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整理归纳任何与抑郁躁郁有关的知识（双相治疗知识汇总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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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台 >> 社会 >> 《抑郁症》 >>http://jilu.cntv.cn/social/yiyuz ... 8.shtml?ptag=vsogou
http://my.tv.sohu.com/us/153694797/58511277.shtml微电影：关爱生命，抑制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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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zXzEwMDAwMl8wMV8wMQ视频: 春天 十种食物帮你抗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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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sina.com.cn/v/b/73113679-1307109972.html?ptag=vsogou抑郁症患者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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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蓝天下·中国梦想秀 第一季：车祸后严重抑郁 八年后涅槃重生 110618 中国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zXzEwMDAwMl8wMV8w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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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feng.com/news/society/ ... a.shtml?ptag=vsogou抑郁症患者多次轻生 从电话一端获求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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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食物能治疗失眠【组图】
来源：人民网 2013-06-04 编辑：健康无忧网
　

　　失眠，是由于大脑兴奋与抑制功能的调节能力下降，导致不能按生物钟睡眠。这是很多人并不重视的事，久而久之，会出现睡眠疾病。失眠的危害表现在，入睡困难，睡眠断断续续不连贯，而过早地醒来，醒后不能再继续睡。白天体现在全身乏力，倦怠感觉。失眠吃什么好呢？
　　常出现失眠的症状，久而久之，会对健康带来影响。有没有食疗的方法，可以解决失眠的问题呢？减轻失眠和服药带来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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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枣，大枣含有糖、维生素C、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有补脾安神作用。神经衰弱者每晚取大枣50克，加水煎取汁服，或与百合一起煮汤食用，有助于安睡。
　　2.龙眼，龙眼即桂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B，葡萄糖、蔗糖等物质，可治因心脾血虚所致的失眠症。取本品单独食用，或与大枣一起煎汤服用，每次20克，7天为一疗程，可对贫血、低血压所引起的失眠产生一定的疗效。例如：莲子龙眼粥：莲子25克，龙眼20克，大枣6枚，大米50克，冰糖20克。将冰糖捣碎；大米淘洗干净备用。锅内加水适量，放入莲子、龙眼、大枣、大米共煮粥，快熟时加入糖末，再煮至粥熟即成。每日1次，临睡前服食，连服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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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蜂蜜蜂蜜是老少皆宜的滋补佳品，也是较好的安眠食物。睡觉前饮1杯蜂蜜水，可助入睡。
　　4.莴笋，莴笋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增进食欲，滋补身体，里面那种白色的浆液，还具有镇静安神作用。常吃莴笋，或取莴笋浆液10毫升溶于小杯开水中服用，每天早晚各1次，即可治疗失眠症。
　　5.莲子，中医认为，失眠多因心脾虚弱，心火过盛所致。莲子性平味甘，有清心、开胃功能，如用它煮粥或炖猪心汤食之，每天一餐，可达安眠之功。例如：
　　莲子百合粥：莲子30克，百合15克，大米60克，冰糖末30克。将百合去杂，洗净，捌成小片；大米淘洗干净，备用。锅内加水适量，放入莲子、大米煮粥，八成熟时加入百合片、冰糖末，再煮至粥熟即成。每日2次，连服2周。
　　莲子桂圆粥：桂圆30克，莲子肉30克，红枣10枚，粳米60克，白糖适量。先将莲子去皮、心，与红枣、桂圆、粳米同煮成粥，粥成时加糖拌匀即可。当点心长服，或晚上1次温服。http://www.jk51.com 健康无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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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牛奶，牛奶营养丰富，味美可口，同时它也是一种催眠佳品。因为牛奶中含有一种可产生疲倦的生化物一一色氨酸。据测定，一杯热奶中所占的色氨酸，相当于一片2。5毫克的安定。因此它具有较好的催眠作用，特别对老年人更为明显，一般饮用后半小时即可见效。
　　7.百合，百合有养阴清肺、清心安神的功能。用来煮汤食之，每天一餐可安眠。
　　失眠会将人的生理节奏打乱，人的体质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经常失眠者，如能按照以上方法做好食疗，就一定能对睡眠质量有一定的好的促进。
该文饮食养生：哪些食物能治疗失眠【组图】由健康无忧网小编从人民网COPY而来,如您要COPY请注明真实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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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问题孩子”-----问题家庭中的“代理人” 2013-10-23 22:47 阅读(2) 转载自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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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 当一个家庭生病了，一定会有一个或多个成员把家庭的病症呈现出来。而这个人往往是家庭中能量较弱的，敏感度较高的，年龄较小无力自我保护的那一个---------我们的孩子。
    脆弱的孩子越是想扮演好角色帮助父母，家庭的不良状况越会持久不变。当孩子因承受不了压力而把自己变成“问题儿童”，则可能唤醒父母反观家庭的文化背景及个人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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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和各种社会系统一样，有自己存在、运行的规则和需求。家庭需要一对关系良好的父母，只有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运作正常，他们才能安心抚养孩子，孩子才有机会健康成长。如果夫妻之间关系不佳，家庭中的成员就会被迫做出不良的适应，利用自我防卫来保护自己。这些即时、自动的防卫方式，既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

    当一个家庭生病了，一定会有一个或多个成员把家庭的病症呈现出来。而这个人往往是家庭中能量较弱的，敏感度较高的，年龄较小无力自我保护的那一个---------我们的孩子。

    许多父母因为孩子的行为偏差而求助，在接受一系列的辅导之后，往往发现是他们的婚姻先有问题。她们进一步成长之后，了解到孩子的偏差行为是为了化解父母婚姻关系中的冲突和压力。也就是说，孩子借着自己的问题行为来维系整个家庭的平和，他们宁可成为“问题儿童”，也要为家庭带来一些帮助。而且，他们往往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心理疾病（长期积累导致生理疾病）、行为偏差（多动、暴躁、饮食失调、网恋、早恋、辍学、逆反、自卑、自大、忧郁、精神分裂等），永远不是单独的、个人的现象。是因为家庭本身生病了，有行为问题的某一成员只是病态家庭的“发言人”、“代理人”而已。个人的问题意味着家庭的病态，家庭系统的病态则反映出整个社会体系的病态。

   当孩子出生进入原生家庭系统，成为家庭系统三角关系中的一角后，孩子也会成为父母关系的焦点。家庭系统中缺席的角色会有人自动补缺，这个人往往是孩子或孩子中的一个。

   如果母亲忙于事业，整天在外奔波，没有在妻子和母亲的位置上；或者母亲停留在少女时代，不从父母处独立，而是带着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那么由于母亲没有扮演她的角色，家庭在亲密关系上就会出现空缺（真空）状态。然而，家庭需要完整的婚姻，必须有人扮演跟父亲平等的角色来维持婚姻关系，于是，女儿可能会成为妈妈的“代理人”。

    当爸爸忙于工作时，也许孩子会担负起照顾家庭、妈妈及更幼小孩子的责任。这样的孩子会变成“超级负责人”或“代理父亲”。

    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会扮演可爱滑稽的角色取悦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这样的孩子是减少父母摩擦的“开心果”。还有一个孩子会在家中扮演“超人”、“圣人”或者叫“英雄”的角色，在班里永远是第一名、赢得荣誉、当选班长，这个孩子荣耀父母，为家庭提供面子。也许会有一个孩子产生反社会行为，借着这些行为来表达父亲（母亲）隐藏在内心的对母亲（父亲）的愤怒。这个孩子也许是不学习、惹麻烦、多动、忧郁、自卑，他（她）的问题可能会转移父母之间的冲突，甚至会使父母因为担心他（她）而彼此亲密起来。独生子女家庭往往由一个孩子反串所有的这些角色，由唯一的孩子承担家庭的一切问题和需求。

   06年我曾经接手一个案例：因父亲家外有家，在父母濒临离婚的几个月间，上中学的安静、文雅、优秀的女儿突然成绩下滑、忧郁、辍学、自闭，最后离家出走并试图自杀。当母亲因为女儿的状况向父亲示弱，父母二人协力来关怀女儿，并因为血缘关系难以割舍，父亲最终回归家庭之后，女儿豁然痊愈。父亲因此感慨万端，演绎一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
     
    07年的另外一个案例：家庭中的儿子上中学时极其优秀，功课均优，几乎每个学年都以全票当选班长。初三下半年中考前几个月，却出现腹痛、腹泻症状，持续多月，无法正常上学。父母带着他去上海、北京各大医院检查，均无法查出病因。无奈休学，重读初三。此时的家庭状况是父亲有关系亲密的女友，常常在外留宿，母亲极为苦恼。当儿子莫名其妙的病症影响中考和身体的成长时，父亲开始回归家庭并全力治疗儿子，夫妻关系因齐心协力关照儿子而缓和。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儿子复原了。

   这样的孩子，便是家庭中的“代罪羔羊”。“替罪羊”通常是家庭问题的承担者、“代理人”，而家庭也往往因为这个孩子的问题寻求治疗，使家庭有机会面对真正的问题。可以说，孩子为家庭提供了正面的牺牲、贡献和服务。

    孩子这么做是出于家庭动力而非个人选择。家庭系统中的个人有填满处于“真空”状态关系的倾向，孩子，往往是自动满足系统需求及隐含空缺的人选。

    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父母关系的影响。当家庭关系面临危机时，个人会扮演多种角色以适应压力，而失去真正的自我。而脆弱的孩子越是想扮演好角色帮助父母，家庭的不良状况越会持久不变。当孩子因承受不了压力而把自己变成“问题儿童”，则可能唤醒父母反观家庭的文化背景及个人成熟度。

   由于我国独特的国情，过去由几个孩子共同承担的期待和压力现在由独生子女一人承担，孩子更容易出现行为偏差及各种身心问题。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良好，则对独生孩子是好的；倘若家庭处在不良婚姻中，独生子会承担所有潜藏的问题。

    在健康的家庭中，每个人扮演健康的角色。父母的角色主要是提供示范：如何扮演男人或女人的角色；如何扮演丈夫或太太的角色；如何扮演父亲或母亲的角色；如何培养亲密关系；如何做个正常、健康、有价值的人；如何与他人保持适当界线而不做逾越角色的事情……

    孩子是最佳的学习者，他们时刻以敏感于成年人三百倍的身心观察、模仿父母的言行举止。孩子是最糟糕的诠释者和表达者，他（她）没有建构起完整的、逻辑的、合理的意义的能力，也没有对应的丰富词汇来表达出他（她）思考、怀疑和好奇的一切。作为学习者，孩子特别需要父母的指引。

    找出自己家中特有的问题，是每个人的重要功课。一旦我们根据因果律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能做出些补救措施。家中的焦虑便不会由一个人吸收和承担，造成“问题儿童”、“精疲力竭的妻子（丈夫）”或身心病症。


    要了解家庭中的系统动力、序位及乱流，请参看海灵格的《谁在我家》及约翰.布雷萧的《家庭会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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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自己的十一个秘密》（爱自己，是一门学问） 2013-10-30 21:20 阅读(2) 转载自幸福家庭训练营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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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爱身体，不被脑袋迷惑 　　前些天有人问我：“我脑袋很想看书，身体却想睡觉，我该听谁的？”　　我的意见是听身体的，因为想看书的只是脑袋中某个固执的念头而已，而身体则是伟大存在的根器，爱自己要认识到念头的虚妄和身体的真实。有时候遇到一个人，脑袋很兴奋，身体却感觉不舒服，注意了，这个人和你的关系最后一定会出情况，因为身体比脑袋更有智慧（爱自己，就离他远点）。
　　  2、放下抱怨和批判 　　懂些心理学或灵性的朋友都知道，无论我们对外界的人事物有多少批判指责，那都是源自内心对自己不满的投射。同样第一次见一个人，有人见到很开心，有人见到很愤怒，有人见到很害怕，还有人见到就想亲她，为什么会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内心的情节投射出去，所以心不同，感受就不同。当我们放下对外界的批判和抱怨，开始觉察自己的心中出现了什么时，我们便开始有了爱自己的基础意识。　　
  3、像个婴儿般活着 　　刚才见到堂姐家1岁的孩子，她吃不到糖哭了。哭的好伤心，她妈妈给了她一个小玩具，她笑了，笑的好灿烂。。。婴儿们和我们一样有情绪，但他们有了就释放，释放完了就放下，而我们今天有个人骂了我一句，半个月后还在生大气。爱自己我们就学学婴儿吧，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开宝马，就是单纯的存在，单纯的释放情绪表达自己，单纯的放下一切回归自然。　
　  4、多关注心，少关注外界 　　过多关注外界的人，一定爱自己的会少；因为爱自己是心的事，当心一直在外寻找，谁来关注自己爱自己呢。往往喜欢名牌喜欢奢侈品的人，其实对自己的爱条件很多。爱自己，就收回对外界的关注，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刻，珍惜看见自己的时刻，多和自己在一起，慢慢爱就开始洋溢。
　　  5、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自喻很爱自己，然后说：“我的皮肤很白，我的屁股很圆，我的脸蛋很美，我的文化很高，我的老公很帅”，她唯独没有说自己是便秘的，爱不是这个好，那个不好，爱是一如其是，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如果有人发自内心告诉我：“我爱我自己，我皮肤不好，我屁股奇特，我脸蛋畸形，但我接受我的一切，我觉得无论别人如何看我，我感觉自己美就够了。”此人，在爱自己。
　　  6、与高能量共处 　　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能量，能量有高低之分，山水草木，古典优雅的书画音乐，觉醒或自觉的人，善良的动物和影视作品都具有高能量，多与他们接触，多融入自然和美中，能量高了自己就更好了。如果一个朋友每天在抱怨世界，责备老公，攻击阿猫阿狗，那么她的能量太低，你可以保留这个朋友，但建议不要经常见面。以免陷入负面能量循环系统里。
　　  7、经常赞许自己嘉奖自己　　今天有个人请你吃饭，你感谢他了，然后回家你有没感谢身体陪伴你出去吃饭，感谢自己的魅力吸引了这顿饭？我经常没有，因为我总觉得要感谢别人，却从不感谢一直陪伴自己的自己。如果有可能，记得每天感谢自己，赞许自己，甚至请自己吃饭送礼物给自己来嘉奖自己，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开心了。
  8、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心灵的角度看，做不喜欢的事是种压力，做自己喜欢的事则是种动力。当压力下做的事情多了，那么这个人的内心一定有很多压抑的能量，爱自己，在生存方式上来说，需要动力。也就是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是爱自己。　
　  9、作息规律化
　　这个谁都知道。反正吃饭，睡觉，工作等等要符合生态规律。　
　  10、懂得拒绝别人 　　上个月我遇到一朋友，他非常善良温柔，可老婆要和他离婚，离婚的起因居然是他天天去外面玩游戏，我问他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天天到外面玩游戏，他说他也不想去玩，可朋友叫着拒绝不了。后来我发现他在生命中曾经有过家人威胁他不听话就抛弃他的经验，所以潜意识里讨好人的念头深刻而强大。　　爱自己，就要听从内心的声音，不为了别人喜欢去勉强自己，懂得拒绝人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11、不执著 　　我发现一个事儿；伤心的人，恐惧的人，愤怒的人，都是执着的人。不执著的话就让那些伤心愤怒恐惧的念头和情绪过去了，那里会纠结其中无法自拔呢。我还发现另一个事儿；喜欢争辩对错是非的人，往往比较执着，不执著怎么会一点要证明自己呢。佛陀哥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都会过去，而生命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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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抑郁症调治十法 2013-11-13 23:40 阅读(2) 转载自豫中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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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后苑桃李

        一般来说，每100个人中有4—5人在一生中可能患有这种病。据调查，抑郁症的患病率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患病率为男性的2倍。初发年龄为21—50岁，青年和老年是两个发病高峰人群。

1、抑郁时，关注自己的思维和观念。   

2、在需要的时候寻求帮助，不要默默承受。   
3、列出完成一件事的步骤，循序渐进的去完成它，每完成一步就给自己肯定和鼓励。
   
4、知道自己的极限和局限，不过于追求完美、不对自己过于苛求。关注不完美但快乐的体验。   

5、记下你的观念，以便更好地澄清它。  

6、注意找出你抑郁的主题(例如，寻求赞同、羞耻、不幸福的人际关系、不现实的理想、完美主义)，找  到后向它们提出挑战。   
7、使用理性/同情性思维方式挑战自己的观念，你越是同情自己、相信自己，放弃认为自己很糟糕，没价值等观念，你越可能从病症中恢复。      

8、努力识别那些典型的抑郁观念，特别要注意你评价自己、标识自己的方式。你要提防内部折磨者，因为它只能使你深陷，而不能帮助你摆脱抑郁。   

9、挑战消极观念，你的大脑可能欺骗你不行，但你要使自己大脑的另一部分相信自己可以做好一些事情，建立新的有效的行为模式。对困难、挫折与失败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10、多参加有益的活动，哪怕这些活动只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很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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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动力系统紊乱是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根源
编辑/后苑桃李

    家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关系空间，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人生价值的方方面面。许多婚姻问题与亲子关系问题，归结到一点，是家庭系统出现了紊乱，家庭秩序遭到了破坏。

    儿童青少年身上的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皆源于家庭系统成员之间关系的混乱与扭曲。决定家庭成员关系的动力是“爱的牵连”与“爱的流动”。因为爱，任何一个家庭成员都不可能对另一些成员的疾苦熟视无睹。譬如，在一个“闹离婚”的家庭中，孩子就会“生病”，以此来阻止家庭的分裂。在一个母亲残疾而生活不便的家庭中，孩子从小就会很“懂事”，并像“小大人”那样照顾自己的母亲和父亲，分担母亲的责任。这就是爱的动力和爱的救助本能。

    在家庭或家族系统中，存在一些爱的动力法则，这些法则对家庭成员的关系有着极为隐秘的影响。了解这些法则，对于理解你自己的家庭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冲突是非常必要的。

    1、系统平衡法则

    正常的“父、母、孩子”三口之家，父母之间相亲相爱，孩子依恋父母，敬重父母，三人之间的“三边”关系都是“正性”的情感，这是最理想的家庭结构。如果父母之间的关系出问题，是“负性”情感连接，孩子就会处于“分裂”状态。这种情况下，孩子必须放弃对父母中“某一方”的正性情感——譬如放弃对父亲的爱，以便和自己的母亲保持亲密与认同——以此恢复系统的平衡。这就是家庭系统的平衡法则。

    在父、母、孩子所构成的家庭“三角关系”中，最理想的关系是“三边正性关系，有人把它描述为“等边三角形”关系。但是，大多数家庭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受系统平衡动力的影响，“一条边”上的关系出问题，势必引起另外“两个边”的关系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往往是“两负一正”的关系，而不会是“两正一负”的关系。譬如，妻子与丈夫闹翻了脸，儿子也会与父亲翻脸，这样才能维持母子之间的好的关系，对于或者儿子选择维持和父亲的关系而疏远自己的母亲。二者必居其一。因为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同时失去父母的爱，是难以承受的。

    你需要记住，在一个家庭中，婚姻关系是决定性的关系，因此，改善家庭关系的关键，首先在于改善父母双方的婚姻关系，而不是单纯就亲子关系进行调整。

    2、系统隔离法则

    在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处在不同权利等级上，相应承担不同的责任。其中，父母的权利和孩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处在权利的较高位置，并承担更多的责任。父母不仅要履行生儿育女的义务，而且有责任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无条件的积极关爱。但是，父母却没有权利将自己的情感困惑、个人隐私与痛苦展现在孩子面前并要求孩子承担责任，同样的，孩子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解决父母的问题。因此，婚姻隐私在一定程度上应该隔离在亲子关系之外。这就是系统隔离法则。

    遗憾的是，许多父母都不自觉地违背了这一法则，他们在面临自己的婚姻矛盾或配偶一方的婚外不忠时，不是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哭哭啼啼，就是拉上自己的孩子一同参与对丈夫（或妻子）婚外情的跟踪，或者让孩子为自己评理、决定“是否离婚”等等。这些做法将对孩子的心灵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3、系统优先法则

    家庭以及由一些不同代际的“家庭系统”构成的大的“家族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关系系统。家庭与家族成员的关系，应该遵循优先法则，否则，家庭系统中爱的流动就会出现紊乱。家庭系统优先法则为：

    在一个家族系统中，后出现的家庭系统优先于先出现的家庭系统。一个人先是自己与父母构成的家庭系统中的成员，后结婚生子，有了一个新的“三口之家”家庭系统。依据此法则，这个人自己的婚姻家庭关系应该总是优先于他和父母的原生家庭关系。

    在同一个家庭系统中，先出现的关系优先于后出现的关系。夫妻婚姻关系是建立一个完整家庭的前提，因为这个关系，才出现了子女，于是有了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后出现的关系。依据此法则，在一个家庭系统中，婚姻关系应该优先于亲子关系。

    如果一个男人违背优先法则，将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把自己的父母看得太重，一旦恋爱结婚组建新的家庭，配偶和孩子都会觉得自己“不重要”，由此产生“局外人”的自我感觉，往往难以溶入他的大家庭。难怪对这样的男人，妻子常常抱怨：“我给他说一百句话，还不如他妈一句话顶用呢！”妻子和孩子无法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更多的关爱，必然导致婚姻危机以及亲子关系发展不良。

    另一种违背优先规则的情况，则更频繁地发生在现代社会的独生子女家庭中。婚后有了孩子，于是夫妻中的一方（大多数情况下是妻子）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情感投注到孩子身上，无暇顾及自己和配偶的情感需要，直到孩子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仍然不能够恢复对夫妻婚姻关系的关注，孩子成了夫妻关系中的唯一纽带。这样的家庭，一旦孩子因升学或工作离开家庭系统，就会出现婚姻危机与冲突，并可能导致中年后离异。

    4、系统补位法则

    在一个家庭系统中，孩子的父母中的一方因为生病离世、离异、常年不在家或者因“性格缺陷”不能发挥正常的父母角色功能时，这个家庭中的孩子会倾向于去“填补”或“替代”这个空缺的位置，并发展出与这个位置的角色相匹配的个性特征。如果这个空缺的位置是父亲的位置，孩子会发展出较多的父性特质，譬如很会照顾妈妈，很会照顾弟弟妹妹，很会体谅孤独无助的人等等；如果这个空缺的位置是母亲的位置，孩子的母性特质会加强，甚至变成一个极为母性的“小妈”。这就是系统补位法则。“补位现象”在离异后的单亲家庭中极为常见。

    从子女心理发育的角度说，过度发展的补位现象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一种心理创伤，“补位”同子女的“性心理的发育”和“人格面具”有较为直接的病理关系。据个例子，如果一个女孩子因为父亲“长年累月”离家在外，而且不关心母亲和自己的情感需要，不关心家庭，而母亲又是一个“没有长大的、依赖型”的母亲，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她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发展出某种“男性化的”、“强悍的”、“假小子气”的人格品质（这其实是一个人格面具而并非女孩的真实自我），以保护自己的母亲和承担父亲未能承担的责任。如果情形足够严重，这个女孩完全可能在青春期变成一个同性恋者。

    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在子女面前，父母责无旁贷地承担其作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成熟稳定地发挥父母的家庭功能，独立处理承担自身的焦虑与痛苦，勇敢坚强做人，快乐轻松生活，才是解除家庭“补位”倾向的根本途径。

碧水清秋

《神秘的潜力——论抑郁》  

2012-12-20 07:51:13|  分类： 转载---- 修灵 |举报|字号 订阅

抑郁的本质

    凛冽的北风横扫法国南部，干燥寒冷的气流使抑郁症的发病率骤然上升。在联邦德国的巴伐利亚州，春暖雪融之际，一股“燥热风”自阿尔卑斯山向北吹拂而过。当它吹过慕尼黑时，数日之内自杀人数比例急剧增大。对许多人来说，圣诞佳节向来伴随着无限的忧伤与寂寞。春天也是抑郁症流行的时节。以往岁月中种种不尽人意之事会在每年同一时刻重新引起抑郁的思绪，这种“周年反应”十分常见。“两年前的这个月我的母亲去世了。”“去年这时候我正被离婚闹得焦头乱额。”然而抑郁并不限于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因为本质上，它是对精神压力的一种反应，因而抑郁是一种可能在任何时候袭击任何人的情绪。至少有一半美国成年人曾先后尝过抑郁的滋味，这样说绝不过分。事实上，有人做过估计，每一片刻都有将近八百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

    如此众多的人对抑郁症缺乏认识，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症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每个人一生中总有些场合会引起不快。不快指的是当事情出毛病时感到的难过或不满，它并不意味着丧失明辨是非的能力。而抑郁的情绪，则影响人的性格，决定人们如何处世，如何看待自己及周围的世界。一位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的抑郁症患者指出：“不快与抑郁有着实实在在的区别。我和妻子争吵时，心里感到不快。我讨厌争吵，但这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过不了多久我们便和好如初。也许我会为此担忧，但我能睡得着，精神也不错。

    “但当我抑郁时，事情就大不一样了。我遍体疼痛，这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夜里不能入睡，整夜睡不着。尽管有时也会感到精神好一些，但抑郁的心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使我观察任何事物都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这时我和妻子吵了一架，便会感到这场婚姻似乎已经没指望了。假如生意中出了些问题，要是在平时，我也会感到有些紧张和沮丧，但我能立刻妥善处理好。可是心情抑郁时，我便会仿佛觉得自己真的不中用了。我就不光耀应付眼前的事情，还得和自信心不足展开搏斗。”

    社会公众对抑郁本质的种种误解，大大增加了认识抑郁症的难度。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也常叨念自己心情抑郁，其实他们并非当真这样想。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病。提起精神病，其含义令人不寒而栗。人们或把抑郁症当成是躁狂——抑郁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一部分，不然就以为它会使人心智失常，总之病情严重，患者非住院不可。其实，如此富有戏剧性的病例，在大量抑郁症患者中只占极小部分。多数抑郁症患者病情较轻，虽有危害，却极易被忽视。因此，大部分患者通常很难将自己与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相提并论，在他们眼里，抑郁症是别人的事，与己无关。

    其次，许多人依然把在精神压力面前感到抑郁看成是软弱的象征，因此，抑郁常常引起患者的窘迫感。简而言之，许多人宁可忽视抑郁症的征兆，也不愿承认在生活中许多场合，抑郁是唯一健康的反应。抑郁的产生是面对精神压力时一种常见的心理生物反应。人在自己一生中都必须对付大量艰难险阻。因为人是一个心理健康整体，所以，每一缕思绪，每一份感情，都会引起神经系统中化学成分的相应变化。而他对精神刺激的反应与处理也同时表现在生理和心理两个平面上。因而，严重的病毒感染有时也会触发一时的抑郁，而因亲人死亡产生的抑郁感同样会在生理上表现出来。由于人还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个人的反应会影响周围环境，而周围环境对此产生的反应，反过来又会影响他本人。

    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沮丧可看成是抑郁症的轻微发作。例如，感到自己没出息，觉得自己比平时更敏感，更加爱掉眼泪，等等，这类感觉几乎每人偶尔都会体验到。抑郁症的特征包括情绪低落、睡眠不良、丧失自尊心和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等等。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性欲减退，性功能衰竭，胃口不佳，体重下降，神经过敏，惊恐不安，脾气暴躁，全身不适，等等，却查不出任何疾病。当然这许多症状很少会并发，较常见的是某一种症状特别突出，譬如，性功能障碍。美国一所重点大学附属医院的精神病门诊部，原来上门接受治疗的病人每月几百人，当该部门新设性功能治疗门诊后，光这一项前来就诊的人数便猛增到大约每月两千人。据调查其中多半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许多人未能意识自己得了抑郁症，原因还在于他们虽已注意到自己身上有个别抑郁症的征兆，但未能将其与自己情绪的全面改变联系起来。由于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精神压力时尚未想到跳楼或者吞食过量安眠药之类的事，所以他们不明白自己和别人一样正在受到抑郁症的影响，尽管别人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可能是急性的，病势更严重：一连好几个星期受到沮丧、惶恐之苦；是认真对付呢，还是听之任之呢？这种左右为难的矛盾心理折磨得他们死去活来。

    抑郁症反应可以暂且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类型，前者来势凶猛，后者持续时间较长。急性抑郁症时间短，但病情严重、痛苦，患者能直接体验到情绪的激变，但一段时间之后通常能恢复正常。它也有可能拖上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一般说来，抑郁反应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与引起抑郁症的事件的性质成正比。找工作时遇上两三回闭门羹显然不会产生过深的抑郁感，但离婚之后持续半年或更长时间的抑郁症却是常见的。

    急性抑郁症也可能极其轻微：数小时的伤心，转瞬即逝的被抛弃感，一两天的灰心丧气都不足为奇。但若造成抑郁的精神压力十分严重或者体验到抑郁感的人对精神刺激特别敏感，这时抑郁就会加剧。有一位四十二岁的妇女，她母亲与十八岁的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之后，她患了抑郁症。只觉得神思恍惚，夜不能寐。她拒绝进食，也不愿与任何人交谈，还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在医生帮助下，长达几个月之久的抑郁反应中最强烈的阶段她挺了过来，并逐渐学会了如何对付这类灾难事件。她的急性反应尽管痛苦不堪，破坏力强，却没有使她的抑郁症发展成严重的慢性病。

    急性抑郁症发作有助于渲泄湍急的感情激流，由于这一功能，在面临生活中重大转折如蒙受重大损失时，它便成为一种必要的、求之不得的反应方式。有些不幸事件，如失业、爱人的死亡、孩子患重病等，显然对大多数人都有极大的危险性。失恋、离婚也同样可能引起抑郁症，特别是遭人抛弃时，抑郁感尤为强烈。例如过去十年中美国的离婚率翻了一番，这已使家庭破裂成为夫妻双方、特别是孩子产生抑郁症的触发剂。对重大损失的个人反应程度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有些人由于童年时代的不幸遭遇，譬如他年幼时由于父母离婚或死亡等原因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其结果是他们在以后更容易受到损失的影响。

    除了损失与抑郁症有密切关系之外，如果在一段不长的时间范围内接连发生数起紧张事件，几乎任何人都会因此产生抑郁反应。精神病理学家欧仁佩克尔等早已指出这一点。这类事件不见得一概都是不幸的事情。例如某人被提升到重要岗位，派到国内另一处地方任职，在股票市场损失了一大笔钱，又参加了他独生子的大学毕业典礼，这一切都发生在数月之内，他很可能变得抑郁起来，这是人对累积的精神压力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他的这一反应可能使别人甚至他本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些变化中多数事件一般被认为是好事。这就是说，一连串重大变动，无论好坏，只要挤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就能使大部分人产生抑郁症。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对当今美国社会关系重大，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某种生活方式或生活价值的崩溃已司空见惯了。人们必须在心理——生物的平面对压力作出反应，若反应过于强烈，或过于微弱，都会产生问题。如果一个人面临重大的不幸，外表看起来毫无反应，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此人必定在掩藏自己的抑郁感。他这么做须得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抑郁反应会推迟至几个月后发作，而且容易转变成难以治愈的慢性抑郁症。要是一个人缺乏恢复能力或对抑郁症认识不足，因而不能成功地克服它，那么急性的也会变成慢性的。

    急性抑郁症使患者有机会认识它，慢性抑郁症则不同，它必然损害人的能力，并以各种形式给生活带来重重障碍，而且难以纠正，有时甚至不可逆转。情绪波动的定式化，就好象神经系统不时短路，会反复强化它的破坏能力。慢性抑郁症的症状与急性的颇为相似：缺乏自尊心，高度敏感，失眠，孤僻，经不起指责，难以下定决心，办事拖拉等等。还会产生一种想给自己的抑郁感寻找正当理由的强烈迫切感。一位三十四岁的经理觉得：“我工作太辛苦了，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就连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才整天感觉累得不得了。”人们在心理上倾向于把劲头、精力衰退的原因投射到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周围环境上去。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常将缓慢的、悄悄恶化的性格变异看成是步入老年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无能和丧失随机应变的感觉是衰老的必然组成部分。

    慢性抑郁症往往难以确认，因为与急性抑郁症相比，它是长期的，症状也难以捉摸；还因为他看上去更象是脾气与性格方面的毛病，而不象精神状态方面的问题。一位妇女描绘自己患抑郁症的父亲时说：“他是个悲观主义者，生来就会杞人忧天。”在有些人的身上慢性抑郁症的唯一症状也许就是反复出现的神经质或心理紧张，使用温和的镇静剂或娱乐消遣都不见效。度假期间，远离平时的种种压力，会使患急性抑郁症的人精神振作起来，而且经久不衰。而患慢性抑郁症的人则正好相反。事实上，脱离工作压力只会使他更加无精打采。即使他们体验到一丝宽慰感，当他们一旦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中去时，也会很快重新陷入抑郁之中。持久性是慢性抑郁症的症结所在，它决不会自行消失。

    慢性抑郁症究竟是哪一时刻开始的？这很难精确断定。它不象急性抑郁症，在患者心目中慢性抑郁症与病因往往风马牛不相及。在紧张事件发生时，本应体验到的心情往往遭到患者否认和掩藏。有时人们甚至还会误认为自己当时是如何镇定自若地应付不幸事件，并引以为荣。这样原发事件的重要性常被忽视，因为当时它并未使人觉得特别心绪不定。

    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这一点：一位二十四岁的男子感到十分烦恼，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选择职业时铸下了大错。他原先学习海洋生物学，想成为一个海洋生物学家。可就在他完成博士学位必修课程的前半年他辍学了，来到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没过几个月他又辞去了这份工作，这次他回到了父母亲家中。他在那里经常沉默寡言、闷闷不乐。他的家人和他一起花了大量时间，权衡了一个又一个计划，设法解决他职业方面进退两难的困境，可毫无结果。

    谁也未曾意识到他在辍学之前已经患了抑郁症，而造成这一切恶果的原始原因是他被女友抛弃了。数年来他一直深深地迷恋着的女友在他辍学前一年左右突然提出中止两人的关系。他当时似乎很豁达地承受了这一打击，可以年之后他放弃了博士研究生学位。

    对慢性抑郁症患者来说，引起抑郁症的变故与患者出现精神状态变化的最初迹象之间往往有一段时间差。由于精神变异的原因当时未能辨认，因而由抑郁症引起的问题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婚姻问题、财政困难、性机能衰退和其他许多冲突，其实都是慢性抑郁症造成的种种困难积重难返，患者克服它们所需花的时间往往要比克服抑郁症这一病根本身长得多，许多精神病专家可以证实这一事实。

    实际上患者本人常将慢性抑郁症引起的形形色色并发症当成无中生有的问题。成百万美国人为性生活忧心忡忡，却未意识到精神状态与性生活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夫妻冲突往往起源于感情交流障碍，而造成这一恶果的则是未被觉察的抑郁症。夫妻冲突可能达到令人痛苦的地步甚至濒临离婚的边缘。抑郁症总是破坏感情交流，因为抑郁症患者神经过敏，他可能将对方的沉默误认为是拒绝和爱情的丧失。由于他自己落落寡合，别人也误以为他对人冷淡。他会倍感孤独，他也许会对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中的记者产生共鸣。那位记者这样想：“别费心去理解别人了，接受这一事实吧：谁也不能理解别人，夫妻也好，情人也好，父母和孩子也好，都是一个样。这样我们不就能过得更快活些吗？”

    在一种场合下，抑郁症对患者不无裨益：持续的抑郁情绪有时可以对患者起警告作用——当然，只有当患者已正确地辨认出它，并正确对付它时才是这样。它提醒患者，在其家中出现了某种反复或不断深化的因素，正在逐步削弱他的自尊心。例如一位已婚女子的丈夫无视她对家庭生活的奉献，时常无端指责她；或是公司副总裁遇到一个鼠目寸光的总裁，他喜欢利用别人对他的信赖，再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碰上行事武断、盲目的父母亲。上述任何人，如不设法及时纠正这种不平衡状态而继续处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消极地或无意识地忍受这种逆境，都可能得慢性抑郁症，而不能通过急性抑郁症以公开与直接的方式对付精神压力呢？急性抑郁症患者一般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比较留意自己的心情，懂得如何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慢性抑郁症患者就缺乏这种能力。急性抑郁症患者更善于见机行事，所以不容易跌进情绪抑郁的陷阱。抑郁反应也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还是继续发展成慢性，也可能是由重要的生物化学因素来决定的。大脑神经生理外科手术领域的研究，证实了患抑郁症的人体内一种叫做生物胺的物质的代谢功能具有变异趋势。这一变异影响了神经系统内脉冲的传递。其它方面的研究也显示了抑郁症患者体内激素及矿物质如钙的代谢功能会出现变异。这种变异只有在抑郁症痊愈后才恢复正常。

    然而，不论是急性还是慢性抑郁症，与其它应急反应方式如生理性心理紊乱相比，都还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当一个抑郁症患者，不管是靠自己努力，或是接受较新的综合精神治疗方法，只要措施得当，配以抗抑郁新药，在治愈抑郁症的同时也会逐渐获得内省洞察力，这对于加强自己对未来的远见意义重大。

    另一种应急反应形式——心理性生理疾病，痊愈的希望要渺茫得多。众所周知，精神压力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诸如高血压及气喘病、结肠炎、消化系统疾病与其它病症的主要因素。所不同的是，心脏病发作或者胃溃疡易于受到社会谅解。因为这多少表明患者是一个努力工作、事业心强的人。即使健康状况迫使他工作速度放慢，只要这对他身心健康是必不可少的，便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抑郁症却不易为社会所谅解。

    然而，抑郁症几乎都能完全痊愈，而在应付精神压力之时出现心脏病发作或胃溃疡的人则必须面对着一现实：这些疾病造成的后遗症对身体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胃溃疡患者在作出应急反应时出现了心理性生理症状，可能会骤然大出血而致死，或以胃穿孔告终，或者通过外科手术，把胃完全切除掉。可是，如果询问起来，人们多半有意无意地表示，情愿得生理疾病也不愿患抑郁症。这种流传甚广的心态，促使成百万人不愿正视自己的抑郁症，也不愿设法治愈它。

    在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托马斯·伊格尔登曾接受抑郁症治疗一事披露出来之后，公众为之瞩目——不仅因为他患过抑郁症，还由于他因此接受医院治疗。尽管事实上他早已痊愈，并重新担负起了参议员的重任，也无济于事。他被迫退出竞选——不是因为他的资格或品德有问题，而是因为这一病史。

    任何一个与在政界、企业界或教育界担负重任的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精神病专家都知道，这些人是何等惧怕自己的病情为同僚所知，尽管他们患的抑郁症几乎毫无例外都能治愈。

    这些例子表明普通人对抑郁症的曲解与恐惧达到了何等地步。抑郁症在人们中造成的困惑与混乱远远超过水门事件这样的丑闻。水门事件暴露了道德的沦丧，对人类尊严的蔑视以及无以复加的判断失误。然而公众对于政界高层的腐化现象比较熟悉，能够理解，而对抑郁症却既陌生，又不理解。

    现在是认清抑郁症真面目的时候了。这无所不在而又极易传染的抑郁症，它对全民健康造成的问题并不亚于当年的黄热病和天花。抑郁症是面临精神压力时极其普遍的反应方式，这种反应有时的确需要就医。但我们还必须明白，对数百万患者来说，如果他们不再讳疾忌医，那么就能掌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并在他们自身及他们的周围环境内，根除持续的、具有破坏力的冲突。





变化的机遇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自我认识总是抱抵制的态度。正如艾略特在他的诗篇《鸡尾酒会》中描写的那样：

    大多数场合，我们总是自以为是

    因为我们不得不这样；我们仿佛靠着

    对自己不甚了了而赖以为生……

    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样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体内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裨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阿伦·斯塔克四十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当这一打击已经淡漠时，他发现自己喜欢孤独，时常半夜惊醒，爱怀旧，动不动就想哭。他的妻子平时总是把阿伦当成处事稳健的楷模，现在被他如此公开地表露感情吓坏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她对丈夫的非难日甚一日。她定要他回答：“你还没有哭够吗？”阿伦答道：“哭多少才算够？”

    多少才算够？

    阿伦整整用了六个月时间才从父亲死亡的冲击下恢复元气。在此期间，他反复体验到急性抑郁症阵阵发作，紧张和悲痛的心情反复出现，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一连几日。这种时候，他觉得很难集中精力，很难与家人和朋友交谈。他弄不明白他太太的话究竟对还是不对，对自己持续了那么久的悲痛也感到十分窘迫，他把此事向神父诉说。几番交谈之后，他确信这样的抑郁感是十分正常的。通过这几次讨论，他心中消除了愧疚与有失体面的感觉，认识到妻子之所以不能理解他的心情，根源在于她自己对激情的表露有恐惧感。一旦明白了这种相互作用，他便能以很理智的方式承认自己的感情，并与妻子一道，设法消除她把任何感情外露都看成是“软弱”的倾向。

    此外，他还对他与亡父之间的关系的实质、他亡父的真正为人、他的长处、以及何种场合下父亲使他失望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认真思索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又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悲痛在日益消散，最终，正如他自己描述的，“我的机能比以往更好了。”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何处去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它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湎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症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入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

    孩子也能患抑郁症，这时他们情绪上的变化很可能原原本本地在其行为中显示出来。当一个人首先真正意识到自己内心情感及生活的内涵，并能如实认识与体验抑郁情绪时，青春期便开始了。他第一次体验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人的自我，并开始决定自己对别人的影响以及与别人的关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分离的时期，第一次真正地与自己的父母亲分离。十四岁的少年开始感到需要脱离，需要独立，需要和自己的同龄人相处。但他对家庭仍有持续的依恋，对于自己抗拒父母的表现，感到不同程度的内疚。当今世界对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特别艰难。精神病理学家彼得·布劳斯曾将青少年形容为社会的脉搏。如果十多岁的青少年处于迷茫与混乱的状态，那么可以推测他们所反映的那个社会也是动荡不安、缺乏自我意识的。当代美国的氛围特别使青少年难以承认抑郁对付抑郁。面对大量形形色色的道德准则，许多人感到困惑、幻灭。他们无法抵制性、吸毒、酗酒、冷漠的诱惑，企图以此来缓解精神压力。青少年偶然罹患明显的抑郁症，无论对本人还是对社会都不算大问题；如果不能容忍悲伤和失望，那才是成问题的。他们与自己的情感之间存在隔膜，不理解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很可能将抑郁感强压下去，而以逃学、未婚先孕等自暴自弃的行为取而代之。

    婚姻是另一类容易导致抑郁的大变动。无论夫妻双方在此前认识多久。即便他们已同居一段时间，婚姻仍然要求双方态度作重大调整，并重新评价各自的前途。这时已不再是互相爱慕、卿卿我我的一对情人了，除了以夫妻这一新的角色共同应付生活的种种琐事之外，还必须以新的身份来接待亲朋好友。经济方面该考虑的事也不同了。因此，随着放弃旧的自由——即使这种自由已经受到一定约束——承担起一项新的更永久的义务，一定程度的抑郁也随之而来，这不足为奇。如果急性抑郁症情绪猝然出现，而又未被正确认识，或者这种情绪被头痛、泌尿系统失调或疲劳等生理性疾病的表象所掩盖，那么抑郁症便可能开始吞噬夫妻关系的核心。

    意识到自己自暴自弃的行为模式，并设法改变这一模式，通常也会引起抑郁。十有八九这种行为模式本身就反映了深层的未经觉察到慢性抑郁症。罗伯特·邓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急性抑郁反应能够提醒患者警惕自己的病情，迫使他设法治疗。邓肯是一个五十岁的工程师，结婚二十余年，患了急性抑郁症。在这场情绪激变之前三年，曾先后发生过令人烦恼的事：他母亲去世了，他供职的公司一连失去几项政府合同，结果，邓肯被解职了。

    他与几个原先的同事一起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氛围中为生存拼搏。为了不让妻子担忧，他向她隐瞒了家里财政危机的程度。有时，为了应付必不可少的私人支出，譬如给两个孩子支付学费，他只能向人借钱，一边却谎称新公司大有进展。

    为了能使新公司能偿还贷款，邓肯整日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同时，他睡眠不良，凌晨三点便在焦虑和不安中惊醒。上门与有利可图的客户接洽生意的约会被他一再推迟，处理日常公文的速度也大大下降。同时，他迅速地编造一个个谎言的罗网欺瞒妻子，以维持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尊严。

    他的体系顷刻间土崩瓦解，他贷款的银行责令他立即偿付借款。他无法再向妻子隐瞒真情，她自然对他的表白大惊失色。在这之后的几天里，他想到过了此一生。“我无法再正眼看她一眼。她决不会再信赖我了，”他想道。他这一自暴自弃的行为，应当追溯到他母亲的死，以及他被公司解雇一事。但那些诱发痛苦的急性抑郁症的事件，与他这一行为之间的联系被隔断了。

    他只向一位密友吐露过自己的抑郁症，朋友向他提议找个精神病专家咨询一次。邓肯虽然心里不甚情愿，却还是去访问了一位精神病医生。医生开始让他服用一些抗抑郁药，随后便着手与他一同探讨与抑郁症直接有关的问题。公司的解雇使他蒙受重大打击，心中忿忿不平，但是他无法正确对待自己的这些感情，因为其中大部分都被他掩藏起来了。他还对丢失这一职业感到内疚，看成是个人的失败。他失去了安全感，这又使他惧怕妻子会从此不再尊重他。所以他用连篇谎言向妻子隐瞒真情，这样做实为下策。当他的一半身心努力使自己的新公司上马时，另一半却在削弱这一努力。

    为期六周的疗程结束后，他觉得精神大振。有几次他和妻子共同与精神病专家见面，通过这样的面谈，重建了夫妻之间的感情联系，并为恢复相互信任奠定了基础。邓肯不仅因公开吐露心声而感到快慰，而且睡得也香，精力更旺盛，还消除了忧心忡忡与办事拖拉的恶习。工作效率提高之快连他本人也深感诧异。他开始以攻击型的态度来对待事务方面的问题。他与同事们争取到了好几项重要合同，使公司的生存有了保证。

    邓肯当初登门求医时心中战战兢兢，部分原因是他当时认为，精神治疗与法是一码事。不花上三年五载，用掉一万五千美元，是治不好的；还因为他怀疑疗效。他想：“我面临的都是些实际问题，精神治疗管什么用？它不能给我们送合同来，也不会恢复妻子对我的尊重。”然而，通过治疗，随着抑郁症的消失，这两个目标都成功地实现了。

    所以说，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着破坏作用。一位五十五岁的妇女，在女儿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之后，抑郁症急性发作。这时，她才不得不承认自己患了慢性抑郁症。在此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她长期以来一直神经过敏，性功能失调，厌恶社交活动。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家人都将此看成性格上的“怪癖”，而不是潜伏的抑郁症症状。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紧张谁也免不了要碰上。遇到这种办法最好的对付办法是避免冲突，要是事情太棘手，那就喝上一两杯。而她遇到这种情形，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女儿的风湿病诱发了抑郁症的急性发作，迫使她就医，使她第一回意识到慢性抑郁症剥夺了她更充实的生活。

    最后，抑郁症的发作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作用。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疗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抑郁症使活力衰退，抑郁的情绪即使尚未使患者完全丧失理解能力，也会给他造成重重困难。然而，对大多数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而言，无论“创造”这个词用的是狭义的、艺术方面的含义，还是广义的、即能以新事物、新眼光观察事物、或用独创的方式组合概念，这些人都会证明这一事实:他们全都经受过严重的抑郁症急性发作，但他们从抑郁中奋争而出，创造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是什么缘故？为什么一时的抑郁体验与绝望的痛楚，反而会成为创造意识空前高涨的前奏？答案就在创造精神的本质之中。无论按照创造这个词的哪一层意义上讲，一个有创造精神的人必须能扬弃过去的成见，因为它们只会妨碍我们重新评价形势。例如十年以前人们认为女人的阴柔气质取决于早婚、多子。过了几年又出现了一种成见，宣扬女人应该攻读研究生，事业上有所追求，即使这意味着排斥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在所不惜。无论哪一种要求都向青年女子施加了沉重的压力，迫使她们在时尚的偏见前就范。

    由于缺乏克服这类影响的能力，许多青年女子不能正确地选择前途，也无法运用想象力与知识为自己创造出最合适的生活。

    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和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人类不可避免地以各种方式接受家庭与社会的制约。这样的制约对统一人格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许多与此无关的、过时的、甚至有破坏性的模式也同时变得根深蒂固。这一制约越刻板、越强烈，特别当一个人同时缺乏安全感时，人格就越固执。人格越是僵化，他就越是缺少精神恢复能力和想象力来适应新的意外形势。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必要的媒介，使人从这样的制约中解放出来，使创造力中最富有生气的部分得以解放。在精神治疗中这类现象屡见不鲜：抑郁发作之后，患者获得了内省力与更强的灵活性。

    阿瑟居斯勒在其著作《创造活动》中，把精神治疗称为人工诱导的新生，其基本进程是，“退一步，进两步。”居斯勒写道：“我们发现这种模式在人类的创造力方面一再重现：当科学家面临令人困惑的局面时，如开普勒遇到的八分弧不一致现象、爱因斯坦面临的光速旅行者悖论等，他们必须先投身‘灵魂的黑夜’之中，才能重见光明。科学和艺术的历史是一篇危机四伏、充满创伤与挑战的故事，它必须意味着与传统的推理与构思暂时决裂；……意味着一种崭新的天真目光，随之而来的则是创造潜力冲破约束，获得解放，并且重新统一在新的有机体之中。”





愤怒与攻击

    英语单词agression（攻击，攻击性）最根本的含义是朝某个方向运动。这是一个起源于拉丁语的简单词，蕴含着能量与方向。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这个词获得了大量的道德与感情方面的内涵。在一百名大学生中作三次测试，问他们该词到底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结果是几乎五十对五十扯平。这些人中一半将它解释为建立或完成达到建设性目标所必须的干劲和力量；而对另一半人来说，它意味着跟战争、暴力与剥削相联系的破坏性。

    影响西方文明的种种道德观念，诸如“办事适度则能获得整个世界”，“打你左颊，你应将另一脸颊转过去让他打”，“要让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所有这一切在文化的潜意识中融入了一种对采取断然行动来达到预期目标这一过程的强烈负罪感。但与其归咎于这些宗教与道德的教诲本身，还不如归咎于人们对这些教诲的普遍曲解。例如：事实上要一头骆驼穿过针眼在现实世界中是可能的。因为在这个譬喻中，针眼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城门的名称，最初这是当地法律的一项条款，禁止骆驼从这一城门出入。

    在当代社会中，“攻击”这个词成了入侵别国领土，无论是军事上的，如象美国在朝鲜或越南干的那样，或是经济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销售领域，或者是人身方面的，如一个人剥削另一个人。当我们把一个人称为“攻击性”人时，眼下是用了这个词的贬义内涵，暗指他自私、贪婪、心怀敌意，有时甚至是个危险人物。当一个人追求自己目标时，可能对他人造成危害，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性在何种条件下、是如何被调动起来的。

    实际上，当人们将它转向合理目标时，当个人目标与他人的权利处于某种恰当的平衡状态时，攻击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健康和高度道德的品质。例如，教育正朝着这样一种体制发展，它允许班上的不同的学生根据其天赋才能有不同的学习进度。这就是迈向释放健康的攻击性的第一步。以前，聪明的孩子受到惩罚，为了全班的缘故，必须拖住他们。而较迟钝的孩子，每当他将自己的分数与班上别的同学比较时，则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迟钝。

    比较先进的公司集团自我发展的努力不是放在兼并、增员以及增设新的科室方面。而是放在开设新的、小型的、更有革新精神的公司，它们的经理有寻求刺激的革新精神，他们有着较大的经营自主权。这便是释放建设性攻击性的范例。在学生运动中，积极的攻击性也大有用武之地，学生可以通过与课程设置委员会接触，要求对决定他们教育的性质有部分发言权。

    任何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攻击型的人是和他的情绪、精神状态与性格密切相关的。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提出，任何人都拥有一定的能量——从有机体和基因中产生的生物能。自由驾驭这种能量的程度大小受许多因素制约。即使环境条件对于成为攻击型人才十分有利——当主动性与创造性行为受到高度评价而不是被窒息时——大多数人仍有一种内在障碍，限制了他们自由地成为攻击型人才。

    一位有经验的企业家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可靠的人更难找。而精力充沛、能坚持到底的人，能不断开拓前进、亲眼看到工作完成的人，简直是屈指可数。我们的社会看来不能培养出开拓性的人才。每当主动性崭露头角，好像人人都想赶快把它掐掉。”

    因为大部分人对于能量自由外流都有顾忌，因此看到别人显示出主动性便惊慌失措，妒忌与竞争性也随之冒了出来。有一个人能真正为别人的成就感到快乐，就有更多的人妒忌、怨恨、指责他们，来弥补自己攻击性的不足。

    由于被人接受是正常的需要，因此许多聪明、有才华的人因为具有攻击性而被大泼冷水，并冒着被社会遗弃的风险。人人都能记起同学之间有一种压力，要求每个人在学业上尽量不露锋芒，不要流露出对功课有任何兴趣。这样做只是为了免遭全班同学的嘲笑与白眼。同龄人的压力，病态地逼着人们走中间之道。

    除了环境影响外，一个人能否成为建设性的攻击型人才还取决于他本身性格中的某些成份，其中最重要的是驾驭怒气的本领。攻击与发脾气是两回事，但攻击能力与一个人能否成功地处理愤怒的感情是分不开的。

    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正常的愤怒，相反，根据理论，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这种愤怒常常披着紧张、激动、肠胃不适和恐惧的外衣——总之它可能披着任何伪装，除了抑郁的真实面目之外——到处惹事生非。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描述了他称之为“战斗——逃跑”的反应：人类面对危险时作出的反应不是愤怒——自我防卫和进攻，就是恐惧，如可能的话就逃跑。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恐惧和逃跑是其对精神压力通常采取的方法。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

    为什么患有慢性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的人难以驾驭自己的愤怒感情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处理自己感情的方法模式是通过学习形成的，在每个家庭或每一种文化内部世代相袭。譬如，要是在家庭内部表达合理的愤怒是不能容忍的，或者，如果任何独立意识或抗拒的表示都受到挫折，那么人的七情六欲就会全部被赶到内心深处，这样一来，感情被掩盖起来，沟通也被阻塞了。

    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有一位五十一岁的妇女，当她对自己与丈夫的关系感到捉摸不定时，就开始失眠，心中一阵阵焦虑不安。他丈夫在这场婚姻的整个过程中给予她的温情与支持微乎其微，而指责却是大量的。他对生日或周年纪念日毫不关心。即使当她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他发生龃龉时，他对她也十分蛮横。婚姻生活期间一切大事都由他一人说了算。

    十几年来她对这种家庭模式任劳任怨，并以种种方式支持丈夫。后来，她父亲突然去世。在悲痛之余，她开始对自己婚姻生活的实质产生了疑问。她曾一再受到伤害，感到愤怒，但是为了合家和睦的缘故，总是忍气吞声。她流露感情的唯一方式就是三天两头害些小毛小病，这些病痛不停扰乱他们的家庭生活与社交活动。

    当她挺过了急性抑郁反应，终于鼓足勇气表达自己的感情时，事实证明丈夫十分愿意改进自己的态度来表达更多的温存，对于她的价值也给予更高的评价。他抱怨道：“多少年来，仿佛她在请求我对她表示冷淡，为什么她不早点儿说出来呢？”

    答案应从她的成长过程中寻找。她的双亲是一对刻板而又缺乏感情的人，不能容忍家庭内部有任何分歧。父母双方都扮演各自的角色：丈夫、妻子、父亲、母亲，供养者、操持家务者等等。每一个角色都附带一定的要求，这些要求不能辜负，只能严格地、毫无怨言地照办。谁都很少流露出温情，愤怒则更不必说了。子女的自发性受到非难，赞扬几乎绝迹。

    她婚后体验与处理自己的感情特别是愤怒时困难重重。事实证明，产生这些困难的温床是她那僵化的、缺乏感情的童年家庭。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掩饰着自己的敏感与自信心的不足。她丈夫由于忽视她的感情，也不知不觉地掉进了这一窠臼，而这种模式使她的自发性更加枯竭，对自身价值的怀疑也更加深重。要他开口把内心的情感想丈夫倾诉比登天还难，因为一旦张嘴，她也许会喷射出一直埋在心底的怒火。

    她父亲去世后，她得了急性抑郁症，上精神病诊所咨询。在精神治疗中，她第一次发泄出内心的创伤与愤怒，并暴露了她饱经创伤的自尊心所承受的痛苦。当她的激情一经渲泄，她不仅显得精神抖擞精力也不断旺盛起来。多年来她第一回觉得能自由自在地主动与丈夫交谈。一直蓄积在内心的愤怒，如今被引向外界，成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当这一怒气平息下来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充分的表达自由。一旦出现矛盾，她能够镇静、直接地正视它、对付它。如果有正当理由，她就发怒。

    敌意的释放导致情绪高涨，使正常的攻击性回归，这是治疗抑郁症时常见到格局，病人仿佛心底储藏着一股无法表达的怒气，在治疗时一点一点地发泄出来，直到完全排完为止。理论强调，抑郁症患者倾向于强烈要求跟自己所爱的人保持一致，有时这种倾向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混淆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样一来，向自己父母或爱人发火就变成朝自己发火。当这种怒火被引向外界之后，自尊心便能得以恢复。

    理论认为，抑郁症患者害怕自己内心的愤怒。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是童年发育时期、特别是发育的“口腔”与“肛门”阶段形成的。这发育早期造成创伤的事件，会使人们日后需要依赖他人时不知如何行事。当依赖要求遭到拒绝时，无论是现实或出于想象，他们的反应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勃然大怒。

    儿童发育的肛门阶段指的是孩子接近三岁的时候，这时大小便的训练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时期养育孩子的方式过于死板，便会压制儿童的热情与自发性，使他们失去朝气，还会遏制他们的创造潜力，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中掺入施虐狂或受虐狂的成分。这样做还会导致一种强制性，使儿童在今后生活中缺乏精神复元能力。童年时期上述这些心理焦点的结合，会在成年时产生强烈的、无法满足的依赖需求，它是沮丧与愤怒的来源，还会造成一种僵化的情感能力缺损，威廉赖希将它称之为“情感障碍”。这就使人很容易罹患抑郁症。

    弗洛伊德本人曾作过这样的臆测：人们会发现他的许多心理学概念，包括抑郁与敌意之间的关系，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生物因素终将会被认识。譬如：现已发现，甲状腺亢进（甲状腺活动过分）患者倾向于过分容易动感情。而甲状腺功能衰退的人则倾向于冷漠抑郁。治疗甲亢病人，无论是外科手术或用药物来制约甲状腺的过分活动，都能缓解躁动不安、神经过敏的倾向。甲状腺功能衰退，通过服用甲状腺激素治愈之后，会缓解病人的淡漠状态，恢复病人受挑衅时表达愤怒的能力。

    愤怒与抑郁以及与之相关的自发性与攻击性障碍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联系，这一联系会进一步被抑郁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强化。患者受到伤害、冒犯、威胁的机会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于他的自我价值意识收到挫伤。平时不可能使他心烦的只字片语或无动于衷的表情，如今他能从中得出自己受到冷落的结论。矛盾的是，抑郁症患者本人的行为屡屡激起他人的愤怒与拒绝，而远非他所梦寐以求的温暖。对于和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人来说，当抑郁本身正是患者内心狂怒的体现时，抑郁特别令人恼火。

    哈雷·赖特是美国新英格兰一个不大的学院的副院长。他三十八岁时正院长退休了。哈雷为这所学院做出过出色的贡献，原指望自己能够入选登上院长的宝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校务委员会决定从外面另行物色一名院长，哈雷晋升的希望落空了。

    他感到深深地受了伤害。他抱怨自己未受赏识——这样想未始不可，但这一念头又随即触发了一连串的反应：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干，弄不清究竟能否胜任这一重任，也许他一向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冒犯了校务委员会的某个关键人物。他得了抑郁症。

    哈雷的愤怒没有以直接、公开的方式表达，而是被压制下去。但是它以一种“无关痛痒”的态度露了头。他不象以往那样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全体教师会议他常常迟到，有时压根就不出席。新任院长对哈雷以前为学校所作的贡献仅略有所闻，因此一次又一次被他那副阴阳怪气的模样所激怒，于是便对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严加斥责，这使哈雷愈发感到不受赏识。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行为与院长对他不耐烦的表示之间的联系，他倍感伤心、愤懑。当院方要求他辞职时，他大为震惊，最后他终于对这一局面大发雷霆，但为时已晚。

    哈雷由于未当上院长而深感失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未能就自己的情形主动与新任院长交换看法，日积月累的、以抑郁形式表现的愤怒，使他难以找到更适宜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本来可以预料学校会从别处聘任一位院长，由于他本人也在院长人选的认真考虑范围之内，他本可以用更明确的方式表示自己对这一职位的兴趣。当任命一旦揭晓，假如他觉得有必要离开，他本来可以递交辞呈，而不必用自己的行为来迫使别人辞退自己。他本来可以继续出色地工作，直到新院长能看到并承认他对学校的贡献。

    因为哈雷不会处理自己的愤怒，他只能退却，而以抑郁来表达自己的沮丧，并随之饱尝他人的怒气作为报应。这种模式表现力称作“被动攻击性”的行为：攻击性，并不是积极地汇集起来直接对准某一目标，而是被抑制下去。患者企图以迂回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运用这种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别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担后果。

    间接表达敌意的方式也是后天习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认识到，如果他们弄痛自己，父母会有所反应。当孩子们能够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应的方法时，他们乐于放弃这种戏剧性的、对自己不利的方式，来引起别人注意或表示沮丧。如果我们对那些易于产生消极性攻击性行为的人作番调查，便会发现，在他们性格形成时期，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对付那些可能伤害自己的人，自我伤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报复”办法，因此他们通常对感情交流感到严重困惑，并缺乏反应能力。

    这种行为容易演变成一种坏习惯。例如在青春期，有些抑郁的青少年便以在学校表现恶劣来表示自己对父母的失望与愤怒。他不会有效地集中精力使考试一再不及格，他们迟交作业，即使交了也草率从事。他们装出一副失败的姿态，拿着成绩单回家，使父母恼羞成怒。父母亲想强迫孩子改变的一切努力都遇到他们的顽强抵抗。

    这些年轻的差生们通常都心情抑郁、愤怒。他们不体面的所作所为似乎在向父母说：“我受了伤害。我愤怒，但你们未能给予我体面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感情。”一位秘书上班经常迟到，或者一位随身总是不带足够现金的顾客买完东西几个月后才付清账单。他们的这种举动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粗枝大叶的人。通常这种模式是无意识地旨在骚扰某一对象的一种暧昧的敌意表现方式。有严重抑郁的人高度缺乏主动性，这本身通常也是一种表示愤怒的消极方式。

    种族和血统因素对于人们经受或处理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响，在美国也不例外。尽管在美国，人们与自己的原籍已相隔两三代之遥，但处理怒气的方式不仅会由于生活接触代代相传而且根据荣格的文化潜意识的概念，如果断定几千哩的路程或一个世纪的年代便会大大改变传统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来的大厦结构，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质上是个“大熔炉”的美国社会无法计算沟通方面的困难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种族特征的相互冲撞。例如，一对夫妻发现，虽然两人几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高度相容，但各自处理怒气的方式差异几乎毁了这场婚姻。丈夫的父亲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会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几分钟后怒气便烟消云散，而且很可能把这段插曲忘得干干净净。妻子是苏格兰——英格兰血统，十分重视控制感情，很少发怒。感情受到伤害时，她变得沉默孤僻，感到强烈的被冷落感。并且由于自己无力释放内心翻滚的激情而觉得自己无能。她往往以一种微妙的、挑衅的冷嘲热讽来施行报复，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种自以为是的气焰。直到他们上诊疗所咨询、开始全力以赴闯出这条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认识到自己发怒的全部后果，直到她学会如何更善于表达自我，在此之前，他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报告中记载了这一事实：在严格宗教环境中成长的人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欧血统的家庭，那么他们在面临内心愤怒时有退缩的倾向。内心抑郁是他们对挑衅的一种常见的反应方式。相反，来自并不那么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别是南欧血统的人，显示出相反倾向——在激怒时，更少流露出抑郁感，而更易于将强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对于所有抑郁症患者，仅仅使其怒气释放并不一定有疗效。乍一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与下面这个观点有矛盾：抑郁本身往往是敌意的表示，而当抑郁症患者比较善于发泄自己的激情时，他便重新获得了能量与攻击性。但是，抑郁症患者体验到的愤怒之中，有一部分来自神经过敏：他们消沉的自尊心怂恿他们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实是否如此。他们所感到的伤害，除了有可能来自于实际事实，常常还来源于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

    如果抑郁症患者拼命控制的怒气是由于受到伤害而产生的，不管这种伤害来自事实还是来自想象之中，能够表达这种愤怒的确会渲泄一些心理紧张，但这不会自动消除底层的抑郁。对于终生神经过敏，并一直紧紧地按捺心中强烈敌意的那种人，突然的怒气爆发——在“交朋友”小组中鼓励患者这样来表达感情——不太可能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能改变患者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事实上，这种体验有可能适得其反，使患者面对着被激发起的那股陌生的感情狂潮而感到惊恐万状。

    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压制自己的敌意。在一些病例中，愤怒与暴力既是抑郁的原因，也是抑郁的结果。一位十六岁的少年说道：“我在学校表现不好，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我想试试体育，但进不了校运动队。在家里，妈妈对大小事情都非常苛刻，她老是用脏话、下流话对我破口大骂。她一天到晚总是盯着我，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难怪父亲离开了她。象我这种人将来是没前途的，我想攒点儿钱，离开这地方。”

    说这些话的孩子并不是来自贫民窟，而是来自郊区上流中产阶级家庭。他被警察逮捕过，因为闯进一家五金商店，殴打营业员，抢走一些货物，他希望卖掉这些货物后能凑足钱离开这个城市。在家里整天挨骂，又缺少一个与他息息相通的父亲，学校里的成绩丝毫不能给他安慰，从同学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帮助，他实在是铤而走险。他的绝望导致他诉诸暴力行为来达到逃离这个城市的目的，同时也为了发泄他身处这种环境而感到的无比愤怒。

    当人们与自己激情缺乏接触时，特别当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他人时，敌意通常不会受到压制或约束，而是完全表面化，将底层的抑郁掩盖起来。

    安妮·理查逊正处于绝经期。她除了时而有些轻微头晕或短期的发烧之外，肉体上并未感到什么不适。她以前睡眠有些困难，胃口也不好，但精神看来不错，谁也不曾怀疑她得了抑郁症。

    但是她是个极其难以与人相处的人。她不断地挑剔丈夫和孩子。假如屋子稍有不整洁，她就尖声叫嚷，直至报纸拾起来了，烟灰缸也倒干净了。如果他丈夫下班回家迟了，她便对他的疏忽唠叨个没完。他无法让她遵守安排好的周末计划。当他们外出旅行或接待朋友的时刻即将来临时，她总是责怪丈夫订得不周到。

    有这么一种“愤怒型”的抑郁症。有一位总经理的情况与安妮稍有出入。这位患者的抑郁表现形式是粗鲁、暴躁、不耐烦。在家中，他对别人十分蛮横无礼，对于日常生活的？？不屑一听。上班时他在雇员身上为鸡毛蒜皮的小错找岔子。他看起来永远是一个怒气冲冲的人。他可能试图以酗酒或与女人发生短暂的关系作为一种治疗措施。他否认自己正在感到抑郁，也不承认曾经感到抑郁。这种类型的否认通常伴随公开的，有时甚至是强烈的怒气，并倾向于将自己的怒气归咎于他人。

    但并非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有意无意地必然是怒气冲冲的人，承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有这么一类直接的、不复杂的抑郁反应，它们可能由失望、拒绝或损失引起。当抑郁时，这种人即使遇到挑衅也可能不会激发自己的怒气，因为怒气本身在抑郁的本源中并不起重要作用。

    如果不考虑怨恨的本质，那么任何关于敌意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怨恨与愤怒不同，也和抑郁不同。事实上，急性抑郁症往往能从充满怨恨的复仇中拯救一个饱受创伤的绝望的人。

    精神病学家奥斯卡·迪特耳姆与药物学家约瑟夫·赖利在其研究中发现感到怨恨的人血液中所特有的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这些专家严格地把怨恨定义为一种持续、顽固的敌意状态，一种“对于某种伤害的持续的、刻毒的感情，以及一种复仇的欲望。……投射作用于继而引起的疑心是怨恨所固有的两大因素”。怨恨的人感到一种痛恨，乃至愤世嫉俗，由于事实上或想象中他受到了环境的伤害，他据此证明自己这种感情是合理的。怨恨与抑郁及压制的敌意不一样，后者可能在某些心理神经病例中或抑郁症病例中观察到，怨恨与直接的愤怒也完全不同。

    怨恨的人缺乏内省力。他通常对别人的感觉缺乏敏感。他可能因为无法支配或控制环境中的其他人而怏怏不乐，特别是当他的要求不能一下子满足时更是如此。他不能原谅别人的冷落与拒绝，其实这当中有许多是无意的，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他以找周围人的岔子为乐。

    清除怨恨需要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结构，它能使人舍弃被人冷落的感觉，从而宽恕他人。这一转变并非易事。无论在哪一种心态之中，无论是焦虑、抑郁甚至酗酒，倘若怨恨是其中一种主要精神因素，那么康复的前景便会大大地黯淡。心怀怨恨的人太沉湎于考虑如何跟别人算账，如何使他人痛苦。当他们由于自身原因而感到明显抑郁，并为此闷闷不乐时，他们考虑到是如何为自己开脱责任。事实上这类人是一种抑郁诱发型的人，他们可能使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抑郁，假如这些人经常接触到他的恶意的话。

    相反，抑郁症患者在痊愈之后经常流露出谅解的意愿，一种重新开始的迫切感。他的价值观念结构将爱情摆在重要地位，即使当他头脑中充满愤怒与绝望的念头时，这一点也毫不动摇。

    如果说攻击性在我们文化中成了一种有争论的品质，那么还有一种品质同样有争议，并且常被忽视。这种品质对于理解西方人的抑郁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前者，这就是负罪感。















依赖性的微妙平衡

    伴随抑郁而来的无能感令人惊慌失措。在抑郁严重时，患者也许会干不了平时他轻而易举完成的普通工作。一位妇女办完了离婚手续后离开律师事务所时，不得不要求律师的秘书陪她到地铁车站，而他十多年来一直是在那里坐车的。一位有多年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发现自己不会备课，不会批改测验题了，因为他集中精力的能力遭到了破坏。

    无能感会加深抑郁情绪，通常迫使患者深深地依赖周围的人。愿望变成了需要。一位精神饱满的经理如果觉得生意不尽如人意，会发现有许多抉择容他挑选；可当他一旦心情抑郁时，就会感到假如失去这个职务，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工作了。一位心情抑郁的姑娘承认自己目前的男朋友是唯一能够满足她浪漫期望的人。一想到他也许会抛弃她，她就害怕极了。

    为什么抑郁会加剧无能感与依赖性呢？原因之一是频频聚积起来的愤慨与怒气。一个人依赖性越重，与自己的无能感作斗争时心底里越是窝着满腔怒火。由于他发泄怒气和表现攻击性方面有障碍，聚积的怒气便会加剧无能感。精神病医生在抑郁症病人中常常观察到，一旦患者能够发泄怒气、表现攻击性时，他们的精力与自信心会同步增长。一位病人说：“开始就诊时我样样事情都不会干了。精力集中不起来，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一事无成。经过几星期治疗之后，心中的无名怒火渐渐地释放出来。我常攥紧拳头狠狠地捶打椅子扶手。每次这样干罢，就觉得从压抑中获得一点解放，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当依赖要求特别强烈时，很容易激起无能感，这通常是抑郁的基础，而抑郁的触发器则往往是失落感。对于失去的人或物越是依赖，抑郁感就越是强烈。

    当依赖性更为强烈时，依赖者与被依赖者之间的界限会模糊起来。在婴儿的襁褓期这种相互依存是十分自然的，三个月的婴儿还不会把自己与母亲区别为两个独立体。这种界限模糊的某些痕迹，在大部分成人身上依旧残存，并在体验爱情时得到复苏。“没有你，我活不成。”便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怀有感情的深度及真诚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也可能真是如此。人的自我力量需要另一个人经常的爱与认可。仿佛一个人的性格中缺了什么，只有当另一个人提供了自我中这一缺少的环节，性格才能变得完整。

    如果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依赖于其他人，他的弱点立刻就暴露无遗。为了维持这种依赖关系，他通常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对于他所依赖的人的一切苛求与支配行为，他都服服帖帖，为的是换取一种觉得对方“永远在我身边”的安全感。如果对方躲避或抛弃了他，那他必须应付的不仅仅是丧失了一种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他还必须处理这样的局面：维持他的人格及自我完整必不可少的核心体系已经四分五裂。

    一位年轻妇女说：“我实在少不了亨利。和他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只是因为他，我剩余的生命才有意义。当他出差或探亲离开我时，我感到怅然若失，不胜寂寞。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但我需要不断地印证他的爱情。我睡不着觉，全身疼痛。我怕有一天他会离开我。

    这一天真的到来了，他离开了我。不是一下子，而是渐渐地离我越来越远。我绝望到了极点，我深信再也不会这样深深地爱上一个人了。我需要他，没有他我活不下去。有一次他猛然将电话挂断时，我服了过量的安眠药。没有亨利我一文不值，毫无价值。”

    依赖性发展到自我的完全丧失，这固然是极端的情形。但一般人程度不一地都在依赖着他周围的世界中的人或事物。如何满足自身依赖需要是由童年决定的。艾立克·艾立克逊强调：孩子与环境的关系中形成的最初品质之一便是信任。信任诞生于可预测性之中。信任的基础是家庭以语言及非语言形式提供给孩子的清晰信息。婴儿环境中大量的不安全感，特别是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焦虑与母亲对于他的爱恨参半的态度，会造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没有人，也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值得信任的。

    缺乏信任孕育着影响正常依赖需要的障碍。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成年人无法让自己既需要另一个人，同时又对这种需要加以限制。他们通常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渴望完全满足自己的依赖需要，而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不然的话就是拒绝一切依赖他人的正当机会。他们信奉这种哲学：“人人都必须靠自己的双脚站立。”

    马丁·史赖纳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四十九岁。直到那时他一直是位年富力强的经理。他在一家产业公司的销售部门任职，晚上和周末经常加班，并四处出差拜访客户。他从未考虑过将重大的责任委托给他的几个得力助手，他们中大部分显然都是靠得住的。他坚持认为：“如果我不亲自动手，事情永远也办不成。”

    医生规劝他，如果他还想保持健康的话，就应对自己的办事方式来一次改革。医生还特别叮嘱他每天要腾出一点时间来休息；要依靠部门中的其他人员来完成一些不需要他的判断或经验的任务。由于他心中有一种自己未认识到的恐惧感，加上他对于依赖别人一百个不愿意，他否认医生的忠告与他有什么相干。一年之后由于冠心病再次发作，他又被送进了医院。

    对正当的依赖性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能够接受及应付躯体或精神疾病的最高限度。有些人否认依赖需要的存在是出于某种个人既得利益，失去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力或控制权对他们的威胁特别大。这种人抑郁时，他们的无能感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出现的迟钝和精力集中障碍本身并不严重，但对自身情感失去控制的感觉会迅速恶化抑郁情绪，有时竟能达到惊恐万状的地步。

    许多人对独立这一概念认识不清，认为独立意味着完全脱离依赖需要。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能力有多么大，自信心有多么足，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那么一些处境，需要依赖他人。真正的自力更生需要的是充分重视这一事实。过分要求独立，妨碍了许多人在需要时伸手向专家或个人请教。

    爱丽丝·唐纳德十分害怕依赖他人，以至于在他丈夫一再坚持下来到了精神病诊所。初诊时，她每次坐下不能超过五分钟。她说：“我站着时头脑更好使，我说话时喜欢来回走动。”她坚持要在规定时间之前结束这一谈话。他告诉专家她不得不再打电话另约一次。当她果真打来电话时她却开始无休无止地跟专家讨论究竟什么时间对双方最为方便。

    爱丽丝的丈夫曾要求她一起去请教一位婚姻咨询专家，因为他一直觉得他们的婚姻生活令人困惑，让人抑郁。她时而生气、挑剔，时而又温情脉脉、百依百顺。

    爱丽丝感到她的三年恋爱生活十分愉快，两人在一切事情上都能彼此相容。可一旦结了婚，她便无法处理好既要对丈夫负责、又要依赖丈夫的感情这二者的关系。她为夫妻共同生活中的责任制定了一份严格的时间表。“我们婚姻中事无巨细都必须平均分摊，”她这样概括。“每月中一个周末拜访你父母家，一个周末上我父母家。”丈夫顺从地照办了。

    她丈夫第一次触及到问题的实质是在一天夜里。当时两人正在做爱。他柔声低语道：“我觉得我俩仿佛是一个人。”可她却反驳道：“让我们来纠正一下。我不喜欢融为一体之类的说法。我们两个是独立的人。还有，我觉得你一直过于依赖我了。”

    丈夫觉得十分气馁。他很想澄清这一想法：两人相爱是由于各自需要对方，这种需要无法用数字来衡量。但他越解释，爱丽丝越是一口咬定他对她的依赖是不正常的。这位丈夫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忍不住开始反击了。在以后的数月中他多次直起嗓子向她嚷道：“要是你这样过日子不乐意，那就卷起铺盖滚你的吧！”但在另一些时候他又觉得越来越不知所措，开口恳求道：“爱丽丝，我需要你，我要你。我实在想不通你为什么总是不愿相信夫妻应该心心相印。”

    爱丽丝害怕心心相印。在她以往的岁月中，她从未有过安全感，她所学到的一切便是依靠自己。她四岁时，父亲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和两个兄弟先后被几个叔伯婶子收养。十六岁时，她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食其力的人。她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姑娘，朋友们赞美她，连老师也尊敬她，不只是因为她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还因为她放学后和整个夏天都在拼命干活养活自己。当她遇到菲力浦——她后来的丈夫时，她正在一家电话公司当管理员。她办事果断，十分称职。

    在与异性接触中，爱丽丝除了保持着一种最最肤浅的关系之外不想跟男友建立任何更深的联系，这种时候，她的自我感觉良好。她倾向于跟智力略逊于她的男友幽会以便始终保持对这一关系的控制权。在遇到菲力浦之前，只有一次她迷恋上了一位男子，她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性吸引力。她的矛盾心理油然而生：她既需要他，又害怕被他抛弃；她想抗拒这种关系，又想否认它的意义。她在这千头万绪中挣扎着，最后突然不和他见面了。

    爱丽丝三十一岁那年决定结婚，不仅因为她到了应该嫁人的年龄了，还因为她觉得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会尊重他对独立的要求，同时还能将她所需要的爱和支持奉献给她。不幸的是，她低估了自己对独立性的需要和对一位丈夫长期负责义务之间的冲突程度。她也没考虑到既不懂如何恰如其分地依赖自己的丈夫，也不允许丈夫依靠自己，这在夫妻关系中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平衡失调，把丈夫本来是正常的依赖需要变成为惊慌失措地乞求她的爱。

    夫妻间大多数的冲突都涉及对依赖性含义的模糊认识，而这种情形又被传统的、但已过时的说法弄得愈发混乱。这种说法认为依赖性是一种与性别有关的品质。女性应该有依赖性，而男性的依赖权利则横遭否定。主动性和自我决定与女性是格格不入的，而需要依赖某人则是和男性不相容的。虽然妇女解放运动进行了大量教育工作来帮助人们改变某些有关女性的错误观念，但目前人们依然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男子汉大丈夫片刻也不能有孤苦伶仃的感觉。

    就在短短十年之前，妇女精神病诊所要求维持婚姻家庭完整还是很常见的事。可能是丈夫十分冷漠、很难相处，也可能因为丈夫另有所爱，想和别的女人一起生活。做妻子的不管爱不爱丈夫，对于家庭结构十分依赖。对于家庭崩溃可能造成的后果惊恐万状。在过去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些令人费解的逆转。现在往往是做丈夫的来向专家请教，希望能维持家庭完整，通常是为了“孩子们的缘故”。另一方面，妻子则闹着要离婚，不一定是另有所爱，而是出于一种被压抑的怨恨，加上想逃脱生活的“压迫”，走出去“干自己的事情”。

    一位一直在考虑离婚的三十四岁妇女这样说道：“我不爱他已有好几年了。我以前没有离开他的原因是怕他会受不了。我并未爱上别人，我也绝不再结婚。坦率地说，我情愿自食其力，照看孩子。”她丈夫是这样说的：“要是能将事情挽回我什么都愿意干。自从他第一次谈到离婚，我就整夜睡不好，精力集中不起来。当然我可以再找一个女人，但问题是孩子们。想到不能再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我就受不了。是的，上班时我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但我干得得心应手。我也不缺少主动性。可一到家里，夫妻关系很别扭。几年来我对她的愿望越来越尊重，我觉得简直是在讨好她。她越来越闹独立，我却仿佛越来越依赖他了。”

    在有些情形中依赖需要一开始就异常强烈，对有些人来说，婚姻或任何爱情关系中的亲密成了依赖的温床，这种依赖可能严重得令人丧失个性。一位结婚不满半年的二十三岁的妇女说：“没有丈夫我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我过去经常打网球，拜访朋友，独自上电影院。结婚前夕我辞去了工作，待在家中照看房屋的设备。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干，我已经几个月没跟女友们打电话了。我整天感到疲乏，白天看电视，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等待伯特回家。他喜欢周末玩高尔夫球，我恨它。他不在身边时我感到寂寞。”和丈夫在一起时她生气勃勃、精神焕发，丈夫一离开便无所事事，毫无目的。她在感情上未依恋过别人之前，是不会料到自己潜在的依赖性会有如此厉害！

    在工作环境中也能看到同样的过分依赖。比尔·弗莱特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养成百依百顺的品质。起初他依赖学校里老师的认可，到了公司里就依赖上司。他在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任职，是估计意外保险赔偿额部门的经理。他的顶头上司是公司的副总裁，一位脾气乖戾、爱发号施令的人。他很赏识比尔，但对比尔也十分吹毛求疵，有好几次他甚至阻止比尔提升到公司更好地职位上去，以省却找人替代的麻烦。比尔的精神状态之所以起伏不定，与深受这位上司的影响有关。当比尔得知由于这位上司从中作梗，使他几次痛失晋升良机，心中便无比愤慨。但他还是继续干他的本职工作，仍然十分依赖从上司那儿偶然得到的一两句褒奖之词。有时他也考虑过离开这家公司，但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去另寻工作。“看来我是摆脱不了这个工作了，”他断言，“我似乎别无选择。”

    极端的依赖会造成自尊心的丧失，并随之诱发慢性抑郁症。抑郁症有一种给自己补充养分的办法。比尔获得他上司们的吝啬的赏识越多，他对于赏识的胃口越大。长期住院的病人——无论患得是躯体还是精神疾病——丧失了原有的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胜任感。病人住院的日子一长，他们由恐惧和抑郁引起的孤苦伶仃的感觉就会加剧。近年来有关缩短精神病人住院期限的努力便是建立在这一观察基础之上的。脱离日常生活需要几个月之后，病人逐渐习惯了一种不那么咄咄逼人的生活常规，这使他们对于日常事务的自理能力失去信心。医院外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眼里变得不真实了，他们对医院生活的细节越来越专心，第一次跨出医院大门时往往十分害怕。“我能行吗？我会倒下吗？我真的需要出院了吗？”尽管住院生活既贫乏又单调，但病人仿佛象个婴儿，为了让他自己站立起来，必须让他跟医院“断乳”。

    类似的治疗问题也可以在老年护理中看到，只要老年人在熟悉的环境中能对付得了日常生活的需要，他们的机能通常能正常运行。一次意外的疾病迫使他们住进医院或康复医院，则往往会导致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急剧衰退。大事小事一概依赖护士，而本来这些事他们完全可以自理的。如果这一强制条件持续时间过长，许多人会发现再想回复到合理的自足水平已永远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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