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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3-6-27 15:13 编辑
医生手中的刀,斧,凿,钳的撞击声,
成了我争取生命的交响曲。
骨外科的医生大刀阔斧地在我的身上“破土动工”钢筋穿过的骨肉,支起我瘫塌的脊背。
死神疯狂地向我露出狰狞,
我告诉它:等一等,我马上还不想走……
它愤然离去,我生命向更远的路诞伸……
第八章 死神对我的挚爱
就在我进行第一次大手术的时候,我几乎烧掉了所有的日记和信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精神准备。我想让我经历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不要让那些惊心动魄的挣扎,不要让那些善良的人们对我所遭到命运的不公,而发出的愤慨和不平的怒潮,摧毁了什么……但“遗憾”的是,我一次次逃离死神的控制,又接上了“苦难里程”的“续集”。
倒流的眼泪更苦
由于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我的脊柱弯得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威胁生命的综合症,必须尽快做脊椎整型手术。但这种手术风险性极大,所有的医生看到我都头疼。有一天我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北京304医院有一位医生能治脊椎弯曲。有人让我找人走走后门,偌大个北京,我哪里去找熟知这位医生的人。我相信,不管是凡人还是名人,都有向善的一面,我要自己与他联系,用我一个患者的真诚打动他。我终于用电话找到了他,不足20分钟的谈话,解决了所有问题:一同意我去北京,二答应马上让我住院,三亲自为我做手术。这使我意外地发现了我的“公关”能力。好多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就连父母都半信半疑带我登上了进京的列车……。
一上车我就贪婪地趴在车窗向外望:广阔的蓝天悠悠的白云,一望无际的沃野。我第一次感到外面的世界这么大,这么美!一个又一个村庄和城市被迅速地抛在了后头,好象不是火车在跑,而是我在跑,心情特别激动。夜深了,我仍一动不动地趴在车窗前。就连远处那点点灯火对我来说都是那么新奇,那么可爱,我整整在那儿坐了一夜。直到置身长安大街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我仍像是在梦中,根本不相信我也能来北京,我的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司晶,这么美好的世界,你还能看多长时间?”
这位医生不仅马上收我入院,而且给我借个轮椅,让我入院前在北京玩几天。爸爸妈妈不得不服气地说:“老二真行,走后门也不见得这么热情。”几天以后,我满怀信心地住进了医院。可是几天前一个患者由于手术失败而下肢全瘫。当时我就表示一定做,只有敢于冒险,才有可能出现奇迹,死又能怎么样!爸爸妈妈一听,不容分说,当即办了出院手续。从入院到出院,前后不出1小时。妈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哭开了。爸爸一下子衰老了好几岁。因为他们亲眼见到我每天活得那么痛苦,那么艰辛。当然最难受的还是我自己,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可我又怎么忍心给父母雪上加霜呢?我一滴泪没掉,反而笑着说:“无所谓,20多年我都过来了,再有20年够了。就算我们来北京旅游吧,否则我们哪有这个勇气来呀。”
那天是中秋节,我用我的欢声笑语感染了大家,使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随行的一位同志,很感慨地说:“司晶太懂事了,最应该得到安慰的是你,可你却反过来安慰别人。了不得的意志力。”我苦笑着说:“我有别的选择吗?”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再也无法控制了……
别了北京
为了安慰我,第二天爸爸给我买了一台轮椅,并带我去了八达岭。成群结队的游客欢天喜地在我身边走过。不时向这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沉静地坐在轮椅上的姑娘投来好奇的,或是不可思议的目光。也许我的表情和气质,与周围的气氛形成了太大的反差,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坐着轮椅的外国男士举起手向我打了招呼,用英语说了句“你好”。我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同样是轮椅上的“囚徒”,为什么那张苍白瘦弱的脸上,看不到一点沉重与忧伤?我真想走过去问问他是怎么活的那么灿烂?可他已被簇拥着向长城的最高点登去。他和伙伴们不时发出无拘无束的欢笑声。这笑声在我暗淡的心头回荡……
我坐在那里,长长出了一口气,抬眼远眺静卧在群山峻岭中的万里长城。起伏跌宕、层次分明的山峦,披着或深或浅的绿色衣裳,淡淡的云雾在山间环绕、浮动。清风在朗朗晴空中悄声细语。多么美丽的大自然景观啊!我仿佛觉得自己走进了如画的世界。可是瞬间,一个发自心底的声音,在残酷地问自己:你还能再来吗?不!这是今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我默默地在心中深深鞠了一躬,永别了!泪水止不住向心里流去……
手术刀酷爱我的皮肉
病痛与年轮同时增长。脊椎的严重弯曲,让我苦不堪言,以致于威胁了生命,使我不得不躺在无影灯下经受生与死的考验……
我的“手术”的历史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最初是“羊肠线埋没”手术。10天一次,一次五、六刀,一共做了27次。这种手术需要刺激神经,不能打太多的麻药,每一刀都需要用异物顺着穴位伸进去刺激神经20多分钟,特别痛苦。由于患者太多,每个手术室里好几张手术台,一到手术的时候哭喊声连成一片。只有我一声没有,医生护士无不佩服我的坚强。一个军医看我太“坚强”了,就把刚学回来的新技术用在我身上。手术前他就告诉我,一是要吃好饭,有抵抗力,二是随便哭叫,可以一定程度减轻痛苦。虽然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实际上要比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这种手术叫“强刺激”,用一根筷子一样粗的钢针在几乎没有麻药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刺进肉里,然后在里面前后左右试探着,寻找神经。那种钻心刻骨的疼痛,足以能把人疼死。一次两刀,一刀半小时,浑身汗如水洗,几个医生按着我,只有头左右转动着,翻来复去,一个护士把一块手巾放在我手里,被我抓得稀烂。医生护士都鼓励我大声哭,怕强忍着疼昏死过去,可我没掉一滴泪,没哼一声,只说了一句话:“真恨不能一下子死过去”。那位军医说:“这种手术大人体力都受不了,更何况这么小的孩子,司晶太坚强了,真了不起。”这样的手术做了4次,一点效果都没有,医生不忍心给我做下去了。事隔两年,我又做了一次“肌腱移植”手术,把脚上的肌肉割下来,移植腿上。其痛苦的程度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我的手术像滚雪球一样,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更复杂,更痛苦。然而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失望。但我宁愿尝试一百次,一千次痛苦和失望,我也不愿意坐以待毙。我期待着能有绝处逢生的一天。
放松是最强的镇静剂
我的脊椎越弯越重,右侧肋骨的凹陷处被嵌入大量的支撑物,用皮带紧紧缚住,才能勉强保持呼吸。晚上往下一拿,里面磨得又红又紫。有时磨起泡,皮都沾在皮带上,夏天一出汗又疼又痒。万般无奈,1987年只能冒险做第一次脊椎矫型大手术。医生是位全国著名的骨外科专家、哈尔滨211医院的骨科主任姜洪和。贯例告诉我,越是有名气的医生越怕担风险。我一定让他在感情上接受我这个患者,否则我的病情会把他吓跑的。在没有见到他之前我就“先入为主”与他通个电话。中心意思是,我是个需要医生而又怨恨医生的患者,因为我遇到的都是些胆小怕事的医生。听说你是位非常有责任心的医生。我今年刚27岁。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去,这是我最后一次向医生求救,如果你拒绝给我治疗,我今生不再踏进医院的大门。这位名医终于被我感动了,他说:“只要有一分希望,我也会尽一百分的努力。”会诊那天,全市骨外科名流全到了。在大家全都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姜主任坚持了自己的决定。我非常受感动,我知道面对这么重的患者,他的压力一定很大。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坐轮椅去办公室找他谈了一次。告诉他不要有负担,我会尽全力与他配合。成功了更好,失败了毫无怨言。他非常感动地说:“面对这么大的手术,能有这样豁达的心胸,真了不起,放心吧,司晶!有你这番话我们一定能成功!”说完重重地在我肩头上拍了一下。我信心十足地回到了病房。大手术前的头一天晚上,必须强制睡觉,当医生来给我送镇静药的时候,我正在给病人们讲故事。讲到开心处,我正笑得前仰后合。这位医生吃惊不小,问我说:“司晶你忘了吗?你明天做手术!”我说:“知道。把药留给别人吧,我不用镇静。”
第二天早上,当我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一连几个医生问我:“紧张吗?”我总是笑着摇摇头。他们以为我强作镇静,想用血压器验我真假虚实。结果一量非常正常,因为在我之前有一位中年男人,手术并不大,可是一连几次上手术台就吓休克,致使手术无法进行。所以面对我这么个“铁石心肠”的弱女子,实在是不可思议。
死不瞑目
医生护士在我眼前忙碌着,一根又一根针刺在我的身体里。不一会儿我就“幸福”地什么也不知道了,把一切的一切都交给了医生和上帝。
竖着的刀口40厘米长,还有一个是从腰间侧切过来的刀口,整整是腰的半径。把1根钢棍,用5根钢丝,穿过神经区,固定在脊椎上。截一块右侧的髂骨,砸碎了,铺在上面,起再生固定作用。穿钢丝是整个手术最危险的一环,稍一不慎碰到神经,整个下肢全部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后果不堪设想。就在穿铁丝的时候,需要拼命地喊我的名子,把处在麻醉中的我唤回一点意识,让我动动脚。我的脚指微微一动,就算过了第一关。结果就在锯髂骨的时候,由于流血过多,生命在手术台上处在危机之中。早上7点进手术室,下午3点出来,整整8个小时。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我,没有了一丝血色。两只大眼睛,无意识地圆瞪着。爸爸用手给我闭上,我又睁开了,大有“死不瞑目”的劲头。直到晚上我才在人们的呼喊声中,慢慢清醒过来。随着意识的不断恢复,疼痛感也越来越强烈。为了减少对大脑的刺激,我尽量不让医生用镇痛药。里面的钢棍随着脊椎的弯度与脊椎固定在一起。缝合后,体内的温度迫使它一点一点拉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到第三天的时候,疼得忍无可忍,我真想大叫两声,可一想到护理我关心我的亲人和朋友,一想到同屋的病友们,我的每一声呻吟都会给他们造成精神压力。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落下来。医生看不下去了,鼓励我喊两声。可我硬是一声没哼。同屋的病友,过去在悲观绝望中对陪护发泄不满,有摔东西砸碗的,有难耐疼痛呻吟哭叫的。自从我手术以后,他们全安静了。做这么大手术,我从未用别人喂一口饭,再痛苦也自己吃饭、自己刷牙、洗脸。很快医院传开了,212病室住着一个特别坚强的姑娘。常有陌生的人进来看一眼。病友们对我非常好,手术前,我每天都给他们讲好多事情,帮助他们解心里的疙瘩。有一位农村大姐,陪小儿子来住院,家里很困难,菜都舍不得吃。为了等我手术看看结果,整整多住了7天。后来她为了鼓励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给孩子的最高奖赏是到齐齐哈尔看看司晶阿姨。
精神力量无穷
出院后的嗓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是手术的时候用人工呼吸机,插管时把喉管边缘的肉全刮掉了,形成了息肉。躺着的体位根本不能做息肉摘除手术。因为后背里的碎骨头不能移动,一旦脱落下来手术会前功尽弃,只能把我放在一块长条板子上,稍微立起来一点。每做一次手术,医生累得满头大汗,我更是痛苦万分。而嗓子特别敏感,条件反射非常厉害。一次只能取出一块息肉,每一次喷麻醉药喷得我头疼好几天,刚过劲儿,息肉又长出来了,简直就象“割韭菜”似的边割边长。为了减少麻药对大脑的刺激,为了减少医生的麻烦,我让医生一次手术拿出4块,医生说我的抑制力超常,值得研究。一共做了17次手术,拿出20多块息肉。医生向我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停止讲话,否则容易病变”。医生的警告阻止不了我的讲话,爸爸一气之下要把电话掐了。我只说了一句话,让爸爸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你先把我杀了,再断电话。”
从寸步难行,到卧床不起,再到有口难言。这和死有什么区别?还是那句话:“一个人不怕死,她还怕啥?”就这样,一句话也没有少讲,每天都有朋友们的电话。随便谁有想不通、想不开的事,都想找我聊聊。一旦光临寒舍,更是一顿神侃。我又一次使医生的“断言”彻头彻尾地破产了。本人的嗓子经历了“严酷”的考验,不仅完好无缺而且音质都没有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它归结为:精神力量可以胜过科学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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