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源头智慧

宛小童的十二月

思维智慧篇



　　 讲国学，有人认为首先就应该讲孔子和老子。的确，孔子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老子是道家

文化的鼻祖，而正是这两种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所谓“入乎儒，


出于道”。然而，我们似乎忘记了，儒家和道家的观点尽管不同，一个讲“入世”，一个讲“出

世”，但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思维的模式却是相同的，即都是一种阴阳观。无论是儒家的“极高


明而道中庸”（《论语》），还是道家的“万物负阴以抱阳”（《道德经》），都是基于“一阴


一阳谓之道”的基本观点得出的，而后者正是出自《周易》。


　　“一阴一阳谓之道”概括了《周易》全部的秘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打造了中国

人的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什么是思维模式？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思维习惯就是遇到问题该如何

去思考；遇到困难，该如何去解决。它关心的不是思考什么，解决什么（那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


化所倡导或宣传的），而是如何思考，如何解决。正是有了《周易》的影响，我们中国人的思维


直到今天还是上面“阴阳鱼”式的，从来也不是直来直去，而是讲究迂回进入、张弛有度、过犹


不及、以退为进、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内方外圆、否极泰来……


　　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式的智慧”、“中国式的领导”、“中国式的管理”，这些带


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东西的魅力在哪里呢？我认为不是世界观，而是方法论。就是说，我们中


国人思考问题的角度很独特，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新颖，解决问题的途径很“怪异”。而这种思维


模式正是《周易》给我们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思维模式就是这里的“渔”，它要


让我们学会怎样把“鱼”钓上来。



　　《周易》在国学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我们说到国学，首先想到的是“六经”。也就是说，这

六部著作是我们学习国学的必读书目，是经典的教科书，读书人的必修课程。 “六经”包括什

么？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而《周易》在“六经”中排在




了首位，成为了“群经之首”。



　　清朝的大学士纪小岚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经过反复思虑，还是把《周易》放在“经

部”的首要位置。因为《周易》代表了“中国式的思维”，渗透到了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国人的


人生、交际、谋略、兵法、管理、政治、中医、艺术，无一不打上了《周易》的痕迹。翻开《论


语》、《道德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鬼谷子》，我们都能从中嗅到《周易》的


味道。难怪纪小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纲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



　　所以，讲国学，首先应该从《周易》讲起；用国学，也应该先要领会学习好《周易》中的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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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小童的十二月

《周易》就是用来算卦的吗？



　　一说到《周易》，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算卦、看风水。如果到大街上走一走，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在大街小巷吆喝着给人算卦的人都称自己是用《周易》来给别人算命的。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让别人相信，自己不是在胡说八道，招摇撞骗，而是有理论依据的。至今估计还有很多人半信半疑，《周易》真的这么神吗？它算出来的到底准不准？当然也有人说，这完全是迷信，去算命的人真是愚昧，两个眼睛的人被没有眼睛的人（算卦的大多都是瞎子，即使不瞎也会装瞎）忽悠，真是可怜！





　　那么，《周易》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就是用来算卦的吗？如果它是用来算卦的，真的能算准吗？说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不寒而栗——自己的命运原来能够被“算”出来！这种观点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相信。



　　《艾子后语》里曾经记载了一个专靠算命来行骗的术士：齐王喜相命，有个人自称神相，还说自己是鬼谷子的学生、唐举的老师。齐王敬重不已，请他相命。神相却说：“先不要急，我给人相命一定要先谈一整天才行。”于是就跟齐王闲谈。谈了一会，有人来报告齐王说秦兵包围了即墨已三天。齐王脸色大变，神相在一边说：“我看大王眉宇间一股黑气，预示着一定会有战争。” 又过了一会，卫士绑上来一个人，说此人偷了国库许多东西。神相又在一边说：“我看大王下巴发青，一定要破财。”齐王不高兴了，说：“你说的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的，我想知道将来的事情。” 神相端详了半天才说：“我看大王面部方正、气宇轩昂，一定不是平凡之人！”齐王很气愤，一怒之下就把这位神相杀了。看来，打着算命的幌子行骗，迟早是会露出狐狸尾巴来的。


　　可是，这真的是我们古人眼中的《周易》吗？仅仅是简单地占卜、预测命运这么简单吗？肯定不是。在今天被我们看起来很荒唐的事情，我们的祖先却是非常严肃的。据说古人演卦有很多规矩，必须先斋戒，吃素食，还要沐浴，洗个澡，毕恭毕敬地去演卦。整天吃肉，身上脏兮兮的，演出卦来肯定不灵。而且，你不能碰到个什么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去演卦。比如，你今天家里丢了一只鸡，就不能靠演卦推算一下自己的鸡被谁偷去了。只有遇上大的事情，才能透露天机。否则，就会遭遇厄运。



　　《韩非子》中记载着一个周文王给商朝的奸臣费仲演卦而蒙难的故事。费仲是纣王身边

的奸臣，无恶不作，坏事做绝。当时周文王在朝歌，一次与费仲一起饮酒，喝的有点多了。


费仲知道文王能够演卦，就让文王算一下他的命运。文王一开始不愿意，但拗不过费仲的一


再请求，何况费仲当时是纣王身边的红人，得罪不起。无奈之下，文王就替费仲演了一卦。


费仲迫不及待地问文王结果如何，文王一时语塞，紧锁双眉，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费仲


急了，一再催问。文王说：“此卦甚是奇怪，大人您现今虽享荣华富贵，只是日后，您死的

倒真是奇怪。” 费仲问：“但不知是怎样的死呢？” 文王答曰：“人之生死虽有定数，有

因疾病而死，有因水火而死，有刀兵而死，有跌扑而死，或者悬梁投井而死，而大人您，日

后要在六月间冰冻而死！”费仲一听，脸色就变了，问文王：“君侯自己终身，可曾占过没

有？”文王回答说：“倒也占过”。“但不知日和如何”，费仲问道。文王说：“不才倒得

个善终正寝，百子送终。比大人您，却好得多了。”




　　这话让谁听了都会恼火。你落了寿终正寝，我却来了个死于非命！这不是明显地嘲弄我


吗？何况古代人对生死很是忌讳，而费仲又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小人。所以，文王


占这一卦不要紧，却是把费仲给得罪了。费仲认为文王戏耍了他，怀恨在心，跑到纣王那里


狠狠地告了文王一状。文王因此蒙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整整7年，受尽了折磨。不但如



此，为了营救文王，他的大儿子伯邑考还被纣王害死。



　　文王因为喝醉了酒，随意演卦，泄漏了天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看来，《易经》是用来算卦的不假，但不是瞎算，更不能行骗。就像《聊斋志异》里的那位崂山道士，到深山中学会了穿墙之术，回来以后四处卖弄，不务正业，结果不但丧失了法术，还闹出了很多笑话。所以说，算卦也有算卦的规矩，古代人对此非常严肃，斋戒、沐浴、祭天、守时，一样都不能少。



　　看来，《易经》根本不是靠预测吉凶吸引我们的眼球的。如果仅仅是为了预测吉凶，还

讲那么多规矩干什么！再者，演卦真的能够预测吉凶祸福吗？今天的我们估计没有几个人相


信这种说法了。我们不傻，古人也不傻。据《北齐书》中记载，北魏的开国之君魏道武帝拓


跋珪就是一个不信星相和占卜之说的人。公元396年，拓跋率军攻取后燕，一路势如破竹，


最后兵临后燕国都中山城下。正当拓跋要下令攻城时，太史令晁崇进谏： “今日攻城恐怕

不太吉利，当年商纣王就是在甲子日败亡的；今天就是甲子日，兵家大都忌讳在今日出


兵。” 拓跋一听，哈哈大笑道：“商纣王败亡于甲子日，但周武王不就是在甲子日兴起的


吗?” 于是下令攻城，果然灭了后燕。



　　 在反封建迷信方面，拓跋珪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看来古人也并非靠占卜活着的。既然


占卜不管用，我们为什么还对《周易》这么着迷呢？是什么东西吸引了我们？要回答这些问


题，我们还是要回到《周易》上来，看看这到底是一本什么的书。

宛小童的十二月

     


      我们现在所说的《周易》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一部分是《易


传》。这两部分和在一起统称为《周易》。从时间上看，《易经》恐怕是我国最古老的



一本书了，从内容上看，这本书的直接目的显然是用于占卜。占卜，就是在遇到自己无



法克服的困难，对未来的事情无法掌控的时候，通过演卦来预测吉凶，也就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算卦”，预测一下自己的运数。《易经》记录了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



辞。传说是伏羲画出了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可以理解，在古代社会中，生产力



不发达，人们对于周边发生的事情无法解释，无法操纵，更无法预测，于是就通过这种



方式来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理由。卦象吉，证明这件事可以干；卦象凶，则证明这件事



不能干，要有意识地去规避。





　　而《易传》呢，《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易传》共分十篇：《彖》


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今天


我们读《易经》，主要是借助《易传》来读的。因为《易经》的成书时间比较古老，根


本不容易读懂。不仅今天的我们读不懂，就是古人也读不懂。所以，只能借助《易



传》。如果说《易经》是教科书，那么，《易传》就是这本教材的辅导工具书。所以，


《易传》的十篇又称之为“十翼”。“翼”就是“翅膀”的意思。没有《易传》提供的



这十个“翅膀”，《易经》这只大鸟根本飞不起来。






　　至于《易传》的作者，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据说是孔子写的。孔子读《易经》，


颇有心得，于是就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汇编成册，起了个名字就叫《易传》，以区别于


《易经》。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易传》形成于战国时代，而不是孔子生活的春


秋时代。因为从内容风格上看，《易传》和《论语》差的太多，很难想象是出自孔子他


老人家之手。不管怎么样，《易传》成书都应该《易经》晚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无论



在内容还是行文风格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易经》文风比较简朴，专门用来演



卦预测吉凶，目的性比较强；《易传》的文风就比较抽象，已经不是用来占卜了，而是



通过解释《易经》中的卦象来阐发宇宙、社会、人生的道理。比如，《易经》中只有



“—”、 “--”两爻，通过两爻的合成和重合演变出不同的卦象，然后再从卦象看出



吉凶。据说伏羲演八卦的时候，用的是蓍草，根本没有文字，只能靠一双眼睛看（仅有


其“象”，未见其“辞”）。直到文王演六十四卦的时候，才配上文字（辞）。而在



《易传》中，“阴”、“阳”两个字开始出现了。别忘了，“阴”和“阳”已经是概念



了，而不再是用蓍草编成的“—”和 “--”。这其实已经上升到理论高度，正所谓“观




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更进一步的是，《易传》通过对卦象的解释最


终得出了“一阴一阳谓之道”的观点，形成了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影响的“阴阳观”。


翻开《易传》，我们看到的已经是“阴阳”、“刚柔”、“动静”、“盈亏”、“进



退”这样一些相辅相成的概念了。所以，《周易》对后来儒家和道家影响比较大的，是



《易传》，而不是《易经》。



　　但话说回来，《易传》毕竟是从《易经》中来的，没有《易经》，就没有《易


传》，而《易经》正是用来算命合占卜的。也正因为此，算卦、占卜的一些成份不可避


免地流传了下来，被一些算命先生和风水先生所利用，成为了他们招摇撞骗的资本。关



于这一点，古人其实早有洞察。《五经注》这样批判《周易》：“其失也，贼。” 意思


是说，学会《周易》演卦的人，如果不走正路，就会变成旁门邪道，贼头贼脑，招摇撞



骗，像贼一样把别人手里的东西忽悠到自己腰包里。这种东西，古代称之为“术”。这


样，从《易经》到《易传》，《周易》逐渐有了“学”和“术”之分，到最后甚至泾渭



分明。“学”是指有关天地人生的大道理；“术”则是算卦的技法。“学”的著作，历


代史籍中列入经学类的子部，十分尊崇；“术”的著作则列入“术数类”，杂部，是轻


视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待《周易》是“叫其理，玩其占”，读书人学习


《周易》，重在明白《周易》中经天纬地的大道理；至于占筮，则是读书人业余玩的游


戏，如同现在的麻将、扑克一样。




　　现在我们或许能明白了，《周易》并不是有些人眼里的封建迷信，而是我们中国文


化中的大智慧，绝对不能抛弃。正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它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和



思维模式。




　　即使是《易经》中的占卜之术，我们也不能一概视为封建迷信。如果那样，就是在


苛求我们的祖先了。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古人只能借助一双肉眼来对这个世界进


行解释和推测，而不象今天的我们有望远镜，有宇宙飞船。今天的我们看起来是封建迷


信，当时的人们可能还奉为真理呢！历史进步了，观念也在进步，信奉的东西当然也在



改变。

宛小童的十二月

　　

占卜是为了预测吉凶。我们的祖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他们身处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但是这


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用演卦来进行算命，而不是用别的方式来算命呢？


比如，他们完全可以靠投硬币的办法来预测吉凶阿！把一个硬币投到空中，落地的时候，正面表


示吉，反面表示凶。这样岂不是更简单？何必还那么繁琐地去演卦？就拿今天来说，一个人如果

很罗嗦，喜欢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传小道消息，我们就说这个人很“八卦”。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八卦的推演过程，看看有多么繁琐。


　　 卦象推演过程中的两个基本单位是“—”，另一个是“--”。 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

形式，叫做八卦。八卦互相搭配又得到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下面我们


看一下八卦的卦象：
　　
　　
　　
　　
　　乾：乾三连　　坤：坤六断　　震：震仰盂　　艮：艮覆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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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离中虚　　坎：坎中满　　兑：兑上缺　　巽：巽下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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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每一卦都没有具体的内涵。也就是说，卦象不具体指什么，在不同


的场合、不同的时间都会显示不同的含义，正所谓“随时而变，因地而化”。比如，八卦可以用


来指事物：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

表沼泽。八卦也可以用来指抽象的数字：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八卦可以用来指方位：乾指西北，坎指北，艮指东北，震指东，巽指东南，离指南，坤指西南


，兑指西。八卦可以用来指五行：乾、兑表示金，震、巽表示木，坤、艮表示土，离表示火，坎

表示火。八卦可以用来指四季：乾、兑旺于秋，衰于冬；震、巽旺于春，衰于夏；坤、艮旺于四


季，衰于秋；离旺于夏，衰于四季；坎旺于冬，衰于春。



　　看来演卦真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绝对不是投硬币那么简单。两爻形成八卦，八卦又演出

六十四卦，彼此相互依存，又生生相克，构成了一个无限循环的封闭系统。况且，每一个卦象的


含义又不确定，必须结合地点、时间、所要占卜的事情等各种因素揣摸卦象所蕴含的义理，推测


其中的吉凶。这真是一门极其深奥的学问，很难学会，即使告诉你了占卜的规则，你也未必能够

推测吉凶。就像金庸小说中的武功秘籍，你得到了也没有用，因为你看不懂。所以说，《易经》


真是一部天书，是真正的秘籍。这门“手艺”根本不用去申请专利，因为旁人很难剽窃，剽窃过


来也是乱码。你如果妄加揣摩，就会走火入魔。



　　从八卦的推演过程可以看出，真正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占卜吉凶的目的，而是演卦和凭借卦象


推测义理的过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正是推演八卦和推测义理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代表着我们


祖先的一种信仰，一种思维，一种智慧。也正因为此，《易经》被列为“六经之首”，登的是大


雅之堂，而不是像一些神话传说那样被打入“冷宫”。就拿今天来说，我们学习运用《周易》中


的智慧，也不是因为它能用来算命，而是要学习演卦的思维模式，用它来体悟人生，洞察世间万


象。


　　《易经》中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知道吸引


了多少人皓首穷经地去研究，更不知道耗尽了多少高智商文人的脑细胞。因为你不论怎么钻研，


都会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易经》成了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永远也无法把里面的奥秘全部穷


尽。就像蒙娜丽莎脸上的那一丝微笑，从不同的角度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智慧的魅


力、艺术的魔力。《史记》中说，孔子读《易经》曾经“韦编三绝”（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


次），可谓痴迷。即使这么用功，孔子还认为自己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奥秘，仰天浩叹地说：“假


我数年，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南怀瑾先生也说，读《易经》最好不要夜里读。因


为夜间一读《易经》，一夜不能睡觉，越研究越没完，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同时又会发现另一


个新的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发现新的道理，研究下去，不知不觉，就到天亮了。“闲坐小


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 一个春天过了都不知道的情景。为什么时间过去了都不知


道？痴迷而已。



　　那么，伏羲和文王所推演的六十四卦里到底蕴含着什么秘密呢？是什么灵感让他们去如此推


测和解释这个世界呢？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只有我们的民族选择了这种思


维模式？这是纯粹偶然的吗？就拿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来说，当我们的祖先用演卦预测吉凶的时



候，远古的西方人却正在痴迷几何学。其中的差异又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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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虽然是用来占卜的，但却是表达了上古之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传达

了上古社会人们的一种世界观。我们在上面说过了，如果仅仅是胡乱算命，投硬币


就可以了，没必要如此繁琐地演卦。现在科学发展了，对于宇宙的起源、人的出现


已经有了科学地认识。霍金说，宇宙的形成源于宇宙的大爆炸，达尔文说，人是从


猴子变来的。可是，我们的古人却不知道这些，也不可能知道。他们站在荒芜一片


的大地上，看着漫无边际的苍天碧空，高山流水、飞禽走兽，鸟语花香，真不知道



这个世界是如何一下子到了自己眼前的，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要到哪



里去……总之，是一脸的茫然。




　　这种茫然，这种困惑，古代人都遇到过，不管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于是，


他们便用自己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做着种种推测和猜想。



　　但任何的猜想和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和自己的生存相关联。生存的方式

不同，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也就不同。试想，如果你是一个出身寒门的穷孩子，每


天都要靠辛苦的劳动才能满足温饱，每天都要靠紧衣缩食才能基本维持家庭的开


支，你所理解的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又会是什么样子


呢？相反，如果你身出豪门，有着贵族血统，饭来张口，伸手穿衣，每天都出入高



档的酒店和娱乐场所，你又会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世界也许本无区别，有区别的其



实是看待世界的眼睛。维特根斯坦说：“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王阳明说：


“身外本无一物，其发微之精处，就在于人心中的那一点点灵明”看来，世界的意



义在人的心里，在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中，正是“人心”才使这个世界明亮起



来，成为他看到的样子。而在这里影响“人心”的，正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



境。


　　马克思晚年对人类文明早期的古代社会有过深入的研究。马克思说，人类要存


在下去，首先应该满足两个条件，进行两种生产活动：一种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


外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在这里表达得意思其实很容易理


解。人要吃饭，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人们不得不去考虑怎么能够吃饱肚子。这



一顿吃饱了，必须考虑下一顿的食物从哪里来。除此之外，还要考虑住在哪里，身




上穿什么。不然就可能会冻死，被野兽吃掉。所以人要进行第一类生产，满足自己




吃穿住行的需要。第二类生产是人类的延续所必需的。试想，全世界的家庭如果都




不准备生孩子了，人类是不是迟早要像恐龙一样灭种？没有了生儿育女的行为，人



类不可能代代繁衍下去，因为人迟早是要死的。



　　既然这两种生产时人类的存在是必须的，那么，我们的祖先是如何进行并看待



这两种生产的呢？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有了推演八卦的思维方式？回答这两



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几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看看他们所生存的环境。我



们这样说，可能会陷入所谓的“地理决定论”。但是，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



文化的影响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正如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可能有不一样的心情



一样。而且，越向前追溯，生产力越不发达，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就越明显。所以，



以伏羲为代表的古代知识分子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还要从我们的祖先所处的



地理环境说起。



　　在这“两种生产”中，西方的远古人类可能更看重“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什


么呢？因为西方人生活在大海包围的环境中，吃饱穿暖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生



存，他们不得不学会打鱼、造船等生存技能，因为对他们来说，随时都可能没有了



吃的，临时建立起来的栖居之所随时都可能被大海淹没，从而不得不随时准备迁



徙，不得不对喜怒无常的大海怀有宗教般的敬畏，不得不去研究大自然的规律和奥



秘。因此，他们的目光多朝向的是身外这个喜怒无常的自然世界。因此，他们喜欢




研究自然，揣测自然的奥秘，而对人自身的生产却没有给予过多地关注。所以我们





经常说，西方社会是“海洋文明”，是大海塑造了西方的文化、气质、性格和思



维。
　　而我们东方就不一样了，我们的祖先一开始就生活在广阔无垠的平原上，生活安定，不必四处迁徙，过着平静稳定的群居生活。在吃穿住行方面，东方人也没有西方人那种眼中的生存危机，只要有一双勤劳的双手，就能种庄稼，而只要会种庄稼，就不怕被饿死。当然，大自然也会来捣乱，要么大旱，要么大涝。但风调雨顺的时候也是有的。只要在收成好的时候，学会储存粮食就可以了。大海的咆哮带来的灾难是摧毁性的，而暴雨和干旱却不会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东方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东方的社会是农业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可能就不会迫不得已地去关注“物质资料的生产”，而是投向了自身，更多地关注“人自身的生产”。
　　而这也正是伏羲演八卦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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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他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而最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八卦。据



司马迁在《史记》记载：伏羲的母亲名叫华胥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有一天，她


去雷泽郊游，在游玩途中发现了一个大大的脚印。出于好奇，她将自己的脚踏在大脚印


上，当下就觉得有种被蛇缠身的感觉，于是就有了身孕。而令人奇怪的是，这一怀孕就


怀了十二年。后来就生下了一个人首蛇身的孩子，这就是伏羲。




　　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

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

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


花纹。《易传•系辞》中是这样记载的：

　　
　　古包羲氏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

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肯定是在自己和天地万物、飞禽走兽什么发现了某

种共同的东西。正是这个共同的东西，给了伏羲灵感，他才创作出了八卦。我想，当时

的伏羲可能非常兴奋，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天地万物运转变化的大奥秘。




　　伏羲做八卦的时候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先关注的是自己，然后才去关注外


面的世界，把在人身上发现的东西类比到外在的天地万物上去。这也就是所说的“通神


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先关注外面的世界，


最后才关注自身。《圣经》中所讲的“上帝创世”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上帝用


七天的时间创造整个世界的。先是创造了天和地，后来又创造了光、空气、日月星辰，


最后才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圣经》中讲的这个故事影响深远，以至于古代的西方


人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内没有关注人自身。直到苏格拉底喊出了那句“认识你自己”



的箴言后，这种状况才开始转变。


　　那么，伏羲发现了什么？


　　我说出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他发现了两性之间的交配！


　　让远古的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天上那灿烂的星空，让我们的祖先感到不可思议的则


是“人自身的生产”，即两性交配——怀孕——孕育出新生命的整个过程！


　　你没有看到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通过本能式的性行为使女人受孕，随即一个

新生命就这样诞生了！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不是通过别的东西改造出来的，也不是从别

的东西中移植出来的，而是从“无”到“有”硬生生的创造出来的。孕育生命这样的事

情，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估计太不稀奇了，可是不懂生理学的古人却是感到万分的惊

奇。所以他们感慨地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谓之易”。还有比创造新生命更大的

“恩德”吗？这简直就是造物主的神奇！就像把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它在合适的土壤

里生根、发芽，长成禾苗，开花结果。男女交配的秘密就在于此，下面我们简要地分析


一下其中所蕴含的基本思路：


　　
　　1、男人和女人性别是对立的，但又彼此互相依存。没有男人，也无所谓女人，反


过来来说也是如此。


　　2、男女不能互相替代，男人不能替代女人，女人也不能取代男人，各自有着自己


的独立位置。


　　3、男女性别又是相反相成的，只有男女的结合才可能有生殖行为，才可能有


“生”。


　　
　　男女之间本能式的交配行为，给了伏羲莫大的灵感（钱玄同、郭沫若甚至断定，


《易经》中阳爻“—”和 阴爻“--”代表的就是男女生殖器）。也正因为此，伏羲演八


卦的基本单位是阴阳两爻。估计在他看来，有这两个基本的单位就够了，完全可以演化


整个世界。因为阴阳两爻相生相克，彼此交合，就会产生“生”的能力，而“生”出来


的东西还能继续“生”，这样就能无限地延续下去，就是“生生谓之易”了。




　　这就是《易经》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模式。有人说，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的

文化是生殖文化。可谓一语点中要害。我们的祖先正是在男女交配的过程中发现了“万


物负阴以抱阳”的奥秘，在受孕生殖的现象中总结出了“生生谓之易”。17世纪,中国


的伏羲八卦吸引了一个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茨,他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八卦的阴阳两爻很


有意思，他把阳爻作为零,把阴爻作为一来研究,然后,发明了二进位制数学。而正是这种



二进位的数学，而这种数学正是今天电脑技术的理论基础。

　　

宛小童的十二月

　　

在考察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之前，我想先说一下西方人的思维。有比较才有鉴别嘛！尤其在今天，



我们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顶礼膜拜，总是把我们自己的思维斥为迷信，真是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情。所以，这种比较更为必要，否则，我们就无法感受传统文化的真正魅力。






　　我们上面说过，西方是海洋文明，四周环海的颠簸生活让他们非常看重外在的自然世界，而不是关注自身。远古的西方人也对这个世界进行推测和解释，但他们的思路却和我们东方人不一样，他们想找到这个世界最后的“根基”，总想找到一个最终的东西来解释这个世界。所以，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都在仰望天空，都在苦思冥想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说：“水是世界的本原”。这个推测可以理解，西方人四周都是水，很容易联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水构成的。后来赫拉克利特说“火”是世界的本原，恩培多克勒说“种子”是世界的本原……总之，他们所认为的“本原”都和生产资料有关，表现了古希腊人对生存的焦虑，对自然的敬畏。



　　到了后来，西方人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心灵，但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线形的思维。比如柏拉图

说，“理念”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理念”引发出来的。什么是“理念”

呢？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柏拉图说，“桌子”这个概念就是理念。现实中，我们之所以把所有


的木制的、有四个腿一个面的东西称之为桌子，是因为它们“分有”了“桌子”的“理念”。但


现实中的桌子都是不完美的，因为它们只是“分有”了“桌子”这个“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


占有了全部。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一条直线和一个圆形是完全符合几何学上的概


念的。无论我们怎么小心翼翼地摆弄手中的直尺和圆规，总是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破绽。就这


样，西方人在线性思维的鼓动下，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之上又构造出一个世界来，那就是理念


的世界。



　　在西方人眼里，要进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数学了，因为数学最典

型地表达了线形的因果思维：给一个支点，就能按照遵循逻辑推导出结论。起点是给定的，推论

的过程又是符合逻辑的，结论也就是必然正确的了。所以，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是逻

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

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



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


“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一个因为几何学的前提

是自明的，推论是符合逻辑的，根本就是无懈可击，毫无破绽。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


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当然也产


生了宗教。




　　给一个支点，就能撬起整个宇宙！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

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


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



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


定的。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


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



点。正如上面这三组平行线的图形，我们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



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西方的科学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


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


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立即会坍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完美的善”，还是牛顿的



“第一推动者”，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宗教和科学，不是相互冲突的东西吗？在中世纪，不正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会运动阻


碍了科学的发展吗？其实这正是我们东方人最大的误解。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没有

宗教，就不会有科学；没有科学，估计也出现不了宗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没有宗教的科



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正是对自然界和目的性的坚定信念，使得西方很多大的科


学家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宗教徒的身份。屈指算来，爱因斯坦、牛顿、笛卡儿、罗


素、莱布尼茨，哪一个不是在研究完自然的奥秘之后，又去教堂进行礼拜呢？这些把探究自然界


的奥秘与对上帝的归依等同起来的科学家们，正是通过一种把科学视为生命的“为科学而科学的



精神”在西方的文明史上演绎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开辟出了一条专属于西方的“智”的传统。


从早期的泰勒斯因夜观天象掉入坑中，到毕达哥拉斯的百牛大祭，到阿基米德面对罗马士兵的最



后请求，再到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还有爱因斯坦临终的那句名言：“我还是不相信上帝会



通过掷瓠子来决定这个世界的”……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几乎病态的“求真”精神和热情向自己



的有限性发起了一次次的挑战，来回赎自己偷食禁果的原罪。

宛小童的十二月

　　
　　与西方的线性因果思维不同，被《周易》所塑造的“中国式”思维不是直来直去的，而是阴阳式的。中国人从来不承认有一个最终的支点，更不会说阿基米德和康德那样狂妄的话。相反，在中国人思维的最深处，总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因素纠缠在一起，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活体，相反相成，每时每刻都在相互作用，而不是一方完全处于被动，而另外一方完全处于主动。正如下面的这个“阴阳鱼”的图形，黑和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在这个方向上侵染了我的“地盘”，而我却在另一个方向占据了你的“领地”。勾挂连环，变幻莫测。因此，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是：迂回，再进入，进入，再迂回，带有的活体对抗和“博弈”的痕迹。我们知道，所谓的博弈，指的就是是活体之间的对抗，你的对立面不是僵死的、任你摆布的，而是和你一样能够进攻、能够反抗的。就好比下棋，你每走一步棋子，对方也会走一步；你想把对方吃掉，对方还想把你吃掉。在这种情况下，线形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除非对方不走动棋子，而只有你自己走。但是，这样做就无法下棋了，因为破坏了象棋的规则。
　　
　　说的这里，我们或许能明白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对外在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考，而外在的自然世界都是“死体”，任你摆布，而不存在反抗和斗争。这也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西方社会过于注重“物质资料生产”，过于敬畏自然界的规律，最终形成了线形的因果思维。自然界是客观的，换句话说，自然界是“死”的，只要我们把握了它的规律，就能一劳永逸地控制它。正如作试验，只要满足了试验的条件，就能得到同样的试验结果。所以，西方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创造了无以伦比的物质财富。
　　而我们中国人，一开始思考的就不是如何去探究自然界的奥秘，而是在两性之间相反相成的活动中获得了灵感，关注的是“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生命现象。一旦牵涉到生命现象，因果律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人不是机器人，而是有意志、有意识的活体，根本就不能按照设计的程序出牌。人生没有规律，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规律可循。而《周易》给我们的思维，就是让我们去把握其中的“微妙”之处，体会人生至理，洞察事件万象。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西方人所拥有的是知识，中国人拥有的才是智慧。智慧哪里有固定的模式呢？康德说的好：“给我物质，我能撬起整个宇宙，但是科学定律连一个毛毛虫的生命运动都不能解释。”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对中国的《周易》非常重视。他曾经说：“我们的科学基于因果律之上，而我们都认为因果园里是万古不变的真理。然而，在《周易》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思想，似乎专着眼于机会率。我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中国人却极为关心。而我们所崇拜的因果律，他们似乎不屑一顾”。的确，又《周易》所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与西方人大相径庭；的确，对于西方人奉若神明的“因果律”我们的古人并不十分重视，然而由《周易》所引发的思维模式不是“机会率”，而是“阴阳率”。如果我们把“因果律”和“阴阳率”比较一下，至少能发现几点不同（对照上面的图形）：
　　
　　1、对“因果律”而言，“因”和“果”的关系是外在的，相对独立的。“因”不依赖“果”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就具有了独立的地位。对“阴阳率”而言，“阴”和“阳”是内在的，彼此纠缠在一起的，谁也离不开谁，而是处于整体的结构中。
　　“因果律”看重元素，“阴阳率”重视结构，最为明显地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差别（关于中医，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讲）。西医认为，所谓的疾病无非是病毒进入了人的身体，所以要把病毒杀死；中医认为，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人的身体的整体机能发生了紊乱，所以要增降人的免疫力，辨证施治。
　　
　　2、从“因”到“果”的过渡，靠的是逻辑推理；强调其普遍性、必然性。而“阴”和“阳”的互动，注重的是“时机”，重视的是“相时而动”，这里没有必然性的规律，没有普遍性的法则，唯一可做的就是“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因果律”强调普遍必然，“阴阳率”注重“时机”“变化”，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则是“科学”和“谋略”的差别。科学都是证据的，能够预测的，它的功能就是能让我们看到“因”，就能想到“果”；而“谋略”则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注重活体之间的对抗、妥协和博弈。所以，中国因受“阴阳率”的影响成为了一个谋略大国，无论是研究战争的《孙子兵法》，还是探讨雄辩之书的《鬼股子》，无一不打上了谋略的痕迹。
　　
　　3、“因”和 “果”之间的联系是直线单一的，二者的结合是机械的，是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之间没有任何感性联系；而“阴”和“阳”的关系是多重的，内在镶嵌的，互相拥有的。
　　 “因果律”注重机械单一的外在联系，“阴阳率”强调迂回、多重的内在纠缠，最为明显反应这种差别的是“印欧语系”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前者是表音文字，后者是象形文字。前者非常适合来写科技论文，传达的信息严谨明确；后者则是天然用来写诗歌的。所以，中国的诗歌很难翻译成英文。 西方写史书，写得好像是科学文章；而中国人写历史，写得好像是诗歌。正如鲁迅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北宋的苏舜钦却拿《汉书》来下酒，索然无味的历史书，竟然让中国人写的妙笔生花，正是我们语言的魅力。
　　……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其实都包括两部分：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人生，人怎么生活才有意义；而方法论则是强调如何去思考这些问题，如何实现自己所认为的人生价值。可能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她的世界观中包括了方法论，她的方法论中也包含了世界观。而所有的这些，渗透到了中国的文字、艺术、政治、经济、管理、医学等各个领域，让人回味无穷。

宛小童的十二月

　　在西方，上帝是最完美的，没有任何缺点，它处于金字塔的顶端，无人能及；而中国则没有这种让人崇拜的“神”。即使在神话故事中，各路神仙也是各司其职，没有谁是天下第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各的绝活，没有谁是“全能冠军”。





　　我们小时候都玩过“剪刀•拳头•布”的游戏。别看三个简单的符号，我们却是玩得其乐无穷。仔细分析一下，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剪刀、拳头和布都有自己的对立面，或者说“克星”：剪刀是布的克星，布是拳头的克星，而拳头又是剪刀的克星。惟有如此，这个游戏才能玩下去。《西游记》中，孙悟空神通广大，有七十二般变化，那又怎么样呢？大多数妖怪他还是降服不了，关键时候还是要到处去请救兵。原因很简单，孙悟空不是全知全能的，他并不是所有妖魔鬼怪的克星。要铲除妖怪，就要去找到妖怪的克星。孙悟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先变化成小虫子去打听妖怪地底细，然后再去请救兵。孙悟空降伏不了金光眼，就去请昴日星官这个平时根本不在意的小神仙。这叫一物降一物，露水点豆腐。有人说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谁能比得上？确实，如来佛法力最大，可惜他不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是印度宗教中的佛。我们中国文化酝酿不出这样的角色来。

　　
　　这仍然是由《周易》中所体现的思维观决定的。 “一阴一阳谓之道”，最后操纵这个世界的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阴”、“阳”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东西。“阴”和“阳”都是“道”，但又都不是“道”，“道”不能来自“阳”，也不能来自“阴”，而只能来自二者的相生相克。阴阳相互牵制，相互抵触，但又谁也离不来开谁。没有“阴”，无所谓“阳”；没有“阳”也不会有“阴”。二者相生但又相克，所以构成了永恒的运动，产生了万物。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没有出现“老子天下第一，包揽天下”的局面，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文化打造的思维不是线形的，而是阴阳式的，向来排斥独断的、本原性的东西。天大不大？天够大了，无边无际，但与天相对应的还有地。你如果迷信天、不看地，就会倒霉。


　　据说殷商时代的人们就很迷信天，相信天命观，迷信上帝鬼神的神秘力量，事无大小都要向神问卜一番吉凶。他们相信上帝也是他们的祖先神，是专门庇佑自己子孙的，而无论这些子孙做些什么，祖先都会在天堂保佑他们。正因为此，商朝后期，纣王无道，残暴至极，令人发指。《淮南子•要略》中记载：纣为做天子的时候，对老百姓残酷剥削（赋敛无度）、滥杀无辜（杀戮无止），皇宫简直就是杀人的战场（宫中成市），把人绑在烧红的铜柱子上活活烧死（制炮烙之刑），把忠心规劝的忠臣的心挖出来（刳谏者），把孕妇的肚子剥开（剔孕妇），老百姓都被他糟蹋坏了，怨声载道（天下同心而苦之）。可是，我们这位纣王却有恃无恐，因为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他的脑子里扎根了。当殷王朝大臣祖伊听说西伯的活动后，告知纣王，纣王竟然嚣张地说出了一句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话：“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命运自有老天安排！）



　　后来周朝灭掉了商朝，从商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再也不敢忽视地下的事情了。天不是万能的，不能保佑你一辈子。所以，周朝对天和地都很重视，对上仍然还要敬天，但还要重视地下的事情。周朝的国君心里其实很明白：周是一个小邦，之所以能够灭掉商朝，靠的就是重人事，修道德，实行仁爱之政，使天下归心，万民附焉。《史记•周本纪》中说：西伯被囚羑里，放归后“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看来，天命必须和人事相配合，不尽人事，仅信天命，灭亡是迟早的事情。看来天和地真是一对矛盾，你什么都相信天命，在地下胡作非为，老天不会庇佑你；就像今天的人们天天炒股票、买彩票天天梦想发大财一样，结果到最后仍然两手空空。相反，你认为自己了不起，不相信天命，觉得靠自己的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到，那也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人活一辈子偶然的事情很多，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就能掌控自己的命运的。就拿今天来说，你可能工作非常努力，但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机会，也不可能飞黄腾达；你可能很有才气，但如果没有一个让你施展本领的平台，你这一辈子也可能是虎落平川，碌碌无为。你可能买了一次彩票，忽然就中了500万。这些在古代都称之为“天命”。《尚书》中也说：“天命靡常”，就是说天命不可捉摸，要敬畏。孔子说他这一辈子有“三畏”，其中第一个就是要“畏天命”。“天命”要敬畏，地下的事情也要重视，这就是 “尽人事而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乐莫大焉。”自己只要尽到努力了，其他的就要靠上天来安排了。

宛小童的十二月

　　 古希腊有个诡辩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一切皆变，正如人不能

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为什么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路呢？这是因为河流每时每刻都在变

化，你刚才踏进去的那一条河流已经不是现在这条河流了。赫拉克利特这个观点很伟大，但是他

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切都在变化。后来他把变化的根源归结为神，仍然有点牵强附会。




　　赫拉克利特之所无法解释“永恒的变化”，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变化的动力和源泉。即使找到了，也不是很彻底。因为西方文化在根子上是“一”，而不是“二”（这一点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如果去看一看《周易》，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




　　按照传统的说法，“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别小看简单的六个字，可让我们的古

人伤透了脑筋，因为不知道这三个词啥意思。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这里的这个“易”字。我们

知道，在《古汉语辞典》里，“易”有双重意思：1、变化；2、 容易。这就是中国文字的魅

力，一个同样的字可能有不同的涵义，而且按照哪一种涵义讲都可能说得通。起先《周易》、

《易经》、《易》，西方有人翻译为The Book of Change，意思是“讲变化的书”。但是“易”

不但讲“变易”，也讲“不易”，或者说是讲“变易的不易之道”，这里的“不易”是指“不变

化”，还是指“不容易”呢？西方人糊涂了，到最后干脆不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Yi Jing”做



书名，算是“易”的一种巧译。结果让我们大开眼界的是，这种“不易”又做了一次语言游戏：


不译，不易，是译，是易。




　　依笔者看来，这三个词应该区别对待，不能等同视之。“简易”中的“易”应为“难易”之“易”。所谓的“简易”就是简单、容易的意思。所谓的简单，是说全部卦象都由阴阳两爻构成，构成单位是简单的。不就是一个“—”、一个 “--”，有什么难的？略微看一眼，大部分人都能有一点肤浅的认识。也就是说，入门并不难。所以说，“易”的第一要义就是“简单、容易”。可是，你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傻眼，因为就是这么两个简单构成单位却演绎出了无穷无尽的变化。而这正是《周易》的魅力。最能代表《周易》智慧的是围棋。围棋就是由黑子、白子构成的，游戏规则也很简单，就是围子。因为简单，所以入门很容易。可是，你如果真正钻进去，你就会发现，就是黑白两子，却能走出无穷尽的棋局，真是变幻莫测。这才是高智商的游戏。而且所有高智商的游戏都满足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构成单位简单，二是游戏规则容易把握。但正是这种所谓的“简易”后面蕴含却是汹涌澎湃的风浪。在这一点上，象棋就逊色很多了，不仅构成单位多，包括车、马、象、炮、卒，而且游戏规则也比较麻烦，所以它玩出的花样就远比围棋少的多。




　　所谓的“变易”指的则是一切皆变，永无止境。在这里，你看不到任何现成的东西，也找不到任何支点，看到的只有此消彼长，潮起潮落。一切都在变化中产生，一切又都在变化中消亡。《易传》中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生生谓之易。”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变化，无不是相互对应的阴与阳的作用。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有阴则有阳，有失必有得，有刚则有柔，有积极的一面就有消极的一面……既相互对立，又和谐统一，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而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则无不是因了阴阳交互作用而致，这就是“道”，是宇宙的大规律，是我们认识一切事物的钥匙。这个天地之道，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这就是“易”------不断地变易。所谓“观于阴阳而立卦”（《易传•说卦》），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易传•系辞》），所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易传•系辞》），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所谓“不易”，最难理解，歧义也最多。有人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一切皆变，而变化本身是不变的，所以说是“不易”。本人认为，我们古代绝对没有西方这种诡辩式的语言游戏，这是西方的专利。我们玩语言游戏，总是在“形”、“音”和“意”上做文章（我们后面会专门谈中国语言的魅力），而非玩弄“变”和“不变”的概念。这里，我取最简单的意思，所谓的“不易”，其实就是说“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其实就是说，即使你知道了阴阳之间是相生相克、变化无穷，也无法把握其中的奥秘。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卦象不仅代表事物，还代表四时、四方、五行。含义多重，使得破解卦象的确切含义变得扑朔迷离。虽说六十四卦都是由“—”、“--”两爻组合而成的，但其组合和变化的意义却是难以把握的。而且在每一卦中，不仅“—”、“--”各爻的数量非常重要，而且它们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关键，整体和局部之间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卦象而言，即使“—”和“--”的数量相同，但其搭配的状态和所处的位置不同，卦象的含义也会大相径庭。大家估计都知道“天忌赛马”的故事，同样的三匹马，排列顺序不同，其导致的结果也会大相径庭。更何况变化还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是强调阴阳的互相转化的“恒变之术”，而是把阴阳维持在平衡状态中的“中庸之道”，却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正因为此，同样面对《周易》，孔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和老子从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很不一样。孔子注重“乾上坤下”，注重阴阳的伦理含义，从中得出“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修身养性之道；而老子却是“贵柔守慈”，强调“上善若水，天下莫之能争”，让人总感觉是“君人南面之术”。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模糊性是智慧的一种美德”。《周易》看似清楚、实则模糊的特性成就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智慧如果像白开水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哪里还会魅力。1+1=2，大家都不会产生歧义，但这里面也没有智慧，至多是一个小知识。惟有《周易》，成了永远也打不开的黑箱，无论如何咀嚼，都觉得意犹未尽。在《周易》的理解方面，没有权威，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穷尽了其中所有的奥秘。确实，在千变万化的卦象中把握事物发展的现状、规律及其意义，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游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神无方而《易》无体”（《易传•系辞》）讲的就是这种活学活用的不易之法。总之，一切皆变，“变”体现了中国人最高的思维智慧，但其中的奥秘，又是干巴巴的语言如何说清楚的呢？老子早就说过：“道可道，非常道”，因为对于这种时隐时现，变动不居的思维智慧，我们只能细细的品味，静静地体悟。

夏秋

学习，看过了，谢谢宛宛；
不用黄色好么，黄色字很难看清楚；

龙井似碗钉

《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　
　 牛顿的经典著作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什么是自然哲学？所谓自然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界的形而上学，是人们基于理性而形成的自然观。自然哲学包涵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因为自然科学是人们基于经验而成的知识，而自然哲学则是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基于理性，人们形成的自然观。恩格斯将他的自然哲学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而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人们的自然哲学则是经典的“易”学思想。
　　 牛顿把他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强调了“数学”的作用，事实上，这也就是源于古西腊毕达哥拉斯，流行于现代物理学的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原型，万物都是摹仿数的，是数的摹本，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一切现象。”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对此，亚里士多德、恩格斯都有过评论。亚里士多德说：“这些哲学家显然把数目看作本原，把它既看作存在物的质料因，又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写道：“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而这种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恰恰构成了物理学的自然哲学基础，这也就是牛顿将他的著作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原因。近代科学冲破宗教的束缚，始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而哥白尼本人则是一个坚定的数学本体论者，在物理学那里，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的形成有他的历史源渊，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不妨看看爱因斯坦对这一问题的表述，以便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从有点像马赫的那种怀疑的经验论出发，经过引力问题，我转变成一个信仰唯理论的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到数学的简单性中去寻找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的人。”(《爱因斯坦文集》一卷380页)
　　 又：“创造性的原则寓于数学之中，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正如古人所梦想的那样，纯粹的梦想能够把握实在。这是真的。”(杨振宁《美和理论物理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1期)
　　 又：“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结构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谷超豪《数学唯心主义必须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2期)
　　 现在，我们提出“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是基于我们新发现的一些经验事实，如“分形”现象，“全息”现象。这些并不能用数学本体论的自然观加以说明，而他恰恰符合古老的“易”学思想，基于理性，我们提出自然哲学的“易”学原理，简述如下：
　　 1、“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客观世界存在一个二元的结构。
　　 2、磁场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物质的属性。可以说，“磁”是万物之灵，是一切相互作用之源。磁场的两极性，决定了客观世界的二元性。
　　3、“物极必反”，又谓“穷则变”。
　　 4、物或因相同而相吸，亦或因相异而相吸；物或因相异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物极必反”，这就是阴阳相互作用的规律。　　 　
　　 5、“象数”自然观所蕴含的分形，全息思想。“易”有两途，一曰“象数”，二曰“义理”。易的“象数”观点，亦即“易”的自然观。易的义理观点，亦即“易”的人文观。所谓“象”，即“像也”。就是取象比类认识自然界的方法，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就是分形、全息的思想。当然，象数自然观在强调“象”的同时，也强调“数”的作用，指出“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系辞》) “象”是定性地说明问题，“数”是定量的说明问题，合称“象数”。现代科学强调定量分析，也是一种“数”的观点，这种观点和“数学本体论”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