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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专访阿城：“知识结构”与“焦虑感”
发布者 thchen 在 06-05-17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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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年9月8日 ●地点：北京芳草地
阿城操着他一贯不紧不慢的语调，侃侃而谈，说到妙处，两眼在无框镜片背后发光，然后和我一起笑起来。后来我整理录音时，发现那一夜看似散漫无际的谈话，其实有着极清晰的思路：阿城不仅是有备而来，并且是深思熟虑。整个谈话沿着“知识结构”与“焦虑”这两个主题渐次展开，触动的乃是百年来中国最基本的问题。这样来回顾是把1980年代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和意识结构中去描述。视野广阔，却并不空疏，因为其中活动着种种世俗和个人的细节，有关阿城的，有关朋友的。我想起阿城当年那些铅笔画，只几笔就勾勒出一个人来，而这人的举止神态又散发着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独特气息。——查建英
整个知识结构变了
查建英：你想怎样来讲1980年代这个题目呢？
阿城：我不是太有“10年”这种概念。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单从“1980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
查建英：那个时间其实是人为的计量。
阿城：对。我自己的量度不是这种，而是知识结构，或者文化构成。从这个角度来说，1840年是个坎儿，新的知识撼动中国的知识结构，船坚炮利；1919年“五四”是一个坎儿，新的文化撼动中国文化构成，科学民主；1949年是最大的一个坎儿，从知识结构、文化构成直到权力结构，全盘“马列”化。就这三个标志，其他就别再分什么10年了。
不过既然定的话题是1980年代，总要来说说吧。对1949年这个坎儿，我觉得1970年代算是一个活跃的时期，1976年，“文革”结束，使1980年代成为一个表现的时期，毕竟出版又被允许了。1970年代，大家会认为是“文化革命”的时代，控制很严，可为什么恰恰这时思想活跃呢？因为大人都忙于权力的争夺，没有人注意城市角落和到乡下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查建英：对，1966年、1967年是特厉害的，1968年以后学生就开始下乡了。
阿城：管不着了，这些学生坐在田间炕头了。他们在想什么，传阅什么，写什么，权力者不知道。像1960年代末，芒克、根子、多多、严力他们在河北白洋淀形成了一个诗的区域，尤其根子的《三月的末日》，意象锐利迷茫，与食指的《鱼群三部曲》失望迷茫区别得很开。这样，一直贯穿整个1970年代。所以，猛一看是受压制最厉害的时期，但是因为被推到权力、行政力管理相对松散的地方，他们反而有些自由。
“文革”一结束，1977、1978年可以考大学了。一下子，大专院校进了一大批社会油子！
查建英：(笑)中国历史出现了一个非常现象。
阿城：所以，思想活跃，这一代人在1970年代都已经完成了，1980年代就是表现期。要从政治上说呢，我是比较清楚地感觉到，1980年代是一个想要弥补信用的年代。
查建英：经济方面从1990年代起中国也算在搞资本、市场了，但因为这个信用问题，这资本、市场成了个怪胎。
阿城：知识构成呢，比如说我个人，我是歪打误撞。1960年代我已经上初中了，因为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班上有活动，好比说到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我们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尤其1965年，这与当时疯狂强调阶级斗争有关。要去之前，老师会念三十几个学生的名字，之后说：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
回家是什么意思呢？是没尊严，边缘。另一方面，回家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时间了。大家都上那个锣鼓喧天的地方去了，那你上哪儿去？就得自己策划了。那时我家在宣武门里，琉璃厂就在宣武门外，一溜烟儿就去了。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店里的伙计，态度很好。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乱七八糟的，看了不少书。我的启蒙是那里。这样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了，和你同班同学不一样，和你的同代人不一样，最后是和正统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了。
查建英：对，我第一次读《棋王》，觉得特别意外，因为跟其他的都不一样。心想这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什么年龄的人呀？
阿城：那个时候你觉得写下来是正常的，可是一发表，面临的是与读者的知识结构差异。所以，到西方，同样面临的是知识结构跟人家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差别。
查建英：对，比如跟你同龄的美国人或欧洲人打交道，他们成长时读的是什么、接触的是什么，直接关系到能不能交流。
阿城：对。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代沟，只有知识结构沟。我的知识结构可能跟一个99岁的人一致，或者和一个20岁的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就没有障碍。但是跟我的同龄人，反而有沟！
1949年后，整个知识结构改变了。你想，连字都变了，变成简体字。文字的变化，事关重大。一代之后，阅读古籍成了特殊或者专门的技能，实际上被剥夺了阅读传统的权利。
查建英：所以后来的人跟“五四”那个年代教育出来的人，就无法交流了。
阿城：说不上话！成了台湾人、香港人了，成了韩国人、日本人了。
后来，你发现不但知识结构起了变化，连情感模式都一样了。情感本来应该是有点儿个性的，可一看，都是一个情感模式。
查建英：比如说？
阿城：比如说喜欢唱苏联歌，但不知道俄国歌。他们唱的《三套车》，是苏联的，改过的。这有点儿像会唱《东方红》，但不知道《白马调》。
唱歌这个事情，特别能够显露我们的情感模式。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发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当然，说起来，1980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有翻译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嗯，这算是1980年代的一个特点吧。
查建英：所以，你同意“文化断层”的看法？
阿城：当然。1985年我写过一篇很蹩脚的小文《文化制约人类》，题目还好，可是内容吞吞吐吐，那时候还怕牵连我父亲，其中就讲文化的断层。很早我就感觉到这个，大概是在初中的时候。你想，教材是统一的，图书馆的借阅，控制非常严。我还记得西城区图书馆在西华门对着的街上，我当时是初中生，只有资格去这个图书馆，初中生只能借1949年以后出的书，看来看去就那些。
但是琉璃厂旧书店、西单商场旧书店、东安市场旧书店、隆福寺，就有不一样的书。
除了书，还有就是遗漏下来的生活细节。大凡出身不好的，好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人的家庭在1949年之后多少留下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书啊、画报啊什么的。你会发现以前的一些气息。
我记得有个姓宋的同学，邀我几次去他家里。他母亲大概是民国时名气不大的一个明星。他给我看他父母的一些照片，发在当时那种蓝油墨印的杂志上，他母亲拿个花儿啊什么的。他家里中式的、西式的小玩意儿特别多。于是你看到一种生活形态，1949年后这个生活形态因逐次运动而消失，现在又成了时髦了。
还记得有一个同学也是邀我到他家去看他发现的他父母的照片。是他父母在美国留学拍的裸体照片，天体的。
查建英：他父母本人的照片？
阿城：对，还有什么樱桃沟啊，在香山那边拍的裸体照片。用的是那种Kodak chrome反转片。所有这些具体的东西，印刷品啦，家庭私物啦，经过“文革”都没有了，烧了，自己就烧了，你想那还得了！
不切身，不焦虑
阿城：我们以前所谓的好人家，起码是中等人家，大概起码有两代是念书的，生活状态是自足的，思想上生活上自足。西方那些叫什么？叫玩意儿。“哎，这玩意儿有意思，这玩意儿新鲜！”可没有这个他也行，有这个呢也不会破坏自足。西方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清末、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讲亡国亡种，于是产生焦虑。但绝大部分的两代读书、三代读书的家庭，当时科举废除了，让孩子上个新学堂，学点新东西，可他们的家庭还应该是自足的。这样的家庭是没有焦虑感的家庭。教材里让我们读到的“五四”那些人是有焦虑感的。
查建英：是啊，那个视野里是生死存亡的景象，非常紧迫，好像文化脉搏就要中断，甚至亡国亡种。那就没有从容了，每天想的是：怎么办？
阿城：对，焦虑感。就我对生活细节的阅读和经验，我觉得是心理学上讲的群体性心因反应。焦虑是会在心理上传染扩散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在权力者手上。只有你有权力，弄兴了弄亡了，当然是你的责任，要大家来负责？这就像卖国，我就卖不了国，国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卖？说秦桧卖国，冤枉他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有什么资格卖？大宋是赵家的天下，所以赵构才能卖国，物权在他手上。我有个认识的人住在新泽西，拿了学位，有了工作，贷款买了房，邀我去玩儿。他原来是红卫兵，我说现在如果有人进来抄你的家，你怎么办？他说：他敢！当年他就是直接冲进别人家，砸东西，把人赶出家门。当年的流氓，到了西方，对私人物权有了切身的体会，所以冲口而出“他敢！”
所以焦虑应该是切身的，不切身，不焦虑。也可能焦虑，如果处在群体性心因反应里。
查建英：就是说，实际上后来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焦虑的人写出来的创作。争论也好，问题的提出也好，都是焦虑心态的产物。结果反而淹没了你说的这种人的声音。
阿城：对。有主人心态的人，是那个时代不焦虑的人。“五四”上街游行，算人头儿，比例上还是少。
查建英：嗯，这样的家境，就算他读到“五四”时期那批有焦虑感的书，也不一定为之所动。不过确实也有些青年人受到那些书的影响走上革命道路了，或者忧国忧民了。但到底有多少人就难说了。我记得《闲话闲说》里边你讲过一个看法，说即便在“五四”时代，当时的文学主流也是鸳鸯蝴蝶派。
阿城：对，应该说是世俗文学，有发行量的统计。市民的东西，在消费上永远会是主流。现在也是这样，时尚类的杂志，就是鸳鸯蝴蝶派啊，销售很好。但是当初庸常稳定的主流在后来的文学史里都被回避了。
查建英：其实呢，“文学史”本身就是从西方进来的概念，在筛选近代作品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态度，比如说更重视某些时代主题的表现。1949年以后当然就更明确了，只有一个主旋律。再一搞普及教育、统一教材，那就全民都只能读这点东西了。而那些你认为是很重要的文学构成，它基本是在这个主流话语之外的。
阿城：对。再看下来，尤其是1990年代，普遍焦虑了。连胡同里的一个人，都焦虑，因为真正影响到他的生活质量了。
查建英：怎么影响他生活质量？
阿城：首先是1949年以后消灭了中产阶级，全国人民都成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可以经受一些物价波动，无产阶级就不能。比如电费涨了，有家底的还能熬一熬，无产阶级怎么熬得起？普罗大国，经济上有点风吹草动，就是普遍焦虑。
查建英：1980年代也有焦虑，但是还没普及全社会。
阿城：那时候主要是新的知识进来了，冲击原来的知识结构的焦虑。
1980年代还是国营企业一统天下，工人还好。他们甚至看私营小贩倒卖牛仔裤的笑话：你蹦哒吧你！有俩糟钱儿敢下馆子，你有退休金吗？摔个马趴，你有公费医疗吗你？幸灾乐祸。
查建英：他想：有多少人能穿这种裤子呀！想不到没几年全国上下都穿了。
阿城：有月工资，有退休金，有医疗保障，有几乎不交钱的房子住着，几毛钱的房租，那算什么，不焦虑。
查建英：知识分子、文化人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周围也没什么人发财，也不用攀比，物质消费上还没多少诱惑，都不用发愁，所以都可以去探索、争论、清谈。
阿城：王蒙说刘索拉的小说，是吃饱了撑的的文学。我的看法，工、兵、商、学、士，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惟独农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我当知青我知道农民什么都没有，结果国家反而还采取以农业养工业的政策。农业税，也就是交公粮，相当重，一交公粮，就是标语：支援国家建设！这是非常残酷的积累。
“文革”时我父亲去乡下，沙河，离北京不远，房东还是复员军人，穷得只能和子女合盖一条军棉被过冬，我父亲目瞪口呆，走的时候把自己的被子留给房东了。“文革”时，延庆县还有农民一家子睡沙子，白天撮出去晒，晚上撮回炕上，图个热乎气儿。
查建英：那你现在回头看1980年代的好多讨论啊、话题啊，其实它是一个特别短暂的现象，有点虚幻，一个更现实的年代已经就在拐角了，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那时大家充满一种解冻期的热情，生活上还有国家给托着，是个有理想也有很多幻想的年代。很多艺术家、作家就觉得没准儿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天天在创新嘛。记得黄子平有句俏皮话：小说家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在路边撒泡尿都来不及。王蒙也说作家们“各领风骚三五天”。总之，三五年就把西方作家一个世纪各种流派都给过了一遍，然后就是拿诺贝尔奖啊，出大师啊、传世之作啊什么的。那时真的气儿挺足的，并没感觉后边有这么多问题呢。它还是集体主义生活沿袭下来的一种艺术形态。所以当时提的问题不太个人化，都挺大的，考虑的都是有关民族的、国家命运的大事。
阿城：他们叫宏大叙述。倒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有个人问题的。我在美国，有人问过我，为什么你的小说里老有个词——“众人”？我想想，是啊，众人，稍微近点儿的，我用“大家”，感觉上“大家”比“众人”清晰点儿，其实还是面目不清。其实，“众人”和“大家”是中译《圣经》里常用的词。
查建英：你觉得还有哪些作品比较个人化？
阿城：《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莫言当初写的很多东西都很个人。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他提出来的是个人的问题。莫言后来慢慢不太个人了。
文化，“是生态系统啊”
查建英：说说“寻根文学”吧。你一般也被当做“寻根派”的一个主将。那你现在怎么评价它呢？
阿城：“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
查建英：那时候呢，你讲过文化的重要。你那一篇《文化制约人类》的文章可能也给算做“寻根派”的一个文件了。但实际上你并没有感觉自己是寻根的？
阿城：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那时在我看来，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他们也可能紧紧巴巴的，但还是有余力。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Q能够独力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之后，土壤被扫清了，怎么长庄稼？不可能了嘛。
查建英：就变成工农文化了。
阿城：从肉身或从意识形态上把商人、工业中产阶级、乡绅、农业中产阶级消灭，当然大跃进就会出现了。如果这层土壤还在，还有话语权，是会抵制那种鬼话的。这之前，要夺天下，在解放区把这个扫清，没办法。得了天下，还这么扫，还谈什么中国文化？文化产生的那个土壤被清除了。剩下的，其实叫文化知识。
查建英：就是课本上的那些。
阿城：对。可以清谈，做学术，但不能安身立命，前人读它是为了安身立命啊。
查建英：文化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
阿城：是生态系统啊。
查建英：但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就生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边了。看来你在1980年代闹“文化热”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这件事了。
阿城：清楚。但我是支持“寻根派”的，为什么呢？因为毕竟是要去找不同的知识构成，补齐文化结构，你看世界一定就不同了。我是没办法，被边缘化了，所以只能到旧书铺子里去。现在松多了，连官方都寻了，祭黄帝陵、祭孔，先别急着笑话，开始不一样了，排列组合多了，就不再是单薄的文化构成了。
查建英：1980年代另一个方向，就是往外看。这是同时在发生的。像前卫艺术，后来那些“先锋小说”，就明显受了很多西方现代艺术、翻译小说的影响。
阿城：这些东西旧书店当年很多都有啊。其实后来想起来，我喜欢那个时期，就因为中国有那么多不焦虑的人，他们在看莫奈、看梵高、看康定斯基，看左翼引进来的麦绥莱勒、柯勒惠支，表现主义的格罗兹，还有鲁迅喜欢的比亚兹莱。
一直到抗日战争前。这时候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并没有在西方文明面前崩溃，在陕北那种穷地方还有李鼎铭；由乡绅和城市商人转向的民族资产阶级，像荣毅仁先生等等，渐渐成了一点民族工业的气候，中产阶级家庭出去留学的回来了七七八八，像侯德榜、熊庆来、陈寅恪等等，还有无数的人正在出去。北京的四合院里中产阶级还是“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白猫胖丫头”，像住干面胡同十六号的美国医生马凯大夫更是乐不思美。上海的时髦与巴黎的款式只差一个星期，好莱坞的新片也是一个星期一部。中产阶级既消费鸳鸯蝴蝶，也消费左翼文学，所以鲁迅的稿费并不低。天灾当然有，人祸当然也有。中国的一个朝向现代化的改良过程被日本人的侵略切断了，这是中国最亏的。抗战之后，接着打内战，1949年之后，运动连着运动，没有一天现代化的工夫。
我偶然在《读书》上看见你那篇文章，关于猎奇的，你说：猎奇有什么不好？我同意这个。你看美国一般的人，他学一下拉美的歌啊什么的，很正常，没有那种焦虑的猎奇。
查建英：喜欢别人的东西，有人就说是崇洋媚外了。
阿城：他们觉得这会带来新的文化构成，所以也焦虑。
查建英：你知道后来秦晖有一个说法，就是1990年代的人回头批评1980年代，说那时是“荆轲刺孔子”。就是说那个“文化热”是个伪命题，荆轲本来应该刺秦王，结果呢，因为怕丢了命，所以就去刺孔子，去批判传统文化了。“寻根”到后来可不是光把传统拿出来奉为珍宝，而是去批判它了。包括韩少功，也不光是瑰丽的楚文化呵，不是后来就写了《爸爸爸》吗？那可能跟“五四”的批判国民性又有一定的关系了。
阿城：有。
查建英：把中国传统保守愚昧的那一面又给拎出来，作为一个靶子，结论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所以我们才落后于西方，所以我们后来才有“文革”，等等。那个根就变成祸害之根了。结果就不是文化影响或者传承，而是又变成一个自我否定了。
阿城：寻根，造成又回到原来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增加知识和文化的构成，是比较烦的。
查建英：那要这么说，你认为1980年代的“文化热”不太成功？
阿城：这我觉得倒没有关系。估摸这事，还真是要来回来去这么反复。“五四”就想一次成功，一锤子买卖。鲁迅后来不是写《在酒楼上》吗？就是写当年的那些人，怎么都这样啦？消沉了。就像酒楼上那个魏连殳。
“我比较看重王朔”
查建英：“寻根”的那一拨儿人到后来也有各种各样的走向，各种各样的形态了。
阿城：都没关系，都有松动、晃动，而不是坚如磐石。开始出现可能性。寻不寻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要改变你的知识结构。
查建英：改造原来那个铁板一块的盐碱地。
阿城：对，那么多人，十几亿人，知识结构是相同的！寻根没有造成新的知识构成。
查建英：可那时候也开了个头了。你觉得这事有人继续在做吗？
阿城：我觉得做得有声有色的是颠覆。我比较看重王朔。王朔是真的有颠覆性。1980年代后期出了一批先锋作家，像残雪、余华等等，可我觉得相对于正统的语言，先锋作家是另开一桌，颠覆不了这边这个大桌。只有王朔，在原来这个大桌上，让大家夹起粉条一尝：这不是粉条原来的味儿啊，这是粉条吗？咱们坐错桌儿了吧？这就是颠覆。由王朔的作品开始，正统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包括央视的主持人都开始用这种语气说话，这个力量太厉害。但是没有一个主持人会说残雪的话。这就等于没有颠覆，反而没有起到先锋的意义。只有王朔做了。
查建英：有一种看法，说王朔做的是一个破坏性的工作，他没有建设。这建设性的工作由谁来做，不知道。
阿城：王朔是解构，他把正统文体砸变形了。变形就引起一个结果，你再怎么听怎么看，原来的话都是可笑的。
查建英：神圣的东西变成滑稽的了。
阿城：对。而且王朔造成了一种文体，一种识别皇帝的新衣的文体，心领神会的文体，这应该是一种建设了吧？
查建英：提另一个问题，1990年代商业化加剧，这对你说的文化构成、知识构成的影响怎样？有几乎是相反的两种评价。一种是觉得商业松动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个人空间。另一种是持批判态度的，比如说新左派，或者那些搞文化批评的人，他们比较强调商业对文化对教育的冲击，担忧它的腐蚀性，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用“新马”，比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来看，就是资本主义商业文化造出了一种“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原来你可能是政治单向人，现在你是另一种单向人，比如技术单向人，或者消费单向人，你还是不丰富，还是苍白。你怎么看？
阿城：问题其实不是相同的吧。“新马”面对的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尤其在欧洲，贫富悬殊的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环境很不一样。
查建英：谈谈过度商业化带来的问题，你觉得是一种错位？
阿城：商业化？我们根本没有商业。商业什么意思？起码得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健全的金融体系才有商业。没有这个根本不可能有商业，更别说化了，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查建英：那你不同意这种说法：中国人过去老爱谈精神，现在呢，就变成物欲横流，精神就不值钱了？
阿城：商业也有精神的，它有风险，没有精神怎么承担风险？一流的商人有一流的精神素质，但有一流精神素质的人未必成得了一流的商人。孔子当年的学生子贡是春秋晚期一流的商人，经营国际贸易，以他的实力还摆平过一次国际争端。可是孔子死后，别的学生守3年丧，只有子贡守6年，6年不经营，谁都明白对一个商人意味着什么。曾子跑去责难子贡，子贡说，我对老师的感情要6年才够。这是中国2500年前一个一流商人的精神啊。韦伯不是讲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的关系吗？我觉得现在中国还没有商业，只是权力释放出一些资源，谁有能力，谁近水楼台，谁迂回曲折，就去把释放出的资源拿到手，这不是商业。
在美国发现常识
查建英：你在美国呆了十几年，这种经历对你有多大影响？
阿城：对我的影响不太大。我从小学就读杂七杂八的书，形成了我对常识的看法。我在世界上走，到美国、到法国、到意大利、到日本等等，哦，原来世界上没变，常识还在。
比如说最基本的信用，比如助人。你知道在美国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要帮忙吗？这个中国原来就有，“要搭把手不？”“不用，谢谢了，您忙您的。”到“文革”，尤其是到现在，没有了，以前有啊！这是最起码的教养啊！搞来搞去半个世纪了，我们还没到起点！还在向基准迈进。连这个都没到，咱们就什么都别提了。在美国我有一次深夜开车车坏了，停在路边自己修，一会儿有辆车开过又倒回来，下来个人问我要帮忙吗，我一看是个很瘦小的女人，就说谢谢不用，你一个人下车很危险啊！她居然对我的后半句没听懂！另外，我从小就被推到边缘，习惯了不在主流。1984年发了小说之后，公共生活围过来，感觉像做贼的被人撒网网住了，而且网越收越紧了。到了美国才知道，边缘是正常的啊！没人理你是正常的啊！大家都尊重对方的隐私，这是个常识啊！所以在外国我反而心里踏实了。
所以，我等于出去休息了十几年。能休息就挺好的。
查建英：那为什么又回来呢？
阿城：回来是因为有可能性了。原来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起码现在，你有可能把门关起来，锁上了。以前不是。以前你一插上门，街道老太太就说：你插上门干什么？你不做坏事你插什么门！到西方去，你真的可以放心。至于说抢啊偷啊，那是全世界的问题。在那边你想叫一个人来打扰你，是要给他钱的，你要买他的时间。
查建英：出去十几年，有没有在哪些方面给你增加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
阿城：更多地是验证你的常识，验证你知道的基本线。这个基本线是很具体、很细节、很踏实的。当然还有图书馆。我在国内是没有资格借到某些书的，突然出国了，那里的图书馆是服务性的。那些图书馆不在于它藏多少书，业绩在于哪怕只有一本书，却借出过1000次。我们是藏了1000万本书，就不给你看！所以，在国外趁这个机会赶紧看书。
……总之，这么说吧，1980年代对我并不是特别有决定性、有影响的时期。使我的观念或者经验起到非常大转弯的、震荡性的东西，第一次是到我出身资本家、1949年前是中产阶级的同学家，之后是1970年代到农村。(摘自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八十年代》一书，原文约3.5万字，本报发表时有删改，引用时，请核对原文)
□ 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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