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国人是如何面对鲜为人知的通海大地震

半百老头

    通海大地震40周年祭 文革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南方都市报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一个倒地呻吟的白姓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刨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 社 的 近3倍(后 者 死 亡 比例 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看，即便在那里，救灾仍难称及时。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重灾区以玉溪市为主)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刘祖荫等主编，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地震发生当天，2时30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本报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周恩来：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

　　在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提到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并没有中央领导到灾区视察慰问。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6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地震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表达了对未前往云南灾区慰问的愧疚：“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忙了一些。邢台(1966年曾发生大地震———记者注)去了两次，云南一次也没有去，群众会责怪我，为什么对河北那么好？！我是动了念头的，不是没有动念头，想去，可是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一介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