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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
罗卫平的爱犬“三得利”为主人的康复出了不少力。 身体周刊记者 高征 图
六十岁的罗卫平曾是高级法官，患上抑郁症不得不放弃工作放弃社交，甚至想要放弃生命。从病魔中走出来后，老罗成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用他的独门“自杀”疗法，救下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大胆公开自己的病历，上了电视报纸，成了不走寻常路的名人。
罗卫平
1951年出生，前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
1995年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1996年初痊愈，2000年再次复发，2001年底提前退休，2005年痊愈后进入华师大心理学系进修，次年考取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 中国心病① 】
九月十日是第八个“世界预防自杀日”，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亡原因，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则是自杀的首要诱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断层加剧、利益冲突频发、信仰缺失，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找到自己的心灵寄托。有鉴于此，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鼓励他们讲述自己战胜自我的故事，为重塑中国人的精神提供镜鉴。罗卫平，曾经的高级法官，如今的心理咨询师，把自己十年的痛苦病历，变成了他人的良药。
身体周刊记者 史寅昇
天空是碧蓝的，阳光是金色的。
罗卫平花了10年时间，才真正重新获得了对主客观世界的正常感知。在最灰暗的那五年里，他的天空没有阳光，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愿也不敢面对他人的眼睛，死亡是一颗悬在他头上的定时炸弹。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1995年末，身为法官和庭长的老罗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半年的治疗一度为他找回了阳光，然而病魔却在新千年卷土重来，他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社交，甚至决定放弃生命。将近五年的煎熬之后，老罗终于又从地狱里走了回来。
因为曾经在心里杀死过自己不止一次，归来的老罗把自己的痛苦经历，变成了拯救他人性命的良药。55岁那年，老罗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始用他独有的疗法，救下一个个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甚至因为公开自己的病情，上了报纸头版，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名人。许多人感于老罗的勇气——敢于面对曾经几乎杀死自己的心魔，敢于向社会坦承，自己是个“前”精神病人。
但老罗从没有自居为英雄。在他眼中，英雄是那些迎难而上者，而经历过太多挫折的他，现在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每次成功地帮助别人，对他来说，都是种正面的刺激，把他离当年的梦魇推得再远一点。
60岁的老罗说，那些灰色的岁月，没有再出现。
从法官到精神病人
今天的老罗，身材清瘦但结实，面部表情丰富。不止一个人说，他说话的腔调像相声泰斗马三立——只是，他的语速比马三立快了几倍，思维跳脱却流畅。与相声演员相似的是，他总能在几分钟内和任何人搭上话，并且用几句话就吸引对方的注意。
初见老罗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个过于亢奋的人——他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毫不疲惫地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以近乎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配合丰富的表情、动作。他总是表现出热情和开朗的一面，连他自己也时常自嘲：“我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躁狂了。”
自嘲，本来绝不该出现在老罗身上。在今天这个自称有些玩世不恭的老罗身下，躺着两个影子：一个端严尽职的法官，一个寻死觅活的抑郁症患者。如果不是与老罗面谈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能让对话者如沐春风的人，曾经将身边的一切染成灰色。
老罗1951年出生在哈尔滨，在北大荒插队时结识了来自上海的妻子，两人结婚后两地分居八年育有一子，终于1987年移居上海全家团聚。在上海，老罗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法官、庭长。看上去，一切似乎很美好。
接下来的故事，老罗讲了很多遍，媒体也报道了很多遍。对于回忆曾经的痛苦，老罗已不存障碍，这似乎是一种证明：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叫做抑郁症的梦魇。
事实上，1995年底，当老罗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些奇奇怪怪的症状时，他甚至还并不清楚，抑郁症是个什么东西。当时，他已经是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又承揽了诸多大案要案，44岁的年纪对一名法官而言正是春秋鼎盛，没有人会把他和抑郁症联系起来，包括他自己。
但老罗其实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外表上那么光鲜。承担的多半都是大案、要案，老罗很累。而当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国有资产因为法律的漏洞而流失时，老罗心中的正义呼声便成了无力的呻吟：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这种无力感严重地冲击着老罗的心理防线。现在自称“玩世不恭”的他，在当年是个刚直坚硬的法官，他无法忍受，却又无力改变。
加上过于要强长期身心疲惫的透支，于是，1995年底的一天，老罗在工作时突然两眼一黑，趴在桌上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心口和后背痛，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被同事送到医院里，一开始查心电图有问题，被戴上24小时的监护仪。后来被法院院长和医生关在房间里观察了7天，全身上下各种检验都查不出问题。最后请了精神科的医生来会诊，才发现是抑郁症。”事后，老罗回忆，从开始有不正常的感觉，到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会得忧郁症的原因，往往就是无能为力，做了太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现在，已经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老罗，可以用“认知和行为失调”的冷静术语解剖精神病的肇因，但当时，他真的对自己无能为力。
阴暗的螺旋
“现在的社会，信息量太大，人看到的东西太多，但都片面。这么一来，人的心气高了，可是水平没提高，欲望就不满足。你看到别人家庭和睦，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幸福。可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刚刚在家里吵过架出来的？你看到人家工作效率比你高，就觉得自己不行，可你也不知道，人家刚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现在精神特别好。”现在的老罗，经常用这样的说法来开解他人和自己，因为他曾经陷入过更加荒唐的思维漩涡。
老罗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电视里的人们越高兴，他就越怨恨自己的无力；而电视里若是播放悲惨的镜头，那份悲惨倒是被他一滴不差地吸走。他也不爱和人说话，总是拿弱点和别人的长处比较。他甚至想起，他有三个兄弟姐妹，大哥是长子，大姐是唯一的女孩儿，小弟最得宠，连自己排行老三，都成了倒霉人生的验证。
老罗变得不敢见人。他不敢下楼，即使妻子逼迫他每天下楼拿报纸，他也要像暴风海洋上的水手一般，在阳台上瞭望许久，确定四周无人之后，才鬼鬼祟祟摸下楼去，又急急忙忙逃上楼来。
对于一名抑郁症患者来说，要快乐不容易，要难过却很简单，令人痛苦的素材俯拾皆是。最令老罗痛苦的是，他知道自己抑郁着，也知道这种抑郁对自己不好，却无法走出来。在他日夜担心焦虑的事情之中，本身就包括了“我的抑郁症好不了，该怎么办？”，越是担心，痛苦与挫折感就越强化。
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也让老罗的身体垮了下去。“身体垮了，影响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差了，人就更加走不出去。最后，就是觉得自己这人没有救了，连身体都坏了，生不如死。”在灰色的螺旋里，老罗越走越低，最后触到了底线——生不如死，何不去死？
老罗曾经很认真地计划过死亡，他对于自己如何自杀的想象，甚至已经深入到了具体层面：“我想过跳楼，但是我家住六楼，晾衣架七七八八的，万一跳得不死，粉碎性骨折了，终生残疾了，那我可不干。想要开煤气，又怕有人点烟，炸掉半栋楼。我当时想自杀，但一不想死不成留下残疾，二也不想连累别人。后来又觉得老婆孩子还没安顿下来，这样死了太不负责任了，加上抑郁症患者身体不好，脑子思维能力也下降，所以就很懒，于是就想着‘要不下个月再死？’”
虽然“下个月再死”一度拯救了老罗的性命，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只有“死”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终点：“死是一定要死的，必须死。”这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全部意志。现在的他用“自私、阴险”来形容当时的自己：“甚至会为了怕家里人阻止，装出一副‘现在我不想死了’的样子，其实自己偷偷在准备着。”
治疗与歧视
事实上，令当时的老罗感到痛苦的事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我得了抑郁症，好不了了，永远是个精神病人。”
即使得了抑郁症，1995年的老罗依然不能消解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当自己成为抑郁症患者时，歧视就成了自卑与失落：“我这个人最要面子了，这是最没面子的事情。我是个法官，连自己的精神都控制不了，还怎么去判断别人的对错？”
老罗一度抗拒去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这种抗拒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十多年前，那个精神卫生中心的牌子是白底黑字的，看上去像什么？像监狱！进去了之后，抑郁症患者跟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看病，你站在那里，就看到旁边发疯的打滚的被绑起来的，你害怕不害怕？我就很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我不肯去，有一段时间都是我老婆替我去拿药让我吃。”老罗记得很清楚，当时有其他科系的医生在听说了他的病情后，断言：“你这辈子都要吃药。”现在想来，这位医生并不了解精神科的相关知识，但对老罗而言，这简直是给他宣判了又一次死刑。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病人和自杀未遂者的歧视仍然让老罗感到难过：“一个人心脏有病，肺脏有病，看好了就是个好人；可一个人要是得过精神类疾病，在社会上他就一辈子是个精神病人。其实，抑郁症就像是感冒，任何人都可能生这个病，而这个病也是能看好的。”
但是，老罗仍然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今天的社会，一个得过精神病的员工可能会被莫名开掉，一个有过自杀倾向的学生总要被重点关注甚至遭到退学；一个有精神病的居民甚至会被所有的邻居孤立。
就连老罗的妻子也不敢向邻居们透露他的病情，那几年当邻居们问起“为什么老罗不出门”的时候，她的回答是：老罗得了心脏病，不能多活动。
也许，这种歧视与人们对精神世界的不了解有关：虽然每个人都有大脑，都有心灵世界，但这个世界的过于玄妙，与人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心态，让精神世界变得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断言，骨头只要长在了一起就算是接上了；可我们却无法确定，一个曾经得了精神类疾病的人，会完全恢复原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神经病”原本指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在中国，它往往占据了“精神病”的语义，表示精神系统有疾病者。而同时，“神经病”本身又是一句骂人话，形容一个人做事愚蠢、出格。很多时候，这个被错误使用的词语，其两种词义是重叠的。
这个事实折射出这样的固有观念：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自己过于脆弱，无法承受刺激和压力——在他人眼里，精神病是弱者的疾病，而患上精神病，本来就是患者的错误与罪孽。老罗则这么说：“强和弱是一体的，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你看我，两次发病都是在自己很牛的时候。”他并不认为，抑郁症是弱者的疾病。恰恰相反，“得抑郁症的人往往比较聪明，比较会想事情，想着想着容易钻牛角尖，还会编出一个又一个负面的故事，一环套一环，到最后原本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天塌了。”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并非弱者的专利。“越是强的人，反而越是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人总是要面临压力的，男人其实也是很软弱的，但有时候明明觉得自己无力，却又要装作自己很行，很牛，于是就压垮了。”
实体药物与虚拟精神
老罗相信，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该吃药就得吃药，因为抑郁症是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影响下的疾病，身体的失调的确要依靠药物来进行控制。除此之外，各种身心上的治疗、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精神疾病存在于大脑回路内的“软件”内，因此药物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老罗则是药物的受益者：“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得抑郁症的关系，第一次吃药，药效也是很好的。吃下去一个不长的疗程之后真的管用，就觉得天一下子变蓝了，也没那么严重悲观了。”
除了治疗抑郁症的专门药物外，一些辅助药物也成了老罗在焦灼生活里的救命稻草——抑郁症带来的身心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老罗的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他曾经十多天难以正常入眠，这种痛苦自不待言。而当妻子从医生手中带来安定片的时候，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里：“这药有用吗？是不是假的？”
“胃这个东西，最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我心里觉得是假的，它就不起效果。每天两颗吃下去，照样睡不着。”至今，老罗回忆无法入眠的经历时，还是会皱起眉头，这在他平时爽朗得近乎灼热的言谈风格里很是罕见。
老罗的姐姐是一位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他走出抑郁症的阴影，她从北京赶来，并且事先向精神科专家求教。在老罗康复的过程中，姐姐的帮助必不可缺：“她给我静脉推安定的针剂，其实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但她告诉我，这个针是真的，和药片不一样。”结果，一管药水没推过一半，老罗就呼呼大睡，一睡就是近20个小时。一周后，老罗终于愿意接受姐姐“药水和口服药片一样”的说法。
在服用安定半年后，老罗的妻子偷偷把安定换成了维生素。安慰剂疗法取得的成效让老罗也十分讶异：“安定是处方药，不是随便能配到的。老婆把一堆安定扔在我面前，告诉我是维生素时，我一下子就信了。”从此，老罗总算能享受没有“安定”的安定睡眠了。
卷土重来的阴云
老罗知道，在自己患病时，妻子是最难过的人。“她已经很难受了，又怕刺激到我，总是自己躲在其他房间里哭。”但若是没有妻子的关怀和坚持，老罗恐怕无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
“这个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我以前在北大荒插队的那些兄弟们都知道我的病。在我最黑暗的那段时间，有时候他们都砸门把我揪出去，一起热热闹闹地喝酒。我虽然不说话，但毕竟知道有人在支持着我，希望我活下去。”
1996年年初，罗卫平的抑郁症状得到了改善，他感觉已经恢复了正常，便停止了服用药物。他坦承，自己不再服药，心中也有着“停止服药就意味着远离抑郁症”的想法。
阳光似乎回来了。但只有4年。
2000年底，老罗再一次感觉到了抑郁的症状。这次，他比以前有了经验，但病魔的来袭却更加凶猛。
“那时候我当了知识产权庭的庭长，每天做那么多案子，好多知识我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不懂英语，不会计算机，整天高高在上地坐着，心里却是没底的，觉得自己已被时代抛下了，没有能力了。”
老罗的这一次抑郁症，整整发作了5年。因为疾病的关系，他2001年底提前退休。他相信，少了工作压力对自己的康复是有好处的，但看着曾经的同事朋友们个个“有权有势”，自己却要在知天命之年解甲归田，还是让他有些心理不平衡。
将近5年没有阳光的日子，他几乎再一次屈服于死亡的甜美想象。好在，有从北大荒一起走出来的兄弟，有经常关心自己的同事，尤其有关怀着他的妻子。老罗就像是一个自以为成了吸血鬼的孩子，因为点滴阳光落在身上而惊恐逃避，却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依然享受阳光的温暖与明亮。
而精神卫生中心也不再是老罗的畏途。“现在招牌都是白底红字，看上去就是医院。而且各种疾病也分开看了，我不用担心被他们当成疯子抓起来。”
在2005年，老罗甚至还养了一条名叫“三得利”的狗，也成为了治疗的一部分。“我当时还没有孙子，小狗就像我的孙子一样。”因为养了狗，老罗不得不每天几次上下楼遛狗近一小时，也“被迫”爬楼梯当做锻炼。与病情严重时成天枯坐愁城相比，运动量上去了，汗出来了，心情也变好了。
回到跌倒的地方
2005年年中，老罗的病情再一次缓解。为了庆祝自己的新生，他决定请来在患病期间帮助过自己的十多位好朋友、好同事，一起好好吃上一顿。妻子和一个当院长的法官不约而同丢给他一句话：“要联系你自己去联系，我不管。”
打十几个电话，通知十几个朋友，在某时某地一起吃饭，这并非难事。但对还没完全从抑郁症阴影里走出来的老罗来说，要面见他人、直视他人双眼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说话、邀请？毕竟，他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恐惧是必然的。
“最后还是我打的电话，把他们都请过来了。他们听到我打电话请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病，知道我平时话都不能说，现在可以打电话，说明病好了。”虽然是件小事，但让老罗觉得很有成就感。此后，他开始做更多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2005年下半年，老罗的一位老同事在华东师范大学帮忙招生，便问老罗：“想不想来培训班、考心理咨询师？你来的话，给你打八折。”
老罗的念头是：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病。于是，他在55岁的年纪，和一群80后们坐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室里，并在2006年初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而中国至今尚未开放一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
获得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老罗本来并没有打算从事这一行业，毕竟年事已高，差强人意的也就是社会经验和切身体会。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让他己泥足深陷的无底洞，在他好不容易拔身而出的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不再沉沦的技巧。而他也开始运用这种技巧救人性命。
老罗经常把自己的6个自杀危机干预成功案例挂在嘴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劝解试图自杀者放弃自杀，更有成就感的了。
2007年的一天，老罗在为电视台的“心灵花园”节目做志愿者，接听求助者们打来的电话。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先是问我怎么才能离婚，我也没多想，就用法律专业知识跟她说了离婚的各种可能性和操作方法，结果她问我：怎么才能让别人离婚？我就觉得不对了。”老罗显然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故事，诸般关窍都说得到位，“我和她聊了很久，这个女孩是安徽的，和男朋友青梅竹马，一起上中学，一起考大学，感情很好。后来，女孩考到上海某名校，并留在上海工作，男孩去了北大，还考上了研究生。但是这个男生呢，就是太求上进了，突然在北京和一个研究生女同学领证了，因为这个女同学家庭环境好，能供他出国读博。”
女孩因为这件事情而崩溃，她在电话里的言语听在老罗耳里，句句都是抑郁症状。老罗用一场长谈稳住了女孩的情绪，还给她留了电话。那天深夜，女孩因为打不通男孩电话，又一次情绪失控，老罗在家中用电话和她聊到深夜，“夜里是最难熬的，我跟她就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聊天，就是要至少先熬到白天。”
第二天，老罗决定去女孩家见一见她。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和咨询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需的，但老罗并没把自己当做咨询师，“我就是病友，病友去探讨症状，去关心对方。”
在女孩租住的房间，老罗发现了女孩准备用来自缢的绳索。于是，老罗对女孩说：“死看来也是对的，必须死，一定得死！”
接着，是会令一般心理咨询师瞠目结舌的一番“技术指导”：“你看，你住得这么低，跳楼下去，八成是死不了，落下残疾；你要是开煤气，万一有人点烟呢？半幢楼就炸没了；你要上吊，这儿哪里有挂绳子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要不然就下个月再死……”
老罗说，对抑郁症患者的开解，只能顺着来，慢慢来：“她说要死，你也得顺着她，然后帮她分析，这没法死，那也没法死。抑郁症的患者想自杀，都是想自己死，不想带累别人。而且抑郁症患者有个特点，人懒。你想，她在见到我之前好多天没好好吃饭了，哪里来的力气？就这么慢慢来，拖下去，然后对她做专业的治疗和护理。”
在经过多次将女孩的心结劝解开之后，老罗同时成功地说服女孩去精神卫生机构接受药物治疗。经过治疗的女孩走了出来，换了工作和地址，还有了新男朋友。老罗表述她的转变：“换个地方生活，谁知道她曾经得过抑郁症？”他的脸上露出不可抑制的笑意。
敢认输也是种勇气
这招“你想怎么死”，已经是老罗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他自然知道，心理咨询师的行当有风险，若是自杀者因为听了自己的话反而一死了之，那老罗不但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而且致人于死的心理压力也绝不易承受。所以，老罗在接活之前，总要先评估一下，这是不是他能做到的事情。
与患病前那个什么都要往身上揽的端严法官相比，现在的老罗对真与善的追求似乎没有那么一丝不苟，对成功的标准也不再设定在自己的头顶。虽然有成功救治试图自杀者的经验，但老罗自己说：“我不可能满大街找要自杀的，碰到了是机缘，如果我能救，我就去救。”
不再妄图把世界挑在肩上，老罗现在自称“票友”。所谓票友，就是见着了能做的、爱做的，就去插上一手。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以及希望工程，“助人为乐”在老罗看来，就是“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得个乐子”。
在“阴”的五年里，老罗连看电视都没兴趣；而在“阳”的五年里，老罗甚至玩起了他曾经视为洪水猛兽的电脑，上网看新闻也就罢了，他居然还玩起了以大学生为主要客户群体的“人人网”——注册一年多来，已经有15000多人浏览过他的页面，大学生通常管他叫“罗叔”，而有36年党龄的“罗叔”经常转载各种日志，还经常和各种“左愤”、“右愤”吵成一片。对世事再不以黑白区分的老罗，相信一切都要慢慢改进，极端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带来美好的结局。他也始终认为，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往往也太多“非黑即白”。
他甚至把和大学生一起参加支教也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汶川地震之后，他去了汶川6次，先后参与了13次大学生支教团，还牵线援建了4所希望小学，甚至每周去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这些事，老罗从不谦虚，因为这是他能做到的，也真的做到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是激励自己向上。当然也可以从消极方面看，我以前因为得病，很早就退休了，很多事都没能做成。现在这么忙，也是为以前弥补吧。”参与支教的时候，虽然舟车劳顿辛苦，但老罗乐在其中：“和我一起爬山跋涉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一个爬得过我！”
老罗现在没有正式工作，靠着退休工资和偶尔为人提供法律援助偶尔得到的红包度日。“我为人做心理援助从不收钱，做法律援助，一般不收钱的，但有时候人家事后给我包个红包答谢，我也收下。”收红包这种事，以前的老罗恐怕不会做，但既然收费比正规律师便宜很多，又真能帮上忙，现在的老罗也就却之不恭。
支教、助学、做志愿者……老罗做的事情不少，收获的也很多。他喜欢提及，自己做了三次证婚人，三对新人都受过他的帮助；他也不忘给自己表表功：“我做了将近500小时世博志愿者，平时在火车站维持秩序，我一站就是连续两班……”这些并不重大但也不容易完成的成果，让他始终受到正面的刺激，不至于再落入怀疑自己能力的陷阱里。“和以前相比，我现在是敢于认输，平时虽然也会有不开心，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东西了，所以也就不会再因为不开心的事情而抑郁。”
牵着小狗上了电视
2006年，老罗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在2006年9月的第四届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老罗受邀请参加并发言。“叫我考心理咨询师的老师让我上台的，觉得我以前是抑郁症患者，现在是心理咨询师，挺值得一说的，就让我发言。原来那些专家发言都是五分钟，我想我作为一个学员，那肯定不能说五分钟，那我就说两分钟。结果我说了两分钟想下去，下面都起哄让我接着说。到了五分钟，我说我总不能僭越老师们，我就下去到会场外吸烟去了。”
“没想到，那些记者也不跟着专家了，都出来找我，那我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整整一个版，还是头版头条，什么刘翔啊、航天飞机啊，都在我下面。”老罗很喜欢提及自己第一次上报纸的经历，能够把刘翔挤到版面下面，也令他颇有成就感。
当然，当时的老罗可没想到自己会上头版。他并不知道，在上海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愿意直接面对公众的人里，他居然是第一个。
“第一个”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是妻子的责难。在此之前，除了亲戚和好友，老罗的病情被当做一个秘密保守起来，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毫不知情。妻子总是在外面说老罗得了心脏病，一朝突然变成了精神病，这自然让她难以接受。老罗只好答应她，再不接受媒体采访了。
但没几天，他又抱着自家养的小狗上了电视。他解释：“那个记者可能也学过点心理学的，最后我也不好意思不答应，就接受了。当时我特别玩世不恭，就跟他们说，你要拍可以，但是得把我的狗给拍进去。后来拍完了我不敢跟老婆说，等到播出那天，我才跟她讲，今天电视上有我，你先看，看完再骂我。”
看完了节目，妻子没有再骂老罗，小区里的邻居在对他“另眼相看”之后，也没有对他产生歧视。这点让老罗始料未及：“以前瞒这个瞒那个就怕被人看不起，现在反而没人会看不起我了。”
“玩世不恭”的票友
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存在着抑郁症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像得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样，有明显的症状，但抑郁症正在吃掉他们的生活乐趣。
老罗知道，全国只有5%的精神病患者会前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明显症状的患者。即使近年来，关于精神病的误解与歧视正在被逐渐消解，但愿意认同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并接受专业治疗、咨询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作为一个二级心理咨询师，老罗知道，全上海考出这张资格证书的不下万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学以致用。毕竟，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也没法糊口。所以，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和平台，让更多抑郁症患者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就成了老罗的期望：“我很希望，政府能牵头做这件事，整合资源，让更多的咨询师有事情可以做，能够真的帮助到人。”
而一直和大学生们关系密切的老罗还发现，许多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有待加强。“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现在我们的学校是没有挫折教育的，到了社会上之后，真的接受了挫折，人就受不了。学校的心理课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不过，老罗自己却大声宣称：“打死我也不牵头！”以他的热心，什么好事都爱搭把手，但他不愿做“一号人物”——“要牵头，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的，负那么多责任，实在是太累了，费不起这个精神。”
“以前的自己，非黑即白，现在我更加圆滑了，或者说更加狡猾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我依然追求善和正义，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自评“玩世不恭”，老罗曾经坚定不移的“正道”现在多了和光同尘的包裹。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提早退休损失的地位、收入，但这些已经不在他的计算之内。
在他未来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赚大钱、提升地位的计划，他已经决定，把“玩票”至少延续到70岁。
在罗卫平的家中，摆放着自己儿时的照片、知青的合影，还有妻子抱着孙子的照片。
罗卫平的书房
书橱里放着法律书籍和心理书籍
老罗的“药方”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60分万岁。
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玩的心态。
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和喜欢的事情，不要总是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年轻人绝不能长期透支生命，废寝忘食身体肯定受不了。
多运动，运动本身也是一种休息。
香蕉和巧克力是“快乐食品”。
如果你的胃口、睡眠都出现了持续一段时间的问题，躺下半小时到一小时睡不着，早上很早就醒那就要考虑有没有心理症状了。
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不爱说话，不爱见人，经常有控制不住的负面情绪，那可能就是有抑郁症状，需要自己调整了。
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抑郁症状。
如果抑郁症状调整不过来，那就要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上精神卫生中心。症状比较重的可以去精神卫生中心，通常药物治疗为主。至于心理咨询，药物疗法和话语疗法各有千秋，但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市场比较良莠不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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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13-1-22 09: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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