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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
罗卫平的爱犬“三得利”为主人的康复出了不少力。 身体周刊记者 高征 图
六十岁的罗卫平曾是高级法官,患上抑郁症不得不放弃工作放弃社交,甚至想要放弃生命。从病魔中走出来后,老罗成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用他的独门“自杀”疗法,救下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大胆公开自己的病历,上了电视报纸,成了不走寻常路的名人。
罗卫平
1951年出生,前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
1995年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1996年初痊愈,2000年再次复发,2001年底提前退休,2005年痊愈后进入华师大心理学系进修,次年考取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 中国心病① 】
九月十日是第八个“世界预防自杀日”,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亡原因,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则是自杀的首要诱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断层加剧、利益冲突频发、信仰缺失,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找到自己的心灵寄托。有鉴于此,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鼓励他们讲述自己战胜自我的故事,为重塑中国人的精神提供镜鉴。罗卫平,曾经的高级法官,如今的心理咨询师,把自己十年的痛苦病历,变成了他人的良药。
身体周刊记者 史寅昇
天空是碧蓝的,阳光是金色的。
罗卫平花了10年时间,才真正重新获得了对主客观世界的正常感知。在最灰暗的那五年里,他的天空没有阳光,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愿也不敢面对他人的眼睛,死亡是一颗悬在他头上的定时炸弹。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1995年末,身为法官和庭长的老罗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半年的治疗一度为他找回了阳光,然而病魔却在新千年卷土重来,他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社交,甚至决定放弃生命。将近五年的煎熬之后,老罗终于又从地狱里走了回来。
因为曾经在心里杀死过自己不止一次,归来的老罗把自己的痛苦经历,变成了拯救他人性命的良药。55岁那年,老罗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始用他独有的疗法,救下一个个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甚至因为公开自己的病情,上了报纸头版,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名人。许多人感于老罗的勇气——敢于面对曾经几乎杀死自己的心魔,敢于向社会坦承,自己是个“前”精神病人。
但老罗从没有自居为英雄。在他眼中,英雄是那些迎难而上者,而经历过太多挫折的他,现在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每次成功地帮助别人,对他来说,都是种正面的刺激,把他离当年的梦魇推得再远一点。
60岁的老罗说,那些灰色的岁月,没有再出现。
从法官到精神病人
今天的老罗,身材清瘦但结实,面部表情丰富。不止一个人说,他说话的腔调像相声泰斗马三立——只是,他的语速比马三立快了几倍,思维跳脱却流畅。与相声演员相似的是,他总能在几分钟内和任何人搭上话,并且用几句话就吸引对方的注意。
初见老罗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个过于亢奋的人——他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毫不疲惫地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以近乎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配合丰富的表情、动作。他总是表现出热情和开朗的一面,连他自己也时常自嘲:“我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躁狂了。”
自嘲,本来绝不该出现在老罗身上。在今天这个自称有些玩世不恭的老罗身下,躺着两个影子:一个端严尽职的法官,一个寻死觅活的抑郁症患者。如果不是与老罗面谈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能让对话者如沐春风的人,曾经将身边的一切染成灰色。
老罗1951年出生在哈尔滨,在北大荒插队时结识了来自上海的妻子,两人结婚后两地分居八年育有一子,终于1987年移居上海全家团聚。在上海,老罗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法官、庭长。看上去,一切似乎很美好。
接下来的故事,老罗讲了很多遍,媒体也报道了很多遍。对于回忆曾经的痛苦,老罗已不存障碍,这似乎是一种证明: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叫做抑郁症的梦魇。
事实上,1995年底,当老罗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些奇奇怪怪的症状时,他甚至还并不清楚,抑郁症是个什么东西。当时,他已经是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又承揽了诸多大案要案,44岁的年纪对一名法官而言正是春秋鼎盛,没有人会把他和抑郁症联系起来,包括他自己。
但老罗其实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外表上那么光鲜。承担的多半都是大案、要案,老罗很累。而当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国有资产因为法律的漏洞而流失时,老罗心中的正义呼声便成了无力的呻吟: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这种无力感严重地冲击着老罗的心理防线。现在自称“玩世不恭”的他,在当年是个刚直坚硬的法官,他无法忍受,却又无力改变。
加上过于要强长期身心疲惫的透支,于是,1995年底的一天,老罗在工作时突然两眼一黑,趴在桌上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心口和后背痛,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被同事送到医院里,一开始查心电图有问题,被戴上24小时的监护仪。后来被法院院长和医生关在房间里观察了7天,全身上下各种检验都查不出问题。最后请了精神科的医生来会诊,才发现是抑郁症。”事后,老罗回忆,从开始有不正常的感觉,到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会得忧郁症的原因,往往就是无能为力,做了太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现在,已经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老罗,可以用“认知和行为失调”的冷静术语解剖精神病的肇因,但当时,他真的对自己无能为力。
阴暗的螺旋
“现在的社会,信息量太大,人看到的东西太多,但都片面。这么一来,人的心气高了,可是水平没提高,欲望就不满足。你看到别人家庭和睦,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幸福。可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刚刚在家里吵过架出来的?你看到人家工作效率比你高,就觉得自己不行,可你也不知道,人家刚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现在精神特别好。”现在的老罗,经常用这样的说法来开解他人和自己,因为他曾经陷入过更加荒唐的思维漩涡。
老罗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电视里的人们越高兴,他就越怨恨自己的无力;而电视里若是播放悲惨的镜头,那份悲惨倒是被他一滴不差地吸走。他也不爱和人说话,总是拿弱点和别人的长处比较。他甚至想起,他有三个兄弟姐妹,大哥是长子,大姐是唯一的女孩儿,小弟最得宠,连自己排行老三,都成了倒霉人生的验证。
老罗变得不敢见人。他不敢下楼,即使妻子逼迫他每天下楼拿报纸,他也要像暴风海洋上的水手一般,在阳台上瞭望许久,确定四周无人之后,才鬼鬼祟祟摸下楼去,又急急忙忙逃上楼来。
对于一名抑郁症患者来说,要快乐不容易,要难过却很简单,令人痛苦的素材俯拾皆是。最令老罗痛苦的是,他知道自己抑郁着,也知道这种抑郁对自己不好,却无法走出来。在他日夜担心焦虑的事情之中,本身就包括了“我的抑郁症好不了,该怎么办?”,越是担心,痛苦与挫折感就越强化。
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也让老罗的身体垮了下去。“身体垮了,影响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差了,人就更加走不出去。最后,就是觉得自己这人没有救了,连身体都坏了,生不如死。”在灰色的螺旋里,老罗越走越低,最后触到了底线——生不如死,何不去死?
老罗曾经很认真地计划过死亡,他对于自己如何自杀的想象,甚至已经深入到了具体层面:“我想过跳楼,但是我家住六楼,晾衣架七七八八的,万一跳得不死,粉碎性骨折了,终生残疾了,那我可不干。想要开煤气,又怕有人点烟,炸掉半栋楼。我当时想自杀,但一不想死不成留下残疾,二也不想连累别人。后来又觉得老婆孩子还没安顿下来,这样死了太不负责任了,加上抑郁症患者身体不好,脑子思维能力也下降,所以就很懒,于是就想着‘要不下个月再死?’”
虽然“下个月再死”一度拯救了老罗的性命,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只有“死”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终点:“死是一定要死的,必须死。”这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全部意志。现在的他用“自私、阴险”来形容当时的自己:“甚至会为了怕家里人阻止,装出一副‘现在我不想死了’的样子,其实自己偷偷在准备着。”
治疗与歧视
事实上,令当时的老罗感到痛苦的事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我得了抑郁症,好不了了,永远是个精神病人。”
即使得了抑郁症,1995年的老罗依然不能消解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当自己成为抑郁症患者时,歧视就成了自卑与失落:“我这个人最要面子了,这是最没面子的事情。我是个法官,连自己的精神都控制不了,还怎么去判断别人的对错?”
老罗一度抗拒去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这种抗拒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十多年前,那个精神卫生中心的牌子是白底黑字的,看上去像什么?像监狱!进去了之后,抑郁症患者跟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看病,你站在那里,就看到旁边发疯的打滚的被绑起来的,你害怕不害怕?我就很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我不肯去,有一段时间都是我老婆替我去拿药让我吃。”老罗记得很清楚,当时有其他科系的医生在听说了他的病情后,断言:“你这辈子都要吃药。”现在想来,这位医生并不了解精神科的相关知识,但对老罗而言,这简直是给他宣判了又一次死刑。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病人和自杀未遂者的歧视仍然让老罗感到难过:“一个人心脏有病,肺脏有病,看好了就是个好人;可一个人要是得过精神类疾病,在社会上他就一辈子是个精神病人。其实,抑郁症就像是感冒,任何人都可能生这个病,而这个病也是能看好的。”
但是,老罗仍然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今天的社会,一个得过精神病的员工可能会被莫名开掉,一个有过自杀倾向的学生总要被重点关注甚至遭到退学;一个有精神病的居民甚至会被所有的邻居孤立。
就连老罗的妻子也不敢向邻居们透露他的病情,那几年当邻居们问起“为什么老罗不出门”的时候,她的回答是:老罗得了心脏病,不能多活动。
也许,这种歧视与人们对精神世界的不了解有关:虽然每个人都有大脑,都有心灵世界,但这个世界的过于玄妙,与人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心态,让精神世界变得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断言,骨头只要长在了一起就算是接上了;可我们却无法确定,一个曾经得了精神类疾病的人,会完全恢复原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神经病”原本指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在中国,它往往占据了“精神病”的语义,表示精神系统有疾病者。而同时,“神经病”本身又是一句骂人话,形容一个人做事愚蠢、出格。很多时候,这个被错误使用的词语,其两种词义是重叠的。
这个事实折射出这样的固有观念: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自己过于脆弱,无法承受刺激和压力——在他人眼里,精神病是弱者的疾病,而患上精神病,本来就是患者的错误与罪孽。老罗则这么说:“强和弱是一体的,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你看我,两次发病都是在自己很牛的时候。”他并不认为,抑郁症是弱者的疾病。恰恰相反,“得抑郁症的人往往比较聪明,比较会想事情,想着想着容易钻牛角尖,还会编出一个又一个负面的故事,一环套一环,到最后原本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天塌了。”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并非弱者的专利。“越是强的人,反而越是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人总是要面临压力的,男人其实也是很软弱的,但有时候明明觉得自己无力,却又要装作自己很行,很牛,于是就压垮了。”
实体药物与虚拟精神
老罗相信,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该吃药就得吃药,因为抑郁症是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影响下的疾病,身体的失调的确要依靠药物来进行控制。除此之外,各种身心上的治疗、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精神疾病存在于大脑回路内的“软件”内,因此药物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老罗则是药物的受益者:“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得抑郁症的关系,第一次吃药,药效也是很好的。吃下去一个不长的疗程之后真的管用,就觉得天一下子变蓝了,也没那么严重悲观了。”
除了治疗抑郁症的专门药物外,一些辅助药物也成了老罗在焦灼生活里的救命稻草——抑郁症带来的身心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老罗的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他曾经十多天难以正常入眠,这种痛苦自不待言。而当妻子从医生手中带来安定片的时候,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里:“这药有用吗?是不是假的?”
“胃这个东西,最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我心里觉得是假的,它就不起效果。每天两颗吃下去,照样睡不着。”至今,老罗回忆无法入眠的经历时,还是会皱起眉头,这在他平时爽朗得近乎灼热的言谈风格里很是罕见。
老罗的姐姐是一位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他走出抑郁症的阴影,她从北京赶来,并且事先向精神科专家求教。在老罗康复的过程中,姐姐的帮助必不可缺:“她给我静脉推安定的针剂,其实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但她告诉我,这个针是真的,和药片不一样。”结果,一管药水没推过一半,老罗就呼呼大睡,一睡就是近20个小时。一周后,老罗终于愿意接受姐姐“药水和口服药片一样”的说法。
在服用安定半年后,老罗的妻子偷偷把安定换成了维生素。安慰剂疗法取得的成效让老罗也十分讶异:“安定是处方药,不是随便能配到的。老婆把一堆安定扔在我面前,告诉我是维生素时,我一下子就信了。”从此,老罗总算能享受没有“安定”的安定睡眠了。
卷土重来的阴云
老罗知道,在自己患病时,妻子是最难过的人。“她已经很难受了,又怕刺激到我,总是自己躲在其他房间里哭。”但若是没有妻子的关怀和坚持,老罗恐怕无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
“这个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我以前在北大荒插队的那些兄弟们都知道我的病。在我最黑暗的那段时间,有时候他们都砸门把我揪出去,一起热热闹闹地喝酒。我虽然不说话,但毕竟知道有人在支持着我,希望我活下去。”
1996年年初,罗卫平的抑郁症状得到了改善,他感觉已经恢复了正常,便停止了服用药物。他坦承,自己不再服药,心中也有着“停止服药就意味着远离抑郁症”的想法。
阳光似乎回来了。但只有4年。
2000年底,老罗再一次感觉到了抑郁的症状。这次,他比以前有了经验,但病魔的来袭却更加凶猛。
“那时候我当了知识产权庭的庭长,每天做那么多案子,好多知识我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不懂英语,不会计算机,整天高高在上地坐着,心里却是没底的,觉得自己已被时代抛下了,没有能力了。”
老罗的这一次抑郁症,整整发作了5年。因为疾病的关系,他2001年底提前退休。他相信,少了工作压力对自己的康复是有好处的,但看着曾经的同事朋友们个个“有权有势”,自己却要在知天命之年解甲归田,还是让他有些心理不平衡。
将近5年没有阳光的日子,他几乎再一次屈服于死亡的甜美想象。好在,有从北大荒一起走出来的兄弟,有经常关心自己的同事,尤其有关怀着他的妻子。老罗就像是一个自以为成了吸血鬼的孩子,因为点滴阳光落在身上而惊恐逃避,却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依然享受阳光的温暖与明亮。
而精神卫生中心也不再是老罗的畏途。“现在招牌都是白底红字,看上去就是医院。而且各种疾病也分开看了,我不用担心被他们当成疯子抓起来。”
在2005年,老罗甚至还养了一条名叫“三得利”的狗,也成为了治疗的一部分。“我当时还没有孙子,小狗就像我的孙子一样。”因为养了狗,老罗不得不每天几次上下楼遛狗近一小时,也“被迫”爬楼梯当做锻炼。与病情严重时成天枯坐愁城相比,运动量上去了,汗出来了,心情也变好了。
回到跌倒的地方
2005年年中,老罗的病情再一次缓解。为了庆祝自己的新生,他决定请来在患病期间帮助过自己的十多位好朋友、好同事,一起好好吃上一顿。妻子和一个当院长的法官不约而同丢给他一句话:“要联系你自己去联系,我不管。”
打十几个电话,通知十几个朋友,在某时某地一起吃饭,这并非难事。但对还没完全从抑郁症阴影里走出来的老罗来说,要面见他人、直视他人双眼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说话、邀请?毕竟,他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恐惧是必然的。
“最后还是我打的电话,把他们都请过来了。他们听到我打电话请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病,知道我平时话都不能说,现在可以打电话,说明病好了。”虽然是件小事,但让老罗觉得很有成就感。此后,他开始做更多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2005年下半年,老罗的一位老同事在华东师范大学帮忙招生,便问老罗:“想不想来培训班、考心理咨询师?你来的话,给你打八折。”
老罗的念头是: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病。于是,他在55岁的年纪,和一群80后们坐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室里,并在2006年初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而中国至今尚未开放一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
获得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老罗本来并没有打算从事这一行业,毕竟年事已高,差强人意的也就是社会经验和切身体会。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让他己泥足深陷的无底洞,在他好不容易拔身而出的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不再沉沦的技巧。而他也开始运用这种技巧救人性命。
老罗经常把自己的6个自杀危机干预成功案例挂在嘴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劝解试图自杀者放弃自杀,更有成就感的了。
2007年的一天,老罗在为电视台的“心灵花园”节目做志愿者,接听求助者们打来的电话。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先是问我怎么才能离婚,我也没多想,就用法律专业知识跟她说了离婚的各种可能性和操作方法,结果她问我:怎么才能让别人离婚?我就觉得不对了。”老罗显然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故事,诸般关窍都说得到位,“我和她聊了很久,这个女孩是安徽的,和男朋友青梅竹马,一起上中学,一起考大学,感情很好。后来,女孩考到上海某名校,并留在上海工作,男孩去了北大,还考上了研究生。但是这个男生呢,就是太求上进了,突然在北京和一个研究生女同学领证了,因为这个女同学家庭环境好,能供他出国读博。”
女孩因为这件事情而崩溃,她在电话里的言语听在老罗耳里,句句都是抑郁症状。老罗用一场长谈稳住了女孩的情绪,还给她留了电话。那天深夜,女孩因为打不通男孩电话,又一次情绪失控,老罗在家中用电话和她聊到深夜,“夜里是最难熬的,我跟她就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聊天,就是要至少先熬到白天。”
第二天,老罗决定去女孩家见一见她。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和咨询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需的,但老罗并没把自己当做咨询师,“我就是病友,病友去探讨症状,去关心对方。”
在女孩租住的房间,老罗发现了女孩准备用来自缢的绳索。于是,老罗对女孩说:“死看来也是对的,必须死,一定得死!”
接着,是会令一般心理咨询师瞠目结舌的一番“技术指导”:“你看,你住得这么低,跳楼下去,八成是死不了,落下残疾;你要是开煤气,万一有人点烟呢?半幢楼就炸没了;你要上吊,这儿哪里有挂绳子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要不然就下个月再死……”
老罗说,对抑郁症患者的开解,只能顺着来,慢慢来:“她说要死,你也得顺着她,然后帮她分析,这没法死,那也没法死。抑郁症的患者想自杀,都是想自己死,不想带累别人。而且抑郁症患者有个特点,人懒。你想,她在见到我之前好多天没好好吃饭了,哪里来的力气?就这么慢慢来,拖下去,然后对她做专业的治疗和护理。”
在经过多次将女孩的心结劝解开之后,老罗同时成功地说服女孩去精神卫生机构接受药物治疗。经过治疗的女孩走了出来,换了工作和地址,还有了新男朋友。老罗表述她的转变:“换个地方生活,谁知道她曾经得过抑郁症?”他的脸上露出不可抑制的笑意。
敢认输也是种勇气
这招“你想怎么死”,已经是老罗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他自然知道,心理咨询师的行当有风险,若是自杀者因为听了自己的话反而一死了之,那老罗不但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而且致人于死的心理压力也绝不易承受。所以,老罗在接活之前,总要先评估一下,这是不是他能做到的事情。
与患病前那个什么都要往身上揽的端严法官相比,现在的老罗对真与善的追求似乎没有那么一丝不苟,对成功的标准也不再设定在自己的头顶。虽然有成功救治试图自杀者的经验,但老罗自己说:“我不可能满大街找要自杀的,碰到了是机缘,如果我能救,我就去救。”
不再妄图把世界挑在肩上,老罗现在自称“票友”。所谓票友,就是见着了能做的、爱做的,就去插上一手。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以及希望工程,“助人为乐”在老罗看来,就是“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得个乐子”。
在“阴”的五年里,老罗连看电视都没兴趣;而在“阳”的五年里,老罗甚至玩起了他曾经视为洪水猛兽的电脑,上网看新闻也就罢了,他居然还玩起了以大学生为主要客户群体的“人人网”——注册一年多来,已经有15000多人浏览过他的页面,大学生通常管他叫“罗叔”,而有36年党龄的“罗叔”经常转载各种日志,还经常和各种“左愤”、“右愤”吵成一片。对世事再不以黑白区分的老罗,相信一切都要慢慢改进,极端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带来美好的结局。他也始终认为,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往往也太多“非黑即白”。
他甚至把和大学生一起参加支教也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汶川地震之后,他去了汶川6次,先后参与了13次大学生支教团,还牵线援建了4所希望小学,甚至每周去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这些事,老罗从不谦虚,因为这是他能做到的,也真的做到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是激励自己向上。当然也可以从消极方面看,我以前因为得病,很早就退休了,很多事都没能做成。现在这么忙,也是为以前弥补吧。”参与支教的时候,虽然舟车劳顿辛苦,但老罗乐在其中:“和我一起爬山跋涉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一个爬得过我!”
老罗现在没有正式工作,靠着退休工资和偶尔为人提供法律援助偶尔得到的红包度日。“我为人做心理援助从不收钱,做法律援助,一般不收钱的,但有时候人家事后给我包个红包答谢,我也收下。”收红包这种事,以前的老罗恐怕不会做,但既然收费比正规律师便宜很多,又真能帮上忙,现在的老罗也就却之不恭。
支教、助学、做志愿者……老罗做的事情不少,收获的也很多。他喜欢提及,自己做了三次证婚人,三对新人都受过他的帮助;他也不忘给自己表表功:“我做了将近500小时世博志愿者,平时在火车站维持秩序,我一站就是连续两班……”这些并不重大但也不容易完成的成果,让他始终受到正面的刺激,不至于再落入怀疑自己能力的陷阱里。“和以前相比,我现在是敢于认输,平时虽然也会有不开心,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东西了,所以也就不会再因为不开心的事情而抑郁。”
牵着小狗上了电视
2006年,老罗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在2006年9月的第四届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老罗受邀请参加并发言。“叫我考心理咨询师的老师让我上台的,觉得我以前是抑郁症患者,现在是心理咨询师,挺值得一说的,就让我发言。原来那些专家发言都是五分钟,我想我作为一个学员,那肯定不能说五分钟,那我就说两分钟。结果我说了两分钟想下去,下面都起哄让我接着说。到了五分钟,我说我总不能僭越老师们,我就下去到会场外吸烟去了。”
“没想到,那些记者也不跟着专家了,都出来找我,那我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整整一个版,还是头版头条,什么刘翔啊、航天飞机啊,都在我下面。”老罗很喜欢提及自己第一次上报纸的经历,能够把刘翔挤到版面下面,也令他颇有成就感。
当然,当时的老罗可没想到自己会上头版。他并不知道,在上海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愿意直接面对公众的人里,他居然是第一个。
“第一个”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是妻子的责难。在此之前,除了亲戚和好友,老罗的病情被当做一个秘密保守起来,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毫不知情。妻子总是在外面说老罗得了心脏病,一朝突然变成了精神病,这自然让她难以接受。老罗只好答应她,再不接受媒体采访了。
但没几天,他又抱着自家养的小狗上了电视。他解释:“那个记者可能也学过点心理学的,最后我也不好意思不答应,就接受了。当时我特别玩世不恭,就跟他们说,你要拍可以,但是得把我的狗给拍进去。后来拍完了我不敢跟老婆说,等到播出那天,我才跟她讲,今天电视上有我,你先看,看完再骂我。”
看完了节目,妻子没有再骂老罗,小区里的邻居在对他“另眼相看”之后,也没有对他产生歧视。这点让老罗始料未及:“以前瞒这个瞒那个就怕被人看不起,现在反而没人会看不起我了。”
“玩世不恭”的票友
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存在着抑郁症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像得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样,有明显的症状,但抑郁症正在吃掉他们的生活乐趣。
老罗知道,全国只有5%的精神病患者会前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明显症状的患者。即使近年来,关于精神病的误解与歧视正在被逐渐消解,但愿意认同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并接受专业治疗、咨询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作为一个二级心理咨询师,老罗知道,全上海考出这张资格证书的不下万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学以致用。毕竟,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也没法糊口。所以,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和平台,让更多抑郁症患者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就成了老罗的期望:“我很希望,政府能牵头做这件事,整合资源,让更多的咨询师有事情可以做,能够真的帮助到人。”
而一直和大学生们关系密切的老罗还发现,许多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有待加强。“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现在我们的学校是没有挫折教育的,到了社会上之后,真的接受了挫折,人就受不了。学校的心理课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不过,老罗自己却大声宣称:“打死我也不牵头!”以他的热心,什么好事都爱搭把手,但他不愿做“一号人物”——“要牵头,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的,负那么多责任,实在是太累了,费不起这个精神。”
“以前的自己,非黑即白,现在我更加圆滑了,或者说更加狡猾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我依然追求善和正义,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自评“玩世不恭”,老罗曾经坚定不移的“正道”现在多了和光同尘的包裹。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提早退休损失的地位、收入,但这些已经不在他的计算之内。
在他未来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赚大钱、提升地位的计划,他已经决定,把“玩票”至少延续到70岁。
在罗卫平的家中,摆放着自己儿时的照片、知青的合影,还有妻子抱着孙子的照片。
罗卫平的书房
书橱里放着法律书籍和心理书籍
老罗的“药方”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60分万岁。
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玩的心态。
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和喜欢的事情,不要总是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年轻人绝不能长期透支生命,废寝忘食身体肯定受不了。
多运动,运动本身也是一种休息。
香蕉和巧克力是“快乐食品”。
如果你的胃口、睡眠都出现了持续一段时间的问题,躺下半小时到一小时睡不着,早上很早就醒那就要考虑有没有心理症状了。
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不爱说话,不爱见人,经常有控制不住的负面情绪,那可能就是有抑郁症状,需要自己调整了。
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抑郁症状。
如果抑郁症状调整不过来,那就要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上精神卫生中心。症状比较重的可以去精神卫生中心,通常药物治疗为主。至于心理咨询,药物疗法和话语疗法各有千秋,但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市场比较良莠不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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