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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竹伟：我心中的周恩来（下）
有位不曾见过面的同行，在得知我仍在四处采访，要写我心中的周恩来时在电话中惊呼：在这种时代，居然还有相信世间存在真诚、存在信任，真是天下奇闻！我想立即见到你！我谢绝了。我早尝过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滋味，又自知没有高深的哲学功底，还是用作品见面好些。我当时略觉遗憾的是，如果我的电话上有电视屏幕，我能看见对方无异于见到外星人般的惊诧模样，也是一种收获。
但是，当韩素音女士向我谈及这番话：“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要你死，我就说：好的，您看什么时候执行？因为我信任他，周总理从来不害人，他总不顾到自己，总顾到别人。”笔者不仅没当其为现代迷信，而且十分欣赏，十分赞同。因为韩女士曾先后九次与周恩来长谈，是对历史、是对人格的充分了解凝成了这感人肺腑的信任。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各界人士和外国人，包括绝对敌视共产主义的美国人，不少人在撰写的回忆录里、在与朋友的交谈中，都感慨万分：他们是从认识周恩来认识中国：），从相信周恩来相信中国：）的。
“文革”结束之后，在中国：）的领袖们诚挚地征求意见时，民主党派人士又曾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不是有周恩来，我们根本无法原谅中国：）在十年浩劫中所犯的错误。
难道这真是像有些人担心的那样：中国人习惯有皇帝，习惯有神，历史无情地打碎了一个神坛，现在又要再筑一个神坛，再树一个神吗？！笔者不敢苟同。我正因为是中国：）党员，我由衷希望我们党的生命之树长绿，所以我希冀找出问题的症结：为什么人们如此信任周恩来，他特有的魅力究竟是什么，也希冀人们从中得到一些思索，一点启示，使我们的党，多一些周恩来式的领导，使我们艰难曲折的事业仍能不断向前发展！
周恩来与普通人的交往，回忆文章已经很多很多，有一些人早已不屑一顾，仿佛对领袖来说，芝麻绿豆大点的事何足挂齿？！现在已经不时兴引用名人语录，可我依然想提到这样一些符合客观历史的总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正如一只时钟，是以他的行动来定其价值的。零，只有和实数在一起才有意义；思想，只有和行动连在一块才有成绩。罗蒙诺索夫用十四个字作了更通俗因而又更深刻的概括：“不会做小事的人，也做不出大事来。”
国共谈判将破裂，周恩来要离开上海时，曾把夏衍等几个文化人请来，很动情地说：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夏衍，你有稿费，你请我们吃次大闸蟹吧！夏老回述这段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感触颇深地说：这就是周恩来。也就是在那次街边小餐馆里，在平等、融洽和谐的气氛中，周恩来剥着蟹腿，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讨厌做了好事又要去说，做就做了嘛，有什么好说的。”
是啊，他在世时从未说过的事很多很多，然而，这些事却深深印在当事人的脑海中，像一颗颗橄榄果、话梅皇，每每嚼一下，回味无穷。
都说周恩来跳交谊舞很棒，步履轻快，舞姿优雅，可惜，除了有幸亲眼目睹者，至今没有发现一张照片、一个镜头。噢，有一段新闻纪录片，那是傣族喜庆泼水节。周恩来身穿傣家白布衫，头缠傣家白帕，笑吟吟地与心花怒放的男女老少翩翩共舞，或许能帮你展开想象的翅膀！
周恩来跳交谊舞，常是邓颖超催促着去，要让他丢开繁忙的工作，活动活动筋骨。其实，在舞场，他也离不开工作。他经常去北京饭店、人大会堂和紫光阁等干部、群众较多的场合，和他共舞的女干部、女演员、女学生、女职工，总是抓住这三五分钟单独与总理相伴的时间，反映自己的问题和苦恼。遇到事情严重、关乎大局，周恩来干脆与她停下舞步，坐到舞池桌边细说慢谈。
舞会上的时间，两三小时象一眨眼，最后一支舞曲响了，往往还有五六个乃至七八个等候与总理共舞的姑娘轮不上。周恩来请起一位姑娘绕舞场跳一圈，送她到起步的位置，在带第二位上场，如此转一圈，换一位舞伴，使每一位姑娘脸上都扬着满足的笑容离开舞场。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这是周恩来以周到著称，作党内工作和统战工作时常提醒的一忌。然而，对普通群众，他也想到不让一人扫兴而归，不是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他在舞场如何能出此良策，如此周到？
随着周恩来国内视察、国外出访的新闻摄影师们，辛苦也真辛苦，幸福也真幸福。
终于回到北京，已是午饭时间。机场领导请周恩来进休息室，服务员送上热茶，端来的饭菜喷香：总理，请吃饭吧！
哎，摄影师呢？周恩来四周环顾。
他们已经去上汽车了，总理，快一点钟了，您一定饿了，快用餐吧。
“我饿，他们也饿啊！”周恩来急了：“快请他们回来吃饭！”
饥肠辘辘的摄影师们落了座，端起碗，和着泪，吃下饭。
是啊，人民的总理，平民的总理，才会在自己饿时也记得下属的肠胃也在空磨。
周茂功活着，而且依然健康，依然工作，这是个奇迹！他在十七年前，仅仅穿着一套白帆布工作衣裤，用一把木柄铁锹，从地下铲起一块熠熠闪着火花的黑色物体，那不是燃着的煤，烧着的炭，是正在剧烈裂变中、并释放出大量射线的铀块！周茂功举着铁锹行走数步，扔进十几米的深水池里，以自己吃进超剂量放射线的个人代价，保护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核能反应堆。
于是，只是西北大戈壁核基地中成千上万无名勇士之一的周茂功的名字，走进了周恩来的记忆中。
“报告总理，今天机场有大风，不过请您放心，接工人回北京治病的飞机一定能强行起飞。”
“不要强行起飞。”周恩来严肃地下命令：“今天不能飞，明天再启程，一定要把受伤工人安全送到北京。”
幽静洁白的病房，空军飞行员的伙食标准。周茂功烧伤溃烂的右臂痊愈了。他又回到核反应堆坚持工作。
一年后，在一次接见英模代表时，周恩来攥着周茂功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周茂功，好同志！我应该好好感谢你！你保护的是国家的独养儿子啊！”不善言谈的周茂功脸孔火辣辣的，不知以何答对。他心怦怦乱跳，不停琢磨：千把号人，总理怎么能叫出我的名字？！我不就是铲那么一块东西嘛，总理这样重谢我，如何承受得起！可嘴巴不听使唤，像没锯口的葫芦，一个字也吐不出。
斗转星移，又是两年。周茂功读了大学又回到戈壁滩工作。那天下了夜班，他乘班车回到宿舍，刚脱下衣服钻进被筒，厂里一辆汽车飞驰而至。他穿衣、上车，重返厂区。
接待室里，粟裕同志迎面握住了周茂功的手，亲切地请周茂功坐下。他一边详尽地询问着周茂功的身体现状，一边仔细打量着周茂功的气色、精神。当他知道这些年来周茂功一直身体很好，厂里的工人也没有一个受辐射伤致残致命后，粟裕舒心地笑了。他握着周茂功的手抱歉地说：“周茂功同志，本来你上了一整夜班，应该不打扰你，只是这次我动身来基地前，到周总理那里告别，总理对我说：你到基地，我不能去了，托你替我办一件事，你无论如何要替我望一下周茂功同志，不是只问问他的情况，你一定要亲眼看见他，亲口替我向他问好，请他多保重身体。”
周茂功愣了，魂灵仿佛出窍一般发呆。他是孤儿，自小从家乡流浪到上海，捡垃圾，擦皮鞋，遭白眼、挨鞭子是家常事，从不知道被人关切地疼爱是啥滋味。老天！真没想到，被疼被爱的浓烈感受竟令人头晕目眩，使人渴望重回到童年，能像孩子一样痛痛快快哭一场！
周茂功一咬厚嘴唇，突然猛醒：周总理这么忙，还记得我，还托首长来看我，我怎么傻愣愣地不知道说话呢！快说！嘴唇蠕动了：“谢谢首长，谢谢总理！总理好吗？”他本来还有好多话想讲：早知道总理还记挂我，我在北京清华读两年大学时，一定去中南海让他老人家亲眼看看我……周茂功只恨自己嘴拙,与粟裕又是第一次见面,不熟,他一抿嘴唇,已经编成句的话又咽回肚里。
“总理他好,他好!”粟裕的声音陡然有些不自然，若细品味，有些发颤。总理早在一九七二年已身患癌症，带着病一样忙碌工作。这次他动身前，总理已经住进三○五医院，动过两三次手术。粟裕不是到西花厅看望，而是去医院辞行的。总理明显瘦了，憔悴了，精力不济了。他工作太繁忙了！江青、张春桥他们想尽办法增加他的工作负担，明显采取了疲劳轰炸的办法折磨总理，使他心情沉重，让他无法按时治疗，输着血还得起来接电话，专家、医生急得暗暗流泪，恨得一劲咬牙，可又有什么办法！
幸好，报上能时常看到周恩来接待外宾的照片。尽管照片底下的注释是在医院，但瞧总理腰背挺直，中山装笔挺，瘦削、遍布老人斑的脸上没有笑容，两道浓黑剑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然富于魅力，给人信心，给人安慰，给人力量。善良的人们万万不会想到，每回接待外宾后，周恩来膀胱内排出的常常不是黄色液体，而是数百毫升的鲜血，保健大夫常常泪水滚落，一颗心高悬：一个人全身仅有几千毫升鲜血啊。总理的心脏也不好，他们最担心总理的血压细若游丝，在陡然之间滑落到零！……
好在粟裕将军身经百战，懂得纪律，更善于克制自己偶或流露的内心冲动。他镇静地、努力带笑地应承了周茂功的嘱托：一定给周总理带问好，并请总理在医院好好休息一段，他是太操劳了！是啊，光看周恩来的照片，谁会相信他已经恶病缠身？普通人总猜：中央领导人保健条件多好，一定是住在医院边休息，边体检嘛！
周恩来故世已十三年了，周茂功依然清晰地记着总理的亲情，依然按照七○年周恩来就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目标，辛勤工作在秦山核电站工地，争取如期让这座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
当然也有人略知周恩来患病。
被尊为“核电站之父”的欧阳预同志，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核能专家。二十五岁便当博士。五十年代去苏联留学前，他参加过一次周恩来接见，他看着周恩来快步走来，脸庞红润，目光炯炯有神，那么潇洒那么英俊，他兴奋地拼命鼓掌，为国家有这么帅的总理感到由衷自豪。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同志们把中国的氢弹托上天，引起世界惊叹之后，便被“左派”们诅咒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罪人，挨批挨斗后，理所当然地去干校。他在插秧，他在割稻，他并不清楚闹翻天的中国大地上，钢铁不增产，煤炭不增产，独独人口像开了锅的水，咕嘟咕嘟往上冒！可是泱泱大国，国务院各部委办的头头都被打倒了，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全被冲垮了，国家机器全面瘫痪。最艰难时，周恩来既要当总理又兼各部部长，还要替代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书记、省市长。不仅要收拾已经替代了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组捅出的一切纰漏、惹出的一切麻烦，派性、武斗、停工、停产、耸人听闻的外交事端，还要苦心撑着，率领仅有的九人组成的生产领导小组，维系，真是挂一漏万地苦苦维系中国的经济生产。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七、八亿张嘴的大家大国，容不下一张抓生产的办公桌！若不信，你去查查国民经济大全，中国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整个国民经济无计划可言。一九六九年仅仅第一季度有计划，第一条是出版几百万册领袖文集。
各部委、省市、地县乃至一个企业一个矿山的电报、文件、会议纪要、学习计划、汇报、告急、告状、外交照会、动态清样乃至控诉批判、质问声讨等等等等，成堆成垛向周恩来办公室飞来。
周恩来往往夜半一两点才能回到西花厅，带着七旬老人疲惫的面容，真让人心疼。秘书精选在精选，只挑最燃眉最紧迫，不批不能过夜的文件送到周恩来桌上。就这样，还是厚厚的一叠。周恩来认真、一字一句细看，琢磨。他不认真行吗？这些国计民生的大事，他不把关，能和盘麻烦领袖去办？！
当然也有会工作的。有位工作人员站在近旁亲眼目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姚文元批文件。
散会。走出会场到上汽车，连台阶算上，不足百米。姚文元接过秘书桌上的厚厚一叠文件，看得出，有社论清样，有国际动态，还有好些份省市电报、几本红头文件。他掏出钢笔，连标题都不看，边走边在自己的名字上打勾，打一个，秘书抽一份，再打一个，秘书又抽一份，人到车前，一叠文件全部批完，不耽误走路，不耽误上车，至于耽不耽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他根本不要操心：天下大乱，越乱越好，乱的是敌人嘛！越乱，越证明国务院是旧政权，该垮该烂，一个“二月逆流”，周恩来的左胳膊右手臂全都砍完，再釜底抽薪，让你这个总理步刘邓后尘一块完蛋。
这并非我想危言耸听。一身正气、快人快语的陈毅元帅，早在一九六六年盛夏便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他对外交部的宦乡等同志愤愤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个就是周总理。”
周恩来还是夜夜认真地批，认真地看。毕竟古稀年纪，精力不饶人哟！手中的毛笔发抖发颤，明明想批个字，笔尖落下那一瞬间，眼皮打架，脑海里陡然一片空白，哎呀，文件上出现一个大墨团。明明想打个勾，大脑命令右手：要打勾啊！眼睛发粘，大脑重复命令：眨眼，眨眼，睁开，睁开！可是突然之间，大脑也累垮了，它安慰自己：睡吧，就千分之一秒！糟糕，笔下的勾，变成飞向纸端的长箭！
卫士长心酸心疼也不敢劝，也不能劝，只好借此机会，送进一杯浓浓的咖啡，一条腾着热气的毛巾。
什么？劝总理丢开别管？怎么可能呢！卫士长说：总理办公室里那只向外公开号码的电话，那还能叫电话吗？改名电铃更合适：叮铃铃，叮铃铃，二十四小时不断声，尤其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秘书、卫士建议换号，摇头；办公厅来换号，不准。大伙再劝，老人家发大脾气了：你们怎么还不懂呢？！现在干部、群众有事没处报，我这的电话号码再改掉，他们要找政府到哪去找？！……劝总理丢开工作睡觉，除了让老人家生气发火还耽误功夫，这种事我们怎么忍心干呢！
没人注意，也不知从哪天开始，周恩来的批示不再用毛笔，换成了铅笔，从此文件上的墨团没有了，长箭头不见了，只是年复一年，清秀流畅的周体字迹再看不着了，一行行眉毛连着胡子的草字很难辨认，直至进手术室前，他用颤抖的手握住笔，执意在有关伍豪事件的文件上亲笔签名。为什么非要签名？有人非要把他打成投降派啊！这一点他绝不能容忍！周恩来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有软弱的一面，在党内总觉得不能硬顶，什么都要留有余地，甚至于也还不能唱反调，形成僵局。有时心里明白，也只好冷一冷，以便在取得发言权时，能够把局面挽回。他在一九六四年给《东方红》大型歌舞的演员们讲话时也专门说过：为了党不分裂，领袖犯错误也要等待！的确，翻开中国：）史册，在党内历次权力变更中，周恩来从未采取决裂行动。他总是“相忍为党”拼命工作，总是检讨自己，团结同志。王明批他右倾；李德批他右倾；五十年代他检讨自己不明白革命总是左比右好的错误；“文革”中他仍被批为一贯右倾，“资本主义复辟总后台的后台”。这一切他都海涵了，没有后悔，没有怨声。
但是，“四人帮”企图通过“伍豪事件”把周恩来打成叛徒，周恩来一反往常温和的性格，愤怒喊出：“我在对敌斗争中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不是投降派！”他一定要在中央转发的调查核实文件上签字，以便存入档案，留清白在人间。
“周恩来”这三个字，他一生最常用、最常写，因而写得最洒脱、流畅、最富魅力的三个字，此刻颤抖的笔划、歪斜的结构，使人几乎无法辨认……
正是这只曾经跌坏过肘关节，因延安医生治疗不妥，关节长死，几乎残废的右臂；这只在莫斯科皇宫医院忍受再次手术的极度痛苦才解决了关节僵死，争取到上下四十度活动幅度的右臂，这只战争岁月草拟过成千上万份电报文稿的右手，这只和平时期签发过庄严的边界条约、贸易协定、中美中日建交的联合公报也在文件上点过墨团，划过长箭的右手，七○年在一份建设核电站的动议书上作了一段精采的批示：七机部不能只当爆炸部，要把原子能运用于和平建设中。
于是，欧阳预有幸从水稻田里拔出双脚，像做梦一般，继续干起被咒骂为“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本行。
有“中央批示”保护，欧阳预翻阅了世界各国核电站的介绍，真惭愧哟，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我们这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依然千年如一日地呼呼地大量耗煤烧油发电，人家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等等国家的核电站像雨后春笋，一个接一个建成，为本国节省不计其数的宝贵资源！欧阳预心里憋足了劲，立足中国现状，综合均衡比较，集各国之长，避众人之短，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理论设计方案。随后，又是千辛万苦跑遍江南，进行了反反复复的可行性试验。到一九七四年，一份中国人自己设计，并将自己建造的核电站的全套计划摆在周恩来面前。
人大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欧阳预又一次看着周恩来走来。他步子稳健但略显吃力，面颊像刀削一般瘦陷下去。可能是熬夜太多，眼睛发涩，不时有服务员送来热腾腾的手巾让总理擦脸。欧阳预猛然想起三十年前看到的总理，啊，岁月无情，总理为多灾多难的国家真是操碎了心！不过周恩来专注的神情没变，他听得很仔细，问得更多更详细。欧阳预注意到两个多小时的会议开下来，总理除了会间休息出去方便两次，其它时间里一直是全神贯注，精神饱满，仿佛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他唯一要做的事，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建立核电站。（这恐怕是周恩来贯穿一生的工作特点：善于做小事，才能够完成伟大的事业。）
会散了，周恩来请专家们留下吃便饭。欧阳预靠着周恩来坐，他见总理只招呼大家吃菜，自己却吃得很少，便关切地问了一句：“总理，您身体好吗？”
其实，不用周恩来开口，答案欧阳预也能猜出。一定是“还可以”“凑和”之类的应景话。为什么？一般首长对下属的问候不会，也不必认真，总是客气地、简单地应酬两句，更何况周恩来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呢！他的健康状况，恐怕也像我们的核基地一样，列入国家的特等机密吧！
我的身体不大好。周恩来一开口，坦率和诚恳的态度就让欧阳预意外：我睡觉时手和脚都是凉的，常常半夜起来灌个热水袋暖着，才能睡得好些。完全是老朋友似的倾心交谈。
此刻，欧阳预绝没想到癌症在两年前已经开始折磨周恩来，更不可能想到，仅仅半年之前发生过的，比肉体痛苦伤害更大更重的精神折磨！那种犹如泰山压顶、天庭倾倒，差一点致周恩来于死地的无情摧残和残酷打击。
如若欧阳预不是专家，只是人大会堂的一名会议服务员，也可能目睹面前这位态度谦和、面容安详的总理，这位面对敌人枪口仍然坚定机敏，十数次大难不死化险为夷的中国：）领导人，在自己党内最高层会议上被恶毒中伤后铁青着脸，发颤的手，沉重的脚步和痛苦颤抖的心！是啊，周恩来也是凡人肉心，他面对营垒内的刃首能不痛苦？周恩来又是超人水晶！遭受明枪暗箭之后，他不倒下，他明白千千万万善良的中国百姓需要他！他要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头虽长低气不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病魔折磨、精神压抑中的周恩来依然在处理国际国内的各项重大事务。他受毛泽东支持解放一大批干部，组成政府领导班子，挫败了“四人帮”妄图夺取国家权力的阴谋。他挺立在四届人大讲台上，第七次号召全国人民要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当然有时不是凭权力，只凭良心，凭威望，凭毅力，依然在如牛负重，艰苦跋涉，以生命作代价，实践桌他多次重复过的誓言：我现在只有一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欧阳预不知道这一切，但他感受到朋友般信赖的暖流，也自然而然用忘年交的口吻叮嘱：总理，您是工作太忙了，太累了，要好好休息才行！
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也好，欧阳预少知道一点，晚知道一点也好！能在希望中多一分快乐，多几分希望，能在单纯中少一点煎熬。是啊，若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地位越高越好！当领袖往往参与得多，知道得多，他们的心灵，他们的生活真够累人的！
我从小顶喜欢魔术，当我看着身穿燕尾服，头戴黑礼帽的魔术师，对着原本空荡荡的保险柜吹口仙气，再打开盖子，好家伙！立即拿出一包一包又一包的炒米花、甜饼干、水果糖，我直咽口水，恨不得自己也有这种神奇的本领！
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上小学就有个极佳的习惯：爱吃。住在学校里，三顿饭后，舌头尝不到滋味就馋得难受。我顶喜欢校园后门边那片梧桐树林。天天眼巴巴地盼着它们结籽生娃娃。梧桐树的果荚像睡着胖宝宝的摇篮，又像威尼斯两头翘起的游艇，噢，秋风呼呼一吹，眼看着树梢上的它们，稳稳驮着梧桐籽飘然而下，我的心快乐得发颤！多数果荚一边结两颗梧桐籽，偶或拾到一个结三粒籽的果荚，女伴们（馋丫头当然不止我一个）便会兴奋得欢呼尖叫，当我们千苦万苦收满口袋（包括那些落在地下，已被雨水浸出芽的在内），点几根干柴，用搪瓷缸烘烤一下，那个香哟，似乎如今吃过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至于其他季节，白生生的甜草根、绿油油的辣根、红彤彤的吸蜜花，野吹时烧焦的地瓜，都是我和女伴们的美味佳肴。
时至今日，这个极佳的习惯未改。每回与爸爸妈妈短暂相聚，瞧我屋里的灯天天亮到半夜，老人心疼，餐餐为我加菜。可再瞧我书桌上成堆的瓜子皮、梅子核，又忍不住摇头：哎，怨不得你胖，手不停，舌头也总不闲着！
话扯开了，无非想说，我童年的梦便是有魔术师的神奇本领。
上初中、进高中后，我知道魔术是假的。那些曾令我垂涎欲滴的饼干糖果，都是魔术师从食品店里买来的道具。然而，我又迷上了另一种神奇：是谁托起了蘑菇云腾空？是谁让断下来的手指又灵巧活动？是谁把人类送上了坑坑洼洼的月球——尽管此举打碎了我心中嫦娥玉兔丹桂吴刚冰清玉洁的月宫的仙境，我仍然激动！又是谁设计出精密的仪器，巨大的翻斗，庞杂的流程，只要揿揿电钮，叫停就止，叫转就走？！是科学家！他们才是真正的魔术师，以大自然为道具，变化出惊天动地的奇迹，造福于人类。
那一天，我永远珍藏在记忆中。南京十中（现恢复老校名：金陵中学）大礼堂的舞台上，坐满白发教授、有成就的专家、艺术家和科技人员时，我目不暇接，心潮澎湃，恨不能又考哈军大，又考二医大，干出点神奇的事业，人生才算活得够劲！
我一时找不出周恩来对科学技术高度评价的精粹论述，手边有一句邓小平的话令人叫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老科学家钱学森和我提起周恩来时，很赞赏这句话！
钱老是我从小尊敬、多年来期望采访的科学家。面对面坐下，注视着他弯弯的眉毛，像动画片中老祖母一样慈祥的眼睛和微笑，听着他一板一眼娓娓动听但又有极强逻辑性，很真实又很坦率的叙述和分明是朗朗的，但又隐约夹带着叹息和泪珠的笑声，我总无法把面前的老人与那个让宇宙间也翱翔起炎黄子孙的火箭、卫星，在世界科坛上大名鼎鼎的钱学森教授合为一人。看来，成就显赫者往往谦恭自重，而无足轻重的角色则往往表现得不可一世，盛气凌人！
钱老讲述下面这段话时很动情：周恩来同志是我们老一代领导人里面，不多的一个能够跟我们这一些，叫知识分子吧，科技工作者说话的，能交朋友的。我们一方面对周恩来同志很尊重很爱戴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可以跟他什么都谈，这是领导人里头唯一的一个！
对陈老总的说话印象也很深。他讲得挺有意思，我一直记得。一次人代会，他讲他回到四川老家，他问：“老乡们，怎么样啊？”老乡们说：“很好啊！”他说：“那要感谢：）啊！”老乡奇怪：“你怎么也说这个话？你不是：）吗？你还说感谢：）！”他说：“是啊，但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员，我以：）普通一员的心情感谢：），为什么不可以啊！”与陈老总接触不多，恐怕你问其他科技人员，对陈老总当然也是很尊重的，但是，没有跟总理这么一个感情！
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不是说不认得他们，有些过去一起工作，我们还比较熟的，自从他当了领导人，我见了他，我脑子里就是：你是领导，我什么也不给你说。为什么？没有共同话题了，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
周总理所以能够跟我们交朋友，他是总理当然管得面很广？！但是他见了我们说的话，就是用知识分子的话说了！
周恩来很注意学习科学，真学！我们向他汇报，他有的问题没听懂，总是穷追不舍的，一定要把它弄懂，这给我们印象很深的。有一回我刚回国不久，半夜接到一个电话，一问，是总理办公室来的，那位秘书说：“总理现在要批一个文件，让我向您请教一下，声速到底是多快？”我解释了半天：声速标准温度底下是多少，声速是随着温度变化的。这是一次。还有当面问的。总理真学的事很多啦！
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这个当知识分子的不怕说知识分子没地位，知识分子地位最牢固，因为你离不开！
我在美国呆这么久了，大老板也看过了，大老板对我们毕恭毕敬的。他懂得屁啊，也懂得科学技术？！一点不懂，他就懂得钱，他就知道离开科学技术他赚不了钱！我说这个是个道理吧！小平同志一语点破，第一生产力嘛！
我们的领导人，至少领导科学技术的，或者领导文化工作的，要是跟知识分子不能够交朋友的话，我看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资本主义那种关系，资本家完全是拿钱买你的。我们最后靠的是政治，是领导关系。
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能够和知识分子交朋友，这个恐怕是外国做得也并不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像周恩来这样的人，这样来教育团结调动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不管是当前还是将来，都是这样。
去年（一九八八年）撒切尔夫人在皇家协会一次演讲，开首第一句话便是：我个人体会是，首相必须是知道、懂得科学技术。她当然有发言权，因为她原来就是学化学的。第二句话是英国式的拔高。英国人拔高嘛只好引用大哲学家的话：一个没智慧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为什么我们党里只有一个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我不由自主地发问。
呵呵呵，老人爽朗地笑了：这个是你们研究的吧！你们的中心就是研究这个吧。姜，真是老的辣！科学和政治、艺术的职权范围他经纬分明。
其实，老科学家的亲身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解答。当然，答案到底是什么，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丢弃了在美国一切优厚待遇的钱学森夫妇，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双儿女和报效中华的知识、智慧和一腔热血，走过深圳罗湖桥，眼含热泪步入了久违的祖国怀抱。
十月底，周恩来接见了钱学森，亲切自然，侃侃而谈，象久别重逢的朋友，象周到细心的兄长。周恩来向他细细请教国内能否搞原子弹？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讲学，不久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独挡一面。
国家是厚待钱学森的。选他当人民代表，参与商议国事，研究国防尖端科学。
科学院院长是郭沫若，他对大家很亲切。每当知道大家对党和国家的某些政策有些糊涂认识，心里头有点不舒服，他就在院里召开个会。郭老不愧是诗人、大文学家，他在台上又作诗又讲故事，讲完就散会，大家的糊涂思想就解决了，心情也很舒畅。
张劲夫副院长做党的工作，他也跟大家很亲近。他常召集院里所长一级的干部、十来个人吧，开会。就是现在的时髦语言：开展对话吧。常常他先讲十来分钟，接着让大家随便讲，你一言我一语畅所欲言。到中午十一点半了，他再讲半小时左右，大家听了，哎，很有道理，有些不清楚的问题也清楚了。
那时候还有个现在很难想象的关系。钱学森这些所长也到院长、副院长家里去。不是去商量什么大问题，就是去串门去的！那会张劲夫住在师范旁边的大院里，钱学森等都住在中关村。他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秘书联系，都没有，车来了、敲上门，噢，来了？来了！好啊，坐会。一杯清茶，闲聊一会，很自然，也很亲切。
可是，钱学森常常感到空气沉闷，心里不痛快。
为什么呢？在所里，他这个所长要说个什么问题，所里上上下下再不会有第二个声音。他不习惯，也不能忍受。他注意了一下，几乎都是上一级说句什么，下面一级便只能随着上级的思路发挥，不再会提出不同意见，更不会提出针锋相对的反面意见。
钱学森焦急万分，研究单位，学术不民主怎么行呢？！他渴望在所里形成一种能够自由充分讨论的学术空气。有一次，他便“使坏”了，在所里学术讨论会上，他存心故意说了一个明显错话，他再三向大家征询意见。会场里鸦雀无声。钱学森脸色阴沉，心里异常失望：学术离开争论探讨还会有鲜活的生命力吗？！
过了好一阵，一个刚刚分到所里不久的年轻大学生站起身，口吻谦和、略显拘谨地说：“钱所长，你刚刚讲的那个话是不是我听错了？”
好极了！钱学森满脸阳光、满脸笑容，他大声称赞：“我真要为你鼓掌，你提问题了。”他详细向大家介绍在美国开学术讨论会的情况，最后强调再三：我们是搞科学研究的，这样的学术空气是不行的，是不科学的！
但是，论资排辈、等级观念、行政命令比比皆是，自由民主的学术讨论很难形成。钱学森感慨之余，总会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生活。
在美国是靠本事吃饭，你有本事到哪都行！美国这点倒是不封建。不管你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只要你有本事，就重视你。钱学森是个外国人嘛，可是照样提拔，提拔得非常快。
钱学森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评的教授，那年他刚满三十六岁。学院每年八月举行毕业典礼。教授、副教授都穿上那件袍子，然后按年龄排队，年龄越大的教授越往前排，钱学森是教授中年龄最轻的，理所当然排在教授队列的最后一名。紧接着教授后面的是副教授，也是按照年龄排队，副教授在第一个的是美国人，他已经五十多岁，曾经是钱学森的老师。他看见自己的学生排列到教授队伍里，大概心里不大好受，半开玩笑地招呼钱学森：哎呀，我看你没地方再上去了，你到头了吧!许多年过去了，那位副教授一直没升到教授。
中央决定，为了击退来自西方世界的核讹诈，中国要研制自己的导弹和原子弹。周恩来担任了“两弹”专委会主任。他在会上感情激动地说：没有军事工业的国家是软骨动物，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集中智慧，尽快研制出我们的核武器。
一次会议间休息。周恩来和钱学森肩并肩，沿着静静的走廊边走边聊。周恩来向钱学森请教：“组织尖端科研你有经验，你看什么是关键?”
“学术充分民主!”钱学森冲口而出，这是他回国后感触最多的问题，对朋友不讲，对谁去讲？!他感慨万端讲起在美国的情况。
学术讨论会在大学系里每周开一次，一般下午两点半开始到五点。两个半小时内。一位教授，或者副教授，或者讲师，或者研究生，用五十分钟至多一小时讲一个课题，一般讲自己做的工作或别人做的课题。大家静静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听。随后的一小时是讨论时间，会场里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讨论时，教授、研究生是平等的，都有发言权。
那时，钱学森是研究生，他的教授斯威德洛·冯·卡门（音）是系主任，一位匈牙利人，在八十年代就已是世界名人、大权威。他也跟大家坐在一起，也是即席发言。他也并不是说他讲的就准对，有时讲着讲着，他会摇着手说：“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个不对了，我收回。”
大家讨论时是很自由的，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老师是主持会的，尽管是名教授，他也只有一个任务。
每次大概用最后一刻钟时间，他来总结一下。这次用一小时讨论了什么题目，什么问题已经搞清楚了，结论是什么，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现在还不能够下结论，那么以后再研究。就这样实事求是，绝无以势压人。
教授是权威，可他对学生是完全诚恳的。那时候钱学森每个礼拜向老师汇报一次工作，是上老师家里汇报自己一周做了些什么。老师终生未娶，一直由他的妹妹帮他料理家事。
有一回，钱学森刚讲完自己这周工作，教授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骂道：你这个工作不对!完全错了!说着，把钱学森刚才递到他手中的汇报提纲也扔在地上：干嘛这样做!你错了，完全错了!
钱学森毕竟是中国人，有尊师的习惯。老师发脾气了嘛，他就不说了。但也没想通自己错在哪里，想等老师平静后再找机会谈。又过了一会，老师气消了一点，钱学森便告辞了。
第二天，三层楼顶角落头那间小屋的门笃笃笃被敲响。钱学森正趴在桌上看书，只应了一声：请进，也没去开门。他当时是研究生，小萝卜头一个。他想，没电梯乘，爬三层来找他的大约也都是小萝卜头吧。谁知一回头，哟，是老师!钱学森赶紧站起来。
没等他开口，老师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向钱学森深施一礼。口吻恳切地说：“钱学森，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错了，特来道歉!”
钱学森受宠若惊先红了脸，他赶紧请老师坐下。
是啊，注重礼教的中国传统，从来就是老师教学生，训学生，师道尊严嘛，哪里听说过老师向学生道歉?!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也算个知名学者吧，他被尊为至贤至尊至圣，只听说他讽刺、耻笑学生，从没听说他向学生检讨。
第二天，钱学森忍不住告诉其他同学，因为这种事在他看来真是奇迹。大伙都打趣他少见多怪：系主任对谁都是这样子，虽然是大权威，错就是错，错了就承认，错了就道歉，不管对谁。
慢慢的，钱学森也明白了习惯了这个道理：一个问题还没搞清楚的时候，知道谁是对了，谁就是错了？只有尊重科学，充分讨论，最后才能搞清楚，形成一个正确的意见。但是，这一个正确的意见怎么得来的？没有错误不可能有正确!所以说错了话的人，对最后的正确的意见也是有贡献的!所以，压制民主是最傻最笨的办法。钱学森自己当教授，也这样对待他的学生……
钱学森担心自己讲得太多了，繁忙的周恩来无暇听这么多这么细，有点犹豫。
周恩来一直微微歪着头，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注视着钱学森，听得很专心。此时他感觉到这一瞬间的停顿，微笑着催促：“讲得好，请您讲下去。”
钱学森放心了，直言不讳地说开了。
在这方面，日本人不行。五十年代初，钱学森还在美国时，见到一个日本的教授，这位教授的论文早巳在刊物上登出，很不错。他来看钱学森时，钱学森问，“你到美国来干什么啊?玩来了?你工作做得不错嘛，你不需要到美国来啊!”
“哎，你不了解!”那位教授深深叹口气说：
“我到美国来是呼吸新鲜空气来了。怎么说呢，在日本，我是教授，我教授就是火山，我下面的人从来不给我提一个不同的意见的!什么都是我说了，他就会：是是是，照着办。所以我觉得闷气得很!我到美国来，这儿是自由的，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钱学森点头赞成：“你这话倒不错，但是教授与教授之间总是平等的啦!”
他说：“哎，不行，每个教授是一个山头，这个山头不和那个山头通信的!”（按钱老对笔者的介绍，八十年代的日本还是这样。日本人拉外国的人才到那去工作，待遇非常好。但是这些人不愿意在那呆。英国科学经费困难，有些英国人也跑到日本去，他去以后顶多呆一年，别人问他为什么呆一年就走，回答说：日本不是生活上头的环境不好，而是学术的环境不好，不愿意呆!）
苏联怎么样？！苏联的院士对钱学森说：“苏联学术民主不好。”这个钱学森一九五六年到苏联去就发现了。他因刚从美国回中国不久，满脑袋装的是民主的，到苏联去别扭：假如这个场合有个院士在，就听院士，通讯院士就不吭声，不会讲话；在通讯院士下头的博士，更是什么都不说了。就叫院士一个人讲。
钱学森不理解：学术工作这样还行吗？翻译告诉他，这儿就是这样，等级森严。
我们中国人不笨，不仅不笨，中国人肯动脑子，肯拼命，很聪明。钱学森激动起来：我刚到美国时，中国还是国民党的中国，外国同学常拿男人梳辫子，女人缠小脚等为话题，取笑中国愚昧、穷困、落后。
我对他们说：“我们不行，国与国比。我不能跟你比。人跟人，我对你，看谁胜利!”
后来与我分手时，他们认输了：“看来你说的话对，你确实胜利了!”
“总理，我想说的不知说清楚没有，我是想说……”喉头哽咽，钱学森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握住钱学森的手，深情有力地一握，看得出他很激动：“学森同志，我都明白了，谢谢，谢谢你!”
像下达作战命令，在最短的时间里，在中央专委会统一指挥下，组织起中国科学界的精兵强将。部队、工人从祖国各地集结开赴戈壁滩腹地；各项研究工作、基建工作和配合工程都迅速上马。
隔段时间，周恩来便要找钱学森来汇报。了解工作进程，电话里他总特别要交代一句：“凡是有不同意见的都要来!”
开始钱学森为难：“总理啊，这样人太多了啊。”
周恩来答得干脆：“多就多一点．多一点没关系!”
汇报开始，听完主讲的，周恩来就要问：“刚才一位是主要汇报的，你们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他点着名，请一个一个人都讲，听到一个不同意见，总是鼓励说：“很好嘛，你讲下去，讲下去!”从不打断哪一个意见。
有一回，一个本来研究定的问题又重新议，周恩来让大家有啥不同看法的和盘托出。这时，一位秘书走到总理跟前，俯在他耳边讲了几句话，坐在近旁的钱学森从秘书口型的变化猜出，大概是提醒总理：这个问题你已经批过了。
“我批过算什么呢？！”周恩来大声说：“大家发言，如果不同意过去的意见，只要大家意见对，我可以改嘛!”
钱学森和在座同志喜形于色，情不自禁鼓起掌来。周恩来是总理啊，他讲这个话，不是充分民主又是什么?!在搞“两弹”整个过程中确实比较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整个科研队伍都比较团结。大家拼命干，苦一点，没关系．因为心情舒畅。
当然，周恩来领导下的专委会，对每项研究工作也并非总是议而不决。每项工作都有个带头人，叫总设计师，他有个班子：总体设计部。在充分民主征求了大家意见之后，总体设计部把意见汇总，有矛盾的也要分析出问题症结，都报给总设计师，总设计师有责任最后拍板。而且口说无凭，都必须亲笔签名。像将军指挥打仗下达总攻命令。
卫星放上去，总设计师立功；卫星掉下来，总设计师负责。
对于总设计师的最后决策，周恩来主持的专委会充分尊重，一点不干预。导弹实验时。聂荣臻给钱学森打电话：“导弹发射试验你全权负责，你到现场去指挥，定下什么时间发射，给我打个电话，我就做这个事情!”
周恩来、聂荣臻和专委会就做这样的事情，少吗?不，卫星上天，氢弹成功!
充分民主、高度集中，把“人民战争”的经验用在科学技术的组织方面来，这是“两弹”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外国人评价很高。八十年代，一位美国人写书，对中国原子弹成就作了探讨。他讲了五条成功的因素，特别提到，中国人设计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计划管理。
确实，中国人能吃苦，很聪明，能借鉴，更能创造，只可惜总有人妄自菲薄，仿佛自己掌嘴，越往死里打，越好，岂不知常常在重复着一个悲剧：捧着金碗要饭，结果依然改不掉乞丐的模样，哎，没法，真理与谬误常常一步之差，说说简单，真正潮流来了，总是随潮流走轻松，方便，反正横竖掏国家的腰包，无非交点学费，港币?美元?上亿上万?拿去!大爷不吝!
访问即将结束时，钱学森感慨万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代，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当然不能完全照搬“两弹”的经验，但是。在管理科学技术上，充分民主又高度集中，这点从前周恩来同志都做到了。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同志对知识分子工作，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吗？
我真庆幸能有机会向科学家请教，真正是得益非浅。然而，我还有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老师，他们人人给我展开一个侧面。翔实、生动、感人肺腑，是啊，周恩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拥有科学知识的人才，想方设法发挥各人专长又不求全责备，也不掠人之美，还要千方百计保护的事，实实在在说不完也写不尽。
一位老编辑、老伯乐曾这样劝我：不要受命于谁，赶时间赶进度搞那种急就章的应景作品。周恩来算得上是中西文化的结晶，中国从封建文化向现代化过渡中最典型的代表，你拿一生的精力去研究周恩来也值!
一位在英国呆过多年，又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翻译。老秘书则认为：周恩来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产物，应该说对他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的传统。要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社会，你才能懂得总理的一些做法。因为：）也是从旧社会来的，带着很多，远比我们设想得多的旧社会痕迹，因此就不能不采取旧社会的一些做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够白的就是白，黑的就是黑，历史上就不是这样!
什么是大局？为什么要顾全大局？周恩来不顾大局会有什么后果？写“文革”部分，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真的，那种时候，只有周恩来顾大局才能有效果。只有他这个地位，他这个威望，他的顾大局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可以把国家维系住，他处于的关键地位就在这!这个问题涉及面广啦，其他问题是次要问题……
有一位将军曾这样对我说过：周恩来一生都在走曲折的路，没有走过直路，但是，他确实象坚韧的古藤，他的生命活得很成功……
狂风怒号，天寒地冻，人们往往赞美松柏坚挺，看不大起落叶的古藤、干枝的垂柳、凋枯的小草，更不会赞美它们正以韧的坚持，等待来年春风吹又生!人们往往盛赞黄杨木的常青，殊不留意腊梅花是在干枯了枝条之后才绽出朵朵金花，给冰冷的世界送来春天的情。大自然中生命的延续靠坚，但是更离不开韧!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难道不同？!
我记得一处美景：从电影镜头中看过的汕头的古藤。当年南昌起义军撤至汕头时，它只是几弯小枝。
半个世纪以来，它经过台风袭击，暴雨浇淋，可谓风刀霜剑严相逼．它叶虽长落根不死。头虽长低气不屈，沿着曲折的路线向上攀登。如今，它凌空飞起，气势磅礴根深叶茂、花开千朵。
我爱杭州云溪的苍翠竹海，漫步林间曲径，我常常在绿色的陶醉中思绪飞腾，我想起西花厅门前花苑中的绿牡丹，它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竟然是偌大中南海里，在“种花变修、养鸟丧志”的时代也没被瓜菜代的幸运儿。
我想起西花厅曾改名向阳厅，向阳厅里又住过被追捕的贺龙元帅和夫人；
我想起周恩来浮肿的双腿和每晚泡腿的铁桶；
我想起周恩来的一号办公室；
我想起周恩来病房里常响着的越剧唱段《黛玉葬花》、《宝玉哭灵》；
我想起枫叶把整个青春献给了太阳以后，它就具有太阳的色彩；
我想起……
天哪，我想起的怎么都是周恩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可是，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真正的美和真正的智慧一样，都是非常朴素？是不是一切真正和伟大的东西，都是纯朴而谦逊？
我的探求远未完成；
我的写作远未完成；
但现在我要搁笔了，因为我的理想，我的追求，我的思索，我的猛醒，本身就是未完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二稿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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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美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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