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危机非常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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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还有1980-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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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资本主义世界每年都发生经济危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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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1957-1958年世界经济危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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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年-1982年）

     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从1977年1月到 1980年1月为高涨阶段，但37个月时间里工业生产仅增长15.4%，折合年均约4.8%，比以往各次高涨都低。英国则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连德国、日本经济都落入滞胀，无法自拔。

     然而，旧账未清，新账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各主要工业国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危机程度超过上一次。在美国，危机历时三年左右，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13.77美元涨到37.29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触发了经济危机。公司纳税后利润在1982年仅为556亿美元，比1979年下降43%。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相当于1933年的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10.8%，刷新上一次的记录。危机期间，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4%。对外贸易逆差也创下364亿美元的新记录，出口值从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

    英国于1979年7月陷入危机，于1981年5月达到最低点。工矿业生产指数降幅为12.1%，刷新上一次危机的记录。其中纺织、冶金、和建筑业下降最大，1981年第二季度与197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9.3%，29%和18.6%。如果不是北海油田的开发，1980年英国工业生产还要下降8.2%，gdp还要下降3%。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猛增。1980年8月失业率达8.3%，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仅次于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国同样的是，物价上涨率达两位数，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3%，18%，11.9%，只是由于撒切尔政府采取以抑制通货膨胀优先的政策，1982年通货膨胀率才降到8。6%。其代价是经济进一步衰退，1979年，1980年，1981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8%，-2。4%，-2。4%。

     由于西德马克不断升值，工资成本提高迅速，国际竞争力下降较快，西德的危机更严重。从1980年3月到1982年12月，西德的危机持续了 34个月，时间之长远在其他各国之上。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11.7%，固定资本投资下降25.4%，失业率从3.7%上升至8.6%，失业人数从 81.8万猛增到203.2万，同时，则是物价年平均上涨率高达35%。为了应对危机，三年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574亿、761亿和700亿马克，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赤字，1980年时逆差高达286亿马克。

     日本受危机的影响最轻。危机持续时间最短，没有出现连续6个月的生产下降，而且生产下降幅度很小.以年率计算，1980年，1981年， 1982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工矿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7%，0.95%，0.35%。同时，物价上涨幅度比其他国家小。只所以如此，是由于日本企业将上一次危机变成了技术更新的强大动力，重新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结束后，日本节能型的家电、汽车涌向世界各国，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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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1995年墨西哥经济危机及对中国的启示
2015/06/07 09:05:04  作者：淘金者  来源：淘金者       
在20世纪大部分年份里，墨西哥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而它碰巧位于美国这样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的南部。墨西哥的繁荣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已经把它的经济转变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兴市场的成功史话。
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并很快波及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形成了震惊世界的拉美经济危机。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此次危机的根源，国际收支失衡是此次危机的导火索。


墨西哥金融危机概述
1994年12月至1995年3月，墨西哥发生了一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震撼全球，危害极大，影响深远。
1994年12月19日深夜，墨西哥政府突然对外宣布，本国货币比索贬值15％。这一决定在市场上引起极大恐慌。外国投资者疯狂抛售比索，抢购美元，比索汇率急剧下跌。12月20日汇率从最初的3．47比索兑换l美元跌至3.925比索兑换l美元，狂跌13％。21日再跌15．3％。伴随比索贬值，外国投资者大量撤走资金，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两天锐减近40亿美元。墨西哥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42．17％，这在现代金融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墨西哥吸收的外资，有70％左右是投机性的短期证券投资。资本外流对于墨西哥股市如同釜底抽薪，墨西哥股市应声下跌。12月30日，墨西哥IPC指数跌6.26％。1995年1月10日更是狂跌11％。到3月3日，墨西哥股市IPC指数已跌至1500点，比1994年金融危机前最高点2881.17点已累计跌去了47.94％，股市下跌幅度超过了比索贬值的幅度。
为了稳定墨西哥金融市场，墨西哥政府经过多方协商，推出了紧急经济拯救计划：尽快将经常项目赤字压缩到可以正常支付的水平，迅速恢复正常的经济活动和就业，将通货膨胀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向国际金融机构申请紧急贷款援助等。为帮助墨西哥政府渡过难关，减少外国投资者的损失，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决定提供巨额贷款，支持墨西哥经济拯救计划，以稳定汇率、股市和投资者的信心。直到以美国为主的50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援助逐步到位，墨西哥的金融动荡才于1995年上半年趋于平息。

根源
显而易见，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是比索贬值。而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后不久就诉诸贬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汇储备不断减少，无法继续支撑3.46比索兑1美元的汇率。那么，墨西哥为什么会面临外汇储备不足的困境呢？
萨利纳斯上台后，政府将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把比索钉住美元）。以汇率钉住为核心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虽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较为成功的，但是，由于本国货币贬值的幅度小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幅度，币值高估在所难免，从而会削弱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估计，如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比索的币值高估了20％。此外，这样的反通货膨胀计划还产生了消费热，扩大了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在进口急剧增加的同时，墨西哥的出口却增长乏力。在1989—1994年期间，出口增长了2.7倍，而进口增长了3.4倍。结果，1989年，墨西哥的经常项目逆差为41亿美元，1994年已扩大到289亿美元。从理论上说，只要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能保持相应的盈余，那么经常项目即使出现较大的赤字，也并不说明国民经济已面临危机。问题的关键是，使资本项目保持盈余的外资不该是投机性较强的短期外国资本。而墨西哥用来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资本项目盈余却正是这种资本。80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间接投资净额为50亿美元左右，而至1993年，这种外资的净流入量已近300亿美元。据估计，在1990—1994年，间接投资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资总额中的比重高达2/3。
为了稳定外国投资者的信心，政府除了表示坚持比索不贬值以外，还用一种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取代一种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结果，外国投资者大量卖出与比索挂钩的短期债券，购买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墨西哥政府发行的短期债券已高达300亿美元，其中1995年上半年到期的就有167.6亿美元，而外汇储备则只有数十亿美元。事实表明，墨西哥政府用与美元挂钩的短期债券来稳定外国投资者信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这种债券固然在短时间内达到了目的，使200多亿美元的短期外资留在国内，但由此而来的风险更大，因为比索价值的下跌，不管其幅度大小，都会降低间接投资的利润，从而加剧资本外流，也使短期债券市场面临更大的动荡。因此，到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已处于一种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一方面，无法摆脱对外国间接投资和短期国债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两种资金来源使墨西哥经济愈益脆弱，政府的回旋余地不断缩小，而金融投机者的影响力则持续增加。当政府宣布比索贬值后，金融投机者便大量抛售短期国债。
所以说，外汇储备的减少、比索的贬值是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用投机性强、流动性大的短期外国资本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则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

社会经济原因再分析
墨西哥金融危机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总结于以下三点：
①金融市场开放过急，对外资依赖程度过高。
墨西哥通过金融开放和鼓励外资流入，1992-1994年每年流入的外资高达250亿-350亿美元。而外贸出口并未显著增长，外贸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从1987年的9．4％增至1993年的31％，结果造成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在230亿美元的高水准徘徊，使得整个墨西哥经济过分依赖外资。
②政局不稳打击了投资者信心。
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农民武装暴动接连不断，执政的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科洛西奥和总书记鲁伊斯先后遇刺身亡，执政党内部以及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争权斗争十分激烈。政局不稳打击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进入墨西哥的外资开始减少，撤资日益增多。墨西哥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来填补巨额的外贸赤字，造成外汇储备从1994年10月底的170亿美元降至12月21日的60亿美元，不到两个月降幅达65％。
③忽视了汇市和股市的联动性，金融政策顾此失彼。
墨西哥政府宣布货币贬值的本意在于阻止资金外流，鼓励出口，抑制进口，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但在社会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极易引发通货膨胀，也使投资于股市的外国资本因比索贬值蒙受损失，从而导致股市下跃。股市下跌反过来又加剧墨西哥货币贬值，致使这场危机愈演愈烈。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
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冲击作用。由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国投资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全拉美国家，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引发拉美股市猛跌。在墨货币危机发生的当天，拉美国家的股票指数同墨股票指数一起下滑。其中巴西股票指数下降11.8%，阿根廷下降5.0%，智利下降3.4%。1995年1月10日股价指数与1月初相比，巴西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证券交易所分别下跌9.8%和9.1%，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证券交易所下跌15%，秘鲁利马证券交易所下跌8.42%，智利证券交易所下跌3.8%。同时拉美国家发行的各种债券价格也出现暴跌。在股市暴跌中，投资者从阿根廷抽走资金16亿美元，从巴西抽走资金12.26亿美元，相当于外资在巴西投资总额的10%，整个拉美证券市场损失89亿美元。
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1995年1月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作为墨西哥邻国的美国受到巨大冲击，美国在墨的200亿美元股票就损失了70亿美元，加上比索贬值，损失近100亿美元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教训
作为“新兴市场时代”出现后的第一次大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除必须保持国家政局稳定外，下面两条也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首先，要正确把握实现金融自由化的速度。墨西哥的金融自由化进程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加速了金融危机的形成和爆发：
（1）银行私有化后，由于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正规的信贷监督机构，银行向私人非金融企业提供的信贷大量增加。1988年，这种银行信贷相当于GDP的比重仅为10％，1994年已提高到40％以上。坏账的比重也不断上升。
（2）1989年取消资本管制后，包括投机性短期资本在内的外资大量涌入墨西哥，仅在1990—1993年就有910亿美元，占同期流入拉美地区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这些外资在弥补经常项目赤字的同时，也提高了比索的币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墨西哥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使经常项目赤字更难得到控制。因此，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运作尚不完善、对国际资本的流动缺乏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慎重对待金融自由化，适当控制金融自由化进程的速度。
其次，必须慎重对待经常项目赤字。萨利纳斯政府始终认为，只要墨西哥有能力吸引外国资本，经常项目赤字不论多大，都不会产生风险。它还认为，如果外资流入量减少，国内投资就会随之萎缩，进口也会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就自然而然地下降。所以，萨利纳斯政府对经常项目赤字持一种听之任之、顺其发展的态度。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
第一，大量外资的流入有可能提高本国货币的币值。
第二，只有在外资被用于生产性目的时，资本流入量的减少才能影响国内投资的规模，进而达到压缩进口的目的，使经常项目状况得到改善。
第三，在墨西哥，大量外资被用于进口消费品（包括奢侈性消费品）。消费的性质决定了这样一个难以扭转的趋势：虽然用于进口消费品的外资减少了，但其他形式的资金会取而代之。因此，外资流入量的减少并非永远能够控制经常项目赤字。
第四，即使外资被用于生产性目的，其流入量的减少也会对所投资的工程带来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投资者或以更高的代价筹措其他形式的资金，或推迟工程的完工日期。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S·爱德华兹认为，经常项目赤字不应该长期超过占国内生产总值3％这一限度。而墨西哥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经常项目赤字已达29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8％。

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持汇率稳定。中国的这种安排的可行性在于：首先，浮动汇率允许政府更灵活地控制汇率。其次，人民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货币，中国政府仍保持对资本帐户强有力的控制。
通过1993年和1996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在这四种风险业务上的投资占其总资产的比例的比较，我们发现，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每一种风险业务上的投资比例都超过了10%，1993年与1996年在这四种业务上的投资比例都达到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而商业银行遵循保守性的原则，投资风险业务比较谨慎，其在抵押品贷款和证券投资这两种业务上均未作投资，即使在不动产贷款与消费者贷款上的投资比例也远低于非银行金融机构。很明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资产远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遭受风险的可能性极大。
另外，由于政府管制松弛和非金融机构难以进入公司借贷业务，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风险承受力极低。当泰国中央银行于1995年中期开始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以抑制经济过热时，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马上大受打击。从1996年6月到1997年7月，泰国证券交易指数跌幅超过60%。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不动产和消费者贷款方面的坏帐急剧上升。它们所持有的证券大大贬值。另外，尽管非金融机构80%的贷款是完全抵押的，但这些抵押品在一个下降的经济体中价值很低。这些因素都使非金融机构在经济出现困难时马上陷入困境，从而引发整个金融部门的危机。如何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也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防止金融危机的四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保持经常帐户的基本平衡。
第二道防线是继续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部门。
第三道防线是将国际储备保持在相对较高较安全的水平，比如1000亿至1500亿美元之间。
第四道防线是继续控制资本帐户，同时逐渐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如果上面四道防线中的任何一道被冲破，都将是一个危险信号。但是，有一点中国与墨西哥和泰国非常相像，即三国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危险：银行系统中有大量的呆帐。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的总贷款为4万亿元，据保守估计其中有9000亿元是呆帐，约占国有银行总贷款的22.3％。低资本充足率和高不良贷款比率使得中国的银行系统异常脆弱。如果一个突发事件使得人们预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流动性和偿债能力存在问题，银行挤兑就有可能发生。银行挤兑一旦发生，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通胀率上升，人民币贬值，甚至银行系统崩溃。从这一点来看，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银行系统脆弱的基本因素是存在的，潜在的威胁是现实的。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资本市场的开放有一个顺序,可能最先是政府借款为主，接着是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然后是外国金融机构来华设立机构，逐步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再是有限度地允许证券组合投资，最后是一个有较高监管水平的高效资本市场的全面形成。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各国经验来看，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成功的可能性大。日本、台湾、韩国等的金融开放相对其经济发展都是滞后的(尽管当时美国对它们的压力很大)，总的来说它们都是成功的。墨西哥、泰国和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开放尽管速度很快，但它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人说泰国的金融开放是吃亏还是占了便宜，目前还说不清，理由是没有金融开放就没有泰国前一段的高速发展。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这样一条路，它可以使我们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向，而不发生这样大的危机？我们对金融监管一定要加强。金融开放要渐进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我们无法在一夜之间建立好金融监管体系。发展中国家对金融业的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的操作水平、内部监控水平的提高需要时间。一下子就把发达国家的银行、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放进来，政府不知如何去监管，也没有手段去监管，国内的金融机构只学洋人其表(现代金融工具、衍生工具)，而不知洋人其里(内部监控系统、激励制度)。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如果金融监管滞后，就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国，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有利于相对独立地实施本国的货币政策，从而不断化解不平衡因素，防止问题的积累和不良预期所可能产生的剧烈振动。



从美国30年代大萧条“吃掉”道指33年的“积累”，到1999年3月29日，道指首破10000点大关；从2007年的6124点，到2008年10月28日的1664点；从1997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大事件的发生羁绊着每一位投资人，其中夹杂着欢笑与泪水，让我们重温这些【淘金大事件】，寻找全新感受和人生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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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下1973～75年经济危机
weixinweiboqqqzone 领域fJA77U | 浏览 96 次  2014-06-23 11:21
2014-06-23 12:50 最佳答案
从1961 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8年的繁荣期。危机使美国工业的工资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带动军费支出猛增，国内需求不断膨胀，更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是美国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企业现代化投资占全部厂房设备投资的60%-70%，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高达3.4%。这一繁荣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61年到1965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增长迅速，物价比较稳定。此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至1966年下半年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就国际经济而言，1965年上半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1966年至1967年西德爆发经济危机，增加了美国进出口的压力。只是由于侵越战争升级，军费开支猛增，才阻止了一场危机的到来。代价是累计财政赤字高达604.5亿美元，再加上信贷扩张，为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同时，美国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到1968年时已不到10亿美元，国际收支则连年巨额逆差。1969年至1970年，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新一轮危机。危机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止，工业生产下降8.1%，其中设备和耐用品制造业面临日本和西德的激烈竞争，降幅最大，分别达17.4%和15.6%。失业率上升为6.1%，而且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1972年经济进入新的高涨阶段后，失业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此次危机还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美元危机频仍。1970 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猛增，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急剧减少。 但是，这次危机对西德和日本的影响仍然较小，虽然德、日两国生产亦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由于德、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加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美元贬值、减税、扩大政府支出、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美国的危机亦得以摆脱，从1972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又进入周期性高涨。 这次高涨持续了23 个月。由于美元贬值，美、日、德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化。为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除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外，各国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向海外迁移，世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因此，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加速到来。终于，1973年12月，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 触发这场危机的是石油涨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售价从每桶2.48美元上涨至11.65美元。在一个需求螺旋萎缩的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涨使需求萎缩突然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了。 在美国，危机从1973 年12月持续到1975年5月，GNP下降了5.7%，工业生产下降了15.1%，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打击尤为严重。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 23.6%，企业的设备投资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战后的空前纪录。失业率高达9.1%，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达41.9%。而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1.4%，1975年上涨11%。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在1973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又在1975年春或夏走出危机。 日本受危机的打击更严重。因为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石油价格暴涨后，不但国内需求萎缩，而且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 20.6%，超过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 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数创战后最高记录，达11738家，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1.3万家，刷新了记录。这一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在这一轮倒闭风潮中倒下，如阪本纺织公司，东京钟表公司，“兴人”公司等。其中仅“兴人”公司一家即负债2100亿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高达112万，也创战后最高记录。 英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粗钢产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小汽车产量下降了 12%。大批企业倒闭，565的企业开工不足。危机中最高失业月份的失业人数达125万。企业纯利率从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 1975年的3.6%。英国股市崩溃，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跌落了 76.2%。由于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危机期间贸易逆差上升到123亿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产下降的同时，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却高达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批发物价指数更高，1974年达48.9%。 西德的工业生产下降10.9%，首次达到两位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6%，失业人数增至119.4万，失业率从1972年的1.1%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4.7%。但总的来看，西德受影响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国轻。 为摆脱危机，美国的对策是赤字财政。1975 年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而且此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西德三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27.8亿马克增至585.5亿马克，而1966年到1967年危机时财政赤字最多仅为70亿马克。英国着重控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1976年的 16.5%下降到1978年的8.3%，而代价则是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应对措施看来最得力。在萧条期间，日本企业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生产能力数量扩大的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 1965 年占57.5%，1971年为49%，1975年下降为24.3%，1978年更降为15.3%。经过技术改造，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费下降27.8%，金融费节约27%，库存费用节省8.9%，营业所和工厂关闭节减费用9.5%，其他费用23.9%。以钢铁工业为例，连铸比从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0.35-0.4之间，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0.76。这样，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同时又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顺利渡过1980年-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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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71，1972年美国经济危机的资源

(2008-03-29 07:33:00)
70年代以来, 美国出现了以滞胀(Stageflation)经济为特点的结构性危机。在经济滞胀期间，美国和西方世界发生了1973－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英国开始, 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企业破产严重,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瓦解, 加上中东石油战对发达国家的打击,都使得1973-1975年危机比起战后至70年代前的西方经济危机要严重得多。

接着1979-1982年,在西方世界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于1979年7月从英国开始, 随即波及美国。危机时间之长创战后新记录，工业生产下降幅度在11.8-22％之间; 企业倒闭率和失业率均创战后新记录, 美国失业比例高达11％以上; 物价持续上涨, 消费物价年增幅均超过两位数, 而利率居高不下。

在滞胀期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 1970、1971年为4.5％, 70年代为7.1％, 1980年初为18％, 1960年10月到1973年12月, 美国先后发生10次美元危机, 1977年10月到1978 年11月, 又连续发生8次美元危机, 1980年1月21日, 每盎斯黄金兑换美元高达785,1971年8月前只需35美元。

与在这以前的传统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不同, 七十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 从时间上看,比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要长得多; 从表现形式上看, 结构性危机往往是生产停滞或低速缓慢增长; 从波及面看,结构性危机期间各国不是同步发展的, 时而伴生美元危机、能源危机, 时而伴生贸易失衡、信用危机; 从直接导因看: 主要由结构失衡而触发的。

经济滞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作为滞胀现象,兼有生产停滞(stagnation)或缓慢发展和inflation。造成滞胀经济的深层原因在于: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内、对外经济干预政策处于交替调整时期的综合产物。

在滞胀经济恶化的同时, 美国的社会生产力，正面临着大调整: 旧工业、旧技术、旧工艺、旧产品所体现的“夕阳”工业不景气, 进行又改造需要时间, 新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所体现的“朝阳工业”取代“夕阳”工业也需要时间;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正面临新的脱皮转折期, 形成强有力的新的生产力同样需要时间; 这时劳动力又面临新的调整, 美国1950年民间劳动力6220万人,1970年8270万人,1980年10860万人。1950-1965年, 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增加了9.8％, 1965-1980年有5500万人加入了劳动大军, 增加了40.5％, 1950-1960年就业人数增加690万, 1970-1980年增加到1860万人, 但1970-1980年的失业人数和失业比例仍有增无减。与以往不同, 还增加了地区性、部门性的结构性失业现象, 从而使失业问题的解决面临新的难题。

在这期间, 西方世界经济关系的结构也发生了新的调整。表现为从1971年8月起,美元霸主地位的结束, 美、日、欧经济关系面临新的调整。尼克松在1971年12月承认: 布雷顿森林协议“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成的”,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经济上的强国, 而是欧洲的各国、日本、亚洲、加拿大和北美——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强大的”。1973年由于中东“石油战”的结果, 西方廉价石油原料时代宣告结束。它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列强垄断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 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70年代以来的经济。1977年4月18日, 卡特总统在电视演说中说: “能源危机还没有把我们压垮, 但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 它就要把我们压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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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滞胀现象, 经济学界和史学界迄今众说纷纭。[4]现代凯恩斯主义主流综合学派对滞胀的解释和对策仍处于难以自圆其说的境地, 保罗·萨缪尔逊在他的<<经济学>>中说: “能否同时享受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好处? 这个问题是一个在混合经济中到处使人心神不宁的幽灵。”“问题、问题、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一国经济的健全运行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没有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现在能够告诉你根治癌症的办法, 对停滞膨胀这个现代病症, 经济专家们现在也没有能够就一种令人满意的医治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提出的对策都有很大的争议, 而且许多对策产生的副作用比病症本身还要糟糕。”[5]“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为限制通货膨胀所必需的失业率越来越高。这一问题似乎确确实实变得越来越严重。”[6]激进派代表人物谢尔曼，霍华德·J认为: “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当今美国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他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根源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垄断势力。”[7]

国内学术界对滞胀的讨论, 迄今仍在继续。除了对它的内含和实质各持己见外[8]在原因的探讨方面, 经济学界主要的看法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产物论。[9]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变化论[10]、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论等[11]。史学界还有滞胀新规律说。[12]

在经济滞胀期间，西方世界发生了1973－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从英国开始, 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在这期间, 西方发达国家工业生产普遍持续大幅度下降,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下降了8.1％, 其中钢下降14.5％, 小汽车下降了18.6％; 企业破产严重, 最初两年内西方十国资本在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倒闭12万多家; 股市行情惨跌,英国高达52％, 超过了三十年代大危机水平; 固定资本投资减少,房屋建筑投资下跌更惨;失业人数剧增, 1975年全失业人数达1,500~1,800万人; 物价继续上涨。1974~1975年间, 消费物价指数上涨联邦德国为11.1％, 英国则高达43.9％。由于滞胀的加剧、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瓦解, 和中东石油战对发达国家的打击,都使1973-1975年危机比起战后至70年代前的西方经济危机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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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至今美国经历的10次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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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固有的，是其制度必然衍生物。在这个普遍联系的世界中，美国每一次经济危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世界各地总有大事发生。试想，如果坚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路线，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平交易，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坚持下来吗？美国人民会答应吗？
　　"衰弱巨人综合症"的典型案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外交学会国际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贾格迪什.巴格瓦蒂在发表于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称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利己"的霸权国家。他将美国形容为一个患上了"衰弱巨人综合症"的典型案例。


20世纪至今美国经历的10次经济危机


　一、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当时"市场不干预主义"占垄断地位，美联储面对股灾袖手旁观，造成了股市崩溃和大萧条。罗斯福1933年3月4日上台后，着手实施"新政"，建立一整套以法律为基础的监管构架。这些措施包括政府直接注资、提供银行担保、降息等，开辟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新路。这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政府干预股市行为。
　　二、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1948年8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美国经过了战后短暂繁荣后的突然爆发。形成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形成的高速生产惯性，和战后重建时国际国内市场需求暂时萎缩，两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美国经济进入衰退。
　　为了缓和危机，1948年，杜鲁门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其实质是美国对欧洲进行援助的计划，也称为"欧洲复兴计划"，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功缓解了美国这次持续15个月的经济危机。


　三、1953-1954年：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
　　1953年7月，上台未久的艾森豪威尔结束了朝鲜战争。受战争失败的拖累，美国经济在战争中形成的高涨过程被打断，陷入经济危机，工业生产的幅度下降9.1％，失业率达6.2％.衰退时间持续了将近1年，直到1954年4月才结束。
　　为了应付危机，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用减税、削减联邦政府开支的办法。联邦储备当局改变紧缩通货政策，实行放松银根政策，这种作法导致了通货膨胀。
　　四、1957-1958年：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　　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战后第三次陷入衰退，这次危机时间虽比较短，但较前两次危机严重得多，出现了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新情况。美国工业生产骤然下降13.5％，失业率高达7.5％.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2％.美国的出口竞争力也被进一步削弱。
　　美联储采取提高利率的紧缩政策，又诱发了1960年的经济危机。
　　五、1960-1961年：第四次经济衰退
　　美元危机首次出现1960年2月到1961年2月，美国发生了战后的第四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6％，失业率为7％左右。美元危机首次出现，美元大幅贬值，美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不景气，并不断膨胀。　　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经济的"三大支柱"——钢铁业、汽车业和建筑业，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农业危机也正在深化。危机期间，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1960-1973年先后发生了十次美元危机）。
　　因此，肯尼迪政府面临两难处境：若要保卫美元，缓和美元危机，就必须提高利息率，收缩通货，这势必使生产过剩危机恶化；相反，若要缓和生产过剩危机，则必须降低利率，扩张信用，膨胀通货，这势必又使美元危机恶化。为此，美联储制定了既保卫美元又实现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即采用双重利率措施，对短期贷款提高利率，对长期贷款降低利率，从而起了抑制黄金外流和克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六、1969-1970年：战后第五次经济衰退
　　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发生了战后第五次经济衰退。工业生产下降8.1％，失业率达7％以上，而且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1972年经济进入新的高涨阶段后，失业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
　　此次危机还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美元危机频仍。1970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猛增，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急剧减少，对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七、1973-1975年：战后最严重经济危机（世界第二次经济危机）
　　七十年代开始，由于巨额财政赤字和信用的扩张，加速通货膨胀的飞跃发展，滞胀成为困扰美国经济、政治的最严重的问题。1973年10月，在能源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在危机发生一年之后的1974年12月，美国汽车工业下降幅度高达32％，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比危机前的最高点下跌近一半，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2％.此外，美元的贬值和此次危机的产生也不无关系。1971年，为防止美国黄金储备的严重枯竭，尼克松政府宣布暂停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以每盎司黄金换35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兑换黄金；当年12月，美元正式贬值7.8％；1973年1月，新的美元危机再度爆发，2月2日美元再度贬值10％.至此，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瓦解，经济危机呼之欲出。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福特政府主张用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反对增加联邦政府开支，曾多次运用总统否决权反对减税。1975年第一季度，美国通货膨胀率达到12％，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达10％以上，失业率达到8.3％，经济形势恶化，直到1976年才缓慢回升。
　　八、1980-1982年：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世界第三次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从1977年1月到1980年1月为高涨阶段，但37个月时间里工业生产仅增长15.4％，折合年均约4.8％，比以往各次高涨都低。
　　旧账未清，新账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猛涨，严重打击美国经济，加剧美国外贸逆差，加深滞胀趋势。美国经济三年内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相当于1933年的水平。失业率高达10.8％，刷新上一次的记录。危机期间，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3.4％.对外贸易逆差也创下364亿美元的新记录，出口值从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直到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后，运用减税、减规、减开支和节制通货流量等"里根经济学"，才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出"滞胀"，出现巨大的回升。
　　九、1990-1991年：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
　　里根政府留给1989年上台的布什的是沉重的负担——高赤字和高国债。1990年10月至1991年3月，美国陷入战后第八次经济危机。布什以多次降低利率和发动海湾战争刺激经济，但也难以摆脱衰退。
　　此次危机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却保持长期萧条，复苏缓慢乏力。以"重振美国经济"的政纲当选总统的克林顿上台后，即针对里根-布什政府遗留的两大难题——巨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联邦债务，提出增税节支、削减财政赤字的具体办法，即对富人增税、对中产阶级减税、精简机构、削减政府开支，进行福利制度改革等等。直到1994年，美国经济开始回升较快，持续增长约4％，通货膨胀被控制在3％以下。
　　十、2007年至今：美国次贷危机
　　2007年3月爆发的次贷危机，一直呈现蔓延并深化的趋势。楼市暴跌沉重打击了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市场。在愈演愈烈的次贷风波中，众多对冲基金沦陷，许多欧美知名大投行相继中箭落马，金融机构股票狂跌，资金链濒于断裂，资本泡沫随之席卷而来，逐渐发展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风暴，也是美国金融市场2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远仅次于30年代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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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危机简史（1788-2000年）

(2011-06-03 22:35:30)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1788-2000年）

海宁评论：
    最近5次世界经济危机的间隔，大致在8到9年：2008严重经济危机，欧美房地产泡沫破裂；2000轻微经济衰退，房地产泡沫启动；1990-1991严重经济危机，欧美房地产泡沫破裂；1980-1982轻微经济危机，房地产泡沫启动；1974-1975严重经济危机，房价大跌。以上一次大危机，间隔一次小危机。

    中国经济，1973-1975，遭遇粮荒，北方14省缺粮，铁路运营不畅通，邓出马后，首先搞的是铁路秩序。1980-1982，也对1978小跃进后产生的通货膨胀进行了治理。小调整。1990-1991，对1988年物价闯关产生的通货膨胀，进行了治理和调整。大调整。
中国经济，1998-2001，治理打击90年代经济过热，和国有企业改制产生的通货紧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是受益者）

1869 - 1873，是第一次世界性大萧条，以1873年9月（也是9月）美国铁路投资公司的倒闭为高潮。期间发生了1871“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失败后，领导集体大部分成功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最后流放者和逃亡者于1880年获得了特赦。一些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还很杰出，成为了巴黎市议员、代表或者参议员。

    主张给予劳工福利的社会主义思潮，主张彻底消灭剥削的共产主义信仰，开始流行。1870 - 1930，近60年里，产生了第一国际(1864 - 1876)，第二国际(1889-1916,五一劳动节，8小时工作制的来源)，第三国际（1919.3-1943，即共产国际，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受命组建中国：））。

    1930 - 1980,近50年，是世界福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50年。马克思的思想里，有德国的哲学思想，法国的平等与革命思想，还有英国的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被移植到了工业企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有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就是给纽约《New York Tribune》写文章，他提倡的同工同酬，给予妇女平等权利，保护妇女和童工，5天工作制，给予普通人免费或者可负担的技术教育（是的，他特别提到了技术教育权利），都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实现。此外，除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大部分实现了全民医疗，欧洲大部分国家实现了近乎免费的大学教育。全民医疗，免费教育，廉租房，失业保障，社会养老金，残疾保障等，在发达国家全面实施。特别是平等与革命思想的输出地法国。很多原殖民地，1950 - 1970年代，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政权，比如"大利比亚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群众国",埃及曾经也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因为不够纯粹而被拒绝。
    1980 - 2030，大致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扩大的50年。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将继续扩大，但是不可能以1998 - 2008的速度扩大。美国的贫富差距1970年左右达到最小，此后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也会继续扩大，具体参考《世界是平的》。世界在接下去的10几，20几年，还将向资本方倾斜。朝鲜金二日，古巴卡斯特罗死掉后，搞改革开放的机率很大，他们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给个每月（50斤大米 +　5斤猪肉）的工资(也就是说每天工资一美元，每月30美元，极端贫困的国家的工人，是没有休息日的)，他们就非常愿意为国际市场打工。非洲还有大量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还没有被开发。

道琼斯股指走势1896年～2011年


世界经济危机简史（1788-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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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世界经济危机简史（1788-2000年）
第一次经济危机（1788年）

第一次经济危机是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不久。1770年代和1780年代是英国纺织工业技术革命的年代。1764年发明手摇珍妮纺纱机，使纺纱效率提高 20倍左右；1771年第一家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出现，纺纱效率进一步大幅度提高；1781阿克莱的专利权被判剽窃。阿克莱丧失专利权后，水力纺纱机厂大量涌现，到1788年，已有143家水力纺纱机。1779年出现骡纺织机，1785年起，瓦特的蒸汽机开始迅速应用到棉纺织业。这样，纺织行业的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大大超过了消费能力，产品大量积压，商家被迫折价抛售。1788年，棉花进口额与1787年相比，下降了12%。同年，破产事件增加近 50%，工人大量被解雇，兰开夏和柴郡等地的棉纺织工陷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大量破产一方面减少了商品供给量，另一方面降低了未破产企业的工资成本，这两者合起来使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企业利润回升。更重要的是，本次危机仅仅局限于纺织工业。与纺织工业的大发展相比，运输成了瓶颈。不久，从1789年至 1792年，政府发出了30份开凿运河和改善内河航道的许可证，内河航运业蓬勃发展，吸收了大量工人，并扩大了本国市场。与此同时，价格下降风潮扩大了英国棉纺织业的对外竞争力，棉纺织品对外出口额显著上升。这样，短短一年以后，供不应求局面重新形成，价格上涨，竞争缓和，棉纺织业再度繁荣。繁荣从 1789年持续到1792年，这一期间不但内河航业、机器制造业兴旺，而且银行数量迅速增长，地方银行增加到400家，银行贷款额增长得更为迅速。银行贷款使筹集资金更主容易，工业投资迅猛增长，投资品需求旺盛，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出口不断增加。否则，这次繁荣时间可能缩短，随后相应的危机程度也可能减轻。

第二次经济危机（1793年）

然而，纺织工业的投资和生产能力的增长又一次超过了其他部门的吸纳能力，第二次危机降临了。1792年末，物价开始下降，破产事件开始增加。 1793年英国对法国宣战，英国对法国及欧洲大陆的出口严重萎缩，物价急剧下跌，1792年到1793年，100支棉纱价格从30先令跌至16先令。企业破产数量急剧增长，甚至连一家最大的负债达100万英镑的企业也宣告破产。企业破产带动银行破产，400家地方银行有100家停止支付。

大量破产减少了供给，价格暴跌扩大了需求，两者结合使棉纺织业的激烈竞争迅速缓解。战争虽然使对欧洲大陆出口锐减，但大量的军事订货推动了重工业和机器加工业的发展，扩大了国内需求。军用被服订单大增，呢绒业率先走出危机。降价增加了外国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对美洲出口弥补了对欧洲出口的损失而有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或被招募至军队，或漂洋过海到美洲谋生，工资止跌回稳，使工人的纺织品市场得以恢复。因此，到1794年，工商业的状况开始好转。

第三次经济危机（1797年）

过了四年，第三次危机爆发。1794年到1795年，英国农业歉收，粮价飞涨，工业品的需求下降。军事开支一部分扩大了内需，另一部分却造成了国际收支失衡。1793年到1796年间，英国在国外军事开支高达3800万英镑，加上大量进口粮食，使英国黄金滚滚外流。黄金外流使金价上升，许多银行倒闭，市场需求进一步缩小，物价大跌，终于促成了1797年的经济危机。黄金危机给英国纺织工业的打击可谓是雪上加霜。然而，由于纺织和动力技术仍在迅速进展中，采用新技术的大企业很快适应了下跌的物价，并且有新的利润产生，纺织业不久又繁荣起来。

第四次经济危机（1810年—1814年）

好景持续了12年，到1810年第四次危机终于爆发。由于繁荣持续的时间长，这次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超过以往各次。1808年，美国对英国实行禁运，严重威胁了英国纺织品的出口，并使棉花价格暴涨。英国被迫把目光投向南美。南美被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新市场，在出口信贷的支持下，大量纺织品被送进了南美各地的货栈，使纺织业的繁荣得以延长至1810年。但是，1809年英国农业再度歉收，国内市场严重萎缩。因此，当1810年南美的纺织品开始退回英国时，英国的纺织工业失去了希望，一泻千里，大工厂裁员过半，中小工厂关门大吉，物价下跌40-60%。正在市场一片恐慌之际，1811年春，美英开战，美国再次对英国实行禁运。雪上加霜的打击。

危机持续了4年多，单纯靠淘汰落后企业、裁员、削减工资、降低价格，都不足以使纺织工业庞大的生产能力得以消化。

第五次经济危机（1816年）

1814年世界市场出现巨大转机，拿破仑战败，欧洲大陆市场开放，英国商品对欧洲大陆的出口额从1811年的1300万英镑，急增至1814年的 2700万英镑；1815年，英美战争结束，英国商品对美国输出额从1814年的8000英镑激增至1330万英镑。于是，英国工业空前繁荣。但是，英国货的生产和运输能力过于强大。1814年底，欧洲大陆市场即告饱和，1815年对欧洲出口即下降23%；由于美国市场迅速接替，繁荣得以继续，但过了几个月，北美市场也饱和了。1816年，英国对美输出额下降了28%。同时，由于军事订单下降，黑色冶金业和煤炭工业第一次生产过剩，原来每吨高达20英镑的铁价跌至8英镑。于是，英国工业陷入第五次危机。1817年，英国第一次提出了旨在减轻失业、启动需求的公共工程拨款法案。法案批准拨款100-200万英镑，资助建设运河、港口、道路和桥梁。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用财政手段缓和经济危机的最早尝试，比凯恩斯主义的提出早了100多年。

第六次经济危机（1819年—1822年）

但是，对于英国庞大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说，区区一、二百万英镑无疑于杯水车薪。事实上，1817年以后，虽然利润和生产有所恢复，但供过于求的总体态势仍未改变，因而投资繁荣没有到来。1815年到1817年之间，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几乎增长了5倍。这说明英国企业主们纷纷将赚得的利润放进银行，从而使这一轮经济恢复十分乏力。黄金涨库给外国债券的推销提供了良机，1817年至 1818年在英国推销的外国公债数量达到3800万英镑。巨额资金外流让外国增加了购买能力，英国工业的剩余生产能力才被部分吸纳。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随着英国粮食歉收，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涨价，黄金外流，国内外市场需求再度萎缩，1819年，英国经济陷入了第六次经济危机。1819年破产事件超过 1815-1816年危机的最高点。1819年11月，棉纺织工业三大中心——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培斯利——工人的工资降低了一半以上，全国食品消费量比1818年减少三分之一。由于世界贸易的恢复，1815年和1819年两次危机对美国、法国、德国正在成长的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第七次经济危机（1825年）

这次危机持续很长时间，直到1824年才出现新的繁荣。严重的生产过剩使资本家不敢投资，利润源源不断变成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1819年为 360万英镑，1820年为820万英镑，1821年为1120万英镑，1822年为1010万英镑，1823年为1270万英镑。于是，相似的一幕又上演了。从1821年到1825年，伦敦交易所共对欧洲和中南美洲国家发行了4897万英镑公债，而英格兰银行对国内私人贷款却急剧萎缩。这些公债转过来又成为对英国商品的购买力。英国输往中南美洲的棉纺织品从1824年的150万英镑，激增至1825年的395万英镑。出口猛增一方面刺激生产和投资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从而再一次使供给严重超过需求。1825年下半年，物价终于开始下跌，而南美洲投资也被证明是一场豪赌。投机商人和银行首先大量破产，继之第七次危机席卷英国主要工业部门。

这场危机使纺织工业设备开工率下降了一半，纺织机械如花边机的价格下跌了 75%-80%，机器工业首次受到危机的严重袭击。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外国公债上净损失达1000多万英镑，对资本家和英国国力都是一个沉重打击。此类现象后来在对美国铁路的投机上再次重演。债券投机屡屡失败是英国走向相对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价格大幅下跌，英国货倾销美、法、德各国市场，重创了它的竞争对手。

第八次经济危机（1837年—1843年）

1825年危机以后，纺织工业仍然步履蹒跚。但是，铁路业兴起，带动冶金、煤炭、机车制造业的发展，运输成本迅速降低，进而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英国经济经历了长达近12年的繁荣。1834年到1836年，英国成立股份公司名义资本额为10520万英镑，其中铁路占6960万英镑，银行机构占 2380万英镑，保险公司占760万英镑，采矿企业占700万英镑，运河占370万英镑。除铁路因素外，另有两个因素使繁荣得以延长。其一是从1833年到1836年农业大丰收，粮食价格下跌到60年来的最低水平，从而使工业品市场扩大。其二是向美国输出资本和商品，仅1832年到1833年，英国对美出口就从547万英镑增加到1243万英镑。与此相应，则是大量黄金从英国流向美国。1836年，两个主要因素先后发挥到顶点。铁路建设投机过度，建设成本大幅上升，收益转为亏损；英格兰银行控制黄金外流，美国信贷紧缩，英国对美出口1837年比1836年下降了三分之二。于是英国陷入了第八次危机。棉纺织业仍然首当其冲，呢绒业、亚麻和丝纺织工业都陷入困境，冶金工业、造船业、煤炭业大规模裁员、减薪，单是具有工会会员资格的炼铁工人的失业率就从1836 年的5%上升到1837年的12%。更加严重的是铁路建设规模大幅度收缩，反映上年建设规模的通车铁路长度1838年为357英里，1839年仅为78英里。就在这时，农业连续两年歉收，小麦价格在1839年比1836年上涨了48%，使国内的工业品需求进一步萎缩。1839年，美国棉花歉收，加上合众国银行力图垄断棉花贸易，棉花价格暴涨。工业品价格下跌而小麦、棉花涨价，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使英国出现贸易赤字。因此，黄金大量外流。为控制黄金外流，英格兰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客观上进一步缩小了国内投资。这样，1837年开始的危机就变得格外严重，事实上，萧条持续了6年。在此期间，英国商品继续对其他国家进行倾销，但美、法、德等国则加强了贸易保护，双方展开拉锯战。

这场大危机对美国、法国、德国也同样产生严重影响。美国的萧条也持续了六年。从1837年到1842年，美国破产事件达33000起，破产总金额达 44000万美元，而当时美国最大的企业规模在1000万美元左右。同期，工资水平下降了约30%-50%。危机在法国和德国的表现相对缓和。由于法、德两国大工业比重较小，生产不能迅速扩大，信用制度又不发达，所以在经济繁荣时期，发展比较缓慢，在经济衰退时期，下降幅度也就比较小。虽然如此，危机期间英国货的倾销却使法、德两国的新兴工业损失惨重。1839年，德国从英国进口的棉纱超过国内产量的两倍。1842年，由于英国货的竞争，法国棉布出口额下降29%。

第九次经济危机（1847年—1850年）

1843年到1847年，英国启动了新一轮繁荣。这一轮繁荣的主要成因是冶金和机械制造技术的飞速进步。由此，铁路建设和运营成本大大降低，新一轮铁路建设热潮兴起。纺织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使纺织业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扩大了需求，增加了利润。此外，英国拼命开拓国外市场。为进一步打开主要贸易对象的市场，英国提倡“自由贸易”。其主要举动是废除本国征收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谷物法》，从而一方面降低粮价，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要求其他各国开放市场。第二，则是寻找新的出口对象，特别是扩大对亚洲和非洲的出口。1840年英国用炮舰开打中国大门，1842年强迫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并对英国商品豁免关税。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1840年为50万英镑， 1845年即增加了4倍。40年代，英国棉布出口增加了56700万码，其中欧洲2200万码，美国7200万码，而亚洲和非洲却占了36200万码，为增加额的64%。这样，从1842年起，英国经济渐渐转入繁荣。

与此同时，以往曾经延长并加深繁荣的投机手段也在起作用，那便是贷款给美、德等国，使它们有能力购买英国的铁轨、机车。1825年到1840年，英国建成铁路不到1300公里，1841年到1848年则建成铁路 6900公里。同一时期，世界铁路网从8600公里扩大到38000公里。1839年至 1847年间，德国生铁净进口量增加了8倍，达114000吨，相当于国内产量的42%，1841年到1845年间，美国每年进口10万吨以上的生铁、钢和铁轨。进口绝大部分来自英国。法国冶金工业得到高关税保护，没有受到英国钢铁制品的冲击。由于这一政策，法国冶金工业迅速发展。就蒸汽机马力数而言，至 1847年，法国跃居世界第二。

然而，纺织工业很快面临生产过剩，1845年出口额即达到最高峰。对中国和印度出口首先下降，接着，由于农业歉收，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 1846年，对美洲和非洲的出口跟着下降。1846年，美国棉花歉收，棉价价格上涨达一倍，进一步使纺织品的消费量萎缩。事实上，1845年底危机已初露端倪。除国外市场饱和外，对于铁路的投机也开始破灭。1845年10月股票价格下跌达30%-40%，许多公司垮台。由于政府要求各股份公司将部分资金存入国库以证明其可靠，许多资金不足的公司跟着破产。但是，因祸得福，那些交出保证金的公司反而赢得了公众的信任，结果1846年获得议会批准的铁路设计方案增加了一倍，铁路建筑被推向高潮。事实证明，这是危机前最后的挣扎。在其他部门物价下跌之际，铁路通车后缺乏相应的运输量，收入远低于预期；相反，建设铁路的各项费用却迅速膨胀。1847年秋，铁路投机终告破产，英国第九次经济危机开始了。许多线路停目铺设，干线铁路的工程进展大大放慢。恰在铁路危机爆发之际，又出现英国和中欧、南欧地区农业严重歉收，1847年5月底，粮食价格比1845年上涨一倍，进一步缩小了工业品市场。由于繁荣被投机因素延长，危机爆发的烈度和持续的时间也超乎寻常。铁路工程量连续5年下降，到1852年时，从事铁路建设的工人数目比1847年少了五分之四以上。相应地，铁价下跌一半，冶金和煤炭工业遭到沉重打击。斯塔福德郡137座炼铁炉中，58座停产。生铁产量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内减少了三分之一。棉纺织业本来已经在下降中，随着铁路投机的破灭和粮价飞涨，进一步落入低谷。1947年11月，在纺织工业中心之一兰开夏地区，920家棉纺织工厂中，有200家完全停业，其余的多半一周开工2-4天。70%以上的工人遭受失业或半失业的打击。

英国的危机很快传递到其他国家。法国的情况与英国很相似，纺织工业早在 1845年就出现随着英国纺织品的倾销而出现危机，铁路建设狂潮也终于在 1847年下半年退潮。随着英国工业陷入危机，法国工业遭受着英国货的更严重的冲击，从而危机也就更加严重。1848年，法国工业生产总共下降了50%。在危机的冲击下，法国再次爆发革命。德国工业由于保护较弱，受英国危机的影响更大。1847年冬，克莱费尔德8000台织机中有3000台停工，1848 年上半年科隆14家工厂中只有3家开工，埃尔富特的工业几乎完全停顿。由于德国本国就靠更残酷的剥削抵抗着英国货的倾销，危机到来后，工人处境更加恶化。 1847年就多次爆发反饥饿的暴动。1848年2月法国巴黎爆发革命，3月德国柏林也爆发了革命。

美国的冶金业受英国危机影响最严重。1846年生铁进口量只相当于美国国内产量的十分之一强，1851年进口量几乎与国内产量持平，本国产量大幅减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追随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将金属进口税从 75%-110%下调至30%。结果，英国钢铁潮水般涌入美国，在新税则实施三年内美国钢铁产量下降了33%。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却比较缓和。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欧洲农业歉收成了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好机会。1845年到1847 年，谷物和面粉出口值增加了6倍，棉花出口量减价增，总收入还有所增长。因此农村地区对工业品的需求继续旺盛。第二，1847年以前美国银行系统还停留在上次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存贷款数量都很有限，因此繁荣中的投机成份较少，危机也就比较浅。第三，1848年1月加利福尼亚发现大金矿，淘金热潮刺激了美国铁路的大发展；第四，1848年初对墨西哥作战产生了大量军事订货；第五，欧洲革命使资金大量外逃，流入美国（以及英国），增加了美国的资金供给。

美国经济的相对独立对于英国摆脱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使英国的冶金工业的衰退相对减缓。危机带来大量破产，工资及原材料成本下降，技术革新速度加快，垄断程度提高，例如，1846年英国还有200家铁路公司，到1848年即减少到20家大公司和几家小公司，从而为走出危机铺平了道路。

第十次经济危机（1857年—1858年）

与此同时，新一轮技术革命也在悄悄发生。首先，英国纺织业中大型工厂彻底驱逐手工工场，手织机彻底退出市场。此后，英国对法、德、美各国的纺织业的优势进一步增强。第二，蒸汽机迅速应用于海运业，大大降低了海上运输的成本，提高了速度。第三，电报开始普及，现代通讯初露端倪，经营的可控性大大提高。第四，制造技术不断革命，机器性能和成本比大大提高。

此外，新的市场得以开拓，旧的市场得以深化。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淘金热形成了庞大的新市场。从1848年到1857年，从这两地运出的黄金总额超过10亿塔勒。英国还加紧开发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殖民地手工业不断被摧毁，殖民地市场不断开拓。第三，英国废除《谷物法》带来自由贸易思潮的兴起，除美国外，瑞典、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都降低关税，扩大了英国工业品的市场。所有这些技术和市场因素，促使英国在1850年前后走出危机，转入一个长达7年的繁荣期，并带动其他各国摆脱危机。

从1847年到1853年，英国对仅对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的出口即从1260 万英镑增加到3820万英镑，其新增需求量等于1847年以前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总额。从1847年到1857年，英国对自己殖民地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英国出口商品的三分之一为殖民地所吸纳。1850年代美国铁路建设出现新的高潮，建成约33000公里铁路。在关税降低的前提下，这个庞大机车和铁轨的市场基本上为英国所占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英国商品出口扩大还伴随着价格上涨，这说明英国工业的处境特别有利。价格上涨减轻了对法、德两国工业发展的压力，法德两国的重工业进展迅速。从1846年到1858年，普鲁士的蒸汽机功率增加了4倍多。几乎同一时期，纱锭数目大约增加了1倍。法国的速度稍慢，纱锭数目只增加约一半，蒸汽织机增加一倍，重工业约增长75%。 1850年到1857年，美国工业和运输业的资本额增长也很迅速，虽然其中约有近一半是英国债券和股票。冶金和机械制造业进展较慢。煤炭业生产能力则增加较快，约为一倍半。

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信用高度膨胀，投机猖獗。从1850年到1857年，伦敦9家股份银行的存款增加1.5倍，从1800万英镑增加到 4300万英镑。美国的银行数从824家增加到1416家，放款业务从44500万美元增加到68400万美元。德国银行数目从9家增加到29家，钞票发行额增加1倍。法兰西银行的放款业务增加了两倍多，从18亿法郎增加到56亿法郎。出口信贷和空头期票制度广泛发展，银行大量凭空头期票放款给自有资本额很小的公司。这一方面延长了繁荣，另一方面却增加了风险。此外，滥设企业骗取小额投资者信任和钱财之风盛行，许多银行参与制造泡沫，造成股票价格暴涨暴落。

但是，由于工人工资总是被压得过低，市场容量很快就被充满了。事实上，到 1854年时，危机已经开始冒头。由于连续三年对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口增长过猛， 1854年时纺织品价格下跌，企业不得不缩减生产。铁的出口量也下降了，与1854年相比，1855年扁铁的价格下降15%，生铁价格下降 11%。在英国商品的冲击下，美国、法国、德国的工业生产都出现下降。幸而金融投机人为地扩大了市场需求，铁路建设一再扩张，投机性创业热潮不断高涨。 1856年，英国的出口一跃增加了2000万英镑。在投机狂热中，物价飞速上涨，1857年中与1856年初相比，棉价上涨了37%，棉纱上涨28%，糖上涨4%，澳大利亚羊毛上涨50%，咖啡上涨44%，烟草上涨100%。在高价格的刺激下，生产一再扩大。与此同时，则是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购买力不足。于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第十次经济危机终于更加猛烈地到来了。

1957年秋，靠空头支票、出口信贷生存的进出口商首先大批破产，继之，银行纷纷倒闭。一度同纽约争夺全国金融中心地位的费城，几乎全部银行都停止支付。随后，纽约63家银行中62家遭到挤兑而停止支付。贴现率上升到 60%-100%。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跌去85%-87%。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英国，英格兰银行将贴现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0%。破产银行和有价证券共损失达8000万英镑，危机造成的全部损失则高达25000-30000万英镑。在德国的贸易中心汉堡，曾因信贷贸易而异常繁荣的交易所一片混乱，数以百计的银行和工商企业倒闭，贴现率提高到12%。法国情况稍缓和。从1856年到1858年间破产事件12030起，动产信用公司股票价格下跌64%，达姆斯塔特信用银行股票价格下跌一半，法兰西东方铁路公司股价下跌三分之一。欧洲破产公司的债务总额高达7亿美元。

危机暴露出的损失充分说明，从1854年到1857年的繁荣是靠金融投机支撑的。一旦金融系统崩溃，实业必将以更大规模破产。1857年12 月英国的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但存货却增加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煤炭工业都大规模停工、减产，物价急剧回落。美国的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减产20%- 30%，铁路建设工程量缩减一半，造船量减少四分之三。每周运煤量减少15000万吨，许多煤矿关闭，煤价大幅度下跌。美国农业这回也损失惨重，由于俄国小麦的竞争，欧洲粮食本已过剩，又加上美国小麦丰收，播种面积扩大，结果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在西部，粮价下跌了60%-70%，90%以上的农民无力偿还债务。国内工业品市场进一步缩小。有意思的是，在1857年上半年，美国还再次降低了铁和纺织品的进口税，从而加剧了国内工业的困境。

由于竞争力弱，法国的生产和贸易缩减情况也比英国更严重。铁路建设缩减三分之二以上，生铁价格不断跌落，至1864年跌去一半。丝纺织工业出口额减少 7500万法郎，价格跌去30%-40%。小麦价格跌落一半，农民苦不堪言。德国也难以幸免。至1857年底，棉纺织工业产量即下降28%，生丝产量减少 24%。到1858年，棉纺织品下降了42%，呢绒出口下降15%，亚麻布出口下降了82%。在产量减少的同时，价格直线下跌。生丝价格二年之内跌去 25%。

危机使工人饥寒交迫。1857年11月，曼彻斯特45000名工厂工人有1万多人失业，18000人半失业，此外还有成千上万家庭工业中的失业工人。同期，金属加工中心谢菲尔德工人的工资总额同比减少三分之二。从1847年到 1857年，英国棉织品的出口从2330万英镑增加到3910万英镑，而国内消费量却从2150万英镑减少到1710万英镑。

第十一次经济危机（1867年—1868年）

由于英国技术和设备先进，竞争力强，有能力利用危机向外低价倾销，英国工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到1858年下半年，英国出口额已经有了显著增长。考虑到危机的深度，在短短一年之后能克服世界市场的萧条而走出危机是很困难的。但是，印度和中国市场再次帮了英国的大忙。1858年中，印度士兵的起义被镇压，英国委派了第一任印度总督，印度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期，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天津条约签订，中国的大门进一步向英国商品打开。 1857年至1859年间，英国棉纺织品的输出额从3900万英镑增至4800万英镑。在增长额中，印度占了将近90%。1860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几乎比输往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棉布总数多一倍。对中国、日本、爪哇等地的输出额也很大，超过对欧洲大陆输出额的60%。

英国纺织工业的复苏使美国的棉花收入增长，从而促进了工业品需求的扩大。此外，1859年科罗拉多金矿和内布拉斯银矿发现，石油工业兴起，也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复苏。1859年，美国石油产量为8.4万加仑，1860年增加 2100万加仑，1862年增至12800万加仑。于是，美国经济也由雨转阴，进而转晴。法国的萧条却持续了将近三年。冶金业的萧条一直持续到1862 年。1860年，世界经济开始新一轮高涨。

然而，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繁荣的脚步不得不调整。1860年欧洲需要的棉花有85%来自美国。战争爆发后，北方封锁南方的棉花外流，使输入欧洲的美棉降到1860年的3%-6%。结果欧洲棉纺织业停工待料，棉价涨达 3.5倍。毛、亚麻和丝纺织业取而代之，成为输往亚洲、南美和非洲的主要产品。与此同时，机器制造和冶炼技术的提高进一步降低了钢铁价格，铁路建设掀起又一轮高潮，而且这一轮高潮的主要地区就在欧洲，十年内铁路长度扩大了一倍。俄国铁路建设速度最快，但与美国一样，也带动了英国的机车和铁轨出口。英国还在印度境内修了5000公里铁路，在澳大利亚修筑了1000公里铁路。这一切都使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得到大发展。

除铁路以外，带动新繁荣的还有英国造船业的进展。这一时期各国都扩充军备，而以英国为最，英国花大力气用铁甲舰代替木制帆船，大量的新船厂应运而生，旧船厂也纷纷进行技术改造。陆军配备了新式来复枪和大炮。这一时期，机器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烤面包机，缝纫机，收割机，甚至火柴、卷烟、面粉生产都开始机械化。

繁荣产生了新的投资泡沫。从1863年到1867年，英国出现了3500多家股份公司，名义总资本将近7亿英镑，但实收资本很少超过名义资本的20%。由于对50年代投机破灭的记忆深刻，法国的泡沫没有像英国那么大。但新的股份公司也大量出现，从1861年的108家增至1865年的269 家。德国由于普丹战争和普奥战争，投机风也较弱。

尽管有南北战争，但美国的投机和创业风却十分强劲。仅马萨诸塞州，从1863 年到1866年就成立了529家股份公司，资本总额达9600万美元，而上一个繁荣期内的1854年到1857年只创办了96家公司，资本总额仅为600 万。这一时期的石油公司发展最快，内战时期成立了1100家石油公司，股本总额高达6亿美元，其中实收股本9000万美元。铁路建设也再上新台阶，1861年铁路股票价格曾跌至41，到1864年达到创纪录的新水平： 118。

但是，危机的阴影又一次逼近了。由于资本家对前景过于看好，投资不断扩大，导致投资品价格不断上升，与1861年相比，1867年单座炼铁炉的产量提高 30%，但苏格兰生铁的价格却反而上涨了23%。而与此同时，却由于产出迅速增加，销售日益困难，消费品价格开始回落。

事实上，早在1864年，英国铁路建设规模就缩减了40%，造船业也在 1864年达到生产的最高峰并开始收缩。同时，由于大量进口印度棉花，英印贸易逆差在1864年高达3200万英镑，黄金外流严重，迫使英格兰银行提高贴现率。资金紧张，铁路投资收益下降，使一家信誉与英格兰银行相当的奥弗伦-格尼公司银行股票下跌。随后，该公司投资于其中的两家铁路公司破产，该银行公司也接着倒闭，并引发了全国银行系统的挤兑风潮。许多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股票下跌二分之一、三分之二，甚至六分之五。股票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一天之内，市值损失高达13000万英镑。于是，实业扩张中的泡沫显现出来了。

这是英国经济史上的第十一次危机。由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也可以说是第十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867年春，英国棉花纺织工业生产缩减20%- 25%，丝织品输出减少23%。毛纺织业出口1868年比1866年下降30%。生产下降幅度最大的是英国的重工业。1867年铁路建设比 1866年下降30%。1866年中，苏格兰地区137座炼铁炉大半停止生产。造船业从1865年到1867年下降达40%。不巧的是，欧洲粮食连年歉收，1867年到1868年期间的小麦平均价格比1864年到1865年高50%-60%，从而进一步缩小了工业品市场需求。

英国的危机于1867年蔓延至法国。1867年法国的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法郎。棉花消费量下降25%，停止运转的纱锭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棉纺织品的价格下降给毛纺织业和亚麻纺织业以致命打击。由于军事订货的增加，重工业的危机稍轻。但铁路建设规模也缩减了一半，1867年通车铁路总长度 1198公里，而1868年仅为613公里。

危机对德国的影响主要限于纺织工业，纺织品出口大幅度下降。毛纺织品从 1865年到1867年下降52%。亚麻织品从1867年到1871年下降一半。棉纺织品情况较好，到1869年内才减少19%，但此期间价格也在不断下跌。重工业得益于军事订货，以及为调动军队而赶修铁路，生产下降历时较短，幅度较小。战争的另一个正效应是生铁进口量下降，使铁路订货主要被国内冶金工业吸收。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内战一结束，物价就迅速下跌。但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的通货膨胀。1866年到1867年，生铁、煤和铁轨的产量就都创造了新记录。原先生产武器的工厂转而生产机车、农业机器和其他新式机械，也增加了对金属的需求。英国危机降临后，英制品以更大规模涌入美国，打断了美国的战后繁荣。 1865年上半年，输入美国的英国棉纺织品为2400万码，下半年就激增至9800万码。受害最深的是美国造船业。从1864年到1869年，造船业生产下降了34%。然而，美国造船业的危机不仅仅是周期性的危机。事实上，由于英国造船业的强大竞争力，美国造船业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或超过1864 年至1865年的水平。

第十二次经济危机（1873年—1879年）

由于美国幅员辽阔，铁路建设的潜力很大，南北战争结束又扩大了南部对北部工业品的需求，也加快了西进的步伐，铺设新线仍然有诱人的利润前景，故美国铁路建设率先走出低谷。1865年至1875年，全世界铁路线从14.6万公里增加到29.6万公里，其中美国占一半以上。从1865年到1873 年，美国铁路投资约20亿美元，其中在英国筹集的资金约占一半。如此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给英国重工业提供了强劲的需求，使英国经济走出危机。

1871年德国战败法国，实现全德统一，并获得法国纺织工业发达的阿尔萨斯和煤铁资源丰富的洛林，以及50亿金法郎的赔款，德国经济迅速繁荣起来。为赶超英国，德国政府大量投资重工业，并努力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提高产业集中度，使德国工业实力迅速增强。1873年，煤炭产量达2726万吨，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英两国。鲁尔区成为德国的钢铁工业、制造业和军火工业的集中之地，钢铁工业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工业。但纺织工业的发展速度较慢， 1871年时仍只及英国30年代的水平。

德国的兴旺是法国的衰落，大量赔款使法国税收沉重，债台高筑，经济发展缓慢，只在1873年危机前夕才出现一些繁荣景象。

在美、德两国繁荣的带动下，英国经济也摆脱了上一轮危机的阴影。从1868年至1873年，英国钢铁出口值增加一倍多，从1760万英镑增加到 3770万英镑，煤出口值从540万英镑增加到1320万英镑，但纺织品增加较慢，从7970万英镑增加到9420万英镑。但英国国内市场扩展缓慢，英国工业严重依赖国际市场。1970年，英国的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占50%，钢产量所占比例更高，英国的棉花消费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

但是，美、德两国的经济高涨免不了投机泡沫，特别是美国，是在英国资本的刺激下膨胀起来的。投资和生产猛烈扩大，市场需求远远跟不上增长，结果便是投机破灭，经济萧条。

1872年，由于建设成本高涨，预期收益下降，美国的铁路线增长速度开始放慢，机车及铁轨订货开始减少。于是，铁路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从下跌转为暴跌的，是开始于1873年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股市暴跌，24小时内股票贬值达几亿盾。维也纳交易所危机引发了第十二次世界经济危机，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纽约金融市场的一片恐慌，铁路股票纷纷下挫。1873年9月，美国最殷实银行之一的杰依—库克金融公司因铁路投机破产，纽约股市狂泻，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相继倒闭，纽约证交所第一次关门10天。此后，美国铁路线增长率连续四年下降，生铁产量由260万吨降至190万吨，船舶下降 60%，机车下降70%。进口从1872年开始下降，连续四年，降幅达36%，其中铁和纺织品的进口分别减少了82%和45%-55%。只有钢产量保持增长，并于1875年大幅增长。

德国遭到重创。特别是重工业，迅猛发展后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生铁产量连续三年下降。危机爆发前的最高产量为224万吨，1876年降至185万吨，一直到70年代末，产量才达到并超过危机前的水平。克虏伯等大工厂解雇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工人。直到 1879年和1880年，车床的开工率还只有 30%。轻纺工业发展缓慢，危机也就比较轻。1875年棉花消费下降了10%。农业却遭受沉重打击。随着水陆运输的畅通，美国、东欧和印度的粮食大量输入，粮价大幅下跌。

法国经济繁荣程度不高，受打击却不轻。1873年法国的棉织业产量减少40%，煤、铁的产量都大幅减少，而且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

主要工业国的经济萧条当然直接影响到英国。生铁产量，1872年为685万吨，1873年降为667万吨，1874年降至609万吨；生铁出口量的降幅更大，1872年为396万吨，1873年为347万吨，1874年又减至 296万吨，1876年更降至259万吨。与此同时，铁路和造船业、机器制造业都下降了。

然而与美、德经济的下降幅度相比，英国还比较缓和。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投机活动没有在英国国内市场上形成高潮；二，棉纺织业虽然价跌，但量还有所增长。这次危机主要是重工业危机，轻纺工业受影响相对较小，各国皆然。英国纺织工业竞争力强，受影响更小一些。三，由于固定资本投资周期延长，投资并未同步同幅下降。1873年至1878年间，纱绽总数仍在继续增加，炼铁炉数量也有所增加。铸钢和煤炭业投资也在继续。

但是，危机期间的投资扩张只能意味着生产能力的进一步过剩，从而意味着更大规模危机的来临。1878年10月，负债1200万英镑的格拉斯哥银行倒闭，继之，负债500万英镑的西英格兰和南威尔士银行宣告破产。于是，英国经济落入了更深的萧条。1879年，英国铸钢生产能力为300万吨，实际产量只有 100万吨。每吨苏格兰生铁的价格从1872年的102先令降至47先令。纺织工业也在劫难逃。1878年秋，兰开夏20%的纱绽和织机停工，60% 只能部分开工。

和以往一样，危机都促成大批中小企业破产，加速先进技术的开发和采用，提高生产集中或垄断程度。只是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物价下跌幅度大，走向垄断的过程更加自觉。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形式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第十三次经济危机（1882年—1883年）

1878年到1879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并没有以往一样波及到美国和德国。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而美国、德国则日益强盛。

为什么出现这一转折呢？1873年美、德陷入危机后，两国政府都大大提高了贸易保护水平。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关税即已达47%。战争结束后，主张贸易保护的北方工业集团取得胜利，而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农业集团失败，美国关税进一步提高。1873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继续实施高关税政策，特别是加强了对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的保护。与此同时，垄断组织广泛出现，成为非国家的贸易保护力量。在高关税和其他措施的保护下，美国强劲的国内需求成为重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动力，主要工业部门的竞争力迅速提高。到1878年英国危机加深时，英国制品对美国倾销能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1873年危机也使德国决定性地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的残余。由于外国农产品的倾销使容克地主的收入下降，地主和工业资本家第一次在提高关税上达成一致意见。德国钢铁工业家为抵制英国钢铁制品进入，联合各行业企业主，成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要求提高关税。俾斯麦也积极推动，他希望用高关税来增加税收，增强帝国财政和军事力量。这样，高关税就成为德国上下一致的利益所在。

美、德两国先后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成为世界潮流，除英国外，其他各国都纷纷转向。此后，美、德等各国竞争力不断增强，其国内市场越来越多地为本国工业所占领，英国的国际市场份额明显缩小，甚至英国的国内市场都开始受到美、德商品的入侵。这是一股决定英国走向衰落的历史大潮。从根本上说，这股潮流得以形成，是因为英国的国际统治经验还不够丰富，没有将它的世界经济优势转变成世界政治优势，没有花大力气在各国国内扶植自由贸易派，打击贸易保护派，从而无法决定或至少影响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内政治。一百多年以后，美国就比较善于将经济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了。历史是相信强权的，只有在政治上统治了各国，经济上的优势才能有保障。

贸易保护主义另一个后果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下降了。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时，另一个国家可能还在继续高涨。而一个国家已经开始复苏时，另一个国家却可能深陷萧条。在程度上也有了新的特点。以往，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投机。英国竞争力强，可以转嫁危机，受危机影响较浅，其他国家则常常比英国更严重。金融投机强的，受危机影响深。此后，贸易保护程度对危机程度也有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美国经济活动总量据世界首位，美国的经济周期对其他各国的影响更大一些，换句话说，从1873年危机以后，美国危机的起迄通常主导着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繁荣。

除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外，带动美国走出1873年的危机的，是铁路建设的又一个高潮。危机挤破了泡沫，降低了建设费用，提高了技术水平，这样，向辽阔的中西部和远西部进军的铁路又可以重新开工了。从1879年到1883年，美国共建成铁路近5.3万公里，约占同期世界铁路建筑量的50%，重工业主要产品产量则增加了一倍，钢铁工业的技术水平开始与英国并驾齐驱。但是，美国钢铁工业仍不能满足铁路建设的需求，仍然需要大量进口英国钢铁，甚至开始进口一部分德国钢铁。于是，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龙头。

1882年，美国铁路建设退潮，引发世界经济史上的第十三次经济危机。这期间美国建造了两倍于实际需要的铁路。平行铁路恶性竞争，竞相削减运费，使铁路经营入不敷出，银行及投资者纷纷抛售铁路股票和债券。1883年伦敦市场上美国的铁路股票价格跌至面值以下。铁路投资骤然萎缩。1882年至 1883年，机车产量由2282台下降至800台，即下降65%。煤炭产量下降7.5%，生铁产量下降12.5%，棉花消费量减少15.4%，甚至一直增长的钢产量也下降了10.7%，出口减少13.4%，进口减少22%。从1882年到1886年，批发物价指数下降24.1%。萧条持续了四年之久。萧条期间，美国的托拉斯大规模发展，遍及铁路、石油、食糖、肉类加工、煤、酒等产业，市场价格逐渐止跌回稳。这一方面促使公众反托拉斯运动的形成，另一方面却减轻了危机的深度，并为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提供了经济空间。

英国经济早在1882年就开始下降，美国铁路退潮后，危机加深了。危机期间，钢产量第一次下降，达15.9%，棉花消费量缩减了19.7%，造船业下降最严重，达62.8%。1882年失业率为2.3%，1884年增至8.1%，1886年更达10.2%。

法国的严重程度仅次于美国。1882年，联合总银行，里昂和罗尔银行倒闭，震惊全国。同年企业倒闭达7000多起。从1884年到1886年，破产企业数和失业人数都进一步增长。从1882年到1885年，进出口连续几年下降，出口共下降13.6%，进口共下降15.2%。煤、铁的产量，棉花的消费量都大幅度下降了。

德国的情况稍好。由于贸易保护和国内工业卡特尔化，德国工业的竞争没有出现大规模投机浪潮，受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影响小。只有对美国出口的钢铁和机器下降幅度较大。

第十四次经济危机（1890年-1893年）

1886年以后，铁路建设再一次高涨。从1885年到1892年，全世界修筑的铁路线达19万公里，是上次高潮的近一倍。其中美国就修筑铁路 7.5万公里，比上次高潮多一半。这一时期还开始了电气革命，电灯、电话、电车、电动机等不断问世，形成一个又一个新产业。但这一轮产业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

在铁路建设和电气革命的推动下，美国兴建了大批煤井、铸钢厂、炼铁炉，仅新建成的煤矿生产能力即达6000-7000万吨。1892年，通用电气公司已经向全国400多家电车公司供应设备。工业的迅猛发展，大量移民入境和新土地开拓，使美国的国内市场猛烈扩大。在欧洲，德国工业建设规模跃居第一位，钢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新增采煤能力1800-2000万吨。英国也在发展，铸钢工业的生产能力扩大了半倍，采煤能力也继续增长。法国仍然是以轻纺织工业发展为主，从1882年到1892年，纺织工业设备的增长速度仍比采掘、冶金工业中的快，与美国和德国的情形恰成对照。总的来看，法国的发展远远地落在德国后面。

但是，德国也最先爆发危机。1890年3月，德国股票市场暴跌，此后股价连续下降两年多。从1890年到1891年，破产事件约1.5万起，铁路建筑规模缩减了60%。适逢农业歉收，危机更加严重。

美国的危机比较曲折，但却更为严重和漫长。1890年，美国即发生金融危机。 1891年上半年，生铁、钢、铁轨和机车，以及轻工业的生产都下降了，但下半年又迅速好转。1890年再次陷入危机。从1893年1月到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价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 1.5万起。1894年，94条铁路被拍卖，资本总额达11亿美元。在危机中，钢产量下降了18%，生铁产量减少了，铁轨和机车产量分别下降了47%和 70%。金属和金属制品价格指数下降44%，纺织品价格指数下降了26%。萧条一直到1895年，美国经济才进入复苏阶段。

英国的危机也始于1890年，采煤量下降11%，生铁和钢产量分别下降19%和18%，船舶吨位减少32%，出口缩减18%，进口减少8%。

1890年开始，危机也降临到法国各工业部门。但在采矿冶金部门，直到1893年才明显表现出危机。危机期间，铁轨和船舶生产分别下降34%和37%，棉花消费量减少23%，出口下降了18%。

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法国终于加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潮流。1892年法国制定了《梅利奈税则》，大大提高了进口工业品关税率。物极必反，法国在吃尽了自由贸易的苦头后，所实施的保护政策是全欧洲最严厉的。

第十五次世界经济危机（1900年-1903年）

德国经济于1893年开始复苏，美国1895年，英国比美国还晚一些。这一轮高涨是钢带动的。短短几年间，世界的煤产量增加65%，生铁产量增加70%，而钢产量增加将近两倍。大部分铁都被炼成了钢。美国1890年的钢产量为 1427.7万吨，1900年达到1018.8万吨。由于提炼技术不断进步，钢轨的价格从1873年的每吨120美元，降到1898年的17美元。而美国最大的卡内基钢铁公司还依然利润丰厚，每年达2000万美元之巨。钢材价格的不断下降，使一切钢制品，如机器、工具、铁轨、桥梁、机车、轮船等的需求都迅速扩张，从而带动了新一轮经济繁荣。

但是，危机还是不邀而至了，这次危机是从俄罗斯开始的。1892年至1893 年起，俄国出现其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可观的一次高涨。从1890年到1900 年，俄国铺设了22600公里的铁路。顿巴斯的煤、巴库的石油、南方的冶金业都有长足的进展。到90年代末，俄国的生铁和钢产量已超过法国而居世界第四位，铁路线的长度仅次于美国。但是，俄国的发展主要是靠外国资本和进口机器、铁轨进行的。1890年，外国资本在全部股份资本中约占25%，到 1900年则占40%以上。主要投资者依次为法国、比利时、德国。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是俄国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当他们在本国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出路时，就把目光投向了俄罗斯。因此，这一轮高涨既是俄罗斯大规模开发的开始，也是俄罗斯经济的进一步殖民地化。迅速而持续的扩张自然引来狂热投机，滥设企业，虚估前景，股票和债券高溢价发行。结果，1899年夏天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俄罗斯，随之工业生产陷入危机。

在俄罗斯有大量投资并向俄罗斯大量出口的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最先跟进，英国尾随其后。美国的危机发生得较晚，比较曲折，但程度却最严重。 1900年生产已经开始下降，市场信心开始失稳，1901年5月，纽约股市暴跌。但很快又上涨。1901年和1902年，美国的固定资本投资还在继续，生铁、钢和煤的产量都有所增长，直到1903年，美国才爆发全面危机，并转入萧条。危机期间，美国的生铁产量下降8.4%，钢产量下降7.3%。1904年铁路修筑量比1902年减少36.4%，机车产量缩减33.2%。1904年失业率高达10.1%，工资降低10%-20%。在失业增长和名义工资降低的情况下，房租等生活费用却反而出现上涨。这是垄断组织哄抬物价的结果。最终，工人的购买力进一步缩小，危机也就更加延长了。

这场危机戏剧性地展示了英国和德国的竞争地位的消长。由于德国钢铁工业的技术先进程度、生产集中程度都高于英国，而且采取鼓励输出、限制输入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德国钢铁大量出口英国，并占领英国的海外市场。1900年到1902 年，德国黑色金属的净出口增长3.5倍，从1900年的净出口 71.5万吨，增长到1902年的320.9万吨。与此同时，英国黑色金融进口额在1900年到1904年期间增加了62%。这就使德国能够尽早摆脱危机，而英国的危机则被延长了。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崛起，面对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动摇了。英国内阁以张伯伦为首的集团开始主张恢复保护关税，取消自由贸易，代之以“帝国国内特惠关税”。这一主张得到了重工业的大资本家们的拥护。但是，由于英国鼓吹自由贸易日久，以欺人始，以自欺终，这一有利于英国长远利益的主张并未成为新政策。

日本在1900年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

第十六次世界经济危机（1907年-1908年）

1905年，美国最后一个摆脱危机并迅速转入高涨。这一次高涨不仅时间短，而且强度弱，但投机程度却很高。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崛起，如电力、汽车、化学等。从1902年到1907年，美国的发电量从48亿度增至106亿度，增长了1倍多。1900年至1907年间，世界汽车产量由7000 辆增至8.4万辆。在德国，化学工业的从业人数从1900年的15.3万人增至20.8万人。法国的汽车工业格外引人注目，1907年，法国已经生产了 5.5万辆汽车，超过美国的4.4万辆。但是，带动这一轮高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铁路和重工业建设。1905年至1907年，美国建成了25000公里铁路，使用了860万吨钢轨，生产了2万台蒸汽机车和69万节车厢。

有这许多新兴工业的崛起，这一轮高涨本来可以指望持续时期比较长。但是，创业投机猖獗，使这一轮高涨暴起暴落。在美国，这一时期大量个人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发行掺水股票，从中牟取暴利。大量欧洲资本通过提供短期信贷来资助创业投机，1906年，吸金融投机吸引到美国的资本总额达5亿美元，美国信贷机构投入的资金约为3亿美元。这段时期，英国新设企业2.24万家，德国新设企业的资本额达15.54亿马克。美国和德国的投机活动最为强烈，而英法的资金则被卷入其中。在英国和法国，70%-75%的有价证券是外国债券。因此，美国与德国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这一轮高涨的新建生产能力大部分都是在 1906年到1907年建成投产的，由此带动原材料价格的飞涨。1907年铁的最低价比1901到1905年间的最低价上涨了39.2%，铜价上涨了一倍，铅价上涨了92%。

如此高的价格是很难被有限的需求接受的，于是泡沫破灭的时机又成熟了。 1907年到1908年，美国破产的信贷机构超过300个，负债达 3.56亿美元，大多数银行则停止支付现金。30多家铁路公司倒闭，他们拥有股票和债券6.1亿美元，铁路长度1.3万公里。还有2.74万家工商企业登记破产，共负债4.2亿美元。在美国，这次危机引起的生产下降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严重。以月度数字计算，钢产量下降近60%，生铁38%，机车69%，货车车厢75%，新建铁路量46%。1908年，新建筑合同减少23%，钢托拉斯所属企业一半以上停工。失业人数超过以往各次。

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英国首当其冲，危机深度仅次于美国。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减少20%，生铁产量下降11%，钢产量下降19%，新建船舶吨位减少48%，棉花消费量下降14%。从1906年到1909年，生铁价格下跌25%。

危机在德国也十分严重。1907年，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20%以上，钢产量下降13.1%，已竣工商船吨位减少三分之一，建设业损失最惨重，业务量缩减 36%，与此相应，水泥等建材工业产量下降近一半。轻工业损失也不小。棉纱和棉布的出口减少18%，棉布价格下跌2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黑色金属消费量缩减，但由于该行业垄断程度高，黑色金属的价格竟提高了14%。

1907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6.5%。其中丝纺工业危机最严重，丝织品出口减少了24%。危机不但使工人生活恶化，甚至教师与国家公务人员的生活都受影响，工会活动活跃起来。1909年，巴黎邮电职工大罢工，一时电讯中断。

这次危机以后，德国工业实力已经明显超过英国。德国的钢铁产量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机器制造业发展迅速，电气、化学等工业成为德国的骄傲。造船工业在 1896年以前还不具规模，1899年至1913年间，每年平均造船30.5万吨。到1913年，德国轮船总吨位达到510万吨。德国海军实力已经接近英国。虽然如此，英国还拥有重大优势：庞大的殖民地，巨大的商船队，数额巨大的资本输出。德国认为，其实力与海外殖民地规模很不相称，而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经济危机时期更显重要。于是，从经济战争转向军事战争的时机渐渐成熟了。

1909年起，美国、法国经济开始复苏并很快进入高涨阶段，德国到1912年才走向高涨，英国则更晚。然而，这一轮经济高涨的主要动力却是军备竞赛。1913年，新一轮经济危机已初露端倪。但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转入战时计划经济，危机遂告消失。

第十七次经济危机（1929-1933）

1914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浩劫。欧洲是这次战争的主战场，英、德、法、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霸权互相拼死厮杀，元气大伤，唯独美国在战争中增强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就连当时头号投资大国英国也欠美国41亿美元的债款。美国已由战前的债务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和国际金融中心，同时，美国也从战前的工业大国之一跃为资本主义世界名列首位的经济大国。

1920-1921年以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其中尤以美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引人瞩目。美国的经济高涨虽然在1924年和 1927年被局部的中间性危机中断过，但到了1929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比1920年提高了53%，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了3.8%，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所增长。这一时期，共和党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对垄断资本家十分有利，工商企业的税负很轻，对垄断组织的发展不加限制，反托拉斯法实际上已不执行。这些政策，刺激了技术发明和新兴工业的发展。20年代是美国汽车工业大发展的时期，1919年美国的汽车产量已达150多万辆，到1929年猛增到将近540万辆，平均每六人就有一辆汽车，汽车制造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它的发展也推动了钢铁、橡胶、石油和玻璃等行业的发展，当时的钢和生铁的产量分别达到5700万吨和4300万吨，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如电气业、建筑业、化学工业和公用事业等部门也发展得十分迅速。家用电气产品总值在 1921年还只有1060万美元，到1929年已增至4.16亿美元。在战争期间，民用建筑几乎停止，住房十分紧张，房租高昂；战后大兴土木，每年建筑费用均超过70亿美元，1926年的建筑费用甚至高达110亿美元。从1919至1929年，汽油产量也从8600万桶激增至4.39亿桶。美国工业的迅猛发展，使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38%提高到1929年的48.5%，其国民收入也由1921年的594亿美元增为1929 年的878亿美元。1929年，美国拥有5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占当时世界黄金储备总额90亿美元的一半以上。

生产的高涨刺激了其信用的膨胀。从1923-1929年，美国有价证券的发行额达490亿美元，仅在1928和1929年间，就发行有价证券180亿美元。证券交易所疯狂的、规模空前的投资使证券价格不断上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券平均价格1923年初不过98美元，1929年初涨到306美元， 1929年9月达到了最高峰，涨到365美元。

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指数1900-1934年的市场表现

当时购买证券只需要支付10%的保证金，参与证券投机的人都靠借款来购买大量的证券，2/3的证券交易是靠银行贷款进行的。证券市场投机犹如一股潮流，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和报纸上的议论资料。证券的投机狂热助长了繁荣的幻景。

在投机活动上，堪与证券市场等量齐观的还有狂热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在这种活动的刺激下，房屋的建造量不断增加，这对於钢铁、木材、采矿等基本建设有关的工业部门也起到了刺激作用。

在这狂热的年代里，舆论大肆宣扬『永久繁荣』和『美国例外论』，似乎美国已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运行规律之外，再也不会发生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了。就连美国总统胡佛在其1929年4月的就职演说中，也高唱要消灭贫困。

工业的『合理化』运动和汽车、奢侈品等新工业的扩张，还使得整个『繁荣』时期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趋势加强，中小企业和独立的小生产者、小商人普遍遭到被淘汰和被兼并的命运。在1927年，美国全国公司中的千分之二的公司占有全国公司总收益的近70%，其馀99.8%的公司只分得剩下的一部分利润。

由此可见，美国以至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犹如被吹得过大的气球，随时有一触即爆的危险。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危机终於爆发了。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爆发。美国工业生产在1929年6月达到最高峰，10月间工业生产指数开始迅速下降，市面也逐渐衰落下去。10月 20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破产，特别是23日、28日和29日连续发生大破产，有价证券的行市狂跌不已。在惊恐不定的几天内，第一流有价证券的行市竟下跌了 40-60%。不少证券持有人迅即破产，茅盾在其小说《子夜》中所描述的资本家跳楼自杀的事情在美国频频发生。

证券交易所破产的浪涛波及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交易所也相继破产。1929年秋季证券交易所的破产是其生产过剩危机加深的信号。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都持续下降，商业继续萎缩，失业不断增加。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才开始从危机转为萧条。

1929-1933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的一次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是之前历次危机所从未有过的，国际贸易额的实际贸易量也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的下降。不仅生产下降的幅度惊人，而且，其延续时间也异常持久。在以前的危机中，生产下降的延续时间不过几个月，而这次却是几十个月。以美国为例，由危机时的最低点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的时间，煤、生铁、钢等都长达四十多个月。因此，1929-1933年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世界经济危机。

1929-1933年的危机的极度深刻性和其空前持久性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次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幅倒退，使整整几十年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付之东流。『一战』前的各次危机通常使生产水平倒退一二年，倒退四年或四年以上的情况极少。而

1929-1933年的危机却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水平大约后退到1908-1909年。其中美国退到1905-1906年，德国退到1896 年，英国退到1897年。这次危机不仅限於生产和商业范围，而且也扩展到银行信用系统，以及外汇和债务等领域。生产过剩危机中商品价格下跌，使工业资本家、手工业者、农民等债务人难以支持，从而使许多公司和企业主遭到破产。美国、德国和法国有几万个股份公司因此倒闭。不仅资本家破产，而且实际上某些资产阶级国家也破产了。

1931年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制，宣布英镑贬值，震动了世界各国。英联邦以及许多同英镑联系的欧洲国家的金本位制都跟著垮台了。1933年3月间，资本主义世界信用、货币制度崩溃的浪潮袭击了美国。美国银行倒闭之风更加剧烈。到1933年，美国银行共倒闭11730家，企业倒闭252000家。 1933年3月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其就职之日，不得不宣布银行『休假』，随即关闭纽约金融中心，并放弃了金本位制。

1929-1933年的危机是空前深刻和空前剧烈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主张『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失灵。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单靠本身内在的力量已经不容易从危机中爬出来了。於是，鼓吹通过加强『国家乾预』来刺激经济和保持『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主义企图利用加强『国家乾预』经济的人为措施来克服危机，消除失业和防止革命。

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57年-1958年）

二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战争期间，美国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其生产能力反 而有了巨大增长。从1939 年到1942年，美国工业生产即增加近一倍，1945年又比1940年增加116%。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4.6%，出口贸易占23.9%，还集中了世界3/4的黄金。不仅如此，美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明显。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西德的 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美国以盟国的保护伞自居，军费长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其一是，危机期间物价上涨，即所谓“滞胀”。形成滞胀的原因很多。从微观机制上看，二战以后，工会力量普遍增强，形成所谓名义工资的增长刚性，而雇主对付工资增长的办法便是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形成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石油涨价也可归于这一大趋势，但情况更复杂一些。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由于石油生产国相互竞争，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而相应的工业品却不断涨价。石油生产国之间加强团结后，就相当于工人加强了团结，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导致物价上涨。从宏观上看，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各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用财政和货币手段扩大需求，需求拉动型的涨价成为通货膨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汇率贬值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从而使通货膨胀带有主动的战略意义。因此，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期现象，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但是，与二战前相同的是，国内国际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尤其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过多投资追逐过狭市场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世界经济危机还是会不断降临，只是危机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破产、开工率下降、投资下降、库存增加，而较少地表现为价格下降。

另一个新特点是危机的同步性下降，即使是同步性危机，其严重程度也相差较大。其原因在于，各国经济竞争力距离较大，各国干预经济的程度增强，因此各国经济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例如，从1950年到1966年，美国发生过1953年到 1954年危机，1957年到1958年危机，1960年到1961年危机，而此期间西德经济却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危机，只是每次美国危机时西德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下降。1966年到1967年，西德经济发生危机，但美国此时却正经历着二战后的一次长期繁荣。但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各国竞争力差距再度接近，各国间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危机的同步性又显著增强。继 1973年到1975年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各国都经历了一段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接着就是1979到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失业率都上升到空前水平，然后是1990年到199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无一例外深陷其中。九十年代后，美国经济表现异常，在欧洲和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波低通胀高增长的所谓“新经济”，其实是巨大的泡沫经济，似乎各国危机的同步性又被打破了。但紧接着就是自2000年3月开始的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带动欧洲、日本经济进一步衰落。

1957年-19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二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发生的。问题在于，良性循环中各方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衰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逆差，英镑危机频繁；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至1958年时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黄金外流。

危机以前，各发达国家都出现投资高涨，其中以日、德为最。从1955 年到1957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10%，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美国的工资和汇率较高，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的投资最容易出现过剩。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13.5%，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这两个部门正是日本和西德发展最迅速的部门），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到7.5%，是危机前的一倍。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并未导致物价下跌，相反，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2%。因此，危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相反，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1958年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14.3%，贸易顺差从1957年的65.1亿美元减少到35.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国际收支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逆差。这样，美国的危机持续时间延长了。

危机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各国。由于日本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日本的危机深度和持续时 间仅次于美国。日本危机持续13 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批发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忽略加拿大，因加拿大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强国）紧随其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而西德的危机持续时间却只有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仅为1.4%。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震中和首发地，但是美国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足以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不能最先摆脱危机。相反，西德经济却具备了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成为摆脱危机的领头羊。

美国仍然用财政和货币两手对付危机。财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36.5 亿美元），增加军费（58亿美元），从而使1958年1959年国债总额增加142亿美元。在滞胀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提高利率，则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危机会加深；反之，则通货膨胀会加剧。无论如何，美国于1959年2月工业生产指数超过危机前最高点，进入周期性高涨阶段。但高涨仅持续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机中。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48.2%，汽车产量下降43.3%，建筑业下降33.6%。失业率最高上升到7.1%，全失业人数达500多万，半失业人数400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有较大下降。危机期间，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危机随后即影响了英国、西德、日本等各国，但除英国外，程度都比较轻，因此这次危机没有被认为是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

二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1973年到1975年）

从1961 年到1969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8年的繁荣期。危机使美国工业的工资成本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美国的出口竞争力有所改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大力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带动军费支出猛增，国内需求不断膨胀，更重要的是，六十年代是美国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企业现代化投资占全部厂房设备投资的60%-70%，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高达3.4%。这一繁荣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61年到1965年为第一阶段，经济增长迅速，物价比较稳定。此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压力加大，至1966年下半年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就国际经济而言，1965年上半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1966年至1967年西德爆发经济危机，增加了美国进出口的压力。只是由于侵越战争升级，军费开支猛增，才阻止了一场危机的到来。代价是累计财政赤字高达604.5亿美元，再加上信贷扩张，为7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同时，美国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到1968年时已不到10亿美元，国际收支则连年巨额逆差。1969年至1970年，由于尼克松采取紧缩性政策，并开始分期从越南撤军，美国经济终于开始新一轮危机。危机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1月止，工业生产下降8.1%，其中设备和耐用品制造业面临日本和西德的激烈竞争，降幅最大，分别达17.4%和15.6%。失业率上升为6.1%，而且带有长期性和结构性，1972年经济进入新的高涨阶段后，失业率仍停留在5%的水平上。此次危机还伴随着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通货膨胀加速发展，美元危机频仍。1970 年，美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猛增，国际收支逆差进一步扩大，黄金储备急剧减少。

但是，这次危机对西德和日本的影响仍然较小，虽然德、日两国生产亦一度有所下降，但是它们的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扩大。由于德、日两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加上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美元贬值、减税、扩大政府支出、加速折旧等一系列措施，美国的危机亦得以摆脱，从1972年起，美国工业生产又进入周期性高涨。

这次高涨持续了23 个月。由于美元贬值，美、日、德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化。为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除各国货币竞相贬值以外，各国制造企业纷纷开始向海外迁移，世界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因此，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加速到来。终于，1973年12月，一场二战后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了。

触发这场危机的是石油涨价。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售价从每桶2.48美元上涨至11.65美元。在一个需求螺旋萎缩的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涨使需求萎缩突然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了。

在美国，危机从1973 年12月持续到1975年5月，GNP下降了5.7%，工业生产下降了15.1%，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打击尤为严重。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 23.6%，企业的设备投资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战后的空前纪录。失业率高达9.1%，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从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达41.9%。而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1.4%，1975年上涨11%。

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在1973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又在1975年春或夏走出危机。

日本受危机的打击更严重。因为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石油价格暴涨后，不但国内需求萎缩，而且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了 20.6%，超过其他主要工业国。纺织、造船、汽车、钢铁、建筑等主要工业部门生产均大幅下降。 1974年，日本企业倒闭数创战后最高记录，达11738家，倒闭企业的负债总额比1973年高88%。1975年倒闭企业超过1.3万家，刷新了记录。这一规模较大的企业也在这一轮倒闭风潮中倒下，如阪本纺织公司，东京钟表公司，“兴人”公司等。其中仅“兴人”公司一家即负债2100亿日元。官方公布的完全失业人数高达112万，也创战后最高记录。

英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其中粗钢产量跌到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小汽车产量下降了 12%。大批企业倒闭，565的企业开工不足。危机中最高失业月份的失业人数达125万。企业纯利率从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 1975年的3.6%。英国股市崩溃，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跌落了 76.2%。由于英国工业国际竞争力低下，危机期间贸易逆差上升到123亿美元，比1973年增加了115%。在生产下降的同时，1974年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却高达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批发物价指数更高，1974年达48.9%。

西德的工业生产下降10.9%，首次达到两位数；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8.6%，失业人数增至119.4万，失业率从1972年的1.1%迅速上升到1975年的4.7%。但总的来看，西德受影响的程度比美、日、英等国轻。

为摆脱危机，美国的对策是赤字财政。1975 年财政赤字高达532亿美元，是二战后赤字最高年份1968年（当时正值越战高峰）的两倍多，而且此后财政赤字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西德三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从27.8亿马克增至585.5亿马克，而1966年到1967年危机时财政赤字最多仅为70亿马克。英国着重控制通货膨胀，通胀率从1976年的 16.5%下降到1978年的8.3%，而代价则是经济增长缓慢，工业生产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失业率也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上。

日本的应对措施看来最得力。在萧条期间，日本企业减量经营，抑制企业规模的扩大，同时加强技术改造与设备更新。生产能力数量扩大的投资占设备投资的比重 1965 年占57.5%，1971年为49%，1975年下降为24.3%，1978年更降为15.3%。经过技术改造，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其中人事费下降27.8%，金融费节约27%，库存费用节省8.9%，营业所和工厂关闭节减费用9.5%，其他费用23.9%。以钢铁工业为例，连铸比从1973年的21.2%提高到1980年的60.7%。日本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下降到0.35-0.4之间，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为0.76。这样，日本既有效地抑制了生产过剩，同时又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顺利渡过1980年-1982年世界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

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1980年-1982年）

战后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后，各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回升、增长乏力，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却居高不下。美国经济从1977年1月到 1980年1月为高涨阶段，但37个月时间里工业生产仅增长15.4%，折合年均约4.8%，比以往各次高涨都低。英国则直到1978年才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连德国、日本经济都落入滞胀，无法自拔。

然而，旧账未清，新账又至。1979年下半年起，各主要工业国再次陷入危机，而且危机程度超过上一次。在美国，危机历时三年左右，几经起伏，工业生产指数呈现下降-回升-下降的W型曲线。1979年下半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油价从每桶13.77美元涨到37.29美元。油价上涨使成本上升，市场需求萎缩，从而触发了经济危机。公司纳税后利润在1982年仅为556亿美元，比1979年下降43%。企业倒闭数急剧增加，相当于1933年的水平。失业人口从1979年611万增至1200万，失业率高达10.8%，刷新上一次的记录。危机期间，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 13.4%。对外贸易逆差也创下364亿美元的新记录，出口值从1981年第二季度到1983年第二季度下降19.8%。

英国于1979 年7月陷入危机，于1981年5月达到最低点。工矿业生产指数降幅为12.1%，刷新上一次危机的记录。其中纺织、冶金、和建筑业下降最大，1981年第二季度与1979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了29.3%，29%和18.6%。如果不是北海油田的开发，1980年英国工业生产还要下降 8.2%，GDP还要下降3%。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猛增。1980年8月失业率达8.3%，失业人数突破200万大关，仅次于30年代的大萧条。和美国同样的是，物价上涨率达两位数，1979年、1980年、1981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3%，18%，11.9%，只是由于撒切尔政府采取以抑制通货膨胀优先的政策，1982年通货膨胀率才降到8。6%。其代价是经济进一步衰退，1979年，1980年，1981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 8%，-2。4%，-2。4%。

由于西德马克不断升值，工资成本提高迅速，国际竞争力下降较快，西德的危机更严重。从1980年3月到1982年12月，西德的危机持续了 34个月，时间之长远在其他各国之上。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了11.7%，固定资本投资下降25.4%，失业率从3.7%上升至8.6%，失业人数从 81.8万猛增到203.2万，同时，则是物价年平均上涨率高达35%。为了应对危机，三年里政府的财政赤字分别达到574亿、761亿和700亿马克，并出现巨额国际收支赤字，1980年时逆差高达286亿马克。

日本受危机的影响最轻。危机持续时间最短，没有出现连续6个月的生产下降，而且生产下降幅度很小.以年率计算，1980年，1981年， 1982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3.5%，3.4%，3.4%；工矿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4.7%，0.95%，0.35%。同时，物价上涨幅度比其他国家小。只所以如此，是由于日本企业将上一次危机变成了技术更新的强大动力，重新赢得了国际竞争优势。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结束后，日本节能型的家电、汽车涌向世界各国，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1985年起，日本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

二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1990年到1991年）

在1980年-1982年的危机中，面对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困境，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美英两国发动了一场反凯恩斯主义革命，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而置失业和生产下降于一旁，结果危机迁延反复，变得更加深重。里根政府的对策是借失业削减福利，削减工人工资，强硬打击罢工，同时削减税收，给企业以各种税收优惠，刺激企业投资，更为重要的是，里根政府在理论上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同时，实践上大规模增加军费，增加国内需求。这两手相配合，终于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底摆脱危机，进入自70年代以来少有的持续高涨阶段。1983年到1989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年均达3.2%。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失业率降到5.3%，通货膨胀率降到3.5%-4.0%之间。

这在七十年代末期的美国经济学界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就。其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在里根政府的经济反革命政策作用下，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降至低于西欧主要工业国的水平，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竞争力。1985年以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又严重地削弱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里根赶上了石油和初级产品降价的好时代。石油价格在1986年3月一度降到12美元每桶。考虑到七十年代以来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这一价格已经接近第一次石油危机前的水平。与涨价相反，降价扩大了市场需求，并且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但是，仅有这两条还不足以维持长达8年的繁荣。里根8年任期内，累计财政赤字达 13382亿美元，平均每年达1672亿美元，是70年代财政赤字水平的近4倍。在此期间，不仅政府债台高筑，个人通过分期付款和信用卡贷款方式积累的债务也急剧增长，而且股票价格在1980年到1989年间上涨了181%，推动了个人需求的增长。

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却是一波三折。先是从1983年到1985年强劲扩张，国际贸易顺差大幅度增加，全世界惊呼日本的经济侵略。接着是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压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从1985年2月到1986年8月间，日元竟升值69%，到1988年又上升28%，这就使日本进口大增，出口停滞，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1986年日本工业生产下降0.2%。随后，日本经济被泡沫化，内需旺盛，大批豪华型服务项目、娱乐设施、高档轿车纷纷上马；企业大量投资，从 1988，1989，1990三年的设备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4.8%，16.6%，12.4%，投资额超过美国同期的投资额；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狂涨，日经指数从1985年的12755点，涨至1989年末的38915点；贸易顺差大幅度下降，从1986年的1000亿美元下降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但是，泡沫经济毕竟不能持久。1989年底起，泡沫开始破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

西德从1983年1月起开始经济回升，但增长乏力，曲折较大，失业率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1983年1月失业率8.9%，到1985年10月，升至9.2%。1983年-1990年平均失业率高达7.3%。这一失业率高于日本（2.7%）和美国（6.7%），但低于同期英国（9.55%），法国（9.72%），意大利（10.65%）。当然，以失业为代价，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1983年到1990年间通货膨胀率仅为1.88%，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在失业的压力下，八十年代名义工资增加缓慢，实际工资有所下降，使得进出口连续保持顺差。

八十年代的繁荣极不平衡而且酝酿着更大的危机。以跨国公司为后盾的保守主义的经济势力主宰各国，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工人的福利和工资削减，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应地，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相互竞争，初级产品价格越来越低，国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发达国家政府、企业、个人债务也越来越沉重，国际间竞争更加激烈。唯一从中获益的是发达国家的各垄断财团和跨国公司。但是，到八十年代末期，跨国公司的海外生产能力投资过度，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又降临了。

实际上，美国经济走向危机的历程应该从1987年10月的黑色星期一算起，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1987年第四季度为最高点，接近7%，从 1988年第一季度开始即逐季直线下滑，到1989年第二季度降到1.7%，第四季度降到接近零，到1990年变为负增长。这次危机从表现上看似乎比较温和，实际上其严重程度比上一次更甚。这次危机经历了历时约两年半的始发阶段，即1987年10月至1990年初，经历了为时三个季度的恶化阶段，又经历了历史约两年半的危机后期阶段，共历时五年又三个季度，呈现W+W型。直至1993年9月23日，美国财政部长小劳埃德·本森特在华盛顿就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一事向新闻界吹风时，仍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的“经济衰退”比做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滑出跑道”，并呼吁日本和西欧作出努力，“以避免发生连续第五年的全球经济萧条。”在危机的恶化阶段，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5.2%，1990年企业破产数达6万家，8月以后每周宣布破产公司达1500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也严重衰退。1991年上半年企业破产430033家，其中商业、服务业、运输和公用事业占56.6%。失业率于1992年6月达最高值7.8%，但直到1993年8-9月间，仍达6.7%，高于危机始发时的5.5%。

日本的情况更糟糕。从1991年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危机或萧条。从1990年到1992年8月，日经指数下跌了62%。1992年日本股票市值与土地市值共损失406.9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65.4万亿日元的87%。在泡沫高涨的年代里，日本金融机构持有大量股票和房地产，并且还大量贷款给股票和房地产的投机者，形成丰厚的账面资产和利润。泡沫破灭后，资产转眼间成为负债，银行的不良债权大幅度上升，多家信用社和银行倒闭。其中日本最大的信贷联盟宇宙信用社的不良债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72%，消息传出，该信用社即发生挤兑风潮而倒闭。日本大藏省1995年6月公布，日本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为40万亿日元，相当于全部放款额的6%。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泡沫破灭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萎缩，其次是营业外亏损增多，第三是流动资金缺乏。因此，工业生产连续3年下降（降幅为11.8%），企业设备投资连续3年下降，企业经常利润连续4年下降。

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至0.5%，仍然不能奏效。从1993年起，财政出现赤字并且逐年加大，至1995年赤字占 GDP的3.9%，经济情况也不见好转。但是，在萧条期间，日本对外贸易顺差一直很高，每年约为1000多亿美元，出口数量逐年增多。同时，日本海外投资的利润回流也不断增加。1985年海外利润回流为24亿美元，1989年即增至163亿美元，1994年更增至410亿美元。回流的利润和贸易盈余缺乏投资出路，在日本银行低利率的逼迫下，纷纷投入美国证券市场，是促成美国九十年代股市狂涨的重要力量。在日元升值一倍，日本工资增长率远高于美国的情况下，日本产业仍然展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在如此巨大的贸易盈余和利润回流下，日本经济仍不能摆脱萧条，说明日本此次萧条之严重。九十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稍有回升即又跌落，东南亚金融风暴后，日本经济更加萎迷不振。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时至今日，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日本经济衰退之势加剧，日经指数跌破10000点大关，日本银行体系的坏账进一步增长，而日本政府却已经债台高筑，累计债务高达GDP的130%。现在还看不到日本经济回升的前景。

在美国陷入危机时，由于两德统一，西德正处于“统一景气”中。为接管东部地区，统一后的德国政府每年投入1500亿马克，形成了巨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89年的4.0%升到1990年的5.5%和1991年的4.9%，机器设备投资增长率1990年、1991年分别为13.2%和 9.1%。但是，投资很快饱和，而国际市场却仍处在萧条之中，于是德国经济于1992年第二季度起陷入危机。危机是严重的，20个制造业除原油提炼外都出现负增长，且传统的优势行业遭受的影响尤其严重。其中，汽车业下降18.4%，机械制造业下降11.3%，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下降达1.8%（西部地区为2.4%）。失业率直线上升，1993年底西部为8.9%，东部为17.1%。这次危机在深度和广度上均超过西德前三次危机，除周期性因素外，八十年代以来，德国相对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重要原因。1992年，德国全年实际工作时间只有1519天，美、日分别是1857小时和2007小时。1994 年，德国西部地区工人的小时工资为43.97马克，而其主要竞争对手日本仅为36.01马克，美国仅为27.97马克。此外，德国的社会保障费用已达工资总额的85%，占财政支出的1/3。这样，德国的直接和间接工资成本都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由此付出的代价，一是即使在经济恢复增长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全德失业率分别高达9.6%、9.4%、9.3%、11.1%。二是进出口顺差缩小，国际竞争力削弱。三是财政赤字继续扩大，1996年债务总额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2%。

由此可见，除美国以外，日本、德国及西欧主要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摆脱战后第四次世界经济危机，而是陷入了长期萧条。由于国际金融体系的高度流动性，日本和西欧以及第三世界各国的经济萧条，反而促成了资本源源不断流入美国，使美国经济获得了意外的营养。

从1993年底起，美国经济摆脱危机，进入新的高涨期。

二战后第五次世界经济危机（2000年--）

美国这一轮经济高涨可谓声势夺人，同时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三大目标，被称为“新经济”。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 4.3%，失业率降至5%以下，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3%以下，财政赤字也逐年减少，1993年到1997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903亿美元，2594亿美元，2030亿美元，1638亿美元，1073亿美元，226亿美元，至克林顿任期末甚至出现结余。这种良好的局面出现在国际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的确是一种“奇迹”。奇迹的背后另外一组数字，一是各类债务增长，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二是贸易逆差大幅度增长，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 2001年更高达约4500亿美元。三是股票市值高速膨胀，吸引大量境外游资、国内居民存款和各类基金进入股市，造成收入虚增，消费支出猛涨。

换言之，尽管这一轮新经济的繁荣有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作依托，因而似乎显得理由充分，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一轮股票和债务的投机性繁荣。世界各国赚了美国人的钱，又送回美国证券市场，供美国人消费和投资所用，而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或者不至于负增长。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

果然，随着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逐渐陷入了危机，并带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和第三世界各国经济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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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前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魔鬼经济学 2014-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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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经济学
（微信号：freakeconomics）一起徜徉于魔鬼般的经济学世界里，成功秘诀、名人警句、经典案例、深刻分析，学以致用…
图：1920年代后期东京银座,画面中能见到开业不久的松屋百货公司,这是当时日本最豪华的百货公司之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皇太子嘉仁即位，取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之意，改元“大正”。彼时之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 融入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国际融资与贸易体系，坐享帝国上世纪极盛期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秩序红利。



与政治军事上的夺目成绩相比，日本经济发展仍然步履维艰，缓慢的内部资本积累使重工业部门尚未脱离萌芽阶段，对外贸易中日本所能供应的纺织品与杂货拓展市场十分艰难，有限的外汇收入应付外债也时常捉襟见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天佑神助，令日本经济从乡间小道驶上了高速公路，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给它的政治、经济蒙上了厚厚的阴影，也对东亚乃至世界的政经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奇迹



交战国战时需求及列强商品退出东亚市场后留下的广阔空间，使日本对外贸易局面发生魔术般变化，净出口自1915年起转为巨额盈余，其后连年暴增，在最高峰的1917年，净出口占其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9%的惊人水平。商船队规模由战前的7.8万吨，增至1918年的51.3万吨，总吨位攀升至世界第三，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海运费收入。



与后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相同，国际市场空间与剩余劳动力结合促成了外贸爆发，而贸易部门的发展产生就业机会并积累大量资金，进而为国内消费与投资奠定基础，进口来源的断绝，也刺激重化工业进入加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投资年均增速达到惊人的26.5%。



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一直延续至1919年，利用经常收支上积累的盈余，日本一举由违约在即的重债国，转变为净债权国，官方外汇储备在1919年末达到了21.8亿日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上。



随着世界大战的落幕，战后日本向何处去？作为既有国际体系最大受益者之一，日本政界对与英美协调尚有着清醒的认识，其战后外交取向，是在合作的基础上，依靠自身新晋大国地位，寻求有利于己的东亚战后国际秩序。 这一目标随着战后日本跻身国联五大常任理事国，并在华盛顿和会上获得列强对其西太平洋新占领地的确认而基本实现。



在日本社会内部，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市民阶层壮大，民智渐开，面对财阀等权贵阶层的种种特权与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社会下层不满情绪滋长，1918年，因物价上涨导致规模空前的城市平民“米骚动”；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奇迹”令部分知识分子醉心不已，开始寻找有别于传统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解释，这种从一开始就步入歧途的自我塑造尝试，内嵌着与外部世界冲突的结构性因素。



1918年10月，大川周明创立文化沙龙老壮会，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原点。



经济上，战时出口热的退潮势所难免，英美资本重返亚太后，日本外贸增长明显减速，仅以中国市场为例，随着民国与英美贸易的恢复，战后日本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由1919年的36％下降到1921年的22％。 旺盛的国内投资则使进口居高不下，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使日本贸易收支于1919年转为赤字，赤字规模其后更连年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对外贸易的这一变迁绝非日本特例，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一国贸易大量盈余的状态很难长期维持，本世纪的中国经济也走过了相似轨迹，其一般贸易自2009年后即转入赤字状态。）



为维持景气，1918年上台的政友会内阁推出了大手笔财政刺激计划，当贸易红利渐衰，出口导向向内需拉动的转型似乎顺理成章，处于城市化初期的日本经济搭配充裕政府财力，投资拉动的空间看起来也无限广阔。



漫长的20年代



1920年，美国恢复战时中止的金本位货币制，由此导致的通货紧缩使美国经济陷入短暂萧条，由于日本出口对于美国市场的高度依存，这一冲击向日本国内快速传导，东京、大阪股市暴跌，一度暂停交易达30天，这次危机后，日本社会一战以来延续的亢奋气氛为之一变，贯穿整个20年代的慢性萧条拉开了帷幕。



20年代日本依然成功维持了宏观指标的强劲，十年间，GDP增速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这一时期拉动增长的主要发动机是国内投资，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财阀企业又一马当先，这类企业占据着各种有利可图的资源性、垄断性行业，依靠关联银行的特殊关照，其获取信贷资源远较一般企业容易。



然而投资拉动的问题在于其所能提供的迂回空间有限，新形成的生产能力最终要顺着产业链条依靠下游市场消化，一旦外部需求放缓，则必将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正是20年代初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除企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投资也快速膨胀，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由1910年代末的30%，增加至1920年代末的50%。



面对经济见顶，调整自然是一种共识，不过刚刚经历高速增长期的社会，从上到下对于经济下行事实上都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历届政党内阁均不愿承受泡沫破裂的政治代价，只能采取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拖延政策，等待外部需求好转。



大量僵尸化企业依靠关联银行维系运转，企业所积累的不良资产也逐渐转化成银行部门的庞大呆坏账。投资与信贷的自体循环造成日本银行业存贷比持续紧张，吸储困难之下，不得不日益依赖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借短放长造成明显的期限错配，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



面对严峻局面，日本央行成了疲于奔命的裱糊匠，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银推出震灾特别融通窗口，为受灾企业提供定向货币宽松，避免信用链条断裂，然而这一渠道很快演变为变相的全面放水，这种为刚性兑付背书的行为，进一步助长了投机行为。直至1927年当央行试图收紧票据贴现条件，却使两家主要银行的坏账暴露，一举爆发战前日本最严重的银行危机。



投资率的不断增长必然压缩消费率，投资泡沫滚动的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反而持续恶化，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下降， 20年代后半期，隐性危机的后果开始在社会层面显现，据1926年统计，当时薪俸为生家庭中，有80%入不敷出，同期，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生也出现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成为普遍现象，至20年代末期就业率已不足40%。中间阶层生活状况恶化，青年人口向上流动的难度增大，与此同时，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必然导致收入分配向资本的过度倾斜，20年代日本基尼系数直线上升，一度达到0.6的超高水平，贫富差距日益悬殊。



魔瓶开启



长期经济危机必然对社会产生冲击。



1921年，发生了退伍军人朝日平吾刺杀大财阀安田善次郎，并随后自杀的爆炸性事件，在朝日所写的遗书《死亡呐喊》中，集中表现了底层日本青年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奸商安田虽积巨富，却不尽富豪责任，无视国家社会。因而加以天诛以为世之警示”。



面对社会矛盾激化，日本国内各权力集团对改革的必要性有直觉认识，却对改革方向缺乏共识，明治维新以来政坛前台的几大势力，军头、政党、重臣，由于其行政经验的积累，行为方式逐步向主流世界趋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传统实权集团事实上成为最重要的开明派力量。



然而传统实权集团保守的施政无法解决隐性危机对社会消耗，其民意基础在20年代被极大削弱，而组成明治体制的其他边缘集团，尤其是宫廷、华族和军部内反长州势力，则有意识地开始在军国主义中寻找理论依据和政策出路。



1919年，长期参与同盟会地下活动的浪人北一辉目睹五四运动，理想幻灭之下于上海闭关四十余天，炮制出日后军国主义夺权的总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他以一种强烈的受害思维解读日本与列强间的利益折冲，将国际事务上的野蛮视为大国崛起标志，将践踏国际体系视为强国特权。这部逻辑混乱的大杂烩，在日本国内却反响强烈，北一辉也一跃成为新时代思想教父。 回国后的北一辉，很快与大川周明合流，将老壮会改组为政治色彩更加鲜明的犹存社，着力向少壮军人和大学生群体扩散其思想。



1923年起，宫内省在原皇居内旧中央气象台遗址设立了社会教育研究所教育部（大学寮），负责该机构日常事务的，恰恰是大川周明创建的行地社，这一平台也自然成为上层权贵与底层投机者各取所需的拍卖会场。



20年代隐性危机导致的阶层固化与贫富差距，使大量日本青年成为法西斯思潮的追随者，坚信“英美鬼畜”害怕神国日本崛起，破坏日本主导的东亚新秩序建设，拉拢中国等周边国家形成对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环形战略包围圈，国内的乱象也是鼓吹民主自由的国贼败坏的，这样简单直白的阴谋论对底层青年表现出十足的吸引力，成为转移青年不满情绪的最佳廉价娱乐。



庞大的粉丝群体也是一棵摇钱树，例如北一辉这位“意见领袖”， 凭借其影响力四处勒索财阀与官僚，形成一门日进斗金的舆论水军生意，名气和财力，又得以帮助他进一步跻身上流社会圈子，寻找更大政治投机的机会。忽悠底层群众的在野“思想家”，与寻求理论工具和社会基础的上层权贵相结合，通过拨弄民意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盲动力量。



脱轨



1929年，新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终于做出“金解禁”决策，恢复中止多年的金本位体制，相当于断然实施紧缩性政策，其背景是日本投资泡沫已经滚动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除内部紧缩外，滨口内阁对外试图继续确保与英美协调的外交路线，以换取贸易与融资空间，1930年“伦敦条约”的签订就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然而，国内极端思潮的壮大，已经注定了这次改革的失败，恰好发生在此时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使“金解禁”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日本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一举表面化，1929-1931年，形成了日本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从“金解禁”开始到1931年英国放弃金本位制，由于对日本经济的极度悲观预期，资本外逃现象失控，1930-1931年黄金流出合计达8亿日元以上。同期推断城市人口失业率已高达15%-20%，原有政治经济体制濒临崩溃，蠢蠢欲动的各路政治势力嗅到权力摇动的气息，如同猛兽般扑了上来。



1930年，滨口内阁顶着国内重重压力，强行签订“伦敦条约”，成为刺激极端势力暴走的催化剂，海军谈判代表财部彪返回东京时，一下火车便收到了自杀建议书，1930年底的日本，弥漫着狂躁而恐怖的气氛。



1930年11月14日，滨口遇刺重伤，并最终因伤势复发于次年8月不治，滨口雄幸之死及随后发生的“9·18”事变，标志着开明派匡正国家道路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惶恐不安的各大财阀转而大力资助极端势力，军国主义全面掌权的前景已告明朗。



战前日本的经验再次证明，具有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后发国家在适当条件下，可以成功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通过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过程加速吸收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发展成果，在短时间内改变社会面貌。



然而其后日本发展道路的脱轨，也显示出高速增长期的结束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意味着潜在的社会风险，前期形成既有利益格局的强大惯性，往往通过保守的治理使经济泡沫持续期被人为拉长，直至将政策工具的腾挪空间消耗殆尽，慢性危机的代价必然在社会层面得到反映，然而后发国家落后的社会结构恰恰决定了其内部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不足，这使鼓噪民意对外转移危机成为有诱惑力的选项。



一旦挑唆民意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随后的进程往往将超出所有当事者的控制，这一点已经被太多历史教训所证明。讽刺的是，在1945年日本紧张的停战活动中，宫廷集团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奔走于幕后，一如其在20年代培养极端派的热情，始作俑者，最终也尝到了骑虎难下的苦涩滋味。



文/晴岚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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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我头都大了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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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1957年-1958年）
       二战决定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地图。战争期间，美国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其生产能力反而有了巨大增长。从1939年到1942年，美国工业生产即增加近一倍，1945年又比1940年增加116%。1948年，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54.6%，出口贸易占23.9%，还集中了世界3/4的黄金。不仅如此，美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明显。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西德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此外，美国以盟国的保护伞自居，军费长期居高不下，也增加了美国产品的出口成本。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其一是，危机期间物价上涨，即所谓“滞胀”。形成滞胀的原因很多。从微观机制上看，二战以后，工会力量普遍增强，形成所谓名义工资的增长刚性，而雇主对付工资增长的办法便是提高产品价格，从而形成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长期通货膨胀趋势。石油涨价也可归于这一大趋势，但情况更复杂一些。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由于石油生产国相互竞争，石油价格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而相应的工业品却不断涨价。石油生产国之间加强团结后，就相当于工人加强了团结，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导致物价上涨。从宏观上看，二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各发达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用财政和货币手段扩大需求，需求拉动型的涨价成为通货膨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汇率贬值成为国际竞争的战略工具，从而使通货膨胀带有主动的战略意义。因此，战后至七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是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的长期现象，只是程度有别而已。但是，与二战前相同的是，国内国际的竞争依然十分激烈，尤其是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过多投资追逐过狭市场的矛盾并未解决，因此世界经济危机还是会不断降临，只是危机更多地表现为企业破产、开工率下降、投资下降、库存增加，而较少地表现为价格下降。

       另一个新特点是危机的同步性下降，即使是同步性危机，其严重程度也相差较大。其原因在于，各国经济竞争力距离较大，各国干预经济的程度增强，因此各国经济的独立性也有所增强。例如，从1950年到1966年，美国发生过1953年到1954年危机，1957年到1958年危机，1960年到1961年危机，而此期间西德经济却一直没有发生实质性危机，只是每次美国危机时西德的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下降。1966年到1967年，西德经济发生危机，但美国此时却正经历着二战后的一次长期繁荣。但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各国竞争力差距再度接近，各国间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危机的同步性又显著增强。继1973年到1975年的严重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各国都经历了一段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接着就是1979到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失业率都上升到空前水平，然后是1990年到199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各国无一例外深陷其中。九十年代后，美国经济表现异常，在欧洲和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波低通胀高增长的所谓“新经济”，其实是巨大的泡沫经济，似乎各国危机的同步性又被打破了。但紧接着就是自2000年3月开始的更加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泡沫破灭，带动欧洲、日本经济进一步衰落。

       1957年-195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在二战结束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国际经济良性循环阶段发生的。问题在于，良性循环中各方的收益却并不平衡。日本和西德工资低，货币定值低，随着投资不断扩大，其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贸易顺差不断增长。而英国和美国则相对衰落，经济增长率只有德、日的一半左右。英国存在经常性的贸易逆差，英镑危机频繁；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不断缩小，至1958年时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大量黄金外流。

       危机以前，各发达国家都出现投资高涨，其中以日、德为最。从1955年到1957年，美国的投资增长率也超过10%，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美国的工资和汇率较高，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美国的投资最容易出现过剩。1957年3月起至1958年4月，美国经济落入危机，商品滞销，库存增长，工业生产下降13.5%，钢铁和汽车等部门的生产量下降一半以上（这两个部门正是日本和西德发展最迅速的部门），1958年第三季度固定资本投资同比下降15.6%，失业率上升到7.5%，是危机前的一倍。与战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并未导致物价下跌，相反，危机期间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4.2%，生产者价格指数上涨了2.2%。因此，危机并没有增强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相反，出口竞争力进一步削弱。1958年美国出口总值下降了14.3%，贸易顺差从1957年的65.1亿美元减少到35.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资本输出和海外军事开支不断增加，国际收支第一次出现33.5亿美元的逆差。这样，美国的危机持续时间延长了。

危机迅速波及加拿大、日本及西欧各国。由于日本对美出口依赖程度高，日本的危机深度和持续时间仅次于美国。日本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10.4%，批发物价指数下降7.4%。英国（忽略加拿大，因加拿大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业强国）紧随其后，危机持续13个月，工业生产下降3.7%。而西德的危机持续时间却只有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仅为1.4%。由此可见，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龙头，也是世界经济危机的震中和首发地，但是美国经济地位已经明显下降，不足以向外转嫁危机，因此不能最先摆脱危机。相反，西德经济却具备了向外转嫁危机的能力，成为摆脱危机的领头羊。

美国仍然用财政和货币两手对付危机。财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公路和住房建筑支出（36.5亿美元），增加军费（58亿美元），从而使1958年1959年国债总额增加142亿美元。在滞胀的前提下，支出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加大。提高利率，则通货膨胀可以控制，但危机会加深；反之，则通货膨胀会加剧。无论如何，美国于1959年2月工业生产指数超过危机前最高点，进入周期性高涨阶段。但高涨仅持续一年，又落入1960年-1961年危机中。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1957-1958年危机的余震，也是美国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危机期间钢铁产量下降48.2%，汽车产量下降43.3%，建筑业下降33.6%。失业率最高上升到7.1%，全失业人数达500多万，半失业人数400多万，在业工人的工资也有较大下降。危机期间，还爆发了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危机随后即影响了英国、西德、日本等各国，但除英国外，程度都比较轻，因此这次危机没有被认为是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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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到1992年经济衰退
2008年09月17日23:20　　来源： 我有话说
　　此期间发生了冷战后的第一次战争——海湾战争。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发生在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的战争。
　　美国的表现：
　　本次美国经济走向危机的历程应该从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算起。
　　1987年，格林斯潘接任美国联储局局长一职后，美国逐渐结束低利率时代，开始步入加息周期。随着加息进程的推进，美国股市便因银行收紧信贷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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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月：央行意外降准的三大原因
　　1987年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指数大幅下跌，一天之内急跌508.32点，下跌幅度达22.6%，下跌的点数和幅度都在这之前的最高记录，超过了1929年10月28日美国经济大危机前夕创下的一天之内下跌12.8%的记录。其实在这次危机爆发前几个星期，股市已开始下滑，1987年最高点是在8月25日的2722.42点，到10月19日大爆发前下滑了17.5%。
　　这次股灾在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伦敦《金融时报》100种股票价格指数19日下跌183.70点，跌幅为10.1%，创下了一天内的最大跌幅；瑞士信贷银行股票指数的跌幅为11.3%；联邦德国DAX股票指数下跌3.7%；法国CAC股票价格指数下跌6.1%。亚洲日本东京日经225种股票价格指数在19日跌620点之后，20日再跌3800点，跌幅分别为2.35%和14.76%。香港恒生股票指数在19日下跌1121点，创下日跌幅33.3%的历史最高记录。不过这次股灾对这些国家实体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但这次股灾对美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美国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1987年第四季度为最高点，接近7%，从1988年第一季度开始即逐季直线下滑，到1989年第二季度降到1.7%，第四季度降到接近零，到1990年变为负增长。
　　联邦储备银行在1987年比1929年更积极地采取措施拯救经济。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大货币公共供应量，推动经济增长。里根总统并不是像胡佛总统只是在一边静观形势，而是积极采取措施，美国金融管理当局，在1987年股市暴跌后，立即放松银根，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资金，商业银行也降低了利率以保证向企业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从而避免信用危机的发生。同时，由于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人们不必担心由于银行倒闭而血本无归，因此没有发生挤提银行存款的现象，使银行系统保持稳定。
　　这次危机经历约两年半的始发阶段（即1987年10月至1990年初），再经历了为时三个季度的恶化阶段，又经历了历史约两年半的危机后期阶段，共历时五年又三个季度，呈现W+W型。
　　股市道琼斯指数在1987年8月的最高点2722点骤然跌至10月的1616点，跌幅为38.98% 。随后开始反弹，到1989年8月，道琼斯指数收复了所有失地，在1990上涨到2934.65的高点后，第二轮调整开始，最低下探到2365.1点，第二轮下探跌幅为17.4%。随后步入上涨10牛市行情，1995年11月21日，它首次超过5000点（5023.55点）。到1999年3月29日，“道指”收盘达到了10006.78点，首次超过了10000点大关。仅仅一个月后的5月3日，它收盘时达到11014.70点，首次超过11000点。
　　　日本情况：
　　在1987年10月17日美国“黑色星期一”以后，日本东京日经225种股票价格指数在19日跌620点之后，20日再跌3800点，累计跌幅超过15%，不过日本股市很快得到恢复， 并且带动了全球股市的回升，到1989年12月， 东京交易所最后一次开市的日经平均股指高达38915点。
　　但这只是最后盛宴。其实受到这次经济危机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就是日本，因此人们又叫它日本经济危机。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其实际 GDP年增长率急剧下降，1991年为2.5%，1992 和1993年则不到1% 均为0.4%，1995 和1996年出现较明显回升，分别达到2.5%和3.4%，但是1997年又跌落到0.2%，1998年出现负增长，随后的年份一直徘徊在轻微增长和负增长之间而不能自拔。整个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
　　其实在房产泡沫破裂之前，股市价格已经先行暴跌。在1990年10月份日经指数已跌破20000点。1992年4月1日东京证券市场的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降至14309点， 基本上回到了1985年的水平。
　　为摆脱危机，日本银行连续8次降低利润，1995年8月竟至0.5%。
　　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在这次经济衰退中，受到的影响较小，持续时间比较短，进入1993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在1993年9月23当时美国财政部长小劳埃德·本森特在华盛顿就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部长会议向新闻界吹风时，将包括美国在内的七国集团的现状比做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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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地球和世界是这样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