就一律不能动的逻辑，也就不攻自破。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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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老照片

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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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

2011年10月08日 08:2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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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文章摘自《交锋》 作者：马立诚 凌志军 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1978年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像今天这样堵塞。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暗淡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临。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十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等热烈的场面啊！

各种版本的“四人帮”被擒内幕，激动着千千万万颗心，成了人们彻夜议论传播的话题；

人们游行了一遍又一遍，嗓子都喊哑了也不觉得累；

郭沬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过于白话，但还有谁来得及计较它的艺术性呢，“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老百姓都觉得这正好表达了积之已久的愤恨；

各种演唱会上最受欢迎的歌是《祝酒歌》，借此倾吐胜利的喜悦；

最时髦的下酒菜是煮熟的螃蟹——人们享受着一种“看你横行到几时”的后笑者的快感；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和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火。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

逮捕“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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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个人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

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请浏览一下当时北京主要报刊的社论题目：

《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指挥》、《华主席是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在毛主席的旗帜下紧跟华主席胜利前进》……

毛泽东逝世之前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成了各报刊反复宣传的话题，家喻户晓……

10月24日，北京晴空万里。百万军民来到天安门广场欢庆胜利。

著名教授闻家驷赋诗道：“主席遗志，后继有人；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得道多助，天下归心。”

老作家茅盾也写文章说：“历史的证据，就是全国各地广大群众连日举行庆祝游行。这样遍及全国各地的心情愉快、欣喜鼓舞的游行，将永远载入史册。”

连南斯拉夫的报纸都称赞逮捕“四人帮”是“人类近代史上最巧妙最漂亮的一仗”。

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过分热情的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文章说：“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地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

“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这就很自然地触及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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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倒台后中共高层缘何坚持批邓
http://v.ifeng.com/his/200808/ac ... shtml?_from_ra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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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揭秘抓捕四人帮原因：不抓 一定打内战

2012年05月29日 10:09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沈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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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

陵园占地10公顷（相当14个标准足球场大），墓两侧是两大山崖，如同张开的鸡翅，墓峯俨如鸡头。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占地面积为5.72公顷，总建筑面积33867平方米。陵墓设计参仿为国父孙中…[详细]

核心提示：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本文节选自《胡耀邦与华国锋》之“华国锋同胡耀邦的两次长谈”  作者：沈宝祥  原载于《领导文萃》2010年第05期

胡耀邦对我们讲，华国锋同他有两次长谈。

第一次是1977年12月。在12月17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简要地讲了这次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情况，现将我的记录抄录如下：

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他(华国锋)先从这个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四人帮”)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华国锋同胡耀邦的第二次长谈是1978年7月4日。

1978年7月6日下午，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一教室召开会议，传达了华同他的谈话。下面抄录我的笔记：

前天下午和晚上，在华主席那里谈了九个多小时，从下午三点钟，一直到凌晨一点多，实际上九个多小时，一分钟也没有休息，一面吃饭一面谈。华主席最主要的是想两件大事。第一件，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点。他反复问：耀邦，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大一些，使我们国家迅速地富强，用他的话是兴旺发达。他说，我看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他想的第二件事，就是安定团结。现在党内国内最广大的人民最关心的是这两件事：大干快上，安定团结。

我们不能离开大干快上谈安定团结。华主席说，我们的国家也经不起几次折腾了。寒暄几句后问，柴达木的工程什么时候可以上马。他说，我看不能等到1985年后再上马，要在1985年前上马。他说，今年的形势不错的。我们抓一下小麦和越冬作物……现在许多地方供应很好。四川已发通知，一个月每人二斤肉。许多公共食堂5斤肉，好几个省的冷藏库储存不下。我说，华主席，现在有两句民谣：要吃粮，问紫阳。要吃米，问万里。依靠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好些省抓了这个。华主席说，今年农业究竟怎样，要到阴历八月份才能见分晓。农业增产150亿斤，我看步子小了……他问我，你不是对其他国家情况也有研究吗？实现现代化，我们要不要23年，我看可以提前。瑞典人同他谈，多少年前技术也是落后的，除了太阳是自己的以外，其他先进技术都是进口的，现在收入很高。我看我们能加快速度的潜力很大。第一是有九亿七千万人。我们不宣布那么多，宣布多了人家吓坏了，联合国会费要加几千万元。第二，资源非常多。石油，煤。柴达木23万平方公里，又有油，又有气，准备5年之内修通到南疆的铁路。沿海最近请了美国考察团。他们想同我们合作开发南海油田，全部由他们负责，打出油就分成，打不出油一个钱也不要。他选中了南海，打出油后至少15年分成，三七开，或二八开。一口井15年之内最旺盛。这个办法我们不会同意他干。华主席说，一千万吨原油出口就是10亿美金。上10年，十多年，把油搞到5亿吨。有油就有钱，资金就解决了。过去把大豆、苹果、棉纱弄出去，多少年才搞四五十亿，把生活水平压得低低的。

第一个，引进先进的成套的设备。谷牧、顾明、姬鹏飞等出去，总统、总理接见，都是要做生意。法国主动提出把美元存入我国银行，低利。50亿到200亿美元。我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路，从外国引进设备，让他们剥削我们一点，付一点学费，但求得一二十年翻过身来。第二条路是，“自力更生”。50年搞得起来吗？我们已浪费了十几年了。华主席告诉我们，唐山的一个日本的现代化发电站，他们帮我们安装。我们派人学了半年，回来还不能操作。华主席说，原来想进口65亿成套设备，常委讨论180亿。现在想法变了，进口500亿。不是没有牺牲，要承受一点剥削，剥削加上当。不然，乌龟爬行，一百年，几百年，还上不去。这是一大决策。

第二个，怎么搞计划。华主席说，耀邦啊！我们落后了，要重新搞啊！不要以为我们思想很先进了。要全党再动脑筋。

第三是外贸问题。500亿美元引进什么，怎么花？外贸怎么搞？多少年前就是打猪肉、苹果的主意，还有工艺品，搞得辛辛苦苦，才几十万元。

第四个问题是管理人才问题。华主席谈得非常多。他批评了一些现象，从历史上谈了许多现象。插秧机是我们发明的，日本引进去，3年就普及了。我们自己到现在还不能过关。然后讲养鸡场。人家机械化养鸡，15万只鸡，只两口子管理。红星农场21万只鸡，280人，保卫干部4个。我们现在这一套，管理水平之低！美国一年7亿吨煤，19万人。我们5亿吨煤，220万人。今年钢可达3100万吨，工人300多万。这同全世界所有炼钢工人加起来差不多。然后谈到按劳分配，要下决心。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关键工人，工资比厂长高。一个礼拜休息两天，开汽车出国旅游。华主席说，现在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准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文通知，改变工资制度，不然误国误民。教育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有很大魄力，留学生今年出国一千，明年出国三千。小平同志特别讲，审查不要那么严，跑掉几个不要紧。今天我对组织部人讲，跑人，最早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总政委，多少机密啊！怕什么啊！

最后，华主席提了两条：一条出国考察一下，不但部长、副委员长、副总理、省委书记，连有些厂长，也要出国考察。今年下半年他也要出国。邓副主席、李副主席也要出去。出国有什么好处？扩大影响，开眼界。第二，要号召高级干部学一点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规律。

我回来后想，华主席为什么找我谈了9个多小时。华主席对经济情况非常熟悉，数字很熟。搞得好，把方法搞对头，把大干快上的关键抓好。我们花十三四年，是可以搞上去的。十几年打他一个翻身仗，我还能看得上，这是最令人神往的东西。

华主席这两条，一条是大干快上，一条是安定团结。这半年多来，一次谈7个小时，一次9个多小时。他主要的心思、心血，(是)关心这两个问题。

这天，胡耀邦情绪亢奋，话语中流露出对华国锋的敬重之情。半年中，华国锋两次与胡耀邦长谈，就治国治党大计同他商讨，征询他的意见。这充分表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很信任、很器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